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境论文范文1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思想教育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工作及其基本规律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就毫无疑问地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定位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教育主体的定位是基于我国的经验事实而不是逻辑推理。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既是党的理念，也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更是多少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首先，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会自觉地追随先锋队而必然地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服从。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是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此为中心，思想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思想教育要着力培养民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同时，还必须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不断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使群众认同党的立场、主张和目标，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其次，党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党必须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目标是关于未来的规定和体现人们价值追求的理想图景，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我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主导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具有统一性和长远性、阶段性和目标性的特点，并依据实际将其分解和具体化为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并付诸实施，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党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崇尚社会主义自发论时指出：“个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3]317为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战略和策略，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只有党才能承担起这一灌输的任务。事实表明，正是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当然，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并不意味着她是教育唯一的物质承担者。不但共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正式群体”和“基层党校、农民夜校、市民学校等非正式群体”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而且，“父母、长辈、教师、教育工作者、统治阶级、宣传家、作家、杂志编辑等都是教育者”，更是教育的“准主体”[2]19。
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它的民众进行科学理论教育。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进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它是不可能“维持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4]2。#p#分页标题#e#
广大民众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受体
虽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是机械地进行，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人的政治素质的提升，受教育者的地位会逐渐地走向自觉，表现出客体一种积极的、自觉和自立的特性，当教育者进行教育时，是根据受教育者的主客观条件，主动思考，选择恰当的方案和方法予以解答，呈现出“双主体性”和“主客体同一性”。通过这样的双向活动，最终形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这种精神力量下产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起因性。任何人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在外界环境下，经过人格动力结构动作而产生的。第二，自主性。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具有自动性和自制性。无论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都必定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相应决定。第三，目的性。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一般都会指向一定的目标。第四，持续性。个人的行为，从发生、发展到消失，总有一个过程。行为持续时间可能不同，也可能改变行为方式，但只要没有放弃这一行为，都会继续指向预定的目标，直到目标的实现。第五，可变性。人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因而是可变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总会不断总结经验，更新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这些是从民众对教育活动的评价来表现的。
民众评价活动通过众多个体评价活动所形成的“无机形式”体现出来。民众评价活动的内在机制很难分析，但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主要类型的分析，来具体地理解其内在的活动机制。第一，上访。上访是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它是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意见。上访虽然有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但总的来说上访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例如贪污腐败、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由此会出现民众的个人举报和写匿名信。第二，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性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主导舆论是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种意志应当尊重。第三，民谣。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谣，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众对于时事所做的道德评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发生宣泄积累的不满情绪。民谣能广而久地流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民谣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和所体现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民谣的流传集中体现了民众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5]2。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工作。在思想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工作，增强广大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一是准确定位受教育的对象，区分“模仿者”与“创造者”。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对象和教育主体及其内容的特殊性，又由于现当代社会民众知识水平等的差异，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需要分析和区分“模仿”与“创造”，以及模仿性的人与创造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可知现象的特征是“重复”，而“模仿”就是“重复”社会事态的手段与工具。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内容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前瞻性。这要由“创造”这个概念来提供，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也可作为“信仰”与“要求”来分析。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要注意突出重点，区分层次。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指出，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总体要求的同时，针对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等不同行业，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出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分层分类进行指导，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大力加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2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直到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几乎所有的文论流派,无不给文学语言问题以优先的地位和特别的关注,并且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观点和意见,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突出、最引人注目。可以说,西方二十世纪文论是以文学语言的研究为重要标志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时期文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反映论到主体论,从主体论到本体论,都曾领一时风骚。现在又有些学者大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所谓的“后”学已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本体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倡兴,文学语言研究也迅速开展起来。一时间,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以至于到九十年代中期,有些论者认为我国的文艺学、美学出现了“语言论转向”,甚而认为这种转向标志着我国文艺学总体范式的必然转换[1]。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文体和语言的研究热潮中,人们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文学语言的特性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这种新的理解和认识必然影响到总体的文学观念的改变,从而弥补了原有理论的缺失和不足,并为我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确立起一个新的“增长点”,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低估。但是,我国当前的文学语言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特别注意:一是过分的西方化倾向。我国当代文学语言研究是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有关理论起步的,这原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更多地表现为不顾中国具体语境的机械照搬和盲目“紧跟”,这就有些不太正常了。从目前情况看,为数不少的研究者,眼睛只是盯着西方,不是“跟着说”,就是“顺着说”、“重复说”。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缺乏自己的创造性。二是与过分西方化倾向同时并生的对本土传统文论的忽略和遗忘。尽管已有论者再三呼吁要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的趋势依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仍盘踞在某些研究者的脑子里,以为现代的、新的东西就一定是先进的、有价值的,而传统的、旧的东西就一定是保守的、落后的。其实,这种观点、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非现代的、偏狭的、独断的思想方式的表现。要知道,我国当代文论如果最终不能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打通与古代文论的一脉相承的联系,就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文论。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目前的文学语言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的有关成果之外,还应该尽力拓宽理论视野,把目光伸展到中国古代文论这个极为广大而丰饶的领域中去。 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最为发达,而诗歌创作又最讲究语言形式的创新和语音的抑扬顿挫,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强调“言志”、“宗经”、“载道”,另一方面又始终对诗歌语言问题相当重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诗歌语言的论述,其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传统文论。 从亚理斯多德到别林斯基,西方传统文论都是以模仿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最重视的是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内容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语言不过是传达作者创作意图和作品内容的手段,是为内容服务的,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分析悲剧的构成时提到了六个要素,“语言”虽也列入其中,但排在“情节”、“性格”、“思想”等内容要素之后[2](P20-24)。可见,在亚氏的心目中,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俄国的文豪高尔基倒是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但在这句话之前他又附加了一段说明:“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过程。”[3](P294)这就是说,他是在认定了语言是内容的表达工具的前提下谈语言的重要性的。他所说的语言的“第一”的位置,其实还是排在“第二”,排在内容之后。这与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比较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的文论中,给予文学语言以较多重视的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雪莱甚至说过:“较为狭义的诗则表现为语言,特别是具有韵律的语言的种种安排。”[4](P52)这种观点尽管已具有了现代文学理论的某些特征,但依然没有完全脱开传统的文学语言工具论,因为浪漫主义者的总体文学观是把诗歌看作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们最看重的是诗歌的情感内容,而不是语言。西方传统文论既然深受以再现论和表现论为基础的内容主义的影响,总体上把语言界定为内容的从属要素,就不会给予它太多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就不会太深入。可以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内,西方传统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以至于成为它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薄弱环节,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才彻底改观了这种局面,促使文学语言的研究迅速兴盛起来。 中国古代文论并不像西方传统文论那样走极端内容主义的路子,它在强调文学内容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文学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就曾从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不同的角度论及到文学语言的问题。