莫言斋范文1
杨明斋，本名杨好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杨明斋7岁时开始读私塾，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供其求学，16岁就不得不辍学务农。1901年3月，杨明斋像无数山东人一样踏上了“闯关东” 的路，他先是在哈尔滨，后又来到了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打工谋生。因为有些文化，杨明斋还兼做记账员，收入高于一般工人。他时不时帮“闯俄罗斯”的老乡写写家信，所以在华工圈子里颇有威信。1908年，他来到西伯利亚矿区做了一名矿工，随后又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半工半读，接触到了一些激进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杨明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因为有文化，口才也不错，他不久就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一员。
杨明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选为华工代表，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杨明斋被布尔什维克党安排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潜伏”，成为沙俄版的“余则成”。
接受俄共（布）派遣回国推动中共的创立
“十月革命”后，苏俄很快就陷入协约国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3月，列宁直接领导成立了筹划、策动、指挥“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为了保证“世界革命”有正确方向，列宁为共产国际的活动确定了理论基础，那就是“要消除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为建立无产阶级而斗争”。具体手段是输出革命，以暴力建立无产阶级，并制定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方针。
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与活动目标，俄共远东地区的各类组织纷纷向中国派出协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使，如奉苏俄军方派遣的布尔特曼来到哈尔滨一带活动，并且广交北京、天津两地高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还与取得联系。在上海则有受苏俄阿穆尔军区派遣，还曾会见过孙中山的波波夫以及在上海活动并与后来出席中共一大的李汉俊建立关系的阿加廖夫。
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众多苏俄密使中，最卓有成效的当数维经斯基。随维经斯基来华的小组还有4名俄国人和1名中国人：4名俄国人分别是东方学院毕业的季托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勃里亚科夫、工人出身的斯托杨诺维奇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而那名中国人就是兼任小组翻译的杨明斋。选中杨明斋有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上述4个俄国人没有一人懂中文，二是杨明斋在俄国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作为华工中的杰出代表，是这个来华策动组建共产党，鼓动暴力革命的小组的最佳人选。
维经斯基小组的灵魂人物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前来中国的时机非常之好，可谓独得天时之利。1919年的使苏俄政府看到了中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为了取得中国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不失时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这与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形成鲜明反差。消息传入国内，其影响可想而知，报刊上的宣传，中国知识界的亢奋，无疑都把苏俄视作为正义、公理的化身，一时之间对苏俄社会主义、列宁的崇拜也广泛、时髦起来。陈独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维经斯基等人于1920年4月初到达北京。由于已经离开祖国近20年了，对国内动态不甚了解，所以在动身前，杨明斋将苏俄国内有关中国的所有报道收集在一起，结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东方部提供的材料，作了认真阅读分析。