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服务发言稿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服务发言稿范文1
关键词:口译流程;项目管理;译后
虽然不同的项目，具体的口译译后流程可能不同，但口译服务项目的收尾工作基本包含下列环节:服务验收，异议处理，收款，译费结算，项目总结，成本核算，质量评估，客户满意度调查等。在此，我们将译后工作分为三个部分:译后(现场)，译后(中期)，译后(后期)。
1译后(现场)
再通过紧张繁重的口译任务之后，译员及工作人员都如释重负，那么任务完成是否就可以直接离开了呢?实际上，口译结束后不要马上离开，先确认一下是否有临时口译任务(比如晚宴临时需要交传或与会双方准备细谈合作条款)，如果对方找到译员要求加班，要谈好报酬并告知项目经理。这样也体现了翻译公司的专业以及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如果没有临时任务，译员要注意检查同传间，不要落下口译材料，尤其是发言稿等，若留下材料一方面是不专业的体现，另一方面会议相关的一些保密资料可能会遭到泄露。此后，译员和联系人或工作确认人确定结束后才可以离开。注意带好工作照(译中拍摄的现场照)，照片可作为工作证明佐证，也可用于日后求职的简历中。项目经理在项目结束后，请客户方在服务单上签字，确定服务结束，对服务质量满意，以避免后期纠纷。服务单上应该注明服务时间和服务人员姓名。如果发生客户不满意的情况，请客户注明原因并提供证据或者第三方证人，以便申请法律仲裁。项目经理也应提供译中的现场录音(中外双频道)。
2译后(中期)
2．1财务审核
2．1．1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相对于笔译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说，口译合格等级的划分更为简单，服务质量则只分为两级:合格和不合格。广义来说，要看是否“准、顺、快”，而狭义来说，则要看客户对译员的传达是否满意，译员是否促成了洽谈双方的合作等。(1)翻译合格的评价标准根据口译方式有所不同:①交传质量要求较高，准确率90%合格。②同传60%－70%合格。③耳语同传要求可适量降低。(2)其他评价标准:①译员情绪要与发言者同步配合。比如发言者讲了个笑话，翻译时译员就不应过于严肃。②工作态度和服务态度。③翻译职业道德译员的语言，动作，表情包括着装在内，要符合一个翻译的身份。④和谐不好言论。发言人无意发表了会引起歧义或由于文化差异容易引起误会的言论时，译员应有选择的进行翻译，不应完全照搬。作为专业的译者，要熟悉双方的文化差异在翻译时进行适当修饰。
2．2项目总结
2．2．1客户信息
为方便日后合作应记录客户信息:①主要联系人;②联系方式:电话，邮箱
2．2．2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备忘有助于团队日后反思。需要记录以下信息。①项目概述②总结及归档
3译后(后期)
3．1客户满意度调查表
邀请客户进行满意度反馈，反馈表进行归档
3．2记忆库录入，术语库整理
译前整理的该领域专业术语，译中形成的记忆存储都应整理存储好，方便日后应用于其他翻译项目。
4总结
翻译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是“永远留有遗憾的艺术”，口译没有后悔的机会，更应做到尽善尽美。正如哈伯德所说，“一部机器可以做五十个普通人的工作，但没有哪部机器可以完成一个伟大的人的工作。”而在细致的完成译前准备和译中翻译之后，一个项目值得拥有一个完美的收尾，口译项目的译后流程经过不断地完善之后，一定会使口译项目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崔启亮，孙瑾．高校学生会议口译实践中的项目管理与启示［J］．东方翻译，2019(03):57－62．
［2］心语．口译技术和口译项目管理流程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9．
［3］顾鸿杰．翻译项目管理基本问题研究［J］．海外英语，2019(04):20－21+42．
服务发言稿范文2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要求，丰富形式、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努力学习自然资源知识，从严规范干部职工工作行为，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端正“三观”意识、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坚持严管就是厚爱，不断提高干部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第三条本制度适应于自然资源局所有在岗工作人员。
第二章学习教育制度
第四条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1、学习成员：局党组成员、局级领导，可吸收有关股室负责人参加。
2、学习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种法律、法规知识；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法规和决议；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典型案例。
3、学习形式：专家学者专题辅导；利用音像资料辅导；开展课题调研活动；讨论交流学习。
4、学习组织：局党总支部负责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组织工作。局党组书记任中心组学、负总责，并指定一名党组成员为中心发言人，准备好集中研讨学习的发言稿；中心组成员应认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集中学习研讨时踊跃发言，工作之余加强自学，每年写出1篇学习心得体会，并开展1个重点课题调研；局党总支部副书记担任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秘书，制定学习计划和安排，并负责具体日常工作。
5、学习时间。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1次，全年安排集中学习应不少于上级要求的专题学习次数及学习天数规定。
第五条全局学习
1、参加人员：全体干部职工。
2、学习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的重要文件、指示或有关领导的重要讲话等；理论学习专题辅导报告；先进典型事迹报告；法纪教育专题讲座；各类案件通报。
3、学习组织：局办公室负责全局学习组织工作。每次组织全局学习之前，局办公室应将有关学习内容及形式报请分管局领导审批，并发出学习通知。
4、学习时间：全局学习每年安排不少于6次。
第六条股室学习
1、学习成员：各股室工作人员。
2、学习内容：业务知识、法律法规、领导重要讲话等。
3、学习组织：股室学习由各股室按照有关部门下达学习计划或本部门实际需要组织进行；学习形式不限，但应以讨论为主，必须确保学习时间、内容、人员落实；要有专用记录本，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各股室负责人对本部门员工参加学习负有督促检查的责任，除了组织好本股室员工的日常学习外，还应不定期检查员工的学习笔记，年终局考评组进行考评各股室开展学习的情况。
4、学习时间：每月不少于一次，每次学习时间为半天（在全局学习计划中指定了学习时间的除外）。
第七条学习纪律
1、建立学习考勤签到制度，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由局党总支部负责考勤，全局学习由局办公室负责考勤，股室学习自行建立考勤登记，杜绝迟到和无故缺席现象；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学习者，应向考勤责任单位负责人请假，提交请假条，并说明原因。
2、认真遵守学习会场纪律，参加学习应带好学习材料，认真听讲并做好记录；不得交头接耳开小会，不得翻阅与学习内容无关的书报刊物；学习中途因故离场者，应主动向考勤人员说明原因，经同意后方可离开。各股室如有职工因工作需要未能参加学习，股室负责人应及时将学习的主要内容和有关要求传达给他们。
3、建立学习督导机制，局办公室负责全局各类学习活动督导责任，定期开展集中抽查《学习笔记》。加大学习教育效能问责力度，每次学习完毕，要对无故缺勤、迟到、早退者，按照考勤管理制度作出处理；学习教育督查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评内容，局考评组进行考评各股室开展学习的情况。
第三章工作管理制度
第八条热爱自然资源事业，自觉维护自然资源部门形象，爱岗敬业、务实担当、廉洁奉公、规范履职，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优良的职业道德，竭诚为人民服务，优质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任务。
第九条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干部职工须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落实县局党组决议决策，切实把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树立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增强一抓到底的工作责任心。
1、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凡“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集体研究决定，坚决防止“一言堂”或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
2、夯实局领导挂点联系国土所工作机制，挂所局领导应定期下点谈心谈话、实地检查、督促提醒，抓紧抓实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并纳入年终考核管理，督促开展地灾防治、执法监察、干部教育工作，促进落实县局党组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决策决定。
3、切实增强国土所工作执行力，基层干部职工应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国法，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扎实开展工作，顾全大局、服从管理、依法履责。尤其抓好资源管控，做到肩上有责任、管理分片区、巡查有台账、查处显力度。建立督查约谈问责机制，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并予以通报曝光。
第十条严格国土所财务开支审签制度，由挂所局领导和国土所财务管理工作分管领导“双重审签”；建立财务内审机制，由局纪检监察工作分管领导牵头，每年1月上旬组织开展财务专项检查，对各所、各单位财务收支严格管理，并对年度开支最多的国土所进行约谈提醒，杜绝挪用公款、私设小金库、截留罚没款等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第十一条加强“八小时之外”纪律管理，自觉将工作纪律有效延伸约束，不得违规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干股，不得以个人或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不得跑官要官，不得借婚丧嫁娶之机收钱敛财，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得用公款旅游特别是出国（境）旅游，不得在住房问题上以权谋私，不得违反规定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私车公养，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不得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不得违规公款接待以及接受服务对象吃请。
第四章岗位履职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岗位履职责任追究是指岗位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岗位职责，出现工作差错，发生事故案件以及违纪违法行为，依照规定追究其责任。
服务发言稿范文3
关键词：实习;实习流程;实习组织
学生通过实习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为就职奠定扎实基础。通过保育实习、教育见实习、教育实习，实现学生对幼儿园保教工作的深度认知，培养热爱幼教工作的积极情感，练就组织、实施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操作技能，以达成幼儿师范学校培养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幼儿教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想要将实习落到实地，真正达成实习目标，需要关注实习每一环节的组织，科学安排实习流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八个环节：三个部分是指实习前的准备、实习中的检查和督导、实习收尾和总结。八个环节包括制定实习计划、联系实习基地、安排带队教师、体检和购买实习保险、召开带队教师和实习生动员大会、组织检查督导、评定实习成绩及实结工作。
1准备部分
1.1制定实习计划
首先，根据教学计划，科学制定实习计划。完整的实习计划要标明学校名称、实习学年、专业、实习名称、种类说明、意义及时间安排。其次，要从实习目的、实习内容、实习要求、带队教师职责、指导教师职责等方面详细阐述。最后，要有学校名称和时间，加盖学校或教务处公章。
1.2联系实习基地
要保证学生在实习中观有所得、做有所获，就必须有优质实习基地作为支撑。省、市级示范性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较高，具有指导实习生实践的能力，适合选作实习基地。指导教师要具备正规学前教育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1.3安排带队教师
带队教师是一个实习队的总负责人，一般一个带队教师负责25-30名实习生。幼专教师由于院校的特殊性，必须经常深入幼儿园，承担带队教师的工作任务。专业课教师更是指导学生实习的主要力量。带队教师必须任课两年、有深入幼儿园一年以上的经验。
1.4体检和购买实习专项保险
学生要进入实习基地实习，必须要通过市或区属的妇幼保健所的健康检查，获得健康合格证的学生才有资格实习。同时，按照国家关于实习的相关规定，投保实习专项团体保险——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以保证实习安全顺利进行。
1.5召开带队教师及学生实习动员大会
带队教师动员大会主要应完成的任务是：第一，所有带队实习教师要明确本次实习的重要意义和学生要实习的内容、所需完成的具体任务及相关要求。第二，明确实习中自己的职责和具体要完成的任务、时间及要求。第三，强化带队教师与实习基地友好沟通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专任教师的专业特长指导并为幼儿园需要服务。第四，强调工作细节，如提前选实习队长（或幼儿园年级组长），建立实习队微信工作群、签到簿或运用蓝墨云班课开展实习各项检查活动；考虑因距离较远租车安全问题、到、离园、午休时间问题、学生是否在园进餐问题、幼儿园班型和学生分组问题、幼儿园是否安排集中介绍教改情况及半日活动观摩、是否有集中评课、是否安排试讲教室等。第五，分发实习工作袋，内含：实习工作手册、实习计划、实习生名单、实习成绩单、优秀实习生申报表等。实习生动员大会要求全体实习生必须参加，主要安排专任教师解读《保育实习手册》、《教育研习手册》中关于实习内容、任务及作业要求，教育大实习时要安排如何撰写调研报告的讲座。
2组织检查和督导