孔子《论语•雍也》有“文质彬彬”的主张;老子《道德经》有“大言希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说法;《庄子》中的《天道》篇提出了“言不尽意”、《外物》篇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墨子•非命》反对“以文害用”,强调“先质而后文”;《韩非子•五蠹》认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孟子•公孙丑上》主张“知言养气”;《荀子•非相》则断言“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先秦诸子们的这些言论,虽然有的并不专指文学语言,但对后世的文学语言研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研究可归纳为五条路向:一条是由孔子开端的“文质论”。《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文采不足,文章就粗野;文采过于华丽,文章就肤浅。只有文质并茂,内容与形式统一,才是君子作文的准则。孔子的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最大,引发的论述也最多,几乎古代的每个有影响的文论家都谈到过这个问题。#p#分页标题#e# 如:王充的“言事增实”说,陆机的“辞达理举”和“尚巧贵妍”说,刘勰的“情采”说,韩愈的“陈言务去”和“气盛言宜”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白居易的“尚质抑淫”说,欧阳修的“道盛文至”说,程颐的“作文害道”说,黄庭坚的“理得辞顺”说,等等。“文质论”探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总的来看,重内容但又讲求文采的观点占上风。 第二条路向是以庄子的“得意忘言”和《周易》中的有关论述为发端的“言、象、意”理论。《易传•系辞》中谈到“卦象”的产生时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魏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易传》的这一理论作过系统的阐发。他认为“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从发生顺序上看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从表达顺序上看是“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5](P609)这一原本是阐释《易经》的哲学理论,被后世的文论家所吸取,用来解说诗歌中“言与象”、“象与意”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诗歌语言特点的论述。例如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皎然所说的“假象见意”(《诗式》),司空图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叶梦得所说的“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石林诗话》),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袁宗道所说的“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论文》),陈廷焯所说的“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白雨斋诗话》),都是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家的上述观点与西方“新批评”的“合混”、“复义”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现象学派英加登的文本结构层次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至少要比“新批评”和英加登早出现千年以上。 中国古代文论有关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三条路向肇始于《诗大序》中的“赋、比、兴”理论。《诗大序》把“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是对《诗经》的一种解释。从唐代的孔颖达开始,“赋、比、兴”被理解为诗歌的三种表达方式,“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诗大序正义》)。以这个论点为基础,古代文论家重视诗语的“精巧”与创造性,由此形成了古代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修辞学向度。例如司马迁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盛赞屈原的《离骚》,认为它“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扬雄对汉赋过度地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提出批评,认为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如“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陆机比较重视文学表达的技巧和独创性,提出诗歌创作“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选文按部,考辞就班”,“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主张(《文赋》);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熔裁》、《夸饰》、《比兴》、《事类》、《附会》等诸多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诗歌所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法。特别是对“夸饰”的论述(“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对“比兴”的论述(“比者,附也”,“写物以附意”,“兴者,起也”,“依微以拟议”),对后代的影响更大。其他如何景明提出的“辞断意属,联类比物”(《与司空图论诗书》),王骥德主张的“意常则造语贵新”(《曲律•论句法》),袁宏道赞扬的“本色独造语”(《叙小修诗》),刘大櫆强调的“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论文偶记》),刘熙载推崇的“词眼”和“极炼如不炼”(《艺概•词曲概》),也都属于诗歌修辞学方面的论述。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学理论构成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第四条路向。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主要是研究文体的分类及其语言风格的。这种研究最早发源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即“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随后陆机在《文赋》中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分别指出其各自的风格特点。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体性》中用大量篇幅专门论述了各类文章的形式和写作特点,还从语言形式的差别着眼,把所有的文体概括为八种风格,即“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其他如李峤的《评诗格》、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陈的《文则》等,都是专论文体风格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史上,南朝的萧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第一次以自觉的文学意识辨析了自古以来的“文笔”之争,明确指出,“善为奏章”、“善辑疏略”的论事说理实用之文,叫做“笔”,而“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情摇荡”,即具有华美的辞藻,协调的声律,精粹的语言,有强烈感染力的文章,才能称为“文”(《金楼子•立言》)。这种对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特性的自觉而深入的认识,在古代文论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五条路向是以“声律论”为主体的诗歌音韵学。声律理论的开创者是南齐的沈约等人。早在沈约之前,陆机在《文赋》中已对诗歌的音乐美有所描述,他说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沈约第一次对诗歌声律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理论探讨,提出了所谓“四声八病”说,即用“平、上、去、入”四字标四声,并把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使四声不和谐的病犯总结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他强调指出:“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声律论的提出,直接促成了五言古诗向律诗的演变,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语言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诗歌音韵学。在沈约之后,宋代的李清照强调词“别是一家”,必须“协音律”,反对“句读不葺之诗”(《词论》);明代的李梦阳提倡作诗要“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园,思冲,情以发之”(《潜虬山人记》);清代的沈德潜标榜格调说,提出“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说诗1语》)。这几位诗论家都对中国古代诗韵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难能可贵的是,明代的王世贞在论述曲词的音韵时还谈到了声律的情感意味,提出了“声情”这一概念,并与“辞情”加以区别。他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曲藻》)这种“声情”论与克来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显然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参照。#p#分页标题#e# 以上的简略叙述,难免挂一漏万,但也足以见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所论的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些论点也极富启迪性,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应该尽量纳入当今的文学语言研究的视野之中。当然,无庸讳言,这些论述和理论,也像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其他理论一样,带有评点式、感受式的弱点,也受历史的局限,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现时代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和提升。所谓现代性的转换和提升其实就是综合的工作,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沟通和整合。 所以,综合的观点是与彻底反传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它不仅不排斥传统,不与传统决裂,而且还认为现代是从传统发展而来的,现代与传统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可以站在现代的高度上对传统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从而实现现代与传统间的综合。只有经过这种综合,现代的文学语言研究才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获得深入的发展。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3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围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核心,中文系需要打好扎实基础的学科,主要是涉及基本语言能力培养与基本文学经典阅读训练的学科。从语言角度看,强调扎实的英语基础是对的,诚如刘象愚先生所说,学生英语基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笔者要补充的是,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汉语基础,也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基础之一。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跨文化语境的中国语文人才,不能不具有阅读自己祖国古代文献的基本语言能力。一个中文系学生,获得英语国家六级考试合格证书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个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只能看横排现代汉语译本,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显然是不合格的。不管在什么时代,作为中国的语文工作者,都必须具有直接阅读没有断句的、竖排本的中国古代文献的语言能力。扎实的英语和扎实的古代汉语基本能力,是对当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基本语言要求。从文学角度看,在“世界文学”前提下打好扎实的国别文学基础,学生应该总体把握中西两个文化系统的基本文学经典作品,成为在知识结构上学贯中西、学贯古今的博雅之士。具体说学生应该背诵有关中国古代诗文代表作,细读中国戏曲、小说代表作,细读从荷马史诗到19世纪小说的西方文学代表作。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不仅要求保持国别文学原有知识结构基本内容的稳定性,而且还应保证国别文学课程处理的厚古薄今原则,从源头上打好基础。古代文学经典是中文系学生基础中的基础,任何文明中的文学事实,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国别文学课程中,只有古代基础打扎实,学生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后来的文学现象。否则,学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当下期待视野下的误读;学生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的误读。《诗经》、《离骚》不过是古代版的朦胧诗,奥菲尼娅的故事不过是莎士比亚版的张爱玲小说。在这种误读情况下,中文系课表上虽然开设了“世界文学”诸课程,但中文系学生并不具备“世界文学”的文学知识结构与专业训练。中文系国别文学教学还应以“还原”为目标从各自文化语境阐释文学作品。因此,打好扎实“国别文学”基础,还要求跨越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界限,以“还原”为目标,从中西文学文本各自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来阐释文学作品,尽量避免以今日中国语境误读古代中国文学,以中国语境误读西方文学,或者以现代西方语境误读中国文学。诚然,历史永远不可以在100%的意义上“还原”。敦煌文献与传世的唐代文献就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作为文学史的知识传授或者文学史研究,毕竟又与文学欣赏者的自由阐释不同,它要求尽量将作家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时空,从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阐释作品。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在中文系教学中强调外语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外语也是不够的。文化哲学是读解文学文本非常重要的基本途径,是丝毫不亚于语言能力的基本途径。遗憾的是,在当下中文系教育中对学生英语能力比较重视,对学生文化哲学功力培养相对比较忽略。如果主体不具备与国别文学相应的文化哲学知识结构,仅仅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不管是古文能力或英语能力,在阅读文本时都只能在能指层面认字而不知所云,或者根据他人的观点鹦鹉学舌地“阐释”文本。不能在“还原”意义上与经典文本对话交流,国别文学课堂就徒具空名而流于文学欣赏沙龙或者文学故事会,学生不可能具备博雅之士的内在学养。在此意义上,学生“双文本”扎实基础,还意味着倡导学生尽量拥有“双文化”的功力。
四、学科目标:独立批判精神的博雅之士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4
