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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伦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类型分布；现状
一、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趋势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篇名检索词，对2004～2019年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总共得到6，380篇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文献，如图1所示。对文化创意产业文献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之后文献数量呈逐步增长的态势，总量在不断增加，2013年文献数量达到巅峰，此后文献研究数量逐步下降，从数字来看，由2004年的3篇文献增长到2013年的681篇，此后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57篇。2004年的一篇文献为郭少棠在《中国文化产业评论》期刊上发表的《香港与内地文化创意产业的渊源与转化》，文章从“创意工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概念的内涵和特征对比，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是“创意工业”和“文化产业”的一个中介性概念，可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在实际运作方面的磨合。随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实践逐步进入繁荣时期。2013～2019年，文献研究数量呈下降趋势，期间的文献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涉及面更加广泛，紧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图1）
二、文化创意产业文献研究类型分布
笔者对2004～2019年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文献（6，380篇）进行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2004～2019年共有5，089篇文章发表于期刊，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总量的79.76%，其中，核心期刊（含北大中文核心、CSSCI、CSCD、EI来源期刊）1，055篇，以文化、经济、美术类期刊为主，占期刊研究总量的20.73%，占全部文献总量的16.54%，从数量上看，核心期刊以上的量所占比例不高，总体研究质量不高，今后应当加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期刊类的研究主要注重于文化创意产业内涵、特征、发展机理、制约因素、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绩效评价、竞争力评价，文化创意产业与科学技术、工业、旅游业、服务业之间的高度融合，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涉及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产品、人才、产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等方面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42篇，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总量的0.66%，硕士学位论文600篇，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总量的9.4%，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大多选取自己家乡所在地或者读书学校所在地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紧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跟时代的步伐。
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内容分布
笔者通过对2004～2019年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创新与评价四个方面。本部分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对文化创意产业内涵的解析。鲍枫、沈颂东（2013）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这种产业以创造为核心，以文化为基础，以高科技为手段，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邹樵、肖世姝（2018）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人的思维、创造力和技能为核心，运用高科技和知识产权，以文化产业为依托，产生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和创意成果的行业集群。
（二）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洪振挺（2016）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演化进程、动力机制、主要模式进行研究，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认为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既有文化产业内部子行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内部融合，又有网络技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渗透与融合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外部融合，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政府策动力、企业源动力、要素驱动力、市场创新力和产业进化动力机制，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渗透提升机制、传导迭代机制、叠加放大机制集、聚联动机制和创新扩散机制进行研究，最终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生态化模式、集聚化模式、互联网化模式和城镇化模式。花建（2014）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工业、旅游业、建筑业和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四大路径。
（三）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研究。陈晓菡、解学芳（2019）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对区块链技术的工作原理、特征、“区块链+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区块链技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具有颠覆式的变革，既建立全新真实性验证与信任机制，构建互利共生的产业生态，重塑优质内容生产机制。解学芳（2019）对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的范式进行研究，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耦合创新：AI技术与内容的聚类；平台创新：数据挖掘与精准服务的融合；人机协同：共同进化与模式重塑的联动，其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存在人文伦理、文化创意、引发AI入侵边界等方面困境，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应明确AI创新的文化科技伦理边界、理清AI进入文化创意领域的产业边界和引入基于精准治理的文化“善智”。黄国群、肖乐乐（2018）对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四省市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和知识产权政策整理、分析、对比，发现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政策的特点以及政策走向，并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运作机理以及创新路径。温雯、王青（2017）从文化创意产业业态创新入手，分析了创客创意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原创内容，创客技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创客平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平台的创新。王亚楠、胡雪艳、姜照君（2016）对31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市场化程度与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即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企业间的横向和纵向社会资本对创新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受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负向调节作用影响，企业间的横向和纵向社会资本与创新的关系并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四）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评价研究。孙丽文、任相伟基于生态位理论，以31个省市的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为支撑，构建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评价和时间维度上生态位“态势”评价。狄子新、李明星等（2019）以15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区域，构建“投入-环境支持-产出”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优选法，对15个省份（直辖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绩效进行了评价，并提出未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调整的重点。邹樵、肖世姝构建了19个评价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二级指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相关外部环境、政府行为和市场需求进行评价。路海英、李丽辉、杨明基基于钻石模型，构建了14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对西安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要素、支撑产业、政府行为、需求条件和企业战略及竞争进行评价。
四、总结
国内专家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特征、发展机理、制约因素、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绩效评价、竞争力评价等方面，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与科学技术、工业、旅游业、服务业之间的高度融合，探索了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和问题，总结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学界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探索实践，为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鲍枫，沈颂东.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与集聚水平的关系分析［J］.当代传播，2013（1）.
［2］邹樵，肖世姝.基于AHP的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统计与决策，2017（24）.
［3］洪振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研究［J］.中国市场，2016.26.
［4］解学芳.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范式与边界［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0（1）.
［5］陈晓菡，解学芳.颠覆式创新：区块链技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7）.