到了北京，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先与在北大任教的俄共（布）党员鲍立威（又译柏烈伟）教授取得联系。后经鲍立威介绍，他们又共同拜访了。有了交往后，杨明斋从处借来了已经出版的所有《新青年》杂志和反映中国近几年新思潮方面的杂志，从这些杂志上，杨明斋了解了国内诸多学界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并将这些情况向维经斯基一行做了介绍。在认识了北大学生、刘仁静等人后，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尽快去上海拜访陈独秀。而在与相处的这几天里，在不断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杨明斋给留下了深刻印象。杨明斋等南下后，对人说杨明斋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对杨明斋雷厉风行的大胆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到了上海，很快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当时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为了便于联系和活动，杨明斋租下了渔阳里6号，作了陈独秀的邻居。在上海，杨明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协助维经斯基办起了受共产国际委托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其中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杨明斋还积极协助维经斯基确定了中国科的任务，明确了其核心任务就是在中国尽快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许多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对外联络往往都是杨明斋与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再和维经斯基商量取得一致后进行的。5月份，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明斋、维经斯基共同协助陈独秀于这年8月初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正式取名“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时在日本）、俞秀松、沈玄庐等8人，这批人原先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杨明斋还指导俞秀松进行了建团工作，不久就在杨明斋的住处正式宣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成立。
此后，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杨明斋自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主讲马克思主义，与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共同承担俄语教学。这所学社实际上是上海党组织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员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从中挑选出20多名青年团员，经杨明斋安排，分3批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许多人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杨尚昆、、王稼祥、乌兰夫等，日后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骨干，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俄通讯社也由杨明斋担任社长，杨明斋为该社写了大量通讯，使得该社在沟通中俄人民相互了解、宣传俄国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给济南的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去信，联系了王尽美等人。这年秋天，杨明斋回山东故乡探亲，在济南作了停留，与中学师生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于是，这年秋天，在济南的校园里便出现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基础上，不太长的时间内，济南就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中共一大时成功派出了两名代表。
