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范文1
关键词：莫言；《蛙》；互文；戏仿；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62-04
《蛙》是莫言近年来推出的力作，2009年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直至2011年8月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该书，莫言颇下工夫，自称是“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对于该书，莫言颇费心思，规定了特殊的阅读群体，“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以唤起他们尘封已久的记忆。毫无疑问，动人的传奇故事和深刻的忏悔主题是赢得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小说“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①。但另一方面，《蛙》一书中戏谑语言、戏仿式人物塑造、独特结构体式及反讽性整体风貌也为作品添色不少，需要重视。应该说是深刻的反思性主题和独具匠心的互文叙事艺术造就了《蛙》的成功。本文着重论述后者。
一、戏仿技法的巧妙运用
莫言是一个勇于探索创作技巧的作家，每一部作品都留下了作者深深探索的足迹。《红高粱家族》中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大量运用，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传奇色彩；《天堂蒜薹之歌》用瞎子歌唱、报纸报道和作家叙述三个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使得作品具有多声部的混响效果；《酒国》三重文本叠加交织叙事的方式，则使故事扑朔迷离，讽刺效果凸显；而《生死疲劳》则以地主西门闹死后托生为驴、牛、猪、狗、猴的动物“眼光”讲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西门家族的兴衰变迁，勾勒国家政治对个人及家庭社会的影响，小说故事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具有陌生化效果。《蛙》在叙事艺术上的最大突破就在于采用了互文手法，将戏仿技法发挥到了极致。
“互文性”概念最早由克里斯特娃于1969年在其《符号学》中提出：“每一个文本都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引用语的马赛克，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造。”②即每一个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与其他文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互文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种文本观念，它来源于结构主义文本观，但又是对结构主义封闭文本观的有意反叛。互文理论在立足文本客观存在基础上，突出各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文本之外因素的复杂联系，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不可重复性，构成了对传统理论的强有力挑战。
互文形式多种多样，戏拟与戏仿是其中之一。戏拟与戏仿（parody）有时被译为嘲仿、谑仿和滑稽模仿，其原意是指模仿别人的诗文而作的游戏文字或讽刺诗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时常遇到这样一些文字，它们似曾相识，却又别具用心，这有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此即为戏拟或戏仿。戏拟或戏仿不同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诗学所主张的文学是对社会生活模仿和再现的观念，模仿是以严肃态度对生活进行再现。戏仿与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模仿生活或传统文本事件时运用了戏谑的态度，以此达到颠覆传统观念与定论的目的。“拟仿的前在文本一般都有崇高、神圣内容和优雅形式，并且内容和形式达到了有机统一，拟仿的目的就在于破坏这种统一性，以优雅的形式表达粗俗或不那么严肃的主题，借内容与形式的反差以造成‘笑’的审美效果。拟仿产生的心理机制就是前文本的严肃、高尚与此在文本的通俗、平凡产生交流，读者由前文本的严肃而积聚起来的情感因此在文本的空虚、轻飘突然转化为虚无，‘笑’便由此产生。从根本上讲，拟仿不是对前文本进行了转化，而是以漫画形式重新创作了前文本，新文本与前文本之间存在着张力关系，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否定与讽刺。”③
小说《蛙》最突出特征就是大量采用戏仿形式进行叙事，强化了作品艺术表现力。
第一，狂欢、戏谑的语言运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需要最大限度调配语言、挖掘语言潜能，增强作品表现力、感染力。莫言是一个语言大师，其作品突出审美风格就在于通过充分的形象化语言描写，极其细腻、酣畅地书写作品人物的细微感受。这在其作品《丰乳肥臀》《第四十一炮》《酒国》等中都有突出展示。《蛙》与上述作品相较，语言已经收敛，描写已经冷静，其对语言的出神入化运用主要通过戏仿形式得以凸显。戏仿一方面增加了作品容量，另一方面又以狂欢、戏谑方式颠覆了前在语言，造成或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例如，作品在讲述侄子象群入伍要当飞行员时，写道：“大哥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别去寻求刺激，人要爱国，当兵的更要爱国，当飞行员的尤其要爱国。”④这让我们想到了“”期间某些领导人的讲话，还让我们想到作品中准姑夫王小倜驾机叛逃台湾一事，作品得以扩容。在写母亲劝说姑姑放弃计划生育工作时运用如下语言：“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⑤这种有意的篡改不仅符合说话者身份和当时语境，而且表现力增强，具有突出讽刺效果。在《蛙》中类似的语言活用现象俯拾皆是。
第二，戏仿、夸张的人物和情节。小说以丰富曲折的故事叙述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莫言小说尤其擅长于此。在《蛙》中莫言巧用戏仿手法在增强故事曲折性、传奇性的同时，书写了生活的多样与复杂。头顶西瓜皮凫水、躲避计划生育的耿秀莲让我们想起了抗战小说中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的武工队员；陈鼻一家利用地道、地洞逃避计划生育的细节很像电影《地道战》抗日战士与敌人周旋的细节；王脚利用运桃掩护女儿出逃的细节，就像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中群众掩护、转运八路军、伤员；水陆运桃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看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大军。作品中大量存在的夸张场面描写，唤起读者想象，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时期，“吃”煤的场面映射了饥荒年代的残酷；隆冬时节胶河北岸滞洪区批斗会场面，反射出“”的狂热与荒谬。而堂吉诃德饭馆的巧妙布置使名著《堂吉诃德》成为阅读“底本”，戏中戏《高梦九》剧情设计与胡断“代孕案”让人想起包公判案及“狸猫换太子”事件。这一别具特色的互文手法让我们回到历史，在与历史经典的对照中体会到现实的阴暗与残酷。上述互文叙事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讽刺效果。
