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包括科学（science，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technology）与医学（medicine）的全球科技图书与期刊的出版，简称STM出版。西方国家的科技出版产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选择全球化的市场进行图书与版权的营销，这是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中国1992年10月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蓬勃兴起，成为全球科技出版的一个市场，同时也加大了科技图书版权的输出。因科技图书较社会、人文类图书更少涉及意识形态，所以其版权在国内外的流动更为自由。椐SimbaInforma-tion数据显示，2002年全球STM出版与信息市场营业额总计为108.3亿美元，2003年为114.8亿美元，2004年为120.1亿美元。从2002-2004年全球STM出版业营业额地区分布中可以看出，STM主要市场在北美，其次为欧洲，两者几乎占据了全球市场的88%，而亚太地区只占大约10%的市场[1]。从出版商来看，2002-2004年全球主要STM出版商及其营业额数据表明，实力最强大的十大出版商营业额占据了全球市场的绝对市场份额，这些大出版商均是西方国家的出版集团[1]。也就是说，全球STM出版产业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是以西方为主要市场的。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2-2006年中国大陆科技图书（包括自然科学总论、数理科学和化学、天文学和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类别）总定价，2002年度为70.4801亿元（人民币），2003年度为78.8356亿元，2004年度为90.8842亿元，2005年度为98.5167亿元，2006年度为102.1552亿元。总体来看，呈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与世界STM出版相比，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总定价（本文世界STM出版的数据采用的是包括图书、期刊、信息三个领域的营业额）并不低，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科技图书出版的繁荣。但是，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市场，而西方国家的科技图书出版是以全球为市场的（最大的市场仍在欧美）。从中国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来看，2003年（目前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将引进和输出图书进行分类的数据只有2003年度的），中国引进科技类图书版权3741种，输出183种，引进和输出比例几乎达20:1。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类图书版权交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随着近几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增加，这个比例有所缩小。2003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大约是7:（110894:1517），而2006年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大约5:1（10950:2050）。 美国学者桑德拉•哈丁[2]在其专著《科学的文化多样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IsScienceMulti-CulturalPostcolonizationialism，Feminisms，andEpistemologies）中采用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欧洲科学史的标准故事。作者列举了欧洲扩张对有竞争力的地方性（非欧洲世界）的科学技术传统的破坏。虽然作者没有讨论版权贸易，但这种论述视野可以丰富并深化版权研究的理论。笔者深受本书的启发，于是以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数字传播与新闻出版专业建设”项目和2007年上海市教委与教育基金会设计的曙光学者计划“中国图书出版的集团化研究”课题为思想指导，试图结合在出版业界近10年的工作经验来探究中西科技类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内在逻辑。而STM出版作为国际出版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并不充分，但这一研究对探讨出版产业的形貌颇为关键，故本文以上海某科技类出版社版权贸易的具体研究为分析案例，根据该社1996-2006年11年间的科技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数据比例，结合笔者长期的出版界的民族志观察，试图借此探索当下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在全球版权贸易中的地位及其发生语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已经洞察到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如RolandBettig[3]（1996）在《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以及BobHackett&CarrollBill[4]的《再造媒介：民主化公众传播的抗争》的论著都指出：信息产业作为生产力，信息产品是新的生产力，资本在出版产业领域就以版权作为限制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手段，可以说这就是版权产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对信息与知识的私有化。版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知识的商品化过程密切相关的。虽然市场逻辑下的版权话语让人认为，版权保护个体文化生产者，鼓励创造，人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一直在创造和发明，而当代世界，版权主要保护的不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本性，而是版权产业的利润。通过世贸组织，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西方国家把它们的版权制度国际化，使原来相对宽松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屈从于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且，强大的西方媒体宣传使版权问题几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个人和经济实体对跨国公司产品的盗版行为的同义语，从而掩盖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社会从原来处于公共领域的传统知识到生物基因的“盗版”和掠夺性占有。这种资本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新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始“圈地运动”的继续。更重要的是，以跨国公司利益为核心的版权体制，与以促进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合理使用”原则的张力日益加深，使低收入国家和群体接近信息和知识的代价增高。