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1
·中国需要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每一位科学家和文学家一生的梦想，是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最高殊荣。“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呼声在世界的上空盘旋太久了，在每一个华人的心头萦绕太久了。在问鼎诺贝尔奖的道路上，不可否认，我国曾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这个漫长的求索过程中，有的人越挫越勇，甚至用整个生命去诠释这门艺术，他们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定律，他们只有夙兴夜寐的全心投入；有的人开始怀狭偏向于自卑的民族情绪，认为中国人必须在海外工作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肯定，他们通过驳拒这个奖项，捍卫着自己所谓的民族自尊心。
诺贝尔奖花落中国，犹如迟到的雨季，给一片久旱的森林带来甘霖。这是不是意味着世界开始不再俯视中国？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真正挺进世界？告别傲慢与偏见的时代，中国人不必再冠顶洋帽才能站上世界的领奖台；告别惟有华裔科学家酣畅淋漓、尽情高歌的时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深情呐喊终于得到了回应；告别以诺贝尔奖榜上无名来批驳中国教育的时代，中国教育同样能培养独立的社会人，并非接受了西方教育洗礼、同化的人就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砖添瓦。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不再是一句大放厥词、道听途说的话，让我们拭目以待即将拉开的帷幕吧！
·获奖不代表什么，我会继续努力创作
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大肆渲染，莫言说：“获奖不代表什么，我会继续努力创作”，这是一个文化人的谦逊从容，朴实却感动。1981年，莫言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其中，《红高粱家族》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极富个性的创作风格为莫言获奖谋得了大量筹码。
莫言自称其文学创作是超脱政治，超脱阶级属性，是写“人性”的。他在作品里投射了太多自己的影子，他说：“《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懦弱，这是我的精神自传。我小说《红高粱》里面写了一些像余占鳌这样的一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就跟自己身上缺少这些东西有关。”这位从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总是以坦诚的姿态面对生活，他写的并不只是文字，在他笔下流淌的更是一种生活。
·中国曾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回首中国曾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赵忠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错误的同行埋没、王淦昌在诺贝尔奖上被人“喧宾夺主”，到20世纪60年代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因是“集体”研究成果，诺贝尔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回眸历史，中国科学家们留下了太多类似于巧合的遗憾，中国籍科学家无缘诺贝尔奖似乎成了西方人的默契。
在莫言获奖前，中国已有四位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有婉言谢绝诺贝尔奖的鲁迅；有由于种种原因，四次无缘诺贝尔奖的林语堂；有因与世长辞而不能拿奖的老舍、沈从文。
中国需要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科学界的崇高地位，还在于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乃至经济实力的高低。斩获诺贝尔奖对于中国并不是一个梦，而是偶然中的必然。伴随着中国国力的蒸蒸日上，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挂牌、办学，伴随着中国科技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诺贝尔奖花落中国是必然。
·莫言获奖将给年轻作家带来更多的机会
青年作家蒋方舟说：“（莫言）获奖是很好的好事，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关注。之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收到的关注很少，对中国作品的翻译也很少。这次获奖可能会使更多奖项的评选者开始关注中国，是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口。对中国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不仅是莫言本人，还有所有投身到文学中的文艺工作者和即将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才俊。世界文学的聚光灯终于照向中国，在这个世界性的大舞台上，年轻作家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崭露头角，即便如此，年轻作家们也万万不可懈怠，反而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一同翘首以待，谁会是下一个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马悦然：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障碍是缺少好的翻译家
莫言能获得诺贝尔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被翻译英文的很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像他这样被广泛译成英文，在世界上这样广为传播”。中国文坛从来不缺乏好作家、好作品，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缺失好的切入口。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的唯一一位汉学家马悦然也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
在亚洲的作家中，日本作家的作品翻译量是最大的。比如，这次与莫言一同角逐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有10部作品被翻译成了瑞典文。在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光明大道上，翻译无疑是一座大山。
·莫言的时代来了？
2009年7月11日，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有人说这是中国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有人说中国的文坛真的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了，有人说中国教育已无法再培养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中国文坛由此蒙上了灰色的色彩，揪痛之感弥漫着文学学者全身，中国文坛被一片质疑声、讨伐声、批驳声包围。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2
