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方法论文范例

评价方法论文

评价方法论文范文1

1.1传统同行评议法

传统同行评议的主要优势在于,同行专家能够针对论文内容,综合各方面因素,逐篇对论文质量做出综合性判断。Ware研究发现,93%的学者认为同行评议在学术论文评价中是必要的。但由于易受个人和社会因素影响,同行评议一直处于争议中。然而,由于没有更合理的替代性方法,同行评议仍是判断论文学术贡献的最佳方式。因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同行评议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考虑是否抛弃它,而是考虑如何完善它。

1.2基于定性指标体系的同行评议法

为减少论文评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相关学者构建了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确保评审过程和评价结果有据可循。邱均平通过专家问卷调查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学术论文的专家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王凌峰构建了包含学术道德、研究选题价值、研究创新性等指标的论文直接评价方法,创造性地采用分级组合方式判断论文质量。尽管基于定性指标体系的同行评议法是传统同行评议方法的一大进步,理论上为评审专家提供了一定的标准,但其评价实践仍依赖于评价主体的主观判断,缺乏可操作性。

1.3定性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同行评议是一种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容易受专家学术视野、学术喜好、知识结构等个人因素以及人情关系、竞争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其次,同行评议不仅花费大量经费,还花费专家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评价效率往往不尽人意。第三,同行评议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尽管人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学术论文的定性评价标准,但目前尚没有哪一种标准被普遍接受而得到应用。

2定量评价方法

2.1基于论文被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的论文评价方法

论文被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是最常用的论文评价指标,Waltman等学者通过对论文的专家同行评议结果与被引频次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肯定了被引频次的论文评价功能。但由于引用过程中存在大量自引、伪引、漏引、互惠引等人为动机以及正面引用、中性引用、负面引用等情感差异,被引频次评价论文一直处于争议中。Bornmann等学者发现,被引频次评价论文质量存在一定误差,一些高被引论文并非高质量论文。同时,Seglen等学者[37-38]发现,期刊影响因子值与刊载的每篇论文的被引量之间并无正相关关系。

2.2基于引文网络的论文评价方法

有学者受Google网页重要性识别算法和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启发,将网络结构思想引入学术论文评价,提出了基于网络结构的引文评价方法。Su等学者[39-40]借鉴Pag-eRank算法,同时加入期刊影响因子、时间、发表机构、作者权威性、学科差异等因素,提出了单篇论文的质量评价算法。宋歌[41]将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引入引文评价,指出基于引文的社会网络指标是传统引文指标的有力补充。Schubert等学者[42-43]从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角度,对不同层次上的引用赋予不同权重,构建了基于单向引文网络结构的引文评价指标。基于引文网络的评价方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简单以论文被引频次或期刊影响因子评价论文质量的实践,但该方法主要适用于高被引论文的评价。

2.3基于社会影响力的论文评价方法

Born-mann等学者[44-45]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Alt-metrics的论文评价功能,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Altmet-rics与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同行评议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Altmetrics的确反映了论文的不同种影响力,是传统引文评价指标的有力补充。但任何评价指标都绝非完美,Altmetrics同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如数据有效性、一致性和准确性难以验证。另外,Altmetrics主要反映的是关注度和流行度,而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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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期刊及其评价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其学术功能和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它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发表、知识交流和知识产权确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由点到面的学术社会生产网络,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和引导知识生产方向的关键性要素。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领域要建构科学合理、公正权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学术共同体凝聚、科研诚信监督的作用,激发学术创新力、引领学术风气。在评价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1];2018年2—7月,中办和国办相继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些文件对期刊评价提出新要求,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实行差别化的分类评价,体现“破四唯、分类评价、关注差异、鼓励特色发展”的精神。这些指导性文件指出开展期刊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各类评价的参考。期刊评价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评价、同行评议、量化指标评价和综合性评价[2]。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量化指标不断生成,并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自然指数、H指数等[3]。期刊的定性评价法主要是同行评议,即同一学科研究领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价[4]。一些学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评价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面临的困境,“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主导、功利性、同质化、忽视差异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等”[5-7],认为合理的评价应以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同行评议为主,辅之定量和定性数据作为支撑。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是将同行评议引向一种定量化和技术性的维度,由专家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将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并进一步提出同行评议质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8-9]。这种量化倾向往往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文化环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评议在期刊评价中处在辅助和边缘地位,还需建构完善的定性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评价研究进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学术期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决定着期刊特点与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学术期刊评价的复杂性。期刊评价是对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编辑部的管理运营能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如利用影响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级,确定核心期刊分布;通过同行评议来识别优秀成果形式[10]。期刊评价是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导向作用是推进我国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体现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现阶段,对期刊评价两种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同行评议法是主要依赖专家问卷的定性评价法,科学计量主要是影响因子类指标法,它主要是依赖于论文高被引的定量评价法。对期刊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脉络。第一,沿着科学计量中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文献计量学家侧重于期刊评价的量化方法和具体技术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推进期刊量化评价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论路径以影响因子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响因子类指标的设计,从影响因子到H指数、G指数、Z指数和HC指数的推进[11-12]。以及开始探索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内容评价,建构矩阵检验、权重分析和综合判断[13]。在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法方面,文献计量专家采用专家问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级量表等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分析,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对科技类期刊的同行评议则将其引向一种量化方法技术路线,研究质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时间、成本、对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9]。也有一些文献计量学者关注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的关系,并集中讨论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纯技术手段对比两种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14-16]。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法仅是量化评价的一个的维度,它更侧重对评价的技术方法层面的探讨,现阶段,期刊的量化评价仅停留在简单量化阶段,纯粹的技术主义路线不能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学术发展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环境。第二,一些人文学者开始从方法论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评价的弊端和问题,他们认为“量化评价扼杀了人文学术”[18],它是一种功利性的评价,不是一种学术批评和评判[19],期刊评价的分裂和异化在于评价主体的分裂、评价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评价主体归于评价机构后,以文献计量学家为主的定量评价盛行,这致使学术共同体丧失了评价主体的资格[20-21]。人文学者还指出评价机构评价人员大多是文献计量学家,他们缺乏学科专业背景,不了解数据的价值和数据背后的社会意涵[6],他们设计的通用性、纯量化的指标抹杀了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掩盖了个性化的数据,扭曲了定量评价。一些研究站在学术评价的视角审视期刊评价,认为定量和定性评价方法应相互补充,合理、科学的评估应该使用多种工具组合,围绕研究目的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在学术评价中虽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以及数据的提供具有其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指标的价值和内涵,以及评价工具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学术评价的困境体现为两种方法存在内在的张力,没有完美的方案,应坚持定性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方法[3]。这些研究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对现今以文献计量为主的期刊量化评价法进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一方面,探讨评价方法大多停留在对期刊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上,而对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的内涵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文献计量为主的简单量化评价仅是定量评价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这些讨论集中在哲学思辨层面,在评价方法上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可谓“只破不立”。虽然他们提出期刊评价要回归学术共同体,采用同行评议法,但缺乏对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方法的探讨。一些文献计量学家针对人文学者的批判开始探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两种方法要结合[22],他们渐渐认识到文献计量法不能进行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不能处理个体和历史经验层面数据,他们也开始探索优化的科学计量方法,将学科差异和社会属性纳入量化分析,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解决评价同质化标准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周期、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5]。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关注同行评议过程,它从知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切入,关注期刊评价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角色,这对期刊评价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评价涉及到价值和伦理层面,我们可以从知识的特性和知识传播的特点关注期刊评价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特别是对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研究,从评议体制角度研究学术生产体系和学科文化对评价的作用,关注评价的社会情境性、认知建构性和反思性[26]。关注同行评议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层面,揭示同行评议制度中权力关系和认知文化。进而建构知识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联,揭示学术生产、评价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特点。综上所述,现阶段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纯技术和哲学思辨层面,文献学派注重于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侧重在技术层面探讨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考虑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这种技术主义路线缺乏从方法论层面关注两种期刊评价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在期刊评价方法体系上,这种对评价方法的在理论基础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触及期刊评价过程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文化。人文学者的哲学思辨层面的批判,缺乏对方法论和评价方法的具体研究,总体来说,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相对比较滞后,期刊评价研究需建构一种中观层面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评价方面需要探索质化研究体系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建构期刊评价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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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专题研究述评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与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本专题的13篇论文皆以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为背景,以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如何应对新课改提出的新需求和新挑战为主线,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那丽芳、秦本彬以云南几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设置、教材、学生试讲及教法、师资状况,从课程设置和教师的知识结构两方面阐述如何优化课程设置以面对新课程观[3]。王来喜教授在课堂活动设计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应对新课程理念下学生新的学习方式和教师新的教学方式的转变,包括“同时使用两本教材”、“开展小组研究项目”和“写学期论文”[4]。虞洁在解读《英语课程标准》(2001实验稿)的基础上,对华东地区几所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概括进行访查,总结教材、教法及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将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分为理论知识、微格教学、教师口语、多媒体课件制作等细类;分散、延长教学实践时间;利用课堂示范教学等[5]。董岩紧扣新课程标准,对改革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教学方法选择的恰当性、教学评价手段的科学性展开探讨。各项对策具体直观,值得高师院校借鉴[6]。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之教学方法研究