文学现实与西方理论范式在近年来不断变化，在变化中总结、反思乃至于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同时，“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在新语境和新挑战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为总结与反思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筹办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宪发来贺电，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德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文虎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机构的130余位文论界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理论与文论教学的创新、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信息时代文论教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学理论的前景与展望等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中国当前的文论建设的策略 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今年中国文论界学人的普遍理论诉求，而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朱立元教授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学建设的新想法。第一，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应从单纯的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文艺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思路下，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第二，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应当从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的现成论转向动态建构的生成论。第三，文艺学应当从二元对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第四，很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出发重新认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朱教授认为从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就会发现它对于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但与其他探讨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可能揭示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遮蔽的重要东西。王元骧教授指出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规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们分别对应为固定、经验、批判。他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围、本质以及三种模式间的区别和优劣所在。对于文艺学的选择，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描述性，文学理论是反思性，文学史则是规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谈到“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问题。他说当论的危机是“理论多了，问题丧失了”。高教授呼吁讨论问题应从问题而不是从“主义”出发，问题是理论的生长点。不要把理论当做时文的写作，话题应该迎接社会的挑战，理论不是智力游戏，接地性不能成为取消理论的借口，面对实际问题，它应为理论提供了契机。周宪教授在提交的论文《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中指出：现代和后现代是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出的两种范式，它们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并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通过转变中九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周教授认为反思其纷争、考量其嬗变，对于文论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优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论”的文化语境，探讨其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上对文论知识图景将产生的影响，李教授认可伊格尔顿所言的文学应“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号学”，这是文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顾祖钊教授则认为中国文论经历了“全盘西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现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目前已为“新阶段”做好了理论准备。他强调未来的文艺理论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现代文论三部曲中最为辉煌的乐章，文化诗学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形态。张伟教授的论文也认为综合应该成为文艺学创新的方向。 陆扬教授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学界热点指出了诸多耐人寻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识生产问题。他指出该问题具有“地道的中国本土化的话语形态”，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论资源”。陆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该问题在韦尔施看来是“浅表的”、“荒唐透顶的”、“叫人无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国美学语境，韦尔施反过来却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力佐证”。陆教授指出成为学术热点是因为它涉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敏感问题而“招致了愤怒”。但更重要的是韦尔施强调的认知层面的“审美化”偏偏给中国学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它意味着美学不必在形迹可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中随波逐流，相反，美学的哲学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认识论双重层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阐释，将是可以证明大有作为的”。刘俐俐教授从重读钱钟书《七缀集》获得的启发谈起，她认为文学现象是有价值的文学研究选题得以产生的丰富资源，也是文论教学的资源。同时，文学现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将相类似或者相反现象联系起来比对，发现异同。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复杂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变文学观念和研究视野才能对之说清楚，这就间接促进了文学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伟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清洗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张荣翼教授的论文从身份、转向、媒体、对话和语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思维模板，这对于问题意识的形成具有借鉴的意义。张永刚教授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必须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识层面，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才能深入认识。王苏生教授主张应从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本体思考入手，最终才能达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国特色的独创文学理论的建立。刘慧姝则揭示了存在论对学科建构的积极意义。程镇海认为从当前现实和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兼顾传统的“再生性”。#p#分页标题#e# 二、古典文论的现代阐释与价值 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论的现代价值以及阐释其当代意义，也是此次会议学者们所普遍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许建平教授从甲骨文的意象思维说起，谈了本土意象思维的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叙事特性和风格。吴子林从孔子“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和“志于道”的过程探讨了孔子之“学”的思想，进而由此论及人的人文化、社会化、个体化的完成，并超越“人伦日用”之生活世界，“上达”超验的形上领域。由为“人”到为“己”再到为“道”，人性得以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创造性转化。程勇从儒家思想出发考察其对文艺审美的制度建设的可能性路向。孟庆丽对道家的“善行无辙迹”理论进行了美学阐释。张艳艳关注了庄子以气构生的身体观念与中古通感审美体验存在的勾连关系，由此认为通感体验的特性不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质应在超越具体感官层面的生命一体融通。张节末教授提交的论文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了“兴”起源的比类传统。李昌舒论述生活禅的主要特点及其美学意蕴，着重探讨“境”这一范畴，并尝试从生活禅的角度解读“境”进入美学范畴的原因所在。朱志荣教授阐释了他最近对《沧浪诗话》诗歌语言观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认为应重视诗歌语言中的语音、音韵问题，应正确看待严羽认同前人论述与自我标榜问题（独创性问题），应仔细辨析严羽所面对的诗歌及看法问题。他也提及了做学问所遇到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及学术中品格的重要。刘凯对境界概念进行了多维探察，凸显其在传统思想中的价值及意义，同时展开了对境界美学内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体性意义空间。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论文认为老子的生态观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新的美学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评价老子体现的生态观，探索其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意义。刘毅青的论文尝试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比较方法出发，探讨对我们的启示，他认为中国文论若要确立自我身份，最终还是必须以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为资源，探索人类生存的共同课题。黄键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发现与体认其中的审美价值”以抗拒现代工具价值体系的策略必须克服独断论思维，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工具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才能为文化与社会的现展作出贡献。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论思想内涵上的潜体系用合理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来，并揭示其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他以个人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十一五”部级指南类高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精心筛选的几十个古代文论重要范畴、命题为起点，论述了建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与方法：对当前文论教学的反思 王元骧教授认为当前文论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不是从现状出发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维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问题。郭世轩思考了后现代语境下地方高师文论课教学的四大困境：师生间信息源不对称与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难点不同步，感性理性的双向追求不协调。他认为解决的策略是：矫正信息源，兼容多视角，实现信息同源化；深挖经典内涵，划分层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经典；扩大文化视野，关注热点，重新调整知识建构化；重视感性价值，确立新理性，确保感性理性协调化。张文杰认为文论教学的困境在于学生兴趣和积极性不高、文论课的价值受到质疑、市场功利主义影响、影视图像文化的冲击和对理论的漠视，出路在于文论自身的不断创新和阐释运用、学科配置的互渗以及直观性教学的探索。梁晓萍认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电子媒介下文学的复杂性超出了文论的解释范围，90后经典文本阅读体验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论的“隔”和古代文论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学的困境，她认为解决此等困境：教材要践行反本质主义思维，从文学实际出发探寻文学内在规律，体悟文学相对稳定的东西。乔东义看到了当今学生文化素养的不足，他认为出路不仅在于要加强文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文献方面的修养。李丹发现学士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题不清、主次不分、观点不明、理论与材料脱节等问题，她认为出路在于设置《文学批评》为必修课。张冬梅指出文论教学的问题是难度大、灌输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她认为出路在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借鉴意义。葛红兵教授则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化”发展与高校对口专业教学尤其是中文及文艺学教育教学模式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他认为创意写作可先从文艺学内部改革，让其承担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孵化器：文艺学应成为高校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器，用创作论研究、创作论教育教学改革来带动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创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文论教学中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问题。对此，张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论中进行研究型教学的策略。他认为研究型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研究的方法。应以经典原著为根据，梳理关键问题，分析问题转换，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审视西方文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可行性和适应性，鼓励学生把西方文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做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杨文虎教授同样强调创造对于文论要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与迫切。他认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继，对理论遗产保持开放态度，要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某些“不变的东西”加以关注，要“保卫文学的梦，阐发文学之梦的内涵”，要面对和解释新现象和问题，关注社会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阅读和思考。之外还应对形而上关心和思索，这样文论才能为“创造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而做出贡献”。刘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艺理论能够得到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认为文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使命不是关于文学规律与本质的探讨，而是关于立场与理想的表达，它是对文学活动的反思与研究，它关注文学活动内部的变化，追问变化的意义。陆扬教授从德法大学建设的实际尤其是法国巴黎高师全球招生制度侧重对学生思维能力考察的变化角度谈了对文论教学的看法。#p#分页标题#e# 四、学科、创新与西方文论 方克强教授就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在“后理论”的新基点上重申了学科立场。他重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学科本位的彰显，是社会发展趋势，更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后现代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盖文艺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弃文学而趋文化，跨学科甚或改变学科边界，就会出现“捍卫学科独立性的生存本能”。对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认为这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过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论”时期，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正置身于“知识生产”的模式化时代。批评者失去了批评意识和基本判断，批评陷入尴尬且异常虚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返到“审美基点”探寻新媒体背景下文学的新质，考察文学的外部关联，进而重建审美批评新秩序。 在理论的创新方面，苏宏斌教授对身体何以能够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身体不是写作的对象而是主体，不是主张作家要“写身体”而是要用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主张的是身体而不是心灵为创作的主体。