检查和督导由学生自查、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检查和教务处巡查三部分构成。学生自查主要指实习队长或实习学年组长对实习生的出勤、迟到、早退情况的检查；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主要负责检查、指导学生完成实习任务，包括半日计划的制定、试讲、教学、区域环境的创设，一日生活环节的组织、个别指导、家长工作、实习手册完成、仪容仪表、工作态度等情况；教务处的检查督导是全面的、抽查式的，检查包括实习的各个方面，也包括检查带队教师工作情况和调研实习基地对实习的情况反馈、意见建议和实际需求，为改进实习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此外，还可以引入辅导员的检查，以加强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管理力度。
3实习收尾工作
实习收尾工作包括评定实习生成绩（包括学生自评、小组评议、指导教师和带队教师评议、打分四个部分。指导教师评分占总分的70%，带队教师占30%）、评选优秀实习生（比例控制在15-20%）、收取实习生手册、实习生实结（保育实习和教育见实习）或调研报告（教育实习）；上交带队教师实习指导手册、总结、照片和简讯、实习生实习成绩单和优秀实习生名单等；教务处在汇总全部实习情况后，召开带队教师总结大会和实习生总结大会，以展板的形式展出实习中实习生工作的精彩瞬间和经典语句、遴选优秀实习手册、优秀带队教师及优秀实习生发言稿和整个实结入档。
参考文献：
[1]李晓琦.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管理机制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7.
服务发言稿范文4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传统意义上的语文课一直是基础性、工具性的代名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带有更强的体验性和评价性。这种体验性在职业院校的语文教学中，侧重以学生为主体参与课堂教学，体现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评价性则侧重加强教师对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教学效果评价。此外，大学课堂的语文其内涵和处延扩大了很多。将“文化”引入大学语文课堂，更加强了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使命，这不仅是本科院校也是高职院校语文教学重要的支撑之一，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目标决定的。基于上述种种，高职院校的语文课既要渗透人文内涵，又要贯彻职教的理念，这对课程的讲授无疑是一个挑战。现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一般分阅读鉴赏、口语表达和应用写作三个模块。做好文化育人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超越这三个模块的内容，即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意蕴，使之渗透到职业素质的培养上，把教材放到广阔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观照、审视、探讨，从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二、育德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根本
曾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提出“扣子论”，即希望青年学生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钮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注重修身养性优良传统的弘扬与继承，又是当下对青年学生成人成才的现实要求。高职生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严以修德，正当其时；严以修德，大有益处。未来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是立人之本。各类教材中谈立德树人的篇章很多，对高职学生来说，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具备良好健康的职业道德与心态，能促使他们快速适应一毕业就进入工作环境的紧张状态。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学语文》选取的《论语》三章为例，文中孔子分别从诚信观、理欲观与复礼归仁的角度阐述如何做人、如何塑造君子人格，这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构建与道德行为的养成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再如北岛的《回答》真实有力地告诉学生，我们是活生生的尘世中的人，而不是魔鬼或者天使。无论在自以为高尚还是在自以为卑鄙的时候，只有微笑地看待自己，那才是最真实的。而末尾两行，把“闪闪的星斗”想象成“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和“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则赋予了诗歌一种历史感和开拓未来的使命感。在教学中，如要求学生一味地去牢记文章内容是不可取的，应设置道德情境或结合实际摆出案例，让学生去切身体验并评判其中所涉及的人性美丑和道德高下，这样的授课方法，显然比教师单纯授课要效果显著。
三、育才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途径
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一直是职业教育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大学语文仍需继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传授学生说话的礼仪风度、艺术技巧。说有用的话，说被人乐意接受的话并非易事。为此，结合社会现象，设计各种沟通情景，要求学生去完成交谈训练，如近期央视曝光的云南导游谩骂游客事件，可以让学生去模拟当时的情境进行游客与导游之间的文明、有效沟通。再如，就学生宿舍养宠物引发舍友间矛盾的事件，可以案例的形式让学生真实体验，做有效沟通，并最终解决问题。这种体验式教学会真正寓教于乐，达到文化育人的功效。对于应用写作，学生除学会各类文种的基本概念、写作格式、写作内容、写作要求外，还应提高使用文字的修养，培养一种踏实认真、质朴晓畅的文风。采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会事半功倍。如单位要举办一场“五一劳模表彰大会”，从请示、批复、活动方案策划、通知、海报到开幕词、领导发言稿、闭幕词等一系列文案内容都涉及其中，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开展此项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展现成果，互相评价、打分，再由教师指出问题、纠正错误、进行总结，这样的过程使学生更易于评价中掌握知识，在小组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沟通能力、竞争能力及领导能力。
四、人格塑造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目标
服务发言稿范文5
(一)现有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缺乏实践性
从现有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计划是照搬照抄国外或国内其他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很少从旅游企业、学生的条件和学校所在的地域特点等综合因素的需求角度考虑，有的理论学时太多而实践学时太少，有的根据本校的现有教师情况安排课程，因人设课而不是因需设课。很多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强调理论教学，脱离了酒店企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客观实际，缺少专业实用性、实践性。在课程的教学方法上，大多数教师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缺乏对学生的启发和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学效果非常不好，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陷入了“重理论、轻实践”的怪圈。另外，很多高职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虽然也很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但更多的是在校内模拟的酒店实训室进行简单的室内操作练习，未到酒店企业的前厅或客房等工作岗位，难以从酒店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
(二)缺乏完整科学的专业教材体系
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职业”还表现在缺乏较为完整科学的专业教材体系，很多专业教材在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我国目前已经出版和使用的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教材中，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还不明显，相当一部分专业教材基本上是酒店管理专业本科教材的复制，教材观点非常陈旧，并且理论性太强，缺乏实践知识和岗位技能的训练，没有真正做到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中心。例如，很多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现有的《酒店管理》《酒店餐饮管理》《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等教材，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述酒店的产生与发展，酒店的部门组成与工作职责，餐饮及前厅与客房管理的理论和原则，而真正讲述和探讨酒店具体部门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案例很少，很多学生到酒店实习或工作后发现课本的知识用处不大。此外，专业课程与教材的前后关系递进性不强，缺乏逻辑性，并且很多课程的教材内容存在着大量的重复。
(三)高职院校与酒店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专业的实践性，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而这些专业素养和经验技能的具备必须依托校内的酒店实训室和校外的稳定的星级酒店企业实习基地来共同完成。而我国现有的很多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由于经费不足和办学场地狭小等原因，现有的校内酒店实训室条件较差，只能进行简单的摆台、甩单等模拟练习，而不能进行大的宴会设计、客人住宿安排等实战操作。因此，学生在校内的实践训练很难达到酒店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另外，由于多方面的条件所限，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与酒店企业的校企合作还很不到位，还停留在形式上，诸如聘请酒店的管理人员来学校做讲座、让学生到酒店参观等，学生只能从中获得较为肤浅的专业认识，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我国很多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办学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学校缺乏专门的与企业联系的部门，并且与酒店企业的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同时，学校在办学体制及运行方式等方面还不能与酒店企业的要求相对接，与酒店企业之间的合作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表面上，合作基础比较薄弱，校企之间的合作效果不是很理想。
二、我国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办学思路，以“技能型和应用型”为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的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应明确办学思路，以“技能型和应用型”为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学校办学的市场调研，了解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科学合理地调整和设置专业。转变办学观念，加大改革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模式的力度，坚持培养面向酒店企业一线的生产、服务与管理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酒店管理专业的设置是学校教学与酒店企业人才需求相结合的桥梁，同时也是学校的教学工作积极与社会对人才需要对接的重要一环。这就要求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应对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行业需要进行科学的市场调研，了解社会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以及对人才的具体要求，使其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具有针对性，真正培养出来酒店需要的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
(二)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努力打造提高“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所以，我国的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应大力改变现有的办学观念，牢牢抓住“社会和行业的需求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改变原来的“知识中心”教学模式，在传授基本专业理论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真正打造与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以“素质与能力”为培养目的相一致的办学方式。在充分了解酒店企业各具体工作岗位对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工作能力的要求的前提下，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要求了解和掌握即可，加大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设置工作情景，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改变考试环节，通过考试来检测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先专业认识实习，后校内实训教学，再校外专业实习，最后毕业顶岗实习。同时，强化行业证书导向，要求学生除取得毕业证书以外，还应拿到诸如酒店经理资格证、餐饮服务资格证等行业资格证书。
