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经济发展范例

一、基于县域经济的商贸流通业发展

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是区域性的单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人多地少仍然是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因此打破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充分调动区域商贸流通业城乡互动，借助城市商贸流通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去。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只有大力发展县域商贸流通，构建区域内产业集群，才能够带动区域内各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这就要求县域内乡镇企业的布局应该由分散式向集中式发展，而企业集中式的发展就要求具有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的商贸流通业的大力发展，最终带动区域内产业的发展。商贸流通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作用，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性产业。发展我国县域商贸流通产业，对于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大作用，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式发展，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商贸流通消费市场需求不断增加。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7809.9亿元，同比增长13.08%，农村居民总消费47113.5亿元，同比增长9.4%，人均消费支出为6625.5元，同比增长12.14%。2013年农村居民人数达到62961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据46.3%，人均收入水平达到8895.9元，同比增长12.37%。以上数据均表明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应努力刺激县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实力。

二、县域产业集群与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机制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乡镇、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比较早，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县域经济内的工业体制已经形成。民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坚实的县域工业基础为发展县域商贸流通业和构建县域产业集群奠定了基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优势产业是产业集群构建的基础条件，是形成产业集群和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势资源，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打破县域内产业链各环节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商贸流通业和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如表2所示，A表示区域内商贸流通业高度发展，B表示商贸流通业不发展，C表示工业高度发展，D表示工业不发展。在区域内用于工业发展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只有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商贸流通业与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由商贸流通业与区域内产业的博弈模型可知，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选择是（A，C），但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商贸流通业必须同区域内的各产业协调发展，才能达到该博弈的最佳状态。

（一）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商贸流通市场体系

在产业集群区内的企业对产品原材料的大量购买和产业集群形成的品种多样的产品与服务优势，有利于发展商贸流通业的专业化市场体系，涉及原材料、各种中间产品、服装、零售产品等市场。商贸流通市场中专业化市场体系与产业集群区的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从而提升集群区内的产业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产业集群区，以集群企业生产和消费为支撑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贸流通业市场的合理运行。商贸流通企业为取得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就要求以传统的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商品市场就必须扩大专业的批发和零售商的批发规模，从而降低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商贸流通市场的产品多样化，吸引更多的产品消费源，这样就会促使产业集群区内商贸流通专业化市场在空间形成集群。此外，随着县域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集群商品市场逐渐从产地市场向集散和区域外的商贸流通市场延伸，在产品集群区形成了多层次、多等级的商贸流通专业化市场体系。

（二）产业集群推动商贸流通业电子商务网络平台的创建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技术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上市商贸流通企业样本，采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变量存在单一门槛值。当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于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将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纳入地区规划，二是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

关键词：数字经济；商贸流通企业；门槛模型；创新能力

引言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重要驱动力量。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2020年，在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经济低迷、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等逆境中，我国数字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几年，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不断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渗透到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普及，催生了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工业物联网等一系列数字经济平台，数字经济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产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与应用双向驱动，推动了数字经济繁荣。商贸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引领社会生产和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互联网+流通”等业态的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商贸流通企业转型不断深化。在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企业加速融合，有效抵御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技术水平至关重要。为了定量检验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以专利数量为创新能力的量化指标，基于商贸流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此外，构建了数字经济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文献综述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外部环境、技术经济条件影响很大。信息技术在推动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带动了数字经济的繁荣。商贸流通企业的运营效率、技术模式、经营业绩都受到了数字经济的影响（陈昌兵，2018）。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平台较为完善，数字化人才也较多，为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便利条件。有研究证实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叶剑和徐文华，2021）。另一方面，企业为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变化，提高自身竞争力，也会加速数字化转型，改善运营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创新能力（裴丹和江飞涛，2021）。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创新能力有非线性影响，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现象（徐向龙等，2022）。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创新能力的直接增加，还可以通过提升地区劳动力水平、R&D投入对当地创新能力产生间接影响（曾庆均等，2022）。针对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琦，2021）。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方面，有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王传行，2019）。有学者研究证实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带动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杜传忠，2021）。此外，有学者通过定性研究论述了数字经济带动企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李辉，2020），并且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创新机制产生影响（祁怀锦等，2020）。综上，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已经较多，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各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从微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尤其是针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企业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活动、提供新产品或服务、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的行为被称为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活动需要投入资金、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这个角度讲，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信息、设备、数字化人才等资源，有助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提高了商贸流通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互效率。数字经济在商贸流通企业最直接的应用是将行业资料转化为数字资源，并基于信息技术和平台提高数字资源的存储、传输、使用效率。此外，数字经济提供的技术平台为企业提供了跨区域、跨行业的信息交互服务，降低了商贸流通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是商贸流通企业改进生产运营模式、制定创新决策的重要基础。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技术创新环境越好，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越便利。商贸流通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源自企业内部转型驱动和自主研发，更离不开其它行业技术创新在商贸流通企业的落地应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平台建设，这些平台为创新成果转化创造了条件，打破了由于中介渠道不通畅等因素带来的成果转化障碍。三是作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企业融资活动，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制约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商贸流通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研究证实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在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同时，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提高企业可用于创新的资本。

