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
元代是个大一统的帝国，这对于全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起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整个元代又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蒙古族在入主中原时，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飞跃的阶段，比之于高度发展了的宋朝封建社会是很落后的。先就经济生产方式而言，它以强大的军事暴力征服中国以后，就企图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游牧所需的是牧场。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贵族别迭等就曾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个野蛮的建议，虽因当时重臣耶律楚材的反对，没有实行，但是由此可见蒙古贵族所计划的生产方式，具有多大的破坏性。在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残暴的屠城政策，所过之处，人民杀戮殆尽，财帛牛羊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郭化为丘墟。像关中这样富庶之地，在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北方的大量农田，被荒废为牧场。蒙古统治者圈占大片土地，分封给贵族功臣和僧侣，而俘虏大量被征服者作为农奴或奴隶，从事无偿劳动。例如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3800户没入为家奴。尽管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经采取过某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释降奴为民”、“严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赈贷”、“劝课农桑”等等，农业生产有所复苏，但是由于蒙古贵族贪暴的本质，对人民仍然大肆搜刮，逼使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特别是从元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极其尖锐，对人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赋税比元初增20多倍，使人民饥寒交迫，“日羸月脊，不得糠粃以实腹，褴褛以盖体”，“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于衰蔽状态。同样，手工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蒙古统治者为了满足生产武器和生活奢侈品的需要，特别注意搜刮工匠，各地屠城时，只有工匠不杀。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刮中原民匠72万户；1279年元世祖灭南宋，籍工匠42万户，立局院70余所；1284年于江南民户中又籍匠户30万，选有艺者十余万户，而把无艺者遣归。被拘籍的工匠，都集中在官营的或各贵族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中，由匠作司管理。就生产规模和分工协作的程度而言，比南宋时有所发展，但工匠没有人身自由，沦为工奴，每年只给粮五石糊口，本身及子孙永为匠作工奴。强制性的工奴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不高，比宋代以独立手工业和雇佣工匠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要低得多。这种以奴役中国人民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势必使社会的贫富悬殊更趋极端化，社会财富集中在蒙古、色目等少数特权阶级的手里，而广大人民则贫穷不堪。诚如《续通考•田赋考》所云：富豪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江南豪家，广占农田……恣意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售妻鬻子者。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剥削很自然地盛行起来。蒙古人以皇帝为首，诸王、后妃、贵臣、僧侣、商人、地主、豪强，无不放高利贷。这种剥削极其残酷，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又翻一番。本银一锭，经过十年，利滚利，就变成1024锭。这种剥削方式叫“羊羔儿利”，至期债户无钱偿还，其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抵债。元杂剧中有不少剧本的戏剧冲突，都与高利贷有关，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被征服较早的西域和欧洲诸国的人）次之，汉人（包括北方的中国汉人、契丹、女真及高丽人）又次之，南人（中国南方的汉人）最低贱。规定高级的军政长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和小官吏。到了元代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之时，为了收拾人心，才不得不任用汉人为省、院、台、部的高官。
法律也不平等：“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更不合理的，是“汉人、南人杀蒙古、色目人，处以死刑，且向犯人之遗属征烧埋银。蒙古、色目人若因争论或乘醉杀汉人，仅罚金，命其出征，而免死刑。”法律规定：杀死一名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死一名汉人，偿一头驴。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元朝当局多次下令，不许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不准汉人学武艺、打猎、骑马和集会。元杂剧中权豪势要的人物形象，就是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基于民族歧视政策之上的元代吏治是极其黑暗腐败的。“上自中书省，下逮郡县，亲民之吏，必以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贰之。终元之世，奸臣恣睢于上，贪吏掊克于下，痡民蠹国，卒为召乱之阶。”