数字时代一方面提供了无限复制的技术可能性，一方面也为版权拥有者提供了以单一节目、单张网页、单条短信收费的现实性，从而使信息传播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5]。举例而言，2003年英国出版商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出版产业年度总利润的30%来自版权销售，这一利润空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出版公司的经营还在继续增长，中国是购买西方图书版权的重要客户。 大陆学者较多从出版业内部来分析中国版权贸易的逆差原因，如西方国家出版集团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掌控了世界科技出版资源、拥有全球范围内著名的专家资源，其集团公司有一套成熟有效的运作机制和销售渠道，可以有效地将图书及其版权销往全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科技出版业在版权经营意识、出版者的全球意识、出版集团的运作机制、全球出版资源的掌控方面相对滞后，近年来图书市场的良莠混杂，更使国外出版商对中国的科技图书印象欠佳。另外，语言也是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一个因素[6][7]。#p#分页标题#e# 西方资本主义传媒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利润与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全球化脉络中的版权贸易是上述追求的有效工具。仅仅停留于图书出版产业内部来诠释版权贸易的逆差，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已有学者敏锐地提出了版权贸易逆差与“东方学”[8]、文化殖民之间的关系[9]，这为我们考察版权贸易逆差的成因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笔者以为综合上述文献论点，必须将版权贸易活动放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 三、上海某科技类出版社的图书版权贸易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上海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科技类出版社作为个案研究的实例，该社在高精尖的科技专著和科技工具书、科学技术普及读物、科技期刊和数字化的电子出版物等方面，一直名列中国出版界的前茅，其图书版权贸易的情况可以作为中国大陆对外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图貌的“一斑”。从1980年开始，开始输出图书版权，1987年从境外引进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图书比例：1996年至2006年11年间，该出版社共引进图书416种，输出图书142种，引进与输出之比为2.9:1，引进总量大于输出总量，显示出明显的逆差。 引进图书国家与地区分布：1996年至2006年的11年间，该出版社引进的图书来源地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位于前三位的是中国香港、英国、美国。引进图书种类分布：在引进图书的种类方面（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分为22类），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学类（R，74种）、轻工业和手工业（TS，55种）、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TP，46种）。需要说明的是，财经类和社会科学总论两部分图书中大部分是作为管理图书引进的。从英美引进的图书中，科学专著及高级科普读物为最多，管理类图书居次位；而从港台引进的图书中，以工业技术类（Ts和Tp）为主。图书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分布：该社11年间版权输出地共有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中国香港（64种）、中国台湾（47种）地区，其次为日本（12种）、韩国（13种），输出西方国家的数量很少，德国5种，美国1种。 输出图书版权种类：11年间，该出版社输出的图书版权中，以医学类为主（103种），其次为计算机和自动化类（14种，主要在2002及2003年度）和综合类（17种）。在占绝对优势的医学类中，中医类占71种，占总输出数的一半以上，其输出地主要为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其次为日本和韩国。与前述的统计数据比较，可以看出，该出版社的科技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情况，其逆差情况没有国家版权局2003年数据反映的情况严重，但版权贸易仍然是引进与输出悬殊甚大的逆差格局。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11年间该出版社图书版权贸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图书版权引进大于输出，呈现版权贸易的贸易逆差。其二，图书版权引入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欧美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另一类是与中国大陆文化传统相同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其三，图书版权输出地主要为我国港台地区，其次为与中国有近似文化传统的日本和韩国。其四，引进图书版权中，以医学、科学理论（包括高级科普）、计算机技术、轻工业类和管理类图书为主，其中医学、科学理论类、计算机类和管理类的书籍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以美国和英国为主），而轻工业类的书籍主要来自我国港台地区（以香港为主）。其五，输出的图书版权中，以我国港台地区为主要输出地，其次是日本和韩国，而输出的图书类别，以医学，主要是中医书籍为主。也就是说，11年间，该出版社图书版权贸易还是以引进为主，主要是从欧美引进科学理论、西医学及计算机和管理技术书籍，从我国港台地区引入轻工业类书籍（内容可归为生活类书籍）；输出相对较少，主要是向我国港台地区输出中医书籍，这种版权贸易的范围局限于地缘政治相当接近的汉文化圈。综合上海这家科技类出版社11年间科技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数据、中国科技图书版权贸易情况及当今世界科技出版情况，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商业性跨国出版集团在全球科技图书出版产业领域，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占据支配性地位，而东方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在东西方国家之间通过图书进行的科技传播过程中，西方科学技术作为主流得到认同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东方科学技术往往较少得到西方的认同，只在东方国家和地区内部传播。这种以欧美为主要引进国、以我国港台地区及日韩为主要输出地贸易逆差状态，与中国整个图书版权贸易的特点并无二致[10]。 四、后殖民语境中的版权贸易逆差与地方性知识的边缘化 笔者曾经赴加拿大进行田野考察加国的图书出版产业，从中了解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体系内部的边缘与核心的分化进程，体会到一元一票的西方民主社会里，媒介产业不仅生产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内部资本与权力的扩大再生产[11]。这一规则也适应于中西版权贸易的经济动因。因为从出版产业来说，科技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反映了中外出版单位的经济需求。西方媒介集团生产的图书这类媒介产品最根本的职能，就是作为商品赢得利润，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全球版权是西方出版商积聚利润与扩张资本的合法途径，也是科技图书版权大量从西方国家流入中国的外在驱动力。 