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1
目前，学界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将水资源承载力置于城镇化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则较为缺乏。钟开友（2007）在分析成都水资源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成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突出、供水水源紧缺、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认识；二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水资源综合效益；三是加大投入，适度超前抓好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王小军等（2008）以榆林市为例，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城镇分布、规模、产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对增加用水需求、改变用水结构、加剧水体污染、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改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许英明（2013）认为，水资源约束趋紧，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峻、内涝频发等水安全问题已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瓶颈性制约。杨开宇（2013）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水资源的供需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将水资源供需系统分为供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和污水处理六个子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将日益严峻。马海良等（2014）以城镇化进程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率与全国用水总量、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预测2020年城镇化率到60%时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结论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60%时，我国用水总量将突破红线控制要求，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制约作用更加凸显。杨亮等（2014）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给予高度重视。不难发现，以上研究成果大多以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为基础，以某一具体城市或地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围绕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水资源禀赋状况、水资源消耗现状、水资源消耗预测和提高用水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关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分析不够全面，也未明确城镇化与水资源承载力的作用关系。一般而言，根据用户特性，可将城市用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用水，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二是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日常生活用水；三是生态环境用水，包括人为措施调配的城镇环境用水（含河湖补水、绿化、清洁）和农村生态补水（对湖泊、洼淀、沼泽补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首先导致的便是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用水的增加；其次，由于城镇规模的扩张，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下，也会引起生产用水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再次，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步入以质量为导向的新阶段，相关的生态环境用水增加也会对水资源消耗产生影响［3］。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成都市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全市有大小河流40余条，水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用水效率，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2008年，成都市颁布了《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提出了“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市”的目标，并重点针对城镇和农业的节约用水管理进行了规定。2014年10月31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出台，《办法》决定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考核期，对各市区县采取评分考核的办法，且不合格地区将会面临暂停部分建设项目审批的严厉处罚。
（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2001-2012年，成都市水资源总量（本文所提水资源总量均为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由72.71增长至82.0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则由712.92降低至698.94m3，说明虽然水资源总量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幅度，仍然表现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的总趋势。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需求水平分析
1.总量指标分析。2001-2012年，随着成都市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成都市的用水总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1-2012年，成都市的城镇化率由34.79%提高至61.08%，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应的，用水总量也由430600万m3上升至644322万m3，上升幅度接近5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用水总量则会增加大约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1-2012年，成都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分别由270822、105617、54161万m3增长至301400、124409、77289万m3，增长幅度分别为11.29%、17.79%和42.7%，不难发现，虽然生活用水在成都市用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的数据中2001-2007年的用水总量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用水，2008-2012年的用水总量则计入了生态环境用水，为了分析的前后一致性，2008年以后也没有单独列出生态环境用水的数据，但是在总用水量中有体现。
2.单项指标分析。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用水量由422.2增加至549立方米，增加了30.03%；万元GDP用水量由288.8下降至79.16立方米，下降了72.5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数量由194.8下降至39.5立方米，下降了79.72%；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7下降至470立方米，下降了5.43%。
（三）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提高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1.水资源紧缺现象显著。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高值为2008年的899.85m3，最低为2006年的553.38m3。根据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500-1000m3区间时，为重度缺水，不难发现，2001-2012成都市一直都处于重度缺水的范围，而对应的人均用水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22.2m3上升至549m3，可预见的是，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新增的城镇人口在摊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总用水量，使水资源紧缺现象进一步凸显。
2.水污染问题突出。2012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73120.62万吨，较2011年增加5971.44万吨，增长率为8.89%。目前，成都市境内的岷江、沱江、南河、西河等主要河流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除了地表水外，某些区域的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3.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2012年，成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9.16m3，比上年下降9.8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9.5m3，下降17.45%，虽然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成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2012年，天津万元GDP用水量已降至2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降至9m3。可见，成都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三、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水资源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制约愈发显著，为了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追求享受、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对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便是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约束，需要积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具体来讲：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包括在特定区域悬挂和播放节水标语、展板、横幅、LED短片等，全方位地宣传成都市水资源情况和节水带来的好处；第二，政府有关部门向居民免费发放节水宣传材料、指南和小贴士等物品，使居民了解日常节约用水的各种途径，增强居民在节水方面的常识，为节水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基础；第三，在各种评奖评优中，突出对节水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和宣传，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爱惜水、节约水和保护水的风气；第四，节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辖区内的中小学、普通高等院校等开展节水教育实践活动。在以上环节中，尤其要发挥宣传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节水意识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