本专题共有七篇论文围绕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实施采用的教学法展开研究。其中四篇论文力推任务型教学法。周晓琳提出“树立源于中学、高于中学的教育理念”,提倡“强化探究性教学”以应对任务型教学法对传统教学理念、高师教学法教师和学生的挑战[7]。另外三篇分别对反思性教学、研究性教学和协商教学在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中的使用进行论述。陈少薇认为“反思性教学在英语教学法课程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使师生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师范生批判反思能力,有效地将英语教学法思想内化为教学能力。”[8]应丽君教授针对现行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存在的问题论述和归纳了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意义并付诸实践,取得良好成效[9]。刘夏芬教授建议通过加强与用人单位、学校管理者、学生三方的协商,优化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提高教学质量[10]。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之教学手段研究

在本专题中,笔者所谓的教学手段是指学校教学设施、现代化教学技术和设备等硬件条件。该专题的七篇文章均为实证性研究,包括微格教学、计算机虚拟情境教学、信息技术、QQ空间、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育在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极具时代性和前沿性。研究结果多以试验数据形式呈现,彰显现代化教育技术和手段对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远程教育应用于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教学可培养师范生反思性学习和“教学行为研究”的能力[11],为从教以后开展反思性教学和行动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例如,微格教学、计算机虚拟情境教学中的“虚拟”和现实的教学终究还是存在差距的,特别是师生角色的虚拟如若运用不恰当则会出现游戏效果,导致“劳民伤财”。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之教学理论研究

本专题的四篇文章将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与国外教学或学习理论结合研究,为我国英语师范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建言献策。陆晓彬深入论述了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与“教师”培养的多维切合,突出课程的实践性、强调评价的多元性[12]。李金妹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教育经验观和“从做中学”两方面探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加强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教学实践性的启示[13]。苏秋萍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这四大属性与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改革紧密结合,强调教学中的互动、学生多层次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建立多元化的学习途径,从教师、学生、教材、教法、学法、环境等多方面全方位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途径[14]。

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之教师培养研究

虽然关于教师培养(本文专指教师职前培养)的专题研究论文只有三篇,但是,教师培养的话题却贯穿于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各类相关研究的始终。究其原因,是这门课程的历史使命———培养合格英语教师所决定的。然而,现行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在培养师范生的过程中重教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讲解,轻理论与实践结合训练;教学法教材陈旧、单一;教师与学生的传统角色未变;学生自身认识不足等问题具有普遍性,成为制约培养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师范生的瓶颈。针对已成共识的问题,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出应对策略。盛红梅教授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并倡导新的课程观、时空观、主体观、评价观,为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如何更好的培养未来英语教师开创了新思路[15]。赵晓光在加强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师范生从教能力和科研能力等方面提出相应措施,力保课程目标的实现[16]。郭粒粒从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再实践的学习规律、情境教学的运用、多元化评估体系的建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四个方面开展对策研究,为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改革指引方向[17]。姜忠平、黄衡田二位教授围绕新课改下高师英语教师教育问题提出贯彻四类目标:“情谊目标”、“技能目标”、“认知目标”、“审美目标”和发挥三项教育目标功能:控制功能、引导功能、激励功能,以保证英语师范生基本素质的全面提高[18]。

研究综述

基于上述对新课改实施以来高师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相关研究论文的梳理与简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研究客观,但有待深入

各项研究对高师院校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该课程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等方面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且论述客观。在感性和经验层面充分肯定该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必修课在英语师资职前培养方面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但是对其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的科学性和理论性缺乏论述。同时,普遍承认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体系、课程资源、课程评价、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但是,各种标新立异的对策多数处于理论构想阶段,尚待验证。#p#分页标题#e#

研究方法简单,缺乏多样性

研究方法以简介性和经验性研究为主,缺乏方法论研究、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型的科学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实证性研究论文只有十篇,而且其研究成果有待论证和推广。所以,转换已有研究范式,开展多维度、多手段的科学研究成为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应该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调动学科教学论课程的一线教师,大力开展行动研究;同时,调研师范生的学习需求与社会的就业需求,以需求分析为出发点进行实践研究。以此模式能够促使高师英语教学论课程的研究由单纯说理走向理论与实践更完美的契合,凸显该课程的实践性特征。

研究领域广泛但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研究

内容多样但缺乏深入性和时代性由汇总图表数据信息可以发现,尽管该领域的各项研究从八个维度开展,但是仍然存在盲区。例如,英语学科教学论课程的教材开发;与其它高师英语教师教育课程的结合;与其它学科教学论课程的跨学科研究等专题。所以,以普遍联系的哲学观为方法论依据,开发上述专题研究是可行的。此外,国内外对比研究、课程评价研究虽有涉猎,但是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比研究缺乏时代性和全面性。只有发展的观点才能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竞争的优胜劣汰。所以,对比研究既要研究国外该课程改革的历史又要洞悉其最新改革动向,去粗取精、求同存异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课程评价研究等新专题应紧跟国内新一轮教育改革步伐,总结经验、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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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实行教育硕士“讨论班”制,革新培养模式

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数学教育硕士学制较短,一年级的研究生大都在依据培养方案学习基础课、专业课[7]。除此之外,学生还有一部分精力要用在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上,在校学习时间缩短,用于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减少,甚至有些学生在论文提交前一个月才开始撰写,导致学位论文写作不规范,框架不严谨,整体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就业目标是考取教师编制,自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准备教师招考,从而忽视了学位论文的撰写。通过实施教育硕士“讨论班”制度,真正实现“以导师指导为主,集体培养为辅”的培养模式。讨论班可以很好地加强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提前进入论文选题、撰写等环节,同时可以将各审核环节前移,相对来说“延长”了学位论文研究时间,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定期在讨论班内进行讨论,使每个教育硕士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让每个学生重视学位论文的撰写。导师定期对学生的论文进行指导,充分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论文选题、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8],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从而促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

(二)利用好校内与校外两种资源,建设导师队伍

导师直接影响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及论文指导。导师贯穿研究生学位论文创作的全过程,优秀的导师通常能明晰研究课题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数学教育硕士导师队伍目前仍以学术型导师为主,这些教师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对于中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缺乏深入了解[1],数学教育研究不足,教育实习、教学实践等教育形式并未凸显实效,导致学位论文指导水平不高。我们必须明白,术业有专攻,并非所有的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都可以作为教育硕士的指导教师。数学教育硕士的导师不能只精通学术,还要精通数学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利用学校引进人才的政策,加强数学教育领域优秀教师的引进并使其尽快融入现有的指导团队。通过进修学习、外出培训、邀请专家作报告等形式不断更新与把握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引导教师从学术型导师向教育硕士导师的转型,加强校内导师的培养。强化校外导师队伍建设,聘请来自基础教育一线、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作为教育硕士校外导师,参与指导学位论文的全过程,形成“以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为辅”的“双导师制”指导模式。

(三)突出数学教育专业特色,完善课程体系

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将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为学生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为日后的实践教学提供指导,而学生所进行的实践教学正好可以检验课堂所学知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这样才能保证数学教育硕士的质量。完善课程体系设置的整体架构,设置教育学、心理学和课程教学等专业基础模块、具有专业特色的数学教学设计与学科发展前沿模块、数学专业技能模块和学位论文指导模块,构建“厚植基础,面向应用,突出特色”的课程体系。例如:(1)减少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比重,增加专业课程比重,如中学数学教学研究、数学方法论等。(2)加强研究方法课程建设,如数学教学设计、教育测量与统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3)大量开设选修课,突出课程的灵活性,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数学说课技能、数学评课技能、数学解题研究、数学教育论文写作等。

(四)引入“双匿名”审核制度,构建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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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年论文;管理困境;管理创新

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和提升的关键性专业平台课程,与毕业论文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与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学生对学年论文重要性认识不够[1]、对学术缺乏足够的敬畏[2]、学年论文定位不明确和力度把握不当[3]、指导教师数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4]、材料拼凑现象严重且创新性不强[5]、存档不及时及产学研脱钩[6]、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不衔接等问题[7]。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学年论文在教学大纲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8],建立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科学性的保障机制[9,10],理顺学年论文指导机制与本科生导师制、产学研合作机制、师生双向选择机制等关系[11-13],实现学年论文管理系统的科学设计并强化学年论文过程管理[14,15],实施与学年论文相关的课程改革[16,17],以及理顺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之间的衔接关系[18,19]。尽管学术界针对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学术论文管理和实施困境与策略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国内相关院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经验整理,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问题。

1他山之石:国内高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经验借鉴

为了搞清楚国内高校在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好做法和优秀经验,笔者于2017年8~12月间,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关高校或学院涉及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等的相关规定,并重点收集了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相关规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的设定

多数学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都有明确的规定,仅有少数学校的规定不太明确,如黑龙江大学规定学年论文应该在专业必修课程基本结束的学期内。多数学校认为学年论文应该开设在第5学期或者第6学期,也有部分学校认为可以在第4学期开设。从学校层面看,大多认为学年论文仅应开设1次,仅有部分学校在第4学期和第6学期分别开展1次学年论文。学院层面对学年论文开设学期的相关规定基本与学校的规定一致。多数学院都强调应该在第6学期或者至少是第3学年开设学年论文课程,部分学院也认为学年论文在每个学年都应开设,如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学年论文开课学期是该课程实施的重要细节。开课学期过早或者过迟,均不利于该门课程作用的发挥。学年论文的开课必须建立在学生对专业学习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而且应该与毕业论文写作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周期。由此,学年论文课程的开设最好应该放在第3学年。由于第3学年第2学期专业课程大多比较繁重,且部分优秀学生已经开始筹备考研,学年论文课程宜开设在第5学期。

