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经济范文1
首先，科技研发程度有相当大的差距。2001—2005年的“十五”规划目标要求，到规划结束科技的研发强度需达到1．5％以上，这一目标却在2008年得以实现。现今全国的科技研发和发展强度仅达到全国总投资的1．7％。
其次，自主研发的技术项目较少，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外贸依存度较高。在对外贸易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比例低，低于所有比重总和的10％。发达国家对自主创新产权的管制不断加强，我国大多企业仅注重投入产出的短期效益，因此，对短期无法形成利益的科技研发项目投资较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还较多的依靠投入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较低。
再次，存在自主创新的理念差距。根据科技的发展局势，对于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我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跟踪模仿过去政策的现象。企业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体，作为利益的追求者，很难将主要工作放在对原始工作的创新上，因此，我国的自主创新还需极大的提倡和发展。
最后，科技创新的质量较低，依旧发展粗放型经济模式。例如我国高铁的发展，许多人认为它是科技进步和经济质量提升的标志工程，但高铁事故的频发，使得高铁技术受到了不断的质疑。在每年的专利授权与申请中，发明的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使得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质量低。
二、如何处理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不协调问题
1转变经济模式，发展自主创新
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上来看，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创新和发展。在经济的发展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和技术增长的模式后，我国也紧随其后并向自主创新模式演进，促进科技与经济同步增长。改变以前经济发展忽略自主创新的观念，优化对外经贸政策并进行重组，改变传统的依靠出口贸易的发展模式。并且对科技知识的产权加大保护力度，占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2建设技术市场，为创新提供平台
我国经济和科技的结合点是技术市场。技术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是实现产业化的必经之路，对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若要做好技术市场的建设工作就必须在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创新科技技术等方面多下工夫。首先需建设具有显著功能的技术市场；其次，明确技术市场的发展思路。而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自主创新任务的根本，技术市场的产业化和成果商品化的形成，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推进了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
3注重顶层的设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经济与科技的结合需要政策的重点支持，并且从顶层对科技和经济的实力进行同步提升，形成经济与科技的政策协调发展。首先，将科技技术进行合理性与先进性的有机结合，以便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经济的差距。其次，协调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优化财政对技术创新与引进的支出结构，合理引进外资技术，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的支持。
4加强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
科技与经济范文2
在清政府还提倡 “重农抑商”的政策时，西方资本主义经 济已经繁荣发展。所谓的 “抑商”不仅是对小农经济发展的阻 拦也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封锁。我们知道的商科不分家，科技 促进商业，带动经济，反过来经济不发达抑制商业发展进而减 缓科技进步。商业与经济，商业与科技，科技与经济，形成了 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
近代中国重农抑商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果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原材料市场短缺和市场狭小的难题，导致殖民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他们的侵略之路，而中国成为了第一选择，这决定了中国科技落后的悲惨命运。西方资本主义将“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向了经济，科技，政治，军事落后的中国，企图在中国夺走原材料市场，并将科学技术的成果销往中国，使得近代中国变成西方科学技术发展上强而有力的“供给仓”，并用商业市场卷走封闭中的近代中国的大部分钱财。
二．经济与科技的辩证关系
社会经济模式是促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本质的因素。恩格斯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的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中国历代君主政权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强制推行农本主义，采取民间禁矿、禁海政策，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这些政策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人们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基本摆脱了需要交换才能完成的经济结构。所谓“男耕女织”就是这种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
其次，从古至今，中国一直“以农立国”，农业经济结构在整个封建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经济是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而科学技术是研究事物及其规律得到的理论、手段来创造为人所使用的对象工具。而人们创造工具是为了提高效率创造价值，进而产生经济效益，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了内在的联系。美国占有世界霸主地位，一是由于其黄金石油储备，二是因为其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可见美国在先进科技带动经济发展。科技促进经济，经济带动科技;反之，科技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经济减缓必将抑制科技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又相互抑制，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富强和在世界地位的最终体现;科技发展则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前提。科技与经济共同发展的统一，可以带领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由贫到富。
转念当下，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被列入自主创新型国家行列，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就是本国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30%以下的国家。而我国已经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也就是说对科技贡献率的增加将促使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减少，资金外流减少，回流增加，GDP总量和人均GDP占有量上升。进一步阐明了科技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科技离不开经济，经济离不开科技。
科技与经济范文3
1.国家专有因素与科技发展
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文化环境中。因此，人在追求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中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必然受到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现在，科学技术是形成竞争优势和经济实绩差异的主要来源。在创造并利用新技术以保持领先地位时，国家专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专有因素是指与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制度与思想观念等相联系，同时对创新绩效有直接影响的诸多因素。价值观念、大众偏好等经济文化因素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表明，一些国家虽然出台了关于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但技术创新水平却没有明显提升，其原因就在于正式制度设计与经济文化不相容。二战结束后，推动日本迅速崛起并迈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诸多因素中，经济文化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日本经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至上”，以科学技术增强国家自主性、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根深蒂固。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强调企业目标、社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协调和统一。这样一种经济文化理念，既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也使企业容易得到政府支持，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从而推动了科技快速发展。