王蒙：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件很好的事情。莫言是中国这一代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包括日本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对莫言都有很高的评价。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的文学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
张大春：台湾媒体对此也很兴奋，有人说莫言早就该得奖了。他的作品见证了民间叙事传统，有神话传说、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对话。一直以来文学界跟着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在走，但莫言和地气相接。很多人说他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我觉得他是形似神异。他的作品杂的叙事传统，不是移植过来的，而是从民间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张抗抗：莫言获奖我很高兴，中国文学终于获得了大家很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正在融入世界文学。
陈丹青：我对莫言获奖并不感到奇怪，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我祝贺莫言，祝贺译者。
实：我替他骄傲，他多年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得到了肯定和褒奖。他的作品富有思想，对社会和生活、历史和现实有着独到体验，在艺术上非常有个性。他并不逊色于历届获奖者。
韩少功：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因为得这个奖的中国作家太少了，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
迟子建：23年前，我与莫言同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有天放映内部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莫言见我进来，非常严肃地对同学说：“迟子建还是儿童团的，不能让她看！”同学们都笑。莫言获得“诺奖”，让我们这些同学，得以在不同的地方，获得了与20多年前一样的愉悦心境。这个夜晚的绚丽属于莫言，祝贺师兄！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3
在10月18日早晨，《新京报》首席记者张寒那篇《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被腾讯编辑“一鸡多吃”，找到了四个亮点作为标题—“莫言家乡拟种万亩红高粱，投6.7亿建旅游带”、“将种植万亩红高粱，曾因收益低弃种”、“游客拔莫言家萝卜做纪念”、“官员：儿子已经不是你儿子”。
诚哉斯言。尽管批评高密地方政府过于亢奋以至大煞风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对这个山东小城的官员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振兴机会。
争议爆发在结果揭晓之前
自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颁发以来，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获得这项举世公认的最高荣誉。所以，新闻大战甚至在国庆长假期间就已打响。
10月8日，《环球时报》评论员即有言在先，“据法新社报道，一家公司认为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打翻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五味瓶”。
除了消解诺奖权威性，这篇文章更向“认定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没资格获奖”的围观者开火，“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人比西方对华激进派还激进，他们在互联网上反对莫言获奖，不是因为莫言作品的好坏，而是他们嫌莫言‘不怎么骂政府’，他们认为只有坚定的‘异见人士’才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新京报》则选择采撷微博言论，探讨《莫言离诺奖多近或者多远？》。摘录中，既有胡淑芬的视角—“现在反对莫言的民间声音，本质上用的同一种逻辑：我们要求给文艺松绑，自己却给艺术家们套上另一种枷锁”；也刊出了孙旭阳的坚持—“这13亿人即使无一人可以逃脱如此指控，也不代表是非黑白标准就应该对这国失效或豁免”。
而当《华西都市报》、《重庆时报》、《长江商报》等规劝各位《围观诺奖不如好好看本书》、《关注诺奖背后的文学生态》之时，还是腾讯敢于明确表达立场，以《莫言能否获诺奖不应强调政治因素》总结，强调“能否拿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成就；莫言完全有资格竞争诺奖”。
媒体追逐新主角
在争议声中，时针走到10月11日19时，新闻大战的气氛在互联网上一触即发，仿佛所有的“读书人”，不论他们看没看过莫言的作品，在过去十几天里扮演的角色是预祝还是调侃甚至挖苦，都在等待着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哪个微博账号在精确到“秒”的竞争中惊险胜出了。
沸腾、井喷。五大门户在第一时间更换头条新闻，早就准备好的资料专题隆重推出；富有进取心的报纸、杂志也急忙通过微博账号传达自家连夜工作的成果，从展示莫言作品到采访他的二哥。
“今夜星光，无疑属于莫言”，这是当日《人民日报》晚安帖迫不及待的总结。现在看来，中国官方早就做好了莫言获奖的准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最资深的女主播李瑞英可以从容地临时插播，说出“本台最新消息，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个口径，自此成为中国媒体形容莫言时的标准定义。
在央视、新华社以及网络媒体掀起报道、评论热潮的带领示范下，几乎每一份中国时事报章次日都以莫言为封面主角，专题特刊更是连篇累牍。尽管在那些喜以“莫言”之名来创作巧合段子的人看来，类似《都市时报》的《莫言！莫言！》、《潇湘晨报》的《中国莫言》这样的标题总有暗讽之嫌，但这恐怕都是过度解读。
尘埃落定，《新京报》要《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规劝争执不休的人们，“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
获奖者感言
自辩也很重要。
据中新社报道，在12日的一场见面会上，“有记者问，有人质疑莫言是官方作家，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不应得奖。莫言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奖，这种质疑并没有说服力……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
