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范例

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范文1

关键词:工业经济;大宗商品价格;高质量发展;工业化发展阶段

一、引言

2016年以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我国工业经济出现企稳向好的走势,2017年工业生产增速摆脱了自2011年以来持续6年的下行态势出现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6%,增速比2016年提高0.6个百分点。对于这种回升的性质,既有“新周期”来临的乐观预期,也有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的谨慎看法。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复杂形势下,简单的乐观判断和悲观情绪都不可取。笔者认为从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中寻找答案也许更能厘清当前工业经济回升的性质和走向。

二、当前的工业经济周期主要是价格周期

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升,供需矛盾明显改善,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企业和研究机构普遍感觉形势好于2016年,甚至有“新周期”[1]的说法。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感觉”和经济实际表现之间的落差比较大,经济实际增速回升的力度并不强。2017年工业生产增速虽然摆脱了自2011年以来持续6年的下行态势出现回升,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实际增速为6.6%,比2016年提高0.6个百分点,但与这轮下行周期前的增速高点2010年的15.7%相比,回升幅度仍远小于几年来的回落幅度,仅略高于2015年的6.1%和2016年的6%,与2014年的8.3%也相差较远。从形态上看,这种回升仍属于筑底企稳的恢复阶段。从2017年供需指标增速看,供给端的工业生产增速上半年是6.9%,全年是6.6%;需求端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半年是8.6%,全年是7.2%,下半年工业生产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低于上半年。总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势头比较弱,还很难说是新一轮周期的启动。2017年相对工业生产实际增速,企业和公众感受更加明显的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的快速回升,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1%,增速比2016年提高6.2个百分点;利润同比增长21%,增速比2016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均创出了近6年来新高,明显强于工业生产实际增速的回升力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的大幅提高,代表了企业盈利水平、现金流等财务状况的大幅改善,因此企业的“感觉”会比工业增加值、GDP等实际增速指标反映出来的结果要好。这种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的较大反差主要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短期内的巨大波动造成的。2011年以来PPI经历了一个高低落差非常大的过山车走势。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PPI持续下跌54个月,超过1997年6月至1999年12月PPI连续下跌31个月的历史记录,从PPI开始下降到谷底历时46个月,而从谷底到由负转正仅用了9个月。总的来看,这一轮PPI涨跌周期呈现下跌深而长,反弹快而猛的特征。这种PPI短时间的大幅反弹,特别是这一轮PPI谷底恰好处于2015年底和2016年初自然年度的交汇点,2016年全年PPI都是单边上涨,年度间相邻名义经济指标增速对比强烈,导致2017年与价格因素高度相关的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均明显高于工业增加值等实际增速,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增加又直接带动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大幅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作为PPI反弹的主要驱动力量,其大幅反弹带动了能源原材料等高耗能行业的好转,相应导致用电量边际效应提高,而受煤炭、钢铁等价格大幅上涨刺激,铁路货运量、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格指数)、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相关指标也明显回升,这种短时间相关指标的急剧变化(且不论某些指标的急剧变化还有明显的结构性因素),也会使得相关企业、地方政府感觉形势比工业增加值这个实际增速指标要好,并形成预期自我强化效应(如冬季取暖、环保限产等),进一步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说明这一轮价格上涨企业和公众对名义指标的“感觉”更加明显,价格和名义增长对企业和公众预期的影响更加显著,扭转价格下降比扭转经济增速下行的心理作用更大。从长周期看,这一轮PPI涨跌周期名义增速与PPI上涨的相关度更高,与名义增速相关的指标变化均主要受PPI的影响。价格成为影响经济指标的主要扰动因素,有些地方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走势。这种情况说明当前的工业生产实际增长并不如名义增速所感受的那么强,工业经济筑底企稳的基本格局尚未改变。

三、多指标背离凸显当前工业形势复杂性

当前工业经济不仅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背离,而且PPI和CPI也出现背离。在PPI由负转正并大幅上涨的情况下,CPI表现平稳,持续窄幅区间波动,并没有以往经济启动时如影随形的价格传导迹象,甚至拉动PPI上涨的也主要集中在上游的采矿业和中游的原材料行业。这有悖于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的一般规律。如果与2016年相比,2017年经济增速的回升主要是工业回升拉动的,分析当前经济增速变化应重点分析工业增速变化;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PPI和CPI两组指标背离,焦点集中于PPI,分析当前工业形势应重点分析PPI;分析PPI走势应重点分析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原油价格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曾达到147美元/桶的高位,但这次价格见底前最低跌至26美元/桶。这一不可思议的低价不仅远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绝对低点(尚未考虑通胀因素),而且也低于许多产油国的综合开采成本,许多石油公司采取了大幅削减资本支出的做法应对低油价(如在油价最低点时中国的石油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40%),意味着这一低油价难以长期持续。钢材、煤炭、铁矿石、铜、电解铝等大宗商品价格也跟随出现非理性杀跌,螺纹钢价格最低跌至1600多元/吨,仅为1994年的一半水平。从大宗商品生产商来说,石油、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均出现全行业亏损;从大宗商品采购商来说,深不见底的下跌导致企业存货跌价损失巨大,只能被动减少原材料采购和降低库存,引发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因此,大宗商品价格2014年下半年贯穿至2015年全年的最后下跌阶段虽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也有国外输入性通缩的因素,但考虑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出台前后大宗商品价格呈平台反弹态势,而随后市场对新常态下不搞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理解偏差,过度担忧经济失速,对中国经济韧劲估计不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2015年呈单边非理性下跌,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唱空中国经济的国内外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崩溃的预期。当这种预期被证伪以后,市场开始出现反向的过度反应,产生报复性的价格反弹。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从2016年初开始大幅上涨,从上涨前后的演变逻辑看,是多种原因共同推动所致。一是超跌反弹。前几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确实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但跌破全行业综合成本线则属于非理性下跌,即使需求没有改善价格也会反弹,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由于下跌时间、下跌幅度创记录,反弹起来也超预期迅猛。二是去产能推动。这一轮原油、钢材、煤炭、电解铝等大宗商品价格见底时间基本都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出台时间基本同步。去产能政策与超跌反弹效应形成共振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涨势。前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之所以出现如此惨烈的下跌,需求下降只是表象,首要原因是产能的无限扩张,而2016—2017年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去产能成效显著,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三是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共振。在价格下跌周期中,由于存货跌价损失巨大,企业对未来预期悲观,被动减少原材料采购和降低库存,引发价格进一步下跌。而在价格上升周期,价格超预期上涨的盈利效应会导致企业加快库存回补,刺激预期需求增加,形成库存周期(工业产成品存货)与价格周期(PPI)的共振效应,从而强化价格的上涨力度。四是部分传统行业有所复苏。2017年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工程机械、载货汽车、铁路货车、民用钢质船舶等行业为典型代表,这些行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都较快,但与2010—2011年的峰值相比,2017年的高增长仍属于持续下降后的恢复性增长(见表1)。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最初是跌破全行业综合成本线后的超跌反弹,随后由去产能供给端收缩效应推动,进而在价格上涨盈利效应下的预期自我强化导致投机资金介入炒作,推动中间环节需求上升,价格进一步上涨。因此,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大涨,是超跌反弹、去产能供给收缩、库存回补、部分行业需求回升、预期强化、低基数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在成本推动和比价效应下,PPI整体上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如果比较近几年来的累计涨跌幅,以2011年为基期,2017年PPI6年累计下降6%;3年累计下降0.6%;2年平均仅上涨2.4%,虽然某些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但PPI总体水平仅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而在这几年中,CPI一直呈温和上涨态势。因此,2017年以来PPI的快速上涨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也有价格连续5年下跌的超跌反弹效应,当前PPI在较大程度上仍属于恢复性上涨。大宗商品价格的较快上涨有一定的非最终需求因素,并非经济全面上升的信号。但从PPI和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看,工业领域的通缩预期已被扭转,重要大宗商品价格中期底部基本确立,这有利于企业盈利状况的好转和稳定市场预期。

