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内蒙古广袤的草原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医药及其他生活原料，为畜牧生产提供了其需要的几乎所有饲草，支持着当地农牧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1]，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及水文循环，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净化环境，保持水土，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对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有重要作用[2]。然而，由于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植被稀疏，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土地沙化、退化的速度加剧，恢复和治理的难度将急剧增加[3]。该区的典型大陆性气候和敏感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极易受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研究发现，蒙古高原受到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的影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东西部草原向北蔓延；气候变暖使得穿越了蒙古北部、由气候驱动的森林-草原边界（树线）逐渐往北推移，即西部及东部地区原本以森林为主的土地逐渐变被草原所替代[4]。另一方面，近年来内蒙古地区人口的增长和集约化经济活动引起了对有限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研究表明，内蒙地区耕地主要是从草地和林地转化而来，导致了天然植被的减少，生态环境的自我保护和恢复能力的减弱，这使得土地更易产生水土流失和土壤养分的减少[5]；同时，草地的退化与耕地的扩张也导致了显著的风力侵蚀增强[6]。1975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东部区草原一直处于退化状态（主要表现为草地破碎化与盖度降低），2000年之前为持续、加速的退化过程，2000年之后由于生态政策的实施，草地退化态势才有所遏制和缓解[7]。近年来以干旱为主的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严重影响了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导致内蒙局部地区贫困落后。为了有效治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西部大开发计划制定和实施中，国家把内蒙古的生态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启动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生态工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此区域陆续开始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项目，其中主要的工程和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始于1978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始于1998年）、水土保持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专项工程（始于2000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植被恢复建设与保护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在内蒙古主要通过全面禁止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和大力调整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解决天然林资源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实现林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工程目标为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调减751.5万m3，使3300万hm2森林得到有效管护，48.4万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和安置，实现森工企业的战略性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步入可持续经营的轨道[8]。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采取封沙育林、飞机播种造林、人工造林相结合的措施，营造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防风固沙林体系。据2004年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全区森林面积已达到2067万hm2，其中仅人工林保存面积就达到573万hm2，林木蓄积12.9亿m3。森林面积比1998年增加326.7万hm2，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7.57%，蓄积量比1998年增加了1.2亿m3[9]。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主要通过退耕还林、围封转移、禁牧舍饲、小流域治理等措施，尽快恢复项目区的林草植被，解决首都的风沙危害问题。