旅游伦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专业思政；思想政治教育；思政元素；旅游管理
专业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的立身之本。［1］2014年，上海高校探索实施“课程思政”。2016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课程思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专业思政”的概念，他强调：“加强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十分重要，要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来认识。”［2］这标志着课程思政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各专业的思政体系设计提出了更加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要求。自国家提出思政建设以来，“思政”成为高频词。截至2022年1月17日，在中国知网中以“思政”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文献总数125890篇；以“课程思政”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文献总数28542篇，占比“思政”类文献总量的22.7%；以“专业思政”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文献总数39263篇，占比“思政”类文献总量的31.2%。从发表年限来看，“专业思政”发文量最高的是2021年，共计15523篇。但以“专业思政”和“旅游管理”同时作为关键词搜索，文献总数只有222篇，仅占“思政”类文献总量的0.18%。由此可见，高校开展“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的相关研究不多，而这恰是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新时代思政教育融入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的探索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的必要性
（一）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思行合一，德才并育”的旅游管理人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成为支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幸福产业。随着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地位的提升，对旅游人才尤其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3］积极开展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育人的探索和实践，将思政育人贯穿专业认知、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深入系统地推进立德树人在专业建设层面的体现，培养“思行合一，德才并育”的旅游管理人才。
（二）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不良学风问题
当前，“00后”学生是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对象，他们思想活跃、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但在学风上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是诚信问题，尤其是学术诚信问题在部分学生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作业抄袭、论文剽窃、考试舞弊、代考替考等现象时有发生，而且，有少部分学生对不诚信行为缺乏认识，满不在乎。二是学习的功利思想在部分学生头脑中存在，急功近利，不以学习知识、增长才干为目的，总以这门课没有用为借口，不刻苦学习。三是学习动力不足。四是部分学生缺乏基本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以“专业思政”来推动旅游管理专业改革，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品德教育，营造优良学风。
二、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的实践——以湖北文理学院为例
（一）从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湖北文理学院出台了《湖北文理学院“协同育人337工程”实施方案》，自2017年始，全面推行课程教学、育人“双大纲”制度，开展“双大纲”优秀教案评比，支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专项，评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旅游管理专业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组建课程教学团队，以课程思政建设为起点，以“三全育人”建设为推进，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为促进，从课程思政深化至“专业思政”。如在《旅游学概论》中，通过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旅游发展历程，倡导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承担新时代赋予青年学生的责任；在《导游业务》中，提炼襄阳地域文化和红色文化，引导学生开展襄阳红色教育基地解说词撰写、革命英雄事迹汇编、红色文化主题旅游线路设计等，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在《旅游市场营销》中，通过“我为家乡代言”的市场营销方案设计，培养学生爱国爱家、创新创业的思政精神。“课程思政”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和实践育人。若要形成思政长效机制，还需实施“专业思政”，在专业的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节中有机融入本专业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4］
（二）搭建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元素共享资源库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的五大重点出发，搭建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元素共享资源平台。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政元素丰富详实，可围绕以下方面梳理：一是习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如将十九大报告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将总书记参加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提出的“既要鼓励发展乡村农家乐，也要对乡村旅游作分析和预测”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二是习总书记深入基层考察时有关旅游发展的指示，如2013年4月29日在考察海南时，总书记指出“提升旅游品质的具体路径关键在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旅游全面质量管理相结合；2015年习总书记在陕西梁家河、浙江舟山、贵州遵义、吉林延边等地调研时的重要指示和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相结合。三是厘清重大国家战略中的旅游专业名词，如“全域旅游”“厕所革命”“旅游扶贫”“乡村旅游”等。四是学习领会旅游领域出台的重大政策与文件，如《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行业文明旅游工作的指导意见》等。［5］以上思政元素的提炼需要专业教师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主动关注时事新闻，以此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进而增强学生专业使命感。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元素的提炼可以围绕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阐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在近40年全世界的各大经济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独树一帜，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通过中西方旅游发展的比较，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学生的“四个自信”，通过具体事例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体会中国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二是例举“公正、平等、自由、法治”的理念。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课程为例，结合中国传统历史的座次礼仪知识，阐释位次排列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礼仪异同，阐释“自由”“平等”中蕴含的深层含义。以《旅游法规》课程为例，设计“民法典让旅游更美好”小组活动，用法典来解释高铁霸座、泄露游客预订信息、擅自进入旅游景区非开放区域等违法场景，明晰旅游者与旅游业管理者的权利义务。让思政元素走进学生心里，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三是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深化职业理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规范和职业素养。例如，在旅游管理专业实习中，以旅游行业中优秀职业经理人的爱岗敬业事例和工匠精神感染学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上思政元素的提炼需要专业教师具备一定的洞察力，积极关注国家、旅游行业发展中的成果与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行业和专业的认同感。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专业相关的思政元素非常丰富：一是通过引入实例、情景、讨论等方式，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如结合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黄河之水天上来”等仪式引导学生体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二是引用传统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如旅游文化的教学，可从源远流长的中国礼仪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等方面引导学生去感悟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内涵。三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专业课程，并通过不同的线路形成一个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面，在知识传授中形成和价值观传递的同频共振。以上思政元素的提炼需要专业教师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质，激发起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气节。