一、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

高州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全年气候温和，适合发展以种植荔枝、龙眼和反季蔬菜等蔬果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境内蕴藏高岭土、磷矿等资源，其中高岭土藏量达7000多万吨，磷矿储量达2亿吨。河流干系较多，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78公里。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冼夫人庙、宝光塔、古城遗址和根子贡园等景点，有利于发展商贸旅游业。属于珠三角五小时经济圈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临近三茂铁路，距湛江港和湛江机场不到100公里，有利于对外经贸往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在高州设立高职分院，辖区建有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二）劣势（Weaknesses）

高州的三次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关联性弱。目前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暂未形成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农产品仍以鲜活销售为主，荔枝、龙眼等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低与滞销并存，果农增收遇瓶颈。工业体系仍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中小型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分布较散，未能发挥集群效应。微小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生产服务业发展落后，乡镇多但规模小，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城乡经济聚集效应。

（三）机会（Opportunities）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珠三角部分产业逐渐向外转移，高州可以利用毗邻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工贸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吸引区外转移的企业、资金和技术。粤桂黔高铁正在建设中，计划将于2014底完工通行，作为地处这条高铁沿线的城市，将有利于当地农副产品对外流通，促进对外商业贸易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相关农业政策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业持续稳定发展，为农村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村商贸流通业与农村金融之间存在着互动性的作用机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推动农村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应立足于农民自身、商业银行、相关行业，加快金融创新，实现全面改革。

[关键词]农村金融；商贸流通；金融资源

从农村金融发展层面上进行分析，近几年在政策扶持与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促使各地区农村金融实现了巨大进步。虽然宏观形势较为理想，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从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状况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一点也引起了相关研究领域以及政府方面的关注。农村金融的重点在于农村经济发展期间所必要的金融资源，为此，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从另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金融机构的增加，无法完全解决农村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问题。长时间发展经验证实，农村地区商贸流通企业融资难且融资贵，而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缓解。在此背景下，经由强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动农村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必要性。

一、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一)农村金融抑制

在我国农村人口超过了7亿人，与可获取到的金融资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现象。其具体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对于金融的需求较大。但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的需求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农民在银行方面获取到的贷款面临着诸多限制。分析出现此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为，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出现的原因包括：首先，农村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金融资源价值增长受限。而金融资源基于分配科学性的缺失，致使农村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够丰富，普遍分布在第一产业之内，为金融资源所能够带来的益处较少[1]。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国内农村地区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不足，除必要大规模机械化运作区域可实现规模化发展，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明显滞后，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其次，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农民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较少，资金的利用能力较差，这也是导致金融资源分配抑制的主要原因。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

