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哲学论文范文1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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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材料
1.1.1实验动物
SPF级SD大鼠60只，雌雄各半，体重(雌性250～270g，雄性260～280g)，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SCXK(沪)2012-0002］;实验在本院SPF级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进行［SYXK(苏)2011-0015］，并遵循实验动物使用的“3R”原则，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1.1.2主要仪器和试剂
Mammomat-1000NOVA型摄影X射线机:Sie-mens公司(德国);LightspeedVCTXT型64排螺旋CT:GE公司(美国);Echospeed型1.5T超导核磁共振仪:GE公司(MRI，美国);Axioskope2型显微图象分析系统:Zeiss公司(德国);伤科接骨片:0.36g/片，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中国);钙、磷测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中国)。
1.2方法
1.2.1实验动物分组
大鼠购进后适应性饲养1周，取60只称重后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3组:假手术组、模型组，伤科接骨片治疗组，每组各20只，雌雄各半，做好标记，分笼饲养，每周复称体重。
1.2.2动物模型的制备
将模型组，治疗组大鼠按文献方法制备前右肢桡骨中段骨折模型: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右前臂脱毛，于右前臂前侧作直切口，切开皮肤及深筋膜，从拇展长肌及桡侧腕长伸肌之间分离，骨膜外暴露桡骨，在双侧桡骨中段以骨钳折断，滴入3～4滴的青霉素液(40万U/mL)预防感染，然后逐层缝合，后肢连续3d肌注青霉素(40万U/只)预防感染。手术3d后开始按组分别灌胃给药，方法如下:治疗组将伤科接骨片用蒸馏水配制成浓度为0.033g/mL的混悬液，按0.33g/kg的剂量灌胃给药，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灌胃给予等体积的蒸馏水。各组每日灌胃给药一次，共4周，在本院SPF动物实验室正常喂养。
1.2.3放射影像学检查(X射线、MRI和CT成像检查)
给药第28天，各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别以3.5%浓度的水合氯醛按3mL/kg腹腔注射麻醉后，分别进行X射线、核磁共振(MRI)和计算机扫描CT四维成像等放射影像学检查，检查各大鼠骨折部位的愈合和恢复情况，并参考文献方法进行4级评分。评分标准:1分，骨折断面可见或边缘趋向性模糊，未见骨膜和骨痂形成;2分，断面边缘模糊、不整齐，可见骨膜形成，少量骨痂形成;3分，断面边缘接近消失，骨膜明显，骨痂量增多但尚未填满;4分，断面边缘消失，骨膜近似正常，骨痂填满，与骨皮质相互连接。
1.2.4血液和骨折部位检测标本的获取
给药四周后，每组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别以水合氯醛麻醉后，腹主动脉抽取血液，约3mL以15%EDTA抗凝，测定血小板聚集率、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的切变率分别为8、40、1201/s)及血浆粘度，其余置于未加抗凝剂试管中，室温放置60min，3000r/min离心5min，取血清按试剂盒说明书的方法测定血清Ca、P的水平。第28天取血后，离断大鼠腕肘关节，剔除附着的软组织，取完整左侧挠骨，将骨痂组织标本置于装有4%甲醛(pH7.4)的洁净玻璃瓶中封口，置于4℃冰箱中，固定48h再将骨痂标本置于含5%ED-TA(乙二胺四乙酸)液中脱钙30d左右。石蜡包埋，常规切片(矢状面)，行HE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骨痂生长情况。
1.2.5生物力学特征—抗折力测试
给药结束后，每组另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按上法解剖取完整的挠骨标本，然后将获取的挠骨架在两根铁棒之间，以桡骨骨折处为中心挂一根线绳，在线绳下端悬挂一个小桶，然后逐渐向小桶内加水，当水加到一定的重量时，该愈合的骨头就会发生折断，然后称量小桶中所加的水的重量作为桡骨骨折造模抗折力的指标。
1.2.6数据处理
各实验检测结果以SPSS13.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组间t-检验统计学分析。
2实验结果
2.1大鼠骨折部位的X射线检查结果
X射线检查结果表明:伪手术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轮廓清晰、光滑，结构完整，未见明显创伤。模型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可见明显的创伤性骨折，为横断的完全骨折，多数有明显的错位，可见纤维性骨痂形成，但骨折线明显可见。治疗组给药后骨折部位可见有明显的致密性骨痂形成，骨折线模糊不清或消失，多数可见大量的钙盐沉积，趋于愈合。
2.2大鼠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检查结果
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检查结果基本与X射线检查结果基本一致，但CT成像更直观地反应了骨折部位的外膜轮廓愈合和恢复情况，且图像直观、清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骨折部位的愈合情况。而MRI图谱则更加清晰地反应了骨折部位内部的恢复情况，但图像清晰度稍差。
2.3对骨折部位的影像学评分结果
治疗组的影像学评分明显高于模型组，表明其愈合情况明显好于模型组。伪手术组因为没有骨折造模，全部分4分。
2.4对大鼠全血及血浆粘度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治疗量组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有明显的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1)，表明伤科片对骨折模型大鼠全血粘度的升高有一定的降低作用，对血浆粘度的升高其抑制作用不明显(P＞0.05)。
2.5对大鼠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
与模型组和伪手术组比较，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明显降低，有极显著意义(P＜0.01)，表明伤科接骨片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有明显的活血作用。在实验过程中，模型组有2只血液标本有凝聚血丝，不能正常测定，故n=8。
2.6对骨折模型大鼠血清Ca，P水平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治疗组大鼠的血清Ca、P水平均有明显升高(P＜0.05～0.01);甚至略高于伪手术(正常对照)组的水平，表明服用伤科接骨片后可以促进Ca、P的吸收，有益于骨折创伤的恢复。
2.7骨折部位生物力学检测———抗折力测试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骨折部位的抗折力显著下降，给药各组的抗折力比模型组均明显提高(P＜0.05～0.01)，高、中剂量组的愈合情况尤佳，但仍未恢复到正常动物的水平。
2.8对骨折部位的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
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提示:伪手术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的病理切片可见骨密质呈板层状，骨结构完整，骨髓腔清晰，骨皮质连续，骨小梁排列整齐，骨组织无缺损，结构正常。造模各组大鼠骨折部位的骨髓腔均消失，其中模型组以纤维骨痂为多，可见大片的纤维性骨痂和少量的骨小梁残留;治疗组大鼠可见骨性和软骨骨痂形成，多数骨小梁长成且排列较齐，仅有2只大鼠的骨小梁排列稍乱，骨折的愈合情况明显好于模型组。
