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
一、引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来源，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前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这些探讨都非常有意义，但是大多是从教育的角度进行的，本文拟另辟蹊径，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从信息化建设汲取养分，探寻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创新突围之路。
二、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思政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传播工作，是一种为了“立德树人”而进行的传播。近些年来，在主流话语层的大力推动和相关各方的积极努力之下，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从传播学的视角加以考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主体”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德才如何更好地“匹配”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德才匹配”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德”与“才”之间的匹配问题，二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自身实际具有的“德”与其所从事工作岗位要求的“德”之间的匹配问题，三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自身实际具有的“才”与其所从事工作岗位要求的“才”之间的匹配问题。下面分别展开略作阐述：所谓“‘德’与‘才’之间的匹配问题”指的是相关主体自身是否具备“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资质问题。“德”与“才”是一对经常被用来连在一起使用的“衡人”标准，二者连在一起至少可以有四种组合，这四种组合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现在的问题是的确有个别知识传播主体也就是教师“才胜德”，甚至有才无德：今年7月南方某高校的一位拥有博士和博士后头衔的副教授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课间休息期间忘记关闭直播界面，结果其和他人的聊天过程被全程直播，聊天内容不堪入目”，①这个副教授虽然并非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但谁也不能担保与他类似的“才胜德”，甚至“有才无德”的情况在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内部就不存在；所谓“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自身实际具有的‘德’与其所从事工作岗位要求的‘德’之间的匹配问题”是指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某些传播主体自身的言行可能存在着“表里不一，诚信缺乏；过于关心福利待遇，对自身利益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等问题，②在笔者看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的“德”有“底线”和“顶线”之分，“底线”就是不触犯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顶线”就是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工作与生活态度，而在这些方面某些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谓“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自身实际具有的‘才’与其所从事工作岗位要求的‘才’之间的匹配问题”指的是“有的教师教学经验不足，艺术技巧等还不够，影响了教学效果”。有的教师“对于深层次问题思考和解决得比较少，缺乏思考深层次问题和进行有效教改和科研的动力”。③
（二）“传播手段”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路径依赖”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意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④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是对某一外部事物（也包括人）的一种不愿分离的微妙心理。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也就是思政课教师在进行思政传播时也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怀有这种心理。这里所说的“种种原因”从理论上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外部原因，另一大类则是内部原因。所谓“外部原因”指的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也就是思政课教师所在的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他们可能会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而对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也就是思政课教师开展思政传播时所采用的相关手段是否过时并不感兴趣，这里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谓“主观原因”指的是那些管理者可能认为高职院校思政传播的行为主体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根教鞭就可以进行相关传播了，根本没有必要有更大的物质投入，所谓“客观原因”是指尽管有些管理者心里也很清楚，高职院校思政传播应该与时俱进采用更多的现代信息技术，但因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有限的资源不得不往其他专业课上倾斜，所以，对于思政传播所需的现代信息技术设备也只能爱莫能助了；说完了“外部原因”，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内部原因”，所谓“内部原因”顾名思义指的是高职院校思政传播主体自身的原因，某些思政传播的行为主体往往也非常主观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内容大于形式”的工作，因而非常认同古人说过的“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而不知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因而对于传播所应采用的相关手段的与时俱进也重视不够。
（三）传播对象普遍存在着“后喻化”问题。“后喻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意是指“由年青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在世的前辈”的这样一种文化。⑤一般说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加以考量，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前喻文化”“平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阶段。所谓“前喻文化”指的是前大众传媒时代流行的文化，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知识主要由前辈们向后辈传授，所谓“以长者为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平喻文化”指的是大众传媒的前互联网时代，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借助不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其他大众传媒，知识可以由平辈之间互相传授；而后喻文化则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在后喻文化的语境中，很多知识或技能往往都由后辈们传授给他们的前辈，后辈们成了互联网世界的“土著”，而他们的前辈则成了外来的“移民”！以往教师们“授业”的职能一步步被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互联网所消解，以往借助“授业”方面知识与技能的不对称所建构起来的“光环”在不断被“祛魅”（Disenchantment），走下“神坛”或“杏坛”的传道者突然发现他们在进行相关传播的时候影响力甚至公信力都大不如以前，“当代大学生的言论和思维导向往往是在风口浪尖，对于他们不能接受或者接受度低的事件会给予强烈的抨击和指责，并且对于学校和家长的批评和说教的逆反心理强”，⑥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从后喻文化的角度对新形势下的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四）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化。