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台湾范文1
“这是绝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这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一句名言。
“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英国诗人雪莱的一句名言。
迪比特的董事长莫皓然（原名莫自治）还能看到迪比特手机的春天吗？！
月销量70万台成为业界黑马，放言2007年全球第一，而今却是崩盘境地，浮华与喧嚣不到三年，这就是大喜大悲的迪比特手机！
“迪比特要在2004年6月做到中国第一，2005年6月做到全亚洲第一，2007年6月做到全球第一”。想当初，上海迪比特公司的母公司――台湾大霸集团董事长莫皓然曾多次满怀激情地向媒体记者展示了迪比特的雄心。
如今，迪比特不但一个第一也没拿到手，而且关门大吉了。
没有人否认迪比特公司的曾经辉煌。
刚开始在中国内地从代工走向打造“迪比特”这一自有品牌时，台湾大霸集团董事长同时兼任上海迪比特董事长的莫皓然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诺基亚在1990年决定业务重心转向移动通信时，大霸早在通信领域做了11年”。
在手机市场竞争激烈的2003年，国产品牌在迅速崛起，彩屏手机逐渐成为主流产品。当时，销量和渠道开拓一直不佳的迪比特竟然因祸得福：没有黑白屏库存的负担，加上本身的产品成本比较低，迪比特以非常低的价格由区包(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为单位买断包销商)买断产品，以远远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零售，销量一度达到月销70多万台，排名位于波导、TCL之后，首次跻身国产手机销量前三名———2004年提出3个第一的底气也许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迪比特从鼎盛的河东走到衰落的河西，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2005年底，迪比特就已经基本退出内地手机市场。
最不缺钱的企业没钱了
“迪比特最不缺的就是现金。迪比特的财务结构健全健康，银行负债合理。如果缺钱，我们随时可以通过台湾大霸筹资，当然也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向世界金融市场筹资。”迪比特副总裁彭新淼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述过类似的观点。
从2005年12月开始，供货商、经销商、售后服务提供商纷纷上门催债，而此时的迪比特账户也已被银行冻结。全国各地许多讨不到货款的经销商一气之下砸了迪比特的办公室······
曾经扬言要做全球老大的迪比特，为什么会走到资金短缺的困窘境地呢？
据台湾大霸集团2005年3月份公布的财报显示，迪比特2004年在手机业务方面的亏损高达约9.2亿台币(折合人民币2.3亿元)。
2005年4月，大霸电子集团董事长莫皓然宣布为迪比特注入8640万美元，并将迪比特拆分为产品、品牌、销售三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公司。不料，2005年9月29日，莫皓然突然被台北地检署传讯带走，不仅增资计划困难重重，连莫皓然本人的自由也受到限制。这一计划随即搁浅。
资金出现问题是从2005年10月份才开始出现的。在迪比特和大渠道商凯博特公司合作时，曾经有凯博特公司的一位高层人员进入迪比特管理层。莫皓然在台北出事之后，他发现迪比特的资金有些紧张，就立即通报凯博特来向迪比特催要巨额的预付款和各种保价返利款。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经销商、供应商、售后服务提供商纷纷来要钱，迪比特的资金就更紧张了。可以说是挤兑，逼得本来效益就不好的迪比特资金链断裂，这也是迪比特大溃败的导火索。
公司真的是莫皓然捞钱的道具？
2006年初，迪比特不得不对质疑的媒体记者道出实情：迪比特在内地手机市场开始收缩，迪比特手机在内地销售基本停滞。一家财经媒体刊登如下报道：
“说起来你们都不信，以我的理解，上海迪比特只是台湾大霸董事长莫皓然夫妇用实业炒股票套现赚钱的道具，从一开始它就没打算长期做这个产业。”一位前迪比特副总裁语出惊人地对记者说。
这位人士接着说：“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台湾大霸电子公司的股价，其实与上海迪比特的实际业绩并不同步，而且迪比特业绩的好坏和手机市场本身也不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本来市场形势很好要向上走，但莫却会突然下命令打压市场，实际上是在操纵股票。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就导致了迪比特政策的多变。为了全部掌控股价升降的节奏，尽管莫皓然也聘了职业经理人，但实际操纵权全在莫自己手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很有限。”
“在实业只是道具这一前提下，迪比特后来的一切都不足为奇。为什么要炒作几年拿个市场第一，还不是为了提升股价？为什么最后资金链断裂，其实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早在此之前战略上已经决定退出内地市场了，不再投钱，而且拼命透支渠道里的钱来套现了，能不资金链断裂吗？至于后来的FD，只是一个战术上如何打，如何尽快再捞一笔的做法了。” “做投资人千万不要再做老板，迪比特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董事长莫皓然经常亲自操盘。”原迪比特一位分公司营运总监在接受采访时也如此表示。
“莫皓然夫妇占有大霸电子90%以上的股份，副总彭新淼和总经理陈冠俊至多各占2%左右，这种一股独大就决定了董事会做决定‘唯莫皓然夫妇马首是瞻’，谈不上民主决策。在这种意义上讲，大霸也好，迪比特也罢，都只是放大了的个体户。而对于一个个体户来讲，缺乏长期的战略，而更多的是营销上的战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是其操作上的根本特点。”一位原迪比特中层经理人说。“缺少长期做品牌的理念，只是抱着投机的心态，不急功近利才怪呢。但遗憾的是，最后的局面，莫皓然玩得太大，掌控不了了，渠道、内部员工、分公司的人甚至是合作伙伴都已经是众叛亲离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猜测和批评，源自莫皓然在台湾出事了。
2005年9月29日下午，台湾当局几大部门在台北市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联合突袭，其目标直指大霸电子公司总部高层。当晚，莫皓然及其夫人――大霸电子总经理郭佩芝两人便被台北地检署带走询问，直至次日凌晨四点。据台湾检方调查，由于大霸电子最近数年来股价呈现巨幅波动，股价从最高点的150余元一路下跌到10余元，后来又涨到60余元，再跌到目前的4元多，而被金管会盯上，经调阅该公司账册资料，发现大霸股票的巨幅震荡，涉嫌内线交易与人为操纵，再进一步查出莫皓然夫妇以开设的投资公司，大量买进或放空大霸股票，张数高达10万张，并利用股价涨跌融资融券炒股，估计获利超过5亿元。
管理短板葬送了迪比特
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头；独裁式的企业能走多远，取决于独裁者的智慧。
很多迪比特员工都认为，管理问题是迪比特的短板。
“盲目做大，基础不牢，操作思路过于膨胀，尤其是在形势暂时很好的时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分看中前端的销售，但后端的管理没有跟上，是导致迪比特溃败的直接原因。”一位负责市场的前迪比特副总级经理人如是说。
迪比特在营销操作过程中，一直想往上冲，希望实现销量的连续跳跃，结果其中的一块踏板不结实，就被无情的市场扔了下来。其实，迪比特即使在市场前景最好的时候，对市场的把握也比较粗糙。2003年迪比特卖得好就是因为它抓住了市场的契机———黑白屏转换为彩色屏幕的换代潮流。由于市场的切入点对，所以市场份额上升得很快。
此后，迪比特最大的失误在于：
1，没有意识到其爆发式增长依靠的是国内手机市场的整体增长，属于水涨船高式的增长，而并不是自己在管理、销售和市场上有过人之处。