4.宪法法治教育。每一位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可从旅游行业的法律法规和公民伦理道德两方面提炼思政元素：一是旅游行业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等。《旅游政策与法规》主要介绍旅游中的法律法规，可在教学中融入法治意识、制度自信、明礼诚信等要素，培养学生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二是公民伦理道德。公民伦理道德的建设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下一些旅游伦理道德缺失的现象频出，如旅游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失衡、景区商业化导致的文化缺失、游客不文明行为带来的不可再生性旅游资源的破坏等都值得关注和研究。以上思政元素的提炼需要专业教师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关注旅游行业的法律法规，将学生培养成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5.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学生毕业以后从事该行业必备的基础，也是用人单位选拔人才重要的考评标准之一。缺乏职业道德不仅会带来不良的口碑，同时还可能掉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可通过正面树榜样，反面敲警钟来提炼思政元素：一是通过“将安全留给游客，把危险留给自己”的全国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导游员文花枝和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旅游事业的曾文等榜样的力量，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二是通过巧设购物陷阱的导游、泄露顾客隐私的服务员等反面案例给学生敲响警钟，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以上思政元素的提炼需要专业教师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善于发现旅游行业中新鲜感人、启发思考的案例，进而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意识，在欲望面前能够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三、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思政”的成效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持续推进，育人成效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参加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项目的比例高。二是学生考研报考率和录取率逐年提升。考研录取率2018届为11.36%，2019届为6.67%，2020届创新高，达到19.7%，11位同学分别考取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名校研究生。三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好评如潮。根据麦可思跟踪调查显示，近5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5%以上，职业期待吻合度80%，86%以上的毕业生对当前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用人单位对2020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96%。
四、结束语
旅游伦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生活德育;休闲德育;三位一体
大学生活与中小学生活相比，存在更多的课余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闲暇作为特殊的时空存在，成为重要的德育资源。然而，当前大学生的休闲生活状况不容乐观。2016年，本项目团队对广东省5所高校大学生闲暇现状开展调研，发现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休闲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休闲异化(不懂休闲、不能休闲、不愿休闲)、休闲层次低(浅休闲、假休闲、逆休闲)、休闲伦理失谐(休闲与自身、他人、自然失谐)等，这些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德育回归生活世界”作为德育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使“生活德育”成为新的德育理论研究热点，也为大学生德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从生活德育角度探讨大学生休闲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活德育理论为休闲德育提供理论资源
(一)何谓生活德育
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德育与生活世界的脱离，导致德育中存在“三化”(政治化、专门化、知识化)问题，这是造成学校德育困境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生活德育理论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认同，成为当前德育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热点。不论是美国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还是我国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都是提倡德育回归生活实践，倡导教育生活化的理论支撑。我国德育专家鲁洁教授较早呼吁德育回归生活。杜时忠教授在《论德育的走向》一文中提出现代德育“走向生活”的趋势。高德胜教授的著作《生活德育论》对生活德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大学生德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他在《生活德育论》中指出，生活德育是一种新的德育范式，是对以往和现行的割裂、知性和技术化管理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转换和超越，生活德育的基本进路是“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1］74生活德育观指导下的学校德育，应该是通过学校的整体生活进行的、对学校所有成员都起作用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活动。［1］89
(二)何谓休闲德育
休闲与工作相对，一般是指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闲暇时间)从事的有利于身心的活动和从中体验到的闲适状态。休闲与时间有关，也有状态有关，是生命提升的机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相比，突出的特点就是课余时间的增多。自由时间的增多，意味着大学生可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如何充分利用大学生的休闲时空与休闲活动，提升休闲审美的品味与境界，关系到大学生道德层次的提升与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意义重大。近年来，与大学生生活实践相关度很高的休闲生活、休闲教育、休闲德育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德育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但对于休闲德育的内涵和概念还没有达成一致。目前，有的研究者侧重于闲暇的角度，有的侧重于休闲的角度，两者虽然在历史演化上有所区别，但笔者认为，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而言，两者内涵基本是一致的，以下我们将休闲和闲暇等同理解。2005年，邱伟光教授(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较早意识到闲暇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随着大学生闲暇时间的增多，组织与实施闲暇德育可以成为实践育人的新模式。此后多年，休闲德育开始进入高层领导的视野，得到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领域的重视和关注，并在新课程改革中有所体现。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培训教材第五章中，专门将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教育作为课改的新增内容，作为新教师教育教学的必要内容引起了思政教育届的广泛关注。在针对休闲德育所起的作用方面，曾琰在其论文《大学生闲暇德育现状及对策分析》中指出，由于高校的闲暇德育能为大学生营造一种“自由体验”的积极氛围，有利于德育活动在主体参与和自主选择的时空境遇中进行，改变了传统道德教育常常被诟病的人学空场现象，因此充分尊重了人性，体现了主体的“在场”。还有不少学者对于建构闲暇德育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万慧进在其论文《高校闲暇德育对大学生闲暇德性的建构》中指出，大学生普遍存在休闲资源意识淡漠、闲暇创造性缺失、闲暇生活质量欠佳等现象，并提出通过确立合理的闲暇价值目标来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丰富其闲暇生活方式，提升其闲暇生活的文化底蕴与层次，成就幸福的休闲生活。具有本真意义的幸福生活必然是具有德性的休闲生活。杨佳英在《浅谈闲暇德育》中提出，要使得闲暇教育能真正实现道德引导与教育的良好效果，就需要以休闲化的方式开展道德教育，休闲化教育使人容易处于一种放松的“去目的化”状态，不容易在主观上感受到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说教，使德育的积极效果能在休闲化状态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发挥。但他也强调，这种教育方式一定要注意保证德育的“焦点化”与“目的化”，避免因为方式轻松而导致教育目的随意与涣散，从而消弭道德引导的有效性。刘胜良、张百顺在其论文《高校闲暇德育有效性研究》中提出，闲暇具有道德意蕴，现存的高校闲暇德育表现为:闲暇时间充裕，闲暇质量低下;闲暇内涵明确，闲暇技能单一;闲暇动力强劲，闲暇指导缺位;闲暇自律明显，合作共赢低效。他们还指出闲暇德育理念偏失，应试教育惯性冲击，闲暇德育活动单一，交互德育主体缺失等，是造成高校闲暇德育低效的原因。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挖掘闲暇德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闲暇德育活动、发挥闲暇德育主体的能动作用，是提高高校闲暇德育有效性的主要路径。黎海燕在其论文《浅析高校闲暇德育的主要内容》里将大学生的闲暇德育内容归纳为学习、文化、心理、道德实践、生活自律等五个方面，她还在其论文《闲暇教育特征论析》中阐述了作为既具备道德教育一般特征，又有其独特品性的闲暇德育具有闲暇性、生活性、开放性、隐喻性等四个方面的特征。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休闲德育主要是通过教育者有目的地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和途径，对大学生的休闲生活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和影响的活动。因此，高校的休闲德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是在大学生休闲时间范围内所开展的指向道德提升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从形式维度来看，是通过休闲实践活动来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休闲德育是德育回归生活、走向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对更新德育观念，创新德育模式，提高德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休闲德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忽视的新领域
(一)“有休社会”需要休闲德育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有闲社会”逐渐成为现实，人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用于全面发展自我。学会如何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过有德性的休闲生活应纳入教育的重要议题。然而，休闲的能力与职业技能一样，并非与生俱来，休闲的层次、休闲的质量至关重要，因此休闲需要教育。目前，我国教育尚处于为职业工作做准备的阶段，但在后工业社会，出于对生命本真的考虑，人们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体现为“教育为休闲生活做准备”。［2］一方面，休闲生活已经成为大学生重要的生活组成。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而言，有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每年在校时间约为280天左右，其中双休日加上各种法定节假日竟有90天之多，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高，正常的教学活动会逐渐减少，使大学生休闲时间进一步增多。另一方面，休闲生活及其教育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教育要为未来培养新人。当前我们身处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技术等快速发展，“机器代人”成为现实，未来职场需求的已不只是工作技能，休闲、生活的技能越来越被提到重要地位。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的大学教育对于休闲及其教育力度是相当薄弱的，休闲教育甚至是“被遗忘”领域。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休闲伦理的贬抑。传统伦理中我们往往宣扬“劳动至上”、“劳动光荣”，导致对工作伦理的过度宣传，一些劳模因过度工作牺牲生活、牺牲家庭、牺牲生命的案例也被媒体放大宣传，导致民众对休闲的贬抑，休闲往往与懒惰、颓靡联系对等而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是对休闲教育的忽视。休闲并非一种本能，而是一种能力。能力绝非与生俱来而需要后天培养。然而，传统的教育往往不遗余力地花费大量的资金与时间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工作技能，却不愿投入一点时间来研究如何培养学生的休闲生活技能。我国的中小学生常常从踏入体制内学校开始，就被“埋葬”在题海战术中，导致“不敢休闲”(常表现为“学习至死”)。而休闲教育的缺乏，使我们的孩子无法培养最基本的生活技能与审美情趣，即使有了休闲时间，也不懂得过高雅而健康的生活，甚至被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误导而沉迷其中，表现出“不会休闲”(常表现为“娱乐至死”)，“窒息”了精神生命。这是教育的悲哀!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前随着网络休闲方式的快速发展，大学生休闲生活及消费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越显突出，西方文化、非主流文化等通过休闲生活方式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休闲生活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需要引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视与警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在休闲生活中的德性培养，即休闲德育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休闲德育模式建构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高校更新教育观念，促进道德教育范式的转型