内容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的进行，加之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创新，我国商贸物流生态系统面临着重新构建的发展局面。在此背景下，文章立足于协同价值的基础，并在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对商贸物流生态系统的重构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城乡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症结，通过研究大数据对城乡物流网络所带来的影响，以此明确了城乡物流网络重构的逻辑结构。最后文章为促进商贸物流生态系统的建设、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商贸物流生态系统;协同价值;互联网经济

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的进行，加之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创新，我国商贸物流生态系统面临着重新构建的发展局面。商贸物流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商贸物流只有采取新的方式进行生态系统重构，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协同价值的创造。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基于协同价值创造的商贸物流生态系统建设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国物流网络在实际的运输过程中存在物流网断裂的情况，并且各项物流设施所需要的配备的也不够完善，我国商贸物流网络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商贸物流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物流网络的生态系统是进行物流经济的重要基础，因此要想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建立起良好的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基于协同价值创造的商贸物流的生态系统。

一、互联网经济视阈下我国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现状与症结

（一）我国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现状

1.城乡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快速推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网络体系逐渐建立健全，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建设已基本完善。据相关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公路里程已超过457万公里，农村公路网络体系加速建设（见图1），高速铁路也逐渐普及。除此之外，江河海运等各类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建设，近年来我国物流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的物流行业催生出了一大批物流园区，这极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城乡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更好的解决了城乡居民的物流需求。据我国的物流采购部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物流园区建设已经超过1600多家，物流园区的服务水平和涉及的项目正逐步扩大。2.第三方物流网络建设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其带动了大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产生，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和完善第三方物流网络体系。截止2015年底，我国物流总额已超过220万亿元，其中第三方物流在我国物流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其企业数量也在迅速扩展。目前，第三方物流市场上的企业主要分为大中型物流国有企业、大中型民营物流企业和第三方物流小微企业。国有物流企业是我国物流产业中的重要支柱，其引导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而大中型民营物流企业的发展丰富了我国的物流体系，目前比较著名的民营物流企业有顺丰、圆通等。一些大型的物流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自身规模，以此实现了资源一体化的整合，其不断完善自身供应链系统，使得物流资源得到了科学运用，从而在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3.城乡商业物流网络迅猛发展。城乡商业物流网络迅猛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地区形成了零售商业连锁物流，这增加了物流业态，使物流网络体系更加完善，同时其提高了物流运输速度，从而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快捷的服务；第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农村地区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方式，形成了统一的物流配送体系，“企业-配送基地-配送网点”的供应链系统一体化进程加快，这使得很多农副产品可借助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进行销售，这加快了农副产品的流通，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4.农村物流配送服务网络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农村物流配送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加快了农产品供应速度。当前，我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途径逐步拓宽，农村物流网络正在加快完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推动了农村生产资料的发展，由于农村居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生产资料，而这些资料便可以借助网络通过供销合作社、邮政物流等来进行获取。农村地区现已形成的庄稼医院、农资配送中心、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位一体的物流模式，更好的解决了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问题。

本文作者：赵玲 屈万新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分五批共181个，作者将其中86个列入中国商贸交通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这类型的古镇在中国地图上的分布情况，中国的地势特征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阶梯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上，地势高，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第二阶梯主要以高原、盆地为主，地势在1000～2000米左右。第三阶梯主要是丘陵平原，海拔在500米以下。从图1可以看出，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除了零星的几个古镇位于一二阶梯分界线附近外，其他全部位于二三阶梯。所谓商贸交通型古镇，顾名思义，即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内，商业贸易或者交通运输对于该镇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理所当然，第一阶梯，人口稀少，不适合人类居住，就不具有商业贸易的市场;另外，地势高峻，在科技水平低下、以水运为主的历史时期内，交通条件较为恶劣。因此，从地形地势上看，我国商贸交通型的古镇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地势和缓的二三阶梯。