是年11月，由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正式问世。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该刊物广泛发到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勤工俭学的革命者手中，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
一个有个性的翻译
杨明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翻译工作中，他的翻译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李达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早的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40多岁，他曾经在帝俄的东方大学呆过，所以会俄文，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尽管如此，李达说，杨明斋“却是个好人”。
作为翻译者，本应做到准确无误，将一方的意思确切无误地翻译给另一方，即使口译一时可能难以做到信、达、雅，那也不能将他人之意任意篡改或不翻。可杨明斋却自作主张，认为对的他就翻译，不对的他就不翻译，或翻成自认为应是这样的意思才有利。他头脑中有一张“过滤网”，凡是他不赞成的全被过滤掉了。他对陈独秀非常崇拜，可翻译时，他照样按自己的逻辑办，陈独秀讲的他认为是对的就翻给维经斯基听;他认为不对的，或不翻或按自己的认识翻。不过从此后的情况发展来看，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翻译，并没有产生不良恶果，其效果还是可以的――他与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促成了陈独秀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受陈独秀的派遣，与维经斯基一同去了趟广州，促成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功不可没。倘若产生不良后果，李达也不会说他“却是个好人”。曹靖华是1920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听过杨明斋的课，算是杨明斋的学生，也了解杨明斋，一直关心着杨明斋的下落。1954年，曹靖华在家做客，谈话中问到杨明斋的下落。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
反对国共合作为陈独秀申冤
杨明斋个性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固执，一旦认定了的事，不肯轻易改变。马林来华后，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陈独秀由不赞成到服从，可杨明斋就不同了，他是坚决反对，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有苏俄利益需要的因素，是在苏俄的一手帮助促成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其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因此陈独秀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国共合作。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毫不隐晦地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陈独秀服从了，党服从了，可杨明斋不服从。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说：“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的政策，无异是将共产党出卖给，为此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对此，陈独秀到没有拿他怎么样，但工作总得做吧。回忆说：“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由于甘肃根本没有党组织，所以，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护送第二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志。这批学生中有几位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都不是一般人物，如秦邦宪（博古）、、杨尚昆、、孙冶方。之后，杨明斋就留在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