至2009年，该工程已使得工程区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盖度明显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4个百分点，沙化土地面积逐步减少[10]。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总建设任务333万hm2，其中退耕地造林166万hm2（包括国营农牧林场16万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6万hm2。该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建设史上投资最多、群众参与面最广的建设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2002年开始在全区启动，范围涉及内蒙古地区90%以上的旗县，有效缓解和改善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上述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对于内蒙古生态环境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工程的实施成效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工程实施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展开。如郭廷辅等人在对水土保持建设的调研报告中，主要考察了水土侵蚀速率的变化情况以及工程拦蓄泥沙量和减沙效益[11]。朱智红等人在对内蒙古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的成效研究中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以及社会效应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12]。郭磊等人开展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综合效益评价和分析，对工程实施前后工程区生态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农牧民生活质量等进行了抽样调查[13]。另外，樊华等人在退耕还林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研究中也考察了人口资源分配、土地资源分配、粮食产量以及地区经济收入情况[14]。然而，目前尚缺乏生态工程实施对当地公众生活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生态工程实施及其自身意愿的研究。本文采用实地一对一农牧户问卷调查和参与式农村评估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内蒙古重大生态工程实施对农牧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揭示农牧民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认知、意愿、以及对未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期望。研究不仅对建立基于人类福祉的长期而有效的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时对该地区农民福祉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草原辽阔，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居延海畔，绵延4000多km，是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11片重点草原，内蒙古拥有5片：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还有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全区草原总面积7880万hm2，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2%，位居全国首位[2]。区内天然草原植被从东到西分为草甸草原（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和荒漠五大类，草原类型形成一个梯度分布。本研究中的典型区调研点分别选自草甸草原、典型草原以及半荒漠化草原三个梯度类型上的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三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呼伦贝尔市土地面积25.3万hm2，年降水量396mm，蒸发量800～1900mm，人均占有土地9.38hm2。境内土壤有栗钙土、淡栗钙土、风沙土以及隐域性的草甸土、沼泽土等。草甸草原为主，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其主要组成成分，优势植物有大针茅、冰草、羊草等。2010年，全市生产总值932.01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9.6∶42.1∶38.3。农作物播种总面积153.7万hm2，全市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1610.07万头（只）。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4857元，农牧民人均收入6295元。总人口为254.9万人；汉族人口占82.31%，蒙古族人口占9.02%；其他少数民族占8.66%；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66.2%和33.8%。