这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大多数是沿着黄河和长江两岸分布。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而发展成为一区域的商贸重镇。如湖北的程集镇，明朝初就是因发达的水陆交通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码头，渐成较大集镇;天津的杨柳青镇，明清时期是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商业繁荣;重庆的安居镇因位于琼江、涪江交汇处，明初便为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诸如此类的古镇很多，因所处河流沿岸地势和缓、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农业发达，所以拥有了剩余粮食、剩余劳动力，人口也稠密，故逐渐发展为商业贸易繁荣的集镇。大多数的商贸交通型古镇都是沿河流分布，且是分布在降水较多的外流区域。沿着商道分布我国在明清之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经济区域形成了发达完备的古代交通网络。就具有全国性辐射能力的交通主线而言，水路上有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东西的黄河与长江，陆路上有许多省际的官马大道。将西南尤其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湘桂、华南、东南、华北与西北等经济区域紧密联系起来的是位于长江中游、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商业重镇———汉口;将华南与中原地区连通的则主要是赣江大庾岭古商道;连接闽浙的主要是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连接苏浙与江淮地区的则有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苏州府由广德州至徽州府水路、陆路;而疏通粤与苏浙的则是苏州由杭州府至南海的水路［4］。此外，各区域内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路线。这些商业通道基本上在明朝末期就已经成型，而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益发完备。中国商贸交通型古镇具有商道趋向性，基本上是沿着古代的商业道路、水陆商道发展，不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便利的交通便于进行贸易。如江苏的邵伯镇，由于靠近京杭大运河这条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大道，唐宋后日益兴盛，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湖北红安县的七里坪镇，就是位于连接我国西南和东部的长江中游大商道，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另外，还有一些古镇分布在驿站附近，如重庆的走马镇，位于重庆到成都大道上一个驿站，交通发达，明代中叶形成集市。

我国有86个商贸交通型的古镇，造成它们衰落的原因并非千篇一律的。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以下原因:统治阶层的态度与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唐代陆路商运也十分发达。服务于商运的附属辅助性的经营形式，如客舍、邸店、车坊等，生意也非常兴隆，甚至许多官吏也纷纷参与争利，朝廷不得不严令限制。如: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玄宗纪下》)宋明时代，商业空前发达。在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商人奔走四方，在商海大潮中拼搏的生动形象［5］。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若干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江南丝、棉纺织业最为明显。清朝空前繁荣的商业与当时统治阶层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开的。在产业政策方面，康熙进一步打破旧制，在官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盐业、纺织业、陶瓷业、矿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等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大力整顿市场交易秩序，又统一度量衡;康乾盛世时的政策带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趋势。

清政府重视粮食贸易，打击各地粮商囤积居奇，还取消针对商人额外征收的资税。统治阶层对商业的态度，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以及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便是有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的出现，其突出标志是城镇商品经济的崛起。在统治阶层对从商放宽政策的时期，商业贸易繁荣，涌现了大量商贸交通型的集镇。如，唐宋以后日益兴盛的邵伯镇，南宋时就商贾云集的南浔镇等。86个古镇中大多数都是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最为繁荣，或者是明清时期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成为一个区域的商贸重镇。如作为商埠码头的水东镇，明清时期商品云集，有“小南京”之称;皤滩镇，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清中叶，商业达到鼎盛。交通线的改变在明清时期会涌现出大量的商贸交通型古镇，和当时水路作为主要交通要道是分不开的。从明代开始至明末清初，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网络的日臻完善，为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位于河流沿岸的集镇慢慢发展成货物集散的码头，进而成为一方商业重镇。如湖南的靖港镇，位于沩水入湘江之三角洲地带，昔为天然良港，水路畅通，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民国中期，与津市、洪江同为湖南省繁荣三镇，素有“小汉口”之称。1957年沩水河改道，由新康(乡)注入湘江后，繁华地位渐渐逊色。京杭大运河畅通了数百年，对促进大江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解决南粮北调等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北京以及运河沿岸的城镇也是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但自19世纪后，由于南北海运开辟，津浦铁路(天津到镇江)通车，加之黄河改道淤塞运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断航。

