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博公 颜汇成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之一，在中国电影提升水准、拓展类型、壮大产业、享誉世界等诸多方面，都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从20世纪早期的《定军山》《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到中后期的黄飞鸿系列片、李小龙及成龙作品，再到荣膺戛纳技术大奖的《侠女》，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可以说，华语电影的几次重大突破都曾受益于中华武术。更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西方电影中也时常能看到武术的风采。那么，电影何以对武术如此热衷?武术在电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上又有哪些功能呢?
一、武术关联诸多民俗事项，能明显增强电影之民族气韵
武术是植根于华夏文明广袤土壤之中的奇葩，无论是大象无形、大方无禺的“内功”，还是形象直观、刚柔并济的“外功”，任何武术行为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其他民俗文化因素总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体现于电影中的武术行为同样如此。事实上，电影中的“武打”场面并不单纯局限于武术范畴，而是在“练”与“打”的过程和方式中，融合了大量乡土礼仪、岁时节日、南北民居、亭台楼阁、琴棋书画、戏剧舞蹈、杂技马戏、神话小说以及民间服饰等“非武术”元素，这样就把一次次剑拔弩张的“武术搏斗”，烘托、衍化成了一场场美轮美奂的的综合表演，不仅使电影中的视听形象异彩纷呈，而且包容了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如《黄飞鸿》系列影片中的“舞狮”场面，就兼有武术、杂技、民间音乐、传统服饰与岁时节日等诸多文化信息。再如影片《英雄》更是将书法、古琴、服饰、戏曲、建筑，乃至“意念”等多种文化元素，有机整合到了一个以武犯禁的“刺秦”故事中，从而相当完美地、多侧面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此外，电影中的“武术场面”还有一定的心理、情感询唤功能。在影片《醉拳》中，师傅传授给徒弟一套名曰“醉八仙”的醉拳(以传说中的“八仙”命名的八个套路)。显然，这个情节不仅使影片变得更加有趣，而且还能让观众联想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说，以及蕴含其中的诸多民间故事与传统情怀……在影片《少林寺》中，有一段主人公苦练“梅花桩”的场面。可以说，“梅花桩”在这里既是一种练武的设施，也是一种品格的象征———梅花素有“国花”之誉，代表着民族精神;此外，其傲雪怒放的秉性还寄寓着逆境成长的不屈性格。编导在影片中作这样的情境设置堪称用心良苦、意味深长。此外，影片中那一系列构图精美、虚实相间的画面，也散发着中国画般的审美意趣。
可见，当银幕上呈现出某种武术行为时，往往也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同时展示着其他民俗事项，这样就形成了“复合效应”———从直观感受和心理联想两个层面，共同作用于观众的情感，从而使电影所负载的民族意味显得更加蕴藉饱满。武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还一向贯穿着惩恶扬善、济世救民的道德情怀与侠义精神，负载这种“价值内核”的民间传奇故事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可以说，“传奇故事”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侠义情怀”叫人心向往之、境界提升———而这两者都是电影赖以凝聚观众的重要因素，加之武术还有与生俱来的视听魅力，因此任何一个与“武”或“侠”有关的故事，都能被改编为雅俗共赏的影片。例如，《水浒传》《今古奇观》《江湖奇侠传》等小说，以及围绕花木兰、梁红玉、黄飞鸿、霍元甲等武林志士所演绎的大量民间传说，还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几位当代武侠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曾多次被改编为热门影片。史博公颜汇成:论武术在电影文化构建与传播中的功能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武术以及由此衍生的“武侠文化”，总与“英雄气象”结伴而行，把这些元素整合运用于电影，无疑能够充分迎合大众的“英雄崇拜”心理，这也是让电影乐此不疲的另一重要原因。进一步来看，那些侠肝义胆、替天行道的英雄所负载的，正是一种匡扶正义的普世情怀，因而此类影片在世界各地都会大受激赏。事实上，《王氏四侠》(1927)、《木兰从军》(1938)、《黄河大侠》(1987)等影片，正是以一个又一个舍生忘死、护佑众生的英雄形象，一桩又一桩痛快淋漓、善恶必报的银幕传奇，满足了一批又一批观众的豪杰梦想，“武侠功夫片”也据此赢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语境。