贪赃枉法，恣肆妄为，荼毒百姓，冤狱无穷，是元朝吏治的显著特征，也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元世祖忽必烈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皇帝，接受汉族儒士“崇儒重道”的建议，实行“汉法”治国，但是他贪婪的本性形成他政治措施上的一个特点：亟于财用。为了搜刮财赋，先后任用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等为奸臣，一切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而阿哈玛特之徒，恃势妄为，滥施淫威，“民有附郭美田，辄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廷中相视，无敢论列。”阿哈玛特被杀后，其党徒卢世荣又得到忽必烈的宠信，搜刮百姓更为残酷，当时人讽刺他们是“鹭鹚勾当”，“以鹭鹚得鱼，既满其颔，即为人抖取也。”史书中记载一件趣事：世荣尝言于帝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请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皇帝与执政大臣的勾当尚且如此，更何况地方官吏？尽管朝廷定了很严的“官吏赃罪法”，贪污百贯以上者处死刑，但是贪污之风不止，而官吏贪污又总是与百姓的苦难和冤狱紧相关联。号称大元盛世的成宗大德年间，一次就发现赃污官吏18473人，赃款45865锭，冤狱5176件。这包含着多少人民的血泪！农业生产的衰退，种族的压迫和官吏的贪暴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普遍陷于困境。但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和手工业（特别是制造贵重消费品的手工业）却仍然有所发展，因而形成了当时一些大城市的畸形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构成的：第一，宋、金时代的工商业原来是比较发达的，在蒙古入主中国全境以后，其所遭到的破坏也不像农业那么厉害。第二，在蒙古全盛时代，统治地区及于欧亚两洲。欧洲和中亚的科学技术，在当时的统一政权之下，不断地输入中国，刺激了原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第三，各国商人纷纷来华，使得进出口的贸易比以前扩大。第四，由于农村破产，农民大量流入都市，就为都市提供了经常性的剩余劳动力，而这又使得人口集中都市，也显示着表面的繁荣。第五，这种畸形繁荣的出现，和蒙古、色目人以及汉族官僚大地主无止境地要求得到更多奢侈的享受扩大其不义之财这一因素，同样是分不开的。
二、从文学样式内部发展规律看元曲的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提法：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与小说。其实，标举一代文学样式的辉煌成就，并非仅仅一代作家之功，各体文学都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过程，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适合成长的土壤上，才开放出鲜艳繁茂的花朵。曲至元代特盛，除前面所论述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以外，从曲（包括散曲和戏曲）发展的本身来考察，到元代出现曲、特别是戏曲这种新的、成熟的综合性很大的文艺样式，是很自然的，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国古典戏曲的本质特征是以歌舞演故事。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歌舞，狩猎舞蹈动作对生活的模范，《书经•舜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就是原始的歌舞表演。屈原《九歌》则是在楚国民间歌舞艺术基础上的创作。先秦两汉以来的优人，倡优以表演歌舞为主，俳优则擅长滑稽讽刺，引人笑乐。
著名的优人有专工调谑的优孟和兼善歌舞的优施，秦始皇时的优旃更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俳优可以发挥其技艺以笑谑的方式对国王进谏，无论采纳与否，都不至于加害优人。俳优具有扮演某种人物形象的功能。汉代的角抵戏，已初具以人物形象与歌舞相结合表演故事的功效。例如《东海黄公》，我们从《西京杂记》第三的记载中可知其梗概：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过蛇；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虎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这是魔幻与武术相结合，演出具有震撼性的悲剧，东海黄公的人物形象颇为鲜明，当然猛虎也是由人扮演的。不过这只能算是戏曲的萌芽时期。唐代的歌舞戏和参军戏，才形成戏曲的初步形式，通过歌舞或讲唱，来表演短小的故事情节。例如歌舞戏《踏摇娘》，演酒鬼苏中郎每次醉酒就殴打妻子，其妻向邻里哭诉苦情，一边摇顿身体，一边唱着“怨苦之词”，每唱完一段，观众就齐声帮唱：“踏摇娘和来！踏摇娘苦和来！”因其“且步且歌”，故称“踏摇”。结尾是她丈夫来了，两人作殴斗之状。参军戏盛行于唐代开元时期，演出时有两个角色，一名“参军”，一名“苍鹘”，以相对问答的形式，表演简单的情节，而以滑稽讽刺为主。到了宋代，歌舞艺术有了长足发展，出现表演故事的大曲，例如董颖《道宫薄媚》（西子词），演吴越兴亡事。舞曲，如史浩《剑舞》，演唱“鸿门宴”项庄舞剑和“公孙大娘舞剑”两个故事。法曲，今仅存曹勋《法曲道情》，内容纯属道家清虚无为之言，其曲排列：散序、歌头、篇第一、二、三、第四攧、入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煞。鼓子词，如欧阳修以11首〔中吕宫•采桑子〕词，抒游西湖之情。
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则咏元稹《会真记》故事，毛奇龄《西河词话》已视它为戏曲之祖。转踏，用一诗一词相间，咏一故事，分别歌唱八个故事。赚词〔遏云致语〕鹧鸪天，联合〔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赚〕、〔越恁好〕……诸调，说踢球的事。还有诸宫调等各种类的歌舞或讲唱剧曲，内容和形式比唐代的歌舞戏更为丰富多样。但是它们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戏剧，主要是因为它们还是叙事体而不是代言体。此外，宋代还有傀儡戏和影戏等民间技艺，能“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演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但是可以想见它对戏曲的扮演会有所启发。