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审美观的改变对园林的作用

自然审美观的改变对园林的作用

 

1自然审美观   1.1意境美的基础———自然美   在时代物质水平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园林在审美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应运而生。受到时代背景差异的影响,不同时空的园林通常会呈现出迥异的形态和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园林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伴随着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走过了一条从单纯地模仿自然、掌握自然、提炼自然进而创造人文意境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园林以“意境美”作为其鲜明的美学特色[1],这一特色正是在自然审美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1.2自然审美观的渊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对于古人审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通常被看成是自然审美观的渊源。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建立关于“天人合一”的完整体系的是汉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他认为,人必须“遵循天之道”,“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人是由天生成的,一刻也离不开天,天人必须相连,否则就会酿成灾乱。除了儒家,道家(禅宗)、佛家都做过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上,地下,云水自由”(《永平广录》卷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五灯会元》卷一);“清风与明月,野老笑相亲”(《五灯会元》卷十二)。多家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一条互为补充、深化的“天人合一”观发展线索,阐述了人应当遵循和效法自然之道,不应该干涉自然,应该顺应四时的规律,不与自然争优胜,消除对立,进而使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观点。这种朴素的、一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史、美学史、哲学史和造园史。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2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的变迁历程   纵观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的变迁,可将其概括为:自然畏惧—娱神—娱人—隐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芥子纳须弥”的变化历程。每个时期都在继承前一时期自然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色,并对当时的园林形式和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园林形式也从最初的自然崇拜逐步发展为意、境并重的成熟的园林形式(表1)。   2.1自然审美观萌芽期———殷、商、周、先秦、两汉阶段   长久以来,中华先民以聚居的生存方式依靠原始农业生活在华夏大地上,聚居生活使得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便已开始。农业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先民以一种不带征服色彩的方式适应了自然。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意识中,世界万物是相倚相伏的,并且受到认识之外的自然力的控制。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奠定了古代意识中的神学基础,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美的渊源。两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首个“人本”时期,自然审美观开始走向人格化。随着宗族礼法的土崩瓦解,原始宗教的迷雾日渐消散,此时的审美已将自然与人格完善结合起来。如《诗•大雅•丞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儒家的“比德”审美观,成为自然美欣赏的重要特征。   秦王朝结束了战国的纷乱,至汉代承袭了秦时体制并发扬光大,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3]。伴随着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华先人在世界上最早将幻想中的“昆仑山”、“蓬莱仙岛”等仙境建到了人间,逐渐完成了从“娱神”到“娱人”的艺术观念的嬗变[4]。此时的君王成为受神的旨意来统治大众的象征,君王追求永恒的权利和长生不老,渴望在仙海、神山中得道成仙,这种象征“仙境”的自然山水形态成为当时主流的审美思潮。   2.2自然审美观形成期———魏、晋至唐阶段   魏晋至唐时期,精神的觉醒和自然审美意识走向自觉。常年的社会动荡让人们非常苦闷,社会各阶层都寻求出世的解脱。这个时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解体,人们的思想逐渐接受“隐逸哲学”。晋代对园林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开创了新的审美境界———田园生态美。他在《归去来辞》中写到,“乐书琴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种对美的境界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极大。《晋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名士乐山爱水的故事,大量的记载都足以证明自然山水、自然景观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至此,社会审美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认为“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更美,并开始把诗情画意和人的价值观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形成“畅神”的美学。唐代社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提倡既超脱又入世。普遍认为,运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方法获得的美才具有较高价值,它强调了“中得心源”的关键性,即通过内心提炼和升华的自然是更高的艺术产物。