1.2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主要文体形式的规定

学年论文的文体形式决定了写作质量、学生参与积极性等。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主要的文体形式包括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改革方案研究、实习报告、经济活动分析、研究报告、课件制作等。实际上,基于学年论文的课程名称,多数学校和学院偏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开展学年论文课程活动。不过,部分高校也以调查报告作为学年论文的主要内容,如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等。案例分析或者改革方案研究等形式也是主要文体之一,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均以案例分析报告或者改革方案研究报告等作为学年论文文体形式多样化的手段之一。实习报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研究报告或课件制作等作为学年论文的备选文体形式,也被杭州师范大学等加以采用。

1.3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字数的要求

任何一种文体的经济应用文书或专用文书都有一定的框架和结构,由此也会有一定的篇幅要求。篇幅过短,不利于实现文章的完备性;而文章过长则将导致更多的非专业术语、非逻辑用语的出现。由此,对学年论文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字数要求。国内相关高校和学院对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字数要求,但具体要求则不尽相同,其中淮阴工学院等规定字数应在3000字以上,怀化学院等规定字数应该在4000字以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规定字数应该在5000字以上,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则要求字数达到6000字以上。事实上,对不同专业、不同体裁而言,学年论文应该有不同的字数要求。单就经济类学年论文而言,可以采用的文章体裁形式很多,但要把一种经济社会现实分析清楚,学年论文宜规定在6000字左右,毕竟字数过少不太能形成一篇合理的论文或报告文书,而字数过多也不利于学生对整体框架或者文章细节进行有效的把握。

1.4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导师配备的基本要求

导师的配备决定了学年论文的层次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一般而言,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导师配备主要有最大指导人数限制、指导教师基本条件等要求。不同学校对学年论文指导最大限制人数的规定不尽相同。其中,比较宽松的是重庆大学,仅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30人。其次是黑龙江大学,仅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20人。多数学校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15人,如重庆工商大学等。最严格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指导学年论文学生人数不超过5人。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要求大致体现在职称和学历上。其中最为宽松的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仅要求指导教师具有助教以上职称,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稍微严格一点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要求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或者是讲师以上职称。更为严格的学校或学院包括哈尔滨师范大学等,要求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具备讲师以上职称。事实上,由于一般高校规定硕士毕业两年才有资格进行中级以上职称评定,由此以职称规定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条件要比以学历规定的条件严格得多。还有少数学校要求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既具有讲师职称也具有硕士学位,如安康学院经济管理系。也有部分学校要求指导教师是由确定的本科生导师具体来指导相应的本科生,如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对指导教师的职称、学历以及指导学生上限的要求,都对学年论文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对指导教师职称、学历的要求必须结合系所、教研室实际师资结构进行设置。

1.5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其他规定

对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其他规定主要包括校外导师聘请的相关条件设定、学年论文成绩评定的相关细节、学年论文的学分设定。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相关高校对学年论文外聘导师通常没有较大的限制,仅有安康学院规定校外导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和中级以上职称。对学年论文成绩评定的规定主要以指导教师考核为主,但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也规定可以通过院系组织统一答辩来确定学生学年论文成绩。对学年论文的学分规定主要以2学分为主,但也有部分学校或学院将学年论文的学分确定为3学分,如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等。笔者认为,对学年论文考核方式的细节设定不宜过于具体,应该给指导教师相应的权限,以审核学生相应的学年论文成果。而对于学分的设定,由于毕业论文的学分数一般都比较多,所以学年论文学分不宜设定过高。至于校外兼职教师的聘任,除非是涉及调研类以及具体的经济管理实务工作等,如果学年论文采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不聘请校外兼职导师,毕竟相比较而言校内导师在学术论文等方面的造诣要远比校外导师丰富。同时,对校外兼职导师的聘任也不宜在学位或职称上有过高的要求,仅仅应该在行业经验或者实践经验上具有更好的从业经验即可。

2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创新及困境

2.1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中的创新举措

1)以系副主任负责制确保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有效性。学年论文是关系学生学术水平的大事,需要全体教师的投入。然而,如果仅将学年论文作为一门课程,则通常只会有1~2名教师参与教学过程。为了缓解这种矛盾,重庆科技学院确定了由负责实践教学的经济系副主任担任学年论文课程的责任人。由于负责实践教学的系副主任的工作职责包括实验、实习、毕业实践、毕业论文、学生创新、技能大赛等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可以很好地调动全系教师参加学年论文的实施和答辩工作,也容易将学年论文和相关创新、创业和技能大赛活动结合起来。2)以管理规范制定及模板设计,提升学年论文的规范性。为规范经济学类本科生学年论文写作与实施,重庆科技学院组建了以经济系主任、支部书记和骨干教师为主的学年论文工作小组,经过多轮的讨论和修订,形成了《经济系学年论文教学与管理工作规范(暂行)》《经济系学年论文模板》(以下简称《规范》和《模板》)两个文件,以确保实现学年论文的规范性。其中,《规范》包括学年论文的选题、工作小组的选聘和职责、指导教师的选聘及职责、对学生的要求、成绩评定以及执行事宜等6个部分。《模板》包括封面、摘要、关键词、目录、英文摘要与关键词、正文、页眉页脚、图、表、参考文献等格式和内容要求。学校通过《规范》和《模板》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将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细节进行了制度化设定,也为指导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格式和内容标准。3)以先修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保证学年论文文体的多元化。《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开设在《学年论文》课程之前的专业平台性课程,旨在阐释经济类专用文书写作的相关细节问题。《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内容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年论文备选文体的多元化。重庆科技学院为保证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备选文体的多元化,积极实施了教学大纲修订和教学内容改革。其中,在教学大纲修订过程中,首先讨论和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备选章节库,包括论文写作、课题文书写作、契约文书写作、招投标文书写作、调查文书写作、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报告写作、行业研究报告写作、财务会计审计报告写作、规划文书写作、个人求职文书写作等;并依据不同的专业设计了不同的课程章节。同时,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重庆科技学院在对所有专业均强化了学术论文、经济契约文书等基础上,对不同专业重点选择不同章节,既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也利于不同专业学生在进行学年论文写作时有不同的备选题材。4)以学生自选文体款式,提升学生参与学年论文的积极性。一般地,学生对写作专业的学术论文并未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可能对一些具体的调查工作、策划活动等,以及其他涉及具体工作的活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重庆科技学院在学年论文实施中,在选择文体上给予了学生较大的自由。学生可以在学年论文、调查报告、活动策划书、课题申报文书、行业研究报告、规划文书、招投标书等多元化文体形式中任选一种。文体的多元化确保了学生能够根据研究兴趣或对实际工作的兴趣,来选择适应于自己的文章体裁。这样既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能提升学生的专用文书写作能力。5)以师生互动选题和工作小组审定,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学年论文题目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学生最终提交成果的质量,也关系到学生的写作兴趣。为确保学生学年论文选题的科学性,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主要采取了备选选题库提供、师生互动定题和学年论文工作小组选题审定等措施。首先,以历年学年论文选题和指导老师新出题为基础,学校形成学年论文的备选题库,供学生初步选择。其次,对于不愿从选题库中遴选题目的学生,学校鼓励学生自行拟定题目或与指导老师协商拟定题目。最后,所有学生选定的题目,统一提交经济系学年论文工作小组审定。学生必须按照审定的题目进行学年论文工作。6)契合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拓展学生学年论文写作调研的经费支撑。由于学年论文的多元化文体中涵盖了调查报告或其他专用文书的写作,这就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单纯依赖学校拨发的学年论文课程建设经费并不足以支撑调研报告或专用文书类的科学写作。重庆科技学院在学年论文管理中,积极创新学年论文写作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协同发展的工作模式。事实上,创新创业是目前国家关于大学教育的主流方针。各级政府或学校均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包括部级、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优秀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等,可为学生提供0.3~5万元不等的经费,这可以支撑学生开展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科学研究。7)契合专业技能大赛,提升学生学年论文成果层次和水平。目前,学生就业仍然是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专业教育和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参与学年论文的积极性,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将学年论文写作与专业技能大赛校内初选等进行了有效结合,包括海峡两岸校际模拟商展、全国商科技能大赛、全国能源经济征文比赛、资源与环境创新设计大赛等。学年论文写作成效突出的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各级专业技能大赛并获得相应荣誉,这些荣誉反过来又可以提升学生参与学年论文学习和写作的积极性。