二、独特的文体结构形式
小说之所以具有突出的互文效果，与莫言独特的艺术构思有关。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自叙与客观展示相结合，多声部共鸣，混响效果突出，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第一，书信与自叙结合，拉开了“叙事”与“故事”的距离。小说的主体部分是四封长信，每封长信先是叙述人蝌蚪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诉说当前自己的状态和写信经过，然后通过自叙方式讲述发生在姑姑和自己身上的传奇故事。在每一部分中，信是前奏，故事是主体。信中显示的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呈正向分布，即都是按线形时间发展构思。第一封信写作时间是2002年3月21日，故事内容主要是家乡风俗与姑姑“”期间被批斗。第二封信写于2003年7月，故事内容为“我”的婚姻与“我”的计划生育过程。第三封信写于2004年元旦，故事内容是姑姑艰苦的计划生育工作。第四封信写于2008年10月，故事内容是退休后“我”被“代孕”事件。“姑姑”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交替叙述，而“姑姑”与“我”又贯穿所有故事之中。在顺向叙述过程中，交叉叙事使得整部作品既曲折生动、内容丰富，又重点突出。更重要的是，这一书信与自叙相结合的构思方式，有利于作品语言和情节互文效果的呈现。写信时间推后，叙述内容靠前，拉开了叙述人与所叙之事的距离，叙述人以“过来人”身份追忆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样叙述人不必因为与故事距离太近而过于动情，也不会因身陷其中而无暇旁叙，叙述人完全可以以轻松的心态、讲故事的口吻转述曾经发生在姑姑和自己身上的故事，甚至可以采用诙谐和夸张的语气、语调展开，以增强故事的趣味性与传奇性。前文所论作品中狂欢化语言、戏仿人物与情节的构思多是在这种情境中完成。总之，叙述人“声音”的突现与作品故事内容直接串联，这一独特构思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中戏仿性语言和情节大量存在成为可能。
第二，小说与话剧相叠加，扩大了作品容量。《蛙》的最后部分是话剧。作品延续了前面的结构方式，由一封写于2009年6月3日的信和九幕话剧构成。就时间来看，写信时间与话剧故事发生时间基本一致，可谓前后相继发生。就内容而言，话剧部分续接小说部分展开，是对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话剧部分不仅叙写了陈眉代孕事件的最终结局，使得故事整体连贯、完整圆满，而且还写到了姑姑通过“上吊”“死后重生”来忏悔自己的罪恶，深化了作品主题。因此，话剧部分不是狗尾续貂，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话剧部分除去对白精彩外，最大亮点在于采用戏仿叙事技法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话剧第八幕是高梦九断案，当神经错乱的陈眉抢走孩子到古装电视剧《高梦九》拍摄现场击鼓申冤时，高梦九徇私枉法乱判案件，将孩子判给养母“小狮子”，该情节揭示了当前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同时，这一剧情显然是对元杂居《灰阑记》和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戏仿，在这两部戏剧中，包公和法官阿兹达克英明睿智，都机智运用断案经验正确地将孩子判给生母，使正义得到伸张，冤情得以昭雪。而在话剧《高梦九》中则是相反，良心被权势扭曲，金钱战胜了正义。这与《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何其相似，可以说又是对“葫芦案”的翻版。这一戏中套“戏”而“戏”中又蕴藏深意的互文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作品内容，而且还深化了主题，深深折射出社会的不公。
三、多重、复合的审美意蕴
必须肯定的是，《蛙》采用书信体小说与话剧叠加形式构思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打破了以往单纯叙事的小说结构模式，将书信、叙事与戏剧因素相结合，在增加作品容量的同时，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独特的构思方式对于作品艺术风貌也有至关重要影响。
第一，狂欢化喜剧效果与主题的弱化。如上所述，小说独特的结构使得作品大量使用戏仿手法，而戏仿作为互文叙事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突出价值就在于引发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的联系，在互相印证中颠覆前在文本固有意义，以戏谑语气增添新意，实现对前在文本的超越。戏仿是手段，反讽是效果。戏仿最大价值在于使此在作品具有轻松氛围和喜剧效果，呈现反讽意味。反讽理论提出者布鲁克斯曾对“反讽”内涵做过如下概述：“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⑥反讽是一种阅读效果，文本表面讲述了一个合乎情节发展逻辑的故事，但结合语境（上下文）及叙述语气，读者能发现与表层情节意义相左的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正是作者创作用意所在，作者以此营造文本丰富的、多重的意蕴。在《蛙》中高梦九乱判陈眉代孕案戏仿了包公智断亲子案，其目的在于讽刺现实社会的某些不公；姑姑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逃避计划生育的有趣形式，则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计生”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大量戏仿式语言的运用则使得作品妙趣横生，颇具喜剧色彩。
不容忽视的是，戏仿手法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冲淡了作品的反思性，使作品主题的深刻程度受到较大影响。莫言多次提到作品主题是剖析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忏悔和反思“计生”工作对国民心灵的全方位影响。然而，戏仿手法具有消解性、解构性，戏仿手法的运用消解了作品崇高、严正的主题，使作品人物形象变得多少有些委琐，使作品主题多少有些游离。姑姑本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乡村妇科医生，是作品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但当作品中写到孕妇耿秀莲头顶西瓜皮奋力凫水逃避计划生育，而姑姑乘机船追击并点烟欣赏时，姑姑的形象就有点像当年的日本人，形象不再高大。当作品中用高梦九判案解决蝌蚪一家与陈眉的“代孕”纠纷时，这一解决方式就显得随意。特别是话剧中姑姑的“上吊”“死而复生”式的忏悔更是有些儿戏化，“计划生育”中包含的生命伦理和政治问题岂是象征式的仪式就能解决的？一直以来，生育在新中国是个大问题，“计生”工作中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作品中貌似大团圆的结局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反思不够深刻与强烈。