2，没有借助短暂的成功来修炼诸如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加强研发、加强销售管理、对渠道进行精耕细作、对终端建设管理等的内功。
一位前迪比特的中层管理说：“草莽英雄，喜欢做大事，听好话，顺利的时候绝对没有忧患意识，做事刚愎自用；内部不能形成合力是主要问题，却把精力放在渠道调整上；人才流失是研发环节主要问题，高层却一直回避。在管理上的一个大的问题，是用人。莫皓然作为董事长，太多的时候直接插手具体的事务，来自台湾的领导层根本就不相信内地的干部，不管是高层还是中层。这其实是人心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迪比特的一位运营总监也把上述问题归结为迪比特企业文化之一：“其实，莫皓然对人事、人员的心态把握得不够细化，建立了太多的内部监督机制，在内部同样一个事至少要有两个部门在同时交叉管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监督效果，但人们做事的积极性和灵活度就没了。再加上对中层甚至是高层没有给予相应的待遇，往往是承诺得多兑现得少，人心已经离了，怎么还会有业绩？”
“莫皓然的做法是，对内地人不信任，对台湾人任人为亲，单独接触，后来甚至靠小报告来维持自己的权威，造成了类似‘文革’期间人人自危的局面，谁还有心思考虑业务的发展？我觉得，这是私企的一个通病，迪比特的溃败，应该对私营企业有所启发。”
迪比特的公司制度大致有如下的弊端：
1，迪比特采取的是中央集权政策，分公司没有得到授权；
2，业务的操作流程环节过多，链条加长，造成市场反应缓慢。在“做市场就是做速度”的现状下，处于被动状态；
3，迪比特的经销商政策多变，也导致经销商无所适从；
4，迪比特对财物的管理过于严格，影响工作效率。据悉，在迪比特要买超过500元的物品，需向上海总部申请。而超过1000元的，则要向台湾大本营申请。
变化多端的政策害惨了渠道
“多变”一直是外界对迪比特的评价，莫皓然称这是“变革”。
“我们将把迪比特的产品销售、品牌管理、研发设计和产品生产划出三块，成为各自独立的中心，并在未来几个月使其成为三家独立的公司。作为独立的销售中心，迪比特将销售的权利更多地下放到其分布在内地的22个销售子公司，我们不仅分销迪比特的手机，也将其他的品牌手机。” 2005年4月15日，莫皓然在上海对媒体表示。然而，这个设想直到现在也没有能成为现实，这也是迪比特在渠道上的最后一次变革。
即使迪比特这次“变革”如愿成功，也不一定能扭转其颓势。迪比特最大的毛病并不是缺少改革，而是变化过于频繁。迪比特缺少持续性的积累。
自2000年正式推出自有品牌以来，迪比特确实做过多次较大的转型动作。其中以渠道变革居多。但遗憾的是，这些变革均以失败告终。
2001年，大霸电子曾力邀中邮普泰公司出任其产品大陆总，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迪比特花费3亿元收回销售权；
2002年，迪比特在全国180个城市设立办公室，销售人员一度达6000人；
2003年，由于人员庞杂，素质参差，造成管理混乱，不得不实行“大区买断”模式，但这种模式很快就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
2004年，迪比特干脆策动直供渠道变革；
2005年4月，莫皓然宣布为迪比特注入8640万美元，并将迪比特拆分为产品、品牌、销售三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公司······
真是一年一个变化。迪比特的政策善变在业界可以称得上是声名远扬。
一个公司的政策变化如果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无视合作伙伴的利益，以牺牲渠道利益为代价那必然要失败的。
有这样一个事实：2004年3月下旬，当大区包销商提货量无法达到管理层期望值时，迪比特管理层开始了“大跃进”式的，宣布取消大区包销做直供。两三天过后，管理层发现不对劲，又宣称要做FD（Fullfillment Distributor，也即资金物流平台的模式）。三天不到，政策变了两次。当公司分支机构的人还没弄明白时，大区包销商却明白了：迪比特要抛弃他们，是彻底的抛弃！于是，大区包销商迅速采取联合抵制的策略，一边向迪比特施压，一边以损伤迪比特渠道为代价向迪比特示威。当迪比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安抚住经销商时，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恰好是销售旺季五一期间。FD模式仓促上马，采取填鸭式运作，直接导致整个迪比特政策面的无序与混乱，使大部分经销商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对迪比特失去耐心和信心。这样的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迪比特在2004年5－7月三个月出货量加起来不足30万台！
“其实，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不管是改FD也好、大区买断也罢，撤销分公司也罢，包括后来的把公司一分为三，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其实都是莫皓然急功近利挣快钱的表现，他早就想好了要从内地撤出，只是在‘用战术上的进攻掩盖战略上的撤退’，是用透支渠道的做法来收最后一份钱而已。”一位熟悉迪比特的经销商这样评价。
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里写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愿还在市场中生存着的国产手机厂商一路走好！
附录：莫皓然和他的大霸集团
大霸集团2001年的营业额约6亿美元，分别在中国的上海、台湾及英国的伦敦建立了三大研发中心。设在上海莘庄的上海迪比特实业有限公司，厂房面积4万平方米，员工5000多人，主产品：迪比特手机系列产品、迪比特移动电话系列产品、蓝牙系列产品等。
1974年莫皓然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成立大霸公司（台湾有一座海拔3505米的大霸尖山）。
1979年，因无力购置价格昂贵的专门测试仪器，莫皓然刚研制出的双面PC板芯片遭遇质量纠纷、退货和索赔。到1980年，公司已背了上千万元的债务，莫皓然决定马上转产，做当时的新产品——电话按键盘。一年下来，不仅还清了债务，还赚了4500万新台币。
1982年，大霸作为台湾第一家通过FCC（美国联邦通讯）认证的公司，产品获准进入美国市场，员工也增加到1200人。
1984年大霸尝到了“电话机寒冬”的滋味：营业额由每月最高达1亿多元急剧下降到只有40几万元新台币。
莫皓然深感台湾市场太小，于是决心走出台湾。莫皓然终于在1992年决定，大霸落户在上海的莘庄工业园区。那时的莘庄工业园区还是一片田野， 他就在漕河泾开发区建立临时生产基地。
1998年大霸已垄断了台湾75％无绳电话市场的份额，占有了30％的美国无绳电话市场的销售量。为了迎接世界手机市场的发展，就在这一年与世界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签订了为期4年的代工协议。到2001年大霸已为摩托罗拉生产手机1000多万台。
“然而做代工终究只是南柯一梦，生死完全掌握在人家手上。”莫皓然发誓要创自己的品牌。
2001年6月，上海大霸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上海迪比特实业有限公司，推出真正中国品牌的迪比特手机。莫皓然对媒体说：“我深知中国大陆手机市场之巨大，大霸要分一杯羹，靠品牌，靠质量，也要靠恒心和毅力。”
2002年，莫皓然把大霸的企业文化归结为“寒带树木哲学论”――尽管生长缓慢，可是每一层的年轮格外紧密，可以抵挡外界自然环境的种种变化。
大霸曾经获得的殊荣：
1998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经贸部颁发的“全国出口先进企业”称号；
1999、2000、2001年连续3年获上海出口创汇奖；
2002年获上海市“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称号。
莫言台湾范文2
依旧在这个8月。面对“莫拉克”的突袭摧残，面对台湾同胞的重大损失，所有的中华儿女们便不再沉寂……灾情发生后。大陆各方面予以高度关切。并立即行动起来，慰问台湾受灾同胞，组织开展捐助救援活动。众多大陆网友在网上留言，对灾情表示关切，鼓励台湾同胞战胜困难，重建家园……
这是何等的团结互助，这是何等的众志成城!