四、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阶段

2017年在PPI和名义指标增速较快回升的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在低位徘徊,这说明几个严峻的问题。一是近几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远大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这虽有产能过剩的因素,也反映了脱实向虚的问题;二是民间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主战场,民间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8成以上,民间投资下滑是制造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因素,说明最具市场活力的民间投资在制造业投资领域遇到诸多困难;三是2017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较2016年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全年增速又回落到4.8%,表明企业在名义增速较快回升的同时并没有明显增加产能投资的冲动,也说明企业对未来预期谨慎,实质上是企业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存疑。而且恰恰是价格涨幅较大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的,反而是价格相对平稳的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铁路船舶等装备类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增长而不是整体的设备更新周期。2017年在部分传统产业复苏的同时,支撑工业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汽车和手机增速则都出现明显下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经过近几年的较快增长按增加值排名2016年已跃居工业第一和第二大行业,两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4.4%,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作为电子、汽车两大行业的主打产品,汽车和手机产量的增速一直是行业乃至整个工业增长的风向标。2016年汽车和手机产量增速分别达14.8%和13.6%,2017年一季度回落到9%和8.5%,全年汽车和手机产量增速进一步下滑到3.2%和1.6%。近几年引领汽车市场持续繁荣的SUV车型更是从持续几年的高增长平台回落到了个位数增速;智能手机增速仅为0.7%,下滑幅度超过整个手机市场。汽车、手机增长趋势近几年有相似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增长需要反复夯实L型底部的基本态势。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对新常态下经济L型底部运行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有足够的预期,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由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部分名义指标的快速回升反而会因为明年价格可能的高位回落而累积风险;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工业经济靠量的增长维持高增长已越来越困难。从总量看,2017年汽车产量预计在2900万辆左右,手机产量19亿台左右,在这一高基数基础上总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明显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去习惯铺摊子、上项目,一窝蜂式的扎堆投资,虽然电子、汽车两大行业是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但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结构调整和存量市场争夺阶段,竞争将日趋激烈,结构性的增长取代总量的快速扩张将成为工业增长的常态。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单纯追求GDP总量增长已难以反映多元化的诉求,有了GDP就有一切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GDP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突出:GDP不能全面反映质量的进步,也无法反映技术进步对福利的提高,更不能反映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甚至污染治理投入和破坏性重建(如战争、自然灾害和无序拆迁)都能创造新的GDP,导致“破窗理论”一度盛行。过去我们赋予GDP过多的使命,虽然有“三步走”、“全面小康”等长期目标,但实际执行中不少地方在GDP导向下存在战术性短期目标硬、战略性长期目标软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低质量消费与高质量生活诉求的觉醒冲突以及日益重视获得感也说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已偏离经济增长的初衷。高质量发展必须有一个适当的量化评价体系来进行绩效评价,以判断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对于各个指标都必须有一个稳定、清晰、易于理解、易于实施的统计标准,即标准体系,并建立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各个地区、部门受到的约束条件来综合考核政绩,还需要一个完善、合理、对症而且可以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的政府调控政策体系。这对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调控水平和统计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量化评价体系就需要摒弃单纯以GDP为中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有效的多目标管理,建立绿色发展指数、研究工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等多目标评价体系,使获得感、幸福感、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目标和谐统一。但并非一切皆可量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实现,需要理念的更新和升级。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长期根植于高速增长和赶超先进的发展意识,往往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由解决量的不足的问题,到解决质的问题过程中来实现量的增加,这种理念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各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在这方面中美股市反差较大,美国股市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走势远强于中国A股市场。虽然在此期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多,但从上市公司利润的角度看,美国股市可以在不断上涨的过程中,总体市盈率基本保持在20倍左右的合理区间波动,这说明美国股市的上涨主要是靠上市公司盈利不断提高实现的。而中国A股市场几乎每一次大幅上涨,都伴随着总体市盈率的大幅提高,这说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利无法支撑股市整体的持续上涨,从而说明中国企业与GDP的增长是不匹配的,大批企业有增长无利润,或高增长低利润,这也正是过去片面追求GDP增长带来的恶果。利润是企业或产业长期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是由一个国家整体竞争力水平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创新,企业利润率远超GDP增长率,近几年上升到近30年高位,是美国股市持续走出大牛市的盈利保证。如果将中美作为两家公司整体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不仅长期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而且中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2]平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60%[3]。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虽然按总量来说,我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平均雇员产出不仅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于大量新增企业的外延式增长,内生增长能力不足,增长模式仍较为粗放,总体上“大而不强”的特征仍较为突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企业来看,就是要实现有利润的增长,而且是有现金流的利润,靠低价倾销、靠薄利多销、靠赊销占领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利不让市场的理念已经过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靠低水平价格竞争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而且是高质量产品及附加的精神需求,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地探索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从输出服务到输出价值观的转变。