3小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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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三）落实马克思v哲学大众化的基础、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其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灵活运用，将哲学作为认识、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及武器。所以，我们需积极采取一个极为有力的措施，促使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距离得以缩短，进一步形成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和谐环境。第一，进一步奠定哲学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将其根植于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所服务，代表其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为其大众化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第二，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制度基础，在大众化活动推进中，需做到坚持不懈，促使其形成一种制度。第三，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实践基础。哲学大众化进行中需做到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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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要有大胆的质疑和思想的碰撞，哲学的长青藤才会常绿，哲学教育必须重于提升智慧、端正品行，修养身心，培养大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打造学生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把学生塑造成为有理想、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操守的人。哲学教育目的的抽象化。目前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目的，教育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怎样培养？具体操作的程序、实现目的的指标等都不明确。在实际哲学教学中，教师使用的教材过于概括和抽象，教学内容多，教学时数不足，教学内容演绎不够，经典引证不足，案例教学不生动，对时事热点的捕捉不及时，不利于体现哲学教育求真、反思和批判的本性。哲学教材体系的教条化。民族高校现行的哲学教材体系基本是沿用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教科书体系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教科书模式，虽经历次修改，但基本框架如旧，教材内容缺少时代性、针对性和趣味性。教材内容古板而陈旧，学生学习索然无趣。
哲学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教材内容与学生思想实际脱节，学生没有被教材内容吸引，教学方法必然是灌输式的，哲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哲学教材应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中国社会已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民生诉求不断产生，学生必然有许多迷茫和困惑，哲学教育应为学生答疑解惑。哲学教育方法的单一化。近年来哲学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改革，讨论式、案例教学、经典著作导读等教学方法不断被尝试，但理论教学仍然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当今社会发达的媒体，信息化的网络空间，给大学生提供了接受信息的广阔平台，丰富的视听世界的诱惑，利用好网络空间的多媒体技术，是现代教育的捷径。哲学教育不应仅抱守自己传统的模式，应转变教学方法，把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独立的思考者，避免刻意的说教，回归真实，注重平等讨论，真诚交流，以理服人。哲学教育考核方法的程序化。哲学教育既要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也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时局的审视、对是非的判断、对利弊的取舍，这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往往不是分数所能评定的。传统的以主客观命题的考试方式，以分数来衡量学习成绩的方法未免妥当。改革考试方式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对哲学教育的目标要重新定位。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教育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哲学教育，可以使学生从理性高度辨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的规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实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在快节奏的工作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极度贫乏，道德在缺失，公德被践踏、精神在萎靡。“人类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家园却日益荒芜”[3]。我们的社会应反思，哲学教育应告诉我们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要通过诚实劳动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快乐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成为有尊严的人。对哲学教育教材体系的改革。哲学知识的广博性，决定了哲学教材要建立复合型的教材体系。中国长期强化哲学意识形态的功能，哲学教育偏重政治性和官方性，使各个时期的哲学教材几乎千篇一律，要鼓励学术研究上的百家争鸣，教材建设要有多样性，名家观点、学派争论、权威解释、经典导读、流派分析，甚至是标新立异。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争论、互相质疑，这有利于发现真理，澄清事实，提高认识。
现代哲学的发展已与多学科相互渗透，产生了大量交叉性哲学，这说明哲学已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中，推动了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哲学是人类的理性思考，哲学经典名著是哲学圣殿中的瑰宝，哲学教育应展示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彰显人类文明的精华，引导学生去研读、品味、吸收，启发学生与古今先哲们心灵对话。真正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借鉴国际上优秀的或权威的哲学教材，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供学生研读和选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快餐文化已渗入中国，现代西方思潮已像关不住的闸门，涌入我们的生活中，时尚的青年学生已深受其影响和熏陶，各种励志类人生哲学书籍、快餐文化读本、心灵鸡汤读物，已在学生中传播和阅读，我们应给以正面引导。应允许民族高校编写适合于民族教育的、与主导教材相配套的民族哲学教育的辅助教材，体现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丰富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内容，积极与时代对接，理性地吸收、批判、选择和借鉴当代世界哲学文化。对哲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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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自2011年5月－2012年5月接诊的50例宫颈肥大患者，患者年龄为24～38岁，平均31岁，均为已婚已育妇女。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腹部坠胀不适和腰骶部疼痛。其中有20例患者的宫颈光滑，单纯肥大；18例合并有宫颈糜烂；12例合并宫颈息肉、宫颈腺囊肿。手术前做常规供精细胞学检查，排除宫颈恶性病变。
1．2方法：
采取宫腔镜高频电刀宫颈锥切术治疗宫颈肥大，术前均在医院外阴道上药3～5天，确定病情程度。对不典型增生、宫颈肌瘤需要做宫颈及宫腔管镜检查，以明确病变程度及范围。
1．2．1手术时间：
选择月经干净后3～7天进行手术，时间上也可以放宽到月经干净后10天进行。
1．2．2手术步骤
