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对边区盐业工作相当重视，尤其是高度关注盐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为此，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12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分析研究。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盐业在边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食盐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很大富源”，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同时，盐还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换回外汇、物资，稳定金融、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物价的骨干”。因此，对边区财政经济而言，盐“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边区群众食盐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只有打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确保边区群众有盐吃
由于盐不仅是老百姓日用必需品，而且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加紧进攻边区的同时，还将盐列为物资封锁的重点。从1932年起，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更加严密，国民党政府企图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网，并在边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购盐，规定每人每天只能买3、4钱盐，每月累计购盐不得超过1斤[2]283，使边区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致使边区经济发展形势严重恶化。
面对边区严峻的军民用盐困境，从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用盐的角度出发，鲜明地提出要充分认识到解决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食盐等项日常必需品在边区相当缺乏和昂贵，致使边区农产品也不能向外输出，农民收入断绝[2]69。边区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引起当时边区军民生活的不安，甚至到了不得不想办法切实加以解决的地步。边区军民用盐如何得到妥善的解决，真正“值得每个党员注意。”[2]53因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盐的问题”，“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认为，边区群众吃盐困难，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1933年12月15日他在长冈乡调查时发现，“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罪恶”，要解决群众食盐问题，“冲破封锁才有盐吃。”[1]1291933年，他在才溪乡调查时，更明确地提出“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1]167改善群众食盐“极大的问题是打破封锁。”[1]168“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这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2]123。只有解决了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122-123
二、打破敌人封锁，满足群众食盐需求的关键是发展边区盐业贸易
认为，边区军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积极开展食盐贸易和自行熬制硝盐等方法，打破国民党实行的食盐封锁，这是保证边区军民食盐供应的关键。
1933年8月，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在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商人通过牟取食盐暴利来剥削老百姓，致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一特别严重的问题。他以商人从梅县买食盐为例，在梅县买食盐，一块钱可以买七斤，但是运到边区销售后，老百姓一块钱只能买12两盐。这其中的利润相当大。感叹道，“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对此，在演说中要求边区一定要将食盐运输与销售监管起来，并纳入边区对外贸易的范畴。具体就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边区军民开展对外盐业贸易来解决商人通过牟取食盐暴利剥削老百姓问题。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边区政府如何开展盐业贸易工作的具体举措：“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还总结了闽浙赣苏区打破食盐封锁的经验，号召其他苏区学习，对苏区打破食盐封锁起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在闽浙赣方面，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
三、准确分析边区食盐形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中发展盐业
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军事进攻的同时，还不定期开展残酷的“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实行长期的军事包围、物资封锁，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军民生活困难，食盐等日常生活品供需紧张。为战胜经济困难，满足军需民食，确保长期抗战的物资供应，在分析边区食盐等日常生活品严峻形势的基础上，于1942年底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食盐供应困难等经济问题，彻底粉碎敌人的物资封锁。
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详细分析了抗战以来边区盐业面临的新形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因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致使原由海盐供应的湘鄂等省食盐来源断绝，安徽、山西等地的盐产也急剧萎缩，国统区用盐主要依靠川盐及宁夏、青海等地的盐产。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盐业地位也由此显得重要。由于边区政府对盐业工作的大力扶持，盐业运销量呈逐年增加态势。按每驮150斤、每斤24两计算，1938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还只有7万驮，到了1939年就突增至19万驮，1940年达到23万驮。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又来一个突增，达到29.9068万驮。到1942年至9月止，达到15.579万驮，预计全年可达23—24万驮。[1]8021938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根据地市场内外的需要，二是边区军民共同的努力[1]802。他批评了对边区盐业发展采取的两种错误观点：一些人不清楚边区盐业外运是由抗战大形势决定的，不了解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主张对盐业运销顺其自然，边区政府不需要对盐业运销实行干涉的措施。还有部分人则把边区盐业销量的逐年增加归功于边区外面市场的需要，却不明白边区政府对盐运工作的督导也是边区盐销特别旺盛的“一个很大的因素”[1]802-803。#p#分页标题#e#