各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节水工作的领导，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推进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将节水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去，推动建立由市水务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市范围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利用行政手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第二，明确领导小组的评估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应紧紧围绕“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针对用水总量、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方面来设计考核指标。在考核目标的制定中，要注意目标的设定需要立足于成都市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目标不应设定过高，脱离本地区的实际，另一方面，目标也不能设定过低，以防止无法形成足够的激励，另外，考核指标的设计还应注意需要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第三，各级政府需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作为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第四，明确考核结果的奖励惩罚措施，从评优评先、项目审批等方面对考核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完善节水管理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大力提高用水效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用水外，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是水资源需求端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也应将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农业用水方面，作为水资源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占据着成都市用水量40%以上的份额，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需要实现农业技术、基础设施、作物结构等三方面用水效率的提高，首先，在技术环节应积极推广高效输配水、生物节水、膜上滴灌等输配水技术，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防渗、喷灌、微灌工程，从用水末端减少水资源的损耗，再次，立足区域实际，大力发展低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化农产品结构来降低农业用水量；第二，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我国近年的节水实践经验表明，工业用水领域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都市需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工业用水的节水潜力，譬如，通过加快节水型企业的建设，借助技术创新、节水改造等措施，淘汰高耗水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第三，生活用水方面，主要有赖于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4］。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2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建设；服务
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吴江自1992年撤县建市以来，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或者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文环境的同步发展。文化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加强文化建设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江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目前的文化现状，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文化措施，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培育文化意识，切实加强政府督导
（一）加大文化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文化宣传。比如利用公交车、公交站牌、广场、公园等地点，进行吴江城市精神、文明城市标语等宣传，以增强广大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利用LED电子屏、流动车等进行文化动态、文化知识的传播，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认知、了解，从而提升市民文化建设。
（二）举办各类讲座
开辟《吴江文化讲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邀请学校、本地知名人士、民间文化传承人等进行讲课，授课内容包括名家经典讲座、文化艺术栏目、群众文化普及等等。随着《吴江文化讲堂》品牌服务的深入打造，讲座走出了吴江文化馆有限的服务场地，相继走进了各乡镇和城区的小学、社区，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三）提供培训就业
利用总工会职校、职业培训中心等教学资源，对新吳江人、新市民进行免费集中培训学习。使他们学得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同时也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
二、丰富文化形式，全面搭建交流桥梁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弘扬地方特色文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文化逐渐淡出现实，为此，吴江不断加大非遗的普查、申报和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非遗保护方面，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名录体系建设、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同里剪纸在校园开设“传习班”，芦墟山歌在国内外屡获大奖；成立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为市民普及非遗知识，传递非遗信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吴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已日益深入人心，文化软实力极大增强，有效地提升了吴江的城市形象。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建立吴江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每月公布各镇区实际投资额、主营业务收入等两个指标的完成情况。统计平台的建立全面提升了统计工作的效率，并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在搭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的同时，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盛泽旺盛的丝绸产业，大力协同发展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建成形态、业态、功能独特的丝绸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此外，还依托丰富的古镇资源，深化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高吴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整合提升、品牌运营能力，加强对文化旅游的创意、策划、组织、集散、运营和延伸开发等。
（三）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吴江是一个外企、民企众多的经济城市，新吴江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主要地点就是所供职的企业，因此，开展好企业文化尤为重要。在吴江的很多大中型企业，都有配套的文化设施，员工俱乐部、健身房等等，同时还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全国百强企业亨通集团，不仅组建了亨通文学社、书画社、摄影社和亨通足球队、篮球队，还不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各类征文、书画摄影及体育比赛，职工文艺晚会和爱心帮扶活动等。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尊重，提高了员工的归属感，从而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开展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部门优势
（一）文化惠民，举办各类常态化活动
为了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让广大市民更加便捷地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魅力，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常态化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变被动为主动，广泛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例如，已经举办十六届的区域文化联动，“民星闪耀”系列活动，吴江“百姓戏台天天乐”等惠民服务项目，不仅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也为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双服务”功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并且还带动了全区各镇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和文艺节目作品的创作，优化整合全区文化资源，繁荣了全区的文化活动，展示了江城人民良好的艺术才华和风采。
（二）整合资源，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
成立文化志愿者队伍，通过整合多种文化资源，为艺术人才发挥专长提供阵地和载体。在有效弥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足的同时，拓宽公共服务渠道，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如文化志愿者“春风行动”----服务到基层，文化送春风项目，通过开展送戏下乡、戏曲惠民巡演、区域文化联动、各门类艺术免费培训班、戏曲示范学校、戏曲传习所等系列活动，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到全区每个行政村，把重点放在基层，把对象瞄准面广量大的新吴江人、外来工子弟、中老年人和中小学生等，把内容和形式定位在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使广大基层群众特别弱势群体，共享文化成果，共创文化产品，增强对社会、对吴江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共建和谐美丽吴江。