身体是一种灵化的肉，它与世界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创作经验的前提。创作的基础是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世界对人来说才变得生动。交流中产生的感受和体验，构成了创作所要表达的意蕴。刘锋杰教授扼要地评判了学界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四种可能性策略：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合流共同解构审美论将文学引向政治之维；通过重新界定政治实施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语境论与关系论的同构，反消费主义成为诉求前提。刘教授主张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应在文学审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政治维度的建构，以期能够既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同时又含蕴充分的政治意识。赵静蓉谈了记忆转向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她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指出文论界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忽略，认为探讨理论生成比站在理论的结果更重要。朱生坚以“泛政治化”为题，期望澄清“文学性”的本来面目。寇鹏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歪曲”话语的逻辑，并指出主观臆想性、政治集权性与主观恶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驾马车。汤拥华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思考了“理论如何更好地服务文学”的问题。肖伟胜的论文追溯了图像的谱系及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傅其林的论文探讨了喜剧的异质性存在及其哲学意义，曹谦认为朱光潜诗学与存在主义美学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涛重温了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 在西方文论方面，张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畴之本性，他详细考察了形式范畴的形成、特点、意义及品格等，他认为形式范畴的“恰切定性应当为既是元范畴又不是元范畴。形式是型塑、彰显西方文化精神特质（两个世界、本质之学、主客两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赵建军论述了后现代语义的逻辑基础、关键问题及对未来的语义穿越问题。刘晓丽认为理论的误用是造成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作品现象的原因之一，它产生的各种批评危害的不仅是作品，还降低了理论的品质。詹冬华认为西方“哲性批评”的原创性和辐射力值得深思，应将理论储备化约为整体经验，不断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刘阳阐释了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径。王轻鸿强调信息科学在知识、思想、哲学层面对于文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和价值。张瑜通过对“实践转向”的转向的考察和比较，试图呈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脉搏。贾玮借助巴特“文本”概念变化的悖论，思考了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仲红卫发现新型大众读物的出现不仅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同时建构了初步的“文学公共领域”，并引领了“现代化”历程。 本次会议加强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过对经验的总结、问题的提出与反思、学科理论的探索，相信它一定会对今后中国文论研究和教学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这也是与会学者们所期待的。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5
一、本体论文论 西方文论发端于古希腊，以古希腊哲学为根基。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即所谓本体论(Ontology)学说。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约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腊哲学家分别以“水”、“气”、“火”、“土”、“数”、“逻各斯”等为万物的始基，巴门尼德更首倡“存在论”，认为运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属于“非存在”，是虚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柏拉图的理式论(亦译理念论)主张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个别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实现其自身的感性存在，这种见解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做出显著发展。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沿着柏拉图的思路继续追寻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据，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图对一般与特殊的割裂，认为一般存在不可能与感性存在相分离，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文艺观，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确立起最初的艺术典型说和艺术形式的有机整体论。嗣后，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学理论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体论的总体格局。古罗马末期的普罗提诺提出“流溢说”，认为世间万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归与太一或上帝契合无间的状态，实现永恒的真善美。①这种理论与柏拉图的理式论如出一辙，成为中世纪神学本体论的先声。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德，无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体，那美不能直接观照，却非虚幻。②神学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居主导位置，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指以上帝为中心的万物统一体，析言之，从中可分出“纯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构成的存在”(由多种事物表现出的具体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为的低级存在。③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中世纪文论在所难免地服务于基督教神学，把所有文学艺术都导入基督教文化体系的范畴中。“本体论”一词由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ius)提出，指对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质的研究，亦指对存在本身或万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学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纪，限于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哲学家往往兼为神学家，他们对本体或终极实在的苦思冥想最终都难免指向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现实存在即上帝。即便在声名最著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点也无法避免。柏拉图的理式世界中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等级，位于最底层的是各种具体事物的理式，位于较高层的是关于数学、几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层的是艺术、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层的则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与质料关系的见解，世界是由一条质料不断追求形式的漫长系列构成的，它的一端是绝对被动的纯质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绝对能动的纯形式，为一切质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质料，这个“纯形式”便是作为世界第一推动力亦即绝对实体的上帝。即便在作为哲学大本营的古希腊，本体论的建构也离不开一个超自然的上帝，更何况在希伯来－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中。明确了这个大背景，对于启蒙时代之前的圣经研究为何以张扬神学信仰为起点，就会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转型: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否定神性，赞美人性;反对神权，主张人权;反对蒙昧主义，追求文化科学知识。随着数学、力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知识的长足进步，自然科学逐渐摆脱神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学从对存在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如何获得知识的思考，涉及人认识真理的途径、过程和方法，人如何确定知识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学理论从关注本体转向关注人对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进入文论史上的第二个阶段———盛行于17－19世纪的认识论阶段。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是这次转型的先行者，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确的知识基础上，才能达于真理。④他强调怀疑对于获得知识的重大作用，倡导怀疑一切，唯一无可置疑的是“我在怀疑”的事实。他认为思维对于人的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理性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本质特征，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这种认识论哲学由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发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学的任务是“摹写宇宙”或认识自然;获得真理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对个别事实的感性经验逐渐上升为理性的科学知识。他强调观察和实验对于获得可靠知识的基础作用，主张通过归纳而非推理演绎发现自然规律。英国另一位经验主义学者洛克(1632－1704)提出著名的“白板说”，宣称人的心灵如同白板，全靠实践在上面刻出经验和知识。他驳斥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论，断言凡是进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觉中，人们关于逻辑规律、数学公理及道德原则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与英国经验主义者遥相呼应，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沿着另一条路线为认识论哲学的确立做出重大贡献，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只能来自理性，是一种天赋观念;这种观念最初潜存于人们心中，经过一个认识过程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他区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认为前者是依据天赋观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过归纳而获得的，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尔把认识论哲学及其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讨了理性认识的发生机制，认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绝对知识(即超越现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对象，正是形而上学着力研究的上帝、灵魂和自由。在康德看来，人开始其认识活动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的认识能力，对认识赖以进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即判断力，美学所研究的就是个别情感现象如何借助于判断力升华为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审美心理机制。黑格尔哲学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他的美学定义“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既指出艺术是绝对理念透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又表明艺术是运用感性形式对理念和真理的认知。他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想象意识”和“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认为三者分别对应于艺术、宗教和哲学。⑤#p#分页标题#e# 三、认识论文论 在认识论哲学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近代文论的主流贯穿着忠实反映自然、全面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塞万提斯认为，小说家须以摹仿自然为己任，自然是他的“唯一范本”，对其摹仿得“愈加妙肖”，他的小说就“愈见完美”。⑥法国理性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强调，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理性，以之为最高准绳，因为只有符合理性，才能符合真，也才能达于美;即便进行艺术虚构，“也只为使真理显得格外显眼”。⑦他把艺术定位于认识和再现真理，显示出认识论文论的基本性质。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主张“严格地表现自然”，“把情节摹仿得精确”，“把自然如实地显示给我们”，惟其如此，艺术品才能“更真实、更动人、更美”。⑧德国启蒙文论家赫尔德(1744－1803)意识到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对诗歌创作的必然影响，认为自然气候、风光景物、民情风俗、政治制度等都会制约文学的发展，既然如此，对诗歌的解读就应秉持一种历史主义观点，把某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特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他说:“谁要想影响审美趣味的历史，就必须影响它的起因;……谁要想造就黄金时代，就要首先造就达到黄金时代的起因。”⑨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诗学进而引入剖析诗歌的主观维度，依柯勒律治之见，诗歌本是主客观统一体，是“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间的……是自然事物与纯属人类事物之间的一致与和谐。诗是思维领域中形象化的语言，它和自然的区别乃在于所有组成部分被统一于某一思想或观念之中”。⑩此语表明诗歌中不但有外部世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生活，还有诗人的内在感情和思想观念，故对文学作品的认知须兼顾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到了现实主义小说家司汤达(1783－1842)那里，文学甚至被理解成镜子，须不避矛盾而直面人生，有美写美，有丑写丑，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如其所言:“丑恶的人在镜子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吗?难道不该考察镜子是朝着那些人吗?”瑏瑡?与司汤达同时代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更是宣布:“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瑏瑢?巴尔扎克以其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揭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借助于千殊万别的典型人物，反映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尚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展现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19世纪下半叶，在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法国艺术理论家泰纳(1828－1873)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艺术发展“三要素”的观点。