随着抗战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发展盐业呢？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1]499。因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需的范围内给以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的需要”。因此，于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明确指出，发展边区盐业，决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要确定积极发展盐业的方针，将盐业工作作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重要的因素，通过积极发展盐业来平衡边区物资出入口、稳定边区金融与物价。
对于如何发展盐业，认为发展盐业要符合群众实际，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否则会影响其发展盐业的积极性。1942年1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说，“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在此次会议上，批评有些同志不考虑盐业工作所处的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凭空说发展，提出实行大盐业等不切实际的，且不能采用的计划[2]848。他认为陕甘宁边区群众为盐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如老百姓为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运送公盐和购买公盐代金券等，仅在1941年就买了500万元公债。所有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发展盐业要采取适当步骤和办法，使群众在为边区盐业发展有所失的同时，又有所得，这就是要使老百姓的经济有所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盐业成为人民的盐业，才能最终支持抗日战争[2]848-849。
四、运销是边区盐业发展的中心环节，盐运的基本政策应是“官督民运”
认为运销是边区盐业发展的大问题，主张积极组织运力，搞活盐的运销。为方便运盐，利于运盐，主张修建和加宽主要干线的大车道。他认为，“发展盐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运的重要条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政府应拨二百万元，由建厅主持，修通延定、定庆两条大车路，整理延?路。并由物资局沿诸运盐大路开设骡马店，转运栈，缺水处开挖贮水窖。由建厅协同物资局在沿途广植苜蓿，并用其他办法配备草料。只要有路、有店、有草、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增，外来脚户、本地人民、盐业公司三项运输，都会发达起来。为改良运输工具计，另由建厅主持，按道路条件制造大车小车，增加盐运。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车，民间推运小车，较之驮运是得多的。”
当时边区盐运的基本政策是“官督民运”。是支持“官督民运”这一政策的，他在1941年8月6日给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财政问题“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有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要基本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将盐业作为边区达到平衡出入口唯一或最主要的办法，具体办法就是每年能将30到40万驮盐运出边区。因为按每驮盐换100元法币物资计算，只要能每年能将输30万驮盐运出边区，就能为边区换取价值3000万元棉、布等物资。由此推断，边区从1941年实行的盐业官督民运政策虽然带有一定的半强制主义，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举措。如果“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至四十万驮出境”。同时，他结合当时边区对食盐的实际需求，提出“一九四三年应计划产盐四十万驮，运盐三十万驮至三十六万驮，并争取超过。关于产盐，仍继续官督民产政策，保障盐的质量大部至全部为上盐，不许再产下盐。关于运盐，拟定盐业公司系统运四万驮，吸引外来脚户运五万驮，组织边区人力畜力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共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
当时边区盐运主要依靠民间畜力。因此，认为动员畜力成为盐运的一项主要工作。“组织边区内部运二十一万驮至二十六万驮盐的人力畜力，是一个很巨大、很艰苦、很细密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应由建厅主持，各级政府负责督运，各级党委则任检查、帮助之责”。同时，运盐的动员“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义，主要应取宣传说服的方针。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在路上要进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员与牲口的安全；运盐必须不违农时”[1]804-805。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边区盐运有了较大增长。1942年后，边区的盐运队从自由的、松散的方式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如安塞、保安等地的长脚户就“组织运盐合作社，佃本合伙，成立运输队，经常不断地到盐池运盐，由合作社代卖”[1]792“我们之注意盐业，是从一九四○年秋季开始的。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年的二十三万驮突增至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除了因为一九四○年外边盐荒、存盐抛空，故一九四一年盐销特别旺盛这一个客观因素外，还有我们在这一年实行了督运政策这一个主观的因素包含在内。一九四二年，忽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降至二十三、四万驮，除了外边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样紧急外，也还有我们自己放弃了督运政策（把组织起来了的许多民间运盐计划停止）这一原因在内。我们如不从此得出教训，则对今后工作又将重复过去的错误。”[1]803