2.经济文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从实际过程来看，技术创新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经济文化形成后，会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它可以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调节，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规范和引导技术创新行动，形成新的社会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的生长点是经济文化的重要功能。从现实来看，经济文化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与科技发展绩效，而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关注推动科技发展。一方面，经济文化通过改变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影响其创新行为；另一方面，经济文化能够发挥制度上的调节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可以说，在高新技术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焦点的背景下，经济文化确立了一个社会普遍适用的价值标准，从而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起着控制和引导作用。这一功能的发挥，就是经济文化对经济活动及经济行为的组织协调。换言之，经济文化能帮助经济主体了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趋势与规律，正确认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
二、经济文化视角下中国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1.现有经济文化是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对既有行为模式和社会秩序格局的强烈维护倾向是中国经济文化的突出特点。这一特征对于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可能形成心理与行动障碍。当其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切合度较高时，经济文化就能够顺利推进科技进步进程；而一旦其价值规范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有冲突，经济文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方向。对经济总量扩张的高度关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文化氛围下，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缺少采用先进技术的压力与动力。即使有些地区将追求自主技术进步放到了重要位置，由于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形成之间的时滞关系，政府官员在其他地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现实利益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本地区的发展方式转变有所保留。数量型增长模式下，只需采取“工艺创新”这一创新方式就能够满足市场和经济体自身的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进行的。虽然这种文化能够在短期内起到对经济总量上升的推动作用，但无论是对自主创新还是合作创新都有相当的阻碍作用。以GDP总量追求为特征的这种经济文化渗透到企业中，成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必然妨碍技术进步。这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转变过来的重要原因。
2.灰色技术大量使用
技术使用过程中，如果消费者缺乏对技术的全面评价，同时社会又缺乏对生产者的监督，那么就有可能使一些游走于法律与伦理边缘的技术进入生产流程，进而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这类技术就是灰色技术。诸如医疗领域的“肖氏反射弧”技术、性别检验技术、中枢神经系统手术戒毒技术、硫磺熏蒸中药材等，食品安全领域爆出的“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和明胶事件以及媒体披露的海产养殖业大量使用抗生素等，都属于灰色技术范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技术的采用，必须以文化理念上的率先变革为前提。灰色技术在当前中国的泛滥，是文化理念偏差的必然产物。首先，这是技术采用者对经济利益无度追求的结果。“瘦肉精”事件披露后，虽然双汇集团向消费者表达了歉意，但双汇负责人称双汇因“瘦肉精”事件受损超过121亿元，以及生猪一一检查导致全年增加检测费3亿多元的表态，让人感到利益才是采用灰色技术企业首要关心的问题。其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目前我国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食品、卫生行业由于人们的强劲需求，很多企业都把经济规模的扩大当做主要的经营理念，仅仅是从一定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角度思考技术选择，很少从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及经济文化趋势方面认真思考技术路线。技术创新必须坚持技术性与市场性的协调与统一，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需要考虑本国的经济文化环境，更需要认清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强，归功于良好的市场经济文化作支撑。相反，中国灰色技术的大量推广使用，与人们对这类技术的效用认识不清有关。
3.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缓慢
经济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高新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快速拓展是当今时代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代，任何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对自主科技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但自主创新能力还很差。对经济总量增长短期效益的追求，是造成中国自主技术进步困境的文化根源。一直以来，我国奉行的是赶超型的经济政策。由于赶超首先是数量上的赶超，因而使得“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成为我国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文化价值观角度看，在于企业以消极的基本假设和核心理念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强调追求自主创新风险太大，成本太高，背离了我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获得，说明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寻求支撑经济大国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本世纪头20年，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版图孕育变革的关键机遇期，为形成未来竞争优势，我国亟需在经济和科技政策上同步采取深刻变革并谋求更大发展。“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任务提出多年仍然没有完成，关键就在于跟踪模仿是过去30多年间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主流的经济文化导向密切相关。以数量增长为特点的经济文化本质上是保守的，风险意识薄弱，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上缺乏改变现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对外界变化有相当大的抵触意识，创新动力不足。如果不推动经济文化的转变，我们的技术路线即使能够摆脱保守状态，仍然只会停留在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阶段，自主创新模式不会真正成为人们的现实选择。
4.社会资本应用的负效应明显