休闲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技术层面上对德育内容的补充，更是体现了德育观念的转变和德育范式的改变，它充分调动高校在休闲德育资源开发方面的积极性，强调我们当前的道德教育应注重从课程德育向整体德育转变，从知性德育向实践德育的转变，促进道德教育的生活化。
2．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休闲生活从自发向自为状态转变
休闲作为引导人走向自由的途径，使我们能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获得思考的时间与文化创造的空间，为个体的精神生命发展搭建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休闲德育引导大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激发大学生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冷静反思社会与人生、理想与现实，进行深刻的自我否定、批判扬弃、自我塑造，使其在休闲生活中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超越现有的自发生活状态，创造理想的“可能生活”，实现向自为休闲状态的转变，达成生命的自我超越。
3．有利于拓宽德育生活化的空间和实践育人的新模式
休闲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不是以休闲德育取代知性德育(课堂德育)。课堂德育作为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能有效通过道德知识的传授与灌输让学生获得道德修养的基本理论。然而，道德规范的确认、情感意志的培养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则更需要在生活中践行并获得固化。休闲德育作为德育回归生活实践的一种形式，以知性德育(课堂德育)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有效补充、延伸，能更好地弥补知性德育的不足，为高校德育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与知性德育一起，包容了学生生活的全部，避免因对大学生休闲生活的忽视所造成的“德育死角”，有利于整体德育的建构，对于提高德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休闲德育的基本进路:通过过“有道德的休闲生活”来学习道德
生活德育是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而这里的“生活”包括了制度性生活和日常性生活，也包括了劳作性生活(职业生活)和休闲性生活，因此休闲德育作为生活德育的一个领域，就是要通过过“有道德的休闲生活”来学习道德。一方面，休闲生活关涉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休闲必然包含着主观的社会价值取向。“自由”是休闲的本质规定性，然而“自由”并非意味着“无约束的放纵”，自由不仅是更高要求的自律，而且应该自觉承担起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所应负有的基本道义与责任。“自由时间是自由的，随意的时间，也是检验道德和伦理判断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们的休闲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规范，要做到“休而有节”、“休而有礼”。另一方面，休闲伦理需要教育。休闲不仅在形式上有类型之分，在精神层次上也有高低之别。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误用时间比浪费时间更可怕”。错误的休闲方式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正确的休闲则是“成人”的重要途径。休闲伦理是人们在休闲生活中用于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休闲伦理和休闲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后天教育进行正确的培养与引导。
三、生活德育视野下“三位一体”的休闲德育模式建构
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我们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就接受一种怎么样的教育，生活就是教育。同样，关于休闲生活的伦理道德学习，也不能只是关在课堂里进行纯知识讲授，而应该建立一种更整体的生态教育观念，建构一种知性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体现生活德育理念的“三位一体”的休闲德育模式。
(一)课堂中学习
休闲德育并不局限于在闲暇时间内开展的德育活动，还包括关于休闲道德的教育。因此，发挥大学生课堂的主渠道功能，在相关人文教育、思政课程中设置相关内容，甚至在专业教学中渗透休闲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高校开设独立形态的休闲公共课程。这一类课程应以明确的目标和内容体现直观的休闲教育内容。如有一些高校所开设的“休闲与工作”、“休闲与学习”、“休闲生活技能”、“我的休闲我做主”等公共课程，将休闲教育作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作为一个健全人培养的重要一部分。但限于人力物力，目前此类与休闲有关的专门课程在高校还鲜有设置，条件不具备的院校可以退而求其次开设相关选修课，鼓励具有休闲意识的学生进行选修学习。另一方面，我们应鼓励高校在人文教育、思政课程中设置或渗透休闲教育的精神与技能。一般高校难以开设大量专门的休闲课程，因此通过其他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渗透休闲教育观念和技能，是最切实可行的(但也是难度最大的)。如在旅游、艺术、体育等文体艺术类课程，烹饪、烘焙、园林设计等各类专业课程，甚至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课程中渗透休闲教育的精神与技能、内容与理念等。但是这需要学校在宏观层面上加强对教师的休闲教育，提高教师休闲理论水平，形成教师休闲教育的自觉，使其能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具有言传身教的体现与示范。
(二)生活中体验
区别于传统知识理论传授中他者“自外而内”的灌输式教育，休闲德育更注重自我“自内而外”的体验式建构。因此，高校的休闲德育应注重在教育方式方法上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注重方法整合。首先，从教师角度而言，要强化教师休闲能力的培养，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只有教师的幸福感提升了，才能言传身教，以自己积极的休闲行为引导学生积极体验休闲实践。其次，从学生角度而言，要培育和引导文化社团的发展。大学生社团一般可以分为兴趣爱好型、公益服务型、专业学习型等几类，是高校学生开展休闲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通过加强对社团活动的指导与监督，有利于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为休闲生活文化品位的提升提供积极支持。最后，从学校角度而言，要突出院校特点开展休闲教育。为规避休闲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剥离，应尝试把休闲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充分利用专业教育的资源。专业教育与休闲教育并非对立的两个教育领域，休闲应该是专业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高校可以面向师生开放专业教育的实验室、科普展示室等，让学生对专业有更加生动、活泼的多元体验，引导学生把专业不仅视为谋生的手段，更提升为乐生的途径。此外，还应积极拓展网络时空的休闲教育，以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形式开展休闲活动，让师生成为校园休闲文化生活的创造者、体验者和积极传播者。
(三)环境中熏陶
生活德育非常强调教育环境、教育情境的创设。校园文化、校园环境作为一种整体氛围，一方面是休闲德育的“隐性课程”，另一方面也是休闲德育最终达到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应以“幸福校园”作为目标，将休闲精神融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夯实休闲“软件”的建设基础。此外，还要注重加强相关的休闲“硬件”建设，注重加强校园休闲生活设施和环境的改善。每所高校除了建设好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体育馆等传统体育设施外，还应该根据高校学生年龄、心理和专业特点，增设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与专业兴趣培养的场地设施，如保证校园休闲公共场域的基本建设，休闲广场、舞蹈室、合唱室、乐器室、形体训练中心、健身房、阅览室等娱乐设施应符合基本配比。此外，还可以考虑在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在生活区配备便利的娱乐、休闲与健体活动室，在教学楼、图书馆、实训楼等教学设施配备适当的休息室、茶吧、音乐吧、咖啡吧等，引导学生参与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同时，在管理上、在时间安排上和空间设计上都要尽量将休闲伦理考虑进去，教育、激励、引导师生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休闲价值观和伦理规范，让校园的师生能在一种休闲与审美中提升自我，享受幸福，过一种有德性的休闲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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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建华．教育为休闲生活做准备———兼论教育与休闲关系的历史嬗变［J］．教育研究，2011，(10):84．
旅游伦理论文范文4
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灾害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明确列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因而“生态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开始受到众多领域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国世居着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下，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态文化，这些独特的民族生态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有利于寻求解决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之路。笔者通过对近10年国内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实反映学界的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词是随着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1］(7～8)。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袁国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经验性感知，当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各民族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时由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主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2］。廖国强、关磊在比较“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区别与联系中，指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态观的基础上”，“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各具特色，许多学者都展开了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廖国强、何明、袁国友系统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领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态文化以及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1］(19～144)。郭家骥对云南少数民族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独龙、傣等民族的传统生态保护文化进行了阐述［4］。王永莉探讨了西南地区彝族、藏族、苗族、壮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及特征［5］。一些学者还展开了对某一个特定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内容的详细深入研究。如刘荣昆从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饰、饮食、傣寨、文学、音乐舞蹈等七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傣族的生态文化［6］(8～31);葛根高娃详细解读了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7］(14～176);杨红阐述了摩梭人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观［8］(60～96);王紫萱系统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态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态文化［10］(79～461);等等。学术界普遍按照文化学的分类标准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划归为三类: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观念文化，许多学者都选取了微观研究范式，具体阐述这三者中某一个维度的内容。