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盛岳（即盛忠亮）说：“1925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明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1927年夏，当我们全部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就要启程回国了。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陈独秀扣上了“反革命” 的帽子，杨明斋接受不了对陈独秀这样严厉的处分，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将所有的错误都一股脑儿栽在陈独秀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是共产国际在找“替罪羊”。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些理哪有地方去说？于是，性格耿直的杨明斋索性在1930年春，只身一人偷越国境到了苏联，想直接找共产国际反映情况。然而到了苏联不久，他就被逮捕，流放到托木斯克。但他为陈独秀鸣冤叫屈、批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政策失误的长达80页的报告倒是被层层上传到了共产国际。敢于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虽说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认识的高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
私自越境进入苏联并遭逮捕后，失去了自由的杨明斋无奈之下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求救，但王明、康生都不予理睬。于是，1932年10月21日，他又给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这次赴苏的经过、被关押与“充军”的情况，希望到共产国际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可没有见到这封信。
莫言斋范文2
从来富贵似仙家，
弱水昆山路较赊。
今夕湖中催画艇，
何如岭上驻金车。
行云入暮方为雨，
皎日凌朝莫上霞。
若把千年当一夜，
碧桃明旦合开花。
此诗为冯班作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初七，是日钱牧斋（图1）于茸城湖上以彩船迎娶柳如是，并作《合欢诗》4首，一时唱和者云集。冯班亦作4首以和，此为其一也。翻开《钝吟老人遗稿》之《冯氏小集》（图2），上卷第三首即是。
冯班（1602～1671年）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氏。与兄冯舒并称“海虞二冯”，时人多以“狂”“痴”二字目之，今人提起二冯，则往往涉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及虞山诗派。虞山诗派为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诗派之一，其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核心人物为钱谦益，余则有二冯、瞿式耜、钱曾、钱陆灿等。冯氏一门三代皆与牧斋有缘。二冯之父冯复京与牧斋为好友，二冯则随牧斋学诗，二人诗集皆由牧斋作序，彼时二冯之成名，亦有得于牧斋之盛赞。及至牧斋晚年，还为冯班之子行贤诗集作序，曰：“冯子无咎，吾故人定远之子也。余于定远为父行，亲见定远羁角裹头，以迨斑白，而今复见其子之能诗。”
此《钝吟老人遗稿》1函6册，其中一册卷末有陆时化题识两段（图3），其中墨笔题识为：“王阮亭云定远博雅善持论，著《钝吟集杂录》六卷，论文多前人未发，其诗以才调集为法。朱竹垞云启、祯诗人善言风怀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远稍后出，分镳并驱，次回以律胜定远，以绝句见长。”朱笔题识则为：“气味不能深长，总由思致浅故，囗少神韵，义山浑厚而不俗，在得比兴。此学义山，惟学其多涉闺事。”下钤有朱文方印“陆时化字润之”。
此两段题识，墨笔为王渔洋、朱彝尊对冯班之评价，朱笔为陆时化对冯班之评价，由内容可见陆时化不甚喜冯班。陆时化（1714～1779年）字润之，号听松，江苏太仓人，性喜聚书，其藏书处有听松山房、翠华轩及啸云轩，常手自校雠，以贻其后裔。黄丕烈跋旧抄本《耕学斋诗集》云：“适书友以东仓陆时化手抄唐宋元明人集数种求售，内有是集，留之校对一过。”可见陆时化“贻其后裔”之愿并未得偿。
然使陆声名更盛者，在其书画收藏，此由其著《吴越所见书画录》可窥一二。是书所记书画多为润之30年来游历江、浙期间，故家遗族、高僧韵士所示，起自唐讫于清初，以明代为多，每卷依时代为序，详记尺寸、绢楮、题款及藏家。此书初刻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其子陆愚卿刻于陆氏怀烟阁，全书由润之亲自手书上版，延名手汤士超开雕，写刻皆工，墨如漆灿。然而奇怪处在于，此书6年后即被朝廷列入禁毁书目，未知何因。一部书画著录之书亦遭禁，清廷文网之怪、之密可见一斑。吾与听松老人缘浅，无缘收得此本，仅得光绪年间以木活字印行之本，版心下刻“怀烟阁”3字，可知陆氏一脉历经乾、嘉、道、咸、同直至光绪，古风犹存。