呼伦贝尔市人口文化程度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42.41%，而农村牧区劳动力大部分属于社会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人口。锡林郭勒盟土地面积2026万hm2，年降水量295mm，蒸发量为1500～2700mm，土壤为栗钙土，草原植被主要是典型草原，代表群系为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2010年生产总值591.25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10.1∶67.4∶22.5；农作物播种面积23.0万hm2，年末大牲畜和羊存栏635.18万头（只）；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5464元，农牧民人均收入6153元。常住人口为102.8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29.78万人，其他少数民族人口4.39万人；城镇人口55.47万人。农牧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家畜结构主要以羊和牛为主，绵羊的比例占据了全部家畜的75%左右。种植方面，油料以及蔬菜瓜果产量有较大提升，分别同比增长28.2%和3.4%。鄂尔多斯盟土地面积868万hm2，年降水量约200mm，蒸发量为2000～3000mm，境内以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为主的风沙地貌广泛发育，植被以干旱草原为主，土地退化严重。2010年生产总值达到2643.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7∶60.2∶37.1；农作物总播种面积37.8万hm2；年末牲畜总头数826.3万头（只）；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5205元，农牧民人均收入为8756元。全市户籍人口152.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1%；蒙古族16.9万人，其他少数民族0.58万人。农牧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基本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目前，农区的生计策略主要是种植（小麦、玉米、糜子、谷子等）粮食作物、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和养殖（细毛羊、山羊、生猪、肉牛、奶牛、鸡、鸭等）；牧区则以放牧和养殖（马、细毛羊、山羊、肉牛、奶牛、骆驼等）为主。#p#分页标题#e# 3研究方法 3.1农牧户问卷调查 本研究于2011年6月下旬进行数据收集工作。调研点的基本选取原则为：①按草地生态系统的三个梯度分布，选取具有代表性草地背景的三个调研区域，即以草甸草原类型为主的呼伦贝尔、以典型草原类型为主的锡林郭勒盟以及以半荒漠化草原为主的鄂尔多斯（图1）；②在三个调研区选取以畜牧业、农牧交错或农牧矿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旗、县；③靠近盟、市政府所在地，即人口集中，交通相对发达、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基于上述原则，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方法和目的抽样方法，选取靠近呼伦贝尔市的3个乡镇（达斡尔民族乡、巴彦呼硕和锡尼河镇），锡林郭勒盟白旗的2个乡镇（明安图镇和星耀镇）以及鄂尔多斯市的5个乡镇（罕台镇、泊江海、伊金霍洛旗苏木、铜川镇和东胜区卜拉塔移民区）作为调研点；再采用简单随机采样方法，在每个研究区取样70户左右进行问卷调查，共212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9份。问卷由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组成，共5部分：①调查对象及家庭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口等；②土地利用变化与家庭收支情况，包括过去以及现在占有的土地数量、面积，主要收入情况等；③家庭种植和养殖情况，包括作物品种、牲畜品种及其数量等；④家庭消费情况，包括食物和燃料等的消费情况；⑤生活方式变化趋势及意愿调查。三个典型区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等基本特征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受访者以30岁以上中年人为主。其中，呼伦贝尔调研区里以31岁至50岁年龄段人数居多，而在锡林郭勒和鄂尔多斯调研区，大于50岁的受访人超过60%。调查对象以中年人为主，可保证其对近十几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判断的真实性。另外，居民文化程度直接决定信息收集的可操作性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能够代表打工留守人员、农民和牧民等依赖自然生态系统人群的特征和意愿。调查中60%左右的受访者为中小学文化程度，文盲率平均为23%。 3.2SPSS统计分析 本文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对调研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用Origin、ArcGIS等软件制作图表，用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和对比分析法分析不同调研区农牧户的土地利用情况、生产生活情况以及意愿等的变化情况。二手数据来自2011年内蒙古统计年鉴、盟市统计公报等相关统计资料。 3.3满意度分析方法 本调研同时对三个地区农牧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进行了考察，并将“主观满意度”作为衡量生活福祉的一个指示性指标。