而铁路的建成对于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城镇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更多的人会选择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而放弃河运。这样一来，凭借优越的水运枢纽位置发展起来的商业重镇免不了衰落。如江苏省江都市的邵伯镇，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早在唐宋时期就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但津浦铁路的通车，使得交通改道，商业重心转移，利用运河的频率大大减小，河道堵塞，昔日的繁华终于不复存在。资源对于古镇兴衰的影响资源型城镇，即城镇的生产和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在上述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有一些即是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集镇。如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这里硫磺、煤炭资源丰富，凭借着硫磺资源的优势，一度成为商业重镇。硫磺冶炼是润城镇最早的化学工业，冶炼历史悠久，早在隋末唐初，这里就已经有了冶炼硫磺的手工作坊。到了明初，又创造了土窑生产硫磺的技术。明清之际，硫磺大量用来制造火药，抵御外来侵略，这自然促进了硫磺工业的发展。但是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再加上长期以来发展硫磺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国家政策改变对化工业的限制，当年的辉煌也就不复存在。另外还有江苏的安丰镇，主要是依靠盐业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商业重镇;四川省的平乐镇，发展造纸、冶铁业，经济一度繁荣;四川省的仙市镇、江西省的瑶里镇、云南省的黑井镇等，皆凭借当地的资源一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资源不是无限的，还有更多的因素限制开发，因此，凭借资源兴盛的集镇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终究也会因为资源而衰落。#p#分页标题#e#

经济重心转移是古镇衰落的关键因素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始于五代，成于宋代，强于明清。秦汉以前，今陕西从西部沿渭河东至华山函谷关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重心，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再向西，即现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有发达的畜牧业。春秋战国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两汉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重心，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水利工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时，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进入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两宋之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于东南，即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最先在这些地区萌芽和发展［6］。那么，在秦汉时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多集中在北方;到了唐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江苏的邵伯镇、江西的瑶里镇、浙江的南浔镇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更涌现了大量商业繁华的城镇，如江苏的木渎镇、浙江的廿八都镇、福建的嵩口镇、广东的石龙镇等。到了清末，全国的经济重心更加偏向东部及东南沿海，在内陆的一些集镇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衰落也就是必然的。如湖南省的浦市镇，甘肃的青城镇、陇城镇，重庆的丰盛镇、走马镇等等，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昔日的辉煌不再重现。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作为第一产业，必须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目前，最重要就是要降低农产品在流通环节上的损耗与不必要浪费，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地区农产品物流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本文就对农产品商贸物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展开相关论述和探讨。

关键词：农业大国；农产品商贸物流；农业经济；影响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物流社会，物流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物流问题的最优解决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将极大地促进农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使我国在农业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的积极变化。

一、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产品物流方式动态发展。农产品物流其属于商贸物流业，主要对象是就是农产品，涉及到到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最终目的是把农产品输送、分配到消费者手中，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对优质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促使农产品物流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和品质。这就对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的贮存、包装、运输、信息处理等加工方式和配送方式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于大宗农产品的物流，需要选择配套的运输资源，还应密切关注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价格变化等，因地制宜，减少对农产品物流的不利影响因素。

（二）农产品物流业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物流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疏通环节，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成熟的物流系统，而农产品物流业也必须依托农业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资金、产品、设备、基础的支持。双方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应主动探索农产品商贸物流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二、发展农产品商贸物流的必要性