如果外部环境能够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预期，那么企业自主创新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减轻，而通过培育社会资本、维持现有技术来获得利润的冲动则相对增大。换言之，社会资本的存在与作用发挥，使得中国部分企业家将注意力用于非生产性创新而不是生产性创新，直接削弱了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动力。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发展主义和政绩考核观念的结合，使得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总量的上升有一种强烈的渴求，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依靠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区域间经济竞争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将政策优惠作为吸引企业在本地发展的主要手段，而非特别关注技术进步状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加之企业家精神的缺失，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而仅仅考虑短期的利益获取，因此在企业战略选择上，同样缺乏对技术进步的深切关注。特别是，为了为自己的发展营造空间，企业不得不拿出大量原本应用于投资技术的资本来营造良好的政企间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水平的提升，弱化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说，社会资本的运用，强化了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创新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经验表明，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实现超乎自身想象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许多技术创新的成功都归功于远大目标的制定。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技术进步缓慢，就在于这种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三、更新经济文化理念，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1.认清经济文化的时代特点，实现增长动力源转换
文化价值观对企业能否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培育创新文化是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经济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语境中，任何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都是对当时及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某种反映，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更。就当代来讲，经济文化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高科技含量与日俱增与信息经济逐渐扩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新特点使科学技术成为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一要素。在以信息技术变革为主要特征的21世纪，经济模式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使得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市场经济主体只有适应这一趋势，才能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在发展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文化问题上，我们重视得还不够。知识经济是一种以知识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中，知识或者说技术不断取代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必须要增强创新与变革意识，以灵活多变的运作方式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政府、社会和企业必须密切合作，努力将在科技创新上表现消极的经济文化转变为相对积极的经济文化，并在各个层面重新检讨执行力。惟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科学看待创新风险，形成健全的科技文化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要求企业必须培育鼓励冒险、允许和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目前中国经济文化距离这一要求还相差很远。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官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深刻影响了经济发展。官僚文化的内部特征是等级性和程序化，对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创新的风险总是估计过高，而且较难容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并领先于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限制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说明，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的科技进步就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人口众多是从封建时代就开始的现实，但是在封建时代，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目前的人口压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在技术上无所作为的借口。如果我们真正从民生改善出发，实现工资与GDP增幅一致甚至工资增幅超过GDP增幅，那么必然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现实的压力，企业家才会为了维持利润率而致力于技术革新。因此，在思考科技与经济发展时，必须在全社会培养对技术创新风险性的科学认识。当代世界，价值创造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来讲，如何形成与赶超国向先导国地位转变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尤其是科技文化，是设计未来发展模式的重点。特别是，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现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契机，营造合适的经济文化氛围，使我国经济发展真正走上依靠自主技术进步支撑的道路。
3.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推动自主科技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自主科技的发展，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来进行。只要企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必然会努力寻求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从本质上说，注重自主创新，对企业来讲，是一种战略型社会责任。它要求企业将管理目标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在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和谐的基础上推动自身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企业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条件与资格才能具备。虽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改善，但这却是奠定企业履行法律、伦理、慈善等其他方面责任能力基础的有效途径。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环境系统中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过程。灰色技术的大量使用表明，一旦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发生偏差，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科学技术就会对人类带来危害。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让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适用性和前瞻性，避免因为不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而影响产业化与企业的持续发展。
4.发挥政府作用，实现经济文化制度化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重塑经济文化促进科技发展，仅仅考虑企业层面是不够的。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文化的再塑是不可能的。要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将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争取让企业在观念上真正重视科技自主创新的作用。要认识到，国家层面正式规则明确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行的和不可行的，能够促使经济主体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推动一种社会规范的建立，最终形成一种具有阶段特性的文化。技术创新本身包含制度创新，其中对技术创新影响最大的是激励制度。