陆时化跋语
润之不喜冯班，自有喜冯班之人。康熙时期重要诗论家赵执信（图4）于当时作文论诗者多有訾謷（zǐ áo，诋毁之意），唯独折服于冯班。赵执信（1662～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自18岁初睹《钝吟集》，立即对冯班佩服至五体投地，瓣香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清史列传》载其：“一见班所著，即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尝谒班墓，以‘私淑门人’刺焚于冢前，倾倒甚至。”冯班殁后，次子冯行贞、侄子冯武收拾遗著辑，镂板行世，赵执信序曰：“先生既殁，其友人陆贻典辑其诗为七卷，其《钝吟杂录》八卷，先生长子行贤尝携以入都，大为时流惊怪。中间《严氏纠谬》一卷，尤钜公所深忌者。执信与先生邑子陶元淳独手录而讲习之。今行贤与元淳亦已谢世，执信学之三十年，未能窥万一，然后之宗法先生，莫有先焉者矣……康熙丙戌秋分日，益都私淑门人赵执信谨序。”
彼时诗坛极具影响力之诗评家除赵执信外尚有王士禛，亦即陆时化题识中所称“王阮亭”。王士禛（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论诗提倡“神韵说”，其著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及《池北偶谈》等。王士禛长赵执信29岁，与赵之祖父为忘年交，其妹嫁给赵执信叔父赵作肃，作肃之子又聘王家女，赵执信妻子则为王士禛外甥女。如此世交兼多重姻亲，按说王、赵两人应当关系极厚，事实上“王赵交恶”却是当时诗坛一段公案。究其原因，二者于诗学理念不同固然是根本，而冯班则是不可避过的重要原因。王氏诗学宗司空图（晚唐诗人）、严羽（南宋诗论家、诗人。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赵氏宗冯班；王氏尚清远，赵氏重人烟。渔洋曾对冯班有所微辞，秋谷则意气难消。陆时化题识所摘录王渔洋评冯班诗文尚为中肯，未有贬意，然渔洋“论文多前人未发”原文后尚有一句“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同卷又有评论严羽曰：“（严沧浪）乃不易之论，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凡此种种，秋谷闻之，皆愤而不平，故行文作述，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以奚落渔洋。
秋谷如此护卫冯班，只惜生不同时，无以把酒。冯班在世时交游甚广，其中最厚者当数陆贻典，《钝吟老人遗稿》之行世，亦多亏陆氏。陆贻典字敕先，小冯班15岁，亦为虞山诗派之中坚，与二冯同游于牧斋之门，为其晚年身边得意门生。彼时往来频频者，尚有毛晋、毛扆（yǐ）父子，毛扆为陆贻典之婿。今时传世最早、最全之《钝吟老人遗稿》即由陆贻典、毛扆、冯武等人于康熙年间汇刻。毛晋因为抄书、刻书之故，遍交文坛与书界，其50岁时，冯班作诗相赠：
余英溪畔省当年，
膏火终宵共一编。
日月过头君似长，
雪霜生鬓我惭先。
仲雍山下侵牕草，
尚父湖边扑棹烟。
两地景光无远近，
遥倾尊酒祝华颠。
此时冯班47岁，正值壮年，虽然言及雪霜生鬓，言语间仍然意气风发，颇见壮怀。及至毛晋60岁，冯班复吟曰：
沧桑世事漫悠悠，
尊酒相看两白头。
好事也知同古昔，
名人几个与风流。
书夜永宜无倦，
种秫年丰合倍收。
待得春天光景好，
湖头应许泊渔舟。
此时冯班亦近花甲，两白头去泊渔舟，淡远冲和，万事已不强求，与时人所称之狂、之痴，皆昨日矣。兔走乌飞，岁月锻人处或许即在此不知不觉之间。此诗吟罢未久，毛晋即过世，未知春日湖头，白头之约有否相践。
陆贻典康熙七年（1668年）为《钝吟老人遗稿》作序云：“先生（钱谦益）序成于崇祯之岁，刻之《初学集》，迄今垂三十年。天下之读其词者，莫不想望定远之人与诗。而其诗刻，仅《冯氏小集》百余首，其友毛氏潜在实任梨枣之役。今潜在不可作矣，好事寥寥……”可知此集中唯《冯氏小集》3卷为毛晋所刻，余则由毛扆陆续开雕。是书全集为23卷，计有《钝吟杂录》10卷、《冯氏小集》3卷、《钝吟集》3卷、《游仙诗》2卷以及《钝吟别集》《钝吟余集》《集外诗》《钝吟文稿》和《钝吟乐府》各1卷。其中《钝吟集》与《钝吟杂录》命运有如宵壤。《四库全书总目》评介《钝吟杂录》云：“故班诸书之中，诋斥或伤之激。然班学有本源，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虽间有偏驳，要所得者为多也。”《钝吟集》则著录于《清代禁毁书目》，坐以“悖逆诞妄，语多狂吠”之罪。
《钝吟老人遗稿》之《钝吟杂录》
《钝吟杂录》10卷（图5）为定远殁后8年，由其侄儿冯武编辑成书，后有冯武跋语，详述各卷搜集经过：“公著书无定所，或书友人斋头，或书旁行侧理，以故殁后多散佚。武竭蹶求之，数年于兹矣。仅得九种，编成十卷，题曰《钝吟杂录》，以公尝自号钝吟老人云尔。《读古浅说》，病中嘱黄子鸿授武者；《家戒》则得之于家补之；《正俗》系女弟子董双成所寄；《日记》乃得于僧饮章行囊中；《严氏纠缪》，参见诸本，今另为一卷。《诫子贴》散见于小启。编成后，家履中缄寄《纲目纠谬》五则暨《遗言》《遗嘱》三种。其余尚有《壁论》三卷，《读古心鉴》《葫芦私语》《画论》数种，无从寻觅，亡失颇多。”
