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学术生产越来越“短平快”的时代,一本足足耗了七年时间完成的著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至少首先表明了倪伟的认真与用心。仅从书后列出的长长“参考文献”,特别是那些在文学史中罕被提及的民国报刊杂志中,即可看出作者在基本史料和文献占有方面所下的一番功夫。仅此一点,大概已经能够回应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品格”的诸多非议了。可是,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此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既有范式的挑战和突破。倪伟通过这本专著,展现了在新的视野和方法下,重新观照、理解和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性。也正是这种日渐显露出来的崭新面向和丰富可能,让人感到兴奋,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保持着不懈的期待。 诚如倪伟在“引言”中所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1949年前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所制定、推行的文艺政策以及组织、策划的屡次文学活动,一直被轻易地忽略了。”(第1页,下文引用该书,均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这种“忽略”,当然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失败是分不开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声音。1950年代以后几部在大陆影响较大的新文学史稿,无论是“现代”观念的内涵、分期,还是叙述线索、结构、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都是内在于《新民主主义论》的解释框架中的。五四以来的文学、文化,被讲述为围绕着“反帝反封建”主线,由“现代”进化到“当代”的发展过程。纷繁曲折的文学现象,经过这样组织、编排和裁剪、删削,变得脉络清晰、规律明显。“进步”与“反动”,各安其位。那些不能纳入革命叙事的部分,一并被打入“另册”。作为失败者的“南京政府”,其文艺政策与文学运动,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叙述。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重写文学史”的展开,一种新的文学史范式逐渐成形。“回到五四(文学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冲动,以及知识分子叙述历史的主体自觉,促使学人反省以往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模式。一大批过去被忽略、被压抑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浮出历史地表”,进入了研究视野。文学的艺术性和“去历史化”的“美学标准”也成为了文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评价尺度。在这种“纯文学”视野中,左翼文学黯淡下去,不复有原先的光彩。“沈从文热”、“周作人热”、“张爱玲热”、“鸳蝴派”、“新月派”、“中国新诗派”、“小品文”等,取而代之,备受关注。有意思的是,尽管现代文学版图发生了变化,但国民党一边的文学活动仍然因为与政治纠缠不清,“文学价值”可疑,再一次被忽视了。 由于过分执著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对二者的复杂关系缺少更深刻的思辨,大部分“重写文学史”“作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简单翻转。不过是用启蒙话语替代革命话语,然后做一系列的“减法”和“加法”而已。 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结构,其实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也没能提供更有反思性、启发性的认识。 以致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研究范式渐呈疲惫、枯竭之态”(第7页)。开放锁闭的空间,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于是显得迫在眉睫。 在倪伟看来,“文学史研究首先应是历史的研究”,要能够体现某种“历史观”,“提供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运动的某种洞见”(第8页)。与其在单纯的作家、作品的“文学”视野中讨论“文学”,不如把重心转移到“作为社会的象征表意系统的文学”(第8页)中来。既探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里,“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形成与演变;同时,又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回馈作用。具体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应当“紧扣住中国现代性”,“探讨中国特殊的现代性是如何在文学的创作、生产以及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包括“文学的现代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文学生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怎样结合起来的?”(第9页)而倪伟最关心的问题,则是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文学是如何被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的方案之中的?它在民族认同或是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9页)因而,他选择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组织活动作为研究课题,追踪20年间“民族主义文学”的轨迹,探询文学之于“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的意义,就不仅是出于填补文学史空白的考虑,更意味着在文学史研究范式转换上的一种尝试。 作为现代性中的核心问题,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反省现代性的研究中已经得到格外的关注,一批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陆续问世,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就清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民族主义叙事和线性历史观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先入之见。①而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也讨论颇多。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建构,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②柄谷行人从起源上提示了日本现代文学实际是现代国家建制的一部分。