一、门户地区的含义与特征   1．门户地区的含义   门户地区一般泛指具有门户区位的地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往往形成具有“块状”特征的经济体［1］，通常表现为以各级城镇为核心、规模各异的经济体。由于各个经济体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梯度差异，生产要素总是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如劳动力总是流向高工资的经济体、资本总是流向获利高的经济体。本文研究的门户地区，指的就是这种生产要素流从其他经济体进入本经济体首先且必须经过的地方。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要素流是推动门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如何发挥门户区位优势，就成为了门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   2．民和县门户地区特征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民和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属海东地区辖管。县域东北与甘肃省永登县、兰州市红古区相连，东与甘肃省永靖县接壤，南与甘肃省积石山县相对。该县古为青海东部重镇，“丝绸辅道”和“唐蕃古道”通过县境，今有兰青铁路、甘青公路(109国道)和兰西高速公路三大交通大动脉横贯境北，享堂铁路大桥和公路大桥扼青海与内地交通要道，故而自古便有“青海门户”之称。   民和县所处的兰州—西宁经济区［2］经济空间特征更能表现出民和县的门户地区特征(见图1)。第一，与经济区内的核心地域存在着较高的梯度差。以2007年人均GDP作为表达各地理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处于第一梯度的区域只有兰州市区、西宁市区和白银市区3个地理单元，它们是经济区内的核心地域;第四梯度区域内的地理单元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属于边缘地域，民和县则是青海省唯一处于第四梯度区域的地理单元。第二，处于核心城市联系的主要经济走廊上。研究表明，兰州—西宁经济区内，与兰州联系最密切的城市是西宁，与西宁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则是兰州［3］［4］。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更推动了兰州和西宁两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生产要素流在兰青铁路、109国道和兰西高速公路支撑起来的经济廊道内流动更加频繁。得益于此，民和县商贸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近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高达18．9%。第三，位于省域边界。民和虽属青海省辖，但其受兰州经济辐射的影响却更为显著［5］，实际上是青海行政辖区和兰州经济辐射区的交错带。兰州市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扩散出去的生产要素在流入青海省的过程中，首先而且必须经过民和县。综上，民和县在现代区域空间结构中仍具有显著的“青海门户”区位特征。   二、门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优化地域空间结构   根据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变［6］，而这种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流的空间转移来实现。由于生产要素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沿着主要经济走廊以渐进方式进行转移的，因此，位于两个经济体之间主要发展轴线上的城镇将优先获得核心地域转移出来的人才、资本和信息等经济发展要素，从而成长为两个核心地域之间的次核心地域，推动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民和县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虽处于兰州—西宁经济区的第四梯度，但与第三梯度区域差异较小。在兰州—西宁的一体化过程中，得益于“青海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民和将成为兰州市生产要素沿兰西交通走廊向外扩散的首选地，从而优先崛起为兰州、西宁两个省会城市之间重要的中心城镇，在强化兰西发展主轴线的同时，通过高速公路、省道和县乡道路等不同等级公路设施，辐射带动其他城镇发展，最终实现兰州—西宁经济区地域空间结构优化。   2．对周边地域发展具有窗口示范作用   门户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作为周边地域发展的“窗口”，从而对更广大区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深圳市和江苏省昆山市的发展就是这种作用的两个典型。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作为祖国大陆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利用毗邻港澳的门户区位优势，在特区境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迅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千万的巨城市。在特区探索取得经验之后，我国又不断增加了沿海开放城市的数量。江苏省昆山市则借助毗邻上海的“江苏门户”区位优势，在1992年浦东开发、上海产业结构转型之际，利用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上海制造业转移构建了“成本洼地”［7］，迅速与上海形成了分工合作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市的卫星城。诸如此类城市的崛起路径已经成为其他门户地区城镇发展的参考基准。   三、民和县经济发展战略   1．发展目标   根据民和县所处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特征以及县域资源和产业结构现状，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可定为:充分发挥门户区位优势，争取“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政策，积极对接兰州市产业发展，努力成为兰州市的产业配套基地、菜篮子和后花园;以兰州—西宁经济走廊和县域各级城镇为依托，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建设多样化的投资和产业载体，将民和建成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中心城镇功能互补和开放的新型县域经济体。   2．