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1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述或无形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与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方面，我国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原因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了许多或正面临失传的险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存在的基础日渐狭窄，现代生活方式对它的消解，以及灾害性破坏，传统技艺濒临灭绝，后继乏人，民族记忆淡化，加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地方法规、政策空缺，商业化，引资开发的挤压，更加速了文化遗产的丧失，这种严峻的挑战更需我们下大力气加以关注和保护。
二、 大众传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概况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传媒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文化的传承则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当前我国的大众传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事实上，各种大众传媒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增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如报纸可以利用信息容量大的优势详细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背景以及相关的知识；而影视传媒则可以利用自己视听结合的优势发挥视觉冲击的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抽象的文字变成直观的视听感受，从而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印象，引发人们的保护欲望。而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则具备上述几种传统媒体的共同的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当仁不让地成为一股坚实的力量。
三、 网络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状况分析
网络媒体当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主要以以下几种方式来呈现：
第一类是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包括部级的以及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
首先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在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个部级门户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于2006年6月9日开通。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是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网站，旨在利用现代化网络平台推广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关知识与信息，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学术、经济、舆论资源，调动全社会公众的参与，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健康开展。网站力求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的主要窗口，及时地反映政府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规、政策以及学术机构和保护机构的研究成果、工作经验，为引导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者、志愿者正确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
网站共有组织机构、法规文件、申报指南、国家名录、代表作、传承人、保护工程、保护论坛、遗产选粹、新闻动态、专题报道、人物、文化风情、知识窗等14个栏目，以满足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人群。随着网站建设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将逐渐建成展示我国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上数字博物馆。
其次是一些地方上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网站：如江西非物质文化网、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网（建设中）、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嘉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由湖南文物鉴定交流中心主办的公益网站“湖南文化遗产网”也于近日开通。
在这些网站当中应当重点介绍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第一网――江西非物质文化网。这个网站的开通，标志着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在江西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优秀赣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江西非物质文化网正是“保护工程”中的重要手段。它集工作平台、宣传教育、保护传承、民众参与和检索服务为一体，作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江西，远播世界的传媒窗口与信息渠道，对江西非物质文化宣传与保护将发挥重大作用与影响。
这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中，除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网正在建设当中外，其余几个网站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并且各具风格。当然，由于关注的内容有较大的相关性，这些网站存在较多的共同点。
就形式来说，这几个网站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不约而同地在页面的醒目位置展示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最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照片，如，江西非物质文化网在网页中展示的保护项目图片有：星子金星砚、南昌瓷板画、马山古戏台、于都唢呐等；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在网页的最上方展示着二人台的照片；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嘉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也在醒目的位置有最新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展示。图片给人以直观的感受，更容易激发观看者的兴趣，进而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这种方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大有裨益。