五、未来10年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因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2017年工业经济的回升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升有较大关系,带动了部分传统产业的复苏,但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实体经济也形成一定冲击,而这种房价的过快上涨,并非如某些业内人士所分析的刚需拉动,而是过度加杠杆所致。在2013—2014年,中国房地产相关新增融资只占GDP的6%,但经过连续两年的跨越式发展,到2016年已经占到GDP的12%以上。从银行信贷投放结构来看,2016年全国新增贷款房地产占比和居民房贷占比双双接近50%,五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房地产占比更高,意味着房贷增长已经失控[4],房价与房贷增速走势正相关,成为近两年房价大涨的强力推手。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中国居民家庭杠杆率却快速上升,居民家庭债务累积速度惊人,从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这一反映家庭债务负担的指标来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达到44.4%,而2013年初这一比重仅为30.7%,已经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而如果考虑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则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已超过60%。新增房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达到了16.9%,比2014年上升10个百分点,已经远远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而包含公积金贷款的房贷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在2016年底达到68.3%(2013年初这一比重仅为38.7%)[5]。而在金融危机后,美国这两个指标都已从高位持续下降,更凸显中国居民家庭高杠杆的隐忧。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6]。目前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35%(而由于房地产收入属地化的特征,各地方房地产相关收入约占55%)[7]。一旦控制不好,房地产可能不但不能拉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引爆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线城市基本上呈现房价两年大涨一波的规律,这次调控成效初显,关键是2019年能否控制住房价,打掉新一轮房价上涨的预期,用5~10年消化房价泡沫,挤出房贷市场的水分。目前对房地产市场仍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就是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房地产业。这种想法还是老眼光、老思路,一想到稳增长,就想到房地产。既要看到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要看到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近几年高房价和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工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比重直线上升,2015年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8.4%和8.3%,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仅次于以金融业和航运业为经济支柱的新加坡。金融业利润占比亦远超美、英等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货币虽大量超发,但实体企业资金仍然紧张,工业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15%左右,尚不到工业占GDP比重的一半,脱实向虚可见一斑。在企业杠杆率连续3年下降的情况下,居民杠杆率却持续攀升,呈现企业杠杆率向居民杠杆率转移的明显趋势。房地产去库存大部分靠居民大幅举债买单,呈现房地产库存由企业向居民转移的明显趋势,而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居民举债过度。我国从2008年至2017年,全社会杠杆率从130%升至242%,10年之内杠杆率几乎翻倍,已经达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水平[8]。摆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就必须改变房子的投资属性为居住属性,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改善,打破债务—投资增长模式,有序挤出资产泡沫,下决心全面去杠杆,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正是找到了金融风险的根本症结。不仅要降低企业杠杆率,还要降低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不仅要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还要整治已偏离正轨、高烧不退、加剧地产泡沫的消费性贷款,尤其是无抵押的短期消费性贷款,以及打着各种创新旗号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从长远看,地方政府短期化、碎片化的措施,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不成熟,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的顶层设计,全面改革沿袭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土地批租、按揭、炒楼花三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香港病”。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多新兴经济体如巴西、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因为制造业过早萎缩所致。从1987年的华尔街股灾波及全球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性危机似乎有10年一个周期的规律。我们没必要杞人忧天,但也要早预防、早应对、早转型,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发达国家都在推进“再工业化”,引导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我国当前也不应过度拔苗助长式地强调发展服务业和金融业,仍应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9]。从我国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占GDP的比重呈倒U型特征,目前已进入倒U型曲线拐点向下阶段,工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明显下降,基本对应于“十二五”时期。在此期间,第一产业比重已低于10%并继续稳定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世界银行制定的上中等收入标准区间并加速上升,以电子、汽车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全面超越工业化中期阶段领军产业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工业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综合判断,“十二五”末我国工业发展阶段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当然,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个别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但并不妨碍上述总体判断。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不仅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1980—2011年资本投入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50%,2003—2011年工业高增长时期甚至高达80%,而同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则显著下降,甚至趋于负值[10],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虽然很快,但粗放式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已达到不可持续的临界点。从工业化后期的规律看,这一阶段技术进步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阶段创新成为质量提高的强大动能,在总量基数很大的情况下,中国工业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由填补空白向产业中高端迈进,由开阔地推进向高地挺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艰难的创新来驱动。这一阶段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关键零部件将取代“三来一补”、代工生产和低水平价格竞争,产业和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有明显提高。这一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加快融合发展,高品质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将取代低端制造。这一阶段重要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将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入由需求拉动供给向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阶段。低端供给、无效供给将逐步向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有效供给转化,消费需求也将随着供给结构的升级而再度释放。虽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早已是服务业主导,但仍被称为工业化国家;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被称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因此,尽管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超过半壁江山,但工业化仍将是引领中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战场。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的与产业低端化相伴的低水平价格竞争依靠的是成本优势,而当成本优势不再时,需要向技术优势转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一窝蜂地发展高技术产业,而是在各自的产业内部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以低水平价格竞争来跑马圈地抢占市场,而当市场饱和时价格弹性显著下降,无论怎么降低价格也难以刺激需求的明显增加,最终导致产业低端化和无利润增长,以及反倾销案的居高不下,价格越低越好的误区甚至导致一个行业的崩溃,最典型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导致我国整个婴幼儿奶粉行业受到全面重创。“产品虽然不好但是便宜”的理念根植于我国模仿加低成本的制造业赶超过程中,这一过去的优势正在逐渐变为劣势。美国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利器就是他可以轻易找到第三国制造成本作为标准替代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属于倾销行为,从而制定非常高的惩罚性关税。这说明产品的低价优势很容易被外部因素所逆转,“产品虽然不好但是便宜”向“产品好性价比高”的理念转型是大趋势,这一理念正在由美欧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被动应对,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动作为转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非坏事,它本身会终结和扭转中国产业低端化的趋势,并以不可逆的方式向高一阶的产业逐级迈进。测算表明,2017年我国制造业投资中,技改投资占比达到48.5%,不仅比重在稳步上升,而且技改投资已经接近制造业投资的半壁江山,这种积极变化表明,我国的制造业投资正在由产能扩张为主向产能升级为主的方向演变,特别是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投资持续下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较快增长,产能结构性升级效应更加显著。即使在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粗钢、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量总量已接近峰值,但存量调整、结构优化、产能利用率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相当明显,优势企业将具有长久竞争力。2018年面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货币供应量M2增长目标将首次降至个位数,污染治理的力度不会减弱,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能过高。中国面对的结构调整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再加上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下行拐点,认为新周期来临的乐观情绪是有危险性的[11]。从国际视野上看,虽然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但一方面有价格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看到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特朗普执政后抛弃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倾向加剧,美国首次把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演变为贸易战。我国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也要加快结构调整,发挥好我国的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形成合力,防范和积极应对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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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范文2