科技与经济范文4
l研究方法、变蕞选取和数据处理
1．1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问的关系进行分析，所采用的主要计量方法：(1)首先，采用ADF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即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四个时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确实其单整阶数。(2)其次，如果ADF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序列具有同阶肇整性，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3)在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二者之I．日J的短期动态关系。(4)最后，利用Grange因果关系检验来考察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1．2变量选取
1，农业科技资源。农业科技资源是农业科技人力资源、农业科技财力资源、农业科技物力资源及农业科技信息资源要素的总和，是由农业科技资源各要素及其子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系统。本文中的农业科技资源的度量主要由农业技术人员(H)、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RD)、农业机械总动力(肘)来体现。
农业技术人员：指从事农业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农业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农业科技人员数量最能代表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状况。
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研究与开发机构的R&D活动增强了我国农业领域的竞争能力，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对促进我国农村科技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状况则更能真实地体现科技活动经费的实际投入与使用状况。因此，选择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指标来代表农村科技财力资源。
农业机械总动力：主要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一定程度反映了农业科技物力资源的水平。
2．农业经济增长(y)：该指标用农业总产值来表示，即农林牧渔总产值(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代表性。
1．3数据来源与处理
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数据分别来自1990—2008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于个别指标所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了修补。
由于对数变换并不影响原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且对数变换往往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等4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可得到对数变换后的新变量记为LNY、LNRD、LNH和LNM。
分析软件采用的是Eviews5．1。
2实证分析结果
如果直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有可能出现“谬误回归”的情况，导致不可靠的推论，并且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进行协整分析，所以在协整分析前，有必要先检验LNH、LNM、LNRD和LNY四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常用的方法是DF检验以及它的扩展形式ADF检验，后者带有变量滞后项，以消除自相关的影响。研究采用ADF方法对变量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和二阶差分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原始序列LNY、LNH、LNM、LNRD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跟的假设，因此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序列ALNH、ALNM、ALNRD、ALNY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ALNRD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但二阶差分后的变量A2LNH、A2LNM、A2LNRD和A2LNY在l％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H—I(2)、LNM—I(2)、LNRD—I(2)和LNY—l(2)，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2．2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
上述单位根检验表明变量LNY、LNH、LNM、LNRD都是二阶单整变量，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LNY与LNH、LNM、LNRD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的方法，目前主流的方法有两种：(Engle—Granger)E—G两步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序列有确实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滞后阶数为1，得出检验结果(见表2)。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LNY、LNH、LNM、LN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将农业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科技资源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dx_-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得到如下回归方程：LNY=一11．733+2．743×LNH一1．279×LNM+1．0915×LN兄D(1)t值=(一6．43)(5．41)(一2．89)(5．52)R2=0．9766F=209．2018DW=1．006根据各统计量的精确显著性水平，可知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高度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76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o．972，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且F统计值为209．2018，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令E表示上述回归模型残差，根据E=LNY+11．73298552—2．742980416×LN日+1．279462888×LNM—1．095938477×LNRD得出残差序列，并对残差稳定性进行检验。表4为E的ADF检验结果，由于ADF统计量为一3．叭l794，小于显著性水平0．01时的临界值一2．728252，可认为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1，进而再次验证序列LNY和LNH、LNM、LNRD具有协整关系，式l即为协整方程。#p#分页标题#e#
由式(1)可以看到：在样本期内，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弹性分别为2．74、1．09和一1．28，且高度显著，其经济含义为：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每增加1％，则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2．74％、1．09％，这充分说明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科技财力资源投入的增加会有力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发展的弹性为一1．28，说明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不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即农机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的负值，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在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且主要集中在某几个省份的状况下，将农机总动力引入模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偏差，结果很可能使得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科技经费投入的效果被高估了，故该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Ⅱr能是因为农业机械分布不均衡，地块细碎化、土地类型差异导致不适宜机械化而且使用机械成本过高。