③刘禾更直接地指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体制化的文学批评,“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p#分页标题#e# ……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④倪伟注意到了学界这些讨论成果,在民族主义乃至现代性规划的大背景下,论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打开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他又没有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资源,以“先入之见”来套研究对象,而是从对象自身出发,结合自己的问题意识,在第一手资料中追根溯源,沉潜勾稽,探索出更切合中国现代语境的诠释框架。对于倪伟,“民族国家”首先是一种视野。他希望藉此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如何现代”的层面透析“中国如何现代”。 民族国家视野具体渗透在全书一个纵横相交的架构中。纵向上,作者大体依照时间顺序,勾勒了南京国民政府20年间倡导“民族主义文学”、推行“本党文艺政策”的历程与经过。 从20年代末开始标榜“三民主义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泛化到文学领域,文学被当作“党国”的宣传工具;到30年代初在国民党宣传机构支持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民族主义文学社团(“前锋社”、“中国文艺社”等)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实绩(作者细致地解读了代表作家李赞华与黄震遐的作品)。“九一八”之后,随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入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在思想文化上的统制加强,民族主义文学势力渐大,并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同时,政党意识形态介入到通俗文艺的改造运动中。而到30年代中期,一些杂志鼓吹“民族文艺”论调,呼应了国民党的文化统制论。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救亡压倒一切,在国民党领导下开展了通俗文艺运动,发动群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西南联大的“战国派”发展出更为精细的民族主义阐述,在文学上也提出相应的主张;此间,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又引起更为广泛的论争。这20年里,国民政府推行的文艺政策和文学运动,总体上都围绕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第299页)。 为了更为透彻地解释“民族主义文学”,作者没有仅仅封闭在1928-1948年里,而是上下延伸。一方面,他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境况与思想脉络中(如通商口岸的现代化,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种族观念,五四个性主义等),发现了拂拭不去的“民族主义”焦虑。对“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源及其流变,功利主义文学观在近现代中国形成的原因,都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述。另一方面,国民党把文艺当作建立民族国家认同重要手段的体制化做法,其实在1949年以后,恰恰被共产党复制和承继了。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的组织与控制,文学社会动员功能的发挥,通俗文艺的“现代”改良,等等,在其后的岁月中都有不绝回响。这样看来,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与文学运动,“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艺发展演变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第302页)。 横向上,作者在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每一阶段的文艺政策,分析相关作家作品时,总是力图避免文学史中习见的罗列文本,然后下本质主义断语的流弊,而是将其放在民族国家的立体空间,放在“文学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权力场”)的相对位置,①放在不同话语集团的纷争中来考察。不仅在与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通俗文学的参照中,凸显“民族主义文学”的特征;而且进一步追问现代文学与现代国家统制、现代思想状况、现代知识体制、都市消费文化的内在关系。将民族国家“读入”文本,使得静态的文本转化为动态的历史图景,为我们把握特定时代里国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以及文艺政策是如何参与到文学生产中的,提供了众多生动的个案。 且举两个例证。在谈到30年代初的“前锋社”及其理论文献《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下简称《宣言》)时,作者认为,其出现固然有着对抗“左联”和普罗文学的直接需要,但“在这直接动因背后,也还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第101页)。而当时左翼文人如茅盾、“自由人”如胡秋原,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显然忽略了话语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层面。如果只站在文学系统内来评判,无法抓住运动的要害。《宣言》“把文艺创作与民族国家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这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整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意义主要“在于它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面临的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在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民族主义再次蔚然兴起”。 (第101页)作者接着分析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教育的进步所造就的“受教育阶层”;五四以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西方思想学术快速传播开来;还有20年代中国大革命的刺激。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在30年展壮大的历史背景。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诉求,必然包含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而民族主义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艺上为南京政府奠定合法性基础”(第117页)。《宣言》强调民族的自然特质,真正用意是“用民族这一超越性的非历史存在来模糊乃至抹煞现实存在的严重的阶级差异”(第120页)。又如,作者在讨论对幽默文学的攻击时,注意到了《论语》前期批评时事的讽刺色彩,在国民党文人看来,“幽默文学”与《申报自由谈》、《太白》、《芒种》等左翼刊物上的杂文实属同调。而左翼却又批评在重重迫压的时候提倡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①幽默小品文学遭到左右夹攻,但却能流行开来。这是跟当时文学风尚的变化和杂志出版的繁盛局面紧密关联的。