1鲁北化工生态经营模式的意义

鲁北化工生态经营模式是现代企业一种崭新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环境科学基础之上一种新的企业经营观念,企业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在追求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达到企业高效益和社会高效益的同步增长。鲁北化工生态经营模式是指石膏制酸联产水泥和海水“一水多用”产业链条托起的绿色环保科技产业,它推动了企业科技进步、创新和技术、产品的结构优化升级。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绿色产业链条,其主体是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工艺。它利用生产磷铵产生的磷石膏废渣(每生产1t磷铵,排放3~4t磷石膏废渣)生产硫酸和水泥,反过来,硫酸返回用于生产磷铵;在生产过程中,硫酸尾气回收液体SO2,废水封闭循环利用实现了环保治理贯穿每个环节,整个生产过程无“三废”排放,清洁生产解决了磷石膏占地污染环境制约磷复肥工业发展的世界难题,又开辟了硫酸、水泥所需硫铁矿、石灰石矿山的开采,节省了巨额的原料运输和能源消耗,又为现代农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磷复肥,实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据测算,按鲁北模式,若在全国推广100套,每年可为国家创造70亿元的综合效益。海水“一水多用”绿色产业链条,其内涵是通过逐级蒸发、净化原理,实现理论组配,形成初级囟水养殖、中级囟水提溴、饱和囟水晒盐、盐碱电联产、苦囟提取钾和镁、盐田废渣盐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达到海洋蓝色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鲁北化工绿色科技产业建立在技术进步、创新的传统化工产业基础之上,经过科学的资源链条衔接与延伸,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整合,并为重新社会的资源观、环保观提供了有力佐证,即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进行重复多次的利用,从而使有限的资源构成了一个多次生成的过程,而这种对环境的保护也同时体现在资源的多次利用和生成过程中。以此为基点,鲁北化工从国家行业和社会需要角度发展自己,从而获得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产业结构布局来看,我国是个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国家,但传统产业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对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高污染和产出的相对低效;二是全面过剩。因而传统产业面临整合的巨大压力。鲁北化工的实践在体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统一价值的同时,也为对我国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传统产业的企业不一定要进行产业转轨,而要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进行重组与整合,形成高质量、低成本、无污染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西部工业经济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1西部工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性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良性循环,避免生态赤字和环境透支的严重状况发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能在资源的合理利用、产业的优化组合、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巨大效益,从而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条件十分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严重;各种自然灾害多发,远离目前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心。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推进西部工业经济发展中不能盲目仿效东部经济,不能走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必须坚持生态建设,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趋利避害,依靠科技进步、创新,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2.2鲁北化工生态经营模式对西部工业经济的借鉴性

鲁北化工地处渤海湾边的盐碱荒滩,这里淡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同时,鲁北化工又是以化工为主的企业,若不将环保工作摆在首位,无疑对当地环境将是雪上加霜。从22年的发展历程来看,鲁北化工把“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放在决策的首位,并作为企业发展的价值理念贯穿到每一个员工的思想中,使之成为自觉行动,它创建的绿色环保科技产业,对国家化学工业贡献巨大,使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工业”到“朝阳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这不但没有造成当地环境的恶化,而且奇迹般地为盐碱荒滩穿上了“绿装”。鲁北化工目前投资1亿元建设小开河水利工程,开发淡水资源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对解决当地工农业用水,进一步改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意义深远。从1995年起,特别是近期,鲁北化工与中西部的宁夏、新疆、甘肃、陕西、贵州、江西、重庆、四川等地区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经过双方考察、论证,认为鲁北化工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和互补性。特别是在利用鲁北环保产业技术对西部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潜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双方合作意愿强烈。宁夏固原、陕西西乡、贵州开阳等地区多家企业与鲁北化工签定了合作建厂的协议,鲁北化工输出技术、资金、管理,以促动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科技、经济、环境的共同进步。

3重视综合利用资源在西部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工业经济范文3

一季度全县工业经济增长平稳,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培育初见成效,主要表现为“四个稳步”:

1.工业生产稳步增长。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11.51亿元,同比增长8.15%。工业用电量1.6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8.26%。

2.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全部工业企业共完成开票销售40.12亿元,同比增长7.69%,比去年同期增幅提高13.11个百分点(双沟酒业、永达电源、斯迪克新型材料、晨风服饰等6家企业开票销售超亿元,占全部开票销售的52%,其中晨风服饰为新增超亿元企业);完成工业入库2.59亿元,同比增长58.35%(双沟酒业超5000万元,晨风服饰超500万元、永达电源超300万元、美迪洋皮革超200万元、美伦服装和鑫源木业均超100万元)。

3.主导产业稳步发展。

我县酿酒食品、纺织服装、电子电器、机械加工、塑膜材料五大行业,完成规模以上产值分别为30.88亿元、14.2亿元、15.7亿元、14.5亿元和13.97亿元,同比下降0.39%、11.2%、21.89%、16.94%和29.83%,占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产值的80.04%,其中,“2+1”新兴特色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4.17亿元,占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产值的39.61%(电子和塑膜材料行业增长较快,电子元件、蓄电池和薄膜生产企业技改投入力度较大,发展势头较好)。