依据被访者的主观感受，统计该区域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作为“生活满意度值”，以指示该区域农牧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区域生活满意度=回答满意人数被访问者总人数×100%虽然以此生活满意度百分比值作为衡量生活福祉的指标比较单一，但其可以直接而真实地反映该地区农牧户生活幸福感的大致水平。 4结果分析 4.1生态工程实施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土地利用结构，而土地利用又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可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情况[14]，进而帮助我们了解生态政策对草原生态系统和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本文调查了三个典型区农牧户分别在1995年、2010年时所拥有的不同土地类型面积（耕地、草地和林地）以及实际退耕还林还草面积，结果如表3所示。从总体上看，三个地区农牧户的户均耕地均大量减少，其中，耕地减少幅度最大的呼伦贝尔地区，户均耕地从1995年的33.4hm2缩减至0.1hm2，减少幅度最小的鄂尔多斯地区，户均耕地也比15年前减少了77.2%。同时，三个地区农牧户的草地和林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其中，呼伦贝尔地区户均草地面积由原来的44.8hm2增加至目前的78.1hm2，提高74.4%；锡林郭勒地区增幅为12%，鄂尔多斯增幅较小，为10%。而目前（2010年）三个研究区农牧民拥有的土地情况为：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户由于其地处得天独厚的优质草原背景环境，户均拥有草地面积最多（78.1hm2）；鄂尔多斯农牧户在生态政策的调控下，户均拥有最多的耕地和林地（耕地1.2hm2，林地3.8hm2）；锡林郭勒盟的调研点，由于其处于农牧交错带，户均拥有耕地、林地和草地均都处于中等水平（耕地0.4hm2，草地30.1hm2，林地1.4hm2）。另外，还可看出呼伦贝尔地区以退耕还草为主，基本没有退耕还林地。该区农牧民每户平均退耕还草33.3hm2，远高于锡林郭勒的3.4hm2以及鄂尔多斯地区的0.8hm2。这主要是由于呼伦贝尔地区本身属于草原牧区，地域辽阔，原本是以自由放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原住民们拥有土地总面积较大（户均78.2hm2），退耕还草较多。其次，由于呼伦贝尔草甸草原的生态环境背景决定了当地生态改良政策应以退耕还草为主。该地区的土壤本身性质不适宜种植树木，从内蒙古海拉尔往西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条沙带，尤其不适宜种树。这片区域土壤层较薄，土壤层下面有钙积层，幼树可以倚赖土壤层的养分存活，但随着树的不断生长，其树根穿不透钙积层，导致树的衰死。因而地区政府实施了重点保护当地草甸草场的政策。鄂尔多斯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特别强调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建设，鄂尔多斯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财政收入从2006年145.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38.2亿元，其迅速增强的地方经济成为生态建设投入的坚实后盾。5年来，鄂尔多斯市共完成林业投资174亿元，完成造林73.98万hm2；2010年，全市森林资源总面积达到13.4万hm2，比2005年增加58.9万hm2。鄂尔多斯市还是全国率先实行禁牧休牧轮牧和标准化舍饲养殖的地区，全市禁牧草原234.5万hm2，占总面积的39.9%；休牧草原353.2万hm2，占总面积的60.1%，其中划区轮牧草原156.5万hm2[15]。由此，在三个典型区中，鄂尔多斯农牧户的户均退耕还林面积最大，达3.3hm2。锡林郭勒研究区农牧民户均还林1.3hm2，还草3.4hm2，相比其他两地，其治理力度为中等水平，但也使得该地草地和林地覆盖率分别提升了12%和280%。#p#分页标题#e# 4.2农牧民生产生活变化分析 4.2.1生产方式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必然伴随着家庭生产方式的转变。本研究对三个地区农牧户的家庭生产结构进行了考察。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依据，将农牧户分为纯农户、纯牧户、农牧户以及打工户四个类型。纯农（牧）户是指以种植（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但这些家庭里面也有个别成员以打工为职业，为家庭提供另一份收入来源。农牧户是种植收入和养殖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均占一定比重的家庭。纯打工户是指仅仅依靠打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中无养殖或种植收入的家庭。三个地区1995年和2010年的家庭生产类型比例如表4所示。从总体上看，三个地区农牧民家庭生产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呼伦贝尔地区一直以牧业为主，十几年来纯牧户比例增加6%，农户数减少1%。锡林郭勒调研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奶牛村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建设使得当地的一部分纯农户转变为牧户或农牧户，从1995年纯农户、纯牧户各占一半的格局变成目前的纯牧户占68%，纯农户占21%的格局。而鄂尔多斯地处农牧矿地区，当地生态环境较差，打工人口增多9%，纯牧户比例降低55.8%。生产性投入主要包括养殖牲畜需要的草料、饲料和种植作物需要的肥料、农机设备等。三个地区农牧户在1995年和2010年的户均养殖和种植的投入经费如表5所示。