《人民日报》得以独家专访这位男主角，半版对话中，莫言再次提及“镜子”的比喻，“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那么，莫言现在幸福吗？央视《面对面》向他抛出那句国庆期间毁誉参半的“你幸福吗”提问，公开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的画面中，董倩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他恐怕是不知道的。虽然李长春的贺信已盛情赞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虽然陈光标甚至公开宣布愿意赠其一套北京别墅，但对他来说，甜蜜的烦恼才刚刚开始。
莫言的“经济效应”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4
1927年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于是刘半农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询问鲁迅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鲁迅当时正在广州西堤的寓所里焦急地等待去上海的船票，但是他还是很快地给台静农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静农兄：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们不难看出，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件事上鲁迅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自己不配获诺奖，因而也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上，鲁迅却表现出他难得的理智与清醒。鲁迅之所以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鲁迅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不配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深知当时中国的新文学才刚刚起步，距离世界文学的尺度还相差甚远。所以，他不作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二，鲁迅担心他一旦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会破坏自己的创作心态。他怕自己获奖后不能再安心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好作品，或是沦为“御用文学”。第三，鲁迅认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应持一种不卑不亢、恰如其分的态度。他说：“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可见，鲁迅并不希望诺贝尔文学奖能“可怜”或是“优待”我们，他从内心渴望中国的作家能站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自尊心。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5
莫言越来越幽默——这是他在荣获诺贝尔奖后这一段时间里留给我的印象。比如说，当有记者追问他750万元奖金的用途时，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米，750万也就是120多平米。”在接受CCTV电视访问时，莫言也被时髦地追问了一番“你幸福吗？”莫言的回答是“不知道”。——联想到他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幽默感也就滑溜溜地油然而生了。
其实，买得起大房抑或获得诺奖，跟幸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常识是，幸福出自个体感受，并无整齐划一的标准，故而也就不具备普适功能，究其言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例如，去问某些动辄拥有数套乃至更多房产的官员们“你幸福吗”？在被调查前后答案就可能截然不同。
不过，莫言所获的诺贝尔奖金金额仅够买120平米房子这个事实，倒是能凸显当下颇让人关切的社会现象，涉及普罗大众安居乐业问题。
据说是今年诺奖有力竞争者的村上春树，结集出版过一本名为《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随笔集。这个书名是村上套用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些什么》的标题以示致敬。如果再次循环利用一番，则不妨表述为，我们在谈论诺贝尔奖时，我们固然会谈论诺贝尔奖所涉及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和平和经济等领域，但也总是会谈论奖项、奖金的数额和奖金的用途。
仅就文学奖而言，各国多有设立。其中，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最有国际性，奖金额也最高。查阅资料可知，爱尔兰的都柏林文学奖在全球单一文学奖中金额最高，但仅10万欧元。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则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其余的知名文学奖项，无论是英国的布克奖，还是美国的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日本的芥川文学奖，或者有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之称的德国的毕希纳文学奖，奖金金额均不以丰厚见长。如果将这些奖金用途与房价加以关联，不难看出，文学奖奖金所得普遍无法购买大房，是一个世界现象，莫言的诺奖奖金和北京房价之间的差距，绝非一枝独秀。
可见，诺贝尔奖和奖金用途，其实只是人们方便表达的一个话头，一个用以谈论自己所关切的问题和现象的支点而已。这样的支点用途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被热衷作秀的人蹭鼻子上脸加以滥用。事实上，虽然单凭诺奖奖金的确买不起大房，但加上诺奖效应带来的周边收益，莫言只要愿意，还是买得起的，更何况还有陈光标这种热衷借势攀附社会热点的富人，慷慨赠送繁华地段豪宅——当然莫言明智地拒绝了。故而，公众关注诺贝尔获奖者买不起大房，并使之成为热点，无外乎这一事实折射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经久不破的困境，反映并强化了公众在高房价面前的无力和无助的感受。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范文6
2012年，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说：莫言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人欣喜。但事实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受到世界关注，中国也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还处于比较不完善的状态，几乎没有亚洲作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直到1938年，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写作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时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作家，其中也包括中国作家。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说：中国文豪鲁迅最先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关注。然而，当评委会辗转通过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以“非官方的途径”去询问鲁迅先生是否愿意被提名为候选人时，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理由婉拒这一荣誉。