（三）多措并施，加大文化市场监管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 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170-02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基本特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它与乡村旅游提高“三农绩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积极论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必将实现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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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峰.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3] 徐绍玲.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总值
一、提出问题
一般认为，工业发展的拉力和农业发展推力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是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拉力来自工业发展，从比较利益驱动的作用机制来看，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相对农村落后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就形成了巨大吸引力。推力来自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日益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造成众多劳动力失业,导致有一定经济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工业与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直是三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章很多。夏春萍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进程。姜太碧在博士论文《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农业不可持续发展则阻碍城镇化进程。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承认了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经济变量，把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量化，定量分析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城镇化的程度通常用人口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用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工业与农业发展在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表现为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工业与农业的生产总值与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第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87—2008年，样本容量为32。
（二）基本研究变量
（三）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选用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代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由于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根据双对数模型的性质，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
lnulet = -1.1864lnagdpt + 1.0374lnigdpt（方程1）
（-22.0197） （19.9868）
r2=0.9095 r2=0.9050 dw=1.2156 aic=-2.5944 sc=-2.4952
方程1的拟合优度为0.9095，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良好。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由方程1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工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1.0374%；如果农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1.1864 %。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的拉力与农业的推力，因此研究城镇化的动力不能单独地考虑工业总产值或者农业总产值，而是要考虑两者的比例关系。因此，本文分析工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ulet = 0.1033 + 0.1594riat（方程2）
（9.6047）（22.8544）
r2=0.9631r2=0.9613dw=0.9788aic=-5.6311sc=-5.5319
方程2的拟合优度为0.9631，说明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动。根据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方程2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riat增加1%，那么ulet增加0.1594%。
（四）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了生产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即城镇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减小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力；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增大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力。因此，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单位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价值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本文取单位时间为一年。同时，本文假设农业与工业为两个生产部门，城镇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用城镇人口平均工业产值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农村人口平均农林牧渔产值代表。由于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单位为元/人，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lnulet = 2.1879lnpat - 2.0553lnpit （方程3）
（9.5221） （-10.1250）
r2=0.6270r2=0.6083dw=1.0188 aic=-1.1776 sc=-1.0785
方程3的拟合优度为0.6270，说明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变动的62.7%。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t检验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方程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2.1879%；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2.0553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正，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增大；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负，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减小。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说明农业发展的推力大于工业发展的拉力。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符合理论预期。方程2与方程1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提高，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降低，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但是，方程2没有使用双对数模型，更直接地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情况。
（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方程3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正好与方程1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工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减小。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
2．方程3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正好与方程1中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农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增大。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四、政策建议
1.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工业的发展。不论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都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能够承载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该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判断城镇化水平是否与工农业经济增长相适应。
2.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由于减少农业劳动力，会阻碍农业的经济增长。因此，既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又能够推进城镇化的途径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程3也证明了此观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系数符号为正，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3.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业总产值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即提高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4.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3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成负相关。因此，工业发展中应该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既提高生产总值，又增加就业机会，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
参考文献：
[1]贺建林.试论城镇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政策取向[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3).