4.技改项目稳步推进。

一季度,列入年度实施计划的重点项目全面推进,60个千万技改投资项目、38个工业再造项目和17个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8.4亿元、3.07亿元和4.22亿元,达到序时进度。(斯迪克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三期功能膜生产项目,计划建设厂房4栋,安装机器设备12台套,已投资近3000万元用于厂房基础建设。晨风()服饰有限公司二期服装生产项目,计划建设厂房及附属设施17.5万平方米,安装机器设备6000台套,已投资近3000万元)。

二、存在问题

全县工业经济在实现稳步发展的同时,部分指标阶段性回落明显,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增长压力不容乐观:

1.市场压力明显加大。

国内外市场需求虽略有改善(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但是市场竞争白热化,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加剧,部分行业产能发挥不理想,其中纺织服装、林木加工、建材等尤为突出,困难企业增多,据统计,1-3月份,全县825户工业企业中,开票销售零申报的有301户,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2.工业后劲明显乏力。

一方面大企业少,支撑作用不强,企业运行质态不高,部分行业重点企业开票销售下滑严重,首义薄膜、山诚建材、和昌服饰、油嘴油泵、天然园米面开票销售同比分别下降90.55%、68.16%、56.73%、44.2%和27.19%。另一方面,企业投资的意愿不强烈,对技改投入和新产品研发不重视,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三、对策建议

针对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更加突出工业的主导地位,全力聚焦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坚持增量培育和存量优化两手抓,做好“四个强化“:

1.强化运行预警预测。

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及时了解掌握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动态,及时掌握情况,努力解决企业突出困难,稳固企业增长基础。

2.强化企业分类培育。

一是帮扶工业再造,对38个工业再造企业建立会办机制,对企业存在的问题逐一过堂,会办解决,从项目推进、难题解决、规模培育、要素保障等方面入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二是帮扶科技创新,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落实国家、省、市扶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企业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三是帮扶龙头企业。实施政策助企、要素助企、销售助企和服务助企“四大助企行动”,着力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税收贡献大、发展前景好的行业龙头。四是帮扶小微企业,在融资担保、贷款风险补偿、人才培训、创业辅导、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对小微企业、全民创业和网络创业的培育扶持力度,全年力争培育60家微小企业进规模。

3.强化产业特色集聚。

以要素集约、企业集中、产业集聚为方向,将优势资源向重点区域、特色园区集中,打造特色化、规模化和生态化产业集聚区,增强重点乡镇集中区承载能力,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和网络创业,加快入园工业项目建设,提高标准化厂房配套率和使用率。在招商引资、项目争取、要素保障多方面重点支持和保障,促进“2+1“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注重产业链打造、产业树构建、差异化发展和龙头企业培育,构建产业发展新优势。

工业经济范文4

关键词:生产成本;行业分化;物价上涨

引言

要想真正地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必须要注重工业经济的提升,明确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具体情况,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目标来突破传统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障碍。尽管与其他的经济运作模式相比,工业经济运作的难度相对较高,但是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运作策略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就能够将各类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的范围。

1生产成本上涨过快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工业生产的效率及质量不断有了新的突破,但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不同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单位的实际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许多企业在生产以及运作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首先在原材料上,结合相关的实践调查可以看出,我国2018年上半年企业的钢材购进价格与去年相比有了40%的增长,另外对于造船板来说,实际的购进价格与去年相比有了37.9%的增长,总体的造船成本实现了35%的增长,其他的生产企业也面临着相似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一点对于许多企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其次则是能源价格的上涨,我国2017年的柴油价格为每吨6000余元,但是2018年实际的购买价格比去年则有了29%的上涨,直接用于材料购进的支出增加了13亿元左右。再次,对于劳动力来说,在推动我国劳动法改革以及实现之后,企业的人力资源使用成本有了20%到25%左右的增长,同时大部分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这些导致企业的用人成本持续增加,许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难以实现自身的稳定运作。最后是技术壁垒,尽管我国的综合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企业的出口成本却无形的增加,其中水产品的出口检测费用有了60%左右的上升,企业因此出现了一定的经营困难以及经营压力。

2重大项目储备不足导致投资增值不足

对于各个地方的经济建设来说,许多的地方管理者积极地结合各个地方经济建设的实质条件,充分地发挥地方优势,通过加大投资的形式来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性的固定投资增长速度保持着较快的发展态势,同时实际的增长幅度也呈现着不断上涨的趋势,这一点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开始不断地促进重大基础项目设施的完善,其中大部分的产业项目拆迁者持续开工建设的现状,这些大型工程的开发导致许多企业在生产以及运作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生产以及建成时所发挥的作用却十分的有限。我国目前的投资热点以及亮点还没有出现,这些重大项目在生产以及运作时出现的储备不足的现象,同时,投资资金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这些都间接地导致了各类社会问题的产生。另外国家对于一些新开工的重大项目来说,更为严格的管理标准以及管理制度的制定需要由国家发改委员会通过公告的形式来进行统一的,同时在审批程序以及要求上越来越严格,大部分的企业必须要根据相应的操作规范积极地采取有效的项目申报手续。如果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那么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主要以投资拉动型为主,因此必须要进行前期规模的有效安排,积极地寻求新的投资增长点以及亮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自身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投资增值不足等问题。

3生产要素供应紧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要想突破生产资源所存在的各类不足,有效地促进生产效率及质量的提升,我国企业必须要积极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要素,通过要素的科学合理调控来积极地解决自身的能源资源以及要素供应紧张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中央银行不断地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点导致企业在生产以及运作的过程之中面临着许多的资金难题,难以通过融资的形式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稳定运作。金融机构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信贷支持为切入点和核心保障,帮助一些重点企业以及重点行业解决资金问题。但是新增短期贷款的比例呈现着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对于一些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型企业来说难以实现流动资金的稳定周转。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大部分主要以票据以及金融机构贷款的形式为主,很难在金融机构收紧银根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另外对于我国的电力企业来说,常常在生产企业用电高峰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供电紧张问题,这一点导致该类企业生产经营极为困难,许多的电力企业难以保证自身的稳定运作,无法结合电力资源使用的实际情况保障电力资源的最大化应用。