吾读至此，甚好奇“女弟子董双成”之出现。日前刚刚草就左墉稿本《云根山馆诗集》一文，内中言及袁枚女弟子甚多，不间此又现女弟子。待翻检资料，始知冯班有友名许瑶者，许瑶之妻吴绡为当时著名闺阁诗人，曾从冯班学诗，有《啸雪庵集》传世，钱谦益、吴伟业、叶襄等诸名家皆为之作序。董双成则为吴绡陪嫁之侍女，后从冯班学书，晚年亦和吴绡一起与冯班多有过从。《钝吟余集》中有诗句云：“后堂容醉客，小妓是门人。”注云：“广平小妓董双成、唐灵华从余学书，每自称门人。”事实上，由冯班诗集可知，彼时与其从游之女性不在少数，其诗亦多有描绘男女情事之作，难怪陆时化于识语中言“此学义山，惟学其多涉闺事”。如今人们每每提及女弟子，常首先想到随园（袁枚，晚年自号随园主人），却不知早在100年前，已经有人先行此招，只是未曾绘下《女弟子请业图》而已。
莫言斋范文3
关键词：妓化；女性美；心灵抚慰；爱情追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16-01
作为我国古代短篇文言小说的高峰，《聊斋志异》创造了众多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鲜亮动人的要数其中的女性形象。她们不仅具有风姿绰约的女性美，而且敢于大胆追求坚贞的爱情，还能抚慰失意文人的心灵，从这些角度看，此类奇女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妓化”倾向。本文拟从这种“妓化”倾向入手，进一步对《聊斋志异》中的奇女子形象进行阐释。
一、风姿绰约、才情动人的女性美
古代青楼女子为了生存，招徕顾客，特别注重容貌的修饰与才识的修养，并在与文人学士的交往中逐渐占据上风。自唐宋以来，出现了很多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启并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创造出一系列具有“妓化”倾向的女性形象，给人以审美的享受与寄托。
在《聊斋》近五百篇作品中,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多达百人，她们美丽动人的容貌、风流婀娜的体态和高雅脱俗的谈吐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女图：如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公孙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葛巾“宫装艳绝”，聂小倩“肌肤流霞”、“绰约可爱”等等。她们的美不仅表现在如花的容貌上，更展现在独到的智慧与才情中。《颜氏》中的颜氏，饱读诗书、尤善时文。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自己女扮男装，从容入试，连中春、秋两试，从县令一直做到御史,最后衣锦还乡。古代女子只应呆在闺房之中，而颜氏女则能替夫科考，并连中两试，她的智慧与胆识可谓“巾帼不让须眉”，难怪作者叹到“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
二、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在封建社会，婚姻的缔结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聊斋》则塑造出一批敢于反对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形象。她们不仅抛头露面，言笑大方，将“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的闺门戒律抛诸脑后，且敢于主动追求婚姻幸福。为了爱情, 她们生者可以死, 死者又可以生, 狐女可以放弃千百年的道行, 仙女也不惜抛弃世人梦寐以求的仙界，真正到了舍生忘死的境地。《连城》中的连城看到乔生的诗，不仅赞赏其诗才，更把他引为知己，于是“矫父命”赠金给乔生“以助灯火”。同时，乔生也视连城为知音，在连城病重时，不惜割肉救她，这种“知己之爱”真诚而感人，虽历尽波折，却能生死不渝，显示了真挚爱情的可贵。
古代青楼女子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少。她们与文士的密切交往，又使她们这种相对开放的生活习惯被写入文学作品中加以放大，逐渐成为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一个原型。但作者毕竟是以男性视角来塑造女性形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打上了男权社会的烙印，表现出局限性的一面。蒲松龄创作的婴宁形象，在礼教的束缚下，“由是竟不复笑”，彻底失去了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可见封建礼教对古代女性的毒害之深。这种矛盾的形象体系是女性“妓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丰富并完善了古代文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使之更加生动形象。