就在这支关爱台湾同胞的大军中，有这么一支特殊的团体。他们是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台胞之家”。是服务、团结、联谊台湾乡亲的群众组织。就是这个群众组织，在关切台湾乡亲受灾的过程中，用自己特殊的乡情、亲情方式。尽显着兄弟姐妹般的手足情谊。
第一时间的亲情问候
一进入8月，一条极其普通的台风预报，引起了全国领导的重视：
今年第8号热带风暴“莫拉克”8月4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5日凌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14时加强为台风。近中心风力13级(40米／秒)，7级风圈半径500km，10级风圈半径120km。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台风“莫拉克”裹挟风雨席卷台湾沿海，并严重影响台湾，福建等地……
其实对于台风，台湾乡亲并不陌生，可根据预报，此次台风非同寻常……果然――
8月6日，台风中心位置到达宜兰东南海面上，台湾进入陆上警戒范围；
8月7日，台风逼近台湾，航班停机，学校停课，深夜，台风在花莲登陆：
8月8日，暴风圈笼罩台湾，各地风大雨大，台湾中南部不少地区一片；
8月9日，台风重创台湾，致使中南部10余县市降下超大雨量，南台湾几乎泡在水中，过3万人被困，造成50年来最惨重灾情。截至当日晚7时，共造成7死，46失踪，32伤……
闻讯，全国会长梁国扬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们立刻研究，如何帮助乡亲抗击灾难。并决定，在第一时间内，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会长本人两个身份，分别向台湾乡亲发出最亲切的问候。
8月10日，星期一。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大陆各大媒体，以及台湾《联合报》，TVBS电视台，东森电视台等媒体，都纷纷登载和播发全国《致台湾乡亲的慰问信)。信中说，连日来，我们通过媒体，看到了“莫拉克”台风肆虐，给台湾中南部地区造成了人员伤亡，失踪，被困及农田民居，基础设施严重毁损的巨大灾难。作为生活在大陆的台湾乡亲，我们深感痛心和不安。在此，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生活在大陆的台湾乡亲，向遭受灾害的台湾乡亲表示诚挚的慰问，对不幸罹难的乡亲致以深切的悼念，我们衷心希望台湾乡亲团结一心，战胜灾害，度过难关，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与此同时，梁国扬本人以会长名义向台湾南投县长李朝卿先生致电慰问，并通过李朝卿先生向台湾灾情严重的县市行政官员――高雄市长陈菊女士，高雄县长杨秋兴先生，台南县长苏焕智先生，屏东县长曹启鸿先生，花莲县长谢深山先生，台东县长邝丽贞女士，彰化县长卓伯源先生，云林县长苏治芬女士，嘉义县长陈明文先生，发去了诚挚的《慰问信》。
“台胞之家”里涌动着的寨情
有“台胞之家”美誉的全国机关，此刻也已爱心涌动。
8月10日上午一上班，全国机关在职的干部职工以及离退休人员，个个对台湾乡亲遭遇50年来最重的灾情深表关切，他们纷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会领导带头捐款，全会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踊跃参与，像全国原副会长郑坚不仅自己捐出了1500元，其爱人也捐出了500元……尽管这个时候不少同志因这样或那样的家事困扰，有的家中还有病人在床，但面对故乡亲人的灾难，他们毫不犹豫，解囊捐助，很多离退休老同志还顶着炎炎酷暑，步行来到机关亲手交上自己的捐款。
众人拾柴火焰高，虽说全国机关人数不多，但人人尽力，个个尽心，短短时间内，在职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捐出的首批款项已达31余万元人民币。日前，全国已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台湾有关部门汇去了其中的10万元，其余的21.635万元将购买灾民急需的大米，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直接送到灾民手中。8月16日，首批从全国机关捐出的几百件夏季T恤衫等救急物品，已经运抵台湾。
与此同时，全国有关部门紧急下发通知，号召各地和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广大台胞为台湾乡亲奉献一份爱心。
8月25日，全国在北京召开新闻会，通报了全国系统及广大定居大陆台胞向台湾灾区乡亲捐款的情况。据悉，截至8月24日，首批捐款达到了174万元人民币。
正如梁国扬在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这次台湾乡亲遭受严重灾害，我们十分心痛和牵挂，我们向媒体通报的捐款情况，只是我们全国的首批捐款。作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乡亲组织，我们与台湾乡亲同舟共济，将继续积极捐款，筹款，并在我们全国的工作范围内，积极争取机构，企业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筹款，为台湾乡亲尽一份心力，同时，我们不光要继续关注台湾灾情和捐款活动，还将更多地关注台湾乡亲灾后的重建家园工作，继续发挥我们是台胞乡亲组织的作用，包括在精神道义，物，质提供，技术层面等上的帮助和支持。
来自大陆灾区的心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连日来，祖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各市县组织和广大定居大陆台胞都动了起来。上海市召开常务理事会发起开展“为台湾岛内受灾乡亲爱心募款活动”倡议；河南省专题研究向台湾乡亲捐款事宜；天津市，甘肃省，黑龙江省等领导带头捐款……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迅速发出“为台湾灾区捐款倡议书”，短短几天就捐款达13万元之多；作为闽台祖地的河南固始县，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奉献爱心达10余万元……
这是一场无私的奉献，更是一场忘我的支援，特别是同台湾一群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的大陆受灾省市的各地和台胞们，在大局面前，极大地表现出了患难见真情大灾面前有大爱的中华传统美德和同胞爱。
灾害发生后，江西省迅速向居住在嘉义的江西省顾问，中华农经文教促进会理事长蔡孟勋，以及高、桃、竹、苗等地区的民间协会致电，表达对灾情和受灾同胞的关切和慰问，并委托蔡孟勋先生代表江西省前往阿里山灾区慰问受灾乡亲；福建省与省多个部门联合发出向台湾灾区募捐的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伸出援手，踊跃为受灾同胞捐款捐物；安徽省举行了主题为“在皖台胞心系家乡，爱心送乡亲”的募捐仪式；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也都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广泛发动……
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遭受特大地震，家园仍在重建中的四川省和广大台胞，这一刻更是感同身受，灾情一发生，他们就与台湾的友好团体和个人取得联系，问候平安和了解近况，同时，向省内台胞发出。向台湾受灾乡亲献爱心。的倡议，都江堰老台胞郑祝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500元。他说：“去年的大地震，台湾乡亲为我们捐款捐物，献出了极大爱心，帮助我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这次台湾乡亲遭遇这么大的灾害，我们理应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一句肺腑之言，道出了大陆灾区台胞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所有定居大陆台胞的心里话。