二、武术融汇着丰沛的传统理念，能充分彰显电影之民族品格
传统武术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古代思想精华，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与恰当呈现，显然十分有利于提升电影的精神品位、增强其民族风格。武术以攻防格斗的动作为主体形态、以套路为基本单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种传统文化，它融汇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道、佛等多元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思想，被视为“国粹”之一。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其中，“阴阳离合”(《内经》)观念是武术技击理论和方法的核心，由此衍生的刚柔、虚实、动静等阴阳关系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机制，在大多数拳术或器械套路中都有运用。“五行”观念则进一步认为:所有事物相互间都存在着相生相克、互利互害的可能。这些理念使武术活动注重刚柔相济、内外呼应、动静结合、虚实相生，丰富完善了武术技法和理论体系。儒家文化认为:要实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抱负，就应重视武艺军旅之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些学说让统治者十分受用，因此也极大推动了技击武术之拓展。此外，儒家讲求的“仁、义、礼、智、信”以及经世致用等哲学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武术的伦理价值观。
道家哲学对武术的指导更为具体。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若此则可“致虚积”“守静驾”。进而，便能够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是至坚”(老子《道德经》第43章)……显然，在太极拳等项目中所强调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慢制快等理念，无疑直接体现了老子思想。庄子主张“夫大道不称……大勇不忮”(《庄子•齐物论》)，由此指出了武术的至高境界———摆脱招式、技能与器械束缚，追求一种心胸开阔、至刚至大的精神境界。当然，对武术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佛教。相传，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后首创了“少林拳”，在此基础上，原先散落各地的拳术、散打、器械和功法，才逐步衍生为少林、武当等多种武术流派，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武术体系”，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才得以奠定。佛门武术讲求五戒十善、恩威并济、悲智双运———既要有慈悲的摄受，也要有武力的折服，如此才能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显然，佛教给武术注入了慈悲、智慧、勇敢等理念，升华了武术的精神，制约了利用武术去争强斗狠的恶劣倾向。可见，我国武术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蓄积、负载了大量精辟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武术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浸染着浓郁的民族精神与气质。因此，在那些采用了武术元素的影片中，便常常呈现出鲜明的中华风范。此外，武术活动在传播传统思想观念时，很少直接诉诸赤裸的教化或灌输，而是将思想观念的传播蕴含在武术行为当中，让习武者在演练或交锋中去顿悟、领教其精髓。武术这种传达理念的方式，显然很符合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让观众通过观看银幕故事去感受微言大义，《侠女》(1971)、《少林寺》(1982)、《武当》(1983)、《推手》(1991)、《卧虎藏龙》(2000)等影片都属此类杰作。可见，武术在赋予电影视听奇观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电影的精神境界。#p#分页标题#e#
三、作为一种“动作资源”，武术极具视听造型魅力