第二，多彩的生活与无奈的人生。不得不承认，戏仿对作品主题表现有其独特效果。一方面，戏仿手法的运用客观上展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民间自有智慧，戏仿语言的灵活运用不仅显示了民风淳朴，而且还原了民间百姓的机智与幽默。一句“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不仅粗朴有趣，而且还生动地反映出下层民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在躲避计划生育过程中，当地民众想出的各种应对办法既因地制宜，又广泛借鉴，是民间智慧的生动表现，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让读者倍感真实，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
另一方面，戏仿情节与场面的涌现，又客观上揭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无奈。是什么情结让陈鼻一家藏进地洞、让耿秀莲凫水而逃？是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是什么势力让高梦九堂而皇之乱判代孕案？是当今无孔不入的权势和金钱观念。是什么原因使混血儿陈鼻变成了饭馆的唐吉诃德？是当今贫富差距加大和层第观念明显的现实。戏仿场面不仅显示了生活的复杂多样，而且从更深层次上暗示了生活的无奈与病态。如果说前者是平面性的展示，那么后者则是纵向的剖析，更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更能以其道德的、人性的蕴涵引人反思。
《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仅在于其反映了新中国60年来人口与计划生育这一现实性极强的热点话题，更在于其少有的书信与话剧叠加的新颖结构方式。特别是其独特结构方式支持下戏仿叙事技法的大量运用，使得作品内容既妙趣横生、富有传奇色彩，又与作品反思、忏悔主题遥相呼应，两者相辅相成，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莫言小说蛙范文2
十月，莫言的《蛙》成为了最热的热点。
十月，莫言的《蛙》受到了追棒与漫骂。
莫言这个名字，年轻一辈的人还未听过。《成长的岁月》后面也有莫言这个名字，可他是谁呢？十月，我才认识了他-----《红高梁》的作者，那个时代的记忆。
但与此同时。有人说：这书分明就是贬低了我们中国人，迎合了西方人，从而获的奖？
无论谁看到，谁的心都会痛，真的是这样吗？
《蛙》讲述了一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执行计划生育的故事。书中，“我”以向一位日本友人书信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小村庄围绕计划生育发生的事。其中书中“我”的姑姑这一形象最为鲜明。“我”的姑姑是一名计划生育工作者，几十年来，在这个小村庄中，一直为此努力。
莫言由“计划生育”这一事披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一个个事件衔接了一部中国年代史。
全书，我仅是粗略地看了一遍。但“姑姑”这一人物，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是一位从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这个小村庄中来回奔波了无数次她不落下一户人，她不论亲人，一样对待。遇到那些极为固执的人，她用武力强行对待，为此她被人打伤过，辱骂过，但她从未动摇。一心向党，严格执行党的任务。她因为计划生育，而孤寡终生。但她也羸得了人们对她的尊重。
莫言用其简单的语言，创造了《蛙》。莫言用最贴近人心的语言，直击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痛。这才是文学的魅力。
在文末才出现的《蛙》，如同生命的化身。“蛙”与“娃”太相近了。
只看了一次还不够，只是震撼人心还不够。要再读第二次，走近那个时代的中国。去真正发现“蛙”的，背后。莫言与《蛙》要用灵魂去阅读，去品味。
中国人并不丑，而是我们的知识还不够。
莫言小说蛙范文3
关键词：现实 魔幻 写实风格 审美视觉
《蛙》以独特的结构呈现了一个古老的传统熔铸下的畸形社会图像。它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四封长信以叙写的手法展现了四个时代的画面。书信体的叙事方式给小说的表达赋予了更广阔的写实和审美空间，也给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以及现实与魔幻的共融共生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九幕话剧《蛙》不仅是前四封信的补充和升华，更丰盈了写实手法，拓展了审美视觉。使“蛙”更神形兼备，皆有生殖意的“蛙”可同“娃”和“娲”共存、共生、共义。从小说结构的设计到场景的布置、情节述说、心理的刻画可见，主题的展示都体现了从现实到魔幻的审美视觉。
一、黑白生活底色中的亮点――场景写实
莫言最擅长的手法就是写实，在小说《蛙》中，他以特立独行的审美视觉点滴零碎地详尽述说着艰难背景中滋生出的艰苦生活和怪异社会现实：那是一幅幅现实的图画，黑白的生活底色中，生长着流动的、活生生的、甚至带有一些奇异的、梦幻的现实，这种奇特与梦幻比原滋原味更能触动读者心灵的痛处，莫言在呈现真实的同时，没有忘记注入魔幻、神奇的色彩和元素，这种魔幻神奇的色彩和元素，在碰触到读者心灵痛楚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那么一点点的、些许的憧憬和感动。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到六十年代闹饥荒，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孩子饿得吃煤块的场景：作者首先叙写煤块的“优质”、“亮晶晶的”、“像琥珀一样”，用神奇的笔触，描述了煤块的鲜亮、梦幻、诱惑力。对于一群饥荒的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一堆黑乌乌的煤块简直就是一堆黑色的面包。莫言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发挥着自己的叙述天才，细腻地、梦幻地、小心翼翼地在为奇异的生活底色涂着零碎的魔幻色彩。“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作家莫言在叙事中以神奇、魔幻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他就像一个另类的画师，刻画着一部病态的生活画面，画面里面充斥着各种扭曲不堪人性的无奈。现实的色彩鲜艳闪烁，心理色泽悲怆阴霾，那悲壮的“兴奋着的”因牙周炎嘴角流着煤水和血水的大口吃煤块的孩子队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审视，总能带给读者别样的、五味杂陈的痛着的感觉。作者用一支隐形的画笔一点一点地触及读者内心最深处的痛。正如莫言在第四部分写给杉谷先生的信里所说：“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