台湾灾情牵动着大陆台胞的心
8月11日，正在台湾高雄参访的重庆市文化交流参访团，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在重庆市会长吴凯琦的率领下，每一位参访团成员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捐尽了身上所有的台币，人民币。之后，参访团又为受灾的台湾乡亲献上了一台具有巴渝风情的川剧和民族音乐的演出。演出可谓雪中送炭，正如台湾虹宇公司总经理陈韵如女士所言：刚刚经过了台风，但是你们的精彩演出使我们从恐怖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了。
北京景山学校的退休教师方晶，今年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当听说全国在为台湾灾区募集捐款时，全然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不顾家人劝阻，硬是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全国机关，捐款2000元。她充满深情地说：“钱虽不多，但这是我们一家四口人对台湾乡亲的一份心意，希望你们能够转达我们对台湾乡亲的问候。”
8月18日，在前往福建省捐款的人群中，一对颤巍巍的老夫妇一大早就赶来把手中的1000元人民币交到工作人员手上，然后匆匆离去。他们之所以起那么早，是因为老人还要忙着赶到医院看病，他们怕看病耽搁了捐款时间。老人叫陈慧贞，台北县人，今年77岁。老人患有心脏病，近段时间出现心衰。去年四川地震的时候，老人也是第一个主动到福建省捐款的人。这次台湾发生灾情，陈慧贞老人不仅身体力行，还告诫子女要积极参与各种捐助活动。刚刚出院的女儿林俊钦也在母亲的感召下，专程赶到福建省捐了款，她笑着说：“我患的是癌症，但我很乐观，希望台湾乡亲也坚强起来，一起共度难关。”
在天津，台胞高梦还是一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一年级的学生，由于父亲的早年离世，高梦一家成了市里名副其实的困难户，也是市台盟，的帮扶对象，母亲的工资是家庭里唯一的收入来源，高梦自己平时的生活，学习等一些费用都相当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梦和母亲宁愿从牙逢中挤出400元来，也要表示她们的拳拳之心。
辽宁省鞍山市芝加哥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制作了手工制品，希望能为处于困境中的灾区小朋友送去一些欢乐；河南开封安利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设捐出80套活动板房，价值230万元；浙江嘉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阮连坤捐了5万元；身患重病且生活一直受政府救助的退休台胞陈琪瑛捐款1000元：青年台胞创业者黄健冒着倾盆大雨从外地赶回捐出5000元……
莫言台湾范文3
潘启雯
生在法国，长在非洲、求学英国、在泰国服兵役、在美国执教、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热爱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部落……当被授予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刚从韩国的一个小岛上回到法国，并准备几天后前往加拿大――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酷爱旅行、喜欢流浪，流浪是他之前的《诉讼笔录》和这部《乌拉尼亚》的共同主题。实际上，他在《乌拉尼亚》里是想要用流浪这种本能和善行，挣得一张通往诗意却又沉重的“乌托邦”的车票。
在《乌拉尼亚》中，主人公“我”，即长大后成为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的达尼坎尔西里图博士，背负了童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就是和母亲一起读红皮书里的希腊神话，在这本红皮书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叫做乌拉尼亚的国度，在“我”和母亲心目中，它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式”的国度。正是这个幻想的国度使“我”在战争及以后的生活中拥有了一方心灵的乐土。冥冥之中也决定了在“我”成年之后走向墨西哥的河谷。
当“我”走入河谷，却发现那里是权力与金钱之城。唯有人类学家在山冈上建立的朗波里奥研究中心与坎波斯小村与众不同。朗波里奥研究中心的策划与筹建者唐托马斯摩西，希望这里是实现乌托邦的桃源胜地，他要砸烂社会等级与偏见的枷锁，让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动化。但最终，唐托马斯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克莱齐奥正是想借着唐托马斯的眼和耳，呈现法国作家一贯坚持的知识分子省思：当生命成为各式各样法规制度、国族认同的压迫对象，在所谓的文化中，什么属于真正的人性呢?追求“乌托邦”本身就是与现实抗衡，这样的“乌托邦”虽然富有诗意，但它的最终破灭却是沉重的。
同样是关于“世外桃源”的故事，不同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带着神性、高不可及，同时也意味着难以破坏，而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托邦”国度乌拉尼亚却是在现代社会无节制的扩张下毁灭的。其实，克莱齐奥与工业文明分道扬镳的乌托邦情结是在指引我们随他一同漫游墨西哥的一处世外桃源，他总是在不自觉地重复一些既定的观念，他最擅长的那种风物描写，总是因渗透了观察者过多的主观色彩而随时可能让理想的“乌托邦”变成一声意料之中的梦呓。
震后救灾何事为先
韩福东
1999年9月21日，地震发生时，大家还都在熟睡中，凌晨1时47分，里氏7.3级的地震在顷刻间断送了2000余人的性命。近10年过去了，“九二一”地震仍是台湾挥之不去的梦魇，时不时来侵扰一下，让生者悲伤。而悲伤记忆之外，台湾历经数载的灾后重建，毫无疑问已是历史珍贵资源，可为汶川大地震提供相当程度的经验支持。
《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实录》是“九二一”震灾之后，代表台湾官方立场的较详尽的经验总结。现任“行政院长”刘兆玄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他担任灾后成立的重建会首任副主任委员兼执行长。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回忆道：当他受命在震灾当日南下出发前，“总统”李登辉问他：救灾千头万绪，何事为先?他回答，“建立迅速准确的情资管道为第一优先。”这一句话可以看做是“九二一”地震灾后重建的画龙点睛之语。无论是救援、安置还是漫长的重建期，都有赖于“迅速准确的情资管道”的建立。
我在采访台湾地区“新闻局”一位处长时，他竖起大拇指，对震后的信息传播和总理的表现表达了敬意――这是台湾很普遍的观感，虽然他们也在某些具体的环节有所批评。他们也都很愿意将台湾震后重建的经验与中国大陆分享。而从台湾乃至世界的经验看，在四川地区震后仍存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迅速准确的情资管道无疑仍是重中之重，而这有赖于媒体信息的公开流布。仍以台湾为例，虽然台湾官方的表现似乎不错，但媒体仍以批评性报道为主流，这是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灾后救援、安置和重建过程中的腐败，是必然要发生的，例如，即便在媒体强大的监督力量下，台湾灾后重建的公共工程品质仍堪忧，计有19.5％的不合格率。