另外，这些网站在板块的编排上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赏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的介绍，以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新的动态信息等。以江西非物质文化网为例，它的栏目主要包括：领导精论、最新政策法规、农村文化建设、保护名录、保护项目图片、工作通讯、网站链接、省内动态、国内动态、经验交流、资源要揽等。
第二类是在特定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里，大的门户网站专门应景而设的专题网站：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即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时，国家重点新闻网――中国网便推出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网上展览馆”。 网上展览馆按照展览实际内容分为“综合板块”和“地方板块”两部分，以高清晰度、大尺寸的图片，和配有解说员逐项讲解的现场全程录像，详细展示介绍党和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资源及分布、我国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等4项艺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内容，以及优秀传承人在现场演示制瓷、染织、刺绣、泥塑、剪纸、风筝扎制等工艺的过程。
此外，中国网还设立了中国的世界遗产、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等相关专题的链接。
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人民网也推出了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聚焦2007‘文化遗产日’”的主题网页。新浪网也在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召开之时，辟专门网页对这次盛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第三类是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零散的新闻，主要分布在各大网站的新闻或者是社教板块当中。
四、网络传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当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的建设还不够全面，范围不够广泛。全国各地，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集中的地区应当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的建设存在同质化现象，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不同之外，其他内容甚至可以互换，没有什么新意。
第三，没有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相应的措施，介绍赏析的内容多，理论知识介绍得比较多，作为大众具体应当怎样从日常生活中行动起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媒体当中没有明确地给出自己的意见，这就容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变成口号，流于形式。
注释：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2
据考古学家介绍，挖掘点位于一座古金字塔附近。挖掘点首次发现于2011年8月，挖掘坑呈15米见方，后逐渐被挖掘扩大。这座古金字塔是西坎遗址的一部分，西坎曾经是拉姆巴耶克文明的首都，因此拉姆巴耶克文明也被称为西坎文明。从公元900到1000年，西坎文明统治着秘鲁的北部海岸地区。
大规模遗骸群
参与这项考古研究的美国犹他谷大学考古学家哈根・克劳斯介绍说，在新发现的挖掘坑中，发现埋有一百多具人类遗骸，其中有的没有头部。这些遗骸几乎都是成年男性，只有两具儿童遗骸，它们分别陪伴于一名成年女性身旁。
克劳斯强调，尽管发现了大规模的遗骸群，但是西坎人并非好战民族。相反，西坎文化属于一种贸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过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鼎盛时期约为公元1000年，疆土跨度达数千英里，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和秘鲁。研究人员认为，所有这些遗骸都有可能属于当地社群中的自愿者，他们自愿参与到这种宗教仪式中来庆祝死亡，认为这样能够获得新生。
克劳斯介绍说，“西坎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当地人的祖先的一些最神圣的宗教仪式都发生于此地。大规模宗教祭祀是对此次发现的最可能的解释。然后，此前在西坎地区从未发现过类似的现象，因为它介于宗教祭祀与屠杀之间。”
陶制动物头部、头骨坑和啤酒
西坎国家博物馆馆长卡洛斯・埃拉和约瑟・皮尼拉是这一研究项目的联合负责人，皮尼拉也是此项研究的首席考古学家。皮尼拉介绍说，新挖掘坑中的遗骸与西坎地区其他遗址中发现的遗骸并不相同。“在遗骸的位置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从手臂和腿部的交叉和伸展程度，到包裹的形状和紧密程度。”
比如，在祭祀坑东部边缘的一个酒窖中也发现了一具遗骸。遗骸被捆扎起来，面朝向下放置于一个1.3米高的陶制罐顶部。这种陶制罐主要用于酿造和盛放吉开酒，在安第斯山脉吉开酒是最常见的葬礼用酒。酒窖位于祭祀坑的边缘表明西坎曾经举行过一场非常盛大的葬礼，因此需要大量的吉开酒用于活人饮用和祭祀逝者。
坑中的某些遗骸是无头的，而在另一个较小的坑中还发现了至少20个头颅骨。不过，考古学家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些无头遗骸与这些头骨之间的直接联系。克劳斯表示，“在实验室中，我们将尽快寻找切痕和外伤形状，这些痕迹可能会证明头骨究竟是祭品还是后来死者的头骨。”
除了人类头骨外，挖掘坑中还发现了西坎神的陶制头像，这种头像一般用于装饰葬礼器物、吉开酒杯等。在挖掘坑中，已发现多种此类葬礼器物和吉开酒杯等物品。此外，挖掘坑中还发现了许多种陶制的动物头部，如骆驼、美洲狮、猴子、海龟、熊等。
克劳斯介绍说，“在一个意外事件中，当一个陶制容器或瓶子被打破时，裂纹通常都是随机的。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极为细腻、反复的裂纹，有明显的刻意痕迹。它们应该是从不同的动物、人类或西坎神的塑像上断裂开来。我们当然认为，一些人类的头部也是被斩首后用于祭祀的。”
根据陶制容器的艺术风格，考古队认为，这些遗骸应该是在三次系列事件中先后被埋葬的，事件发生时间应该介于公元900年到1100年。前两起事件包括遗骸的掩埋，第三次是墓坑被重新挖开，因此遗骸上有些骨骼被移动和重新摆放。
可能发现帝王墓