(三)转变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应从高职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彻底转变学生原来中学式的“课前看书预习、上课埋头记笔记”的上课方式，充分借助校内和校外的教学条件，多渠道、全方位的使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借助已有的酒店企业经营案例，让学生在掌握基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来分析酒店企业的成功做法与失败教训，从中总结经验和启发的教学方法。如讲授该专业的《酒店管理》《酒店餐饮管理》《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等课程时，在讲述了基本的酒店管理理论知识的条件下，结合国内及国外著名品牌酒店的经营案例，让学生们查阅资料和综合运用课本上的基本理论来分析、评价和解决问题，让学生针对同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以不断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与酒店工作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还可以较为有效地增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培养学生理论知识联系工作实际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分组讨论教学法:在学习《酒店管理》《酒店餐饮管理》《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等课程时，就以上课程的内容设计不同的问题，让学生就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分组讨论，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查阅相关知识和教学资料，在认真分析问题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形成书面的发言稿。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发言交流，让每一小组推选一到两位发言人，将小组学生自主学习的成果用专业语言表达出来，使全班学生彼此分享不同学生的意见和见解。这种教学方法既让学生掌握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同时还能够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和培养口头表达能力等。
3．现场情景教学法:酒店管理专业的行业岗位较为明确，因此该专业的很多课程可将课堂教学改到酒店企业现场。如在《酒店旅游英语》课程的教学中，可将学生带到学校的酒店实训基地，让部分学生分布于酒店的前台，酒店的中餐厅或西餐厅，酒店的客房，酒店的商务中心等部门，再让部分学生扮演酒店的客人在酒店入住或就餐等，让学生在掌握酒店用语的基础上现场进行英语口语对话。在这种酒店现场情景的教学环境下，能够较为有效地达到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联系的目的。
(四)增强校内实训教学和校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依据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酒店管理专业的办学理念和专业特点，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应以“学会做”为教学目标和要求。在课堂讲授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必须加强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环节，让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相联系，让理论向应用转化，并让应用为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增强感性认识。校内的实训场地要强调真实性，酒店前台及客房等场地的开设、酒店的设施配备、学生的职业打扮、实际的工作环节等方面要与酒店企业的真实情况相一致，使学生在学校就能感受到酒店的环境熏陶和感染，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在校内，除了利用实训室进行常规的实训教学外，还可以在日常学生活动中举办酒店餐饮技能大赛、积极组织学生成立“旅游酒店协会”等学生社团组织，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社团为组织联系酒店企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加深对酒店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及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多渠道、全方位的拓展校外酒店实习基地，让学生利用寒假、暑假的时间到酒店的实际工作岗位中顶岗实习。认真对待和组织学生的毕业顶岗实习工作，结合酒店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并且可行的实习计划，提出对学生顶岗实习的目标和要求，并在实习结束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标准。
服务发言稿范文6
外国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东西方古代至现当代的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时期，外国文学由于系统地介绍国外文艺思潮和经典名作，曾是中文专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时至今日，它却已经“沦为”众多学生头疼的课程，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课程内容本身的难度、学生对外国历史文化的隔膜、受考级考证等实用主义校园文化的影响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教学模式及方式方法的陈旧死板，因而教学模式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一、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应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型院校，它在办学思想、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要求等方面都与老牌综合性大学有很大的不同。 如在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方面，由于后者重在培养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人才，故教学中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理论水平的提高等等。因而主要采用以史为纲，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由于这些综合性大学有较充足的课时设置，学生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自主学习能力，这种授课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而反观目前的大多数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也仍然沿袭这一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国度的文学成就、思潮，要介绍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与情节，再分析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等。介绍的内容可能因教师个人的兴趣以及当下学术发展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和中心，学生只是听众(偶尔参与)，只需照单全收即可。在这种模式下，外国文学被当作是一门专门的知识来传授，忽视了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另外，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地方高校从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思想出发，往往不再在第八学期(有的甚至是整个第四学年)安排课时，而用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自主择业。加上中文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往往为保证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传统专业重要课程以及专业必修课的课时充足，而压缩了一些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如外国文学、文艺学等。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中文文秘专业的外国文学课时只有48节，一个学期就可上完。捉襟见肘的课时导致教师不得不“满堂灌”，每节课都塞进大量内容，疲惫不堪;学生则苦于当“填鸭”，在死记硬背中滋生着厌学情绪。教师们只关注学生对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学生们则只知道苦练“背功”，感觉学无所用，更没有能力学以致用，由此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学习外国文学的热情。 而在当前大学连年扩招、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教学的特色上。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说，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毕业生专业素质高，动手能力强，走上工作岗位就能派上用场［1］。因此，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外，更应以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为主。作为文科基础课程的外国文学同样应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外国文学课程改革的根本，是要致力于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模式，而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模式转变。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里，教师的地位和角色也相应地转变，教师应成为一个引导者、组织者、答疑解惑者、参与者，课堂也就会成为一个师生交流、互相学习讨论的场所，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落实到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探索，最终结合课程特点、专业要求以及学生的兴趣点，确定了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来打开教学的思路。 外国文学课程要让学生学习掌握一定的文学史常识以及理论知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长期以来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但另一方面，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这些知识，而缺乏运用知识去鉴赏、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授必将失去活力，教学的内容也势必空洞、枯燥无味。地方高校的中文专业多是应用型的文秘、新闻、播音主持等专业，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外国文学课程虽属于基础课，但仍然要为学生更好地夯实文化基础、掌握专业服务。因此，外国文学应与专业结合，以知识传授和提升能力并重，使学生在积累、领会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思考、分析、鉴赏和表达的能力，从而全面地提高学生的文学专业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 二、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尝试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 从“传授知识—提升能力”的教学目标出发，就必须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摒弃“满堂灌”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尝试了“自学—交流”的教学模式。 1．“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自学—交流”模式包含自学、交流、精讲、应用、评价五个环节。 在自学环节，面对厚重的教材、大量的文学史知识和有限的课时，教师通过指导性地布置预习作业，使学生可以在课前先行了解很多一般性的文学常识，从而为课堂教学节省时间，有效地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如在学习各章节概述部分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通过研读教材和查找资料的方式，来了解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并做好相关笔记，以此代替教师在课堂上逐一梳理讲解这些内容。在自学的基础上，通过课堂的交流(也延伸到课后的交流)，教师对学生自学的情况进行了解、引导，解惑答疑，使学生对自学内容形成更清晰的认知，提高自学效果。 精讲环节针对的是在交流中表现出的理解的模糊、分歧，以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要力图讲深、讲透。如某些文学思潮产生的复杂原因、某些较难理解的文学理论的阐释、代表性作品的深入分析等等。如文艺复兴阶段，我们就对《哈姆雷特》的主题、主人公形象、艺术手法等进行了精讲，并介绍了在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研究等视角下的一些研究成果，使学生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复杂内涵具有了较全面、多元的认识。