本书的总主持黄秀政认为，重建成果不容抹杀，与默默投入震灾重建工作的英雄相比，过多非理性的批评并不是最好的作为，如果批评者能够以客观的角度提出诤言，甚至亲自第一线投入心力、物力，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言与监督，才对整体的重建工作有更大助益。
画出中国人新形象
杨东晓
戊子年正月初一(2008年2月7日)，到位于台北新店半山的柏杨家里，给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拜年。
其时，写过2000多万字的历史学家柏杨，半坐在摇起来的升降床上，但精神很好，还对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对于中国的文化要有大文化的概念，中国人是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华人，不要小鼻子小眼睛地只注意台湾，要看到整个中华文化和华人世界。
柏杨在这天，把一本还没有完稿的漫画书的中一页送给了，这是柏杨此生争议最大的一本书的终结篇章，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本漫画――正在创作中的漫画版《丑陋的中国人》。他专门挑出来的这一张上：画面中的柏杨正操纵一个游戏机，专拣一个个身上写有“贪腐”、“窝里斗”、“不守法纪”的玩具娃娃往外夹。他希望在更为广泛的华人群体中，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去除掉。
20年前，刚迈入社会的年青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并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文化批判精神的影响。而今天，当外国漫画以及动漫充盈了中国读者视野之时，漫画，也许能成为这本书批判精神的一个“火炬手”。读过柏杨每一部作品的徐荣昌，找到了一位“80后”漫画人莫莫(戴雅如)来塑造这把火炬，中国人有必要留下一笔经典的漫画形象――就像留在文字的世界里，无论它是美好还是丑陋，都是这个时代的记忆。
虽然徐荣昌的原意是想薪火相传，但这套“画书”严格意义上是一套成人漫画，他们是想通过成人向更年轻的一代传播和影响。
莫言台湾范文4
作家冯骥才在25年前，曾经接到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当时和他一起受邀赴美的还有另外两位大家：内地作家徐迟、台湾作家柏杨。“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两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就在这次赴美行程之中，柏杨针对他眼里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国民劣根，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这篇演讲题目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在为柏杨作品《丑陋的中国人》所作的序言里，冯骥才讲述了自己与柏杨擦肩而过的这段往事，他因此感慨，“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有着冯骥才一样的“错过”，只不过他们错过的是柏杨的作品。在这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柏杨作品再一次来到了内地读者眼前，只是它有了新的面貌――漫画演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
莫莫的牛排店因缘
生于80后(台湾称为“八年级”)的莫莫(MOMO)，本名戴雅如，短发齐肩，皮肤白皙，一米七五的她是《丑陋的中国人》漫画演绎版的作者。在全书167页共六章的篇幅里，莫莫的漫画形象酷似一颗水滴，她化身为柏杨的“小跟班”，“用自己作为时下年轻人的代表”，“用真实的情感哭与笑、生气与感动、反省与检讨”，“与柏老来一场忘年论战。”当然，论战的主题依然还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最热衷拷问的中国人的“国民性”。
书中和莫莫一起参与论战的还有她的两位朋友，“猪”和“一六六”，前者是她男友，后者是多年的朋友。身高近一米九的男友是莫莫生活中重要的角色，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将男友现实中的个性，完整地搬到了漫画版本里。这个“知识丰富，拥有独到见解和果断判断力”的男友，在她和“一六六”身旁扮演了一个聪明睿智的角色。
“一六六”原名“伊罗烈”，同样也是80后生人。因为从小喜欢“假面骑士”，莫莫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身穿紧身衣、头带苍蝇头盔的漫画形象。
与柏杨结缘、最终成为漫画版的作者，对于莫莫来说，完全是一场意想不到的风云际会。和多数80后宅女一样不爱出门的莫莫日常的工作是幼儿教具设计师。两年前的三四月间，莫莫因为拔完智齿“勇气可嘉”，男友决定犒赏她，带她去吃一顿美食。在网上，二人查到了一家名为“生铁餐厅”的牛排店。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人小店的莫莫，一开口就大喜过望，“从来没有吃过如此淳朴又潇洒的牛排料理，虽然伤口还没好，但那扑鼻的香味叫人痴迷，唇齿留香的程度让我好一段时间都难以忘怀”，更让莫莫印象深刻的是店老板热情灿烂的满面笑容。
回到家中以后，莫莫拿起笔，画下了“生铁餐厅”的美食和店老板灿烂的笑容，挂到了自己的博客上。后来这篇博文被餐厅的主人看到，他就是柏杨多年的书迷和好友徐荣昌，外号和他的笑容一样亲切――“老爹”。只不过这位“老爹”不抱吉它玩翻唱，他只喜欢好书和美食。后来“老爹”成为了漫画演绎版《丑陋的中国人》的策划，莫莫就这样被他带到了柏杨的跟前。
“别笑我无知，当时我连柏杨是谁都不知道。”莫莫后来在书中如实地记下了初次和柏杨相识前自己的无知。“紧急上网查才知道柏杨是‘人权斗士’，是个举世无双的大英雄、大人物，著作无数，是个了不起的狠角色。”在柏杨家中，当一个满头银发、身形单薄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从走廊缓缓出现时，莫莫迎上前，柏杨和80后握手了。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需要靠缘分，柏杨和莫莫就属于天生投缘。结识“生铁餐厅”老板徐荣昌后，莫莫就从他那里不断补课，越来越多地了解轮椅上这位依然刚强的老人。而柏杨，从第一次见面，就主动向素未谋面的莫莫伸出了自己的手，后来他甚至授权莫莫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书房，搜集创作素材。
柏杨的漫画缘分
“十年小说，十年牢狱，十年杂文。”柏杨曾经多次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履历。为柏杨招来十年牢狱之灾的，正是一幅与他有关的漫画。
1966年，时任平原出版社社长的柏杨负责《中华日报》家庭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的一期专栏中，漫画内容是提及卜派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竟然想到要各自竞选总统，同时开始撰写竞选文稿。柏杨将漫画中出现的台词“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
在报禁、未解的上世纪60年代，这副“岛上只有父子两人却争当总统”的漫画触怒了当时的台湾当局，在他们眼里，柏杨的“险恶用意是影射台湾岛上的蒋经国父子”。很快柏杨便因“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在1968年3月4日被当局逮捕。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大力水手事件”。