真正具备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各种要素的是宋金杂剧院本，它是跟唐代的参军戏一脉相承的，而表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经有固定的剧本，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有杂剧名目280种，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690种。可惜这些剧本都已经散佚，但从记载的名目来看，它的内容已不限于滑稽讽刺，有很多名目是跟元人杂剧相同的，例如金院本名目中有《蝴蝶梦》《鸳鸯简墙头马》《张生煮海》等，元人杂剧中也有，是很著名的公案剧和爱情剧。在1959年，山西侯马市发掘了一座金人的坟墓，其中有戏台的模型和演剧的彩俑，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院本演出的实况，从舞台设置，角色配备，表演神态各方面来看，都已是相当成熟的舞台艺术，宋金杂剧院本，已经为杂剧这一高级的综合艺术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曲、舞曲、诸宫调等歌舞曲艺，主要在歌舞艺术和宫调组织方面，给元人杂剧以借鉴；而宋金杂剧院本，则在角色配备、故事扮演方面，为元人杂剧提供舞台经验。此外，唐宋传奇和话本小说，以及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又为杂剧作者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前人如此丰富和深厚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元人杂剧终于应运而生了。
三、元后期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与艺术风格的变异
13.14世纪之交，即元贞、大德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元曲的黄金时代，不仅因为以关汉卿、王实甫为首的老一辈作家，在这时已入晚年或已过中年，因而在创作上具备了丰富的经验，表现了卓越的成绩；同时，还因为一些后起之秀在这时也开始显露头角。一面是老成尚未凋谢，一面是新生力量已经走上文壇。因而这个历史时期不只是元代文学最隆盛的时期，又是风气转移的分水岭。在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元代杂剧、散曲是有显然可以察觉的区别的。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可以将郑光祖之前所论述的老一辈作家归之于前期，而将从他开始所要论述的晚一辈作家归之于后期。在前期中，作家们无例外的都是北方人，而大都人又占1／3。这暗示着北曲以北方为发祥地，而大都则既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其文化中心。当地的人民用生活哺养了这种艺术，又用这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1279年之后，蒙古贵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使得一度被隔绝的南北文化重新有了自由交流的机会，而由于当时蒙古贵族是挟着其政治军事的优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南下的，文化领域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在音乐、戏剧方面，主要的不是南曲和戏文的北上，而是北曲和杂剧的南移。
原来异常繁荣，在战争中又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的南宋帝国故都杭州，就逐渐代替了大都而成了音乐、戏剧事业的新中心，并且在这里让南曲与北曲、戏文和杂剧互相接触，逐步融合，孕育着其后的新的变化。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加上戏曲大师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南游，不能不使当时南方文艺界的面貌发生变化。于是，在后期作家中，出现了许多南方人和出生北方却长期以杭州作为事实上的故乡的人。杭州湖光山色、纸醉金迷的生活环境和一直盛行于南中国的古典诗词的清雅典丽、蕴藉婉约的风格传统，都促使散曲和杂剧的语言风格由通俗化走向文人化，丧失了他们的前辈们所具有的浑朴自然的特色。同时，这些作家，从他们的行迹看来，又多数是宦途失意的儒生或落拓江湖的文士。他们虽然对于统治阶级不满，但对于广大人民也并不够接近。这样，在他们的创作中，题材渐趋狭窄，战斗气息也不免相对的衰退了。当然，这绝不是说，在晚一辈的作家中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的作品，但就总的趋势说来，他们的成就是较低的。在14世纪初叶以后，元曲如日中天，作家分镳并驱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元曲与话本小说和诗文的关系
戏剧和散曲所发射的光芒照耀着元代整个的文坛。话本在这个时期中虽然少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作品，但是多种长篇平话的出现，对其后几部著名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的孕育诞生，至关重要。文言小说的成就虽不如唐宋，但也不容忽视，出现宋梅洞传奇体小说《娇红记》，就是一大奇迹，笔记体小说也不乏佳作。诗、词、散文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学样式虽然有所逊色，但是仍然吸引住一批作家，遗憾的是用这些形式来反映生活而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却不多见。但并不是说元代诗文微不足道，诗文、话本和文言小说是构成元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清代康熙年间，先后由张豫章、顾嗣立、习世臣、顾果庭奉旨编次的《元诗选》，合计选有2600多人的诗。应该肯定元诗在中国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元代诗人为了扭转宋代“江西诗派”，特别是南宋末年“江湖诗派”、“四灵派”的不良诗风，提倡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是有成效的。
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反得其下耳。”说明元诗在中国诗史上，处于中等地位，在元代文学史上的成就逊于曲，而胜于文和词，但研究元曲，需要从元文中查阅一些相关文献，同时代人撰的碑文、行状，是最可靠的。前些年李修生先生主编了《全元文》，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建设。
作者：程千帆 吴志达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