考古学家怀疑，这个大规模的遗骸群可能只是西坎时期一个帝王葬礼祭品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帝王墓至今仍未发现，可能位于这个挖掘坑的下方。西坎国家博物馆馆长卡洛斯-埃拉介绍说，“在挖掘点的最深处，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异常坚硬的人造粘土层。这与古代西坎人用粘土封闭帝王墓的方法非常相似。”
上世纪60年代一份关于金字塔东侧一个小型金字塔被入侵的报道称，盗墓者真正目标是寻找墓中的宝藏，但在找到宝藏之前，他们挖出了许多具遗骸。此外，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考古学家曾经在西坎遗址上发现了许多精心建造的墓地。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3
（一）网店本身的优势
8848的老总王俊涛曾经说过：“如果错过了互联网，与你擦肩而过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了电子商务发展的紧迫性。网店正是适应这一发展的产物。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1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同比增长31%，中国网购的用户规模达1.73亿，同比增长33.1%。2013年1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2012年12月，实际运营的个人网店数量达1365万家。以上数据表明电子商务其本身具有极大的优势，网店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购物的一种重要组成渠道。
1、开店成本低
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实体店是比较困难的，资金、人工、装潢、营销、管理等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对于客户、环境乃至时机的要求也不小，面临着竞争压力，经营风险较高。网店可以大大降低开店门槛的限制，使销售和管理工作相对简单。网上开店综合成本较低，许多电商平台提供租金极低的网店，有的甚至免费提供。店家可以根据顾客的订单进货，减少库存。网店的宣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资金雄厚的店主可以选择付费的网络宣传，而资金薄弱的店主将网店装饰好，就是产品最好的宣传了。网店对于门面的要求也很低，不用当街的商铺，有一些安全、方便的货物存放空间即可。许多网店甚至是在店主家中开设的，基本不需要另外付店面租金、水、电、管理费等。网店经营不需要专人时时看守，节省了人力方面的投资。这些优势和实体店相比都大大降低了开店的成本。
2、经营方式灵活
网上开店不需要实体开店那样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注册登记手续，省去不少精力。网店对于经营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既可以全职经营，也可以兼职经营。开店者只要会打字，会简单的电脑操作，即使不善言辞，也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同时，网店营业时间也比较灵活，既可以在白天上班时间，也可以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做生意，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可以不停地运作。即使店主有事离开，消费者可以直接登陆网站进行购物，只要店主可以及时对浏览者的咨询给予回复一般不会不影响经营。网店经营也基本不受空间限制，只要经营者愿意，可以在网店中摆上成千上万种商品。
3、影响范围广泛
网店开在互联网上，只要是能上网的人群都有可能成为商品的浏览者与购买者，这个范围可以是全国的网民，甚至全球的网民。只要网店的商品有特色，宣传得当、价格合理，经营得法，网店每天将会有不错的访问流量，大大增加销售机会，取得良好的销售收入。而普通的线下商店经常要考虑到地段、人流量，考虑到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扩大宣传的范围，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提高自己店铺和产品的影响力。
（二）非遗类网店的优势
1、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
非遗类网店的建立其实也就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消费者购买的决策过程包含大量信息收集获取过程，是一种高度卷入的消费行为。网店对非遗产品的介绍被消费者主动获取、比较、购买和使用的过程是对非遗最好的宣传和介绍，相比和消费者没有直接关系的非遗新闻报道和展览宣传更能达到深入人心的目的，可以说非遗类网店是营销方式，更是宣传手段。2013年5月，有126年技艺的非遗项目“吴裕泰茉莉花茶窨制技”在天猫商城上的官方旗舰店正式开业。在短短6个月，其在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当当等电商平台线上拥有近10万人的网络顾客，销售额近400万元，产品已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在吴裕泰网店，传统窨制工艺制作出的茉莉花茶销售占比超过40%，顾客的年龄更是以25岁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利用网店，吴裕泰将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给了更多的人，并使这项非遗的传承有了更多的保障。玉屏箫笛通过网店传播的案例也较为成功。玉屏箫笛是我国著名的传统竹管乐器，以音色清越优美、雕刻精致而著称。但是，随着西洋乐器在我国的盛行，玉屏箫笛的雕刻工艺似乎已经不再让人熟知。作为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在女儿的帮助经下开始在网络上做生意。通过网店图文结合的介绍、相关链接的推荐和购买者热情洋溢的评价等，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产品。目前其淘宝店铺级别已经升到四钻，好评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客户范围不但在国内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不少海外的客人。
2、帮助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
由于手工艺的独特个性，很多非遗的传承人依靠家庭作坊生产经营，同时也要兼顾销售，往往势单力薄、顾此失彼，生活也较困难，更加不利于非遗技艺的传承。网店是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的好帮手。它是一个随时开放的平台也简化了销售环节。传承人可以专心生产，将展示销售交给网店，省去了开店的资金、看店的精力和来回奔波的劳苦。借助网上销售，玉屏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从销售困难到年收入达10多万元。2013年，有着长达160岁的技艺年龄的非遗技艺--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通过尚履商城（由内联升开办的独立域名网站）、淘宝、京东、1号店、天猫、亚马逊、QQ网购、当当、苏宁易购等平台，线上销售额超千万元。上海非遗江湾面花淘宝店中，一个面人艺术品的价格可以高达千元，并成为买家们认为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使传承人完全可以依靠非遗技艺生存，并专心从事非遗生产。
3、提升网店的品牌和文化魅力