①患者进入手术室前排空膀胱，进入手术室后取膀胱截石位，建立静脉通路，对外阴、阴道、宫颈后进行常规消毒。在宫颈两侧的3点、9点处用7号针穿刺，穿刺深约2．5cm时回抽无血即可注射2％利多卡因5ml进行阻滞麻醉，用干棉球压迫止血。②先用宫腔镜检查，了解宫颈管情况，排除宫腔内病变，然后换电切镜。③调节高频电刀参数，电刀输出功率为70W，从宫颈管内口最远断病变＜2．5cm处开始电切，终止于宫颈外口正常组织缘外2mm，呈锥形切除，外口切割深度视宫颈肥大情况而定。④操作者左手稳定做支架，右手把握电切环开关，避免切除过深、损伤阴道壁或在一处停留过久，电刀环移动要缓慢，如果有出血就要用电凝止血，当出血点较大时可用止血压计球滚动压迫止血，出血不明显时等切除结束后再更换止血球止血，能减少术中出血，也可以节约时间。将术中切除组织送病理检查，术中患者无不适，手术结束。
1．2．3术后治疗：
术后给予口服抗生素3～5天预防感染，用碘伏纱布填塞锥形创面止血，填塞24h取出，直到不出血为止，有个别病例2次电凝止血，也有用100％的高锰酸钾涂抹创面达到止血目的，这些情况均在1周内止血。术后第一周有大量水样分泌物，一般阴道排液时间与手术创面大小有关，大约7～20天，一般多在10天左右。第二周开始脱痂并有少量阴道出血。术后两周内禁止重体力劳动，禁性交，阴道冲洗、盆浴2个月，术后1、4、8周复查，主要观察宫颈形态、有无出血以及阴道分泌物情况。
1．2．4疗效判断标准。
宫颈肥大分级标准：宫颈直径在3．0cm以上为Ⅰ度；宫颈直径在3．5cm以上为Ⅱ度；宫颈直径在4．0cm以上为Ⅲ度。治疗后疗效判断标准分为治愈、有效、无效。治愈：阴道镜下宫颈涂碘着色均匀。妇科检查观察到宫颈恢复正常形态，创面愈合，外观光滑，无病变。有效：宫颈肥大及糜烂面好转Ⅰ度以上，明显改善。无效：与术前无变化。
1．3统计学处理：
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处理。
2结果
50例宫颈肥大患者应用宫腔镜高频电刀电切治疗，手术时间为20～30min，平均25min，术中出血量10～20ml，治愈48例，治愈率达98％，另2例有效率达100％。有下腹坠胀和腰骶部疼痛症状的患者明显好转，术后复查阴道镜下宫颈涂碘着色均匀。妇科检查宫颈恢复正常形态，宫颈光滑病变消失，无糜烂增生肥大。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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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早期研究文献的不断再版。在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最早的相关文献是由考克尔曼（J.J.Kockelmans）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背景》。[1]这是一本带有导读性的文献汇编，首次出版于1968年，1999年再版。本文集收录了从1786年（即自康德以来）到1927年之间的24位哲学家（如康德、赫歇尔、惠威尔等）与科学家（如赫兹、玻尔兹曼、亥姆霍兹等）的原始文献，并分为四个时期构成了文集的四个部分：（1）开始时期：1786-1850；（2）19世纪末：1870-1899；（3）20世纪的头十年：（4）走向当代科学哲学：1910-1927。其次是洛西（JohnLosee）撰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2]，1972年出版的第一版主要概述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方法一直到1940年之前的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1979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于卡尔纳普、亨普尔和内格尔的逻辑重建的内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和库恩、拉卡托斯与劳丹阐述的各种替代进路；1992年的第三版增加了关于科学进步、因果说明、贝叶斯确证理论、科学实在论和关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替代进路；2011年的第四版增加了理论评价、经验实践、说明的理论、规范的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之争以及描述的科学哲学，这一版长达300多页，共有19章。#p#分页标题#e#
关于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的汇编工作。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文集有五本，一本是由库德（MaitinCurd）和卡沃（J.A.Cover）主编的《科学哲学：核心论题》（1998）。这本文集长达一千三百多页，主要收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到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这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指定的科学哲学教材。第二本是由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主编的《科学哲学指南》（2000）。这本文集提供了81个条目，涵盖了科学哲学整个领域内的著名人物、关键术语和重要论题三大类型。大多数条目是由世界一流的科学哲学家撰写的。每个条目从追溯相关主题的发展脉络开始，综述了其核心观点、最新进展等。在人物介绍中，没有把古希腊哲学家包括进来，在近代哲学家中，有笛卡儿、贝克莱、莱布尼兹、洛克、马赫、休谟、穆勒、惠威尔、皮尔士、马赫，在科学家中，有伽里略、牛顿、达尔文、玻尔、爱因斯坦。第三本是由巴巴瑟夫（YuriBalashov）和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主编的《科学哲学：当代读物》（2002）。这本文集除了收录20世纪以来的传统科学哲学的文献之外，还收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文献。第四本是由朗格（MarcLange）主编的《科学哲学选集》（2006）。这本文集收录了自1945年以来的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第五本是由麦格罗（TimothyMcGrew）等人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选集》（2009）收录了从伊壁鸠鲁、芝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到当代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
无限制地列举现有的相关文献并非本文的应有之意，而且，这里的文献梳理也很不充分，一定会有挂一漏万之嫌。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这种简要的梳理中看出，目前，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算起或从哪里开始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统一。
科学哲学的界定
历史是对过去事情的述说。科学哲学史也不例外。讨论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的起点问题，离不开对科学哲学的界定。界定科学哲学不同于界定任何一门经验学科。界定物理学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界定化学不是一个化学问题，界定生物学也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是分别属于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的范围。相比之下，界定科学哲学却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对科学哲学作出不同的界定，意味着对科学哲学的不同理解，而理解不同，又进一步意味着研究科学哲学史的起点不同。