二、悲剧现实夸张中的变异――情节写实
莫言在《蛙》中反映了诸多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包括饥荒、生命、爱情、政治、传宗接代、计划生育、家庭冲突、行骗、行凶、信仰危机……莫言下笔，悲多于喜，但他书写的与故土有关的悲剧中蕴含着一种奇异的力量暗流。那种暗流的滋生，是作家莫言对故乡的期冀。刻意压制着自己磅礴瑰丽的文风和张狂恣肆的想象力，但立足于波澜壮阔的现实体验使作者很难逃避内心的狂放不羁，狂放与内敛的矛盾的结合，使其采取了特别的写实方式去表达，看似克制，又有放纵，他循着自己的意识流，述说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貌似内敛、松弛、平静的莫言，在《蛙》里对自己相当程度的抑制的莫言，实质上却仍然没有完成自己的自我超越，《蛙》的第一部分第十五章叙述了期间，红卫兵批斗县委书记杨林浩浩荡荡的血淋淋的批斗场面：有“戴高帽的”坏人；有“鸣枪”示威的斗士； 有“人山人海”的看客；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作者写道：“冰反射阳光，耀花了我的眼。寒风从后边吹透我的破棉袄，我感到很冷。”我看到了姑姑。姑姑不驯服，最后，她被打趴在台上，一只脚踩着她的背。那些被押下台的“牛鬼蛇神”有被剃阴阳头，丑陋而恐怖的，有无法忍受而投井自杀的；有挂破鞋的――县委书记杨林（我姑姑的追求者之一）被揭发说与我姑姑多次姘居被挂了一只破鞋。姑姑的头发连同头皮被揪下来，姑姑的头上渗出鲜血――血流到姑姑额头上，流到姑姑耳朵上。杨林的牙齿被十几个耳光落在台上；杨林身体摇晃，眼见着要跌倒，他屈打成招地承认了与姑姑通奸。姑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像只扑食的母狮一样，猛扑到杨林身上，这时，只听到“湖面上发出一阵怪响，冰层塌裂，许多人，落到冰水中。”莫言用看似轻描淡写的现实扫描，给读者展示出一个曲折疯狂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扭曲的、夸张的、变了形的。虽然，情节中并没有清晰地呈现是与非、善与恶，而是借助精妙紧张的描述、富有悲剧片色彩的点滴的背景穿插，以大众话的叙述方式将这场社会的悲剧处理得类似于一个可笑的残酷的闹剧。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即使在扫描血淋淋的批斗现场的时候，仍然在不停地运用特立独行的审美视觉剖析着人性的恶与善、美与丑。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小说中的人物的痛苦、无奈和尊严倍受摧残后的尴尬绝望，可以体会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绝望的情绪在人性善良被狠狠刺伤之余心底还要渗出一股寒意。姑姑的头发被揪下来血流满面时，作者描写道：“台下一片肃静，一匹拉车的毛驴，仰着脖子，发出高亢的叫声” 杨林的牙齿落在台上时，作者说：“响声清脆，冲上树梢。”最后，县委书记杨林终于屈打成招承认他和我姑姑通奸了。作者在叙述的同时，偶尔会恰如其分地加一点场景描写：我感到“冰反射阳光，耀花了我的眼。寒风从后边吹透我的破棉袄，我感到很冷。”写实的情节中，不时闪现出梦幻一样的情节铺垫和意象的渲染与联想，这种铺垫和意象的渲染与联想，也许是“高亢”的、“清脆”的抗争；也许是“很冷”的沉思；也许是迷茫混沌；也许什么都不是，就像作者写的“冰反射阳光，耀花了我的眼。”写实手法中，闪烁着变形的夸张、联想等形而上的变异的虚写元素，这就是《蛙》中蕴含的独特审美魅力所在。
三、人性复苏中的救赎――心理写实
莫言在《蛙》的第二部分用了大量的笔墨，对上世纪的那场“人口运动”的残忍性、暴戾性作了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示；第四、五部分中不惜浓墨重彩表达了姑姑人性的复苏――赎罪。首先，小说试图从面对姑姑的人性进行救赎，姑姑一生引流过的2800个婴儿，她的手上沾满了血迹，这血迹是黑色的、腥臭的。实际上，小说在第三部分最后一章姑姑划着木筏追赶王胆流产时，随着“我”、“小狮子”人性的复苏，我“姑姑”的心灵也已开始复苏了。特别是王胆死前回光返照，对着姑姑微笑着说：谢谢你，救了我女儿时，姑姑心里长期绷着的那根坚强的弦彻底断了，她的意志垮塌了， 从这一刻起，姑姑开始重新审视生命，审视自己。
一个人的脱胎换骨历来是要经过血与火的心灵挣扎与历炼的，小说中对姑姑的人性复苏的描写主要是通过“蛙”“娃”谐音来揭示的。《蛙》的命名意味着“娃”的实质，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最怕“青蛙”，见“蛙”就恐惧异常。小说第四部分第四章姑姑晚上被千万只青蛙围追堵截、姑姑失魂落魄、荒不择路、狼狈惊恐不堪的场面作者叙述得令人毛骨悚然。这部分描写，表层上凸显了详尽的细节和场景刻画，事实上，其最成功的要素却是紧张、细腻、惊险、惊恐、触及灵魂的心理独白、心理写实的过程。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一个精神失常的狂人的视觉揭示了一个人吃人的残酷的画面，小说《蛙》中，作者以姑姑醉酒为创作契机，像鲁迅一样巧妙地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觉，通过醉人的眼睛、感觉、触觉，亦真亦幻、亦实亦虚，毫无情面地撕开了姑姑心灵最深处的痛。那如泣如诉的、愤怒的青蛙们就像成千上万的婴儿的冤魂一样向我讨债来了，使我万分痛苦，无法摆脱。在这里作者在貌似写实的同时，在写作技巧上，通过荒诞、怪异的描述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来瓦解姑姑心中的堡垒（姑姑被称为“红色木头”），通过“蛙”的量大、冤大、仇深，采用了大量的夸张、联想、想象、象征等手法，用一系列怪异的现象把姑姑自认为犯了罪后的恐惧心理刻画到了极致。最后，姑姑嫁给了泥塑大师郝大手，和郝大手一起捏泥娃娃赎罪，姑姑通过虚实相伴的审美过程，较成功地完成了心灵的拯救。
综上所述，《蛙》从写作手法上力图放低姿态，抛却华丽浮躁色彩，原滋原味地揭开社会的盖头，还生活以本真，但审美是文学的下限，一部好小说的诞生，不仅仅只给读者留下事实、真实，还要给读者留下值得鉴赏的美学元素和审美空间。对于知名作家莫言来说，他的《蛙》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熟能生巧地做到了，尤其是写实手法的灵活运用，从“现实”到“魔幻”的交错穿插，从写实到写虚的自然过渡，从审美视觉的推移与转换上，就像电影的摄影构图和蒙太奇，而且巧妙运用大远景、中景、近景、特写、淡出淡入、摇镜，并交叉使用，显得如鱼得水，自然天成。但从结构到故事情节，从人物到场景，尤其是人性心灵救赎过程中叙写的飘移不定仍存某种争议，社会问题表态的矛盾述说中也存在着某种不足和不尽人意值得探讨商榷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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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范文4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爱丽丝・门罗 莫言