虽然不少非遗被现代社会所遗忘，但是其人类文化瑰宝的属性不能改变其文化的价值。非遗类的产品是历史的产物，其质量、功能都经过了多年的考验，产品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市场一些偷工减料的假冒伪劣产品区别很大。“一双内联升布鞋的棉花可以做棉被，制鞋的线是用麻绳蘸着水搓的，就连粘鞋底用的材料都是高筋粉调制的糨糊，可食用”，“一双‘一’字底布鞋每平方寸不多不少正好81针，整双鞋至少2100针，纳成后还要放到沸水中浸泡再以棉被包严热闷，而后捶平、整电子商务形、晒干”。这样的品质使内联升在清朝是官员的必备，在近代是名人的挚爱，在当代也是名流的选择。一个具有龙泉宝剑非遗传承人称号的网店和众多宝剑网店在崇尚品质和文化的消费者眼中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历史和品质为网店的品牌和文化内涵打下了基础。非遗的金字招牌是网店提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武器。
二、非遗网店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销售商少，商品种类不齐我国是非遗大国，非遗的种类众多。但是在通过对淘宝网、京东、一号店等为代表的电商店铺进行搜索时，我们能够找到有非遗店铺标志的相关店铺并不多，产品数量也非常有限。在可以找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它们一般建立时间短，销售量较低，店铺的级别不高，市场消费气候尚未充分形成。位于淘宝网中搜索结果榜首的一家“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店铺做得算是较为专业与文化气息的，但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专业店铺在电商平台上非常稀少，相比较于我国数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丝毫不能匹配。同时，还有大量的非遗产品由于传承人的意识问题、精力问题、电商操作能力问题等而难以寻觅到相关网店，非常可惜。
（二）商品分类无针对性、检索困难
搜索引擎是网站建设中针对“用户使用网站的便利性”所提供的必要功能，同时也是“研究网站用户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高效的站内检索可以让用户快速准确地找到目标信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产品/服务的销售。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淘宝网等一系列电商平台上，大多非遗商品不但不具有自己的专门网店，连特有的搜索分类都不规范。除了少数在专门的非遗类店铺或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外，大部分分布在各种类型的店铺里，与普通工艺品、家居饰品以及书刊/杂志/报纸等混合销售。这种缺乏针对性的分类不但使消费者很难准确搜索到想要购买的非遗商品，甚至不能识别哪些是非遗商品。从网络营销的环境看，搜索引擎营销的环境发展为网络营销的推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向终端客户传递信息的重要环节，而硬件设备、检索工具的不够完善与缺失，阻碍了非遗商品的展示和销售。
（三）缺少品牌、难辨真伪
从各大电商平台网店看，非遗商品的来源与出处并不详细，有的还与之不符。这对于非遗来说，既不能保证商品的真伪，同时也将不利于其宣传。网店不光是销售的工具，更是宣传的平台。品牌是人们对一个企业及其产品、售后服务、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是一种信任。消费者或用户通过品牌，通过对品牌产品的使用，形成满意，就会围绕品牌形成消费经验，存贮在记忆中，为将来的消费决策形成依据。被国家和各地认可的非遗本身就是品牌及精品。很多网店虽然是项目本身的机构或传承人建立，但是却忽视了非遗这个“品牌”，将手工精品当普通产品卖，和那些依靠机器生产的现代产品一起竞争，不但没有宣传非遗的精髓，还可能因为价格和精细程度等问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非遗类的网店，由于地域原因，不被广大顾客了解，但是店主也缺乏品牌传播意识，使产品的销售范围只能局限于附近较小的范围，不利于非遗产品的品牌化发展。而一些网店中原本不是真正非遗产品，却看到了非遗的巨大价值，打着非遗的招牌，让消费者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产品，什么是类似产品，上过一次两次当后，对网店就不再信任了。这种情况也使非遗的宣传遭到破坏。缺少品牌导致了非遗网店难以突出，真假难辨。
（四）商品介绍简单粗糙、缺乏文化底蕴
从搜索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可以发现不少非遗商品信息的编写简单，没有深入说明非遗的历史、特色，缺乏文化内涵，和普通产品无法区别，不能够有效宣传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是非遗类网店的核心内容，如果不能突出其特点，不能充分体现其巨大的魅力，不但不能为非遗的宣传和发展出力，还难以为提升产品销售。
三、非遗网店的建设建议
（一）完善介绍，提升产品内涵
通常消费者在意识到自身需要某种商品时，也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开始，这种需求可能是由于外界某种刺激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自身生理活动而引发的结果，还可能是内外两种条件共同作用引起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产品的需要，更将目光投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承载着人类历史、智慧的非遗类产品不但质量上乘，外形独特，而且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网店具有较好的空间优势和多媒体传播手段，可以利用图片展示非遗精美的作品、复杂的工艺，利用文字介绍传承人高超的技艺，利用非遗项目产生和发展中发生的动人故事打动消费者。同时网店的风格和整体氛围也要符合不同的非遗产品特点。网店的介绍也要设法找到历史和现代的结合点，贴近现代生活，引导消费者了解非遗、热爱非遗，进而购买产品，使用产品，最后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二）强化分类，优化升级检索
开展电子商务需要按照互联网的特定手段展开，产品的定位、关键词的选择等异常关键。详细的分类将商品“对号入座”，不仅能够方便消费者们更好的选购，同时也优化了工作效率。优化“关键词”检索可使消费者能够轻松、容易检索到相关的非遗商品。网店经营者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软件运用能力，充分运用平台和特定的软件帮助自己收集用户资料、用户偏好、提升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的能力，全面提升非遗类网店的经营技能。
（三）打造“非遗”品牌
非遗类网店从建立到成熟，品牌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非遗类网店的经营者要积极加强“非遗品牌网店”的建立，一方面提升非遗项目本身的形象，一方面提升网店的知名度，从而提高销售效率。同时，在弘扬传统技艺的同时还要结合创新发展，努力提高非遗对消费新生代的品牌吸引力。
（四）整合非遗类销售商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4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关于文化建设的阐述精练、鲜明。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本名叫《文化交流》的杂志在浙江诞生。三十年来，它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向国内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集结文化大省建设成果，并向读者传播、展示，为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建设文化大省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展现文化精品 激励更多佳作