4工业行业分化明显导致传统行业增长乏力

工业的增长离不开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利用,但是许多地区的工业增长主要以大规模的制造业为主,其他传统行业的增长缺乏力。以一些纺织类以及机械类的生产企业来说,每一年的增长幅度只能够保持在11%的水平左右。而以玩具电子电机为代表的传统行业来说,则呈现着较为明显的负增长状态,甚至还有许多规模较大的企业年年亏损,许多专家在对这一态势进行分析时提出,这种状态将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工业行业分化明显是导致这些传统行业缺乏增长动力的重点因素。尽管工业行业的细分符合时展的要求,但是对于不同行业自身的稳定运作来说则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每一个行业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需要与其他行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果过于分化同时划分的过于细致,那么就会导致自身的发展缺乏一定的动力,同时也难以真正的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

5物价上涨压力大导致国家维稳工作困难

如果站在微观的角度对我国当前工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以及困难进行分析,那么可以看出,物价上涨压力过大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呈现的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是结合月度走势图可以看出,现有的经济增长幅度不断的下降,这一点对于一些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社会稳定也受到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对于地方经济建设来说,除了需要以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利用为切入点之外,还需要将安全生产以及社会稳定工作落到实处,明确经济建设的实施情况,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为工业经济的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结语

工业经济在运作过程之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除了需要积极地考虑不同影响因素之外,还需要结合目前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困难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明确工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充分地将不同生产资源融入工业经济运作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空间。

参考文献

[1]徐宏源.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五大问题[J].领导决策信息,2001(46):27.

[2]刘菊花.当前工业经济运行面临五大难题[J].共产党员,2010(19):22.

[3]周必健.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突出困难和问题[J].浙江经济,2008(8):23-24.

工业经济范文5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设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由市财政筹资设立1亿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市本级中小企业发展、设备投入补助、直接融资补贴、技改项目贷款贴息、“一事一议”专项支持以及重点项目前期费用补助等。专项资金实行总量控制、预算管理、滚动使用。   二、设立5000万元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结合省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市财政给以相应配套,主要用于增加市本级担保机构的国有资本金和降低担保费率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和贷款贴息。   三、对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进项税率与销项税率的4%差额部分,由受益财政地方留成部分予以补贴。   四、以年为基数,对新进规模以上企业,其所得税受益财政地方留成部分,2年内实行即征即补,专项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五、实行社保“五缓四减三补贴”。一是允许困难企业缓缴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费。在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前提下,缓缴期限暂定6个月,到期视情延长。缓缴期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与经核准的企业签订缓缴及补缴协议,缓缴的保险费不计收滞纳金。二是降低城镇企业职工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四项保险费率,降幅不低于40%。三是可使用失业保险结余基金支付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补贴额不低于上年度结余额的30%;参保企业人均工资低于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可按企业实际工资总额核定。   六、进一步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严禁乱收费,严厉查处行政事业单位乱收费、乱摊派行为。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下限标准收取。自文发之日至年12月31日,对工业企业,暂缓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费;对工业项目,暂缓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白蚁防治费、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基金、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七、控制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严格控制在标准下限的40%以内收取。   八、切实加大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行为的力度。银监部门要严格落实“七不准”、“四公开”规定,对顶风违规者从严查处。必要时市政府对违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将相关情况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   九、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用足用好已有信贷规模,全力扩大工业信贷投放,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实行贷款展期。对工业贷款和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出上年基数的部分,市政府依据考核结果予以奖励。   十、暂缓调整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已经出台并于年起执行调整政策的,区别情况通过即征即补减轻企业负担。一是对有税收贡献的工业企业,亩均年度税收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按土地使用税政策调整增加的税额由受益财政给予100%补贴;亩均年度税收3-5万元(含3万元)的,按土地使用税政策调整增加的税额由受益财政给予90%补贴;亩均年度税收2-3万元(含2万元)的,按土地使用税政策调整增加的税额由受益财政给予50%补贴。其中,年及以后投产的企业,投产之日起两年内因购进固定资产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计入企业税收总额。二是对工业企业合同约定的建设期缴纳的土地使用税,由受益财政给予等额补贴。三是对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未按合同约定建设、未达到批准的容积率标准的企业,按实际建设土地面积计算补贴等次和补贴数额。   十一、对闲置土地依法清收或实行回购,重新“招拍挂”,增加土地供应量;对新建3层以上标准生产厂房的,由受益财政给予每平方米50元的补助。鼓励“零增地”技改,企业利用原有厂房或场地进行改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新建厂房的房产税,实行即征即补,并在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上给予优先支持。   十二、本意见由市经信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自年1月1日起与《关于进一步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文件一并执行,有效期至年12月31日。两者若有不一致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扶持企业。其中,号所规定的各项补助资金在今年5月中旬前补助到位。

工业经济范文6

〔关键词〕本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本溪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发展现状

本溪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素有“煤铁之城”称号。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煤铁资源枯竭、主导产业衰退、接续产业发展相对滞缓、新动能培育不足、一钢独大、一业独大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本钢在本溪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溪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举全市之力支持和服务本钢。为本钢实施混改、技改、用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各方面都创造了有利条件。依托本钢,拉长产业链,大力发展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在上游,加快推进大台沟铁矿、思山岭铁矿、宇航矿业等一批项目,建立本钢与地方采选企业合作机制,敞口收购地产铁精粉,近两年来供货量达867万吨。在下游,利用本钢政策优势建设全国废钢铁加工配送示范基地、北方恒达物流园、桥北钢铁精深加工园区、南芬铸造产业园,引进了建发集团废钢铁加工、金桥焊材、银龙预应力等一批大项目。本溪在做大做强钢铁产业的同时,还积极培育和发展其他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产业,推进中国药都建设,打造部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2019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31.1亿元,同比增长4.8%,完成工业总产值643.7亿元,医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达到6%。