牛顿-史密斯认为，“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应该求助于“科学”与“哲学”的定义。但是，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中，对哲学特征的描述是最有争议的，哲学正在周期性地进入钻牛角尖的时期。这时，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明确地呈现出来。当科学哲学家无法达成一致时，他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回答“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曾在科学哲学家中间成为一种时尚。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等人用是否具有认知意义来界定科学。他们把能够通过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看成是有意义的，因此，数学、逻辑、美学等论述就不是科学的论述。此外，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认为，科学没有本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等等。接着，牛顿-史密斯指出，避免卷入这些争论的一种方式是，我们不再试图提供关于科学本质的理解，而是从公认的一系列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医学、动物学等）来确立我们的科学观，从而把定义科学的问题转化为比较学科之间的差异，比如，思考这些学科与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异同之处，来辩明科学的意义，并且，基于这种辩明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扩展“科学”这一术语。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突出列入属于科学“清单”上的学科的共同特征。然后，牛顿-史密斯通过对科学哲学家的所作所为的考察把科学哲学的大致轮廓构画为是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手段和成果的讨论。
我国的科学哲学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比英美学术界的理解更加宽泛。例如，李醒民在为他主编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所写的序言中，把科学哲学定义为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及其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学科”，并大致勾勒出四个论域：科学哲学元论、科学哲学通论、科学哲学个论和科学哲学外论。他认为，科学哲学元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是对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问题的讨论；科学哲学通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是对科学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证明、科学辩护、科学说明、科学进步、科学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与有机论、还原论与活力论、进化论与目的论、因果性与几率性、连续性与分立性、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解读与协调；科学哲学个论是研究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比如，物理学、生物学、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他把前面的三种科学哲学统称为科学哲学内论，与此相对应，科学哲学外论是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的本性及科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不难看出，牛顿-史密斯和李醒民对科学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理解，这种理解基本上代表了英美科学哲学界的观点；而后者是把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来对待的，这种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科学哲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但是，他们在“科学”概念的用法上是一致的，都指“自然科学”。然而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词根是“知识”(Wissen)。科学是指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因此，德语里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就不只是指自然科学。例如，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汉斯•波塞尔（HansPoser）把科学哲学理解为“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只是包括对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范式的反思，还包括对生命力的反思和对精神科学的反思。因为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无法说明动物的行为，法国浪漫派也对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转化的物理学提出了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则向自然科学的说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对待变异的问题。因此，人们最晚从达尔文开始，不得不需要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之外，寻找其他的说明模式。欧洲大陆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理解就与英美传统对科学的理解有所不同。英美传统理解的科学是开始于伽利略的自然科学，而欧洲大陆传统所理解的科学不仅指实验科学，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所以，科学哲学不仅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波塞尔强调说，如果只单纯地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的话，至少有1/3的大学就该关闭了。#p#分页标题#e#
但是，我们从传统科学哲学家所运用的“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批判的“科学”来看，基本上还是意指“自然科学”。这里引入波塞尔的观点试图表明，虽然波塞尔所理解的“科学”概念与牛顿-史密斯理解的“科学”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待科学哲学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却拥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都把科学哲学的开端理解为开始于近代科学。用波塞尔的话来说，在近现代科学开始时，就有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他认为，欧洲哲学史与科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牛顿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理想；莱布尼茨代表的则是欧洲大陆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等人。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在欧洲大陆占有重要的地位。牛顿•史密斯虽然没有给出如此明确的论述，但从他在《科学哲学指南》一书中收录的人物来看，也只是包括了伽里略、牛顿、培根、笛卡尔等人，没有把亚里士多德或更早时期的德谟克利特等古代哲学家包括在内。
而李醒民在“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一文中谈到科学哲学的沿革时，把科学哲学划分为前科学哲学（科学诞生之前）、经典科学哲学（近代科学诞生到19世纪物理学革命之前）、前现代科学哲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诞生到20世纪60年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五个时期，并把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看成是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从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有关科学哲学史的经典文献汇编类的文集来看，这种理解具有普遍性。
虽然这里只是很不全面地罗列了几位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但已经表明，大家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的看法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应该把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起点追溯到哲学史的开端？还是近代科学的开端？还是其他别的时期？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