“种族”指由天生和遗传造成的民族特征，“环境”包括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时代”则指特定时期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等。既然艺术的发展受到这些要素制约，欲正确认识艺术品，就必须着眼于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寻根溯源的考察，分析其作者的种族身份，以及艺术品赖以生成的环境条件和时代风尚。这种理论对社会－历史批评生了深远影响。概观之，近代流行的认识论哲学和文学理论将文学批评家从神学本体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在兼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心理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做出合理解释。在这种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使历代文学名著的作者、成书时空、受众、传播过程等日渐大白于天下。 四、第二次转型:从认识论到语言学 西方文论史上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征是从认识论文论转向语言学文论。肇始于17世纪的第一次转型是以人类理性登上哲学王位为标志的，相对于此，第二次转型的核心事件则是起初隶属于理性、仅仅充当工具的语言异军突起，逐渐占据了哲学的王位。这次转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西方社会多种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首推语言学的长足进展。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向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起挑战，提出“言语－语言”、“能指－所指”、“共时－历时”、“横向组合关系－纵向聚合关系”等多组“二项对立”概念，表明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其自身的含义规定的，而是在一个纵横交错的符号网络中由语言的结构规定的。任何一个语言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周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与其他要素对立才有其价值”，“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生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瑏瑤?这些思想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流派的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型”亦受惠于哲学和美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型”。通常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有两大主潮，一是以分析哲学及其美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潮流，二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及其美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潮流，二者在不少方面南辕北辙，但就其对语言的关注而言却不谋而合。科学主义哲学认为，许多哲学问题之所以争执不休，根源在于对语言的误用，故正视语言的缺陷，揭示其真实的逻辑结构，就成了哲学的当务之急。美国哲学家罗蒂于1967年编选出文集《语言学转向》，主张“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瑏瑥?作为解决问题的尝试之一，分析哲学家提出“可实证性原则”，即某个命题有无意义，取决于它能否用逻辑证明或经验证实的方法去确定真伪。在此原则面前，传统形而上学所争论的许多议题，诸如世界的本原、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都是无法验证也没有意义的“伪命题”。在分析美学家看来，传统美学家津津乐道的“美是什么”、“艺术的本质”一类课题也是永远得不出确凿答案的伪命题。这种思考导致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批判。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及其美学对语言也做出全新界定。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人视为认识的主体，把世间万物视为被认识的客体，把语言视为认识得以进行的工具。现代人文主义强调人与世界的浑然一体，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用“存在”取代“主体”、“客体”一类概念。在其理论视阈中，语言与存在相互关联，并非交际工具而是人的活动，确切地说，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如海德格尔所论:“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瑏瑦?语言的本质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质是此在在生存中对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显现，而存在者显现的方式取决于此在的在世方式。这使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则成为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中心。此外，现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型”还得力于各种文学实验中的语言创新探索。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文学争先恐后地进行语言革新尝试，在文学史上达到前所未有的踊跃程度。象征主义诗人为了暗示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的神秘联系，纷纷追求诗歌语言的朦胧性和暗示性。未来主义诗人用“类比”、“感应”、“断断续续的想象”传达作者的隐秘体验。意识流小说家动辄采用跳跃式联想、时序颠倒、亦真亦幻手法表现无意识活动的繁复、错综和紊乱特征。荒诞派戏剧家以颠三倒四、支离破碎、重复啰唆、自相矛盾的台词揭示人生的空虚、无聊、隔膜和荒诞。新小说作者追求语言的重叠、对称、隐喻、类比，热衷于从事“文字历险”的语言学实验。黑色幽默小说家则以稀奇古怪、错乱颠倒的语句使读者发出“苦涩的笑”。所有这些都呼唤着文学理论做出相应的变革，以回应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学语言所发出的挑战。#p#分页标题#e# 五、语言学文论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早涉及“语言学转型”的命题是意大利理论家克罗奇(1866－1952)提出的“美学与语言的统一”，他说:“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问题;而研究美学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瑏瑧?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文论对“语言学转型”亦发生了推波助澜作用，该派对象征语言与日常语言做出明确区分，极力论证了象征语言的暗示性、模糊性、启迪性和再造性，主张象征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或本体所在。以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和苏珊•朗格(1892－1982)为代表的文学符号也是现代语言学文论的重要体现者，他们通过揭示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揭示艺术符号的独特性，为审美活动的自律性找到合法化理由;他们不仅将艺术符号擢升为艺术本体，而且归纳出其意象性、情感性、不可言说性等特征，发掘出艺术符号与生命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现代语言学文论的典范形态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解构主义。19世纪下半叶，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位置的是实证主义和文学社会－历史学，这种研究注重考察作家传记、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交织着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成分，反而将文学本身淹没于与其相临的诸学科中。俄国形式主义者力求从这种窘境中突围，创立一种独立自主的文学研究学科。他们认为文学的独到之处是由“文学性”赋予的，只有“文学性”才能充当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稳固核心。他们强化了文学本体意识，借助于“陌生化”、“形式”、“材料”、“程序”、“情节”等概念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英美新批评理论家将“本体论”明确引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运用“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术语将文学本体与文学语言联系起来，并将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融会贯通，把文学批评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继而，结构主义文论自觉地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普遍规律而非具体文本。该派学者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综合研究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系模式，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深层结构”，以求对其精神文化内蕴有所认识。结构主义叙事学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叙事性作品，试图借助于简化、归纳等运作方法，找到普遍存在的叙述结构，将其行之有效地运用于对所有叙事作品的释读。从解构主义开始，研究者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和认识显示出新特点:在充分意识到语言用于状物表意时的局限性之后，进而关注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语言承载意义的不确定性，乃至语言的自我颠覆性。 此外，存在主义在现代语言学文论中亦有一席之地，它把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纳入存在论视野，超越了将语言仅仅当作符号式工具的传统语言学观念，使语言研究获得了本体论性质。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6
文学语言研究,实际上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文学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文学语言应该是这样?怎样创造应该是这样的文学语言?在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文学语言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现代文学语言学得以创立,并初步具备了独自的理论体系。今后,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促进先进文化的目的,按照繁荣文学艺术的大众需求,参照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现代文学语言学必须大力发展。为此,发挥文化反省机制和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加以严肃而审慎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经过爬梳清理,笔者认为文学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几个误区值得语言学界和文论界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协同展开检讨和评说。 一、观念误区 观念之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的特质是“变异性”。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是变异的语言艺术,变异是文学语言的阐释基点,是文学流派的主要特征。 (一)文学语言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这是关系文学语言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关系文学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根本问题。 文学语言,实际上就是文学文本的实际语言形态,进一步讲也就是文学语体的语言形态体系。笔者在拙作《文学语言性质综论》一文中指出:“文学语言是作家(或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使用规范的民族共同语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独特体验,从而实现文学的各种功能所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语态。简言之,就是民族共同语的文学的审美功能变体。”[1]这是笔者在分析借鉴关于文学语言的文艺学本体定位、修辞学本体定位、语言学本体定位的学理基础上界定文学语言的。根据这个界定的哲学思辨过程,笔者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关于语言型,勿庸置疑,就是指文学语言这个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存在本身。对此,我们既可从语言层面作多角度的静态考察,也可从言语层面作多侧面的动态认识。先看语言层面,文学语言是个构成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表达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语言表达方式或者说修辞方式包括修辞格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再看言语层面,创作主体的文体创新意识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形态呈仪态万千的气象,创作主体对语言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具体言语形式或修辞形式和言语意义或修辞意义呈千姿百态的风貌,创作主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呈万紫千红的景观。而其中的组成部分——变异的方式方法,只是一点点抢眼的奇特的风景。[2]关于审美型,也勿庸置疑,这是由文学语言学的学科定位——美学语言学决定的。 从文学的整体功能看,审美的功能是文学功能的基本功能和主导功能。文学的功能是个复杂的流动系统,一般来讲,它由政治的、认识的、伦理的、审美的等功能构成。 这些功能都蕴含在文学作品本身之中,也就是蕴含在作为文学的美学形式之中。其它各项功能必须融合于审美功能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其它功能的实现都要通过主导的审美功能。由此而论,文学语言的审美具有表现和再现的功能,自然制约并服务于文学的审美功能。综上所述,文学语言语态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语态,具有语言性和审美性双重属性。如果把这个复杂事物的本质归于单级化即单一的层次,简化为单元化即单一的元素,是很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对文学语言的本质,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学科把握(不论是文艺理论的,还是语言学的、修辞学的、语体学的),都是片面的。如果不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语态作阐释基点,关于文学语言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就得不到满意的阐释。 因此,我们这样认识和把握,完全符合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阐述的事物本质的多级原理,完全适应现代美学、现代语言学、现代修辞学、现代语体学的理论科研水平。[3] 再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对文学语言本质的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和看法。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是本新说颇多、份量颇重的高校文学理论新权威教材。该书中指出:“文学中的语言,也就是文学文本的语言,是经过作家加工的、旨在创造艺术形象并表达意义的语言形态。一般说来,各种语言形态,如口语、土语、方言、书面语和文学语言,以及文言和白话等,都可以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进入文学文本,成为文学文本语言组织的组成部分。”[4]这是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具有时代水平的界说,它建立在对文学语言形态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上,无疑具有较鲜明的科学性。知名修辞学者高万云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指出:“文学语言应是以言意并重的审美形态为主要目的,以情趣想象为主要构建方法,以二度规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5]这里的话语,从书中前后行文看,指话语形式,又指功能变体,还指存在方式。这是作者在探讨文学语言的语言内核、逻辑基础、民族品格、心理机制、审美追求、修辞意识、个性特征、游戏旨趣等诸问题的基础上抽象概括的界说。由此可见,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学术积累是厚重的,这等学术胸襟和气魄,值得称道。知名文论学者王一川在《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这五十年文学在语言上呈现大致四种演化形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暄晔(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至今)。”