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曲铁华 王丽娟 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由此也展开了全面化的农村教育现代化探索。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农村青年提供的平等竞争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在农村形成了浓厚的向学风气。考上大学，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成为国家干部身份，就成为当时农村学生的主要追求。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精神生活与价值取向受到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广大农民缺乏主体意识，就范于丧失自我个性的社会本位角色，于是围绕单一的升学目标，跳出农门、改变农业人口身份———“离农”的泛学历主义教育便成为农村教育唯一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知识本位”，将学生个体生命异化为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工具人，使之不能和谐融入农村生产建设与社会现实之中。这种教育价值观缺乏对农村教育特殊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思考，妨碍了农村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耗费了大量农村资源后，只为城市输送少数精英而已，而“使大量接受完基础教育的农家子弟基本上处于边缘人的状态”［1］。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年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双包”制度，明确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是党对于农村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2］。同时，农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农民面向市场，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传统农耕文明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农业转变，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商贸服务业的广泛兴起以及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就业观念发生改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使农村三个产业同步发展，此时由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解旧体制、旧观念，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益能够比较明显地体现，社会结构和利益开始出现分化，但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别，以农民为主的体力劳动者首先参与市场经济并从中获利，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教育知识本位与教育市场本位并举的两极分化，过去知识可以摆脱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现在金钱也可以拥有一切，农民迅速致富的念头甚至远比获得高学历和社会地位的观念强烈得多，在农村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趋于成熟，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渐兴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文化水平低的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拉开了很大差距，新的社会结构相对定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造成了一个包括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和半失业人群等构成的庞大的弱势阶层和底层社会。此时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上升到“转型阶段”，“转型是由上层发起，以明确的创造市场经济为目的，通过决定性的立法行动实现”［4］。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走上了以教育规模、数量的急剧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国家政策把市场关系强行引入到公共教育领域，教育体制改革被搁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教育产业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在教育产业化理念指导下，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投入和产出比例来衡量，高昂的学费让大量农村贫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样的沉重，同时，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导致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
自改革开放至2005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农村教育的运行，由于无法摆脱对城市行政命令的高度依附，陷入“一时依附于政治、一时依附于经济，今天是政治的奴仆，明天是经济的婢女，忽而政治化，忽而商品化，忽而又产业化”的浪潮中，农村教育只为了模仿城市，只是具有一种对城市的服务性与从属性。教育规律所要求的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人的发展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模糊和忽视了。这种城市本位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发展模式，忽略了农村教育自身的现实处境与需求，这种畸形的藕合关系及其低下的运转效率，已使农村教育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战略的牺牲品。如何重塑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有效实现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平衡，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城乡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农业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把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在教育价值观问题上必须突破个人与社会、农村与城市所构成的二维认识平面的局限，不断修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衡，实现“农本主义”、“城本主义”与“人本主义”教育价值的整合，通过教育进而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实现农民人格范式的现代化，以使我国由人口大国逐渐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这标志着农村教育价值观主体意识的增强，它将促进我国农村教育不断走向独立与成熟。
改革开放至2005年，中国农村教育价值观经历了知识本位、经济本位、政治本位几个发展阶段，而每一种教育价值观念都试图以城市为摹本对农村教育进行本质把握，其结果是使农村教育离农村现实社会生活越来越远。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全面进步，笔者认为，当前农村教育应该实现“农本主义”、“城本主义”、“人本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的有机整合，以尽量小的代价获得效益的最大化，异质价值取向相互规范、相互制约，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透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影响新的“三位一体”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建构的现实基础、关键所在、具体实效与战略全局的基本因素，由此为当前现代化农村教育观念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p#分页标题#e#
