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献校勘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考证方法，不仅是“工具”与“手段”，更是“审美方式”与“思维方式”。立足文献校勘基本理论，探讨古典诗歌和现代文学的校勘方法，揭示两者方法之间的异同，可以彰显文献校勘在文学方面的审美作用，进一步突出文献校勘的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献校勘;古典诗歌;现代文学;求真复原;求真存异
本文致力于把文献校勘的方法论投射到文学和生活层面，力图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视角来阐述文献校勘的实质性意义，彰显其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与思维方式。据此，使读者真正了解文献校勘的意义，并激发读者对文献校勘的兴趣，形成一种文献校勘的批判性思维。
一、文献校勘与校勘学
文献校勘，古代称之为校雠或雠校，它们都是在词源学的范围内讨论的。如今所指的校雠学偏向于广义，校勘学则侧重于狭义。广义校正指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狭义指校正文字等内容。在现代汉语中，校勘学属于校雠学的一个分支，主要运用于比较古典文献中的字词、语句乃至篇章。在定义的基础上，文献校勘的方法又分为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综合考证法，文献错讹的类型主要在于讹、脱、衍、倒和错乱［1］。文献校勘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古书原貌，正本清源”。据学者调查，校勘学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开始萌芽，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也有学术的发端。在西方，文献校勘学被称为textualcriti-cism［2］，即“原文的解析或原文的甄别”。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作为文献的校勘者都必须做到“多闻阙疑”，谨慎校勘。另外，文献校勘不仅能够起到完善文献的作用，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下文以对古典诗歌和现代文学的校勘为例进行分析有重要意义。
二、古典诗歌与现代文学校勘
古典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性的语言，具有词约义丰、生动活泼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历代收藏者、文人参阅古典诗歌文献时，对文本中的字、词、句有过一定程度的修改甚至是篡改，再加上古典诗歌的原本、摹本在历史的长河中辗转多地，书本缺漏页现象严重，古典诗歌的一些字词难免受损，留下了大量的歧义和审美空白。为了还原古典诗歌之美，这些歧义和空白正是值得校勘者去校正、去填补的地方。文献校勘者在进行文献校勘的过程之中，应该以不损害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为初心，进行文献的校补工作。因此，对古典诗歌的校勘应注意作者、诗律、词义、语境。第一，关于作者。应该首先了解他的生平，其次是行文风格，再次是用字习惯。比如李白，他放浪形骸、不慕权贵的显著性格特征以及浪漫主义的诗风都为校勘奠定了原始基础———根据他的性格、诗风和以往行文中的用词习惯，能够比较轻松地推测出诗歌中的词语;又如，闻名遐迩的杜甫诗歌中的“麒麟阁”和“骐驎阁”之辨，目前学者所得出的最终辨析成果，其实都是由杜甫的自我形象以及行文风格、用词习惯所决定的。第二，关于诗律。校勘者可以从韵律、对仗、声律三大层面对诗歌进行分析。韵律，即“平上去入”，古典诗歌非常讲究押韵，是一种相当整饬的美学。并且，它对诗句之间和诗句内部的韵律要求极其严格，尤其是律诗和绝句等近体诗。借由这个显著的特点，校勘者可以探寻其押韵的规律，从而辨别“讹”“脱”“倒”等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异文现象。对仗，指按照字音平仄和词性虚实构成的严式对偶句，必须严格保持“词性一致，平仄相对”。对仗的类型主要包括工对、宽对、邻对，工对对词语和韵律的要求最严。如《千字文》里的“凤鸣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凤鸣对白驹，草木对万方。上下两句中，词与词之间词性一致、词类相同，韵律更是贴合得天衣无缝，分别押“u”和“ang”韵。较之工对，邻对和宽对的约束就少很多。在韵律对仗整齐的情况下，邻对用相近的词类辅之一致的词性来相对即可，宽对则不必注重词类，仅词性相同就可以形成对仗。在了解对仗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校勘者便可以对一些颇有争议的诗歌词句进行辨析。如杜甫有诗云:“玉局他年无限笑(事)，白杨今日几人悲。”“笑”和“事”字历来有争议，但是，通过对仗原理可以发现，在“笑”和“事”之间，由于“笑”是动词，和“悲”的词性相当，“笑”字比“事”字嵌入文本更加妥当。因此，此处取“笑”字为妙。声律，则要求校勘者掌握牢固的平、仄声韵技巧及熟悉古典诗歌平仄声韵的押韵规则，然后再进行分析。第三，关于词义和语境。词义和语境往往是结合着运用的，词义蕴含了语义和信息量两大层面，语境则需要回溯上下文和作者生平以及时代背景。从词义和语境方面来校勘时，文学色彩就更为浓厚了，并且校勘者还需要掌握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知识，以便校勘时随时参证。例如“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一些文献指出，应是“饿已卒”［3］。如《淮南子·说山训》中就指出:“宁一月饥，无一旬饿。”又有东汉高诱注:“饥，食不足;饿困乏也。”“饿”的程度比“饥”更深，故有“饿殍遍野”之说，所指的惨状更为惊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更为深刻。