(二)存在问题

1.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普遍较弱。虽然本溪工业企业都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自我研发能力不足,在科技研发方面投入偏低甚至为零,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特别是近年来,全市申报省级研究中心的企业数量逐年减少。究其原因,目前本溪大多数企业产品是以初加工或原材料输出为主,缺乏具有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导致区域产业竞争能力偏低。2.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本溪大多数龙头企业缺乏和本地关联性,聚合、创新、孵化、示范、扩散等效应不够理想,与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工业要求相差甚远。传统的钢铁、建材等企业往往自我发展、自成体系,未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进而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3.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大。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下降、资金紧张仍是制约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的三大突出问题。尤其是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有些企业举步维艰。4.争取国家和省政策资金支持有限。本溪作为传统工业城市,虽然工业基础雄厚,但近年来几乎未享受到国家和省工业类专项的政策红利,主要原因是本溪的工业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工业项目投入不足,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偏低,无法满足相关工业专项的硬性指标要求。因此,争取国家、省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亟待加强。5.要素瓶颈制约依然存在。2017年初,本溪市两县正式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并于2019年初获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1.126亿元,但所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与本溪市付出的经济代价不成比例。根据辽宁省有关文件要求,本溪两县应将钢铁、平板玻璃、采矿业等产业调入禁止类,开展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将对两县工业企业尤其是钢铁和采矿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对本溪市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另外,辽宁省委、省政府近期下发的关于煤矿铁矿行业约束管理的文件,进一步限制全省铁矿开采项目建设,也将对本溪两县的铁矿企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种现象必将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本溪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6.人才匮乏。近几年,虽然本溪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但由于诸多原因效果不够理想。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高级科研人才、高级熟练技工非常短缺,这很难与高质量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本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工业经济范文7

关键词: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重庆

一、引言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生产基地和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对实现重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重庆智能制造发展分析

制造业是重庆实体经济的“主心骨”,推动智能制造是实现重庆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成效明显。通过引导重点企业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实施数字化升级,累计推动实施2265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67个智能工厂和359个数字化车间。实施智能化改造后,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44.7%,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6.9%,单位生产能耗平均降低20.5%,生产效率平均提升70.2%。

(二)两化融合水平持续提升。重庆市深入推进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应用,提升工业企业生产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企业开展模式创新、应用创新,不断构建新的价值体系,梳理和优化生产运营管理流程,建立符合企业发展的信息化管理制度体系,打造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增强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了全市两化融合指数。

(三)智能制造越发成熟。随着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深度推进,以及标识解析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加速建设,为重庆制造业融合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并营造了良好环境,通过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企业整体制造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在智能制造就绪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服务型制造企业比例等关键评价指标上均实现了对全国平均水平的超越。

(四)智能化供给能力逐步提高。建立健全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及集成方案供应体系,初步构建起零部件配套-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全产业链条。加快实施十大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工程,遴选了宗申忽米网、阿里飞象、航天云网工业大数据、重庆建工公鱼互联、树根互联根云、紫光云、浪潮云洲、海尔卡奥斯、金蝶工业互联网、用友精智等十大平台,构筑“市、区联动支持,激励平台发展”的培育机制,集聚197家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累计服务企业“上云”5.5万多户、连接设备150余万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引领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五)重点行业智能制造新模式加速构建。1.推动形成汽车行业网络化协同模式应用重庆汽车制造行业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推进核心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并逐步向供应链延伸,提高供应链企业智能化水平,形成智慧供应链体系。如长安汽车通过构建供应链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生产执行系统、物流管理系统等8大信息系统平台,利用工业互联网网络连接功能,促进上下游企业生产、物流、质量等重点领域管理协同,成功打造柔性、智能的制造工厂,被评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2.推动形成电子行业智能化生产模式应用引导各大企业加大基础生产设备数字化升级投入,围绕主体电子器件加工建立完整的自动流水线,加强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建立智能仓储,同时利用工艺仿真、物流仿真等虚拟制造工具开展产品方案、工艺方案、制造方案的迭代优化,提升电子行业智能制造水平,形成面向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柔性生产体系。如纬创工业4.0、翊宝智能工厂项目,以及本地的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3.推动形成装备行业服务化延伸模式应用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应用智能技术,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并推进大型装备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开展远程运维新模式应用,提升产品服务智能化水平。如ABB变压器融合先进信息技术,推动产品自动监测和自动控制,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控制;海装风电公司自建LiGa大数据平台,开展风力发电机组远程运维服务;重庆轨道集团研制互联互通设备,搭建符合标准化要求的CBTC测试验证平台,实施基于信息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4.推动消费品行业个性化定制模式应用主要实施家居、服装等重点行业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开展个性化定制。如玛格定制家居自主设计控制软件,对生产设备进行智能改造,重组加工、分拣、分包、入库等指令,实现了大规模定制的柔性化生产工艺,解决了定制家具个性化与规模化生产矛盾的难题;段记西服开发AI人工定制平台,通过人体三维3D建模和大数据运算,精准设计最优版型,最终实现一人一版。

三、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问题

近几年,重庆市在提升工业制造整体智能化水平上建立了良好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整体基础、供给基础、人才供给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一)智能制造发展不均衡。汽车、电子等主导行业智能化改造的力度较大,其他行业推进相对缓慢。从全市组织的智能制造诊断评估结果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和材料行业,装备、化工、消费品、医药等行业整体上仍处于以自动化为基础、数字化局部改进阶段。

(二)智能制造水平不够高。重庆智能制造整体仍只处于全国中等水平。智能制造就绪率指数为12.1%,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未能引领西部地区;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47.7%,位于全国第13位。新模式新应用带动不足,尤其在上云上平台、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和网络化协同重点指标上,重庆企业实施比例均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且各项指标均低于临近的四川省。

(三)智能制造供给水平不够高。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床等产品链不完整,核心部件及数控系统对外依存度高,龙头企业数量偏少且带动作用有限;软件化服务能力不足,全市工业软件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起步晚,多数企业仍只从事于数据收集、存储、集成和管理、等边缘业务,在研发设计、生产执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核心业务方面虽然有相关软件产品,但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市场占有率、行业利润低。

(四)智能制造人才供给仍然短缺。企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尤其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等新型智能产品领域,普遍存在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缺乏、企业人才储备意识薄弱等问题,且在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领域,相关引领性人才偏少,严重制约新型智能产品创新研发、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区域人才吸引能力偏弱,虽出台了“英才计划”“巴渝工匠”等一系列人才政策,但与成都、西安等地对比仍缺乏优势。

四、推动智能制造稳定发展建议

结合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发达地区制造业智能升级先进经验,合理推进全市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继续补强智能制造产业基础。加大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智能感知、系统集成方案等关键领域企业引进培育力度,形成以应用带产业、以产业促应用的良性发展局面。二是持续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大型龙头企业建设企业级云平台或产业链协同平台,鼓励发展成为行业性、专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培育各具特色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企业工业网络建设。鼓励企业结合利用5G、物联网等技术提升网络承载力和稳定性,支持建设应用研发设计、企业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生产执行管理等软件系统,全面提高生产管理精细化和决策智能化水平。四是疏通人才供需通道。推进校企智能制造领域人才协同培养,培育一批懂技术、懂应用高端实用型人才,同时推动市级科技、人才等专项安排上向智能制造相关领域倾斜。五是强化“个性政策”制定。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制定“个性化”政策,实施“一企一策”,针对中小企业制定专项政策,鼓励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开展生产设备智能化更新与生产管理数字化升级。

参考文献

[1]赵萍.我国智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需求分析[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20(5):36-39.