2.2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的实践困境

1)指导教师水平参差不齐,且实际工作投入力度不够。目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学类专业学生的学年论文主要由经济系教师承担。经济系在编、在岗的教师共有23名,其士6名,副教授7名。指导教师队伍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表现在缺乏教授师资、现有师资中大部分教师未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部分教师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不高、缺乏高层次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指导教师的水平相对较低且分布不均衡,致使学校经济学类学年论文仍主要采用现状、问题和对策等3段式写作款式,缺乏对最新研究动态和顶尖研究主题、最新研究方法的跟踪研究。同时,教师对学年论文的认识不到位。部分教师认为,学年论文就是分配给部分教师的教学任务,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指导学生。即便是担任学年论文主讲的部分教师,也仅仅把它作为一般性实训或者实习课程加以对待,缺乏对学生学年论文的深入指导和投入。2)学年论文体裁仍以学术论文为主,多元化程度不够。尽管在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中,重庆科技学院强调学年论文可以有学术论文、调查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读书笔记等多种形式,但大部分学生仍主要采用学术论文形式。当然,并非以学术论文形式展开的学年论文活动有什么不好,但不同的学生应该围绕不同的职业和人生发展目标采用多元化的文体,以提升其专业文书写作能力。3)学术道德规范落实不到位,部分学生有抄袭嫌疑。学术道德规范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学习和遵循,是为学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基础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中,部分学生对学术道德规范存在着漠视,主要体现在开始写作学年论文时抄袭框架、写作学年论文主体部分抄内容、图表格式不规范、参考文献格式不规范,并且存在伪造参考文献或注释、伪造分析数据等违背学术道德基本规范的问题。这将影响到学生学术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等能力的提升,也容易形成抄袭的习惯,不利于未来职业的发展。4)学年论文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不够,学年论文通俗化趋势明显。学年论文是为后期毕业论文写作和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作准备的一项基础工作,学年论文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学年论文写作时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且学习时间较毕业论文更为充裕。事实上,从目前经济学类专业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来看,学生多愿意选择“对策研究”“分析”之类的课题,该类选题主要强调对现状的把握、对问题的诊断以及相应对策的提出。选这类选题的学生由于对现状的调查和把握力度不够,对问题的诊断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而据此提出的对策则必然缺乏针对性。与此同时,该类选题的学年论文写作无须借助较为高深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学年论文口语化、通俗化和空洞言之无物化比较严重。5)学生搜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不够强,分析缺乏严谨性。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其对经济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预测与决策等活动均离不开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能力,目前重庆科技学院已针对经济类学生开设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商务统计学、经济预测与决策、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以培养学生对数据的认知、分析能力。然而,目前学年论文写作中,学生对前述课程学到的数据分析能力应用不多,多以对原始数据的列表处理等进行数据的展示,缺乏对数据的深入和透彻分析。由此,基于这些数据的分析也只是流于表面,无法实现严谨而流畅的专业分析。6)学生对学年论文写作重点的把握力度不够,框架缺乏流畅性。不同的学年论文体裁有不同的框架和写作重点。以学术论文为例,综述类论文、调研类论文、理论分析类论文、经验验证类论文的写作框架不尽相同。综述类论文主要是对所有相关文献的评述,强调基于时间、空间或者逻辑关系的文献“叙述”和“评论”。调研类论文则主要基于调查问卷、座谈会等调查实际,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强调对调查科学性、完备性以及调查结果真实性的处理。理论类或经验类论文则分别强调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框架,不同的框架应该安排不同的写作重点。目前,学生对学年论文不同体裁文章的写作框架把握不是很明确,找不准文章主要要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由此提出的对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和逻辑对称性。

3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优化策略

3.1加大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引进培养力度,适度聘请行业兼职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水平是学年论文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针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必须加大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首先,加大博士或高级职称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博士是经过3~4年学术训练的专门人才,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水平。而高级职称教师是专业技术人才经过多年积累并获得学术认可的教师队伍。对指导教师结构改善和水平提升的关键细节在于引进和培育博士或高级职称教师队伍,有利于提升教师队伍的平均学术水平,并带动其他教师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加大对现有教师学术水平提升的培训。学校要加强学术道德规范的培训,以学术研究范式规范教师的学术行为。同时,还应该加强对现有教师学术研究方法的培训和通行研究范式的培训。从目前流行的期刊经验来看,学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创新性以及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性已经成为各个期刊发表专业文章的基本要求。第三,适度聘请行业兼职导师作为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行业兼职教师相比较在岗在编的专业教师而言,具备更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而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直观感觉和了解,也可能比专业教师更为深刻。由此,聘请资深的行业专家作为学年论文兼职指导教师能够弥补校内指导教师的一些缺陷。当然,对校外行业专业教师的聘请应该围绕一线、资深的专家进行,对其职称和学历的要求不宜过高。

3.2建立科学合理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奖惩制度

合理的课程指导激励约束机制是保证指导教师投入适度学时,开展学年论文活动的必要条件。学院或专业系应该划出一部分专项资金作为学年论文指导的专项补助,或者以折算工作量的形式,将参与学年论文的指导教师工作量纳入折算学时进行年终补贴。同时,对指导教师指导学年论文的行为应该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管理规范中并不具体规定每个指导教师每周或者每个工作日应该指导学生的学时数,放弃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学校可以在相应的管理规范中规定:如果学生学年论文达不到规范的要求,扣除部分津补贴;或者按照学生的学年论文水平和评价等级,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津贴予以一定的乘数系数。对于那些明显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学生学年论文,除了给对应学生一定的纪律处分外,还可制定针对指导教师的教学事故认定或者津补贴扣除办法。

3.3契合《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加大对学生写作学年论文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培养力度

《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是《学年论文》的先修课程,应充分发挥其在学年论文写作规范性和科学性中的作用。针对学生写作学年论文中呈现出来的学术道德失范和框架缺乏科学流畅性问题,应该在《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中加大对相关政策规定中涉及学术道德规范相关细节的阐释和讲解。同时,在各类应用文写作讲解过程中,应该着力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基本框架,各种框架的内部结构、结构重点以及框架结构流畅性的细节安排。

3.4契合数学、统计和经济等类课程加大学生理论和方法论修养的培育

学年论文写作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分析方法基础。这些基础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依赖前期相关课程的培育。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在专业学习的前4学期,应该安排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课程讲授;同时,应该安排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类课程;商务统计学课程也应该在前4学期加以开设。这3类课程的开设将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经济分析的理论修养、经济数学分析修养以及经济统计分析修养。学院或专业系在加大学生数学、统计、经济类课程开设的同时,还应该围绕这些课程的考核适度布置一些可供考核的课程论文,给学生以练习的机会和提升的可能。

3.5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拓展学年论文写作经费支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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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近年来国际临床医学界倡导的学科发展方向之一,代表着21实际医学发展的方向,循证医学的出现使医学研究及医学实践的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1~2]。循证医学,即遵循最佳证据的医学,认为任何医疗决策都应根据客观的医学科学依据进行,而这些最佳证据是将医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的综合评价而得来的[3]。为顺应传统的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成功转变这一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卫生部目前正在致力于更进一步推进循证医学的发展与应用。本教研室早在2006年就在临床医学本科、七年制和预防医学本科专业中开设了循证医学课程并结合流行病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系统地进行循证医学相关训练,包括循证医学基本理论、循证医学实践、文献检索、文献阅读、文献评价等技能,以及各种循证医学分析方法如meta-分析等,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资源中及时得到经过实证的医学成果。我们在循证医学的授课过程中,强调医学生应在医学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学习并寻找最佳证据,充分开展循证实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当前最佳证据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医学决策。

1对象方法

1.1教学对象

在本教研室进行毕业实习的哈尔滨医科大学2005级和2006级预防医学本科生,共23名同学。

1.2教学方法

我们在流行病学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有4学时的循证医学课程;然后对进入毕业实习阶段的预防医学生,通过提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系统检索相关证据或文献、评估现有证据或文献的质量、分析文献、提取数据、综合整理分析等一系列的过程,进行更进一步的详细指导,结合循证医学实践,学生们将能够更快地掌握循证医学实践的关键方法和技术。

2教学效果

循证医学在预防医学本科生的教学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循证医学有助于预防医学生建立良好的辩证思维方式,提高实际动手工作能力,提高医学综合素质,培养他们在未来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生涯中形成良好的职业行为能力,形成不断地自我学习、充分利用最佳证据的良好习惯。目前,国内外循证医学主要在临床医学专业开展,而且也仅限于理论教学方面。本教学团队在循证医学的理论授课和实践课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目前,指导本科生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其中在CancerEpidemiologyBiomarker&prevention.,BreastCancerResearchTreat,JournalofToxicologyandEnvironmentalHealth等杂志发表SCI收录科研论文4篇,累计影响因子达14.90。

3讨论

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息息相关,流行病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论,循证医学则是关于如何利用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进行医学实践和决策的学问[3]。循证医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医学知识的不断更新和代替,现有医学知识在迅速的积累中,这就要求当代医学生必须时刻紧盯科学前沿,不断地从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正确地评价现有证据,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目前,我们已在预防医学及临床各专业本科生的流行病学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有4~8学时的循证医学课程,使医学本科生对循证医学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进入毕业实习阶段的医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实践指导,在医学基础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授之以渔”为目标,切实培养他们的医学实践能力。循证医学是一种提倡“授人以渔”新型医学实践模式的兴起,而不是“授人以鱼”的传统医学实践教育模式[4]。预防医学本科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将会遇到这样那样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正确利用循证医学这个工具,将会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益处[5]。

评价方法论文范文7

 