在浙江工作期间，曾经观点鲜明地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浙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主要文艺门类全国领先。《文化交流》宣传介绍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在国内乃至世界具有影响的文艺精品;宣传美术、书法、摄影、戏曲、影视等门类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介绍“文学浙军”，拓展网络文学，促进发展音乐、舞蹈等文艺门类。
浙江“小百花”名扬中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文化交流》刊出的《浙江盛开“小百花”》一文，专门介绍了彼时当红的小百花越剧团及其作品。该文作者北辰这样写道：“这是一条培养艺术新秀之路，一条带动戏剧全面改革之路，一条使古老剧种赢得现代观众之路。它使浙江的越剧面貌焕然一新，众口皆碑。”而事实上，在后来浙江戏剧的发展中，“小百花”也确如该文所言，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艺术标杆。
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本刊适时刊出一幅反映“伟大抗震精神”的油画《共克时艰》，同时刊发《油画〈共克时艰〉令人动容》一文。震撼人心的画面透出坚强和刚毅，浙江和全国人民全力支持四川地震灾区的大爱之情跃然纸上。
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长达60年记录汪阿金一家从贫穷奔向小康的故事令人感动。本刊《镜缘60年》一文既是徐永辉摄影艺术的展示，更是改革开放中浙江人民生活风貌的展示。作者徐永辉在文中说：听到他们在10年前就实现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我的心情激动不已，从内心发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新中国好”的呼声。
2012年在遂昌汤显祖文化艺术节上，各种版本的《牡丹亭》集中展演，异彩纷呈。本刊即时发表《牡丹亭相约“回家”》一文，详细介绍了各种《牡丹亭》作品，发扬光大古老的戏曲艺术，凸显历史名人汤显祖的不朽形象。
此外，还有包括介绍改革开放中浙江电影电视展映、美术书法展览、戏剧与音乐舞蹈节乃至著名作家麦家作品等文化精品的稿件，都受到读者欢迎与好评。
铺展群众文化和礼堂文化的美丽画卷
群众文化始终是文化工作的重点和基础。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打基础、显特色、上水平。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服务，《文化交流》积极宣传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和不断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被称为“中国村歌发祥地”的江山，2013年公布的27个农村文化礼堂第一批试点村中，村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歌曲。一支支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农村新颜新貌的村歌乘着文化礼堂建设的东风应运而生，迸发出农村文化鲜活的生命力。《江山村歌回荡美好江山》饶有趣味地叙述了带有阡陌间泥土芬芳的“乡村好声音”飘进省城杭州、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自江山市多个村庄的村歌为城市观众捎去了浙西乡野欢乐村歌的故事。
文化礼堂，精神家园。《定海文化礼堂打造四大主题馆》，讲述了春风荡漾的海上古城，文化礼堂呈现一派新景象。“一村一品，彰显个性，在挖掘和梳理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四大主题馆，充分显示海洋历史文化的特色。”
呼吁保护遗产 展示申遗成果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是重要而独特的宝贵资源。宣传对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艺术的积极抢救、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宣传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推进抢救濒临消失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文化交流》杂志创刊以来不断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继承和弘扬的丰硕成果。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领跑全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方面，《文化交流》杂志这些年来下足了功夫，不管是世界级的西湖、大运河、江郎山，还是全国、省、市各类遗产，都进行了多角度和立体的传播、报道。
《西湖沧桑五十年》一文，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历次变迁。作者姜青青作为见证人说：“近半个世纪来，西湖景点越来越多了，西湖水越来越清了。”而这些记载，为十几年后西湖申遗，或多或少地作了积累。
2013年，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际，杂志更是以4000余字的篇幅推出了《回首历史序幕：中国大运河申遗》，文中评价说：“大运河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明珠般的名城古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人文景观，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
此外，还有讲述湖笔、廊桥、青瓷瓯乐、水乡社戏、石雕、竹编、滚灯等各种非遗的作品，展现在每年的杂志中。2014年浙江启动对濒危剧种的守护与抢救工作，当年的《文化交流》及时配合宣传。
弘扬名人文化 彰显人文浙江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素称“文物之邦”。翻阅多年的《文化交流》，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跃然纸上，群星灿烂，特别是现当代有杰出贡献的浙籍文学艺术名人名家熠熠生辉。
早在1986年的《文化交流》创刊号上就有浙籍文化名人楼适夷撰写的《作家・战士・伟大爱国者郁达夫》纪念专文和浙江戏剧名家顾锡东介绍浙江越剧“小百花”的文章。还以数千字篇幅介绍了一代导师蔡元培。此后，包括坡、赵孟、汤显祖、王阳明、鲁迅、茅盾、郁达夫、吴昌硕、黄宾虹、丰子恺、周信芳等文化名人都有一次或多次介绍。
2007年，《文化交流》记者走进西子湖畔一个桂雨纷扬、满园飘香的院子，谒访德高望重的九旬老人王家扬同志，饶有兴味地听他回忆当年与鲁迅、柔石相处的情景。记者撰文说：“斗转星移，近80年前与鲁迅、柔石亲密接触过的人，至今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因而王家扬同志的回忆材料弥足珍贵，现整理出来，敬飨读者。”
为文化产业发展喝彩
如今，浙江的文化产业已形成规模，文化竞争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撑、文化大省的重要标志。所以在文化产业的报道上，《文化交流》多年来也不遗余力。
对横店影视实验区、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具有较强聚集和带动功能的文化产业区块和华谊兄弟、华数数字电视公司、华策影视、宋城股份等文化企业，《文化交流》作了重点介绍。