[2]夏春萍.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0).
[3]李国平.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10).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5
关键词：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小城镇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农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在其著作《政治算数》中，比较利益差异被看成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 在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了人口流动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则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从而用投入与收益的比较来做出判断。刘易斯、拉费侨根森和托达罗先后分别建立了乡城人口流动模型。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于1995年提出了“增长极理论”，指出通过能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而后缪尔达尔针对“增长极”对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地区的带动作用，又采取适应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异。
国内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一部分致力于找出影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因素。如张培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扩张的经济中，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总的说来要大于农业，这种差异使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而后，辜胜祖教授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各流派的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的思想，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另一部分则对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做出分析。90年代以来，传统小城镇研究多是集中在小城镇发展研究、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研究、小城镇经济研究、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相关领域上。近年来，又掀起从产业聚集理论、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对城镇发展进行阐述的研究热潮。但综而观之，大多数论述都是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进行论述，缺乏对我国小城镇系统体系的建构。
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我国城市化应当选择什么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提法，但其基本精神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确认这一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是防止大城市过分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出现类似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病”。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一基本方针时，不仅大城市的规模没有被控制住，同时也不利于各类城市因地制宜地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这个新的表述，对大城市的政策，从控制大城市规模改为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中小城市的政策，从合理发展中等城市改为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对小城镇的政策，从积极发展小城镇改为有重点发展小城镇。随着八、九十年代我国小城镇大规模的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建制镇的数量从1982年的2664个增加到2000年的19692个，农村集镇达到3万多个。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兴起的小城镇，更多的是依据从农村地区自身的角度规划、忽视了与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依存关系，所以在一些地方虽然也兴建了一些小城镇，但发展规模都比较小，也没有起到带动周围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这就引发了学界关于“小城镇战略是否是农村城市化应坚持的路线”的大讨论。
许多学者反对小城镇发展战略，认为小城镇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城市功能不健全，经济效益低下，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他们主张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支持者则认为片面强调城市的优先发展不仅会导致“二元结构”更为加剧，区域内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甚至相差悬殊，城乡差别拉大，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无法弥补省际和城乡差异带来的损失，而且大城市作用的发挥极可能会因空间的不易衔接而难以体现。
3 小城镇的城市化路径分析
从小城镇入手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总体的战略选择，称为“小城镇驱动战略”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 大战略”主张即是这一战略的蓝图。
小城镇在整个城镇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小城镇作为城镇化战略中的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所起到的驱动作用。
(1)联结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城市是现代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聚集地。城市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及其向农村扩散和传播的过程。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无论在空间距离还是在发展水平上都相差较远，因而城市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难以直接传播到农村。而小城镇作为城乡系统中一种中间层次聚落，在经济性质、人口构成、文化特征和景观面貌等方面都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的性质性质决定了小城镇在城乡交流中的纽带地位和桥梁作用。
(2)聚集生产要素。小城镇的特点是“小”，性质是“城”，形式是“镇”。要素聚集是城镇的首要功能，作为城镇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小城镇也不例外。小城镇一方面聚集城市扩散的产业、物资、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要素，一方面聚集农村的非农产业、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 小城镇的这种聚集不仅仅是为城乡生产要素的交流发挥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城乡生产要素的合成作用，小城镇自身正是在聚集合成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小城镇发展的快慢取决于自身聚集功能的大小，而聚集功能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纳生产要素的多少，特别是吸纳大中城市生产要素的多少。
(3)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带动。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城市所不可替代的直接辐射和带动作用。作为农村区域经济中心，小城镇的辐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一定的工业力量、商业规模、金融和服务等去拓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空间。作为农村区域文化中心，小城镇通过各种科技交流推广、中小学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体育、图书馆等设施及社区活动传播城市文明，开阔农民视野，改变农民传统观念，帮助农民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上的根本转变。对于促进农村工业集中、集约经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业从经营理念到操作方式的变革，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人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4)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体系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虽然城市也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许多服务，但这些服务一般是在较高层次上进行的。由于农户经营和农民居住的分散性，大量直接与农业、农民打交道的服务内容还得依托更贴近乡村的小城镇来提供。