新艺术史与女性主义艺术史构成了当前西方美术史学发展中两大景观,它们反映出来的共同取向是抛弃了19世纪以来的、存在于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这两种观念都认为艺术史研究应该效法自然科学,做到考察的“客观”与“精确”。在艺术史从业余的消遣或娱乐的状态向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的时候,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艺术史毕竟是人文学科的一种,它更多的是与人的精神和思想打交道,所以套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显然存在着许多弊端。   并且从我们所检查的西方艺术史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绝对“客观”的艺术史。从纪元初年普林尼对艺术情况的简单记载开始,艺术史就不存在一种中性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观察状态。普林尼在自己的记载中显示出的兴趣显然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在里面的。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以及布克哈特等学者和艺术史家均为不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理论基础,因此他们的美术史不是机械的记录或冷酷无情的解剖,而是有着强烈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的美术史是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着创作和观看)的审美价值辩护史。此外,就是持实证主义观点的艺术史家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亦不能排除他们的价值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其理论假设上都反映出认为这个客观化于我们的世界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从而在对世界进行阐释时逐渐形成了一层坚硬、圆滑的外壳,结果我们阐释得越多就离真实越远,更加严重的是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产生了惰性。这就是通常被两个世纪之交的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和学者所指出的存在于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危机。【1】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开始从方法论方面发动了攻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胡塞尔的“悬搁”都是这种努力的代表。从世纪之交开始的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今天。开始于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是发起的新的一轮攻击的标志,这是对此前所存在的一切理论假设的破坏与颠覆。虽然所处的时间不同,但是在方法上新的批判者与其先驱并无太大的区别。   如解构者的代表德里达就称自己是一个干“零杂活”的“零杂工”,即不建设也不破坏,从而开辟了一个“中间地带”,动摇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笔直的界限。【2】在轮番攻击下,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大厦已经倾覆有日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映着主体能动性的艺术史的阐释特性被推到了重要位置上,它担负着对传统的实证性理论假设继续批判的任务。所以现在标以“后现代”或“新”等名称的艺术史往往都是首先强调突出主观色彩的阐释功能,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就是阐释的标准问题。完全的相对主义必定会把艺术的研究引向绝路。鉴于此,我们必须对新艺术史和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新艺术史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学艺术史系、艺术学校和多种学科的交流都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艺术史”一词。不仅如此,就是在一些学术性不太强的部门,如美术馆主办的带有指导性的巡回讲座、艺术批评和艺术类书籍也日益频繁地谈到“新艺术史”一词。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艺术史”呢?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新艺术史”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流派,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讲,它仅仅指谓着一种价值上的取向,那就是对传统艺术史的批判。但这仍然是模糊不清或笼统的一种解释。A.L.雷斯和F.博泽罗是1986年首次在英国、其后又在1988年出版的《新艺术史》论文集的编辑,她们对“新艺术史”做了这样形象化的解说:当一篇(艺术史学术)论文分析画中的女人的形象而不是笔触的特征时,以及一个美术馆的讲座忽略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为基督教教会的宗教艺术所使用的圣母玛利亚的罩袍的光泽时,那么新艺术史就投下了它的影响。【3】雷斯和博泽罗进一步认为:新艺术史是一个宽泛的、便利的名称,它概括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政治观念对一个学科的影响,这个学科因为它对艺术守旧的鉴赏趣味及其在研究活动中的正统观念而名声欠佳。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已经导致了某些最为有意思的、有争议的关于艺术的著述……(同上)雷斯和博泽罗所编辑的这本《新艺术史》论文集本身便非常集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新艺术史”的特点,卡尔文•西尔维尔德对此总结说,这是“一个边缘交汇处,这里有新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结构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和立场,这里主要的讨论者有学术界的人员,也有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拍卖会的人员。每一个撰稿者都相信传统艺术史的原理和方法大部分都未经过检查而存在了下来。”【4】那么,什么是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呢?一般地说,贡布里希以前的、包括着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研究都属于传统范围。据认为,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对象被概括在马克•罗斯基尔在1974年的一本题为《什么是艺术史?》的著作中。在这部著作中,罗斯基尔认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就是风格、归属、时间、来源的可靠性、稀有性、重建、赝品的识别、被遗忘的艺术家的再发现、以及绘画的意义。罗斯基尔在这里对艺术史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史是具有明确的原理和技术的科学,而不是直觉和猜测。【5】他指出,思想、社会背景、宗教信仰、赞助情况、题材的选择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对绘画的理解,因而它们是艺术史的一部分。此外,罗斯基尔还告诫:“艺术史不仅是一个阐释的学科,它还是一种职业。”(同上,P12)本来这种教科书一般的著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在一点上触怒了一些不安分的激进主义者,这就是“在平静安祥的自信中,这本书就象一个照耀着艺术史的清白无瑕的过去历史的耸立着的灯塔”。【6】具体的罗斯基尔所代表的美术史和新艺术史家所倡导的美术史的区别,我们在后面还可以进一步见出。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年,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条件》一文,【7】他要求艺术史要考虑艺术所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真实性,克拉克的这种取向被视为一种新事物出现的开端。正如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所介绍过的,在此前一年克拉克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影响的著作,《纯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形象》。这两本著作均已显示出克拉克的主要兴趣所在,也就是艺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p#分页标题#e#   1975年,在克拉克的鼓励下,利兹大学开设了艺术社会史的硕士课程。四年后,杂志《阻挡》(Block)作为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和设计史家的论坛而创立。为向传统学术交流中的彬彬有礼的斯文姿态挑战,《阻挡》以不屈不挠的两个栏目及其强硬的措辞给通常可以在法国曼泰尔市(Nanterre)、而不是在国家美术馆找得到的斯文习气予以致命的一击。与通常艺术史研究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量的死亡的东西上的后向性视野相反,《阻挡》却发表活着的、被这些艺术史的新派人物称之为实践家的艺术家的照片实录、集锦和文章。在学术界人士抱怨这种研究的语言的莫名其妙情况下,在1980年,颇孚众望的艺术史家协会通过给它的传统的论述归属和影响的论文增加新的部分,即方法论、女性主义和社会史方面的论述,从而将它的讨论会和《艺术史》杂志向新的方向开放。这时新艺术史已在电视和函授之类的公众大学中开始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从此新艺术史开始走进一些被关闭的大门。在1985年,美国的《今日历史》杂志向6名被采访的艺术史家提出“什么是艺术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莫衷一是,这些艺术史家在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充满了疑惑和不满,从而揭示出这一学科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在1982年,《阻挡》杂志及其发祥地———英国米德尔赛克斯的多学科大会就“新艺术史?”为题举行了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公开使用“新艺术史”一词,据认为这是由乔恩•伯德所提出的。标题中的疑问号的使用标志着对这一名词的用法存有疑问态度,这与马克•罗斯基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罗斯基尔的书名中虽然也使用了一个问句,但是他相信自己可以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不同是颇具意味的。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罗斯基尔解释和分类,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新艺术史家不仅为艺术、同时也为与其有关的社会提出了问题。他们对艺术的地位提出疑问,以及对那种想当然的理论假设提出疑问,这种理论假设认为艺术就是在一定风格之中的绘画和雕塑。他们问道,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作品首次被称作艺术,以及为什么唯有它们是值得研究的。这些以“新”为标志的艺术史家不为对艺术的特别关心所触动,他们关心的是,对于在书中、办公室、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到艺术作品的人和拥有艺术作品的人来说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艺术在同时代的经济、政治作用也被提了出来。艺术史学科的创始人也未能逃脱被严厉审视的下场。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信念是新艺术史家在自己头上不断挥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为之所激励,从而被导向他们对于一种观点的自觉,这种观点就是向早期艺术史家呼吁客观的学术研究提出疑问。   新艺术史象征着艺术史讨论中的一种新的变化。   旧的艺术史已经不被信任,象鉴定学、品质、风格、以及天才这些词已经成为禁忌,从新艺术史家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具有讽刺和嘲弄的意味。他们断言,这些词汇只是模糊不清地适用于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旧的理论假设。新艺术史自有一套新的词汇,如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阶级、方法论、以及还有那些不经意地显露出它们的社会科学的出处的词汇。在新艺术史家的后面摆着一条新的思维方法,那就是把艺术内在地看成与产生它和消费它的社会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什么由艺术家的天才制造出来的神秘的事情。   我们对《新艺术史》这本论文集中的某些作者提出的观点略加一点不完全的介绍或许可以使我们对新艺术史有一些更具体的了解。马西娅•波因顿指出:“艺术史长期以来就需要一个更加严格的理论基础。”【8】玛丽•F.戈尔马雷和帕梅拉•格里什•纳恩认为,新艺术史所谓的“新”,主要是针对将艺术史作为一种无价值评判的学科这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者的观念。(同上,P61)这表明,新艺术史家对一个人已经接受的观点是自觉的,而不相信学术能够必然地是“客观的”。   通过在前面有关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艺术史作为一种科学是由里格尔和沃尔夫林的艺术形式的分析方法所开始的。帕诺夫斯基和埃德加•温德很快就证明艺术形式不是与外界隔绝的,而是历史背景和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文化象征。这正象乔恩•伯德在《论新,艺术与历史》中和保罗•奥弗里在《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中分别所提到的,安托尔、豪泽尔和克林根德所致力于的社会学艺术史是新艺术史家所关心的对象。(同上,P33,P136)玛格丽特•艾弗森指出,目前的一代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的艺术史家不是把艺术看作批评家必须历史地立足于之上的一件乐善好施的产品,而是把艺术本身当做传达意识形态的有问题的传达手段或工具。(同上,P84)维克托•伯金和马西娅•波因顿都显示出,贡布里希为什么在今天是一个问题:他的研究实践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娴熟的关于历史的知识,但是他倡导的是一种脱离肉体的或无实体的眼睛。