2009年，《东方好莱坞吸引世界目光》全面介绍了产业上升发展中的横店影视城，其中一段对横店今夕对比的文字很有意思：
从前，横店只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山村，当地流传着的一首歌谣透出了横店人无限的悲哀、酸楚和无奈：“抬头望见八面山，薄粥三餐度饥荒，有女不嫁横店郎……”而今，只有1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横店，却已成为名震中华、驰誉海外的高科技工业走廊和文化重镇。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约翰・麦柯蒂尔南在横店考察时惊叹：“这里很像当年的好莱坞！”
在2015年，杂志又专门报道了浙江演艺产业的代表之一《宋城千古情》，作者说：在中国，不少地方有演艺秀，其中最具历史文化韵味的是《宋城千古情》。有人统计，《宋城千古情》已经是世界上表演场次最多的演艺节目，有人拿它与拉斯维加斯“O”秀、巴黎“红磨坊”相提并论，并称为“世界三大名秀”。
动漫产业方面，涌现了杭州漫奇妙动漫制作、中南集团卡通影视、宁波水木动画等一批动漫制作机构。“浙产”电影、电视剧在全国获政府奖项数量、奖级有历史性重大突破。民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对此，《文化交流》高度关注并予以充分报道。
浙江的文化产业远不止一城一地的兴盛，它将文化发展与世界潮流结合起来，迸发出璀璨的交流火花。
记录文化体制改革足迹
文化建设出成果，归根结底，还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文化工作者的活力，促进了创新与创作。浙江歌舞剧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话剧团三家率先改制成有限公司，推出了20多部优秀舞台作品。《文化交流》及时报道了这批在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列的文化典型。大力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
2011年，杂志以“走进春天”形容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改制的见闻。该文作者采访了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团长魏真柏。魏真柏用一句话形容文化体制改革：“不下水永远不会游泳。”他说，如今总团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成功的转企改制。
“浙歌”、“浙话”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新品佳作迭出，不仅赢得票房佳绩，而且赢得观众口碑。国有文艺团体作为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制改革后渐入佳境。《文化交流》对此作了精心宣传。
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发展。自2004年开始，浙江在全国率先分批实行了博物馆、图书馆常年免费开放。公共文化建设持续深入，民众亲享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成果。这方面，《文化交流》也有不少文章予以宣传报道。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5
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除了“副院长”这一官方身份，他还有一个头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副主任。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对于此次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冯健依然是如数家珍。
“但这只是第一步，更多的联合行动还在后头。”冯健说。
IICC与丝路申遗
冯健告诉记者，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英文简称ICOMOS）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顶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在审定世界各国提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要了解丝路申遗的前因后果，就得从ICOMOS及其《西安宣言》说起。
2005年10月17日至21日，ICOMOS第15届大会暨国际科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会通过了非常有名的《西安宣言》。冯健解释说，《西安宣言》也可以说是古迹遗址保护的“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宣言”，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将环境对于遗产和古迹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不只是遗产本身的保护，更是遗产场所的保护，甚至是遗产场所周边历史氛围的保护，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西安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和实施的对策、途径和方法，因而具有较高的指导性和实践意义。
就在这次大会之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外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的协调推动，一个专业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简称IICC）”于2006年10月1日在西安成立。
冯健介绍说，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定位，就是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技术咨询、业务研究、人员培训等任务。同时为世界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咨询帮助，并积极开展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合作和协调工作等。
著名考古学家王建新告诉记者，IICC系ICOMOS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惟一业务中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不属于西安，也不属于陕西，甚至不属于中国，他是属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一个专业机构。
冯健告诉记者，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就曾提出“丝绸之路”这个项目，但是到操作的时候，就发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项目。简单来说，“丝绸之路”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应该申报“丝绸之路”上的哪些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ICOMOS前主席迈克尔・佩塞特在描述这个项目时曾说：“丝绸之路”将要申报二分之一个地球，你就可想而知这个项目任务的艰巨性了。
以前，国际上也有过跨国申报的项目，但大多是各自独立申报，和这次跨国申报完全不同。