1．传统物质生态文化研究。物质生态文化意指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物质生产手段和消费方式等。崔献勇、海鹰分析了与维吾尔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剖析了维吾尔族的生态物质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稳定性等特征［11］;廖国强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刀耕火种农业中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12］;戴嘉艳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分析了达斡尔族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文化［13］;梅军、肖金香分析了黔东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就地取材的节能手段、可持续开发的建筑构造四个方面所体现的科学性及合理性［14］。
2．传统制度生态文化研究。制度生态文化意指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社会机制、社会规约和社会制度，主要包括蕴藏着生态思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族规家法、古代法等。刘雁翎认为，贵州苗族环境习惯法为保护苗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起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基础作用［15］;康耀坤认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与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16］;白兴发阐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传统习惯法规范与生态保护的关系［17］;奇格、阿拉腾、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讨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3．传统观念生态文化研究。观念生态文化意指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各种思想情感和价值体系，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生态观及民族传统文化，如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谚语格言中的生态意识等。董淮平认为，佤族传统生态观的本质属性是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它表现为对于动植物的亲情、对于大自然的感恩意识以及利用资源的责任体系三个层次［20］;王立平、韩广富揭示了体现在蒙古族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风尚习俗中的生态文化观［21］;梁正海从民族学的视野深入解读了土家族生产型、宗教型、规约型、隐喻型四种类型传统生态知识的特定内涵［22］;张慧平运用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原理和理论，系统研究了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态意识［23］。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与少数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经济状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王立平、韩广富认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从古代蒙古族所从事的游牧和狩猎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蒙古族生态文化思想观念形成的最初信仰基础是萨满教［21］。权小勇认为，侗族生态文化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侗族属农耕民族，传统的农耕生产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形成;其二，自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保持;其三，受汉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24］张晓东认为，在藏族生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苯教的信仰;二是生态环境的制约［25］。王紫萱探讨了古代蒙古族生态文化生成的原因:特定的生存环境是物质基础，萨满教、藏传佛教是其精神因素，习俗禁忌的约束、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是制度保障，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客观环境的物质需求是其现实基础［9］。宝贵贞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形成的主要来源［26］。冰梅以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动物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了蒙古族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中动物这个核心环节的生物学属性及其衍生出的精神内涵，追溯了动物在草原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及作用［27］。#p#分页标题#e#
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评估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薛达元所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揭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持续利用方面的特别价值［28］(6～16);黄绍文、何作庆揭示了哈尼族传统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对哈尼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积极影响［29］。
2．生态保护的价值。刘舜青和赖力以贵州施秉县屯上高坡苗寨的山林管理为个案，探讨了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和经验在山林管理和保护中的重要作用［30］;黄柏权指出，西南地区民间生态知识对西南地区森林的保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具有启示意义［31］;杨红探讨了凉山彝族生态文化对于保护凉山彝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32］。
3．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廖国强认为，少数民族物质生态文化可以为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精神生态文化可以为塑造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内源调节机制”提供借鉴［33］;刘荣昆探讨了傣族传统生态文化对傣族地区及傣族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34］。4．维护生态安全的价值。杨庭硕所著《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为依据，证明各民族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较之于现代科技并不逊色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地方性知识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上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35］(85～91);罗康隆以贵州麻山为例，探讨了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36］;梁正海、柏贵喜以湘西龙山县苏竹村为个案，探讨了村落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地区性生态平衡和区域性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37］。
四、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创新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异。吴丽娟阐述了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工业文明下所面临的体系危机和变迁压力，并从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三维转换模式出发，剖析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了能推动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效变迁的对策与建议［38］;薛熙明、叶文以滇西北三个民族社区为案例，对当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进行了比较性解读［39］;李学术探讨了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政策失误、市场经济条件下劣性文化的冲击、经济开发缺乏生态制衡机制、生计变迁的影响、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朴素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更替的影响［40］。一些学者还专门研究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某一具体层面的变迁，如刘雁翎研究了贵州侗族环境习惯法的历史演变［41］，乌云巴图研究了蒙古族生态观念的变迁［42］，等等。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确性的要求，必须实现向现代科学自然生态观的转换。袁国友认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维持的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脆弱平衡，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要确立中国少数民族科学的现代生态文化观，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现展和转换中的制度化建设，在物质层面上使少数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实现由传统的粗放型和数量型向现代的集约型和效益型的转变［2］。闵文义认为，民族地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43］。刘亚萍、金建湘和程胜龙探讨了壮族森林生态文化在发展当地旅游业中的传承与创新［44］。冉红芳阐述了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生态文化的当代调适［45］。王景迁、于静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的传统生态文化向现代生态文化转换的三条主要途径:建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与自然观，转变生态理念，完善生态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46］。田红以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砂田农耕体制的扩大利用为例，提出了有关本土生态知识推广与共享理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创新:砂田耕作体制本身的创新;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而提出的创新;推动传统砂田耕作体制与科技接轨，实现砂田的升级换代［47］。
五、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保护研究
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价值，学者们开始不断探讨有效保护与传承这些珍贵遗产的具体措施。