大多数武术活动本身都伴随着人嘶马叫、兵器撞击等丰富音响，这种天然的视听魅力自然让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对其情有独钟。事实上，电影中武术动作所发出的种种音响，确实增强了相应场面的“声威”，使电影更具震撼力。李小龙在《猛龙过江》等影片中的“虎啸狼嚎”，以及《少林寺》中砰啪作响的刀枪剑戟无不如此。当然，更让电影垂青的还是那些如万花筒般神奇的“武术动作”!早在1928年，时评就对影片《王氏四侠》赞叹道:“这里有比前更逼真的剑术，也有紧短的近打(这是在外国片中梦想不到的)。”①显然，仅就可资“银幕动作”借助的文化资源来看，无论外在动作形态的多样，还是内在理念的蕴藉，遍数世界各民族，也没哪个堪与中华武术媲美。可以说，正是得益于武术元素的广泛介入，才使不少华语影片凸现出卓尔不群的民族风范。在国际影坛上，最常见和刺激的“银幕动作”，除枪战外就是以徒手格斗与刀剑对决为主的打斗，但无论就直观呈现方式来看，还是就蕴藏其中的理念而言，中外电影之打斗场面均有明显不同。首先，各国电影在表现徒手打斗时，往往要借助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西方电影能够借助的传统形式不外乎拳击和击剑，其视觉形象不免千篇一律、难有突破，并且国族与国族间几乎大同小异，几无个性可言。与西方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电影所借重的“传统武术”则要繁复得多———武当少林、南拳北腿、内功外功、长兵短兵……堪称门派林立、内外兼修、历史悠久，设若再加上武侠小说演绎的那些“神功法术”，真可谓花样繁多、目不暇接。无论是武者身体的闪转腾挪、上下翻飞，还是“十八般兵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剑影，以及形态纷呈的门派套路，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取用不竭的“银幕造型”资源。凡此种种，在《蛇形刁手》《醉拳》《功夫》等大量影片中可谓俯拾皆是。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武术的银幕造型魅力主要通过以下“两种场合”来体现:
1.通过对立双方的比武对决，来呈现不同门派的种种功夫，展示各种兵器的鬼斧神工。比如在《卧虎藏龙》“镖局争剑”一场中，玉蛟龙手持青冥剑，与俞秀莲的刀、枪、棍、鞭、矛轮番拼杀，既充分显示了武术器械之独特风采，也使银幕造型变得异常丰盈灵动。
2.主人公“修炼武艺”的过程，则是展现武术造型魅力的又一“舞台”。许多影片在以决斗搏杀来推动情节、强化冲突、解决矛盾的同时，也常以“练武”过程来结构故事、塑造人物，尤其在表现主人公的成长时，都会加入不少勤学苦练的情节，如《太极张三丰》《少林三十六房》《少林十八铜人》等都有大段学艺、苦练情节。这类情节的美学意义在于，不仅能够彰显武术中那些“非暴力”的多元文化、精神价值———诸如:强身健体、砥砺意志、悟道参禅乃至诙谐达观等，同时也使武术的银幕造型疏离了血腥与残酷，呈现出某种类似于戏剧、舞蹈、体操式的、较为纯粹的艺术美感。典型如《少林寺》中的僧人为训练臂力，不惜平举双臂、提着水桶沿山间石径迤逦而来的场面，就好似舞蹈造型般美不胜收、意趣盎然。再如影片《醉拳》则有机地将体操、杂技等因素融合进主人公揣摩“醉拳”的历练中。此外，主人公修炼武艺的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人体美”的充分展示，那一个个刚柔相济、蓬勃健硕的人体造型，简直就是一尊尊鲜活的银幕雕塑。在《仇连环》《精武门》《南拳王》《马永贞》等影片中，陈观泰、李小龙、赵长军、邱建国等武术名家那威猛阳刚的形体之美，无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各种武术招式、套路、门派与器械的大量运用，已成为中国电影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银幕造型”风范，影响所及，甚至连好莱坞电影也纷纷模仿———《骇客帝国》《霹雳娇娃》《杀死比尔》等影片，就曾邀请香港的袁和平出任动作导演，结果这些作品均因其新颖别致的武打场面，在国际市场取得不菲票房。此外，元奎和甄子丹也为《X战警Ⅱ》和《刀锋战士》担任过动作导演。可见，武术之银幕造型魅力不仅让中国电影光芒四射，而且也已成为世界电影文化的共同资源。
四、武术元素的采用，有益于拓展电影技艺之空间
由于武术题材所涉及的时空环境往往远离现实，或者是一种非常态、乃至超现实的情形，加之观众对那些出神入化的武术功夫不甚了解，因此这类题材便为电影特技提供了极大的创意空间;加之，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出新出奇也是这类影片的必然追求，因此电影对于武术元素的持续运用，自然能够促进电影特技之发展。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许多特技的开发最初都源于武侠片，而肇始者当属1928年开拍的《火烧红莲寺》系列:在前期拍摄时，发明了借助钢丝飞檐走壁的“器械特技”，并运用“摄影特技”表现了剑侠腾云驾雾、御风而行、隐身复现等奇幻场面;在后期制作中，又尝试了放飞剑、斗掌风之类的“动画特技”，这些特技手段曾被广泛效仿和改良，沿用至今。此外，该片还尝试了后期着色———在“放飞剑”的场面中出现了“黄气一道”②。当时，影片《红侠》的主演范雪朋也曾要特技师“在负片上把我扮演的角色，用红墨水染红了，放映在银幕上，就名副其实的成了‘红侠’……”③这些“黄气”和“红衣”均是在胶片上人工逐格上色的效果。