台湾作家李敖后来曾经考证，《大力水手》那期的译文其实出自别人，与柏杨无关，只是画上被人签上了柏杨的名字。尽管如此，柏杨依然身陷囹圄长达九年零二十六天。
柏杨用煌煌三部著作回应了将近十年的牢狱时光。《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相继问世。实际上按照柏杨的设想，原本他的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也将在这一阶段问世，只是因为写作时需要的参考书在1975年被官员搜去“保管”，最终这部研究中国官体的著作只写了一半便夭折。三年后，柏杨出狱。“这一生，有多少灾难，就有多少朋友。”柏杨后来用这样的话，总结自己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活。
“漫画的讽刺作用不应消失，应该恢复它的战斗性。”说这话的是四年前91岁高龄的中国画坛泰斗华君武。在中国美术史上，《肉骨头引狗》(华君武)、《逃亡》(丁聪)、《东北军脚下的镣铐》(张仃)等名作，和众多线条简单却意义无穷的漫画一起，不止一次成为了匕首和投枪。
尽管一张漫画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柏杨对于漫画的感情依然不减。在内地此前先后两次正式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里，漫画从来没有缺席：2004年古吴轩版本里，苏州美术家协会主席周矩敏为该书创作漫画，2008年人民文学版本里，93高龄的漫画家方成为该书创作主题漫画。
和柏杨一样“品过三国”的内地明星学者易中天，凭借《百家讲坛》声明远播，柏杨对他同样不陌生。“正是因为《百家讲坛》的成功，给柏杨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可以通过影像的形式来传达文字作品。”柏杨夫人、台湾诗人张香华介绍说。漫画演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随后应运而生。
“丑陋”的传承
在这本漫画演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开篇是这样一副：在一台“抓娃娃机”跟前，
柏杨摇身成为一个玩家，手握摇杆，正在抓起一个娃娃。和街头娃娃机那些琳琅满目的可爱玩具不同，这些娃娃样貌骄横、身形跋扈，身上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标签，“虚荣”、“谄媚”、“无礼”、“抱大腿”、“窝里斗”各不相同，正在被抓起的一只便是写着“说大话”。在那些娃娃中间，莫莫和一六六满面恐惧地躲在中间，生怕被抓到。
如今，这副漫画悬挂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台北的办公室里。它是去看望柏杨时，柏杨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漫画演绎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被台湾教育部门，作为推荐课外读物向岛内中小学生推广。
“你不知道现在台湾‘娱乐至死’有多厉害。”版画演绎版《丑陋的中国人》策划人徐荣昌对于目前岛内娱乐八卦一统天下的格局感到痛心。各色为追求收拾指数不择手段的娱乐节目大行其道，不加分流和限制地进入到了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生活。他指着北京酒店里的电视说，“每次来到大陆，都能看到大陆的电视还有一些节目在讲国学，说三字经，或者讲诗词。”而在台湾，电视快成了吴宗宪们的天下，“其实很多内容对于小孩子来说，非常不合适，但是经常是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一起看。”周遭如此热闹，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柏杨曾经的感慨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
游历过很多国家的徐荣昌是柏杨多年的朋友，正是他促成了这次80后和柏杨的携手合作。漫画的创意得到了柏杨的认可，因为自知身体状况不佳，柏杨甚至希望漫画版本能够在三个月内完成。2008年4月29日，刚刚过完88岁生日的柏杨驾鹤远行。莫莫渴望让柏杨看到漫画演绎版问世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莫言台湾范文5
老兵返乡探亲运动改变了两岸关系。
即便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期，两岸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格的封锁。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苏冷战宣告结束，而台湾已经历经了近40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适时地运用亲情号召，将开放两岸交流往来议题推上了历史舞台。开放探亲是自1949年之后，两岸和解的第一步，它打破了两岸的对立，甚至于对内战结构的瓦解。由此延伸而来的是开放两岸观光、开展两岸贸易，从而走向更进一步的和解。而最为重要的是，老兵们可以回家。
有媒体如此评价老兵返乡探亲运动：“自1987年4月起，至1987年12月政府正式公布命令，开放一般民众返乡探亲为止，它是解严前后各式社会运动中，最短小、最尖锐的一根刺。它刺破了令下、长期高压控制的社会气氛。于是，外省族群压缩四十年的亲情、思念，以及对祖国长年以来的各式想象，全部一涌而出。从此台湾的疆界不再阖上、无法阖上。”
老芋仔望乡
“芋仔”是对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居民的称呼，他们亦被称为“外省人”。二次大战后，台湾因白米价格较贵，本省人常以番薯为主食，且台湾的地形轮廓类似“番薯”之形状，故台湾本省人往往以“番薯”自称，而称外省人为芋仔，而那些随政府来台的老兵常被称为老芋仔。有趣的是芋头是台湾土生作物，反而番薯是外来引进的作物。
1984年上映的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便是以老芋仔们为主题。影片叙述台湾退伍老兵老莫不愿过老迈孤寂的生活，学好友常若松退伍后的方法，卖掉存了半辈子的金饰，娶来一个叫玉梅的山地少女为妻。一对年龄上有若父女的夫妻，在生活上难免有误解、差距和苦乐，玉梅却认命且勤俭。常若松买来的山地少女玛娜不能适应老夫少妻的差距，整日在外鬼混，身染梅毒而自杀。常若松因炸鱼不慎双目失明，老莫不辞辛苦多予照顾。玉梅与瓦斯工人金树相识。老莫觉得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比自己和玉梅更相称，有心退让。玉梅却坚贞不已，感动了金树和老莫。玉梅已怀有老莫的孩子，老莫欣喜地盼望带妻儿回山东老家。电影以喜剧收场，但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由于两岸军事对峙，台湾施行禁严令，老芋仔们思想上受到严格的控制，若是想家的念头被察觉的话，会被冠以“思想不坚”的骂名。加之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所有对故乡的思念都深深地压藏在心底，而回乡探亲成为难如上青天的奢求。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望大陆》）便是老芋仔们的集体乡愁。
1979年1月1日，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返乡探亲似乎有了一线希望。但是蒋经国颁以“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一线希望乍成绝望，绵亘在海峡两岸的乡愁成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进入80年代，经济的崛起、教育素质的提升、民主意识的觉醒加之党外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台湾当局解除“令”的呼声日渐高涨。解严的讨论也逐渐从内部，蔓延至一般报章杂志。回乡探亲的星星之火再次被点燃。