关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有五种理解：（1）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英美分析哲学的产物，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就不能早于分析哲学，通常从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算起，充其量也只能追溯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等，在时间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2）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的系统的逻辑分析，那么，科学哲学就是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我们可能会把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视为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3）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运用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对成熟的科学进行整体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就不能早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在时间上是18世纪下半叶；（4）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科学的结果、原理和方法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提前到伽里略、牛顿等早期科学家，以及培根、笛卡尔、休谟、莱布尼兹等人对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5）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对科学的任何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追溯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
那么，在五种理解中哪一种理解较为合理呢？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只凭先验的逻辑推理来确定，而应该是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
首先，科学哲学的研究至少是在科学产生之后才能进行的事情。就科学的产生而言，科学史家梅森在他的《自然科学史》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科学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与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两种传统在文明以前就存在了……在青铜时代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大体上好象是各自分开的，一种传统由工匠保持下去，另一种传统由祭司、书吏集团保持下去，虽则后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重要的实用技术……在往后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是分开的，不过这两种传统本身也分化了，哲学家从祭司和书吏中分化出来，不同行业的工匠也各自分开……但总的说来，一直要到中古晚期近代初期，这两种传统的各个成分才开始靠拢和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传统。从此科学的发展比较独立了。科学的传统中由于包含有实践和理论的两个部分，它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术和哲学两方面的意义”。显然，梅森的观点表明，作为一个独立传统出现的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技术传统和哲学传统只是形成科学传统的两大根源，而不是科学传统本身。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五种观点。
其次，从历史的视角确定科学哲学史研究起点的另一个前提是，需要有能够用来对科学进行全方位哲学反思的某些基本概念。根据梅森的观点，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两大传统是技术传统与哲学传统。在科学诞生之前的许多世纪里，其实根本谈不上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自然哲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哲学家也对科学不感兴趣。只有当科学发展到能够对人类文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时，科学才有可能对哲学产生影响；只有当哲学家有兴趣明确地对科学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时，科学哲学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对科学进行有意识的真正明确的哲学反思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科学家的工作。尽管早期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曾对科学概念与科学基础问题有所思考，甚至发生争论（比如，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时空概念的争论，牛顿与惠更斯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等）。但这些思考与争论的目标多数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不是对作为整体的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如果我们把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看是自然科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在此之前的哲学家尽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甚至也强调科学实验或科学方法，但在总体上并不能算作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四种观点。
第三，“科学哲学”这一名称本身已经在严格意义上隐含了两个预设：一是自然科学已经同人类的生活与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领域，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是哲学家能够根据逻辑、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甚至社会与文化等不同观点，对科学进行全面反思，而且，他们反思科学的这些视角通常是根据自己持有的哲学观来确定的。这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因为科学早在分析哲学正式诞生之前就已经成熟，而且也已经有哲学家对科学作出过多视角的哲学反思。虽然维也纳学派的诞生与分析哲学相关，也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在惠威尔与康德之间作出选择。#p#分页标题#e#
我们知道，惠威尔于19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用“科学家”来替代原来的“自然哲学家”的称呼，还出版了《归纳科学史》和《归纳科学的哲学》等有影响的著作，开创了科学史研究的新形式和深化了科学方法的讨论。但是，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康德是近代以来以讲授哲学为职业的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是业余哲学家，也就是说，都没有把哲学作为自身研究的职业来对待。康德在转入专门研究哲学之前，精通当时的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比如，他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说”来否定神创论，并用引力与斥力概念描述宇宙的变化发展。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靠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奠定的。康德认为，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为什么是可靠的和普遍的，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为此，康德把他的哲学任务之一定位于回答普遍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为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提供论证的一套概念体系。在康德的哲学中，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且，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为科学知识提供辩护，并通过这种辩护使科学知识拥有合法性。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7