#p#分页标题#e# 应用环节主要是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如对名篇的鉴赏、专题的讨论、阅读经验的分享等等，可以由教师依据章节要点组织布置，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关注点提出。如在学习浪漫主义文学时，我们就组织了班级诗歌朗诵会。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对众多诗歌名篇的朗诵练习，学生对作品的内涵、情感以及艺术性有了更为深刻、感性的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经典作品真正进入了情感和心灵世界。 又如一些经典戏剧片段的排演、重要作品的讨论会等等，皆能收到加深认识、丰富感受、拓展视野的效果。评价和应用是紧密结合的，主要评价的是学生在应用时的表现，如表达是否清晰流畅(语言)、是否有独特见解(思维)、感受是否深刻(审美)等等。可以是教师评价学生，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在这里，教师只是一个教学的参与者，而不是权威的或最终的裁决者，要鼓励和尊重学生的看法。 2．“自学—交流”教学模式与能力培养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教师引导、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着眼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它打破了外国文学课程长期以来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纯的传递—接受式模式，把多个教学环节融为一体。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已经对教学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自然就提高了听课的效果。而精讲是针对学生自学中的问题、疑难以及教学重点、难点展开，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交流和应用则把部分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变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创造，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展现自我，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并提升了从语言到思维、从分析到鉴赏的综合能力。总体看来，“自学—交流”这一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能力。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采用，也带动了教学方法的变革，从以往以讲授为主，转向了讲授、讨论、多媒体演示、情境模拟以及通过网络课堂向课外延伸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的教学方式。使课堂信息传递由单向变多向，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论坛”。这种灵活多变的教学机制，会使学生感到课堂上永远有生气，有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从而使学生的各种能力都得到培养。如通过让学生自定学习计划，或根据教师的要求自学有关章节，以及应用环节后的自我评价，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有感情地朗诵文学作品、叙述作品的故事情节、经常性的课堂发言，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对流派的阐释对比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撰写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小论文等，能进一步培养其写作能力、学术意识和科学研究能力。 通过经典戏剧排演、动手操作，发展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表演能力，而经常的交流、互相评价等，则在锻炼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其交往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活动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从而逐步锻炼思维方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的水平。经过这样的长期训练，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在逐步提升，听、说、读、写的语文综合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其以后从事文秘、新闻、编辑等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当然，“自学—交流”教学模式实质上是需要师生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特定的学习任务，因此它的有效开展，除了教师的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外，关键在于学生能否积极配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能否做到充分阅读名著。时下大学生的心态普遍比较浮躁，难以静下心来读长篇巨著，再加上外国文学作品的异域风格导致的阅读难度，能认真读完必读书目的学生确实极少。 为此，教师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积极督促学生。 如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初，就下发了必读书目表，规定学生至少应该精读3－5部经典中长篇小说，并且必须是读原著，而不是故事梗概、节选或简写本，或者只是看过其电影、电视版本。除在课堂内外反复向学生强调阅读经典作品的重要性外，我们还通过课堂提问、作品人物关系图和读书报告等，来督促学生大致掌握这些作家作品的概貌、文学地位和影响力等基本情况;并通过专题讨论来进一步促进学生不得不读有关原著。在考试中也引进相关题目，通过考查必读作品的某些细节，来敦促学生阅读原著。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认识，必须通过自身阅读、感受、想象、体味，没有对作品的亲身感悟，教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只能一知半解，更无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课堂上的交流、互动就难以展开，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也就难以提升，其他的各项能力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 因此，“自学—交流”模式意味着督促和了解学生阅读名著情况将成为教师教学工作的常态和重点。当然，最能激发学生阅读积极性的方法，莫过于在教学中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课堂的吸引力，使教学与阅读这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由于“自学—交流”模式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这实际上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有丰富的阅读量，对众多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独特、深刻的认识，要熟练、准确地把握外国文学理论，要及时关注了解当下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要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心得，要具备组织开展学生应用环节各项活动的多种能力。这些，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却也带来了更多的教学乐趣，把枯燥的“一言堂”变成了教师掌控下的思维碰撞、观点交锋的论坛，在互动交流中常常能受到学生的启发，从而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p#分页标题#e# 地方高校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而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全国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讲话中就明确强调要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2］。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也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尽管面临生源素质下降、课时紧凑等困难，我们仍应积极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从地方高校的具体实际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不断探索，努力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实践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外国文学教学才有可能走出困境，顺应当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多层次方向发展的时代潮流。
服务发言稿范文7
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应该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学行为均应服务于这一思想。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以服务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在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应该继续强化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其思考与表达活动准备好工具基础。作为语文教育最重要的凭借，课堂文本解读应该贯穿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在理论课型之外，开展诵读、演讲、读书交流、微剧编演等实训活动是强化学生思考与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语文是“为人生”的学科，它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知识与能力，还意味着人的修养与风采，其工具性与人文性应该而且可以统一于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启发与训练中。
关键词：
大学语文；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工具性；人文性
语文教育在走过了中小学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阶段之后，到了大学阶段该如何实施，成为每一个教师绕不过的问题。教材编写取何种思路，教法是传统方式为主还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新教学方式为主，教学内容展开方式是传统的单篇教学还是中心统一的专题教学，等等，都是普遍在探讨的课题。在目前可见的种种研究成果中，教学实施方法方面，否定满堂灌、提倡对话式教学，提倡新教学技术的有效参与成为主流；在教学指导思想方面，人文性与工具性孰先孰后的问题却仍是各执己见，没有定论。但是就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而言，总的教育教学思想应该是明确的，明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将会通盘指导教学活动。而对于一个具体的教学内容，我们想让学生领会什么道理，掌握什么知识，学会什么能力，这都要提前考虑清楚；这些弄清楚之后，再去考虑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手段、经过哪些步骤来逐步达成目标的问题。作为从业者，对于备受争议的大学语文教学，对于令人系恋又让人烦恼的大语教学，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探索，怎么做才能让它更充分地实现自身的课程价值。现在基本已经明确一个思路，就是将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启发、训练作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学行为均服务于这一思想。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继续强化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思考与表达奠定良好基础