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发展是一种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可以用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55)的“增长极”模型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其中，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是形成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子，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交通枢纽附近通常会发展成为产业集聚的城镇，集聚的内在机制为乘数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则将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总结为产业份额、地区消费需求和市场开放度等因子，集聚的机制则是规模收益递增［8］。然而，不论是哪些因子，实际上都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形成产业集聚，因此门户地区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应从发挥门户区位优势出发，不断增强对外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据此，可以确定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为:“以制度创新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流入，以园区建设构筑产业成长空间载体。”#p#分页标题#e#   (1)以制度创新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流入   通常，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制度成本:前者为克服空间距离的成本，将随着兰州至西宁之间交通设施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后者为因不同行政单元在法律法规、地方政策和人们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成本。目前，兰州—西宁经济区还处于发展初期并且分属两个省级行政单元，区内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因此，兰州、西宁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将越来越表现为制度成本。然而，正是这种制度成本构筑了民和县“青海门户”的基础，这也是民和县所拥有的最大比较优势，民和县可以利用其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制定多种经济政策吸引外部生产要素向自身集聚。   为此，民和县应积极在县域范围内实行分领域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就全县而言，应主动向青海省争取“境内关外”的开放政策，将民和县划为青海省内兰州—西宁经济区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基地，把民和县作为兰州和西宁两大省会城市进行跨省合作的“试点”，实行不同于民和周边地区的差别化发展方针。财税领域，通过对本地自然资源适当提高资源税，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外流;通过对在本地进行创业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则有利于地方企业的迅速成长;对兰州转移出来的产业，从土地、税费等方面降低进入成本。在城乡建设领域，把来自国家和省里的各种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贷款集中投资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各乡镇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提供所需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要素流动领域，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并实现各种要素在全县的自由流动，引导全县生产要素向中心城镇集聚，尽快形成规模效应。   (2)以园区建设构筑产业成长空间载体   首先，园区建设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企业是地方经济的主体，一般的情况是，企业在选择落户民和时已经考虑了门户区位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优惠，下一步则是进行具体的厂址选择，主要考虑因素有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交通成本和心理成本等。如工业园区是工业企业的最佳发展载体:它所具有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了工业的建设成本;同一类型企业的集聚，则可以利用共同的劳动力市场，进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相关类型企业的集聚，则可以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研究表明，这种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和心理成本，提高交易效率［9］。因此，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民和县必须加快产业园区建设。   其次，应建设多样化的产业园区以实现不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功能相对完备的独立经济体，涵盖了多种经济成分，包含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等［10］，而不同的经济成分对生产要素组合的需求不同，即便是工业经济内部，不同门类工业对生产要素组合也有独特的要求，从而推动着多样化的空间载体的发展。目前，民和县域经济构成主要有特色农业、冶金、建材、电力、化工、小五金制造和商贸服务等。立足于此，民和县大力建设的园区类型至少应包括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冶金工业园、建材加工园、五金工业园和城镇商贸区等。结合县域资源分布和未来外部市场需求，民和还应该大力开发本地旅游资源，结合现代农业示范园重点建设几个旅游景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支撑;县域内分布最广大的农业资源，则可结合小城镇发展建设一些农副产品加工园区，作为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   3．发展重点   (1)特色工业。