同时，又指出1941年盐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一是1941年制定运销60万驮盐的计划有些过大，因为边区在1941年难组织这样大的运输力量来将这些盐运出边区；二是虽然边区产盐达到70万驮，从量上看，成绩是相当明显，但是盐的质量较差；三是实行盐业运输实行官督民运是正确的办法，但是不应该采取普遍动员，要求所有地区的各类人员都得参与盐运工作就有些脱离实际，并且动员的组织方法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1]803。针对盐业运销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及时进行改正。1941年8月22日，在致谢觉哉信中说道，“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3]187。信中，认为在当时特定条件下还必须承认官督民运实行部分强制劳动的必要性。对于盐的产运销中存在的错误与缺点，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的原因所致，应在今后的工作着力进行纠正[3]186。
还要求多宣传运盐典型，“建厅、各分区及各县，应将民众运盐最有成绩的实例教导人民，广为宣传，仿照办理，务使1943年的运盐事业能完成计划，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于人民。”[1]804-805在1942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中，还专门介绍了?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带头运盐的做法。1941年9月14—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介绍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并详细调查运盐典型：?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带头运输食盐。看到《鲁忠才长征记》这个调查报告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是年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号召边区军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学习，学习他如何带头运输食盐。后来《鲁忠才长征记》连同写的按语，一同发表在《解放日报》上。#p#分页标题#e#
五、公司制方式发展盐业，大力发展盐业合作社
在发展盐业的思路中指出：发展边区盐业的有效方式是实行公司制。通过业已成立的盐业公司，将其作为公营盐业与私营盐业相联系的纽带，以及扩大盐产运销的重要力量。“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
对于公司制方式发展盐业的具体部署，主张“扩大盐业公司，增加其资本，在物资局指导下，吸收各机关部队及私人入股，发展盐的运输，扩大盐的销路，调节盐的价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内自己运盐四万驮，即以这批盐为基础，尽可能地收买民盐，实行部分的对外统销；然后依据情况，逐渐作到完全统销，藉以抵制外边的操纵，保障公家利益与人民利益。”[1]804盐业公司采用公私合营形式，“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粮、公盐及其他税收）；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1]810“只有盐业一项，因有政府盐业公司经营的四万驮盐的运销及直接解决公用食盐约五千驮，故有一部分（约当全部盐业七分之一）是属于公营的。”
认为合作社是边区盐业生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在盐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才溪区八个乡有14个消费合作社，其中一个是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五元，后增至一五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五角。”[1]164合作社给群众解决了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问题，“单就火柴、食盐二项，每年就给人民节省下八万余元，人民当然是愿意在合作社买东西。”[1]79此外，食盐运输也应与合作社相联系，“物资局各地企业及各地人民合作社，要与人民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密切配合，尽可能使人民运盐牲口能驮来回货，才能使人民运盐事业获得发展，整个运盐计划才能完成。”[1]805“运盐的组织，要采用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形式，宣传群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归来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经手人及全体社员的利益。”
六、结语
在战时盐业思想的指导下，边区盐业生产、运输、贸易、消费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成功地解决了边区军民的食盐供应问题，从而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实践证明，对战时盐业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决策，对边区盐业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盐业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盐业经济的今天，战时盐业思想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盐业工作而论，确保盐业稳定、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盐的需求，是盐业工作实现“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努力实践和发展战时盐业思想，力争取得盐业工作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重点是在盐业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意愿，以充分满足群众食盐需求作为盐业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同时，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盐业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纠正，确保食盐的生产和供应工作，让群众吃到优质盐、放心盐。此外，要注重开展调查研究，立足实际，用创新精神搞好盐业工作。在战争年代高度重视群众食盐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提出解决老百姓用盐需求。在今天盐业具体工作中，也要时刻厉行实践，多帮群众解决用盐问题。总之，研究、学习、运用战时盐业思想，重点是结合党的十八大要求，准确分析当前盐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推动盐业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本文作者：刘祯贵 单位：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计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