总的来说，种植投入和养殖投入均有较大提高。呼伦贝尔调研区种植业由原来的零投入增加到户均投入400元/年，养殖投入也由原来的9765元/年提升到目前的28604元/年，增加了1倍多；锡林郭勒盟调研区2010年户均种植投入达3700元，较1995年增加了1.3倍，养殖投入达到23339元/年，是15年前的2.7倍；鄂尔多斯调研区养殖投入增加到11200元/年，为1995年的2.9倍。导致这种变化趋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①草场的退化使得农牧民难以在草料饲料上自给自足，需要以购买的方式补足养殖上的生产需要；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牧民有能力购买生产所需的草料、饲料、肥料以及农机设备等，同时还有可以购买品种优良的牲畜或作物种子。另外，由表5也可看出鄂尔多斯调研区农牧户种植投入有所减少，由1995年的3913元/年降至目前的2378元/年。这主要是由于种植业发展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鄂尔多斯地区为生态条件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地表植被稀疏，水资源短缺。外加近年来的干旱灾害，使得农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影响。调研中还发现鄂尔多斯地区70%的种植户表示近几年来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因而该地农民在种植方面投入的意愿较低。1995年和2010年，各地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土豆、糜子、莜麦、蔬菜、豆类和油料作物）和牲畜（包括：绵羊、山羊、牛、马、驴骡、鸡和猪）的种植或养殖户数及其规模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呼伦贝尔地区种植玉米、土豆和蔬菜的户数及种植面积均呈增加趋势，前两者种植增加3户，户均种植面积增至0.08hm2左右，蔬菜种植增加1户，户均种植面积增加13%。相比其它两地，呼伦贝尔种植种类较为单一，主要以种植玉米和薯类为主，该两者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54.7%（（玉米+薯类）/粮食）。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土壤环境不适合种植。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草原土壤多年积累的有机质、土壤肥力会被农作物快速消耗。土壤养分一般只能支持3年粮食生产，3年以后粮食产量逐年递减，最终导致土地被撂荒；二来由于当地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以放牧为主，务农家庭较少；三来，当地的饮食习惯也决定了种植种类较为单一这种情况。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以及蒙古族，占总人口数的88%，饮食结构以肉类食物为主，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等消费量较低。在养殖方面，绵羊、山羊和马的养殖户数减少30%左右，养殖的规模减小15%～30%；牛、鸡和猪的养殖数量有所增加，养牛户数为原来的1.1倍，鸡的养殖规模由原来的11只/户提升至33只/户。马、羊养殖数量的减少一来是由于草场退化，草料饲料不足；二来是由于围封、禁牧等生态保护政策使得天然放牧受到限制，家庭养殖趋向于圈养奶牛和家畜饲养的生产方式；另外，由于社会的发展，交通更加便利，文化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当地居民接触到了更丰富的物质资料和信息资讯，且农牧民们也十分愿意接受与从前不同的消费品以提高物质生活质量。锡林郭勒地区种植和养殖规模均大幅缩减。小麦、土豆、糜子、莜麦、豆类和油料作物种植户数减少三成左右，种植面积分别降低70%、58%、32%、33%、28%和69%；其中，小麦种植面积降低幅度最大，由原来的1.18hm2降至目前的0.36hm2；蔬菜种植面积降低幅度较小。山羊、绵羊养殖数量锐减，养殖户由原来30户左右降至5户左右，从数量上来看，由原来每户养殖上百只羊减少至每户5~20只；牛的养殖规模减少20%；鸡与猪的养殖户数分别增加150%和60%，户均养殖数量基本维持不变，分别为14只鸡、2头猪。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气候持续干旱，尤其是2008年与2009年遭遇的特大旱灾，使得该地绝收减收，严重影响了农作物和牲畜养殖的规模。另一方面，《锡林郭勒盟草畜平衡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家庭牛羊的养殖数目，导致牛羊的养殖数量锐减。鄂尔多斯地区玉米种植显著增加。1995年当地无玉米种植，而2010年有43%的农牧户种植了玉米，户均种植面积0.7hm2，而土豆、糜子、蔬菜、豆类、油料作物和莜麦的种植面积都有所减少，分别下降了50%、8%、43%、17%、41%，甚至不种。大型牲畜如马和羊饲养也大幅减少，其中山羊、绵羊户均数量分别下降了24%和37%，鸡、猪的饲养户数分别增加了28%和33%。这主要是由于作物产量低，饲料饲草缺乏，使得大型牲畜的饲养成本过高，可见草地退化以及环境的恶劣对农牧业影响之大。另外，鄂尔多斯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物资丰富，农牧民从事二三产业的较多（67%），打工人员比例也相对较高（22%），远高于内蒙古的平均水平（7.6%）。大部分农牧户生存不依赖于自产的食物，生活消费品以市场购买为主。 4.2.2经济收入数量和结构变化 经过十几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生态保护政策的不断深入，农牧民收入结构有了较大变化。本研究对三个典型区农牧民在1995年和2010年的家庭收入结构进行了考察，其中，家庭收入类型主要包括养殖收入、种植收入、补贴收入（如生态政策补贴，养老补贴等）、从事服务业收入、打工收入和其他（如征地等）6项收入内容，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2010年，户均总收入鄂尔多斯地区最高，为23万元。