学生在小学与初中阶段，主要的语文学习任务是识字、积累词汇、造句并练习初步写作；到了高中阶段，除了继续扩展并深化以往语文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对于阅读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说，像识记、模仿这样的基础学习分量变轻，而分析、表达、篇章写作等高层级、创新型能力训练成为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学生兴趣和教学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以及阅读量的严重不足，高中毕业升入高校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语文能力难与学历相当。就我们这些年任教大一年级大学语文所观察到的情况看，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情况差异很大，优秀的学生在表达个人想法时能较熟练地驾驭语言，书写规范正确，表达基本准确到位；但也有很多学生书写潦草，字形不规范，错别字多，病句多，口语表达逻辑性差，表现出与年龄、学历甚不吻合的学能状态。地方院校由于生源因素这类问题更加突出，尤其是其中的理工科院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时，还不能只注重精神提升和人文素养培育，还要通过专题训练和见缝插针等各种模式灵活机动地强化学生的基本能力。难字认读与听写，书写纠错、读音纠错，成语含义解读与运用，等等，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做教和学的主体，可以利用课头、课尾来进行，因为这些知识零碎，需要一点一点地累积。这种教学行为其意义在于唤起学生的充分注意，尽量避免写错字、读错音、用错词。随堂问答和写作训练中发现的有共性的表述错误，随时和大家讨论，以引起共同注意。我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学生都已经上了大学，这些小学、初中阶段的问题应该不怎么成其为问题，但事实和预期往往差得很远，看看平时作业和学期末考查试卷里五花八门的问题就可知悉。这提醒我们，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地面上的疙疙瘩瘩；在致力于培养学生高尚优美人格的目标之下，还必须助成他们最基本的语文能力、语文素质。帮助学生形成扎扎实实的学科素养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教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事情，我们要引导学生关注校园里、社会上和网络中与语文有关的一切活动，注意随处可见的书写与表达现象中的不当之处，培养纠错能力，强化正确表达意识。我们要引导学生书写规范的汉字，正确使用成语，不要为了恶劣的趣味或利益追逐而滥改成语熟语，正规场合的人际交流尽量使用规范的汉语普通话，并通过倾听优美的播音、朗诵和阅读高尚的文章、书籍来不断增强自身对于语言文字的感受与运用能力。我们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以服务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而语言是思考的工具，文字是将思考内容外化实化的工具。思考必然期待表达，不以任何形式表达的思考是没有意义的，而准确地表达思考内容就是语文修为的重要目标。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文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2]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3]，前贤明哲的种种申述都在提醒我们，语言运用能力是自身修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学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把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正当做自己的责任，把语言修养当做塑造自身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
二、文本解读环节贯穿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
大学语文教育同中小学语文教育一样，以篇章文本教学为实施教育的主要媒介。我们通过一篇文章的学习，最低层次的收获是字词积累和修辞技巧层面，进而有布局谋篇和写作技巧的探寻，但这些都还不是阅读与教学追求的最高层面。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感知并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受到性灵之光的照耀或心智的启迪，才是自由阅读的本意，同时也是文本教学的终结性目标。课堂文本解读应该是一个起于感触，终于思考，外化于表达的完整过程。阅读主体接受能力与阅读期待的不同，决定了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教学之开展起点的不同。对于一个自由阅读者来说，文本解读过程始终贯穿着感悟与思考。感，是将阅读与生活相关联的环节；悟，则是普遍对于具体的升华。在阅读中，感悟随时发生，主体心灵也随时在潜移默化中。比感悟更深刻、更系统的认知来自思考。思考是由文本开启而导向人生的认知过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个人认为是语文学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一切教学活动最终服务于人生。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学科可能是通过追求某一种具体的技能服务于人生社会，比如物理的与光电有关的知识技能，数学的与计算有关的知识技能，化学的与物质反应有关的知识技能，等等，而语文除了提供作为表达工具的实用价值，因着其教学媒介———文章———的特殊质感，这一学科几乎是天然地带有一份附加价值，即教化价值，也就是文本解读所可能对人发生的精神导向影响。当然，编写教材的人主观用意和选文能力在这里就特别重要，选用什么样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教化的意图。但在一个社会生活正常、文化氛围开明的环境里，“智而美”恐怕还是主要的教育取向。每一学科都应该追求这样的教育目标，学科本身的深厚素养加上以人为本的博爱情怀，惟其如此，教学活动的总体，才配得上“教育”这两个字的冠冕。而“语文”顾名思义就是由“语”而“文”，“语”是朴质的、自然的、生活的话语，“文”则是修饰的、美化的、书面的文采文章；语文追求的教育目标，正是一个表达能力和人格修养双轨道都由“语”而“文”的过程，在表达上由朴质粗糙走向文雅精美，在做人上由蒙昧粗陋走向光明优雅。《诗经•淇奥》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这样学问长进与人品修为兼而言之的吧。总之，大学语文课堂所引领的文本解读过程，应该是灵魂对话的过程，是心智不断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大问题的追寻，也兼顾小障碍的清除和具体能力的训练。大与小可以双向并进，并不矛盾，但需要安排的技巧。所可期待的是，当思考趋于成熟，表达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大问题的解决会促进小障碍的克服。至此，我想说，正如何二元教授所言，叶圣陶老人认为语文课文不过是些例子的想法，的确是有点过于消极了，尽管我也不能完全接受何教授“语文教育是形式教育”的说法。窃以为，语文教育既是形式教育，也是内容教育。当我们站在学科能力发展角度看问题时，我们必然注重形式教育；当我们感到这个社会的人文需要已经超过单纯的学科能力需要时，我们必须形式内容并重，甚至将对后者的强调放在第一位，因为语文的应用价值中，也天然地包含着性灵沟通、移性化情这一点，而这并不是“形式”所能够涵盖的。
三、以诵读、演讲、读书交流、微剧编演等实训活动强化思考与表达能力
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不同之处在于，中学教学视帮助学生考大学为最重要的目标，所以高考要求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成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大学则以帮助学生掌握未来工作与生活所需能力以及塑造有社会担当的成熟人格为教育目标。在语文能力方面，读、说、写三项能力是一以贯之的训练内容。“听”这一项，非语文课所专属，故不必多言。下面想就实训活动谈谈三项能力训练的体会。本人近几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一直在理论课型之间穿插实训课型，既是为了避免课型单一可能造成的单调感，也是为了弥补高中教学只顾强化知识能力而缺少必要的语文活动的缺憾；同时，有意识地让学生走上讲台，走到大众面前，单独表演，不仅仅促成语文能力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长进，也促使学生在“换位”的情境下感受能力欠缺，并体会教师心境，这样会更有利于促进学生通过自主性学习增进自身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按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在教学设计中安排的第一次课堂活动是美文诵读。学生学语文这么多年，对于诵读之美有不少人竟没有感受过，这不能不说是语文学习生涯的一大遗憾。同学们习以为常的是和尚念经式的“读课文”，平淡，不动声色。可是我们的古人，曾经那样心醉神迷、声情并茂地一再流连于吟诵，这样的吟诵既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美的习染与品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今人的确差得多了，只有在佳节集会时，我们还能欣赏到刻意为之的精彩表演。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诵读的乐趣，并借此进行精神的洗礼。本着这个用意，我们每学期都发动并精心组织课堂诵读比赛，有的班级效果之好着实令人感动。活动总是有限，活动的意义在于开启一种关注：原来在诵读中，文字可以血肉丰满地活起来！看着那一张张因为美好情愫的感触而神采飞扬的青春的脸庞，你可以知道，语文的魅力是与生命力和丰盈情感的激荡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会安排读书交流活动，借此促使学生读好书，并将读书感会、读书收益作为练习脱稿发言的内容，这是一项一箭双雕的语文活动。语文老师再学富五车，能奈课时有限何！想办法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培养其阅读习惯，才真是“授人以渔”的善举以及明智之举。时间是有限的，书籍是无穷的，我们要引导学生选读高质量的书，人文社科与艺术类甚至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有影响的优秀书籍都在可选之列，我们还要教会学生一些读书方法，比如感其情，思其义，摘抄其精华，涵咏其深味，回顾该书之所长，比对同类著作之特点，小结个人之所得，等等不一而足。在阅读中，学生的智商与情商会同时得到开发、语文能力与做人情趣会同时得到提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阅读不仅是母语教育的基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乃至社会文明的基础。通过阅读奠定学生一生的精神底色，构建充盈丰富的内心世界，发展他们分析、表达、反思、鉴赏等各种基本能力，是提升社会基础文明的百年大计。”[4]对此本人深表认同。这个课堂活动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发言一般不超过三分钟，学生必须事先想好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要态度从容而内容充实，表达条理而语言准确，是需要好好花一番功夫的，我们通常要求写出发言稿做底本，可以携带但不能照本宣科，就是为了锻炼口语表达。当一学期走到后半截，学生的学习状态已经稳定，对于老师的教学要求已经习惯于配合，这时候可以鼓动一个微剧创作兼表演活动。青年学生中潜藏的才华有时令人惊叹。不少人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写出很不错的剧本，选题生鲜而有意义；学生自己还愿意担纲导演，演员也是自荐。这一切都在课下自主完成，留给课堂的只是活泼有趣的表演。这样的活动已经不单单是语文学习，它更是学生精神能量的展示和大学生活的美丽浪花，它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很深远。杨东平在LIFE教育创新首届峰会上的发言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给与了充分肯定，他说：“美育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发展学生鉴赏美育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可以提升人生趣味和生活理想，弥补价值真空，从而提升生命质量。”[4]的确如此！综上所述，实训活动和理论课型是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的两翼，以课文教学为媒介的理论课型意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特质，引导他们瞩目东西方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精英，树立精神的高标；以“读、说、写”能力训练为目标的课堂实训活动，其实还是贯穿着思考与表达能力提升和塑造优美人格的双重追求。
四、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于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
宁波大红鹰学院大学语文研究所何二元教授近年来力倡语文的工具性、形式性学科定位，这一主张确实具有反潮流而动的独特性，尽管其理论本属渊源有自。在何教授所著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中，对于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有许多新人耳目的阐述，仔细读来确实受益良多，尤其他对于大语学科工具性及其教学实现方式的探讨，应该说是相当充分的，对于我们从业者在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调整直接具有启发性。但是语文学科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因为“课文”而独具魅力，可以说语文之美主要因为那些文辞优美、文意深刻、能够触动读者心灵、滋养人生的好文章在。毫无异议，编选教材者是因其形式与内容俱佳才决定选入的；可以说，内容先能打动人，再看其形似是否完美，这里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心理逻辑。教书育人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活动统一体，尤其语文这一科，更是历来承载着社会的文化建设期待。这样的舆情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还不是因为语文教学所凭借的课文文本全部或部分地传达着最先进、最典雅、最深刻、最高尚的文化精神？一个人由幼小走到成熟，可以说对他精神发展影响最大的学科就是语文。杨东平说：“教育是启蒙，是唤醒，是点燃，是开悟，是解放。”[4]还说，“学校应当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和生活化，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陶行知语）……教育不仅要开创未来，而且要安顿人心，涵养性情。”[4]我想，面对这样的重任，大学语文是应该具备当仁不让的风范，不仅仅因为它的美文，还因为它所着意培养锻炼的思辨与沟通交流能力。思辨也可以说是思考与辨析，其内容不就是文学内外、人生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么？“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其核心精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反思。”[4]使学生具有思考与辨析的能力，然后具有言传书写的能力，语文的目标庶几达成矣！
五、结语
总之，语文是“为人生”的学科，它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知识与能力，还意味着人的修养与风采。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于本学科的教学活动中，统一于思考与表达能力的训练中，有时水乳交融，有时有所侧重，顺应教学活动本身的需要来决定。关于“人文性”是什么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不可捉摸，就是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中所贯穿的对人的生命需要、生命形态的深层思考，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关注以及着意唤起同情维护的用心，这是一切人文学科共同求索的内容之一。语文因其教学内容和教学宗旨的特点而仍应归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之内，窃以为它的人文性是不需要争执的问题。徐中玉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说：“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侧重于工具性，而大学语文更强调人文性和审美性。”[5]我本人十分认可这种说法。