门户地区是区域核心城市产业转移的主要承载地，发展特色工业有利于将民和建设成为兰州市的产业配套基地，因此，民和县主导产业的选择，应立足地方资源特色，结合兰州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进行。首先，继续开发地方特色资源。县境内硅石资源丰富和水电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冶金行业是民和的传统优势产业;县城东部的下川口工业区建设已具雏形，基础设施完善，因此，仍需坚持发展冶金、建材等主导产业。其次，主动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兰州和西宁都具有采矿、冶金、石化、建材、纺织、造纸等产业基础，同时，又都将新材料和新医药等新兴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当两大核心城市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后，采矿、冶金、石化、建材等行业就会在环境约束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下逐渐转移，民和应抓住这一机遇培育新的主导产业。第三，与周边地区合作发展。毗邻民和县的兰州市红古区也是一个以能源和冶金为主导的地域，民和县发展冶金业，能与红古区一体，组成以煤炭、电力为先导，硅系列、电解铝、碳素制品、地方建材及陶瓷系列为群体的“冶金基地”，成为兰州和西宁探索一体化改革的“试验田”。第四，提高发展质量。冶金行业能耗和污染治理成本都很高，因此，民和县冶金业的发展应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不断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走节能降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生态农业。民和县地处兰州市经济辐射影响范围，通过兰西高速公路，民和县的农产品运抵兰州市区只需1．5小时，这给民和县农业发展指明了方面，通过主动为兰州市区提供特色农产品，民和可以发展成为兰州市的菜篮子。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一是满足市场需求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讲究，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正逐渐成为市场新宠，为此，应继续发挥民和县的环境优势，大力发展针对市场需求的生态农业。二是强化地方特色。立足于民和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区和我国东部季风影响内陆的最远地域这两个基本自然条件，在湟水河流域段主要发展精细蔬菜和优质果品农业，黄河流域段主要发展马铃薯套玉米、核桃套线椒的立体农业，浅山地区则大力发展以马铃薯和玉米为主的旱作节水农业，在脑山地区发展以优质油菜和马铃薯为主导的高效农业。三是多样化经营。结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发展面向兰州市区的观光农业和农家乐，也可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一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   (3)商贸旅游业。门户地区所处的区域发展走廊是生产要素流动最活跃的空间，而其所拥有的行政区划条件则对生产要素流起到了一定的“截流”作用，使得门户地区成为各种生产要素交会的中转枢纽，这就为门户地区发展商贸和旅游业提供了独特的区位优势。民和县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商贸和旅游两大行业为主导。首先，加快全县专业市场建设。针对县域产业结构特点和主要联系方向，建设金属制品交易市场、建材市场、小五金批发市场和覆盖全县、层次分明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将民和打造成兰州—西宁经济区的二级商贸中心，实现外部生产要素和本地初级产品的高效流转。第二，大力发展物流业。结合兰青铁路复线民和站的建设，整合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建设县级物流园区作为全县生产要素流转中心。加大城乡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力度，鼓励发展乡镇民营运输业，形成覆盖全县的物流体系。第三，将旅游业作为建设兰州后花园的战略重点来对待，重点打造纵贯县域中部的景观大道，把湟水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旅游景点有机串联起来，形成全县旅游资源联动开发的新格局。#p#分页标题#e#   4．空间布局   民和县产业总体布局以点—轴理论为指导，把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依托县域对外交通干线和城乡交通网络，重点建设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条发展轴，构建起全县经济协调发展的“工”字型布局结构，如图2所示。   (1)北部湟水河发展轴。县域北部地区是兰州—西宁经济区主要经济走廊的组成部分，109国道、兰西高速公路、兰青铁路和湟水河贯穿该区域，对外交通设施完善，海拔低，是全县商贸、工业和设施农业的集中地。县城是全县经济和交通枢纽，全县各类生产要素都在此进行中转。因此，北部湟水河发展轴的建设，要围绕着县城和对外交通走廊来组织，将其作为外部生产要素与本地特色资源结合的主要空间，重点发展县城新区、商贸物流产业和特色工业园区。   (2)中部生态景观轴。该发展轴纵贯南北，沿途所经地域多以传统种植业、林业和旅游景点开发为主。受地形条件和海拔高度影响，城镇化和工业化尚未起步，公路不成网络，但却由此保持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业和进行旅游开发的最佳地域。因此，中部生态景观轴的发展应从公路设施体系建设出发，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加快以川(口)官(亭)公路为主轴的公路系统建设，将其建设成为县域中部广大农村地域农产品向县城集散并进入兰州市区的主要通道，同时，也作为外部生产要素通过县城流入广大农村地域的扩散空间，还可将其作为全县旅游开发的景观大道来建设。   (3)南部沿黄发展轴。县域南部是青海省沿黄城镇发展带的组成部分，水电资源丰富，生态景观良好，因此在发展方向上，除进行水电开发以外，主要依托官亭镇进行旅游开发，形成旅游度假与经济发展、城镇化联动发展的格局。   四、结语   门户地区是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最频繁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理单元之一，因此，最容易演变成为区域经济空间的新兴节点。民和县依托门户区位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突出了主动对接区域核心城市发展和承载外部产业转移，有利于本地资源开发，符合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对指导其他门户地区县域经济体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