高职院校思政工作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它只能与社会各界共处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和虚拟的赛博时空，在这两个时空中无论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还是传播对象都难免要受到外界共用时空中的人和事的影响。首先，随着互联网进一步介入我们的生活，“网络化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人人共享的现实，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与信息世界无限联通，获取知识的速度将趋于无限快，获取知识的途径将日益趋近无限多，当年在《贺新郎·读史》词中写到的“一篇读罢头飞雪”已经成为现实。知识获取的便捷化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弊处是有可能造成知识获取者的无所适从，古人所谓“歧路亡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事的更易，人们的审美标准、价值判断、道德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这当然可以视为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开放，但多元化的审美标准、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如果一旦遇上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或定型的高职院校学生，就会给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主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往用一分力气就能够达成的传播效果，在这种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中恐怕花上十分的气力都不一定能够达成。至于由技术变迁带来的复杂环境就更不用说了，IT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说的是“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⑦随着基于数字化的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一日千里，“18-24个月”这个时间段都已经被不断改写，技术的更新换代甚至迭代同样有利有弊，最大的弊处就是会不断给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带来不良诱惑，这些诱惑对于自制力相对不是很强的青年学生来说往往具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都从传播环境方面对于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
新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政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很多，上述问题如果辩证地看，其实都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改革加以解决。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高职院校思政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推进高职院校思政工作观念创新。观念创新乃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观念创新其他创新很难行稳致远，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惠及十几亿中国人至今仍然生命力旺盛，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年通过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并随之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全中国人民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这样的讨论换了脑筋，改变了观念，所以不管后来外界风云如何变幻，世事如何波谲云诡，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改革开放情有独钟，由此可见观念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相关行为主体之所以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行为主体在思想观念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找外力，现代信息技术就是这样的外力。有关方面可以通过“正向”与“反向”两种方式借助这样的外力助推高职院校思政工作观念创新。所谓“正向”借力，就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积极开展“议程设置”，向那些一时之间思想观念还没有扭转过来的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相关行为主体不断传播甚至灌输借力现代信息技术乃是大势所趋，从国家主流层面的顶层设计到最基层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具体实践，现代信息技术都被寄予了厚望，而且也的确不负厚望，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发挥了而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不能也不应自甘暴弃，而应该奋起直追；所谓“反向”借力是指对于那些对于主管机构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高职院校思政工作要求阳奉阴违，甚至置若罔闻者应该采取断然措施，“不换脑筋就换人”，这也符合主流话语层的最新要求，笔者注意到，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就非常严肃地要求，“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严惩。”⑧
（二）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推进高职院校思政工作手段创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离不开手段的创新。手段创新离不开具体的时空。高职院校思政工作创新实际上可以分三个不同的时空进行。一是“平时”的非课堂时空中的手段创新，二是“课时”的课堂时空中的手段创新，三是“战时”特殊环境下的手段创新。所谓“‘平时’的非课堂时空”指的是平时上课课堂以外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时空对于高职院校思政工作传播非常重要，以往，这是常常被高职院校思政工作行为主体忽略的盲点，之所以被忽略，既有相关行为主体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客观上的原因，借助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移动媒体等在内的新媒体，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行为主体却可以对其传播对象进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全时段”“全方位”的覆盖，以解决“阳光照不到”的问题；所谓“‘课时’的课堂时空中的手段创新”是指在课堂开展思政工作传播时所进行的相关创新。以往，由于种种原因，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课堂传播往往庄重有余，活泼不足。在前媒体融合的时代，这种情况解决起来往往难度很大，而借助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够给人带来惊喜的互联网，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行为主体却可以综合调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思政工作传播生动起来，丰富起来，从而激活思政工作传播对象的接收细胞，让他们感动起来；所谓“‘战时’特殊环境”指的是类似于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语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传播对象往往有可能一时之间感到茫然、无力，甚至恐慌，以往，相关行为主体在应对这种情况时往往是有心无力，而受惠于无远弗届的互联网，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行为主体却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天涯”变成“咫尺”，拉近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的距离，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作者:李明佳 单位:辽宁金融职业学院教务〈科研〉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