[2]赵邦,谢书凯,周福宽.智能制造领域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J].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2018(2):180-181.

[3]何成奎,朗朋飞,康敏.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展望[J].机械与液压,2018,46(16):126-129.

工业经济范文8

关键词:工业经济发展;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时序耦合;哈尔滨市

引言

人居环境最早由C.A.Doxiadis提出[1],人居环境与人类活动紧密联系,影响城市的人口结构、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等人类生存条件[2]。但是由于人类密集型的活动和不可避免的城市化,人居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工业未达标废水、废气的排放是导致环境恶化的重要源头之一[3]。如果工业发展过度,将会导致环境超过其自身的承载能力,破坏严重的环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才也会趋向流动到经济发展更好、环境更易居住的城市生存与发展,阻碍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可以引进优秀人才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资源与能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4]。因此,本文选取人居环境和工业经济发展的两个大指标,计算各自的权重后进一步评价两者的相互作用与耦合协调程度,辅助工业企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更好的处理人类工业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耦合度是指两个以上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协调发展程度,良性耦合是系统间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而当出现失调或阻碍现象时则称作不良耦合[5]。国内研究人居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李雪铭[6]等人通过构建权重评价体系和GIS空间分析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辽宁省人居环境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上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离散格局。李陈[7]等人利用突变级数法构建长三角群的中心城市的人居环境系统耦合模型,并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时空格局演变研究。李伯华[8]等人构建湖南省14个城市的人居环境系统耦合模型,研究表明耦合协调度略有上升但变化不明显。张静[9]等人利用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耦合模型,对15年的数据进行空间分析针对青岛市U型耦合协调状况提出合理的建议。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很多,耦合模型可以运用到多学科多领域中,大部分以耦合模型和权重评价体系为方法支撑,对一座城市或一个省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早期主要跟随国家的政策和号召研究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者从近几年开始研究城市的人居环境,以上学者对于人居环境系统的研究,主要分析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度,较少文章研究有关人居环境两个系统以上的耦合协调度,目前鲜有文章研究工业经济与人居环境之间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本权重计算法、构建工业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之间耦合协调模型。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哈尔滨市(125°42′E~130°10′E,44°04′N~46°40′N)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南部,是黑龙江省省会。辽阔的松嫩平原地区,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但不均分,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暖短暂。由于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哈尔滨市有着多样的土壤类型、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产业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且第二产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发展重工业。

1.2数据来源。研究人居环境系统与工业经济发展耦合情况,分别选取人居环境系统和工业经济发展各三个一级指标,总计23个二级指标(表1)。本文的生态系统指标数据,工业水平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工业总值来自2009~2018年《哈尔滨统计年鉴》,其余工业发展中的分指标数据来自2008~2017年的《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信息网(www.tjcn.org),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补全。

2研究方法与权重评价

2.1耦合度的计算。所有文章的耦合度研究都离不开耦合协调模型,耦合一词最早源于物理中的光电学,研究各个模块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耦合计算时为了使各个指标具有可比性,需要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的方法是标准化处理方法,标准化算法公式如下:标准化计算结果在[0,1],x*i为标准化的值,xmax、xmin分别代表总样本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耦合度的计算,耦合度计算公式为:当有n≥2个系统时,(3),(4)为通用公式,本文是两个系统耦合,即n值取2。Ui表示系统的评价功效。C1和C2分别是两种耦合度,当其中一个系统的耦合度为零时,耦合度即为零,当所有系统的值均为零时,耦合度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为表2和表3。在耦合计算中协调指标T和耦合协调度D值的计算公式分别:

2.2权重的计算。由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权重见表1,公式:

3结果分析

人居环境与工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表4)。第一段(2008~2010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第二段(2011~2012年)为磨合阶段,第三阶段(2013~2016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2017年为拮抗阶段。耦合度的阶段特征总体呈现波浪型,但从整体上来看,工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的相互作用较强。2011年和2012年是出现磨合阶段的连续的两年,拮抗阶段仅出现在2017年,说明人居环境系统和工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强度在逐渐减弱。第一阶段为较高水平耦合,并且连续三年保持平稳水平,耦合度C值均在0.9以上,说明人居环境系统和工业经济发展有较强的联系度,第二阶段耦合度降低到磨合阶段,磨合阶段仅持续两年又上升到高水平耦合阶段,即在2011年之后,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并连续4年保持处于这个阶段。到2017年时,出现拮抗阶段这一特殊情况,两者的相互作用显著下降到十年内的最低点。耦合度仅能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但耦合协调度这个指标能够评判两者功效的协调吻合状况。人居环境与工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三个阶段,失调(2008~2010年)、协调(2011~2016年)和濒临失调(2017年)。第一阶段为失调阶段,经历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两种类型,2008~2009年为严重失调,2010为中度失调,失调的原因是2005年和2006年哈尔滨市遭到两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源头均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化工污染,污染的水源直流到松花江下游,以哈尔滨为首的很多城市受到污染[10],加之哈尔滨市工业废气污水的治理正在进行中,遭受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自身的调节时间漫长且效果甚微,因此在2008~2009年的人居环境与工业经济呈现显著不协调;第二阶段为协调阶段,经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三种类型,即耦合协调度从2010年的中度失调到2011年的勉强失调,从2012~2013年的初级协调到2014~2016年的中级协调。耦合协调度逐年协调的原因是在哈尔滨市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的同时,地区政府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哈尔滨市政府在2009年制定了《哈尔滨市2009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以环境整治和改善人居环境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实施四项环境整治项目来优化城市环境[11]。第三阶段由良好协调骤变为濒临失调阶段。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