这一阶段的审美意识走向了一个愈加明朗的境界———自然审美,田园生态美学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2.3自然审美观发展变迁期———宋、元、明、清阶段   在理学“万事万物天地心”的影响下,宋人的思想更加成熟,情感更加含蓄内敛。宋代的美虽然失去了盛唐时期的宏伟气魄,但是美的领域却扩大了,此时的自然审美观强调了主观心灵的能动性以及心对外在事物的决定性作用。杜牧提出了“文以意”为主的主张[5],突出了个体的“意”在艺术创造中的重大作用,开创了中国美学重“意”不重“道”的潮流[4]。园林师们开始从与自身的愿望和情感相契合的境界中去寻找美的寄托,这种“文心”的美学特征是在宋代萌芽,经由元明清时期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6]。在审美尺度上,经由宋代,明清逐步建立了一种“须弥芥子”一般的更为微缩化的审美尺度,在城市的喧嚣之中,依靠咫尺的园林构建一个心灵的世界,寄托梦幻般的个人理想和士大夫情怀。#p#分页标题#e#   3自然审美观的变迁对园林的影响   3.1园林的形成期———殷商周时期   商王时期的“鹿台”据考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座园林建筑,其主要功能是祭天祭祖,同时也凸显统治者的特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商周出现的园林形式还有“囿”、“圃”[1],它们已经具有“娱人”的功用了,功利性质已经逐渐淡化进而具有审美价值。殷王的“囿”、“圃”已经具备了后世园林的简单因素,如人工挖池、筑台、自然草木和鸟兽。特点是在宽广的区域内借助天然景色,表现为一种不加人工修饰的自然原始状态。两周以来,游赏活动代替了巫祝和狩猎活动,伴随着园林审美中山水人格化的端倪,宫苑园林更富有人情味。童寯《江南园林志》中阐述,“楚灵王之章华台、吴王夫差之姑苏台,假文王灵台之名,开后世苑囿之渐”。此时的园林营造,主要是利用水或者借用山,加以人工构筑点缀,模拟自然。秦汉时期的“苑囿”注重园林的游赏功能,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上林苑跨占长安、咸宁等5县耕地,范围达200km。水体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建章宫北的太液池中建有“三山”,象征着北海中的瀛洲、蓬莱、方丈3座神山。苑内共有36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总体布局上把全园划分为若干个景区和空间,各个景区都有自己的主题和特点[1]。对水的处理力求实现体积庞大与形式的逼真,所以池的规模很大,据《三辅故事》记载,甘泉园内“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上林苑的植物配置也相当丰富,奇树异果有三千多种,动物禽兽有数百种之多。据《汉官典职》记载:“宫内苑聚土为山,十里九坡,种奇树,育麋鹿、鸟兽百种。激上河水,铜龙吐水,铜仙人衔杯受水下注”。汉代的皇家园林具备了多种园林要素,例如宫馆、禽兽、植物林木、开凿人工水池、叠石造山等。但从先秦传承下来的广大的面积和狩猎的功用使得山水和植物并不能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建筑在园林的广袤面积中也达不到应有的比例。   3.2自然山水园的出现———魏、晋至唐阶段   自然审美观的确立使得田园生态的思想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可,在园林中,禽兽的地位产生了变化,东晋简文帝进入华林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隋炀帝兴建的西苑,在秋冬之时宫内的树木凋落,他命人用剪裁的花叶代替自然的花叶,这说明当时已经非常重视花木植物的审美地位,自然山水园就在这样的气候下诞生了。王维的“辋川别业”是典型的山水园林,标志着诗画兼融的文人园的出现。“辋川别业”位于辋川山谷,建于山岭起伏、树木葱郁的冈峦环抱之中,园林特色以画置景,各个景点的建筑散布于水间、谷中、林下,隐露结合,吸收了诗情画意的意境,俨然一幅山水画卷[7]。这个阶段的园林特点是以紧密结合的山水为主要脉络,自然山体、植物与建筑搭配合理并注重意境美,建桥于水上,建亭供赏景。在空间构成上既有大山大水,气度恢弘,也不乏境仿巧构,细致入微。山、水、植物、建筑元素之间取得了较为密切的协调关系。在园林造景手法上,石的美学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假山”一词开始用于园林筑山的称谓,在有限的空间内堆造出起伏延绵、模拟天然山脉的假山;水的造型多样化,可为池、滩、瀑、潭;植物造景上,有足够的观赏树木和花卉,结合建筑自然布置;园林建筑从华丽的殿堂楼阁到极朴素的茅舍草堂,群体布局多样;在充分了解自然的基础上,采用造景和借景的手法创造园林意境[8]。   3.3写意山水园的出现———宋、元、明、清阶段   这个时期自然审美观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追求外在自然美发展成为借自然之美展现内在心灵之美,即以有限的领域创造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为其时代美学宗旨。这种重“意”的美学特色,直接导致了写意山水园在宋代的诞生。这种“意”是以牌匾命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使得园林具有文学的主题,充盈着诗情画意。该阶段,以精美、秀气为特色的内向型园林———宅园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一阶段的园林,人为的艺术加工显著增多,技术美的水平也显著提高,园林景点的题名开始盛行,并迅速普及。“艮岳”是宋徽宗亲自设计的建造在城市的皇家园林,具备了写意山水园的主要特点:在布局上利用自然,以山水为主要景观格局,因地制宜地安排各景区内容;“艮岳”的假山具备了自然山体的基本特征,不仅可以模拟造化,更多的是对自然造化做人为提炼和再创造;“艮岳”的构园设计以情立意,运用诗词品题为景观的主题,创造出了一种趋向于自然野致的园林形态和景观趣味。与早先的皇家苑囿的自然野致相比,前者是将自然野致引入园林之中,而“艮岳”是创造性地再现自然野致的情景于城市间[6]。这一时期的园林建筑密度增大,山石用量较多,大量运用建筑物来围合、分割园林空间,在建筑围合的空间内经营山池花木,在有限的空间内,运用对景、漏景、借景、空间对比、虚实对比、藏露、疏密等手法来营造心灵之所,给人以无限自由的心灵空间;这个时期的园林叠石技巧发展到极致,特置、散置、倚墙而置等形式丰富多样,建筑小品、细部的精美程度都大大增加[1]。此时的园林真正地站在了自然的高度之上,成为人类理想与智慧的结晶。   4结论与建议   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构成了中国传统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和境界。对于现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和景观设计学科,如何结合自然,创造中国的现代景观,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情荒漠化、城市特色缺失的今天,现代风景园林学科和景观设计学科应该以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观为基础,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基础,结合现代城市居民的审美变化,将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的、现代的、特色的城市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