作者：李玉英 单位：滨州学院中文系
参考文献：
[1]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N].文汇报,1963-10-15.
[2]吕叔湘.《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吕叔湘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425.
[3]何二元，黄蔚.母语高等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64.
服务发言稿范文8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瑶、薛绥之、田仲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2]（P484）。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年事已高，当时王瑶是66岁，唐?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王德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P313）王瑶、唐?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唐?、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P5），对于这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5]（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P189）。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内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时，也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相关的，也意识到唐?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出唐?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多方面地参与了文学工作文学运动，与其中众多的人和事有过深浅不等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坛的一些纷争，也就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并结合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着这一因素的影响作了具体阐述。在论陈瘦竹时，先从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尤其是戏剧研究的现状入手，结合陈瘦竹戏剧创作体验和对于戏剧理论的长期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这一人生经历来阐释陈瘦竹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点，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同样在论述杨犁时，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对杨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读。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P278-2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骏始终注意到了学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从而有效地对几位已故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特点作了深入解读。他并没有单纯就学术（学术成果）谈学者（学术特点），这使得他在分析学者时从来没有把他们游离于他们所从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游离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游离于他们的学术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联系着整体来说明每个学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共性，而由此评论这几位学者在整个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指出他们各自特殊的贡献。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在评论各位学者时，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每个学人）的个体特征（学术风格，学人经历），又启发人们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体（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从而扩大了视野，也深化了他对各位学人的具体解读，结合各自学人的得与失，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p#分页标题#e#
在分析王瑶“我是清华，不是北大”时，并没有局限从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结合王瑶的人生经历，并且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高远东在评论王瑶的文章中指出王瑶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表现在对于这种非学术渗透的自觉的疏离上”[8]（P239），王富仁在评论王瑶时，把王瑶定位为“学院派的一员，其治学态度属于这个时期的业务派”[9]（P56）。樊骏并没有简单地对这两种学术观点予以否定，而是结合王瑶的学术人生经历以及具体学术成果作了细致分析。他并没有单纯地就王瑶谈王瑶，在解读王瑶的学术人生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没有具体的组织或者名称，不是一个团体，也没有形成派别，但彼此间多有相似之处: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这个群体与学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5]（P59），并进而总结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是这个群体而不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5]（P59），另外“一些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都属于这一群体”[5]（P59）。在意识到这一文化群体的优势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追求志趣并不专一于学术，而且视政治高于学术的心态”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局限性，认为这是“这个文化群体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学术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达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论述唐?时，不单纯地肯定了唐?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学术建树和分析了他的学术个性，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结合唐?的学术经历，从唐?的作为学者和作为文艺战士的某种“错位”的严峻事实以及由此酿成的苦果来分析和解读“死者（唐?）和生者（后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共有的遗憾”产生的原因。樊骏在具体阐释唐?这一系列的“错位”现象的同时，指出了这一错位的核心所在，则是“有悖于发挥学者的学术才能和专长，有违于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志趣等发展学术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0]（P116）。樊骏在论述王瑶时，引用了王瑶在给乐黛云和吴福辉的书作序时的一段总结，“每个人如果都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据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称为“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的产物”[12]（P141）。“选择学术方向应顾及自己的个性”不仅是王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的，也是樊骏在解读唐?这一系列错位时，所要提示给后来的研究者的，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骏对唐?这句话也作了纠正，笔者概括为错位引起的遗憾、教训更恰当些），下一辈人的任务”，正如他在文章的结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共同的遗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这是樊骏在分析了唐?学术道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是樊骏在面对这些学者的“艰难的学术跋涉”，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
樊骏在解读王瑶和唐?时，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不仅重视“史料工作”，还重视“史识”的文学史家的风格和特点。现在的这个蓝图（是指“传统”）是“在漫长的时间内许多连续不断的传递、继承和再传递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观念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行列，在这个行列中，人们的思想都受到了过去事物的指导”[14]（P46），同样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传统，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传统。王瑶、唐?拥有这个传统，或者说构建了这个传统，樊骏作为他们的学术后辈，同样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学术命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这一传统（意识）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好象越来越稀薄，也正因为如此，值得我们后来人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寻找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不让这一传统衰微下去。樊骏在论述陈瘦竹的学术研究时，着重指出了陈瘦竹建立戏剧理论体系、形成学派的梦想和遗愿。他在简要分析了陈瘦竹所带的学生的学术成果后，认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分散四处，各自为战，更不一定都有建立体系和学派的自觉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美学志趣，仍然把他们联结成为虽然松散、若有若无，细细品位却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学术群体。为此他在作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断的同时，指出有待解决的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倡导“建立不同学派”。他所谓的学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张、理论体系、治学方法等为纽带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仅仅靠打出旗号的自我标榜，或者是你那派我这派的相互封赠所能确立的”，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体系，在重大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或者共同形成鲜明的学术风貌，并为学界普遍认可，才算构成了学派”[16]（P522）。对此，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指出“过去，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幼稚年轻的阶段，整个环境又缺少自由发展学术的氛围，建立学派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进入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人议论这个问题，也流传过关于不同学派的一些说法，有以地区划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没有见诸正式文字，更谈不上同行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王瑶，还是治学撰文极其讲究风格的唐?，虽然分别被人视为不同学派的带头人，文章与口头似乎都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学派这个意愿的是陈瘦竹”。#p#分页标题#e#