[6]这里勿需评论其概括的科学性程度,单就纵的历时考察看,视野开阔,根据充足,认为文学语态呈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总体看法是不可否认的。从纵横结合的学术背景看,以上引述的三家代表性界说和看法,对文学语言本质等的研究基本上都能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遵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哲学原理,采用超验和经验相结合的哲学研究方法,作总体的根本的观念把握和建构。#p#分页标题#e# 尽管它们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性,但对文学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离真理是较贴近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上述文论界和语言学界的四家的界说和看法加以比较、加以综合,绝不会得出“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的结论。 (二)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特征是变异吗 这是关系到变异在文学语言中的地位的大问题。 笔者曾对当代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作了比较研究。总起来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概括的文学语言的特征不那么集中,主要有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等十一个特征[7],再加上童庆炳概括的内指性、陌生性、本色化[8],合起来就有十四个。 显然,这十几个绝不会都是文学语言整体的特征,虽然都有各自提出的成为特征的依据。笔者在《文学语言特征的科学指数及其关系》一文中提出,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其特征依次应为: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这“五性”是完全跟文学的内容和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完全适应文学语言的总体特征和根本性质的,是将经验和超验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符合文学语言的现代性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也就是说“五性”着眼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着眼于整个结构层,而不是某个层。因而适应面广,抽象水平高,概括力强。这样的根据或者说条件,从经验乃至超验看,除美感性外(下面还要谈到)变异性等其他性是所不具有的,因而,变异性不会是主要特征。[9]这还以语用频率调查为据。以变异中的变异句为例,据笔者对现当代22位著名作家的24篇(首)代表性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手工调查,变异句总数约占调查总句数的3.5%。那么,主要特征是什么?主要特征应是形象性。著名修辞学家张静曾说:“文学语言的特征很多,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精炼性、音乐性等。这性,那性,我看都离不开形象性。所以说,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总特点。”[10]这样的论断,文论家和修辞学家大都是赞同的,并极力加以阐发的。这样的论断,不会也不该质疑并轻易变更。在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面说的“五性”都应具有美感性。换句话说,美感性应主导“五性”,生成形象美、情意美、音乐美、丰富美、创新美,使文学语言构成以美感性为灵魂的“五性”有机统一整体,成为美感性以及“五性”的载体和本体的统一体。如前所说,这是由文学语言的本质所决定。因此,不宜单列美感性。 (三)究竟如何看待文学语言变异 这关系到文学语言变异的名分问题。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本文所谈的文学语言变异是指文学语言的修辞变异。而有的论著中的文学语言“变异”的含义,大致有三个:语言变异、言语变异和修辞变异。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念误区之一,可以说是跟“变异”的诸多含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必要逐个清理。 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修辞变异,是分属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两类变异。语言变异,简单地讲,是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变异,主要有语音变异、语汇变异、语法变异以及文字变异等。言语变异,简单地讲,是语言运用过程中,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言语形式和言语意义。[11]这两类变异往往成为语体和风格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们称其为语体变体和风格变体,并把它们当作语体学和风格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加以研究。 如果把它们的运用跟语体特征和风格特征的生成联系起来,并认为它们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是有道理的,这叫“广义变异”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按照语体学原理,这两类“变异”也有跟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相适应的,换句话说,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也可由两类中的相应“变异”来体现。那么,照此推论,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不也是这些语体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吗?可见,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的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如果言语变异具有明确的修辞选择的特征,它就是修辞变异,即有的学者所说的“狭义变异”。严格来讲,文学语言变异应该指修辞变异。这才是文学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如果把它当作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看作文学语言的实质,如同前面所论,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也是很难赞同的;如果把它们看作是构成语体和风格的鲜明要素,人们是赞同的。 总而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名分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直接关系到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观念之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有人提出文学语言要挣脱语法的桎梏,扭断语法的脖子;有的大讲文学语言要“超越语法”、“突破语法”;有的鼓吹“变形”理论、“陌生化”理论、“疏离化”理论。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会有“变革”、有突破、有创新。 观念之三:变异是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学语言的追求目标。有的学者认为“明白如话”、“朴实无华”没有艺术生命力,只有超常使用才能造成最佳的艺术效果;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变异,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就完结了。 对于这些看法的评析,见诸有关论著的颇多[12],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必再仔细地深入地评说。笔者认为只要通过探讨明确了文学语言的实质,这些误区定会消除。但笔者还想简要强调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在处理变异与规范的矛盾对立关系时,应该时刻牢记规范是基础,规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自古至今的语频效应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异修辞与逻辑理据的关系应是既“无理”,又“有理”,也就是既背理又合理,具体地说,从显性语言表达看,是不合理的,但从隐性逻辑事理看,又是合理的。其二,文学语言的研究方向、追求目标,决不能脱离文学语言的文学审美功能,要遵循为充分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服务的规律;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源泉在于文学语言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采用“陌生化”等手法创造的文学语言变异虽然具有变异美、具有生命力,但它只是刻意艺术加工之美,它的审美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过分追求,变异和“疏离”等过度,大众是不欢迎的。其三,思维的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不能不说是这些误解的逻辑根源。#p#分页标题#e# 二、语体误区和方法误区 这两个误区,跟观念误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由观念误区派生的误区。这里只作简要评析。 (一)语体误区:注重诗歌语言、小说语言,不注重散文语言、戏剧语言语体误区实际上是材料误区。这是专门研究文学语言的论著普遍存在的问题。请看笔者手工抽样调查的下列数据(按时间先后为序)。[13]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七章文学语言共举文学语言例43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2.8%、20.7%、13.9%和2.7%。冯广艺、冯学锋著《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8月)共举616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0%、21.1%、16.8%和12.1%。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章文学语言组织共举67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7.2%、19.4%、8.9%和4.5%。高万云著《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的开篇文学语言的规范之争、第一章文学语言的逻辑理据、第四章文学语言的审美追求、第八章文学语言的变异规律、结语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五部分,共举158例,其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8.2%、31%、6.3%和4.5%。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编《文学语言研究论文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3月)刊载文学语言研究论文共计19篇,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47.4%、26.3%、26.3%和0。《修辞学习》编委会编《修辞学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度(1—6期)共收文学语言研究论文19篇,其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52.6%、31.5%、10.5%和5.4%。 上述两个系列的多组调查数据,足以说明在文学语言研究范围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枯状况,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固然,“小说是积极修辞手法使用的集大成者”,某些“诗歌语言有系统地违反规范标准的艺术变异”,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研究是合情合理的,但对戏剧语言绝不能轻描淡写,甚至漠然置之。这里谈两个主要理由:戏剧语言的研究内容绝不是一个“个性化”所能概括得了,它的研究内容大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是大有可为的开发领域;戏剧语言主要是对话语言,难以数计的电视剧等的对话语言,跟大众的语言联系最密切,奋力研究它有利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提升,有利于为现代语用学提供活生生的实践材料。 (二)方法误区:研究方法钟爱归纳法的例证法,还喜欢频频采用分析法,其它方法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方法同科学研究对象是互融的,是某种客观对象的内部各种关系的反映。它也是个系统,具有客观性、依存性、层次性和多样性。[14]既然文学语言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审美语态,就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目的、要求,选择相适应的具体方法,或者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方法的过分单一,势必会产生公式化的“套板反应”等后果,给研究价值带来严重影响。再者,某些具体方法只适用于某个层面,或某个范围,功能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就会引出脱离语言实际的结论,比如,前面举的对文学作品中变异句的语频调查数据就证明,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变异不可能成为文学语言的主要特质。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7
生态一词，包含有“返本”的意义，“返本”的目的是“归真求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化、金钱化的“钢筋森林”，人及其艺术都丧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们希望通过“生态”意识的引导，使人们能够重返大自然，重返诗性的大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原生态”才会迅速地在人们心目中构建新的“桃源”镜象，才能越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边界，向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渗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来就产生于过去的时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寻求它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去，简言之，即返回原点，返回文本。正如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中所说:“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尊重历史的事实。返本的第一层意思是返回原点，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形象地说，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返归于它所产生的某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产生的多种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因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基因”。我们知道，战国时人不可能代汉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论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关于“民本”的认识水平，而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认识，好比将桃花装饰在梨树的树桩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没有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要能抓住产生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的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其中，有对古代文学理论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的社会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响文学理论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结合”之说，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2］，这就是抓住影响文学的“史”和“哲”的信息来研究文学。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之所以难以完全摆脱按封建王朝的方式来分期的模式，就是因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前代学者将这种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将“永明声律说”与佛经转读之声进行比较，得出“永明声律说”是由于佛教影响而产生的结论，这就是抓住佛教影响文学的信息，对“永明声律说”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罗宗强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是将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还要注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进行研究时，须尽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纵出版《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联，雅、颂和古巫的工作相关联。