(同上,P47,P154)卡尔文•西尔维尔德认为《新艺术史》这部书充满了好的、有信息价值的问题,这是实际的、活生生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新艺术史运动(如果可以称作运动的话)所提出的问题。问题一: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是对的,即历史是选择性的,以及“某某主义”是作为标志的分类(如超现实主义)、标签(如达达),而这些标志又被一些新艺术史家认为是把多彩多姿的现象歪曲和错误认同于同一的整体手段,那么用来教育学生的“艺术史”和艺术的历史不是颠倒黑白的方案吗?这是职业的责任吗?问题二:如果法国结构主义的浪潮(这已经被诺曼•布赖森加以英美化,并且正在向艺术史研究渗透)是被索绪尔的、对于绘画的形象方面来说具有致命的缺陷的语言学所担保的,(艾弗森倡导皮尔士的指号学,《新艺术史》,P85)那么在符号学的洪流过后艺术史真的会存活下来吗?问题三:如果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是新艺术史的发起者,以及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所发表的宣言率领大军越过了障碍,(保罗•奥弗里持此议,《新艺术史》,P133-141)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我们处在胜利的年头,那么新艺术史改变了现状吗?一些新艺术史家的回答是不,因为这些激进分子已经被现行体制所接纳;虽然在一些大学里有个别的潮流如女性主义,但是写作艺术史的基本范畴仍然是极端保守的和反动的,这种观点为阿德里安•里夫金所提出。(同上,P161-162)还有的回答是等待,如约翰•塔格所议,这里没有一元化的方法论的解决是最终被指望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艺术史是与“权力”有关的文化实践,我们或许必须进行“集体组织,以及对公共机构进行抵抗”。(同上,P165-79)诺曼•布赖森在1988年编辑出版的《画诗:来自法国的新艺术史论文》论文集,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了新艺术史的面貌。作为一种或“主导性的”或“传统性的”这种可选择的艺术史形式,布赖森收编了当代法国的几篇论述艺术的文章。在导言中,布赖森批评性地将符号学的论述与被他归为“权威的”艺术史相比较,这种“权威的”艺术史为贡布里希所代表。同时布赖森也将符号学的美术史研究与其它现在的艺术史的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倾向做了比较。评论者认为布赖森的这篇导言并未简要地说明什么是“新艺术史”,但是它向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挑战,由此也向艺术客体的传统观念挑战。【9】在这篇导言中布赖森继续了他对贡布里希长期以来的批评。【10】布赖森指出贡布里希在他描述图像的制作中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如“方案”、“观察”、“试验”忽略了或悬搁了图像的社会形成。布赖森说,如果图像制作被完全描述为发生并交流于画家和观者不可见的深处世界之间的私人心理事件,那么这种进程就被从图像的意义置于其中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中排除出去了。而布赖森所收编的这些论文均认为艺术作品是可以从社会性来认识的符号系统的产品。不过,这些作者并不把图像归结为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布赖森认为,这样的还原主义者忽略了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话语如经济、科学、宗教这些组成社会的砖块的本质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被编辑在一起的论文均是将不同的绘画和湿壁画当做复杂的物质性的符号的“解读”,这些符号是穿越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制作工厂的话语之流的部分。这部论文集主要包括了一些符号论者和被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者的论述,其中就有福柯论述委拉斯贵支(1599-1660)的《宫女图》、巴尔特论述荷兰艺术的文章。#p#分页标题#e#   通过对新艺术史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新艺术史的背景实际上是在英国发起的一些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史思潮,当然其中也不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者。按照笔者的观点【11】,英国的激进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代人,那么从事“新艺术史”的新艺术史家就可以被看作第四代人。新艺术史更大的社会背景是60年代末期西方激进思想运动,依据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说法,这就是西方对左翼和“大陆”观念“宽容”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克拉克的宣言性的论文出现、并且能够找到市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新艺术史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艺术史理论,其中有许多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因而要评价新艺术史的功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并且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应该看到,自从70年代以来,由于象克拉克和塔格这样的艺术史家的批判,作为一个学科的艺术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那就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它的破坏要大于建设。   新艺术史在90年代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新艺术史的代表人物约翰•塔格在1992年出版了《争鸣园地:艺术史、文化政治学以及综合领域》,这部书包括了塔格自1985年至1990年所写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一部分反映出新艺术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塔格被认为是本世纪比较早的反对鉴定学、图像学、艺术家传记、以及时期与运动的研究、并促使转向艺术社会史的人物。在这本集子中,塔格所关心的问题均为新艺术史家所关注的中心,如博物馆的功能、艺术史的标准以及作为艺术史的对象的艺术作品。但是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学术交流的宽容性使得任何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都能够得到一块容身之地,所以相互敌对的倾向也为相互转化、同化和相互吸引所代替,因而由于新艺术史的出现从而将艺术史学科投于其中的危机在这种新的多元化的宽容气氛中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新艺术史所作的事情也为新、旧右派的后转倾向所抵消,因为新、旧右派可以把他们观点上的缺陷和矛盾隐藏在“价值”、“艺术客体”这样的盾牌之后,而对于那些将后现代主义视同于一个无标准、无价值观的深渊的人们,新、旧右派的“价值”和“艺术客体”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之一,否则只能走进深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新艺术史家就陷入了十分相似的两难境地:被迫屈从于他们自己具有社会机构性特点的社会地位,从而现在就丧失掉自己的激进和新奇,而同时也明显地显示出他们不能去实现自己早期的革命目的。塔格的这本选集就是为解决新艺术史家的这种随之而来的自信心危机而出现的。塔格在《艺术史与差异》一文中指出,早期的艺术社会史学家只是对艺术史学科的方法论的规则进行了攻击,但是他们忽略了艺术史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这应该被看作是新艺术史对自己内部的一种检讨。然而人们或许感到:“在塔格的断言中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它避开了这一问题,即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应该如何不是寻找越来越多的权威中的肤浅人物并削弱他们而能继续下去。”【12】二女性主义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艺术史包含着部分女性主义的艺术史,二者在理论主张,如反传统、方权威、反中心论等,有许多相似处,所以很容易地会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本身就属于新艺术史家阵营。但是,女性主义也有自己更大的独立性,从艺术史的研究来讲,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有的研究者指出:在诸如历史学、哲学、生物学、以及法律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女性主义者的学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经改变了研究方向和知识发展。通过扭转这种景观把学术研究带向一种自觉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揭示了学术研究中的以前未被注意到的男性偏向,从而填补了那已经被揭示的我们理解中的裂隙。【13】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鉴于女性主义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之进行专门的介绍。   西方女性主义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产生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在1920年世纪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妇女运动转入低潮,这标志着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结束。在6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引发了整个西方的妇女运动发展中的第二次高潮,由此以后,女性主义进入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并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   一般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80年代为限,前期为经典或传统女性主义时期,其理论强调两性差异的社会原因;后期为现代女性主义时期,主要特征是否定经典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而突出差异的绝对性,强调阶级、民族、种族、地理等因素。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吸收了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或者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修正,或者全面否定两性平等的观念。因此,女性主义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论争后,在90年代初期其理论的统一性就被认为已经解体了。   【14】一般说来女性主义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项,一个是性别,这是作为差异的另一个名词;一个是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姿态。对这两项内容阐述就构成了整个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研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最早讨论艺术史问题者之一是琳达•诺克琳,她在1971年的《艺术新闻》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文,通过指出早期欧洲妇女由于习俗原因而被排除在职业训练之外,从而暴露出艺术史叙述(男性)艺术家的“天才”这一现代神话式的结构。【15】诺克琳的论述为其后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开了先河。   诺克琳的早期论文和另一部出版于1976年的重要著作《女艺术家,1550-1950》因其改良主义和保留传统艺术史价值评估体系的倾向而被批评者划归第二代女性主义者。1989年诺克琳出版了《女人、艺术、权力及其他》论文集,其中包括7篇论文。【16】在这部文集中,诺克琳受到了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享乐”、话语理论以及语言/言语差异诸方面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中“享乐”概念为巴尔特所提出,而话语理论和语言/言语差异诸概念则为德里达所建立。在写于1987、1988年的第二篇论文中,诺克琳对贝尔特•莫里索的画作《乳母与朱莉》做了分析,揭示出在印象主义与以男性视点为前提的消闲主题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象酒吧、妓院、剧院、芭蕾剧这些为印象主义画家所热衷于表现的地方都是女性劳动的场所。评论家认为,这项研究中有一个值得发展的意见,这就是诺克琳认为贝尔特•莫里索作为一个“二流的印象主义者”的地位的限制与艺术“作品”的观念的批判的性别化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也就是说,莫里索在印象主义画派中的地位与她对性的处理和认识有关。   这部论文集中的第三篇论文写于1978年,主要围绕语言和隐喻中的两个中心的性别差异而展开讨论,这里的语言和隐喻就是“落下的”(fallen)与“堕落的”(prostituted)。这一研究是通过对拉斐尔前派画家罗赛蒂(1828-1882)的分析而完成的。第四篇论文是关于女性现实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一直是诺克琳所关注的对象。通过对四种风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她认为“现实性”本身就是从性别化的景观中来解读的,或者说来评价的。在写于1980年的第五篇论文中,诺克琳以一种不对“公众/私人分隔”进行挑选和将“社会意识的艺术”加以性别化了的方式,对美国艺术家弗洛林•斯特泰默尔(1871-1944)的作品做了“强制性的”检查。写于1972年的第六篇论文提出了“色情艺术”意味着“为了男人的色情”这一观点。诺克琳的这些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甚至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面对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诺克琳的方法和观点多少有些过时的感觉。   