(5)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小城镇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小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是上连城市下带农村。小城镇把城市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生活方式传播到广大农村，成为广大农民接触城市文明的媒介，又通过自身的聚集辐射功能带动周围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既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和缩小城乡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 如何推动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
如何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改变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影响着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小城镇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驱动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要立足长远，制定建设与发展小城镇的科学规划。制定规划要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保护耕地，优化环境，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规划要把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现实需要与实际可能结合起来，统筹兼顾，通盘安排通讯、交通、水电、环保等“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统筹规划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软件”的配套。 规划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做好几个科学合理的定位：①要进行小城镇布局定位。②要进行小城镇的规模定位。③要进行小城镇类型和产业结构定位。规划要从地域区情出发，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发展确定小城镇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构成，并突出其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2)推进城镇化快速、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有相关体制改革和一系列政策支撑。①继续改革有碍实行城乡一体化和贯彻国民待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户籍管理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取得永久性的居住权，在居住权上享有国民待遇。②要制定宽松灵活的小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和流转政策。国务院体改办产业与市场司俞燕山提出“着力于建立用地置换和存量调整机制”，应当作为制定城镇建设用地政策的借鉴。③完善资本投入政策，拓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筹融资渠道。实行多元化投融资政策。除政府在财政实力增强基础上增加对小城镇的投入，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④制定产业集聚政策。其立脚点在于建立起一整套的诱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通过产业集聚政策以及规范乡镇企业布局到小城镇的政策法规。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引导原有分散的乡企向有条件的小城镇搬迁。
(3)必须研究提升小城镇功能和水平问题。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功能的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经营聚集度的提高和对整个区域辐射力的增大。我们主张，在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城市化，要特别搞好县城的建设，使它们真正赋有城市的各种功能，成为综合产业极点。简而言之，“城镇城市化”要求突出城镇的多种功能，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和城市理念来建设城镇，促使其逐步成长为新型的小城镇。这应当被视为当今正在建设的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历史趋势。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配第著，陈冬野译. 政治算术[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
[2][德]克里斯塔勒，常正文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6
关键词：四化协调度；城镇化；Malmquist-HR-Xtlog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十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需，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关键①，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有效刺激内需的增长，带动“四化”发展。
为了深入分析城镇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上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及区域发展差异，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共生及互动关系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关系等。二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加速提升城镇化水平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手段和路径；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城镇化与农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等。三是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信息化的载体和依托，信息化是城镇化的提升机和倍增器，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发动机；目前，鲜有学者就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此外，目前对“四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概述上，更多的是侧重“三化”的研究。在“三化”的理论研究上，普遍认为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带动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在“三化”的实证研究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及对经济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动态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的概念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检验。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四化”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对“四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13年②，研究强调了“四化”发展对破解当前中国发展难题，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其中突出了信息化的提升作用。但是，鲜有就“四化”协调同步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这为本选题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定量的实证分析能够更好地暴露“四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正如崔凯、冯献（2013）所述，中国自1950年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成绩也隐藏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的发展颇具争议，突出表现在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及作用上。本文所要思考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到底对“四化”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将以中国2000-2011年31个省份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水平对“四化”协调度发展的影响为研究目标，系统性分析在考察期内中国“四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四化”发展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