主要收入来源依次为：被政府或企业征地所得收入、打工收入、养殖收入、生态补贴收入以及种植收入，分别占该地区户均总收入的60.1%、10.8%、2.6%、2.1%和0.7%。鄂尔多斯市地区拥用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在矿业的推动下，地区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为当地农牧民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另外，该地区诸多农牧民还能通过政府或者企业的征地而获得每公顷30万元不等的征地收入，也是致使当地农牧民较为富裕的直接原因之一。户均总收入居中的是呼伦贝尔地区，为10.6万元，主要收入来源依次为：养殖收入、打工收入以及生态补贴收入，分别占该地区户均总收入的40.9%、14.4%和1.7%。三个典型区收入最低的是锡林郭勒盟，为6.7万元，主要收入来源依次为：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种植收入以及生态补贴收入，分别占该地区户均总收入的33.8%、30.6%、12.7%和8.7%。可见，养殖所获得的收入是一般农牧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与1995年相比，呼伦贝尔地区和锡林郭勒地区户均种植收入增加。呼伦贝尔地区由原来的零元增加到2010年的313元，锡林郭勒地区由3585元增加到2010年的8500元，提高了137%。而鄂尔多斯地区户均种植收入减少，由1995年的4604元减少到2010年的1683元，降低63%。可能是由于鄂尔多斯地区耕地质量较差，种植业境况大不如从前。而锡林郭勒地区处于农牧交错带，地区政府重视农业发展，帮助农户建设蔬菜大棚同时引进优质良种等，增加了作物产量。养殖收入在三个地区均有所提高：呼伦贝尔提升幅度最大，2010年户均收入值为1995年的2.6倍，2010年户均养殖收入为43361元，比锡林郭勒和鄂尔多斯分别高出20717元和37432元。这主要由于呼伦贝尔地区放牧环境优越，优质牧草丰富，为该地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另外，打工收入在三个地区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鄂尔多斯户均打工收入最高，达24856元。锡林郭勒生态环境较差，又处于北京、天津的上风上水区，几个重大生态工程均覆盖到该区域，如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防风固沙工程等，因而在所调查农牧户中，有大约70%的家庭得到该地政府提供的生态补偿，数额平均为5837元。#p#分页标题#e# 4.2.3农牧户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为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人类直接或间接地消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如对谷物、水果、蔬菜、动物性产品、副产品以及能源的消费（表8）。这些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获得性或可达性、消费行为如消费偏好和消费可能性，价值实现程度和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宗教[16]。三个典型区具有不同的生态背景条件，农牧户生产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因而其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情况必然存在地域差异性。本文主要讨论食物以及燃料这两种主要生态系统直接消费的变化情况。三个地区农牧户在1995年和2010年对主要的几种食物和燃料的消费量及其变化率的调研数据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总体上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三个区域的食物和燃料消费比15年前有所增加；食物的消费倾向于种类多元化、营养均衡化发展；燃料消费倾向于使用便捷的、新型的能源如煤、天然气和电等。 （1）食物。食物是与人类直接消费关系最为密切的生态服务，一般包括谷物、水果、蔬菜、动物性产品等。三个研究区的主要食物供给有四类：粮食（小麦、大米和土豆）、蔬菜、肉类（羊肉、牛肉和猪肉为主）和奶制品。食物消费中以谷物为主，肉类为辅，蔬菜、水果消费量较少。2010年呼伦贝尔地区粮食消费量比1995年有所增加，小麦、大米、土豆的户均消费量分别提升5%、13%和27%，达到329kg、240kg和227kg/年。锡林郭勒地区农牧户在小麦、大米、土豆消费量上有所减少，分别比1995年降低10%、10%和1%，2010年户均消费量分别为346kg、156kg和162kg/年。鄂尔多斯地区农牧户在此三项的消费上也有所减少，分别降低31%、34%和17%，2010年户均消费量分别为211kg、125kg和573kg/年。由上述分析可见，三个地区目前的粮食消费量相差不大。另外，鄂尔多斯的土豆消费量是其他两地的2到3倍，这是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盛产土豆，体现了生态系统服务特性决定其消费结构的这一特征。三个地区对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均呈上升趋势。呼伦贝尔地区的蔬菜和水果户均年消费量分别比1995年增加76%和149%，锡林郭勒地区增加41%和186%，鄂尔多斯地区增加196%和144%。一来是由于家庭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牧民能够获得各种农产品，二来也反映了农牧民的健康意识的加强，自主调整摄入的食物结构，使得饮食结构更加均衡。呼伦贝尔地区的牛羊肉消费量较大，2010年其户均牛肉消费量达173kg/年，分别为锡林郭勒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1.2倍和4.1倍。