经过70年代的不断发展,自从80年代初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关于艺术史的著述急剧增多,并且不断趋于成熟,由诺尔马•布鲁德和玛丽•加勒德编辑、并于1992年出版的《扩大的话语:女性主义与艺术史》论文集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这种面貌,由此也为我们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理想的窗口。【17】早在11年前,布鲁德和加勒德已经编辑了《女性主义与艺术史:问题的连祷》,这是一部最早的女性主义学者研究视觉艺术的论文集之一。现在《扩大的话语》结集了29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至20世纪后期的欧洲和美国绘画艺术。编者在前言部分强调这些论文的研究中心均集中于男人的注视、女性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本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扩大的话语》中的许多论文分析了欧洲绘画中反复使用的女性人体这一题材的艺术处理。这些研究者反对传统艺术史把对女性裸体当做是对“自然”的描绘或是纯粹的女性价值的轨迹来论述,她们把艺术产品置入它的社会背景中,并且有力地争辩说对女性肉体的再现总是历史地传达着性欲和权力这样的特殊的意义。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全部向这种传统型的艺术史及其传统型的阐释挑战,还有几篇就艺术自身的概念问题提出了激进而不乏深刻的见解。   该文的顺序是按照年代安排的,前八篇主要讨论文艺复兴艺术。几位作者重新构建了不再在当代观者中引起共鸣的形象的意义。玛格丽特•R.迈尔斯在《处女的赤裸乳房》中分析了从事抚育工作的马利亚这一形象的宗教和社会意义。她由此展示了14世纪的托斯坎纳人对女性的态度这样一幅复杂的画面,这要比一个人所期望看到的要多得多。帕特里夏•西蒙斯的《画框中的女人》将“注视理论”运用到对15世纪托斯卡纳的侧面肖像画的考察中。她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有使用价值,即这些画通常被用以展示作为财产的妻子们,而这个价值常常是在艺术作品一旦被供奉在博物馆以后就为我们所忘记。莉莲•泽波洛同样也对波提切利的《早春》做了研究,她同西蒙斯一样,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显示出对婚龄女性的一种专有化的处理。   玛丽•加勒德讨论了达•芬奇的妇女肖像画,认为达•芬奇与他同时代人不同,他尊重女性的性特征,并且反对当时流行的科学观点把妇女当做麻木的生育机器。罗娜•戈芬的论文利用彻底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提香作品的色情处理和女裸体的处理。玛格丽特•卡罗尔对鲁本斯的分析强调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比较流行的对强暴题材的描绘。她注意到“强暴”不仅强化了丈夫胜过妻子或男性胜过女性的权力,而且还指谓着政治中的君王的权力与控制。耶尔•埃文从性的主题出发对政治做了相当有意思的研究,她分析了陈列在佛罗伦萨长廊的雕塑的历史,追溯了这样一段历史:多纳泰洛的犹滴杀敖罗斐乃的雕塑作品声望逐渐减弱,并由切利尼高度性感化了的《珀尔修斯杀梅杜萨》和博洛尼亚的《一个塞贝人的强暴》所取代。   帕特里夏•赖利从形式的角度对艺术史中的性问题进行探索。她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具有为男性艺术所设计的特征,因而必须包括着色彩的女性化的淫荡和绘画的“肉欲”。纳塔利•博伊梅尔•坎彭认为,罗马帝国和18世纪的欧洲二者都有一个反映着社会权威的视觉,那就是要求妇女充当必须被驯服的另一个人。坎彭争辩说,古典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风格,而且还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控制的隐喻”。   【18】讨论19世纪的艺术主要限于法国艺术。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的《走向自然》和彼得•布鲁克斯的《高更的塔希提人体》两篇文章都将高更置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之中,并使用了当时的文学和历史学资料。虽然在选题和方法上有颇多相近之处,但是两位研究者的对高更的社会和风格价值的评定是完全不同的。   描绘女人体的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讨论,其中有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的诺克琳关于莫里索《乳母与朱莉》的考察,此外塔马尔•加布的《雷诺阿与裸体女人》和詹姆斯•萨斯洛关于罗萨•博纳尔的分析,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萨斯洛认为博纳尔的作品包括着被忽视的自画像与女性肖像画的标准风格有一种故意的对比,并试图描绘出她的同性恋特征。在论述雷诺阿和杂志艺术的文章中,加布将女性形象置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之中。同类的研究也为诺尔马•布鲁德所进行,她分析了德加的画作《年轻的斯巴达人》。加布揭示出雷诺阿著名的裸体作品中的厌女症,而布鲁德则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德加同情女性主义者的原因。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是女性主义中的激进分子,她的《现代性与女性主义的空间》一文为现代绘画的出现做了强有力的分析。她认为现代主义的确切概念都是伴随着一种公众和私人空间的意义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却不能平等地参与。安妮•希戈尼特的《隔绝的视觉》是这部文集中极少数没有对艺术史的“大人物”做出讨论的文章之一。她关注的重新是18和19世纪繁荣起来的家庭相册艺术,认为这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艺术传统,而这一传统在19世纪结束时被遮蔽了。这篇论文揭示了一个关于环境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允许艺术在亲密的小圈子和环境之外具有被认识的意义的环境,这个小圈子和环境孕育了作为“男性”艺术世界的特征。#p#分页标题#e#   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男性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思考在卡罗尔•邓肯的文章中被指向20世纪的艺术。邓肯关心的是,如果现代艺术是关于形式的,那么,为什么它更多地负载到女性形象上面?并且特别是象妓女这样的性欲可利用的妇女上面?它认为这些形象“积极地男性化了作为一个社会环境的博物馆”。(同上,348)对妓女的另一种描述,即春宫画,是玛里琳•林肯•博德关于马蒂斯的研究主题。玛丽•安妮•考斯的《被拍摄和被描绘的女士》一文中发现超现实主义激发了关于注视、性、以及女性主义的反映。她特别敏锐地关注到理解艺术的女性观者之角度的困难。   文集的最后部分的讨论对象主要是20世纪的女性画家或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也更多地涉及到当代的一些政治问题、种族问题,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此处不再介绍。   通过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介绍来看,女性主义的美术史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女性形象在艺术中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男性和女性的心理、以及妇女在传统习俗或政治制度下的地位的问题,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美术史研究又对种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而这些独特的视角显然为以往的艺术史研究所未触及。女性主义的优势还在于它的新生性,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很自然会以极其开放的姿态迎接它的拓荒者,所以一些旧的或传统的艺术史中的局限性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不拘于门户之见而急切地吸收各种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女性主义对其他理论成果的运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现阶段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特点的比较突出的人物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简单地提到的英国艺术史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此外,她的研究以及其他艺术史家和评论家对她的批评与辩论,还显示出当前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一些趋势。   波洛克在1988年出版了《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与艺术史》,在这部著作中,波洛克的探讨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这就是一方面她要把对于世界的再现放到艺术作品中来考虑,另一方面她要把艺术作品放到艺术史中来考虑。波洛克宣称,她的目的不是“追求女性主义者艺术史”,因为按照波洛克的理解,这种艺术史只能是这一学科正规论题的一个女性主义者变种,波洛克称自己的目的是实现“对艺术史的介入”。   波洛克强调需要形成一种综合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向艺术史的主导范例挑战。她说:“女性主义者的介入要求认识性权力的关系,使男性权力的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文化再现的作用成为可见的。”【19】从此目的出发,《视觉与差异》表现了近来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一些带有前卫色彩的努力方向,即不再局限于试图揭示女性艺术家的各种历史,而是代之以考察社会的结构(过去的和现行的两方面的艺术史实践),在这个结构中“女性艺术家”作为例外以引证这条规则。   波洛克承认依赖于由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所提供的模式,尤其依赖于蒂莫西•克拉克的著述,但是她也辩论说,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关注艺术的生产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方向,但是它却忽略了性别与种族的方面的问题。她对此谈到:“虽然向马克思主义的父制权威挑战是重要的,因为在其之下对性的习惯性划分的确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理论的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以性来取代阶级,而是要在所有的历史实践形式中破解阶级和性、以及种族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同上,P5)这被评论家认为是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平安无事”的心境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波洛克会剥下这个学科至为神圣的方面中的许多东西,它们包括相信历史研究是客观的信念、意识形态的无价值评判的中性状态、把艺术再现当做一种穿越历史的专题性进军或风格类型的变化、对传记的依重、以及对艺术天才的信念。一些批评家指出,波洛克的这部著作不同于许多艺术史方法的讨论,它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以取代将被移去的规范。波洛克在讨论中运用了福柯、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波洛克的理论是杂乱无章的大杂烩,而是十分有条理地使这些理论为她的中心论题服务,同时自始至终都遵循着女性主义的精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波洛克在建立了她的行程规则后迅速转入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使她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波洛克的主要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印象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与此同时,波洛克的理论也招致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并非完全针对着《视觉与差异》,而是针对着她的全部理论和研究。一种指责是波洛克在试图调和她关于主体性和文化生产的符号学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批评与她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将艺术当做一种社会“实践”的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困难的。“在如此做的时候,她将为什么艺术家和作家相信自己是自我表现的和自主的动因这一问题就留在了神秘莫测之中。”【20】其次,文化与政治的调和是有问题的,这里的政治是关于性别与阶级的。艺术被表现为一个文化被铭记于其中的关键地方,但是文化和图像这两个概念都是太受局限的。“虽然权力的表现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在创造文化的现实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一点也解释不了组成现实性的共有的经验和记忆的多样性。”【21】再次,波洛克对风格问题的忽略,虽然这是向传统艺术史关于风格的观念的一种挑战姿态,但是艺术史家处理的毕竟是无言的视觉艺术,并且显而易见它有可见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特征又是有个人和时期风格所构成的,“或者风格比内容更能以一种深层的和基本的方式传达意义和意识形态,但是这里视觉表现毫不置疑地被置于词汇表达之下。”(同上)最后,认为波洛克对拉斐尔前派的研究忽略了接受者的方面。这种意见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与接受者的被动接受打交道,因而波洛克(还有其合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指示的过程永远都是暗示着一个观者。这一看法主要为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卡伦—埃迪斯•巴尔茨曼所持。巴尔茨曼指出目前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文化的女性生产者身上,一种是集中在性别的与艺术的主题上,从而促使人们将女性当做观看的客体,而不是观看的主体。巴尔茨曼认为波洛克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仍然未能脱出这两种方式,它们仍然是建立在“大师—读者”和“读者—文本”的模式基础之上。因此巴尔茨曼提出了第三种思考方式,即从女性观者的主体性出发,超越“读者—文本”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史”。【22】这种观点显示出女性主义艺术史在当前的另外一种走向。#p#分页标题#e#