这种推原的研究思维，就是没有放过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诗品》东渐及其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发人之所未发，同样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诗品》的传播语境，仔细求证、还原史实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饶忠颐先生在《六朝文论摭佚》中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的关系，提出了“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观点，这也是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仔细理解理论文本的本来意思。虽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文本的基础。从字、句、段到篇章，都须仔细辨别，谨慎阐释。字或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也会变迁，由本义产生诸多衍生的意义，有时甚至衍生出与原义相反的意思。在理论文本中出现的字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是在它那个时期的确有那个意思，才能作那样的解释，各种字书、辞书、类书的参照是必须的，考证、训诂、义疏、笺释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这方面，清人朴学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鉴。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关于“诗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闻一多先生在《诗与歌》这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荀子》、《礼记》、《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将“志”训为“记录”、“记忆”、“怀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将“志”训为“志意”或“怀抱”的限制，为诗在早期社会具有记事、叙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就是寻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细、全面地研读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在错误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做样本，将现在的文学研究做成古代的样子，或者对古人顶礼膜拜，让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综之，“返本”方能“归真”，“还原”益于“求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坚持“通变”的思想
所谓“通变”，是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坚持“通变”的思想，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摸清它发生发展或嬗变的逻辑进程，并沿着其逻辑的进程来获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这是决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蔡钟翔等先生所谓的:“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1］6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以古证古，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在古今之间，哪些东西延续下来了，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新生，哪些东西丢失了，都需要用“通变”的眼光来考察和发扬。“通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借用的术语，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一篇，即是代表。刘勰在这篇文章中用“通变”思想来讨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通”即“继承”，“变”即“革新”。仅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通变”思想的根源还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性。“通变”思想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易”学关于《易经》的讨论。《周易大传》中的《系辞》一篇，阐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变”、“通”和“通变”。“变”，是由“爻变”而致“变动”、“变化”之意，故《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通”，为通达之意，故《系辞》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才能通达?知变化是其前提，故《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知道了“通变”的道理，就能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状，故《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p#分页标题#e#
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层面的运用，使得“通变”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更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上。继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这应该是“通变”一说的重要内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需要注意“通变”思想的运用，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观澜索源，知变能通，掌握它的发展脉络，这样才可能把握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把脉，从而获得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具体而言，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因为它们在今天甚至将来，仍然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诗言志”、“比兴”的讨论，关于“虚静”范畴的发展、意境理论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之争的讨论，等等，它们一直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能够跨越千年或数百年，说明它们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它们在将来，仍然可能成为研究热点。也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历史上不太受重视，但是今天来看，具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说，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当代的文艺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共同美感”说重获得了它的理论生机。还有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因为它所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已经湮没于文学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的写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评及理论。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发现八股文的写作也有可借鉴之处，对于明清以来的学人就八股文展开的批评和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如果说“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论产生的原点，对理论的原义进行定向、静态的考察，那么坚持“通变”思想就是要求纵向、动态地把握理论的发展变化逻辑，掌握理论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使古代文学理论能够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壮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学理论沦为当代文艺学的论证素材和修饰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反传统、反封建运动进行得太激烈，文学革命的人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通变”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滞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创，这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能从传统中借鉴多少，决定了传统可以走多远。我们能发现多少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规律，也就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多少种可能。
三、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从学术生态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目标中的有机构成部分。1994年，金元浦先生就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话语重建”［4］。但关于这一文论建设目标的系统讨论主要在1996年以后。曹顺庆、李思屈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5］12著者还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步骤:首先是对传统话语进行发掘整理;其次是在对话中凸现与复苏传统话语;再次是在广取博收中重建话语体系;最后，要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5］12－21。“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为它基于文艺学界关于“话语”的基本观念，即当代文艺学将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而“话语”(discourse)，是与语言、语言系统、言语和文本等存在联系和区别的概念。“语言”(language)，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话语”则是“语言”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中国文艺学界对于“话语”的经典解释是“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童庆炳《文学理论》)正因为“话语”研究具有从“语言”的表层透射“言语”的深层，并连缀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的功能，所以“话语重建”可以作为整个中国文论重建系统的一个“标签”。也正因为如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目标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响应，讨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我们现在来看“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它实质上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必须要突破旧有的文论话语体系，建立新的更具包容性、更适应中国文学实际的话语体系。同时，由于它包含了希望中国文论在较长时期内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的诉求，所以实质上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联。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在这项工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它就是这项巨大的工程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众所周知，“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的提出，远的目标不说，其当务之急是为了解决所谓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失语症”，因为中国文艺学界在经历了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社会思潮影响之下的新文化运动话语、苏联话语、现代西学话语的影响之后，发现中国文艺学沦陷在话语的失范之中。学界反思这一过程，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应该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重建的第一步是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反之，作为“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工程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持的基本观念、原则、方式方法等，也直接决定了它能否在“重建”的过程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就是谨慎地扬弃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的话语体系，合理地吸收国外适用的话语体系，按照“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原则来融铸新的话语体系。我们知道，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的话语体系，从其外观形式上来看主要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建立在对文献及作者进行考证、训诂、义疏、笺注基础上的考辨型话语体系;其二是建立在直觉、类比及象喻式思维基础之上的点评、杂谈、描述的印象话语体系。从其内在的演变特征上来看，主要体现为在儒道释文化主宰下的文论话语的分流与合流。已经受到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研究方法冲击的当代学人，不可能完全像古人那样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必然面临话语重建的问题，即必须对古典形态的话语体系有所扬弃，重建新的话语体系。上述的两种从外观形式可以直观到的话语形态，在当今并非不可用，由于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考辨型话语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话语之必备，而印象式话语体系，由于重在体验和感悟、且与文学史实、文学文本密切结合，同样具有发扬光大的基础。至于在儒道释文化主宰之下的文论话语的分流与合流，其中包含的诸多文化精神，也可以在“话语重建”的过程中融铸到今人的精神世界中。#p#分页标题#e#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探讨过的文艺学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问题、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文学性问题、文学批评的使命问题，以及新媒介下文学经典的命运等问题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见出分晓，尘埃落定，相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日益兴盛，随着读图时代的高调而至，文学的周边环境及其自身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而使这些问题在为文学理论提供研究动力与资源的同时，也寓示了文学理论教学中难以解蔽的困境。 一 首先，文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与文学一起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发生了变化，亦即文学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曾言:人的本质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极富启发意义，文学何尝不是如此?既然没有一种关于文学的本质界定可以直到永远，既然表象也可能是本质的另一种暂时而飘浮着的存在，那么，不如来个思维转向，不去追问深度的本质，而去关心文学的关系，通过研究文学与周边众多参照物的联系，来追问当下的文学需要和能够做什么。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但其威严依旧;人们摆脱了地奴，却成了房奴;“美”成了可以快速生产的商品，个性化追求与复制粘贴同为时代风尚;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精神领袖，哲学家也没有了古希腊的生存温泉，明星才是梦想———这样的时代，文学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何在?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学家与明星、地产商并存的理由何在?传统的有关文学的本质主义界定，显然无法回答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再往文学身边靠近，文学还面临着读图时代图像或视觉文化的重重包围。