中国电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肯在工艺特技上下功夫，这显然与武侠片的题材优势及其对市场效益的追求有关。20世纪后期以来，在武侠电影特技上贡献较多的当属徐克导演。他将多种现代科技用于创作当中，使香港武侠片变得更加奇幻瑰丽，这在《蝶变》《蜀山传》《七剑》等影片中都有充分反映。《蝶变》(1979年)用“弹簧钩箭”夸张了飞檐走壁之类的轻功，用火药爆炸的效果渲染了武林神力，还特制了传说中能使身体刀枪不入的“铁布衫”;《蜀山传》(2001)则将数字影像技术渗透到整部影片，从总体上升华了传统武侠片的动作和空间意象，历史性地突破了武侠片的视觉风格。事实上，电影对于武术元素的持续运用，不仅提升了电影特技本身，而且促使电影在动画、摄影、剪辑等多方面都有所拓展，进而带动了电影制作水准的整体飞跃。例如香港电影的剪辑技艺堪称世界驰名，概因他们发现通过富有逻辑的快速剪辑能使武打场面变得更加刺激。这种被业界誉为“暴雨剪辑”的技艺，不仅被广泛用于武侠片，甚至对其他类型片的剪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p#分页标题#e#
此外，武术所具有的“机动性”，也十分有利于升华电影之优长。武术作为一种以人身为载体的文化形态，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只要有立足之地，武术便能施展魅力。因此，武术很少受空间限制———陋室豪宅、庭院街巷;车厢内外、马背上下;江河湖海、山川原野;繁华都市、大漠戈壁……无一不可成为“用武之地”，这就极大地延伸了电影的表现空间，让电影“时空自由”的优势得到了尽情发挥，这在《卧虎藏龙》《英雄》《功夫》等影片中都不乏体现。还应特别提及的是，武术的“机动性”既适用于现实场面，也适用于虚拟情境，能让主人公任意驰骋于各种时空，这在《英雄》《蜀山传》等影片中均有出神入化的演绎。事实上，传统武术修炼一向讲求虚实结合、内外兼修。尽管不少“内功”被夸张得有些玄幻，但我们却不能一概否认其存在的可能。在民间口碑与中医气功中，有些内功确因其行之有效而不乏拥趸。正是得益于民众的认同与期待，武侠片中那些旱地拔葱、凌波微步、飞檐走壁、竹林打斗等奇观，才有了情感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赢得了观众的长期青睐。
五、武术元素的介入，有利于促进电影产业之壮大
回眸中国电影史，武侠功夫片堪称引领、支撑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武侠神怪片”促成了中国电影第一个大规模制片高潮。30年代末期《火烧红莲寺》的重映(1938)，直接刺激了上海“孤岛电影”的兴盛。50年代初《黄飞鸿》系列的面世，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崛起。60～70年代，基于张彻、胡金铨、李小龙、袁和平、成龙等人在武侠功夫片上的卓越贡献，港台电影开始享誉海外。80年代，《少林寺》《黄河大峡》《武当》等武侠功夫片让大陆票房屡创新高。进入90年代后，武术元素广泛地渗透到其他类型片当中，这些作品和武侠功夫片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之独特风景，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食神》《审死官》《青蛇》《东归英雄传》等。进入21世纪以来，含有武术元素的影片不仅仍在国内市场上独占鳌头，在国际影坛也收获颇丰。据说，1980～2006年在美国上映的外语片当中，《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的票房分别排名为第一(12800万美元)、第三(5371万美元)和第十六位(1105万美元)。④上述史实说明，含有武术元素的影片，特别是武侠功夫片，不仅曾在中国电影史上屡创佳绩，而且在海外市场同样有过杰出表现。可以说，对于促进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来说，这类影片不仅在过去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中国电影在未来的拓展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效用。
六、结语
在我国璀璨多姿的传统文化宝库中，并非所有民俗事项都像武术那样，与电影文化有着如此深厚的“情缘”。显然，中华武术自身的独特禀赋，正是电影对其钟情有加的关键所在，“从客观层面看，武术天然具备的‘视听魅力’使她格外适宜于电影创作;就主观层面而言，武术还能广泛满足观众在精神和娱乐上的多元诉求。”⑤这两方面的“合力”，又让武术显著促进了电影艺术和产业的拓展。有鉴于此，武术才得到了中国电影乃至国际影坛的长期青睐与追捧。可以预见，在未来我国电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中，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华武术资源，仍将持久地迸射着无可替代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