引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标志“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除了重视女性主体意识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女性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升到精神价值的重要位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二元逻辑概念，倡导文化多元性，主张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也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在这个社会中， 人类与非人类，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 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小镇为背景，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为创作原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平凡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借此门罗于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同样描写了加拿大小镇上生活着的普通女性的内心活动与情感，主题还涉及大量自然元素，包括田园、山水、小动物。门罗将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把男性和女性在私人、家庭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把人类与自然视为平等。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县。作品蕴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乡怨”。这样的 “恋”“愁”“怨”紧紧围绕在他所塑造的真实的、 鲜活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莫言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蛙》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真实地描绘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束缚中，广大农村女性甘心放弃自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却不甘心沦为男性的依附者， 苦苦挣扎追求主体身份， 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小说寄托了对现代女性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一、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相似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门罗与莫言的经典小说《逃离》和《蛙》。可见，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是在男权制社会中反抗男权制文化，回归自然直至融入自然的过程。门罗与莫言在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的同时又抒发了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蕴涵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同盟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这一独特生理特征使得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善待动物，关爱动物。 正如《逃离》中小母山羊弗洛拉象征了女主人公卡拉（Carla）。小时候的弗洛拉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长大了的弗洛拉宛如成熟而安静的。然而，有一天， 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万分痛苦。她回忆起少女时代。为了嫁克拉克为妻，她是那么坚决地逃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可如今的克拉克只是每天在家里摆弄电脑，要卡拉出面打点一切。即便这样，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与卡拉争吵甚至冷战。卡拉的妥协、屈从没有换来丈夫的半点温情，她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小母山羊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瞬间恢复了女性精神独立意识，她决定再次逃离，逃离不幸的婚姻生活。
小说《蛙》中处处见蛙， 蛙与女人们如影随形。莫言写道“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 “姑姑”人性转换的三次写照都与 “蛙”紧密相连：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年轻时的姑姑积极地与封建残余接生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半点亵渎。她以“女娲造娃”的激情构建了自己的事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其二，“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只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在姑姑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她选择了屈服于文明社会的主宰，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牺牲了女性本体意识，万般无奈地演变成新生命的刽子手。其三，姑姑遭遇到青蛙袭击后，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与郝大手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有名有姓的泥娃娃。“姑姑”试图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这表现出女性在心理上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勇气，恢复女性意识。
（二）反抗男权社会文化