三、对失意文人的心灵抚慰
自唐以来，“娼妓”与“文士”的交往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题材。文人雅士多愁善感，加之远离故乡、形单影只、仕途坎坷失意等因素，使之陷入精神上的恐慌。在这种精神委顿之际,急需找一个能解风情、通人性而无利害关系的地方宣泄，青楼就是最好的地方，这样就使文人与娼妓开始频繁的交往并进入文学题材中。仕途失意，情场得意，被文人当作是人生缺撼的一种弥补，这在文章的题材内容上表现出女性的“妓化”。纵观整个《聊斋》，女性与失意文人的交往比比皆是。
《书痴》中的男主人公郎玉柱，读书误入歧途，导致人格发育不全，“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颜如玉就教他下棋、游戏等，并反复告诫，身体力行，终使他的言行举止恢复正常。还有《小翠》、《凤仙》、《红玉》等篇章中，书生都是在女主人公的帮助下摆脱困境，获得成功与幸福。她们给精神潦倒的书生送去精神与肉体的抚慰，为他们生儿育女、孝敬老人，这几乎成为她们生命的全部价值。
总之，蒲氏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具有迷人的外表，更有打动人心的才情与智慧。她们不仅大胆而执著地追求美好的爱情，更在落魄文人失意时给予无私的帮助，她们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勇敢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士。这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学中“”形象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妓化”倾向。这些女子或是某种精神的象征，或是某类情感的代表，逐渐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的一个代表，带给读者与众不同的精神享受。
莫言斋范文4
团圆和美的定安菜包饭
在大年春节时，定安古镇人家最喜欢吃菜包饭。做菜包饭的历史渊源久远，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是在清代，算来应有150多年历史了。
清末拔贡生莫家桐曾在《定安乡土志》里有“正月初三赤口吃菜包饭”的记载。正月初三吃菜包饭为定安民间习俗，意为一家团圆和美过日子，还有“齐心协力、拢住家财不流失”之说。
制作菜包饭，先要煮好干饭，凉后最好能散开分粒；接着洗净生菜滤干备用；将剁得细碎的鱿鱼、鸡丝、腊肠、酸菜、韭菜、四季豆、青蒜和鲜藠分别倒进热锅里，炒至香味溢出，和松软的米饭一起搅拌成色彩斑斓的什锦饭。吃时可选用你喜爱的酱料如虾酱、辣椒酱或什锦酱抹在生菜叶上，趁热把饭打进菜叶里，用手拢成团捧着吃。
菜包饭在定城及邻近村庄十分流行。很多人欣赏这种吃法原汁原味的野性。
现时喜爱菜包饭的不仅是定城人，不少外地人也喜爱上了这种吃法，定城一些聪明的饭店及时抓住这一商机，相继推出菜包饭，竟也生意兴隆。昔日的土味一不留神登上了大雅之堂，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定城80多岁的莫忠雄老人深有感触地说，‘菜包饭’从小吃到大，每次吃来还是那么回味悠长。（选自王姹《菜包饭原汁原味野性浓》）
博得好彩头的文昌“头盘菜”
在海南文昌市的大小节日中，如某某人结婚，某某叔伯生日，或儿孙满月周岁，远方亲戚朋友归来宴请等，都会有一道菜名叫“全家福”，又称“头盘菜”。顾名思义，酒席上第一道菜，可见当地人们对这道菜的重视。
在文昌地区婚庆宴席好坏，头盘菜是很关键，厨师手艺也可略见一斑。往往厨师总是要下很多功夫来准备这道菜，当客人坐定，首先上桌的就是“头盘菜”，意愿博得好彩头。又称“全家福”，寓意着十全十美，六六大顺，家庭和睦，幸福美满。
做头盘菜的原料往往多达十几二十种，这些原料会因气候、季节、地域而有些许差异，但主旨是不会变化的：食材主要以本土特色，荤素结合，营养美味，色彩搭配美观，做到了色香味俱全。
传统的头盘菜一般包括干虾米、干鱿鱼、猪瘦肉、干猪皮、红萝卜、冬菇、木耳、洋葱、西芹、香肠、腐竹、葫芦瓜、干金针菇、小葱、新鲜茶树菇、青椒等。如今，随着生活习惯和人们口味的改变，传统头盘菜也在不断地创新，原料中加入新的元素，比如新鲜虾仁、新鲜金针菇、新鲜猪肚等。
每当有婚庆宴席时，厨师或家里的厨娘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头盘菜的原料，准备这些材料也要花费上不少时间与精力。先将干虾米、干鱿鱼、冬菇、木耳等干货用热水提前泡发，红萝卜和葫芦瓜用刨子刨成丝，小葱切段，香肠切薄片，西芹、腐竹、猪瘦肉、洋葱等切成小细条。这样炒出的头盘菜才能让人松软适中，可口好吃，色彩搭配赏心悦目。
祝福满满的海南斋菜煲
海南人都应吃过斋菜煲，特别是每逢大年初一，琼北地区的海南家庭都会吃斋，久而久之，成为了海南地道的名菜之一。
斋菜，原为道家、佛家烹任的以三菇六耳、瓜果蔬茹及豆制品为主的素食菜肴，斋菜的最大特点是不使用动物性原料。就连某些植物性原料，如大蒜、坡芹、咸菜等也在禁用之列，故又称“寺院菜”、“素菜”。