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的学科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学术风格的学者，一些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虽然都还“只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共同特色，却是形成不同学派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陆续培养出为数众多的硕士、博士，“有的在学术志趣与取向上又多有一致之处，也为组合不同的学术群体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各种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观的建立，特别是重新建构学科的探索的展开，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的认识评价，从微观的剖析到宏观的把握，从观点到方法，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价值标准，还有各自的取舍与侧重，越来越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与格局”[16]（P523）。“不同的学科建构也将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派，提供广阔的天地。”他认为“可以说建立不同学派的主客观条件正在逐步具备中，今后还会不断得到完善充实”，“只要有志于此，加上持续努力，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不同学派并存与争鸣，既是推动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从来是学术界企盼的美好境界”，将在“学科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事实。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17]（P198）。同样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有传统的，是“需要一代代学人前仆后继，不断将新的生命信息夹杂着时代信息带进学术传统”[18]（P449），使学术传统丰富起来。“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擦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9]（P380）樊骏及时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的学术传统进行及时地总结，并且自身也在自己的学术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了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参与构建这一学术传统。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事例，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精彩论述了几位前辈学人各自的长处和独特贡献，同时指出了他们所留下的“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遗憾”的原因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同代学者
樊骏、严家炎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不仅自己不倦地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专注于自己个人的学术领域的开拓，著书立说；他们不仅协助王瑶、唐?等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本人的学术工作，而且积极地为同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健在的时候，是协助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培养和引导后辈学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去世后，是自己继续承担起来了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借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务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刊工作不断为新人创造条件和机会。越到后来（尤其是第一代学者故去，独自承担这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的时候），越重视学术后辈力量的培养，所以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越多。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支克坚在他的《周扬论》后记中为我们讲述了樊骏与他在199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太原）的往事“：他（笔者注：指樊骏）强调研究周扬理论的重要性，而我这时忽然‘大彻大悟’：通过研究周扬，不正可以回答上面说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吗？于是我又转而写《周扬论》。”他还说樊骏是“一位他尊敬的朋友”，“无论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还是我对周扬的研究以及这本《周扬论》的写作，都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着眼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是樊骏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最令我尊敬的地方。”
[20]（P368）我们可以通过举樊骏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这一例子进一步说明支克坚所总结的樊骏的特点“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樊骏作为黄修己这本学术专著的特约审稿人。“书稿送到北京时，樊骏刚刚出院，又恰巧有紧急任务，还兼乔迁大忙，但他在七八月暑天里，在健康状况并不正常的情况下，不但细致地审阅了书稿，而且非常认真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21]。在文章的正文开始之前，他就点明了他撰写本文的态度“虽然谈的大多是这部著作，目的却是以此为例，探讨学术史的编写原则”[22]（P165）。他在通读了这部书稿后，指出黄修己“无论从他关于这门学科所积累的学识修养，还是他为编写本书所花费的心血精力来衡量，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得更为完美，并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这就使人在钦佩赞叹的同时，不免夹杂着几分惋惜”，因为在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同时，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分析这些“惋惜”以及总结导致“惋惜”的原因。他在行文中用了“不都是无懈可击”、“仍有明显的缺漏”、“这一脱漏，实有失当之处”、“都不能不说是种偏差”、“失之粗疏”、“绕开一些直接相关的基本事实，另从更远更广的范围去寻求答案”、“用心可谓良苦，却实在举例不当，使人读了哭笑不得!”“作者显然并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足和错误，或者不认识它们的消极性、危害性：但他的确是在回避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偶或触及到了，也总是在一些微妙的问题面前犹豫踌躇，不是望而却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缩小、淡化”[22]（P187），“既人为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放弃了一些总结历史教训的良好机会”这些词句表达了他对黄著的“惋惜”，当然在“惋惜”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这种“惋惜”存在的思考。比如黄修己在谈到《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在编写体例上采用“作家论型”取代原先的“文体分类型”时，主要结合与社会生活中干部的“评级定薪”、军队“实行军衔制”等联系来阐释这一原因，樊骏对此首先否定了这一解释的科学性，并从中国文学批评的两条路线着手作了详细解读。[22]（P183）难怪黄修己在读了樊骏的审稿意见后，在《后记》中写道：樊骏“审稿格外认真负责的精神，同行中是有口碑的”，“毫无疑问，现在这部书，也溶着我这位尊敬的学长（指樊骏）的心血，他对本书稿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评价的标准太宽，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21]#p#分页标题#e#
支克坚和黄修己对樊骏的评价可说是知人之论。樊骏自己在一位年轻友人的书信中也对自己作了分析“：我的顾虑在于我为人苛刻，爱挑剔（有人称我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法官’，就是形容我的严酷）。”①因此“我自己因此文章写得很艰苦，也很少。这活该，自作自受！”“但如果因此挫伤别人的积极性，那就太不好了。”“事实上，一再发生过使我摇头的文章，却得到别人赞赏的例子。前年所里办了一个进修班，二十多名学员由所里同志分别辅导。结业时导师所作的评语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辅导的学员的缺点（这是事后听别的学员说的，他们彼此之间将多人的评语都传阅了），而事实上我所辅导的学员恰巧是全班学习成果最突出的（所写的两篇论文都在中央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其中就有一篇我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此事使我震惊，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过分苛刻了，为此，我常对相互之间还不怎么熟悉却又尊重我的意见的年轻人说：我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如果谁完全听信我这一些，也不会有说明出息的。”连一项被称为“严加严”②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的文章，樊骏还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在给樊骏的信中写道“《新月》三卷一期我去查了，结果比你已查到的还要失望：这里竟是1931年2月10日出的第三版。我劝你只好别那么认真了！”③钱谷融在给樊骏的信中这样分析樊骏“我欣赏你办事认真而并不热衷，这样的人在现在是不多的，不要说象你这样真有才能的人，即使在并无真才实学的人中，也是很少见的。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这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同时它也正是你的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比较宽容的，因此，这并不构成你的真正的缺点。”，同时钱谷融建议“当然，今后如能稍加控制，那就更好了。”④
可见樊骏的治学态度的严谨，也许有的人认为这只说明他对别人苛刻而已，他自己不见得就能自己做到。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篇文章的说明作一番说明。《在遗憾和欣慰之余——重评小说〈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原载《文艺报》1985年12月7日，收入本书（1992年11月出版）时，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字数，无异是重写了一遍。《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樊骏说明道“1986年9月，有关学术团体和单位，在北京专门举行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有个简短的发言”，但“本文并非那个发言的整理稿，而是在听了与会的不同学科的同志的发言，又阅读了有关材料以后，另行写成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产生撰文讨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念头，始于1983年春”“，1987年8月动笔”，“得知有的同志对之所抱的希望超出原定的计划”，为此，“不得不中断写作，从头做起，扩大阅读取材的范围，增加思考、讨论的方面”，于是，“原先准备用两三个月时间写篇两万字上下的文章，实际拖了两年写成近八万字的长文”，收入本书时，又“增添了若干例子”。《论罗淑》从1983年10月写到1987年7月。《认识老舍》1986年5月写出发言稿，1996年7月至9月写出书面稿，2001年12月再次修改，历经15年之久。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樊骏从事学术工作接近40年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发表时间是从1983年——1990年，仅收了11篇论文，出版前他又对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一些文章作了补注，涉及达16处之多（第23页，第26页，第50页，第55页，第76页，第82页，第116页，第135页，第187页，第196页，第234页，第236页，第246页，第270页，第305页，第310页）。2003年他突患脑血栓，最初失语，行动也有困难。据严家炎所说“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他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所收篇目完全由他自定”，“朋友们原先建议他多收一些文章，但他本人不同意”①，最后仅收了27篇论文，这是他从事学术以来50年的学术成果的一次结集，大约还不到他全部学术成果的三分之一（详见笔者所编的樊骏的著作目录）。对于樊骏在自己编选这本论文集将大量写于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陈平原表示遗憾，认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早期文章其实“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23]（P223），说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同时评论樊骏为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23]（P223）。