一、国际生物学哲学研究前沿
1．生态学实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肖显静教授做了题为“生态学实验的‘自然性’特征分析”的报告。他从生态学实验的原则及问题的提出，将生态学实验分为:野外实验，其特点是回归自然;操纵实验，其特点是处理自然;测量实验，其特点是观测自然;宇宙实验，其特点是模拟自然;自然实验，其特点是追寻自然。他认为生态学实验与传统科学实验的本质区别是将实验室搬到自然中，在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还原，其目标是自然的发现，追求的是科学事实的实在性和自然性。然而自然的复杂性，使得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挑战，为此他提出改善生态学实验的人工建构方面来达到实验中自然性与建构性的平衡。
2．生物进化与人类认知进化。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前进教授做了题为“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进化的逻辑符合性分析”的报告，探究人类起源以及人类进化的缘由、过程和结果中蕴含的科学哲学问题，其中的重点在于探寻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发展的逻辑符合性。他引入人类的血型系统进行分析，认为血型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决定，而长期的演化形成了不同群体中的遗传平衡，群体的演变伴随着血型平衡的打破和新平衡建立。以人类性别进化为例，两性的起源必有先后，而自然的演化是突破原有格局，产生有罪与无罪之争、生错与纠错、美与和谐的对比过程。自然起源的时序性与人类起源认知的发展高度契合。
3．生物学理论变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黄翔教授做了题为“从自然选择单位和层次的研究史看生物学的理论变化”的报告，他指出对自然选择单位的讨论主要来自两方面:生物界利他主义行为的说明引起的对达尔文个体选择立场的质疑;对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所采用的基因选择的质疑。并试图将该问题近50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互动子”“受益者”等新概念的引入将进入新的本体论领域，且新概念的介入难以用库恩的范式转变来理解，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变化是使用不同种类的科学实践资源导致的结果，而科学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在复制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导致了实践行为的多样性。
4．进化理论的多元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赵斌副教授的报告“从LPST与SBT的理论争论看进化理论的多元论”着眼于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种进化理论，费希尔的大规模群体理论(LPST)以及赖特的动态平衡理论(SBT)。对比SBT和LPST，前者理论中涉及了随机遗传漂变、迁徙、同类群间选择以及同类群实体等，而后者仅包括了突变过程与自然选择。他指出一元论的科学说明观至少在进化理论的范畴内是很难达成说明有效性的，而实用主义的传统在这个领域内似乎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在实际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中，应更关注两种理论的互补性以及其他理论对于它们适用范围的补充。任何进化的机制说明都是基于各种(层次与结构)自然事件的表征，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而是本体论的多元论。
5．生物学成果思考。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曾建教授做了题为“真实来自我国当代生物学成果中的生物学哲学思想理论资源”的报告，以吴征镒先生的“三维节律演化与被子植物种类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理论”为视角，从生物学证据中将地质与地史学等相结合，确认被子植物的起源，构建植物的地理分布图景，明确植物的演化方式以及发展方式的认识系统，形成“生命－生物－生物学－生物学哲学”的认识论链条，他认为生物学哲学的理论境界取决于对生物学知识的眼界把握，当代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必须重视生物学家的理论成果，从中汲取宝贵的资源进行升华。
6．广义认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凯教授做了题为“自主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广义认知”的报告。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提高，认知主体的改变是传统哲学认识论需要面对的问题。自主式人工智能系统具备感知、认知、学习、思维、推理、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人工智能为广义认知、广义意识和广义物质的哲学观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代的广义认知是传统认知与数字认知的总和，人工智能提高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广义认知改变了人们认知活动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广义认知是一种新的不能被代替的认知方式，因而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人工生命和哲学三个学科交叉融合，并且当今哲学研究的大趋势也需要引入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
7．Pando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孝廷教授做了题为“Pando的智慧”的报告，Pando是拉丁文，本意为我传播、我延伸、我扩散。在美国犹他州有一片寿命长达8万年的杨树林，叫Pando树。这片树林占地面积广阔，但整片树林只有一个根:PandoRoots。他提倡我们应该从潘多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生态学哲学，发展多元论的生态伦理，分析人在宇宙中的意义，以潘多树来作为模型，成为潘多展开博物人生，在生态学的交流中相互团结，形成紧密的整体，使生态学哲学的发展更为全面。
二、进化生物学的哲学问题
1．利他性行为的研究。
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的贾栗副教授做了题为“‘达尔文难题’的解释方法及其博弈论模型研究”的报告。他指出自然界的利他行为，是进化论所提出的可检验假说个体都要最大化自身的利益的反例。从群体选择理论、亲缘选择理论、互惠理论、副产品理论等分析了解释达尔文难题的几种路径。他提出两种利他问题的研究路径:对动物的利他行为分类并提出分类标准;对人类特有的利他行为进行研究。关于利他问题的研究若只是依靠自然主义的方法是不够的。他认为对于文化驱使的利他行为问题的讨论，除了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之外，还应该采用非自然主义的方法。
2．达尔文与法布尔。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乔文艳做了题为“达尔文与法布尔———因昆虫而生的思想碰撞”的报告。她指出法布尔对昆虫、花草有极佳的兴趣，极具人文精神与浪漫情怀，通过对昆虫的研究产生了对进化论的质疑。而达尔文则是植物学家理性的一派，认为自然界像一个经济体系一样井然有序，物种各负其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冷酷的一面。达尔文与法布尔对昆虫的研究都非常痴迷，从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观点。报告分别从二人的生活背景入手，分析了他们的著作与通信，阐述了二人观点差异背后的原因。