1．传统策略必不可少。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要加强立法保护、政府保护及编写乡土教材等。崔献勇认为，要保护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的生态文化必须与保护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澄清认识，更新观念，采取政府保护、立法保护、分类别保护、教育保护等多种保护手段［48］。王孔敬探讨了西南苗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对策:必须实现传承方式多样化，健全传统生态文化管理机构和保护队伍，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等等［49］。王希辉以石柱土家族黄连种植为例，阐述了少数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的策略:如唤起社会关注、培养人才、编写乡土教材、成立生态村等等［50］。
2．在开发利用中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应该在旅游业、农业、林业等行业中得到大量利用。林庆认为，发展弘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等［51］。王明东认为，要实现独龙族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生态农业、开发得天独厚的经济林果资源和牧场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等［52］。
3．保护文化生境。安颖认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的生境和自然基础，各种文化生境的差异性孕育了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因此，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保护与恢复其文化生境，只有这样，才能整体地和永久地保存生态文化的生命力［53］。
六、简要评述与展望
从前人研究成果来看，近10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在成果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视角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研究成果涉及生态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林学、环境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们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实证研究并重，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也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许多问题都有待向纵深推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p#分页标题#e#
1．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理论总结少。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在面上和量上都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大都以论文形式问世，专著较少，系统深入研究不够。研究成果大多是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表层研究，没有深入挖掘其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没有把握不同民族的特殊生态认知与利用体系。具体研究中深层次分析不足，如部分学者虽然探讨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策略，但由于没有在具体的调研点作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部分对策难免过于空泛，缺乏可操作性。
旅游伦理论文范文5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国家、社会对高等人才需求量逐步增多，要求高等院校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专业技能、文化素养的教育，而且要将伦理道德教育放在核心位置。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严重缺失，价值观、人生观出现较大偏差。基于此，必须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积极探索和研究其可行途径。
【关键词】
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途径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不再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单纯影响，其价值观、人生观正在发生巨大、深刻变化。同时，受到社会不同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大学生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的形成日趋层次化、多元化，对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形成一定制约。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缺失问题十分严重，严重影响到大学生健康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因此，高校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迫在眉睫，显得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伦理道德的内涵及理论
所谓的伦理道德，即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需遵循和坚持的道德依据和标准规范。伦理道德能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涉及到人们思想、行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风俗习惯、民族宗教、兴趣爱好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加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导致伦理道德的具体内涵和特征有所不同。古往今来，国内外领导人均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形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塑造民族精神、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为实现共产主义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同志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均对人们所坚持的原则和遵循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明确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和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提高综合素养。伦理道德的基本理论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和保障，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意识的根源和表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特征较为突出，对社会存在的作用表现为反方向。同时，对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二者之间的潜在关系、形成要素、发展规律、基础作用、社会地位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析[1]；二是灌输理论。社会意识能够以某种固然形态表现在教育者身上，以灌输的方式让教育者理解和掌握。也就是说，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科学、有效的灌输之上；三是内化理论。教育工作者通过帮助受教育主体建立政治、思想、道德理念，在不断学习和理解过程中，逐步达到提升自我、形成自我个体意识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学习和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要完全相信所谓的思想政治、伦理道德基本规范、具体要求，并且能够自觉、自愿以其为思想、道德准绳，严以律己、恪尽职守，最终完整体现出伦理道德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伦理道德的三种基本理论，不仅对伦理道德存在依据进行了明确阐述，而且对伦理道德的内外部特征进行了系统完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形成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
二、大学生伦理道德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大学生伦理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部分大学生未形成正确的道德理想信念，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一些大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有所偏差，尚未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观念，缺乏国家、集体主义维护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荣誉感，时刻以个人利益为核心。比如：某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充足的学习时间，不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班级所组织的集体活动；某些大学生为了在同学之间建立起良好口碑，为了毕业之后找到好工作，有意申请入党，在入党之前积极、热情服务同学，入党之后却一改之前的作风，失去服务同学的热情；某些大学生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费，编造证据，骗取学校奖学金、助学金；某些大学生存在严重的攀比心理，盲目跟风、欺骗学校和家长，采取各种坑蒙拐骗的方法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2]。其次，部分大学生存在弄虚作假、不诚实、不守信等行为。具体表现为：一些大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不专心听讲、不认真思考，在考试过程中抄袭、作弊；有些大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有些大学生简历制作过程中，弄虚作假，欺骗用人单位，不诚实、不守信等问题较为突出，甚至某些同学以创业为理由，骗取国家创业金。这一系列不实、不信行为给高校大学生伦理教育产生巨大不利影响。第三，部分大学生没有丝毫社会公德心，为虎作伥、为所欲为、自以为是、素质低下、不注意公共场所自身形象。具体表现为：一些大学生不文明、不道德问题较为突出，公共场所乱涂乱画、随地吐痰、言行举止不文明；部分学生在购物、买车票等过程中，随意插队；部分学生在公共场所不注意自身行为言论，男女之间行为不雅，大谈阔论他人缺点，社会责任心、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
（二）大学生伦理道德的问题成因
通过对我国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能够得知，造成大学生伦理道德素质低下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忽视传统道德教育工作。首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形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巨大冲击，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逐步形成，而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观念依然停留在传统时期，依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特殊的过程[3]。其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西方文化思潮的相继涌入，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一定影响，特别是西方一些腐朽伦理道德思想混入其中，给我国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修养等产生负面、不利影响。总而言之，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和大学生伦理道德体系形成的因素有很多，要求高校全面重视大学生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将作为我国高校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三、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建立示范机制，发挥带头模范作用