1986年3月，曾任台湾“驻美代表”与“外交部长”的钱复曾到中山楼和蒋经国谈了一小时，向蒋经国汇报说：“美国政府将对友邦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不理想则不能获得军售。”钱复具体请求蒋经国结束“”以改善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与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等人见面，虽然提到台湾将尽速取消令，但同时也提到，出于国家安全的顾虑，令解除后，政府将颁行新的国家安全法，“三不政策”没有改变。这也就意味着，解严并不代表可以自由回乡探亲。
其实，并非所有的老芋仔都受制于令无法与故乡通信、返乡。当时的高层人员可以利用党内所设的唐光华信箱与故乡的家人通信。而在民间，经济上宽裕或者有渠道的人士也可以寻求各种个人信道进行通信，甚至于通过辗转第三地回到故乡。而对于这些如今已垂垂老矣，退伍离开部队时，只领一顶蚊帐，包袱里塞几套换洗衣服，一张单程火车票和仅够两三个月生活开销退伍金的老芋仔们，回乡探亲变成了与死亡赛跑。
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1987年2月29日，曾任立法委员的许国泰等人联名发起“自由返乡运动”。运动拟定的推动办法主要有：受理大陆籍同胞，欲自由返乡者之登记统计工作；协助大陆籍同胞寄信回家（许国泰信箱和唐光华信箱）；协助当事人组成团体；接洽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人权组织与世界特赦组织等世界性人权团体，请求支持，并促实现本运动；公布海外不得入境同乡名单，向政府提出抗议；针对大陆籍同胞、海外同乡、原住民印发传单；举办系列说明会。其针对对象有：1949年前后，随政府来台之大陆籍人士（至少200万人）；1945年至1949年，被征兵或因谋生而赴大陆之台湾人（约3万人）；四十年来赴海外留学、谋生，但因政治原因而遭政府禁止入境之台湾人（黑名单人数不定，据了解，单单美国一地已超过14000人）；台湾之原住民山地同胞，因“山禁”政策，返乡或入山必须申请“入山证”（30万人）。
3月28日，台北市大安区幸安国小举办了“自由返乡运动第一部：想家40年、下一步就是回家”晚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晚来了将近两千名观众，其中有一大半是上了年纪的单身荣民与外省人。当何文德（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会长）上台发言讲到自身离家40年无法写信、回家团圆的痛苦时，引起在场群众相当大的回响。
自由返乡运动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回响，台湾岛内和海外的诸多团体纷纷参与其中。但由于自由返乡运动负责人所秉持的思想，阻碍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所幸幸安国小晚会结束后不久，由何文德发起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于4月15日正式成立，接过自由返乡运动的大旗，展开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发起人有：何文德、陈春全、陈春妃、冯帅白、帅经纬、江诜长（姜思章）、康文、朱文贵、林正杰、杨祖、张富忠、范巽绿、尚洁梅、于良骐、程福星、魏慈英、夏子勋、柯富雄等数十人。名誉会长：胡秋原，会长：何文德。顾问部分，陆续增列后如下：王志文、王晓波、宋英、吕亚力、李鸿禧、林毓生、周合源、胡佛、胡台丽、陶百川、郭吉仁、陈映真、陈若曦、莫宗坚、尉天聪、费希、张忠栋、张晓春、傅正、杨国枢、董良骏、缪寄虎、郑钦仁、刘明、刘福增、萧新煌。
促进会以前进杂志社为根据地，主要以转信服务、散发传单、举办演讲等开展运动。转信服务以许国泰信箱、许国泰立委服务处、前进杂志社及其他发起人地址为收信地址，呼吁大陆来台民众可以寄信过来，然后协助转信至大陆。这项工作由范巽绿两位分别居住在台湾、香港的姊姊协助进行。张富忠后来回忆当时的转信情况说，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期，与大陆通信是违反令的，我们对寄信人讲清楚，每封信我们都要看过，都要影印，你愿意给我们看，我们就帮你转。那个内容看了你真的不敢看，比如说父母亲在吗？很多都有回信，回信的内容，那更是另外一个惨况。谁又去世了什么什么。第一封信都是这样，很悲惨的内容。
母亲你在何方？
除了转信服务外，何文德一人，或者和其他老兵们，还穿着写有“想家”字样的衣服，背着装好传单的包包，去街头上散发传单。根据姜思章著作《怒吼》一书记载，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第一份传单“我们已沉默四十年”于4月印制发出，先后印制30万份。由何文德、夏正勋（夏子勋）、朱文贵等人拿去散发，引起相当大的回响。6月份第二份传单“想回家！怎么办？”印制10余万份在各处散发，并作为6月28日金华女中演讲会的主要宣传单。在8月政府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返乡探亲后，9月发出第三份传单“回家的时候到了！”，除了要求扩大开放探亲范围外，同时也将返回大陆应办理手续及注意事项详列于后，作为9月20日龙安国小演讲会主要文宣。11月印制第四份传单“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要求当局应给每位穷苦老兵6万元作为返乡探亲路费，到了11月底，联合教师人权促进会举办群众大会，印制散发第五份传单“阻碍返乡探亲，年底不给选票”，印制5万份散发，争取公教人员返乡探亲权利。
5月29日，何文德与几位老兵在翁金珠服务处协助下，前往田中荣民之家散发传单被殴打在地，满身是伤离开现场。6月，何文德、夏子勋、郑时斌等人赴彰化荣民之家分发传单，也遭荣家管理人员围殴成伤。7月，何文德及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表一份声明称，不会因受到的伤害提起上诉，“如果说这是我们为中国历史上因真正分裂而使得千千万万离散的骨肉、隔绝的夫妻、破碎的家庭得有重新团聚之期所必须付出的某种代价，我心甘情愿承受这一切的丑化、折磨与伤害的结果”。
何文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哪一个不怕看到我的传单啊？我还给蒋经国寄了去咧。我那时候已经可以说是到了疯狂的阶段，但是我不会放在嘴上，我看到大家在一起的朋友，或是看见自己有什么熟人到我家里来，我一定给他留一张，给他带回去。夏子勋是当年少数跟何文德一起出去散发传单的老兵之一。他回忆当时的散形：“像我们在外面发传单的时候，有的人来推我们一下，来骂我们一下，有的吐口水吐我们，我们就是吐沫自干啊，我们自己把它抹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有外在很多压力，我们坐牢都不怕了，我们还怕什么东西？我们多少也是知识分子一样，也了解这个状况啦，你自然要做的话，你必然要忍辱负重，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行的。”
为了扩大宣传，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于5月10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第一次公开活动，纪念母亲节表达想念母亲之情。6月28日，在金华国中大礼堂举办“想回家：怎么办”晚会。当老兵们组成的想家合唱团在台上演唱《母亲你在何方》时，台上台下的两三万人哭成一片，哭声连天。
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8月17日，蒋经国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返乡探亲。9月20日，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龙安国小举行“走吧！回家去”演讲活动会，要求台湾当局尽快落实政策，同时宣示强调身份限制应减到最低程度、政府应尽力协助经济能力不足的老兵返乡、滞留大陆及海外的台湾人不应禁止回台，等等。11月22日，联合教师人权促进会共同合作举办“阻碍返乡探亲，年底不给选票”演讲会，强调大陆籍公教人员也有返乡探亲的人道权利。