《逃离》中的卡拉承受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忙着擦地板，挖土豆，削土豆，洗衣服，熨烫，烘烤。她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拥有“功臣”般的自豪感，反而在生活中需要处处谨小慎微，即便如此仍然换不到丈夫的半点温情。于是，卡拉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选择了逃离。卡拉不再以男性价值观审视自我，不再服务于男性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男性文明社会的主宰，不再为男人牺牲自己的生活，她努力地恢复着女性特有的经验、欲望和生活。她与邻居贾米森太太跳脱出遵循等级秩序，逃离出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规矩和观念，表达出女性本我思想。卡拉作为女性与小镇上男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也存在抵抗，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女性意识才不断成长、进步。作品中男性与女性摆脱了对抗为主的关系模式，共生共享，彰显了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思考。
“蛙”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莫言借用《蛙》中蝌蚪母亲的话：“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巧妙地阐述出在男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由男性来定义，女性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仅仅成为男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却敢于掌控自己的命运，逃离出 “蛙”的宿命。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 她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最终获得了幸福。
二、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不同点――文化的生态根源
欧美国家的立国历史不是很久，文化积淀也没有亚洲古国那样深厚。因此欧美的生态女性文学作家们致力于观察与描绘现存的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社会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相处。这种思想在门罗作品《逃离》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卡拉搭上了开往新生活的大巴车后，心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与克拉克难以割舍的情感，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的诸多问题使卡拉浑身颤抖。 她突然不知所措。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独立和自由不是女人追求的全部，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无人思念，也不思念任何人，女人仍然是寂寞的、凄凉的、痛苦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是围绕着她，推推拉拉的巴士只能承载着她，没有一处可以与她相亲相爱。卡拉下了车，在车站给克拉克打了电话。紧接着，小母山羊弗洛拉也回来了。她们的回归的确戏剧化了女性抗击文明社会道德准则之后，不得不根据现实生活重新选择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逃离的失败。 她们的逃离是女性与自然欲望的释放与生存意义的证明。卡拉的回归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 她的选择是一个社会命题，指引着时代的走向。在门罗看来，任何性别的差异性都应得到尊重，颠覆两性中的任一性别都不能达到另一性的真正解放。男性和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
莫言文学是一种家族历史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小说往往追溯两代、三代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关注女性生命力的彰显。其文化根源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蛙》是以高密乡的民俗文化为背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家族几代人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开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女性被教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世俗道德对妇女个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中国女性仍然潜在着不可屈服的本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许多自然观思想，例如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在自然的感召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本能终究苏醒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缓缓流出，这是妇女意识追求的原动力――和谐与快乐。
结语
门罗和莫言的作品篇幅及侧重点不尽相同，写作风格与语言也各具特色，可字里行间都抒发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正因为如此，二者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逃离》与《蛙》中神秘的大自然，蕴含丰富意象的小动物，与追求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相互依赖，彼此相容，这种对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赋予地球上的生命以精神价值。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长期以来人类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无论是反映独具特色的“加拿大小镇”的爱丽丝・门罗，还是从中国山东高密乡走向世界的莫言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既有世界性，又存在着与其他地域交错互融的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学只有在交流汇合后方可创造出来充满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一个地域的优秀的文学只有在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之后才能继续成熟和发展，呈现出非比寻常的无限魅力。语