这主要是由游牧民传统饮食习惯决定的，该调研区少数民族比例高达88%，主要以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以及蒙古族为主。然而，由于受到禁牧政策的影响，羊的养殖数量减少，导致羊肉的消费量比1995年减少12%。锡林郭勒盟地区户均羊肉消费量从1995年的15kg/年增加至94kg/年，牛肉消费量由原来的187kg/年减少至149kg/年。然而，从户均养殖情况得知，户均牛羊的养殖量均减少，可见，农牧户会通过购买来满足对肉类的消费需求。另外，由于牛养殖的减少，奶制品的消费量比之前下降了31%。鄂尔多斯地区户均牛羊消费量减少，分别比1995年减少21%和35%，主要是受家庭牛羊养殖数量降低的影响。另一方面，猪的养殖数量增加，相应地，猪肉的户均消费量也由原来的249kg/年增加至280kg/年。由于该调研区汉人较多，占83%，猪肉的消费量比重较大，为其牛羊消费的2～3倍，与其他两地的猪肉消费相比，也高出2～4倍。同时，奶制品消费较少，虽然比1995年增加95%，但仍比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地区低70%和67%。由此可见，民族习俗等造成的消费习惯不同对消费结构差异性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2）燃料。生物质能是农牧民能源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是家畜干粪和薪柴消费。研究区燃料消费中，家畜干粪是主要的燃料的来源，这也是由畜牧业在内蒙古区域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游牧的养殖方式使得众多燃料不易获取和携带而丧失其可用性，而家畜干粪作为游牧民最易获取的燃料被广泛地大量利用。家畜干粪作为燃料主要用于取暖或做饭。相比之下，干草、秸秆和薪柴等消费在草原牧区不常见，而由于社会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的增加，其他形式的便捷能源如煤炭、天然气以及电等也逐渐成为流行的燃料类型。呼伦贝尔燃料消费以牧区特有的家畜干粪为主（主要为牛粪）。虽然由于煤、电和天然气等其他形式能源的兴起，家畜干粪的消费量呈降低的趋势，2010年的户均消费量比1995年降低11%，但是户均消费量仍然非常可观，1995年和2010年分别为10396kg和9212kg。目前呼伦贝尔地区的户均干粪消费量分别为锡林郭勒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2倍和7.7倍。其次，煤炭能源的消费量也非常大，且呈急剧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户均消费3357kg至2010年的户均消费7932kg，增加136%。而由于其生态环境是以草原植被为主，灌木以及作物较少，所以该地区基本没有对作物秸秆和薪柴进行消费的情况。锡林郭勒盟调研区位于农牧交错区，作物秸秆为当地农牧户主要的燃料来源之一。近年来，秸秆和煤炭的用量均有所增加，增加率分别为50%和140%。另外，由于家畜限养政策的实施家粪用量减少了一倍。鄂尔多斯调研区地处农牧矿交错带，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在家庭燃料中所占比重较大，同时当地家庭也有其他形式的燃料如家粪、薪柴和秸秆等作为辅助。2010年主要燃料使用情况依次为：煤炭、薪柴、秸秆和家粪，户均消费量分别为6136kg、4850kg、1500kg和1200kg/年，其中煤炭和秸秆用量分别比1995年增加22%和165%，薪柴和家粪用量分别减少44%和61%。这种地域差异性是由内蒙古草原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不同草原生态系统为当地农牧民提供了各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服务以及相关产品，草原生态系统的供给功能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结构。 4.3农牧民对生产生活满意度和意愿分析 4.3.1满意度分析 鉴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草畜平衡政策和禁牧舍饲等生态政策的实施以及农牧民生活生产的变化和现状，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当地居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情况以及他们对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看法和意愿。将统计得出的三个地区户均总收入与各区农牧户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百分比值做相关分析，获得收入与满意度关系图（图2）。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户均总收入越高的地区，该地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农牧民比例越高，两者成正比关系。鄂尔多斯农牧户的户均收入远高于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地区，同时该地区大于75%的人表示对目前生活较为满意。而在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地区户均收入均低于11万元，表示满意的人只有47.6%和56.9%。这反应了收入水平确实是影响人民生活福祉的一个重要因素。#p#分页标题#e# 4.3.2生产方式意愿选择分析 通过进一步调查还发现，70%以上的受访农牧户表示愿意改变目前的生产状况。调查统计了三个地区农牧户希望的6种不同生产方式（天然放牧、禁牧舍饲、圈养奶牛、种植粮食、种植蔬菜以及迁入城市）的比例情况，结果如图3所示。 鄂尔多斯地区有高达58.1%的农牧民希望迁入城市，而锡林郭勒地区和呼伦贝尔地区希望迁入城市的农牧民比例较小，分别为10.3%和19.3%。这可能是由于鄂尔多斯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牧民的选择相对多，受现代化社会的影响和熏陶较大，农牧民普遍期望其生活质量高低能够摆脱对土地和自然条件的依赖，而在现代化的城市中获得更安稳的生活。 