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开源 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中国的文学艺术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构成这种特点的核心是艺术精神。即从艺术中体现出民族的特征、哲学的思想。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主要来源于道家的哲学思想。道家重要的著作《庄子》中有许多精辟的美学精神，以其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形成了比儒家更富魅力的文学思想，把儒家从政治教化中解放了出来，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人与艺术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庄子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人们可以通过特殊的修养方式体验到它的存在（可传、可得），却不能把它当作普通之物接受或观察（不可受，不可见）。这个道不受人的认识和意志的支配影响，它是人直觉体认的对象，但并不是人的主观境界本身。庄子的道学直接影响了他对美的理解。庄子认为人应模仿天地自然无为，启发人们抛开具体形状、具体的美，去寻找“大美”。在《知北游》中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否定具体的美，认为具体的美不存在，只有“大美”才是真实的。在庄子眼中，厉（当时最丑的人）与西施没有具体区别。
庄子认为“大美”是“道”本质力量的显现。在《知北游》中同样有论述：“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所谓天地之“大美”不是具体的外形,是大道的体现,是大道安排万物有序运行的力量“,大美”只能通过天地来显现。在庄子看来，美的本体就是宇宙本体的显现，是大道的体现。
“大美”不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不是人为的艺术品，而是表现在生机盎然的天地万物中。在庄子看来山水万物不再是人道德品质的象征，而是大道本质力量的显现，她自然无为，却又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到南北朝时期，庄子对山水审美的影响就形成了一种明确的理论，扩大到艺术表现的各个领域。从魏晋以后，自然就从哲学的概念变成了山水景物的代称。
庄子启发人们追求“大美”，他认为这种“大美”既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又是人们体悟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和人的精神产生交流。在庄子的这种精神追求影响下，我们看到了阮籍“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的洒脱；看到了稽康在刑场上抚琴，从容就义的豪迈；看到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重重一笔的文人，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庄子“大道”“、至人”的特点，这种精神表现在作家笔下就成了一种浪漫主义风格。庄子的“大美”是“道”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因而具有整体性、浑融性，不可用感官直接去把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由具体表现抽象，用神韵、韵味、滋味、传神、兴趣、境界等词来评价作品；由无限表现有限，在作品中“留空白”，让读者、欣赏者自己去填补，给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强调表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作品只求神似不求形似。
庄子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美学发生了深远影响，是因为他将老子的哲学之“道”转而视为审美之“道”。在庄子那里悟道的自我即审美化的自我“，体道”是庄子哲学美学中别具特色的审美体验，整体直觉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的惟一途径。庄子“体道”，运用的是直觉思维、想象思维等方法，强调主客合一，具有情感性、形象性和创造性。庄子悟道对人们审美活动的启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体验是审美活动的独特方式。《庖丁解牛》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之止而神欲行”，也是告诉人们只能用直觉去悟道。这种体悟的方式从主观来讲是抛弃感官思维的理性认识，从主客关系来说是打破二者关系，不是主体从外部对客体的观察、分析，而是进入对象内部亲身感受它的存在和发展，从精神上和对象进行交流。这种感受是突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朝彻”“、见独”。这种体验的特点是与审美相似的。审美不同于一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是全新的体验，其中包括直觉和非理性的因素。中国评论作品用“品味”、“领会”强调用直觉体悟到的东西，就是这种审美体验的表现。
其次，非功利是审美活动的必要态度。庄子把“忘”当作人能体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宗师》里说：“古之真人，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揭示了审美超功利的特点。庄子认为人为功利所驱使，就会忽略事物的审美价值，只看到它的实用价值。西方审美学认为审美是无利害关系的活动，把利害关系当作是判断是否为审美活动的标志。无利害关系恰恰是庄子的“忘我游心”。庄子引导人们摆脱功利的枷锁，用超功利的眼光去对待审美，去把握审美的愉悦，这也导致了在创作上纯艺术精神的出现，即“为艺术而艺术”。
再次，虚静是审美活动的心理条件。虚静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最早由老子提出。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说：“夫殉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意思是排除外界干扰，内心保持虚静，才能感到内气的浑然一体，才能达到审美的境界。这个道理启发了后来的文学家、艺术家总结出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特点。只有虚静才能排除杂念、干扰，保持内心明净的状态，只有在空彻通灵的状态才能和艺术产生交流，充分感受对象之美，从而进入身心皆忘、物我合一的境界。魏晋以后人们谈审美都推崇这种心理。如陆机《文赋》讲做文之前要“伫中区以玄览”意既要排除杂念；刘勰《文心雕龙》讲“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论五脏，澡雪精神”。#p#分页标题#e#
最后，物化是审美的最高境界。《齐物论》中有一则寓言，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分不清我是庄周还是蝴蝶，这就是物化。物化就是忘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达到二者交融的境界。这是体道的境界也是审美的境界，反映到中国古典艺术的创作里就是追求“景中生情，情中含景”（王夫之《姜斋诗话》）；用陶渊明的话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也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种情况就是庄子说的“以物为春”，即外界的客观环境与心灵的关系。到了近代王国维提倡“境界说”更是对中国这一传统的艺术精神做了最好的阐释。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庄子在向世人传播道学的同时，也用一种通达自由、超然洒脱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中国的文人和艺术家，他们在两千多年世事沧桑中，努力抛开世俗功利的烦扰，在忘我通彻的艺术空间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艺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