参考文献
[1]王恒升.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J].齐鲁学刊，2011.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3]（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莫言小说蛙范文5
关键词：莫言；《蛙》 ；比喻；修辞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蛙》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他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作品看似是在讲述“计划生育”这一主题，但作者并非要写计划生育事件发生的过程，而是通过事件来塑造人物，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这部作品于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在《蛙》这部作品中，莫言使用了众多的修辞手法来丰富作品内容，其中比喻修辞的运用随处可见。本文将仅从作品中的比喻修辞着手，通过对比喻修辞的分析，来领略作品的语言艺术。
一、比喻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本质不同又有相似点的事物描绘事物或者说明道理的辞格，也叫“譬喻”。比喻的应用十分广泛，在表达中的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特点”，著名作家秦牧称比喻为“语言艺术中的艺术”，由此可见，比喻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
二、《蛙》中的比喻辞格基本类型的运用
比喻是由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个部分组成的，根据这三个成分的隐现和比喻词的不同，可以把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个基本类型。在小说《蛙》中，运用较多的主要是明喻和暗喻。
（一）明喻
明喻的构成方式是本体、喻体都出现，中间用“像、如、犹如、仿佛、一般……”等一类的喻词。这类比喻在作品中最为常见。如：（1）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2）群众的喧闹声犹如拍打岩石的浪潮。
（1）句中，“她跑起来的身体”是本体，“婴孩”是喻体，“像”是喻词，借初学走路的婴孩的样子，形象的表现“她”跑起来可爱的样子。（2）句中，“喧闹声”是本体，“浪潮”是喻体，“犹如”是喻词，用拍打岩石的浪潮来形容现场群众的喧闹声，令读者感受到大会现场群众喧闹带来的混乱场景。
（二）暗喻
暗喻又叫“隐喻”，本体和喻体也都出现，但用“是、变成、成为、等于……”作为喻词。如：（3）我是泰山顶上一青松，抗严寒斗风雪胸有朝阳！（4）痛什么？跟蚊子叮一口差不多。
例（3）中的“我”是作品中的人物王仁美，她把自己比喻成“泰山顶上一青松”，用“是”做喻词，来表达自己身体好，不怕冬日里的风寒。例（4）中，用“跟……差不多”的形式，来比喻痛的只是像“蚊子叮一口”，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所叙述的“痛”的程度，把抽象的感觉形象化了。
三、《蛙》中比喻辞格的多样化用法
比喻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有的在结构上有变化，有的比喻中喻体和本体不只是简单的打比方的关系，有的一个比喻中又包含若干个比喻，这些都是比喻的变式。《蛙》这部作品中比喻的运用也并不仅限于明喻和暗喻这两种典型格式。
（一）倒喻
倒喻一般是明喻，它的结构形式是由喻体充当本体的修饰语，变“甲像乙”的格式为“乙的（地）甲”，语序上倒过来。如：（5）两行蜂蜜般的泪水，从他枯干的眼窝里流出来。（6）我听到周围一片雷鸣般的喊打声。
例（5）例（6）中，用喻体作本体的定语，实际上是说“两行泪水如蜂蜜般”和“喊打声像雷鸣一样”。通过改变本体和喻体的语序，使作品语言更加丰富。
（二）较喻
较喻是含有本体与喻体互相比较的附加意义在内的比喻。较喻分为两种：如果本体强于喻体是强喻；如果本体弱于喻体是弱喻。如：（7）她的心眼子，全村的人加起来也不如她多；她的心劲儿，比七尺高的男儿还要高。
例（7）中，作者描写“她”的心劲儿高，用她的心劲儿和“七尺高的男儿”进行比较，借此使读者能够形象地感知到她的心劲儿，该句的比喻是强喻。
（三）博喻
博喻是比喻连用的形式之一，它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比喻同一个本体的比喻，又名复喻。其表现格式是“甲像（是）乙，像（是）丙，像（是）丁”。例如：（8）我是一头鹿，一只黄羊，一个登上月球表面因而身轻如燕的超人。（9）那像沉闷小牛叫声的蛙鸣，那像忧伤的小羊叫声的蛙鸣，那像母鸡叫蛋一样清脆的蛙鸣，那像初生婴儿一样响亮和悲伤的蛙鸣……
例（8）中，用鹿、黄羊和登上月球表面的超人三个为喻体来形容本体“我”，通过三个连续的比喻，作者表达出“我”在奔跑时的状态。（9）中分别用小牛叫声，小羊叫声，母鸡叫声和婴儿哭声作为喻体，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蛙声，使读者也仿佛听到了千万只蛙在同时鸣叫。
（四）排喻
排喻又称类喻，是两个以上的比喻连用，而它们的本体各不相同，但是本体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例如：（10）我们站在煤堆前，低头弯腰，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像从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狗。（11）真实的情况是，我气喘吁吁，喉咙里喷火，心跳如鼓，胸膛膨胀，头大如斗，眼前一阵阵发黑，仿佛血管随时都要崩裂。
例（10）中，把“我们站在煤堆前”的状态比喻成“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比喻成“寻找食物的狗”，这两组比喻都体现了在缺少食物的特殊年代，作为孩子的“我们”在看到一堆煤后的连续反应。例（11）中，通过排喻表现了“我”在经过一段追逐的长跑后心跳剧烈，头昏脑胀的状态。
（五）接喻
接喻是几个比喻连用，后一个喻体是在前一个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修辞方式。又称联喻、贯喻。例如：（12）失眠多年的大师终于在马槽中睡着了，睡得深沉，犹如无忧无虑的婴儿，就像多年前那个躺在木制马槽里顺河飘来的赤子。（13）我们看到河上有一艘装修得大红大绿的豪华游船在缓缓行驶，如同一座移动的牌楼。悠扬的乐声飘来，有古装女子，如同画中人物，在船舱里抚琴吹箫。
例（12）中“就像多年前那个躺在木制马槽里顺河飘来的赤子”这个比喻就是在前面“犹如无忧无虑的婴儿”的基础上顺承出的一个比喻关系。例（13）中也先是有了像“移动的牌楼”的豪华游船，才有船中“如同画中人物”的古装女子，这二者是承接关系。
以上对莫言先生作品《蛙》中比喻修辞的举例分析只是这部作品中比喻修辞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作品对比喻修辞在的运用之广泛，同时也能够看出比喻修辞对丰富作品内容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莫言小说蛙范文6
关键词：莫言；《蛙》；计划生育；罪责；自我救赎
一、《蛙》中的罪责