评价方法论文范文8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首先,该书前四章叙述法国的由来,法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兴衰,再用七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法国从1789年到1914年的历史演变,最后,用六章比较全面的叙述了1914年到1988年的历史。这在结构上打破了把法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编的传统方法,避免了在法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议,更具科学性。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历史,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编史方法是将巴黎公社革命列为专章进行叙述,这就将这段历史游离于法国历史演变之外,给人突兀之感。沈先生编撰的《法国通史简编》则将这次革命放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进行叙述,更妥帖地揭示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且把它作为法国历史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各种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编撰方法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

其次,该书涉及的内容从法国上古一直到1988年,这在我国,甚至在法国本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众所周知,法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非常典型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更是显示了法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往出版的历史著作通常只着眼于阶级斗争这一线索,没有突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丰富多彩的法国历史简单化了。而沈先生在此书中不满足于叙述阶级斗争史,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法国历史,以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为重点,较为全面地展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法国历史全貌。沈先生还将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有关内容安排在相应章节。如果把这些内容单独抽出来,又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国科技简史、法国艺术简史、法国思想文化简史等。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揭示法国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法国史和世界史教学中的空白。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只搞阶级斗争的法国,而是一个更完整意义上的法国。

再次,该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法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国通史简编》一书提出的有些新观点改变了我国学者四十多年来一贯沿用的传统说法,例如对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分阶段评说,对热月政变及热月党人统治的评价,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看法,对路易•勃朗、蒲鲁东、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评述等。关于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的提法也能言之成理,对拿破仑的评价更能体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严谨态度。他不但介绍了拿破仑“传说”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更批驳了“传说”对拿破仑形象的扭曲,指出不能以“传说”作为对拿破仑进行评价的依据。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对拿破仑评价存在的巨大分歧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具体评论的差异,最后在明确肯定拿破仑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一言论定:“拿破仑一生活动无不具有资产阶级明显的两面性”,“拿破仑代表了一种制度,反映了一个时代。”

最后,将中法关系设立专章进行探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从13世纪到1988年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把七百多年的中法关系分为开端、演变和新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来进行叙述。这样的布局不仅适应了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而且也如实反映出了中法交往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实际内容,填补了中国史籍中很少涉及的这一空白,“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之功”[7]。这本书在文字表达方面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总的来说,该书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极高,对后人了解法国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沈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史专著,也“把马迪厄和法国革命史在国外的新成果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我国读者”[8]。沈先生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而且这本书诞生在日军侵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青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在读了这本书后,热血沸腾,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抗日。这也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法学家端木正教授赞道:“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抗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术工作处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那么法国革命史学所取得的这点成果是大堪告慰的事。

沈先生还对法国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很少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更少注意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沈先生对保尔•拉法格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先后发表了《接触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保尔•拉法格》、《评价拉法格的历史功绩》等文章,“在肯定拉法格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拉法格‘左右摇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习气和错误。”[1]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赢得了中国史学界的好评,也为中国的保尔•拉法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为丁建弘编《世界历史人物小传》写的前言中,沈老还提出不能忽略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他说:“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人物,他们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9]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既要重视研究正面人物,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如果不研究希特勒等人的具体活动,不仅会使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一般化、概念化,……而且也不能恰当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研究反面人物,如果有研究,对其评价基本上都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既显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也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在20世纪70年代,沈先生能率先大胆地提出要重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广阔的视野,更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

三、组建了法国史研究机构,培育了众多人才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缓慢,法国史学科也不例外。为了加快这个学科的发展,沈先生非常重视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学科的组织建设。他是我国创建法国史研究机构的带头人。“”过后,沈先生尽全力发起并筹组杭州大学以及全国的法国史研究机构。1977年5月,沈先生趁着杭州大学校庆举办学术讨论会之际,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各校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学者,在学术讨论之余一起商议在中国筹备组织建立法国史研究会的具体事项,并决定在次年召开筹备会。1978年,沈先生抱病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召开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并与各法国史专家、教授共同商定于1979年在哈尔滨举行学术年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由于沈先生为法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筹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期间,沈先生于1978年率先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法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专攻法国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室成立之后,沈先生到处筹集研究经费,充实图书资料,并将自己多年积蓄捐出来为研究室添置法文书刊。沈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室除了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外,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1]。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研究室里的中青年成员全部赴法进修,并积极与法国史学家建立联系,请法国著名史学家来杭州大学与研究室成员进行座谈、进行学术交流,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与法国史学家们建立起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大大推进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促进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沈先生的培育下,杭州大学出现了楼均信、戴成均、沈坚和吕一民等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学者。时至今日,浙江大学的法国史研究水平在国内外仍然名列前茅。

沈先生不仅在杭州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更在长达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以他的敬业精神和言传身教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教学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暨南大学史地学会会员王驾回忆:“史地学会所有学术活动,他(沈炼之)都准时到达,即使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时也是这样,他仔细听取各种不同观点的发表,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思考。平时,有些同学碰到问题登门请教,沈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加以指导。”①他的学生戴敦复在回忆文章中称赞沈先生“学识渊博,而为人更是忠厚诚朴、毫无架子,他爱生如子,极孚众望,深受学生爱戴”[10]。

四、史德史识照后学

沈先生的史学贡献还包括他史德、史识和求学治学精神方面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沈先生一生专注学术,心无旁骛、淡泊名利,不为研究而研究,更不为名利而研究。沈先生的学生吕一民教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说:“沈先生总是强调要做学问,必先学做真人。”②正因如此,沈先生德性很高,为人非常谦虚,行事也很低调。杭州大学世界史博士点问题是他高尚史德的高度体现。1984年,教育部准备在国内设立首批世界史博士点,邀请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元老先行推荐候选学校。当时杭州大学世界史研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具有相当的实力,但沈先生却谦虚地指出时机还未成熟,认为再过两年申请比较恰当。虽然这一拖,延误了杭大(后并入浙江大学)世界史博士点二十余年,但沈先生谦逊的品德应该为世人颂扬和学习。

沈先生的史识也有过人之处。他说:“世界史作为一门高层次的基础文化学科”,“总是贯穿着某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1]。他斥责那种“只要史料,不要理论”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地看待问题。但他又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理来代替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方法。他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它应该更切合历史研究过程的实际和具体要求……马克思主义也学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体系。”[12]这那个年代,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封闭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史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沈先生还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济用,希望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促进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辨清前进的方向,满怀信心地为迎接未来而奋斗”[13]。在研究法国史过程中,他追求的是“洋为中用”,主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外来优秀文化激励中国人民,并丰富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他研究的课题,有的是补中国学术的空白,有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有的是为了激励人奋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正因如此,沈先生主张世界史工作者除了要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外,还要进行通俗化研究,做到面向大众,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生动形象又不失科学性的世界史通俗读物。

沈先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着一颗执着的求学之心。在他留法归来的那些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甚至连工作都很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据沈先生的女儿沈乐乐回忆:“大姐、二姐说,每天她们起床时,父亲早已坐在书桌前读书了……总之,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父母携着姐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做学问,写文章。”[14]这种求学精神在他晚年也还一直保持着。在治学方面,沈先生也一直严谨有加。在当前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沈先生的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一个学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