高校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及时发现、挖掘潜力股、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通过塑造带头、典范和榜样形象，引导和激励其他学生向其学习，并以此为标准，在学生当中树立标杆。同时，高校要加大好人好事、先进典范宣传教育和推广普及力度，通过评选、展示等方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好人好事、优秀事迹的宣传，在师生队伍中创造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环境，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提供重要保障[4]。
（二）创新伦理道德教育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重点以理论阐述、单一说教、空洞灌输等方法为主，基本上以教材大纲、课程内容为核心，忽视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形势发展。这种传统、单一、陈旧的教育模式无法满足时展和新时期伦理道德教育所需，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改变传统简单、空洞的说教教育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核心、以教学内容为目标，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模式一方面要满足学生心理预期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时展所需。与此同时，要拓宽教育途径，充分发挥校内其他组织协同作用，共同参与大学生伦理道德系统、全面化教育工作。
（三）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普及，网络建设迫在眉睫，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必须运用到网络知识，尤其在多媒体课件制作当中，需要用到一些网络资源和多媒体素材，以此来体现出伦理道德教育的直观性、生动性和真实性。与此同时，高校要借助网络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和设计红色网站，培养学生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自觉抵御网络不良风气的精神，在网络资源利用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平和伦理道德素养。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获得真理的关键渠道。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使课本理论知识通过实践操作得以升华。因此，高校通过组织有效的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从实践中探索真知[5]。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大学生伦理道德课程开设情况，与各企事业单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教育、培养学生，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让学生通过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人际交往能力。此外，有条件的高校，要适当组织学生前往红色旅游胜地、爱国教育基地等场所，参与红色历史文化的实践活动，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过程，进而达到提升巩固、思想升华、凝聚精神的目的。
（五）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道德文化
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伦理道德经验十分丰富，我国高校在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要结合自身实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扬长避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道德文化中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建立诚实守信、爱国爱民、实事求是的道德情怀，以此来健全和完善。
（六）构建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
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工作的及时开展，而且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定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学生管理办法。各高校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相关标准规范，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进行学生各项管理制度、道德行为准则的制定，对学生日常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与此同时，高校要加大伦理道德教育宣传、推广力度，在全校范围内大力宣传道德文化，建立严明、客观的奖惩机制，对伦理道德文化素养较高的学生予以鼓励和嘉奖，对道德素质较低、行为表现较差的学生提出批评，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从而来达到约束和规范学生行为、帮助学生建立正确道德文化观念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对外开放政策运行效力的不断加大，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学生伦理道德标准和要求逐步提高。大学生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主体力量，事关国家兴衰和社会长治久安。基于当前大学生伦理道德方面存在诸多亟需解决和完善的问题，我国高校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政策制度，为大学生创设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环境，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而为国家政治、生态、社会文明及各项事业共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宿珊珊 单位：许昌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松涛.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刍议[J].学理论,2012,28.
[2]邓晓宇.大学生家庭伦理危机与高校道德教育刍议[J].经济研究导刊,2012,30.
[3]李琬华.浅谈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教育[J].阴山学刊(自然科学),2012,04.
[4]邓艳华.高校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途径[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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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SCI是一部国际性的检索刊物，包括有：自然科学、生物、医学、农业、技术和行为科学等，主要侧重基础科学。所选用的刊物来源于94个类、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这些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一定数量的中国刊物。SCI选择期刊比较科学，它运用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考虑了期刊的学术价值，在选用的3400余种期刊里包含了国际上较为重要的期刊。它所择取的80万条论文，可以说是集各学科之精萃。因而，它成为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并将其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多寡，看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及其科技实力指标之一。SCI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学术界密切注视的中心，争相角逐的焦点，世界公认的文献统计源。SCI的这些优点对科技工作者查阅最新文献、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科研立项以及在具体的课题研究时及时了解国际动态都有很大帮助。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二、EI
《工程索引》（TheEngineeringIndex，简称EI）创刊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每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收录文献几乎涉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例如：动力、电工、电子、自动控制、矿冶、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EiCompendex数据库从2009年1月起，所收录的中国期刊数据不再分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EI对稿件内容和学术水平的要求：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的工程论文,包括的学科有:
——机械工程、机电工程、船舶工程、制造技术等；
——矿业、冶金、材料工程、金属材料、有色金属、陶瓷、塑料及聚合物工程等；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结构工程、海洋工程、水利工程等；
——电气工程、电厂、电子工程、通讯、自动控制、计算机、计算技术、软件、航空航天技术等；
——化学工程、石油化工、燃烧技术、生物技术、轻工纺织、食品工业；——工程管理。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攻关项目、"八六三"高技术项目等。
3、论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有创新。EI不收录纯基础理论方面的论文。
三、ISTP
《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toScientific&TechnicalProceedings，简称ISTP）创刊于1978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索引收录生命科学、物理与化学科学、农业、生物和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会议文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其他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ISTP收录论文的多少与科技人员参加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多少或提交、的多少有关。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占被收录论文总数的64.44%。在ISTP、EI、SCI这三大检索系统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该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比较全面，可以说它是集中各个学科高质优秀论文的精粹，该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视的中心和焦点。ISTP、EI这两个检索系统评定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的质量标准方面相比之下较为宽松。
四、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简称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所涉及学科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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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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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设计扶贫;成效和问题;必要性;路径策略
引言
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没有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而当下，正是脱贫攻坚阶段。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这是对脱贫攻坚在我国经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中所处位置的准确判断。[1]精准扶贫是一项国策系统工程，随着乡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到达提质共建，提升文化生态内生源动力的时机，艺术设计恰好能够起到“重塑”和“孵化”的作用。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系统性方法论，通对文创产品、非遗、文创产业的挖掘和开发给予品牌赋能，帮助农民建造可持续的再生造血系统，促进贫困地区的文化提升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