作者敏锐地觉察到幽默文学背后的消费文化机制。 幽默文学与“鸳蝴派”一样,都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展示出脱离意识形态控制的可能,“这正是令左右双方都感到不满乃至不安的根本原因”(第189页)。而国民党文人的反应,则是基于他们文化统制的意图。最后,作者又描述了文化统制论的特定语境,以及知识界普遍反对的情况。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如此考掘梳理,从知识分子的群体分化,民族的集体认同,后发国家的赶超情结等多个方面,呈现出“民族主义文学”是如何“镶嵌”在社会语境中的,厘清了丛结在一起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我对书中讨论到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 一个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某些相似性。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然而,在如何对待个人主义及其文学上,两者却表现出超越党派观念之上的“态度的同一性”。“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文学上的个人主义倾向,要求文学必须把‘阶级’、‘民族’、‘时代精神’这样一些集体主题作为描写的对象,而这正是政党意识形态在全面渗透和控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过程中对文学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第38页)虽然限于论题,作者没有将中共民族主义带进来论述,但他其实已经暗示了共产党服务于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目标的文艺规划与取向。现代政党通过组织文学生产,建构起共同体认同,召唤国民主体的实践,这对于理解高度组织化的整个现代性建制,把握权力整合的运作方式,无疑很有启发。而这种现代规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结构重建的潜在要求,到底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现代文学又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实在耐人深思。如薛毅所说:“实际的情况是,左翼并没有否认民族主义问题,只是左翼谈论民族主义和谈论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了。而通常被当作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不能不看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厚影响,比如沈从文的、老舍的、冯至的、穆旦的创作。……也许,只有好好谈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可能性,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政策在文学生产中的位置和民族主义历史上的位置,才能得到恰当的显现。”②与之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南京政府文艺政策的“失败”。作者把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运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归结为二:一是“社会政治局面不稳定”,二是“文艺界普遍不合作的态度”。(第297-298页)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文艺界的不合作,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国民党意识形态号召力和整合力的薄弱。作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揭示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比的脆弱和含混。认知上的僵化,缺少对社会现存价值的整合能力,以及国民党的威权主义和高压统制,造成三民主义(包括后来的民族主义)不能在行使中树立起权威。而相反,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及左翼思想,着眼于阶级断裂和权力差异,有效回应了现实的政治状况;其平等公正的渴望与乌托邦前景,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吸引力,为知识分子所甘愿认同,最终夺取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唐小兵曾经用“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来概括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延安文艺中的生产性与创造性:“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现代政治方式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式的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类艺术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层、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直接实现意义,生活的充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文艺是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①如果比较一下此间国民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对那种“失败”大概会有更明显的感受。我甚至怀疑,即使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国民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就能够毫无困难地贯彻下去。 毕竟,“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②文学总是会以对人生的特别感受,对历史的特异理解,对未来的特殊想象,在垄断性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艺政策之外,发出质疑和反抗的声音吧。后设地看,现代文学远远逸出了民族国家的意义范畴,而它的思想力、感召力和感染力,也正在于“现代性”和永远无法化简的“文学性”之间的互相照亮。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中讨论现代文学,并非只有倪伟一人。吴晓东、罗岗、李杨、旷新年等学者,都在这方面做过研究。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尝试从现代性中提取意义构成的因子去考察现代文学。 在与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现代教育、现代学术、都市文化、出版传媒、视觉影像等的广泛联系中,研究现代文学的表意实践。还有借鉴文化研究思路,在文学与权力、性别、消费、认同等问题上,贡献了精彩观点。它们已经逐渐汇集成一个新的范式,推动着现代文学学科,在知识的“批判性成长”乃至“认识型”③重构上,焕发出它曾有活力。既然已有了类似《“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这样的收获,那么,对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否能够统一的担忧,也许就会少些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