以鲁迅在当时世界文坛的地位和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国内乃至世界上的崇高声望，国人包括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有资格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他却说：“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用意很清楚，他是认为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这个水平和资格。在他的眼中，我们的作家距离获诺贝尔奖还有很大的差距。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获奖以后的泰戈尔在亚洲产生了巨大轰动和影响，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分别邀请他到自己的国家访问，希望自己国家的作家能够有机会当面聆听诗人的经验。
他在1916年5月3日率先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泰戈尔表示热烈欢迎，称他为“东方大诗人”、“日本的友人”。泰戈尔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展示在世界面前。”
当时，青年作家川端康成就坐在距离泰戈尔不远的地方，聆听着诗人的演讲，他把这句话铭记在心，直到他在1968年像泰戈尔一样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盛典。而另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亦把当年泰戈尔的话奉为座右铭，最终在1994年因“以诗的力度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与神话相互交融，勾勒出一幅反映当代人困境的多变的图景”，摘取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在获奖以后，同样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在访问日本以后，于1924年4月12日访问中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应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后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当时，金童玉女徐志摩、林徽因伴随左右，整个访问风靡中国。
风靡过后，华夏大地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没有人像川端康成那样“以敏锐的感觉、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手段，表现了具有伦理价值的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和文化意识”，也没有人像大江健三郎一样“努力发挥个人体验，成功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
谢尔・埃斯普马克说：“此后，在1968年，中国作家老舍也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在考虑颁奖给一些亚洲作家，但激烈的讨论却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最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中国作家中，曾经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于1988年5月在北京辞世，距离当年诺贝尔奖评选揭晓仅剩几个月。
“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事实上，沈从文已经非常接近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表示，以湘西凤凰为文学故乡、作品充满浓郁中国情怀的沈从文深受评委会成员喜爱。“沈从文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已经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五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有足够多的信息和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
直到2000年，已经移居法国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62年后再次出现了华人的名字。2012年，莫言更是以中国人的名义，摘得这个奖项，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籍的中国作家。
在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从唐诗宋词到《西游记》、《红楼梦》，中国文学一直有着自己的伟大传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涌现了不少世界级的优秀作家，而莫言最终获得来自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新的意义。在他看来，莫言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间叙事传统，又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性，从而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有意思的是，2012年10月，在这个奖项揭晓的月份，山东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插曲。评委马悦然自曝有人想通过他的私人关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马悦然本人说：“我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来信，内容不外乎是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推荐评选诺奖之类。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看到了这个报道后反驳说：“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我还听过传闻，说马悦然在诺奖评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
马悦然先生的夫人出面澄清这些传闻，显然是回击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澄清原文如下：“悦然说过好多次，他认识的中国作家，真正的作家，从来就没有人跟他提过任何要求，从来就没有人写过信关于诺贝尔奖的事情！那位不停寄书画来的人是一个文化干部（不属于山东作协），不是一个作家。中国的作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