对于陈平原的遗憾，我们可以从樊骏与田仲济的一件往事寻找答案。田仲济生前曾经多次约他去山东，或者为研究生讲课，或者参加山东同行的学术活动，对此樊骏说“我懂得他的好意和信任，但我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对这段文学历史缺少全面深人的了解。我所能讲的，只有自己思考过、研究过的少数几个‘点’，而它们大多已经写成文章发表了，别人也已经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为讲课的内容，所以真正可以作为专题来讲的实在少而又少。”[24]（P20-21）这也印证了樊骏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王信的话“樊骏的文章不等于其全部的思想，樊先生的为文风格是不打擦边球，不说似是而非的话，因此，一些不适合公发表的话或者不成熟的思考他就不会放在文章里，这也是他自我要求严格的一面”[25]（P223）。樊骏从来不出专著，只出论文集，一生也只出了这2卷3本的论文集，所以在把论文入集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在1992年出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樊骏在前言中就表示过对自己文章的不满“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从与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编成，给我拖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些文章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因此对于编选出版的事，心中总有些踌躇。”[26]（P18）这一切都是因为樊骏“我把‘正业’（‘正业’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得很神圣，不能轻易写文章”[27]（P376），“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生命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28]（P144）樊骏不仅一直反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且把自己也作为清理评判的对象。这一点可从一则注释说明。在他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的序言中，樊骏在一则小注中这样反思道“在回顾这门学科的历史道路，对过去的失误进行剖析清理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也是这样跋涉过来的，是当年那些迷误者中的一个，因此也始终把自己作为这种清理评判的对象之一。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明确表白这一点，比如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也曾写过题为《从〈求爱〉、〈在铁链中〉和〈平原〉看路翎怎样通过作品进行反革命勾当》。只要看看题目的用语提法，就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篇文章。”[26]（P16）他提到的这篇文章写于1955年7月，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这期刊物上第一篇是何其芳写的《胡风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破坏活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作为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每次运动到来，必然要表态，樊骏作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当时所里重点的培养对象，并且在反右斗争以前，一直为何其芳等人所欣赏，当时樊骏作为一个25岁的青年写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45年后专门提到这件事情，也是可赞的。表明他内心中一直在记着这件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也时刻在反省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的得失。#p#分页标题#e#
三、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者
赵园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经庆幸当时文学所的那种散漫的非组织的状态，因为这使得真正“个人化”的工作以及“书斋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感叹道“要知道前于此，我的所内的同行，常常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项目，集体撰写。我相信不少人的学术潜力，就在这过程中被耗掉了”[29（]P38）。樊骏就是曾经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的一员，自从大学毕业到结束，一直经历着各种运动，自己是在苦难中艰难跋涉而来的，他自己意识到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一个人的学术成长的至关重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樊骏、严家炎等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比如清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左”和右。“也许从学术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并不具备长远的价值，但是，它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前提。如果这一步工作不做好，其他的一切恐怕就都谈不上。”[30]（P260）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赵园等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是在“这门学科留有特别多的生荒地”，又面临着“文学观念、方法大变革的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以至于钱理群当时充满自信地说“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任何领域，只要我们肯下力气，大胆探索，就能有丰硕的收获，建立起拓荒的功业”[31]（P115）。刘纳曾感慨地对解志熙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当时出名太容易了——只要发表一两篇像样点的学术论文或出版一本看得过去的学术著作，就一夜成名，一纸风行，轰动天下，引人注目——关注的人远远超出了狭小的学术圈子”[32]（P108-109）。可见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社会时代原因造成的“荒芜”，还有一大片“学术处女地“有待开垦。这批人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差不多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创办成长同步，其中有些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爆发前后，已经完成了文学专业的学习，十年动乱使他们无法开始正常的学术工作，直到结束以后，经过两三年的进修充实，才正式走上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就年龄而言，这些人更接近于中年一代，只是因为上述的耽误，才使他们在学术资历上划入年轻的一代。更多的还是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接受文学教育的年轻人”[33]（P432-433），“新时期生动活泼的社会气氛和人文环境，加上年轻人善于吸收新思潮的特长，使他们的思路和思考所得都颇多新意。虽然有的因为缺乏历史感，论断失之片面和偏激，但就整体而言，给丛刊和学科带来了生气，推动了整个工作”[33]（P433）。当樊骏、严家炎在一段时期内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性质的“扫除障碍”的工作后，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一批“年轻人”的学术成果后，他们是欣喜的，他们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了“新人”，有了“传人”。鲁迅曾说“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34]（P46）而他们就是“催促着，奖励着（第三代学者），让他们走在现代文学的康庄大道上”，当他们遇到波折、困难时，他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35]（P140）。
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的支克坚也意识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出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36]（P274），这种清醒的意识让他们对第三代学者的出现格外重视。早在1983年樊骏就注意到“对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对于他们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肯定和赞扬了”，为此，他专门撰文“赞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作为提出一个新的命题，这里“不可能对于他们中间某个人的文章或者他们在某门学科某个领域的成绩，进行具体的剖析和估计”，而只是“对于他们的共同特点和他们带来的主要变化，作个初步的粗略的估计。”[37]（P132）1994年所写的《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第四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三代主要学者的学术风格与特点都作了一一点评，指出赵园“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16]（P493），指出王富仁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16]（P494），对陈思和、王晓明、刘纳、赵园、钱理群、王富仁、杨义、吴福辉、蓝棣之、温儒敏、凌宇、李存光等分别通过分组比较加以阐明分析各自的学术特色。同时也对对陈平原、汪晖、解志熙三位当时的文学博士作了比较分析。1999年他在《跨世纪学人文存》出版座谈会上，对王富仁、赵园、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汪晖六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风格不再分别作具体解读，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他们学术内在的一致追求和共同的步伐”[38]。1999年人民出版社为杨义出版了七卷十册的《杨义文存》，樊骏参加了《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并发言，又专门写文章，联系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杨义的治学的一些特点与由此提供的有益经验，并说及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杨义今后的学术之路”[39]（P297）。
赵园曾说“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新时期’的十几年间，将一代，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这种工作，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承担的。”[40]（P3）“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我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将年轻者作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赵园这里主要是阐述出版社对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其实樊骏在积极促成了出版社与新人的联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p#分页标题#e#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书信是写给熟人的，而文章则主要是写给同代与后代的陌生人的，这不同目的的文字才构成一个人人生的完整的记录。”[41]（P186-187）从我在樊骏的书房里整理出来的书信中截取的片断也可以知晓一些樊骏对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提携之用力。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仁凯在给樊骏的书信中写道“帮我们组织陈涌同志的论文集（据笔者翻查，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了《陈涌文学论集》为名的论文集），为我们推荐近年来涌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赵园、钱理群、刘纳、吴福辉——又使我们向他们组织到了几部较有特色的稿件”①，宋建元在给樊骏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扰，大连求助，你慷慨热情的关怀与支援使我深为感激，直爽，利落的风度尤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接你信后，我即向刘纳、赵园、吴福辉、郭志刚发了约稿信，刘稿已寄来，吴稿也来信愿写。赵、郭尚未见消息，想来有你的推荐是不会有问题的。对此，我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你谢绝当顾问，但实际上你已是我们有力的顾问了。”②赵园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时，也提到“记起了朱成甲讲修改意见时的情景——我那篇文章是经樊骏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这家在当时学院气十足的刊物的。”[42]（P125）李志强在给樊骏的信中提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你和严家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了十部。从社会反映来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丛书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关键在于选准作者”③，据笔者翻阅樊骏的书信，得知一些作家评传的作者都是编辑采纳樊骏的建议约稿的。朱栋霖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及“人文社出版我这样年轻人的著作，之前尚无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来我听说，是樊骏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樊骏先生是有很深学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学术界都很敬重他。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其实我和他接触很少，只是有几次在学术会议上聆听他的报告。…樊骏先生一向很关心后学，提携年轻人，像我和杨义、许子东、刘纳、赵园在当年刚走上学术道路时都得到他的鼓励。”[43]他还积极地促进现代文学博士点的申报工作，比如河南大学的博士点就离不开他的支持和援助。
四、樊骏与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