再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国破家亡，朝不保夕，一个“饿”字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国家、小家之潦倒的悲惨情状，同时暗含杜甫离家之久、家中赤贫的客观事实，侧面反映了杜甫伤己伤国的悲恸心情，又直接把“小我”和“大我”联系了起来，颇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叹。可见，对古代诗歌的校勘，好比对贾岛的“推”和“敲”、陶渊明的“望”和“见”、王安石的“到”和“绿”的领悟。以上，在对作者、诗律、词义、语境的考证之中，不仅能够让校勘者直观感受到古典诗歌凝练而深邃的美，还能够使校勘者从字词之中看到另一些有关历史与情感的别样世界，再次体验古人创作的心路历程。此外，“校勘”除了可以运用于传统的古典诗歌、古典文献领域，还能够在现代文学当中发挥令人惊叹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校勘和古典文学的校勘是求同存异的关系。两者都有“求真复原”的含义，而现代文学更侧重于“求真存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同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是可以被作者不断修改的，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对这些不同的文本进行汇异，也即“只校异同，不定是非”的“汇异性校勘”，区别于古已有之的“复原性校勘”［4］。这样既可以保留文章原有的艺术性，也可以整理出其艺术性的发展路径，从而有益于现代文学的创作;同时，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流变，这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另外，在现代文学中还应该注意到“实质性文本—语义”和“非实质文本—标点和排版”［4］的作用，它们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字词的异文具有语义价值，属于实质性文本，因此会影响文本文义，甚至影响受众对作品的理解。而标点和排版作为一种新型的语法修辞手段，具有参与文气并调节节奏与文义的功能，因此，无论是标点的“脱”或是“衍”还是排版的“错乱”，都容易造成文义的混乱。例如，《鲁迅日记》中的“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颇醉”后面是句号或是逗号，两者的行为主体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一本书的章节排列次序，也会影响到文章所要传递的意义。据陆泽逊《文献学概要》，古典文学的错讹类型主要有五大类:讹、脱、衍、倒和错乱。而现代文学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等原因，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笔误”“误植”和“臆改”等由于收藏者、文人主观原因导致的错讹类型，后来还要加上“阙文”和“斧削”等由于收藏者、文人为了躲避政治灾难而导致的客观错讹类型。以上，便造成了现代文学文义的“重叠构成”和古典文学一样驳杂。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为了使现代文学保持既有的生命力，体现其时代性内涵，现当代学者对现代文学的校勘一般采取“死校”和“活校”相结合的方法(即“死活参照法”)来进行历史文本的校勘。“死活参照法”采用脚注的方式，原文的错误不改，在脚注中标明某字当作某字，或某字今通作某字。这样既保全了以古典文献为根基的文献校勘本意求“真”的内涵，也避免了求真带来的文意僵化，并巧妙契合了现代文学的文本创新与文体实验特质，从而充分保留了现代文学的审美性，彰显了其审美价值。
三、文献校勘的现实意义
文献校勘可以维护好文献本身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对文本本身的校勘过程原本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在已有的历史性文化积淀上，向受众传达出正确的美学品鉴方式和批判思维方式。就如同“Knowledgeispower．Franceisbacon．”，如果不重视对文本的校勘，不具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会直接译为“知识就是力量。法国就是培根”。事实上，这句英文的原有文本是“Knowledgeispower．FrancisBacon”，即人名FrancisBacon被错讹为了Franceisbacon。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以上这种错误，不仅会造成文本的歧义，更会损失文本的美感。当校勘者发现错误并改正错误时，就在校正与思考中提高了思辨能力，领略到了文献校勘的重要性。而这种面对文本的批判性反向思维模式，是校勘者乃至所有受众所应该具备的。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在学习乃至学术研究中获得新的启迪与新的突破。同时，校勘者可以把校正古籍的方法运用到现代文献的校对中，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外文献校勘方法，进行方法创新，承前启后，丰富我国文献校勘的学术宝库。此外，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所拥有的古籍汗牛充栋，文献校勘为我国的文化继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手段。综上，校勘者不仅要把握好文献校勘的定义以及它的运用范围、技巧，更要不断拓展它的应用领域，发挥它的审美性和思维性，把理论价值转化为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