代替印刷文化，图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种主导性的、覆盖全面的文化景观，三十多年前丹尼尔•贝尔“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156)的判断正在被迅速应验并津津有味地上演着，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围绕着视像而展开与跳跃，视觉美学、眼球经济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参数。艾尔雅维茨在《图像时代》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视觉出发。它是一种图像和图画不仅相互纠缠、而且可以互换的视觉文化”，在这种境遇中，“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为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34－35)。 其次，文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当今时代，以电视、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全方位地介入了当今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并继续对文学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论人们对经典的纸质文学有着怎样浓厚的情结，人们在图像与网络面前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对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时间已成为事实，由于媒介载体的变化，文学文本从可听文本、可读文本变化为可视文本，而文学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重视抒情、诗意而变为重视感性形象。文学的边界在悄然扩张: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性别学、生态学亲密结缘，文学与广告、装潢、酒吧、广场、公园等热烈拥抱，文学不再只躺在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学也不再只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还选择了电影、电视、DV等，文学不再只钟情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与托尔斯泰们，也钟情于大众文学如韩剧与金庸们。(梁晓萍44)大众文学的票房收入一路上涨，玄幻、穿越、鬼怪、网游、修侠、灵异、言情、身体等文学的网络点击率远远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等名著，在专家的担忧中，文学一边被消费着，一边被边缘着，诗性的光环失去了，传统的美感被快感取代了，文学“成为游乐场、荷尔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诱使读者沦为欲望的窥视者，逐渐丧失审美力和判断力”(王纪人50)。这就是让人快乐并痛着的文学现状，文学理论教材中所讲的“文学既无功利又有功利、既是形象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认识的”、“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等理解都不能完全解读消费时代的这种文学实践，普适性的结论遇到了新的问题。 二 读图时代肆意生产的图像文化还影响到文学理论的接受主体大学生，它使大学生因经典文本阅读体验的缺乏而造成文学理论理解上的贫血。如上所述，文学的确进行着边界的扩张，读图时代已经到来，这是已然的结果，我们没有必要忧心忡忡，毕竟，读图时代会有读图时代的文学经典，读图时代人的生命体验不会流失，文学会记录这个时代人的生存感受，但我们也期望学生在共时地接受同时代的文学时，更要将目光伸向历史，从传统的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文学经典绝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它是某片土地上有意识生命族类的延展记录，是情感与思维的汇集，是人类为自己圈起的精神家园，是后人走近古人并返身观照自我的重要参照，“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方忠189)。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反对图像写作对于经典庄严使命的“充满快乐”的“祛魅”，也反对数字化写作在虚拟空间中对于经典崇高命意的“渎圣化”篡改，反对文学创造中拼贴、复制等纯技术游戏，也反对广告化、快餐化等展示文学。 文学理论这门课开在大一或大二，如今的受众大部分属于九零后，他们基本不主动而充满热情地去阅读经典文本，①据笔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112名正在学习“文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大一学生中，其中完整读过纸质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竟无一人，95%的学生读过其中的某一种，但多为零星片断，大部分学生通过电视、电影、动画、电脑等图像文本接触四大名著。完整读过《平凡的世界》的占所调查总人数的8%，完整读过其他现当代名篇如《狂人日记》、《四世同堂》、《穆斯林葬礼》、《尘埃落定》等著作的为零。完整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飘流记》等“儿童或中学生必读书目”的占所调查总人数的6%，完整读过《红与黑》、《复活》、《简爱》、《局外人》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的为零。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大多在家长或语文教师的引导与督促下读过一些具有比较明显的有助于心灵健康成长的、有教育意义的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其它的名著则接触较少。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语境的功利性逼迫:为了应试，为了得分，他们往往只作“文学史知识”般的有针对性的被动阅读，大部分时间会留给数学、外语等见效快的学科;二是阅读的享受化心理作怪:一名学生非常坦诚地说他只喜欢阅读“穿越”、“武侠”，不想把自己变得那么复杂，那么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子传媒的诱惑，图像文本直观，感性，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很容易攫取人的眼球;而且图像文本停留时间短暂，不像纸文本以陌生化的手段故意延宕人的阅读时间，这样，观者就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大容量”的学习需求。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面对缤纷而又不必作过多思考的图像文本，何乐而不为?第四，图像文本可以在娱乐性的视听感受中减缓人的压力，使学生在紧张的教室学习之余得到些许的心灵松绑，在目标性过强的符号学习中获得刹那的无目的性愉悦。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大学生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少得可怜。难怪有学者提出:“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图像)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敬文东43)。这一说法显然有些夸大，但它起码提醒我们:一定要力争让每一个学生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吸收精神营养，成为构建生态文学的生力军，而不是成为精神沙尘暴的参与者与制造者。#p#分页标题#e# 三 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除上述原因外，文学理论教材的本质化倾向、此起彼伏的西方文论因缺少中国语境而与中国文学现状常常错位、中国古代文论价值被遮蔽、意义被误读等现象也是造成文学理论教学短路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关于这些原因，将在别处专门论及。面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诸种困境，我们该如何突围?有哪些有效的路径可供选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因大学生阅读经验缺乏而造成的前行困境问题，因为接受主体是教学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方。这件事显然不是仅靠几位学人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多地要依靠高校的所有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长久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不仅指向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更需指向大学生阅读经验的长期培养。由于当今文学生存的环境很难在一日之内凭借几位忧国人士得以改变，消费时代连大学教授、曾经有过坚守的精英作家都席卷其中，因此，改变文学生存处境的诉求可以作为我们的长远目标，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且最谨慎的做法是，做好对大学生阅读的时代性引领、警惕性选择和现实性解读，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阅读对象的选择。笔者认为，在辩证理解图像文本与书面语言文本各自优长的情况下，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进入古今中外的经典语言文本，品尝和体验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命感悟，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学表达的独特性规律。那么，为什么要尽量选择优质的语言文本而不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图像文本(至于图像文本，也要以正视与包容的态度择优从之，毕竟图像是文学自身发展历程中的一种选择)?这缘于对图像文本和语言文本的对比理解。 对于这个世界，图像与语言一直都在争宠。在人类试图解读世界、表达自我时，图像和语言从众多符号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人类欢迎的两种符号，从此，“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因此，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艾尔雅维茨26)。远古时代，文字还未出现，口语表达又有不能永久留存的局限，人类便通过刻画在山洞、岩壁、身体等上面的图像来传情达意，传递信息，这一时期，图像是人类重要的表达符号。后来，文字出现，语言拥有了记录的功能，图像的特权地位被打破，图文之争因此爆发。基于不同的哲学观念，东西方对于图像与语言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受重理性而轻感性的哲学观念的影响，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崇尚语言而贬低图像，视诗歌为高于绘画的艺术，直到文艺复兴，图像的魅力才开始抬头;而中国古代则不同，与天人合一的观念相一致，语言与图像的冲突相对缓和，二者一直融洽相处，共同创造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国古代文化;戏剧出现以后，尽管也有案头与舞台之争，但二者高下难别。直到现代社会，图像凭借其快捷、生动、貌似真实的特点，迅速俘虏了读者，才使读者成为观众，使图像以绝对的优势跃居于霸主的宝座。 将图文之争置于人类文化史中进行考量，我们发现，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情形从未发生过，通常的情况是某一方占据优势而另一方显出弱势，而孰强孰弱，人类表达的需求说了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急于指责某一方，也不需要在厚此薄彼的先验理解中一棒落下，如果这么做，就又重蹈了本质主义思维的覆辙，我们需要在“虚静”的心态中认真分析人类守护和建设精神家园的现实需求。显然，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已形成了某种共生与互读，《妻妾成群》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夜走红，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因电视剧而走入寻常百姓家，但二者在展示文学魅力方面是否真的难分高下，在文学信念的坚守方面是否不分伯仲，尤其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与形象清晰、明确的图像文本不同，语言文本建构的形象模糊、多义，较之于斑斓夺目却稍纵即逝的图像形象，纸质文本的形象更能为一千个读者提供一千种解读的想象时空，这种被中国古代文论称之为“诗无达诂”的文学特点，恰恰造就了接受者的求解乐趣与文学形象的深刻特性，何况对于源自语言文本的图像形象而言，文学语言始终是其根本与依循，能否“形神兼备”地再现文学人物始终是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而图像文本，因其主要功能在于让人看而非让人思———“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乔治•布鲁斯东51)，“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尾服”(赵勇16)———因此，它在满足观众快感的同时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了，而这一点之于人类，恰恰是十分可怕的:当人类不再敬畏生命，当活着的意义被戏谑性地抽空，人类如何眺望或走近安顿其身体与灵魂的精神家园?如此，与大学生一起阅读经典文学文本，在“把文明的普世价值谱系保存得最好、亦最纯粹的经典文本”(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语)中一起去找寻“感情的型”(李长之语)与“文化共名”(何其芳语)，不正可以培养莘莘学子的文学担当精神吗? 既如此，主动为因经典阅读贫血的大学生输血便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困境突围的一种有效性途径，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不拘一格，但起点应当是立足于经典文本，通过教师讲解与学生实践两方面的努力，挖掘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共同建立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的阅读数据库，在经典文本余兴与衍兴(王一川2－6)的反复把握中搭建起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首先，我们向学生推荐一些必读文本，包括文学理论文本和文学作品文本，前者如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等篇目、钟嵘《诗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论美》、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康德《判断力批判》、韦勒克与沃伦《文学理论》等，后者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鲁迅、徐志摩、张爱玲、丁玲、路遥、贾平凹、铁凝、林白、海子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红与黑》、《追忆逝水年华》、《简爱》、《秃头歌女》等外国文学作品，每个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种，认真撰写读书笔记。 与此同时，我们要求学生在阅读期刊(论文集)论文的基础上推荐其中高质量的一篇(鼓励推荐自己撰写的论文)，论文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文学理论的热点论题，也可以是文学文本批评，并利用课前十至二十分钟的时间进行现场推荐。推荐前要尽可能多地查阅资料，将的知识也谙熟于心;推荐时则要求先讲推荐理由，再进行阐释;之后有五至十分钟的互动对话，其他学生会就论文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质疑、询问或补充。本学期我所带的两个班已有十二个同学上台推荐，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活动，学生不仅对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其当下的意义有了一些理解，对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由生疏而渐趋熟悉，由惧怕而渐生喜欢，更通过讨论对话互相启发，提高了思维与分析能力。#p#分页标题#e# 除了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应对文论教学的困境外，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与中国语境的有机相融，扭转文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最终使文学理论自身更具有接地性也是走出文论教学困境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概言之，电子传媒与消费时代联手，将文学与文学理论逐渐边缘化，有关文学终结、文学理论终结的担忧不绝于耳，恰好说明了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正经历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文学理论教学正在遭遇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读图时代复杂多变的文学情状、九零后经典文本阅读经验的严重缺乏、文学理论教材或显或隐的本质主义倾向、此起彼伏却水土不服的西方文论、被遮蔽和误读中国古代文论等，都加入了制造困境的行列。为了走出困境，诸多学人做出了有益有探索，譬如童庆炳、王一川、方克强、陶东风、南帆等学者，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为文学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两条具体的研究路径，②尤其立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因其对文学理论自主性、自律性的独特观照而更具学理价值和可操作的特性;而如我一样的普通文学理论工作者，也正在加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创新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