（一）因践行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罪责
小说中的姑姑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背叛了她并且投诚国军的未婚夫曾这样形容她，“红木头”，姑姑对党和国家有着高度的忠诚，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一种“信仰”来执行，她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和进行事业的，她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只有执行。姑姑以其坚定的信念、毫不质疑的手段，使二千八百多名未出生婴儿的生命葬送在她的手里。耿秀莲的死，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还有上千个无辜生命的死，都是令姑姑晚年饱受折磨的罪责。但如果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都带有某种原罪的性质的话，这种原罪也是现代性之罪、历史之罪，而这种原罪不应由姑姑来承担。姑姑只是一个党的意志执行者，那些无辜的生命并非是她存心加害的，充其量她也只能算是“帮凶”。
（二）因私欲产生的罪责
1.以“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罪责。如果说妻子王仁美的死姑姑是最直接的凶手的话，那么蝌蚪就是整个事件的推动者与默许者。妻子王仁美已怀孕7个多月，但他还是让妻子去流产，说是为了坚决捍卫国家政策，为了集体的荣誉，为了不辜负国家的信任。实则，这些都只是借口，都只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使现有的名利不受破坏，为了一家人能够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蝌蚪只好要求妻子去流产。
蝌蚪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卑微、尴尬、纠结、矛盾，同时也自私软弱，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名利编造出冠冕堂皇的借口，给自己披上忠诚的外衣，然后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名与利是他们所最看重的，但是他们的心中也有着所谓的道德良知。
2.以“袁腮”为代表的道德无良者的罪责。袁腮可以说是一个阴险狡诈、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国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曾多次帮助妇女取环来换取好处费，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王仁美等妇女的死亡。当进入社会新时期后，又开了一个牛蛙公司实则暗地里组织代孕服务。他明知陈眉是自己好兄弟陈鼻的女儿却依旧把她介绍给小狮子为她进行代孕服务，丝毫不念及朋友的旧情。明知陈眉是为了替父亲偿还医疗费用才从事代孕工作，却在她生出健康的男婴后骗她说是死胎，薪酬也从5万减至1万，给陈眉原本就灰暗的人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为了钱财可以戕害无辜的生命，简直是罪不可赦、丧尽天良。他罪责的深重是不言而喻的。
二、罪责产生后的自我救赎
（一）忏悔的救赎者
小说从始至终都能感受到蝌蚪深深的自责。赎罪，是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先生的动因，他始终都在为妻子王仁美的死而进行自我谴责。“既然写作能赎罪，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可以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这是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提到的。写作，是蝌蚪的赎罪的方式，也是他忏悔的方式。
在姑姑多番劝说他与小狮子结婚的时候，他心里也是一直不情愿的，总觉得对不起因为他而离世的妻子王仁美，他鄙视那个软弱自私的自己，因而在与小狮子结婚之前，他去到王仁美的墓前进行忏悔，希望获得她的允许。
蝌蚪是忏悔的救赎者，通过二十多年的忏悔来实现自我的救赎。
（二）依托于唯心主义的救赎者
姑姑赎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嫁给了民间艺人郝大手；二是给代孕的陈眉接生。之所以嫁给民间艺人郝大手，是因为郝大手是民间工艺师，他擅长捏泥娃娃，并且他捏出来的每一个泥娃娃都活灵活现的，没有一个相同。姑姑认为这些成千上万的泥娃娃就好像是被她迫害的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一样，她想将她引流了的婴儿通过郝大手的手一一再现出来，仿佛这样就能弥补她心中的歉疚，她的罪孽也能够得到减轻。然而，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唯心主义的赎罪方式，人是不能死而复生的，因而那份罪责是姑姑所无法救赎的。而她赎罪的另一个方式，是帮代孕的陈眉接生。自己的侄媳妇被自己亲手害死，这是她心中难以言喻的痛，她想通过接生陈眉的孩子并且声称孩子是小狮子高龄所生，圆了蝌蚪想要儿子的心愿，以此来补救当年她对王仁美犯下的过错。然而她却忽略了，陈眉腹中的孩子使她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使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但姑姑他们用“狸猫换太子”的方式欺骗陈眉说孩子是一个死婴，最终导致了陈眉的癫狂。姑姑的这种赎罪方式其实并没有减轻她的罪恶，相反的，她在为自己赎罪的同时，又在无意识之中加深了自己的罪恶，导致了原本的罪恶非但没有得到救赎，反而变得更加的沉重。
晚年的姑姑依托于唯心主义，希望实现自我救赎，减轻自己内心的罪恶。然而这种救赎原本就是错误的，徒劳的。死者已矣，往事已成定局，又岂能改变。姑姑把计划生育当做是一种“精神信仰”去执行，她的忠诚却造成了她悲凉的晚景，她只是一个制度的执行工具，同时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牺牲者。
三、结语
《蛙》中人物所具有的自我救赎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罪责所在，并为自己曾犯下的罪责忏悔，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已然犯下的罪责是无法通过赎罪的方式进行弥补的，这更加加深了这篇小说的悲剧色彩。作者通过《蛙》中人物的罪责与自我救赎，让读者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国家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莫言所说，任何写作背后的根本目的，都不是想对某项政策进行无休止地批判，而是希望通过作品了解到人性的剖析与自我救赎。透过人物形象，了解人性罪责，辨析自我救赎，进行社会反思，或许这才是我们该从《蛙》中得到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作家出版社，2012.
[2]洁.浅析莫言《蛙》中的罪与救赎[J].作家杂志，20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