对国内出版单位来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曾经一直是其双重经营目标，但自从出版集团化改革之后，出版机构的转企机制的深入与市场化的广泛实践，经济效益的目标已经成为出版机构首当其冲的选择。图书就是商品，是出版社的利润来源，出版社在策划选题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该选题的市场潜力，或者说盈利潜力，引进图书是赢得利润的捷径。西方大的专业出版公司，其在科技出版领域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与建树，形成了强势品牌。因此，国内出版社引进这样的图书版权是有一定的赢利保障的。而如果完全立足于本土进行策划、组稿出版，一是中国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确实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步，难以寻找合适的作者；二是没有一个市场探询的过程，前期投入与市场风险都较大，生产周期较长。因此，许多出版社将引进图书作为敲开市场的捷径，结果促进了西方科技图书版权往往能在中国找到多个互相竞争的潜在购买者。#p#分页标题#e#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宏伟蓝图，中国的现代化正是要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12]。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等多个方面。但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现代化最直接的促进力。出版社是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构，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课业。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了科学理性时代，追求“科学”成为文明的象征。工业革命将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西方的“科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13]。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这种学习更为明显。这种东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促进了东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但是，这种学习过程也塑造了世界科学技术知识认同方面以西方为核心的局面：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是先进的，是真理性认识；而来自东方的“知识”往往是地方性的、非科学的、非理性的。这种话语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而作为科技传播载体的科技图书，其版权流动状况生发于这种语境之中。上述出版社的版权贸易数据显示，该出版社大量引进了英美国家的科学理论和技术书籍，而作为其主要输出品种的中医药书籍，其输出地主要是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有相近文化的日本和韩国，其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对地方性知识——中医的不认同。 科技图书出版的另一个版权贸易的因素则是文化的输出，这是西方科技图书版权大量流向中国的又一个驱动力。正如萨义德所言，文化是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14]。科技类图书出版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承载着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近代西方医学和宗教相携裹从西方传入中国，就是例证之一。从18世纪开始，西方试图以宗教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而传教士采用的重要的传教工具就是西方医学。传教士通过使用西方医术为中国人治病，在中国开设西医院，向中国人展示西医相对于中医的优越。通过这种方式，西方传教士要昭示的隐喻是：西方的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而中国是一位病人，其疾病不能通过中国自己（中医）来治愈，必须依赖于西方（西医）[15]。这样，西方传教士以西方医学为工具，为其文化扩展开道，而其文化扩张的目的又是为其政治、经济殖民进行铺垫的。其次，科学并非无关价值观的。客观、价值中立被认为是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但是，科学的研究者不可能完全置身于研究之外，其价值观其实是渗透到科学研究的各个细胞中的，客观性其本身就是西方科学奉行的价值观。 因此，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输出科学技术图书版权，既有直接的经济动因，也有文化输出的意图，两种因素相互建构。事实上，西方的文化输出（包括科学技术的），已经构建了西方核心化的语境，为其文化和经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合理性。在图书版权贸易领域，一些版权贸易过程中不平等现象可以作为这种西方核心化语境的例证。国际间版权贸易的版税通常为6%左右，而西方出版商卖给中国的版税，8%是底线，常常高达10%，甚至12%。也就是说，西方与中国的版权贸易价格常常是西方国家之间版权贸易价格的2倍；版税首付高昂，常常要求付首印版税的全部，而对西方国家则常常是一半，甚至不用付首印版税；电子版与图片等常常不在版权贸易范围内，需要另外付费，造成了中国版权贸易的重复计费[16]。上述种种不平等，显示了西方出版者基于强大的资本力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某些出版者的心态，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一哄而上争夺版权，这种主动迎合西方输出的版权贸易，不但复制了西方科技出版的知识见解对中国受众的合理性，而且，也在中国知识生产领域重构了西方科技知识的主体地位。科学知识和权力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互为支撑。西方国家由于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掌握着关于科学知识的话语主导权，其为西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核心地位以及东方科学知识作为地方性知识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奠定了话语基础，这种语境又为西方科学知识向全球输出赋予了权力。 面对如此情境，对科学知识及承载科学知识的科技书籍，我们除了优化引进图书版权的质量和结构、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为我所用之外，更应以积极的姿态实施“走出去”的出版战略。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许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某些国外的出版商早已觉察到这些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寻找作者资源。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科技出版产业的发展和输出提供了资源基础，作为中国的出版人，应当把握契机，走出去，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推向世界。这不仅是出版经济的增长思路，也是中国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