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决定了教育观念变革的内容与作用，它是新的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建构的现实基础。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历史变迁，几乎每一次变革都与农村社会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对农村教育价值观的变革既提供要求又提供条件，这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要建构新的农村教育价值观必须实现农村经济、政治与教育的整合，创建新教育观存在的社会条件。“没有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转化、没有现代经济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事情”［5］。因此，要实现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农村社会发展实践，必须结合农村经济、政治发展实际，根据农村教育和社会的需求进行恰当的教育价值选择，其根本点在于解放与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加大农村科技普及和推广，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创建以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农村经济生活规范；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农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创建以平等、民主、法制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农村政治生活规范，创建新教育价值观存在的社会条件。另外，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决定了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是在实践中克服各种矛盾动态发展的，因而应该努力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实践中矛盾的解决，进而不断推进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不断发展。
农民主体需要与认识能力影响教育价值观念变革的实际水平，它是新的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建构的关键所在。人的观念变革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变化，只有通过认识主体积极活动才会实现，而认识主体的活动状况则是以他的整体素质，即活动所需要的内在动力和能力为依据的，反过来观念的变革又会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国农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严重地制约了自身的主体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使得占我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主体性的缺失至今仍游离于现代性之外。要重塑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必须深入搞好农村的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不断探索适合农村学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教育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应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不断提升农民的文明素质；在此基础上切实抓好农村环境整治，秩序规范等项工作，全力推进农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通过实现农民内在素质的有机整合，建构能力本位的现代化农民人格范式，使农民自主地融入到新农村建设当中，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使农民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成为农村教育的真正主人。
农村教育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观念系统，本身内部存在着特殊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是农村已有的旧教育观念与新教育观念的关系，因此要处理好破旧与立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做到既破旧又继承，既立新又不断创新。正确认识当代农村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新特点，把握和处理好新农村社会主导价值理念与传统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不断缓解现代价值体系与农村传统文化习俗之间的内在冲突，不仅要关注农村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又要适应并超越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教育新观念内部的各种关系，主要是个别形成的教育新观念与教育观念体系之间、自发形成与自觉形成的教育新观念之间、教育新观念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个别形成的教育新观念是教育观念体系形成的量的积累，要重视对新形成的教育新观念的鉴别与扶持，同时要把个别教育观念与教育观念系统联系起来，紧紧围绕并确立“教育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最核心的教育价值观，观照“三位一体”的农村教育价值观念整体系统的形成；在教育观念结构中，自发的观念属于社会心理的较低层次，但是它具有易于流行的特点，自觉的教育观念属于较高层次，但受理论工作与水平的制约难以流行迅速而广泛。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农村教育实践，在理论高度上分析提炼新的农村教育观念，使之清晰与系统化，用以指导农村教育实践。另外，在农村新教育观念形成中，要不断强化新教育观念，使之日益适应复杂的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这样才能不断克服农民旧有教育观念的侵袭，尽力避免农村教育观念变革中的曲折与反复。
当前农村教育价值观的成因有着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因素，但是党和国家对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规定，直接制约着观念变革的方向；党和国家工作中对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变革的相关工作的组织与领导状况，直接制约着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变革进程的发展水平。其实在任何历史时期，农村教育价值观都是多元化的，它们之间会发生冲突，关键就要看主导的教育价值观是什么。这决定于掌握着国家机器的领导集团，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教育公众，引导社会。当前要确立“农本主义”、“城本主义”、“人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农村教育价值整体，党和国家必须把握与处理好农村与城市、整体与个体、教育引导与机制规范以及按纲施教与注重创新的辩证关系。树立系统观、和谐发展观与优化意识，这对于当前农村核心教育价值观的生成意义重大。另外，对于教育，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与完善的教育法规，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方针和法规的贯彻落实，保证政策的长期性与实施的实效性，而这些正是当前最缺失的。
首先，应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农村城市化是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因此，要打破划地为限的农村教育价值观，就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建设规划的一体化，生产力布局的一体化，就业和户籍管理的一体化，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包括教育发展的一体化等，使城乡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6］。其次，建构实现农村教育系统的内部整合机制，努力推动“三教统筹”，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教育发展与观念变革应同步进行。应通过不断深化综合配套的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农村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使农村学校明确自身办学任务与管理职责，使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同步发展，构建各类教育相互衔接、补充灵活的教育体系，使学生在接受正规教育的同时还能够得到职业训练，发挥农村教育整体性教育功能，既能够负担起社会“上升阶梯”的职能，又能够服务于乡村社会，同时还能够关注农村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