2008年，经多次协调会议协商，初步确定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共同申报。2009年，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专门召开了一个丝路沿线国家协调会议，召集单位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这一年，诞生了一个组织，叫“丝绸之路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协调委员会包括中国和哈、吉、乌、塔、土中亚五国，还有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13个成员国。
“后来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个背景下又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秘书处，这个秘书处就在IICC。中心就具体承担丝路申遗的国际协调秘书处任务。IICC的工作业务，也从亚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转向了‘丝绸之路’，并与丝路沿线各国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申遗过程。”冯健说。
“长安-天山廊道”先行一步
说起申遗的艰难过程，冯健深有感触地说，很多事情非常难忘，因为每一项任务，都具有挑战性。
“首先还是前面提到的，对丝绸之路价值的认定。”冯健说，提起“丝绸之路”，大家都有概念，都觉得那是一条伟大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繁荣之路，是一条古代有名的商贸之路。但是，我们开始申报哪些遗产点？“丝绸之路”价值的载体在哪？
在国际协调会议上，ICMOS丝路研究专家、英国伦敦大学考古系教授苏珊・丹妮尔、蒂姆・威廉姆斯，ICMOS前副主席、IICC主任郭旃等国际知名专家学者，都作了专题的报告和发言。
据说，中国最初预备申报的遗址点是42个，哈萨克斯坦更多，达到120个。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复杂的名单，怎么进行申报呢？为了这个项目，ICOMOS还专门启动了一个主题研究，产生了“廊道”这个概念，将“丝绸之路”分为50多个廊道，依着这个概念，才有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样一个项目名称。
“还有一点，就是文本的准备过程。”冯健介绍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要求和程序，申报国先要提交一份申请书。但这次的申请书不是简单的三个国家各自准备自己的文本。以前的跨国申报项目，也有个统一的文本，提交上来以后再进行汇总和编写。这一次的跨国联合申遗，从文本的编写思路上就开始了中、哈、吉三国间的协调。
“那时候，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比如语言关，几个国家确定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来申报，起初大家还觉得问题不大，哈、吉两国的工作人员都会说英语，中国人也会说英语，坐到一块，用英语讨论应该没有问题。但到了讨论学术问题，讨论到深层次的地缘历史问题，语言就出现了障碍，大家觉得还是用各自的母语比较好。这样，仅中、英、俄三个语言的笔译口译就是一个海量的工作量。”
冯健说，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也很重要。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知识支撑，对于同一个名词，对一个区域的名称，都会存在较大的异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哈、吉同事们对历史的尊重，对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让人非常难忘。“开始的时候，为一个词语大家能争议一两个小时，到最后开一次会就能形成一个决议。我觉得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最主要的一个魅力，尤其是丝路遗产的魅力所在。”
冯健还提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同滨带领的中方专业团队，哈萨克斯坦的卡尔・白帕科夫教授、迪米特里・沃亚金等领衔的哈方申报团队，巴吉特・阿曼巴耶娃、阿伊努拉・腾季耶娃为代表的吉方申报团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合工作过程中举行的正式的国际会议有四次，在中国境内、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举行过的小型国际工作会议更是有很多次。最后，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起草，IICC翻译协调，哈、吉同时报各自的文化部委，再由中国文化部牵头，分管副部长签字，形成统一规范的材料，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2014年6月22日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中国的22处遗址点在内的共33处遗址点成为新增的世界遗产。其中，哈萨克斯坦的8个遗址点为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吉尔吉斯斯坦的3个遗址点分别是碎叶城、巴拉沙衮城、新城。
陕西省文物局副巡视员兼新闻发言人周魁英曾表示，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毫不夸张地说，在听到申遗成功的消息时，其喜悦和激动不亚于听到申奥成功的消息。记者了解到，这些地处中亚的遗址点在历史上都曾是闻名世界的古迹，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丝绸之路被冷落和前苏联的解体，才一度沦为丝绸之路上“被遗忘的地方”。
跨国联合行动方兴未艾
丝路申遗首战告捷，让冯健对未来丝路申遗的前景充满信心。
“我认为这只是第一阶段的结果。而这些点都集中代表了丝绸之路从开通、发展到兴盛、繁荣的历史见证，并不意味着其他没有申报的遗址点就没有代表性。”冯健说，“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步的丝绸之路申遗会有一个扩展。扩展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现有已申报国家的扩展，即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33个遗产点上的扩展。
据冯健介绍，申遗工作还有继续向西延伸的扩展。丝绸之路还有若干个廊道要进行申报。2015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联合申报了阿姆河廊道，目前在做最后的冲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也很迫切，希望丝路申遗能连通到他们境内。
去年，土耳其还举办了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市长论坛，西安市委秘书长带队参加了这个论坛，还参观了土耳其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遗存，如丝绸厂、罗马时期的古建筑等等。他们也想加入丝路申遗的行列。所以说，这一次丝路申遗的成功，仅仅是整个丝路申遗的第一步。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更唤起了整个丝路沿线国家对文化遗产交流的迫切需求。今后，丝路遗产申报和扩展的压力和动力都是存在的。”冯健说。
据冯健介绍，丝路申遗成功之后，在陈同滨带领的中方专业团队努力下，关于遗产保护，大家有了一个共同标准，共同的格式，包括图纸图例，颜标等，现在哈、吉方面都是在按着这个标准在做，很多遗产的保护也都是按这个标准在做。冯健认为，这也是中方团队对中亚的一个帮助，哈、吉两国不仅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模式，甚至能够给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提供技术支持。目前，他们已经在给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提供积极的援助。