“挑战”蒋经国
对于老兵返乡探亲运动能否成功，姜思章曾经分析道，蒋经国的决心是最困难、最具有挑战的地方。当时台湾各式社会条件已逐步成熟，大家都知道人权，所以老兵返乡探亲运动是给决策者一个推力，让他更具有正当性有所作为。但是，“如果说他又不开放呢？你又能如何？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威权时代。如果他没有说开放，你又能对他如何？你又要继续，可能延伸更大的时间，然后累积更大的社会的动力，或者做出更大的牺牲。”
1987年5月6日、5月10日，蒋经国在不同场合所做的演讲内容中，提到对老兵返乡探亲运动的看法：“现在，也还有人讲什么还乡运动，要知道，所谓的还乡运动，表面上是让来自大陆的同胞回到大陆家乡，但骨子里却是要动摇我们的人心，我们的人心一旦动摇，的统战目的也就达到，身为党员、身为党的干部，我们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的意志更须不屈不挠。”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老兵返乡探亲运动推动过程中最大的挫折。王晓波说：“当时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依我们的政治敏感度，当时就有一点紧张，认为这可能是要动手的前兆。”促进会的很多成员都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当时大概想到的是，有可能会再度遭受白色恐怖。”“另外就是大家感觉到运动可能要旷废时日，因为蒋经国表态了嘛。”
7月底，“交通部”及“内政部”公布新的《国民前往港澳地区观光辅导实施要点》时，其中第十二条明白规定“禁止旅行业安排或协助旅客进入大陆”。政府的态度依然强硬。然而，到了8月17日，蒋经国“突然”宣布考虑开放返乡探亲，这让所有返乡运动的参与者感到意外。
对此，有媒体曾经分析认为，进入80年代，蒋经国就已经开始考虑结束“”。但是，“党内一些保守势力，包括一些大佬，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蒋经国时代的秘书长李焕还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解除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大愿望，坚持推动解严，不完全是被逼无奈。蒋经国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解严。
1987年10月15日，行政院宣布一般民众自12月起可赴大陆探亲。
促进会解散
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当天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凌晨就人山人海，几乎冲破大门，办妥手续的多达1300多人。12月，第一批探亲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作业，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决定成立“台湾返乡探亲团”，并于1988年1月14日在何文德带领，杨祖陪同下，率领促进会内老兵会员返乡并祭拜黄陵。
1月底，台湾返乡探亲团回台后，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内部一致认为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决定解散促进会。其理由是因为返乡探亲运动成功，其他带着不同想法的人们对促进会有更多的期待，同时协会内的人对后续发展想法也各有不同，这些都超乎原本促进会成立的目的。
莫言台湾范文6
家 世
要说今天的莫文蔚，先要从她的家世说起。莫文蔚的祖父莫理士是威尔士人，获英国政府委任，到香港从事教育工作，是英皇书院的创办校长以及圣约翰救伤队创办人之一兼总监。祖母罗惠德生于香港富裕之家，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修读中国文学，当年莫理士开办慈善妇孺诊所，遇上当护士的罗惠德，结成秦晋之缘。
莫文蔚的父亲莫天赐中学时代是田径高手，师范毕业后，在母校教体育以及英文，后转任新界理民府田土委员。他曾经出版《给莫文蔚的健美汤饮》一书，把自己几年来为女儿精心煲制的近50款传统中国汤饮统统贡献了出来。
莫文蔚的母亲何敏仪曾经是香港电视台高层管理人，退休后致力公益事业，1989年与友人创办儿童癌病基金，出任副会长，并为多个慈善团体劳心劳力。2004年她和莫文蔚一同被有关机构委任为“关爱儿童大使”，她还是亚洲动物基金名誉董事。
至于莫文蔚，则兼任亚洲动物基金、爱护动物协会、圣约翰救伤队等多个慈善团体的大使。无论多忙，说到公益，母女都义不容辞。
家 风
莫天赐夫妇深信，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所以他们培养子女的方法，是以身作则并力求子女在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夫妇合作无间教导出一对杰出子女，莫文蔚和哥哥都曾经获选为"香港杰出学生"。
莫文蔚的哥哥莫理斯是剑桥大学国际法律学博士，当年他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剑桥大学的直收生。他和妹妹感情很好，不但是妹妹的军师，也是她的心灵导师。孩提时候，莫理斯策划慈善舞台表演，莫文蔚就负责售卖门票。长大后，兄妹俩仍形影不离。哥哥为爱护动物协会设计动画，妹妹就负责唱宣传歌曲。莫理斯说："我们从不会争宠、妒忌，哪个做得好，另一个都会在后面鼓掌。我们各有所长，我善于做幕后，是家中的活动资料库，妹妹则天生要站在台前，有强劲的表演能力。我正在准备为她写一个好剧本，助她更上一层楼，发挥潜质，冲出亚洲。"
莫文蔚在家被称为“开心BB”或“阳光妹”，她孝顺、开心、有爱心，做事认真，而且能烧一手好菜。虽然深受宠爱，但莫文蔚说，小时候并不敢向家人吐露想当艺人的心愿。“父母从没想过我会做明星。爸爸还以为我会当时装界女强人或者女律师。小时候在名校读书，同学都说长大想当医生、律师之类，若我坦言想做明星，很难为情，一定会被老师和同学歧视，所以不敢和别人说。”
成 长
有一个被视为天才儿童的哥哥，莫文蔚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她12岁学习古筝，15岁获选为杰出学生，17岁获奖学金到意大利留学，19岁再到伦敦大学攻读文学，期间曾经被挑选演出《西贡小姐》舞台剧。留学归来，她蕴藏心底多年的欲望终于不可抑制，于是鼓起勇气对家人吐露心愿。
"我四岁起已经喜欢在人前歌舞，要父母和哥哥坐着看我表演。我自小已经肯定将来会干这一行，所以参加很多朗诵、弹琴、跳舞等比赛，处心积虑做明星。虽然父母不很赞成，但他们对我有信心，明白我不是做坏事，由得我去尝试。”
莫文蔚1993年在香港出道，半裸着身子剃光头拍唱片封套。但大部分人都不懂欣赏她的歌，只爱看她虚实难辨的绯闻。“我早知道成名不易，谁能保证一炮而红？父母当时很心痛，但仍默默支持我。妈妈说，跌倒不要怕，站起来拍拍沙尘再上路，无论如何家里都有三个歌迷支持；爸爸鼓励我不要做井底蛙，说做人要有大志，不要只着眼于香港几百万人的小市场，大陆有10多亿人口，哪怕有l％是我的歌迷，都比香港好；哥哥则替我分析做我后盾。”
成 名
后来机会来临，莫文蔚孤注一掷到台湾发展。像一匹等待已久的脱缰野马，她唱得行云流水的英文歌，以及糅合中西风格的个人风格，在台湾倍受瞩目，她成为台湾“金曲”史上第一位获奖的香港女歌手。“我不乏机会，也不乏运气，但我并非一炮而红，一切都来得不易，一步一步地走，我宁愿先苦后甜。我相信自己有天分，也很感激父母栽培我，但有天分并不代表可以什么都不做。李宗盛曾经跟我说‘天分只可帮人发挥得更好，所以有天分的人要更加努力，否则便浪费了上天所赐’，这番话我一直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