3．创造进化论和突现进化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建鑫做了题为“创造进化论与突现进化论中的过程哲学思想”的报告。创造进化论与突现进化论拥有与现在进化自然观不同的内涵，他认为两种观点在体现了发展进化自然观的同时，前者无法避免生命有机体与物质的对立，而后者忽视了生命有机体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缺乏过程性与有机性的结合，都具有一定的逻辑断裂。而过程哲学的综合是对两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试图克服逻辑断裂，构建内在一致的、统一的本体论－认识论哲学体系。
4．生命科学哲学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的任滢副教授做了题为“生命科学的哲学性思考”的报告。科技发展引起了人们生活、生产、思维的变革，把科学融入生活，是当代生命哲学研究的现实性课题。她指出当代生命哲学研究的重点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的生命尊严、基因工程、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进行哲学性的探讨，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融入人类社会中，提高生命的价值意义，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
三、生态学的哲学问题
1．生态伦理。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郭菁副教授做了题为“列维纳斯与布伯关于生态伦理的分歧及启示”的报告。在生态伦理中，自然的价值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而列维纳斯与布伯二人对伦理的分歧体现在对“回应”的体悟上。她认为布伯和维纳斯区分了“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生态伦理发生在人由意识主体改变为责任主体的过程中，以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对称的平等共在关系为前提，以责任回应的方式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存在冲突。在生态伦理中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的升华，可以实现二者的统一。
2．群落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丞讲师做了题为“‘群落实在论’研究述评”的报告。群落这个概念不能用精确仪器直接观察测量出，使群落的实在性问题遭到质疑。群落个体论与机体论之间的分歧引发了群落是否存在的争论。他认为在对群落的构建、演替和重建的过程与现象研究方面，未来群落实在论的研究方向应将关系实在论，结构实在论和过程实在论等科学实在理论作为未来分析的工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雯的报告题目为“群落机体论与个体力争论研究”。至今对群落本质的争论仍然存在，而对群落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整体论为代表形式的群落机体伦思想，与以还原论为代表的群落个体论学派之间的对立，她指出群落机体论思想是整体论的典型代表形式，强调整体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群落是一个有机体，个体论则是翻版的还原论形式，强调将群落层次分解为组成部分，忽视了群落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两派之争成为群落实在性问题的起源。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两种形式的争论来梳理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3．原假设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李际讲师做了题为“生态学假说的实验检验的原假设困境与解决”的报告。对于生态学假说的三种检验方法分别为实验方法、建模方法和文献方法，以奎因和邓纳姆为代表，二人通过普莱特的科学说明模型指出一般不存在原假设。因而将原假设困境分为统计学范畴和生态学范畴，在统计学范畴上以费希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和N－P的非判决性使原假设理论上不能被严格检验;在生态学范畴上因为生态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演化以及非原假设，使实验也无法严格检验原假设。对于以上几种困境他指出可以通过降低p值、谨慎选择原假设、对非原假设采取非中心化和双侧检验来解决。
4．合成生物学。
山西财经大学王绍源讲师做了题为“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探讨”的报告。他以卡布尼克与穆雷主编的《合成生物学和道德:人工生命和自然的界限》为视角，围绕“扮演上帝”“本质、内在价值、道德价值”“多元化的道德问题”“公共政策”四个主题为重点对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合成生物学符合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念，但是也可能会造成无法预估的环境效应，他认为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义一些传统边界，参照当前环境政策对合成生物学进行反思，调整公共政策以及不断修正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范围。
5．整体论与还原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张江在其题为“整体论与生态系统思想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初，生态学表现出高度整体论的倾向，60年代系统生态学的出现，以奥德姆兄弟为代表的潜在的还原论的观点将生态学领域的研究推向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对立，她认为对于生态系统研究来说，在承认整体论的本体论地位基础上、方法论意义上应坚持整体论与还原论并重，这对未来生态系统研究中整体与个体的定义、稳定性与多样性、复杂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何进做了题为“内涵研究———基于对奥德姆生态系统整体论的批判及革新”的报告，奥德姆兄弟是“系统”生态学的倡导者，一些整体论者认为尤金•奥德姆的观点是一种“还原论者的整体论”，他们对于生态系统在本体论上是怎样的实体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本体论上的整体论与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互矛盾，他指出本体论上应对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进行合理界定，在方法论层面要考虑其可预测性问题，协调整体论与还原论之争。
6．个体性概念。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杨仕健讲师做了题为“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个体性概念”的报告。其中认为，个体的概念从达尔文时代开始被经常使用，关于个体的划界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本依据，他指出生物的个体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题。首先经历了动物有机体的讨论，个体的整体性与特异性的问题使人们转向对生物学个体概念的研究，关于“物种是不是个体”的问题，将人们转向了对生物学个体性概念问题的新讨论，一方面对不同领域中的生物学个体性进行整理归纳，另一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个体性概念的本体论问题。个体性概念的研究在历史中是变动的，在思想上是多元的。
7．生态学说明。
郑州大学王翠平讲师的报告题目为“生态学说明基本问题分析”。生态学说明的几个基本问题为研究的说明项与被说明项，生态学说明的基本形式以及其有效性问题。她指出生态学说明的基本过程通过统计学方法首先选择变量，之后为了研究要素之间是否相关提出假说，通过建立模型来进行解释，最后筛选模型进一步说明要素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分析证明相关性可能是因果相关性，也可能是非因果相关性。而当前这种统计相关模型仅仅做到了对各要素间相关性描述，仍然无法真正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