在锡林郭勒地区，则有44.8%的农牧民期望能够圈养奶牛，呼伦贝尔地区也有28.1%的农牧民倾向这种生产方式。相比之下，鄂尔多斯地区的农牧民则不愿从事这种生产方式。其原因是锡林郭勒当地政府为农牧民开辟专业的奶牛村，为圈养奶牛的牧户提供饲草补贴，同时奶牛户同蒙牛公司签约出售牛奶，使得奶牛户有较好而稳定的收入。 呼伦贝尔地区部分农牧户（36.8%）希望能够从事天然放牧，其一是由于呼伦贝尔本身拥有高质而广阔的天然草场；其二是由于当地政府政策的扶持，重视畜牧业产业链的建设。从分析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本身农牧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政策这两项因素对于生产方式选择的影响之大。而至于受访者的下一代，他们的职业选择意向又与当前的农牧民生产方式大有不同。三个地区农牧民下一代对6种去向的选择（从事畜牧业、从事种植业、移居城市、做生意、外地打工以及其他）比例情况如图4所示。结果表明，三个地区大多数下一代都希望移居到城市（鄂尔多斯66.0%，锡林郭勒37.5%，呼伦贝尔68.0%）。其次的职业选择则都是打工或者做生意（鄂尔多斯17.0%，锡林郭勒37.5%，呼伦贝尔8.0%），而选择从事农牧活动的很少甚至没有（牧业：鄂尔多斯2.1%，锡林郭勒8.9%，呼伦贝尔10.0%；农业：鄂尔多斯0%，锡林郭勒1.8%，呼伦贝尔0%；）。自然条件对种植以及养殖生产有很大影响，恶劣的环境条件使得农牧民生计窘迫，基本的生活需要得不到保证。另外，三个地区农牧民对未来草原的6种预期（草原变好，养殖的牲畜增加；草原变差，养殖的牲畜减少；草原变成矿区；变成沙漠；变成耕地；其他情况）的选择比例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40.0%以上的居民认为今后养殖牲畜数量将减少，对牲畜养殖抱消极态度。问及原因，均认为自然环境和养殖条件将可能变差，仅有少部分被调查农牧户（20%）对牲畜养殖抱积极态度，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政策好，对养殖业提供支持，便能使之得到很好的发展。 5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内蒙古生态工程项目政策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研究了1995年至2010年来农牧民生产生活情况的变化及其原因。结果显示，生态工程实施以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以及鄂尔多斯三个地区的农牧户家庭拥有耕地均大量减少，其中呼伦贝尔地区以退耕还草为主，鄂尔多斯地区以退耕还林为主，生态政策均根据各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征来制定和实施。同时，农牧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在政策的引导下由原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天然放牧）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舍饲圈养、蔬菜大棚等）转变，生产投入增加，总体呈现“减产、提效”趋势，其中呼伦贝尔地区以牧业为主，锡林郭勒地区农牧并重，而鄂尔多斯地区牧户减少，打工人口比重增加。 三个地区农牧民生活条件上来看，家庭收入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打工收入比例加大。呼伦贝尔地区收入以牧业为主，锡林郭勒地区农牧业收入并重，鄂尔多斯地区打工收入以及征地收入所占比重较大。食物消费整体上向结构多元化、营养均衡化发展，蔬菜、水果消费增加，其中，呼伦贝尔地区受禁牧政策影响，羊肉类消费减少、粮食消费增加，鄂尔多斯地区牛羊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与各地区民族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畜牧业在内蒙古区域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家畜干粪为主要的燃料来源，然而由于家畜规模减小以及社会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家畜干粪的用量减少，煤炭、天然气以及电等便捷能源消费正逐渐增多。其中，受地理环境、生态系统服务特征的影响，呼伦贝尔地区干粪消费比重仍然很大，锡林郭勒地区秸秆、薪柴消费比重较大，鄂尔多斯地区以煤炭消费为主。农牧民的意愿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地区居民满意度最高，其次为呼伦贝尔，再次是锡林郭勒，满意度水平与户均收入高低成正比关系。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三地农牧民的生产方式选择倾向也有所不同：鄂尔多斯地区的农牧民较多希望迁入城市，脱离农牧生产的生活方式；锡林郭勒地区农牧民倾向舍饲圈养以提高收入水平；呼伦贝尔地区的多数居民则希望从事天然放牧的传统生产方式。下一代均倾向于脱离农牧业，移居到城市生活，或打工、或经商。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农牧民对草原生态环境和牲畜养殖抱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对人们价值观、生活观产生了影响作用。 本文仅对近15年来内蒙古三个典型区的农牧民生活生产变化情况进行了浅显的分析，进一步的研究仍需要有更严格的数理方法、更多的经济、社会和自然背景原始数据支持。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生活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尚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加强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