以往，琼北的海口和琼山地区是海南佛教胜地，因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传统习俗每逢农历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必吃“斋”。其次为元月初九，也普遍“拜神”吃斋。海南斋菜煲装煲整齐，色泽分明，菜质、爽脆，气味香鲜，诱人食欲，经常食用，有益身心健康。近年来，由于素菜具有的养生功效和独特口味，进入饮食市场，大受消费者欢迎。
海南斋菜煲用料丰富，达二十多种，且每种都蕴函寓意。
荞头，荞与海南方言的较谐音，寓意较别人强，比别人厉害。也有文章说是茄子；茨菇，海南方言除旧的谐音，辞旧迎新之意；
发菜，寓意发财，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甜菜，甜甜蜜蜜，生活美满；
水芹，勤劳肯干；
青蒜，能说会算；
刺粉，粉丝的一种。寓意细水常流，会持家兴业；
金针，即黄花菜，寓意有财，家底殷实；
木耳，海南话称猫耳。俚语云：耳猫猫（耳皱皱），听母话；
甜竹，即腐竹，寓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莫言斋范文5
病后空惊鹤瘦，时来或作鹏骞。
海角烦君远访，江源与我同来。
剩作数诗相送，莫教万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二子与秦少章同寓高斋，复同舟北行。
）留下高斋月明。
遥想扁舟京口，尚余孤枕潮声。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国弥年。
空使犀颅玉颊，长怀髯舅凄然。
为予远致殷勤，瑞草桥边老人。
红带雅宜华发，白醪光泛新春。
莫言斋范文6
古时候，祭祀前往往要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清心寡欲，以示虔敬。《论语》云：“斋必变食，居必迁坐，自洁也。”这便是“斋”，也称“斋戒”。以后也将供奉神佛的食品，施舍僧尼的财食称作“斋”。可见，与“斋”相联系的是要环境整洁、身心虔诚、不食酒荤，而这等环境氛围，正适宜闭门读书、埋头写作。著名的《四时读书乐》中便有描写书斋的这种诗句：“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人帏。”
正因为如此，“斋”字很早就与书房、学舍结缘。相传西汉著名文学家杨雄晚年潜心玄学，玄学是一支哲学流派，解释天地伦常之道，多有精微玄妙之言，故杨雄题书房为“玄斋”，又称“草玄堂”。唐宋之际，命名书房之风渐行，于是便有王安石的“昭文斋”、苏辙的“遗老斋”、米芾的“宝晋斋”、杨万里的“诚斋”，明代朱权的“云斋”、杨循吉的“卧读斋”、李贽的“思斋”、曹学的“汗竹斋”，清代颜元的“习斋”、蒲松龄的“聊斋”、惠士奇的“红豆斋”、沈德潜的“归思斋”等等，留名于神州大地。书房走进了“斋”的殿堂，于是文人学士书房里的役童，也便唤作“斋斡”，也就是俗称的“书童”。
“庵”，本是圆形的小草屋。《南齐王・王秀之传》中云：“父卒，为庵舍于墓下持丧。”即指在墓侧结庐为庵守孝。《神仙传・焦先》中又有“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由上可见，庵，一是面积不大，二是结构简单，“结草为庵”便可：三是远离尘嚣，清幽宁静。因此，以后有些并非女尼居住的寺院也称“庵”了。如宋代范仲淹就曾借住“咒钵庵”埋头苦读，而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身居闹市扬州为静心攻读，曾别离亲人，赴镇江焦山“别峰庵”发愤读书。此两处，因为是范、郑日后荣登龙门的发祥之地，后人便将原址修缮一新，成为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别峰庵中还悬有郑板桥手书的名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条幅。宋代大诗人陆游有“老学庵”，并有《老学庵笔记》传世。南宋大儒朱熹的书斋名“云谷晦庵”，云谷是地名，朱熹字元晦，系其师刘屏山所取，意为“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希望他成为一个含而不露、道德内蓄的人。明代文学家张岱因仰慕晋代名士陶渊明，便取斋名“陶庵”，明末学者黄宗羲作文时，慎于下笔，惜字如金，故题书房为“惜字庵”。
现代学者名流柳亚子20世纪40年代蛰居上海“孤岛”时，眼见祖国河山大片沦丧，广大人民遭受日寇蹂躏，心中无比悲愤，遂将书斋命名“活埋庵”。现代著名作家周瘦鹃有斋名“紫罗兰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的书斋为“瓜蒂庵”，是因为“余所得者，皆人弃我取之物，如拾秋后之瓜蒂”。而现代著名学者钱仲联也称自己的斋名为“梦苕庵”。
文人雅士的书斋，也有不少以阁命之。宋代叶梦得有书房“触书阁”，元代倪瓒有“清两阁”，明代范钦的“天一阁”、毛晋的“汲古阁”，更是海内外闻名。清代有高翔的“弹指阁”、孙星衍的“岱南阁”、包世臣的“小倦珠阁”等名载史册。此风绵绵，延及当代，国画大师刘海粟有画室“存天阁”，而当代著名画家吴青霞有“篆香阁”，著名书法家胡问遂“滕颖阁”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