四、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建会教授做了题为“生物学哲学重要问题研究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的报告，随着生物学哲学著作与论文的不断增多，国际上对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针对国内外生物学哲学研究现状及其重要问题提出了关于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解释方式、理论结构和生物学的自主性;进化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生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分类的哲学;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哲学问题;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与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五个主要研究方向。清华大学的王巍教授做了题为“生命的本质、解释方式、理论结构与生物学的自主性”的报告，提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为:生物学是否是自主学科还是物理科学的分支问题;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问题;生物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以及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与物理科学的差别;还原论、整体论和生物学的自主性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的于小晶讲师做了题为“进化生物学的哲学问题”的报告，她指出该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科学的标准问题与对神创论的批判是生物进化科学性问题的重点研究内容;适应主义的内涵及其形式与反适应主义提出的所谓与选择无关的因素成为适应主义与反适应主义的重点研究方向;通过进化是否是进步的观点来探讨进化与进步的关系问题;对索伯和威尔逊的多层次选择理论和探究人类利他行为与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成为选择的单位、层次和利他进化问题的研究重点;进化的统计特性根源问题侧重于研究非决定论与进化论的统计特性根源和决定论与进化论的统计特性根源。华南师范大学的董国安教授做了题为“分类学的哲学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问该研究主要面向生物学个体性问题;有关自然类和物种的形而上学问题;类词项的语义学问题;系统树的推导以及系统发育的证据问题。他主张根据分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来考察上述的哲学问题，通过全面总结当代系统分类学以及有关自然类的哲学研究，在区分定义、鉴别和命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覆盖自然类的形而上学、类词项的语义学、构造系统树方法论等问题的分类学哲学，建立新的分类学研究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的山郁林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前进教授共同做了题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哲学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智能设计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演化论的挑战及其批评;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证据和原因分析;人类的多地区起源假说和单一地区起源假说的合理性评价问题;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语言演化问题;人类意识和人类心理进化的哲学问题;人类社会性行为的起源和文化进化的哲学问题是本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是演化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该问题的研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范式。南开大学的任晓明教授做了题为“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的报告，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合成生物学的核心理念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挑战及对策;数字生物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数字智能生命体与智能和心灵的本质;数字人工生命的伦理挑战及对策。他主张在充分把握当代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的研究思想方法与前沿的基础上，对人工创造新生命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伦理问题进行解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
五、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解释方式和生物学的理论结构
1．科学定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王巍教授在其报告“生物学中的科学定律”中，认为生物学概括难以满足科学定律的普遍性，真理性以及自然必然性。而生物学哲学界对于生物学定律问题有三种反应，生物学没有定律;生物学有定律;生物学有定律，主要如均同定律或抽象(数学)定律。在这里他比较赞同索伯的观点，即生物学中存在科学定律，对于传统“定律”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修正，结合定律与历史，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进化以及科学的理解。
2．遗传密码的解读。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杨维恒讲师在其报告“遗传密码语境论基础上的意义分析”中指出，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语境下，对遗传密码的内涵理解有三种观点，反对者认为遗传密码的概念在运用上并不具备解释效力，有些人认为遗传密码具有有限的理论作用，而支持者则试图对基因信息的性质分析来解读遗传密码的概念，遗传密码在本质上与语境相关，对其语境的解读就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语境不仅成为遗传密码合理存在的前提，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解释也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语境论的平台为遗传密码提供了更全面与准确的解释。
3．表观遗传与进化论基因。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陆俏颖做了题为“表观遗传与‘进化论基因’”的报告，基于进化论是否需要彻底的理论修改才能容纳表观遗传的问题，她认为对进化论意义上的三个概念，基因、环境和表型概念应予以澄清，进化论基因不需要局限于DNA分子的物理限制，可容纳其他可遗传的对表型有影响的分子或物质，即进化论意义上的基因概念可以容纳表观基因，因此现代进化论并不需要进行彻底的理论修正以容纳表观遗传。
4．容纳性证据。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翁永坤同学的报告题为“影响自然选择理论接受的主要证据类型———容纳性证据”。其中指出，预测性与解释性证据无法令生物学家接受自然选择理论的解释。解释和预测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提出理论的动机不同，而容纳性证据是先提出理论，然后发现证据，最后由理论推导出证据，是预测证据与解释性证据过程的新的排列。他认为容纳性证据填补了预测与解释二分引起的解释性证据的不足，充分填补以及修正了理论原有的不足与错误，成为自然选择理论被接受的重要证据。
六、结语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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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匡汉．关于大学选修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高教探索，2006（6）：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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