冯健认为，如果没有丝路申遗，哈、吉等中亚国家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技术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提高。“对我们来说，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心做了一个Silk Roads AIMS平台（丝绸之路档案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丝路申遗的合作，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包括哈、吉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资料3000多份。”冯健介绍说。在这之前，该中心的资料绝大多数由中国的研究学者提供，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限于中国学者的视野。如今，IICC的数据库还在不断加大，不断扩充，在冯健看来，这无疑有利于我们对境外丝绸之路的认识，有利于形成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冯健还向记者谈到了丝路申遗的另外一个成果，即在申遗推动下，跨国的合作已经开始了。通过IICC的协调，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塔吉克斯坦进行考古工作，后又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
记者了解到，乌兹别克联合考古队的项目负责人为西北大学的王建新教授，该校的另一位教授梁云是项目领队，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专家吴晨负责文物保护技术工作。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6
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悠久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文化遗产保护者阮仪三通过规划手段，使平遥采取了“新旧城分开发展”的模式，从而开启了平遥古城保护的序幕。
平遥县县长曹治胜介绍说，平遥古城内有3790多处传统民居和其他公共建筑，由于资金不足、产权困扰、规则欠缺等原因，传统民居保护困难重重。除保存完整的440多处外，不少民居因年久失修和人为活动，面临倒塌危险。
为了破解难题，2012年平遥县出台了古城内传统民居保护修缮的补助办法，按照县财政出资2/3的标准对传统民居修缮给予补助。2013年，又完善了补助办法，按照破损程度划分9个等级，县财政按照每平方米400元-1400元的标准给予定额补助。该办法出台后，调动了传统民居保护修缮的积极性。
据介绍，平遥县政府已投资六七百万元对首批48处私家传统民居修缮进行补偿。2014年县规划局又启动了39户的第二批修缮工程，待修缮方案敲定后，将正式开展维修工作。
在古城的保护上，从“十一五”开始，平遥县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30亿元，拆迁100万平方米，安置4万人，对城墙周边的不协调建筑实施拆除改造，恢复护城河，贯通环城路。
此外，平遥县近两年投入近亿元确保古城消防安全。
平遥县旅游局局长侯世俊告诉记者，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部上交政府用于古城保护。此外，平遥县继续提倡公职人员每人每月捐赠1元钱用于古民居保护，提高居民爱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侯世俊说，平遥古城蕴含了汉民族建筑文化、吏制文化、宗教文化、票号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民间艺术文化等。近年，平遥县对古城蕴含的这些文化内涵进行了抢救、传承和发展。
侯世俊说，为全力推进古城“5A”级景区建设，平遥县近年投资近2亿元完成高标准停车场，投资2000万元建设游客中心，投资1600万元新建或改造20多处厕所，投资3000万元实施旅游通道的美化、亮化，旅游硬件环境极大改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记者采访发现，平遥古城旅游飞速发展的背后，原住民流失、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专家认为，“让生活绽放在院落中”是古城保护规划的目标，这既是对传统民居保护的要求，也是对传统民居现代化、舒适化的回应。针对这类“活着的古城”，古城保护与民生改善必须兼顾，这样，既可避免古城的人为破坏，也可保证古城的活力和文化的真正传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张鹏认为，与遗产价值相关的社会群体既包括遗产所有者、使用者、管理部门，也包括旅游者、研究者，更重要的是古城原住民的子孙后代。古城往何处去，应由权益相关各方进行充分的讨论，而现实中，缺席的往往是居民和后代权益的代表者。另外，每个古城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方向，针对那些与古城氛围不适应的业态，政府应适当控制。
据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平遥县成立了平遥古城管理委员会，专门牵头负责对古城的管理，但在把城管、房管、环卫等部门的管理职能划拨给管委会的过程中受到较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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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保护面临的问题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在保护过程中正面临如下问题：
――平遥古城的传统民居和环境景观正面临威胁，日益发达的旅游业带来古院落功能的改变和环境景观的异化。
――传统民居保护缺乏制度和资金的支持，长期缺乏保养，居住条件恶劣。
――传统民居的修缮，缺少现代科学保护理念和技术的支撑与指导。
具体来说：
一是古城人口结构不合理，空心化趋势显现。据平遥县分管文物旅游的副县长胡金亮介绍，申遗成功时，平遥古城内2.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生活着4.5万居民。但从那时起，平遥启动了古城内机关、企事业单位搬迁。自1997年县委、县政府从古城搬迁以来，已有100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迁出古城，古城内人口下降到2万多。这虽然缓解了古城保护的压力，但使古城传统的四世同堂、三世同堂家庭逐渐消失。
二是商业化气息浓郁破坏古城特有的韵味。如今，平遥古城内云路民俗风情街已经变为酒吧一条街，樱花屋酒吧、非洲手鼓、唱吧、足疗店日益增多，让游客抱怨“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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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保护古城
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应在保护、民生、发展间综合考量，让国家珍贵文化遗产真正得以传承。为此，平遥县有关部门做出了如下举措：
――先后推出大戏堂“晋商乡音”演出项目和“晋商神韵”常态化系列文化活动。
――围绕古城独有的文化特色，打造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平遥中国年”两大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