一、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面向社会、服务社会。而服务社会就必须融入社会，深入到生产、建设、服务、流通等第一线。中国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农耕文明体。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约12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占到75%。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发展，现在近14亿人口，依然有9亿农民，占到64%而且，这些农民，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伦理结构，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并无本质区别。而城市人口，绝大多数也是通过近代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考学、参军等途径来到城市。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也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烙印。这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大体上来说，农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陋习严重、惰性也很大，加之文化欠缺、自身造血不足，贫困在所难免。高校艺术设计精准扶贫旨在从技术层面和文化产业层面给予农民的帮助。技术扶贫同文化产业扶贫是一种渐进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扶贫路径，技术扶贫为文化产业扶贫提供条件。文化产业扶贫，从策划到品牌，从资本到产品，从商业到农业，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协作式社会创新体系。从修复乡村风貌、开发文创产业、吸引年轻人回乡、转变他们消极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增强致富本领和文化自信始，到参与掌握其经济项目的运作能力、法律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市场经济适应（生存）能力，激发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终。因此，文化产业扶贫是改造贫困文化、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和根本，[2]最终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艺术设计扶贫一方面是“技术扶贫”，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扶贫”、“技术扶贫”，可以通过培训、帮扶、传承和挖掘非遗技能，使贫非遗技能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往往是独特的原生态文化得以保存），保护手艺人的生存底线，促进自身造血功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文化产业扶贫”通过文化资源IP的挖掘和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继而开发文创产业，这样，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服务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文旅产业以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人，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对自己生存发展方式的不断设计，社会得以进步。设计才终将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也必然成为设计之魂。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扶贫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对推动文化扶贫，尤其是文化事业扶贫起到了促进作用。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将文化扶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6月，文化部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2]文化，它包括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如集体组织、伦理道德、制度法规、经济关系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当前艺术设计扶贫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文化产业扶贫。各地党政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及下拨扶持资金，譬如通过文化活动、电子商务、企业、非遗传承等和农村农民农产相结合，实施文化＋旅游开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取得一定成绩。
三、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的现状是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还严重滞后表现在：
（一）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体系建设滞后
高校设计艺术学科，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建成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的学科体系，但是随着国家号召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艺术设计学科在精准扶贫上行动缓慢甚至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所需求的综合性设计人才培养的需要，专业教学缺乏实践性与交叉性的融合。精准扶贫要求设计学科面向社会、面向农村贫困地区解决有关文化教育、产业振兴、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需要的是学科资源整合设计服务，要将单一、封闭、狭窄的设计服务，变为多维度、复合性强的服务设计，因此给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师资水平急需提高
有些高校教师人文素养不高、知识结构单一陈旧、教学观念落后，对于精准扶贫知识储备不够，对乡村振兴认识不足。其次缺乏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虽然教育部强调“双师型”但比例严重不足。产、学、研没有落到实处。师资教学实践能力不强，很多教师没下过企业也没到过农村，只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缺乏导致教学效果空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要投身于精准扶贫，高校艺术设计师资水平急需提高。
（三）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缺乏创新
当下，艺术设计教育的产出与中国产业需求错位的状况日益严重，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更是缺乏具有创意设计的人才体系。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艺术设计是文化产业的集大成者。然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单一、项目设计的能力有限，显然缺乏核心竞争力。
（四）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
目前，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使扶贫也往往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记忆。中国传统村落及贫困地区非遗资源非常丰富、区域分布广，其复合性、神秘性、特异性、原真性等特质明显，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质和优势。非遗项目或产品是可以作为特色文创品开发和打造的，做的好可以“点对点”精准扶贫。从目前活态传承角度看，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一些老手艺传承乏人，逐渐形成今天“人走艺绝”、技艺失传的危机。要留住“老手艺”前提就是保护好传统工艺方法。还要保护中创新。没有创新的保护没有可持续性。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校要做非遗工艺保护和传承工作，构建“大师+工作室+项目”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并将培养传承人、培训农民纳入课程体系。要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传承，协助农民主体走上产业化致富之路精准扶贫。
四、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做好精准扶贫的对策和途径
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扶贫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对推动文化扶贫，尤其是文化事业扶贫起到了促进作用。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是重点培养文化产业设计人才的地方，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践探索艺术设计介入精准扶贫途径。
（一）在地文化资源转换成乡村旅游品牌IP
旅游品牌是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作为内容来源，从开发方式、营销手段到产业模式深度挖掘资源地的IP价值，通过艺术设计基于一定的资源体系创造符号价值赋予新的价值的生产过程，形成以独特价值为核心的经济形态，这就是品牌经济的体现。如今是跨界融合的时代，品牌价值就等于市场价值，品牌价值将帮助农民致富。目前来看，农村急需开发和挖掘在地文化价值，文化遗产的有效应用，采用策划设计方法，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手段，扩品种、创品牌，与相关产业实现跨界融合。提升在地的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民产业扶贫。
（二）文创产品驱动助推精准扶贫
艺术设计要研究如何激活农村手工艺活态化传承。在保护中开发文创产品，利用在的资源，重新设计改良传统工艺和新材料研发，让手工产品即有现代生活的实用性，又有大众的审美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在地的文化精神。为此，艺术院校应当尝试与当地手工艺人形成新的协作系统，在梳理保护原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塑造文化认同感，通过将产品创造性转化赋予当地手工生产以活力。（产品赋能）将品牌力作为精准扶贫的发力点，重塑品牌关系将区域特色产品打造成精准扶贫的品牌亮点，带动区域脱贫。
（三）设计服务驱动助推精准扶贫
艺术设计学科可以利用互联网+和ar新技术的知识，协助搭建新的生产消费系统和实现体验生活方式的乡村旅游服务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将综合考量政策、商业及资本问题，以在地的实际问题与国家政策对接，赋予系统驱动力，通过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认知，以及对文化资源IP的重塑和孵化，利用大数据在互联网+的模式下实现推广和营销，产生接地气的艺术设计营销解决方案。
（四）非遗保护和开发
用技术助力非遗老手艺传承。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时代需求，要激活这些手工艺，就需要重新改良传统工艺和材料体系，让手工产品与现代生活及日常审美产生新的连接。为此，艺术设计应当尝试与当地手工艺人形成新的协作系统，在保持原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将产品创造性转化赋予当地手工生产以活力。继而帮助农民智力激活贫困人群的原生动力。吸引外出打工青年返乡一对一帮扶，设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即非遗工作站，帮助农民打造“一村一品”，用艺术设计手法结合在地文化建设乡村景观节点、特色旅游线路，以及改造设计有思想、有文化、有人情味的乡居形态，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
（五）建立扶贫考核制度
将艺术设计扶贫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纳入精准扶贫体系建设中，设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工作的专项考核指标体系。学校各级党委和领导要高度重视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工作，建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的专门学术机构，注重田野调查及顶层设计，从精准扶贫工作的源头为艺术设计开辟服务空间。建立艺术设计学科有效的精准扶贫工作的考核制度，注重艺术设计学科课程设计的广泛性、长远性，让在地农民参与考核的精准扶贫体系。
五、结论
扶贫是一项高度复杂且需创造性的工作，设计恰好能够起到“协调人”的作用。精准扶贫关键是文化扶贫，文化扶贫往往通过艺术设计得以实现。藉此，艺术设计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上融汇贯通，发挥着其他扶贫工作无法取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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