2．3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无法得知这些变量偏离它们共同的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目的在于研究因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根据Grange表述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y)：如果变量X与Y是协整的，则它们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误差修正模型既能反映不同的时间序列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
通过上述的JJ协整检验，我们得出四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对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其短期动态均衡情况，增强结果的可信度。下面利用E—c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ALNY=2．317×ALNH一0．066×ALNM+0．542×ALNRD一0．595×E(一1)(2)t值=(2．892)(一0．116)(3．119)(一3．257)R2=O．512，DW=1．080．AIC=一4．060，Loglikelihood=40．54。
式(2)各t统计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F统计量显著，LM检验也表明不存在自相关，模型整体效果比较好。
误差项的系数为负数，说明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偏离均衡时，将会以59．5％的幅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2．32、0．54和一0．07，即短期内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分别为2．32％、0．54％，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使农业经济产值变动一0．07％。通过长期与短期弹性的对比发现，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其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农业机械的短期产出弹性大于长期弹性，即农业机械的功能在短期内就可以体现出来。
2．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如下：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原因；否则，称为非Grange原因。同时，Granger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都是无效的。Grange检验结果见表5，表中的第一列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零假设，第_-歹ul数据为F统计量的数值，第三列的数据为F统计量在零假设成立时的概率显著性水平，第四列为滞后阶数。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本文采用AIC最小原则来确定滞后阶数。
在10％显著性水平下，我们认为农业技术人员(LNH)是农业经济增长(LNY)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经济增长(LNY)不是农业技术人员(LNH)投入变动的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单向Grange因果关系，农业技术人员(LNH)投入的提高或降低必然引起农业经济发展(LNY)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第三、第四个原假设，即农业机械总动力(LNM)与农业经济发展(LNY)呈双向Grange因果关系；同理，在5％显著性水平下，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LNRD)是农业经济发展(LNY)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姜涛(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9。，而农业经济发展则不是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Grange原因，也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机制还存在深层次问题。3结论与建议本文选取了能够代表农业科技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展开了农业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如以下结论：(1)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即LNH—I(2)、LNM—I(2)、LNRD—I(2)和LNY—I(2)。
(2)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3)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之间也存在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方程的误差修正系数均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农业科技资源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59．5％。
(4)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从农业R&D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针对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结果，我们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注重农业经济运行中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即实现农业的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具体建议如：(1)合理配置农业科技资源并高效利用。农业科技资源开发利用不够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真正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用的科技成果缺失¨…。同时，应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支撑作用¨“，着力对水、土、气和生物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农业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与重建、外来入侵生物风险评估与防治等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逐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并为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持。
(2)构建农业R&D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虽然近几年政府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但各级地方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的短期行为比较明显，且仍沿袭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以致农业科技投入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力度不大，持续性不强，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从长远看，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在采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p#分页标题#e#
科技与经济范文5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过程，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直接影响经济政策实施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目前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现象说明，我们的经济文化还存在许多误区。为了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必要对当前的经济文化进行系统反思。所谓经济文化，既是指在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心理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1］，同时也是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在创新、创业、合作与竞争等经济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观［2］。因此，经济文化谈论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对科技的关注也应该成为经济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文化问题时，自然离不开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的研究。
一、中国在科技与经济关系处理上的成就与问题
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关［3］。在分析科技与经济关系时，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在不同经济文化理念下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上，即经济发展是以资本、劳动、资源、制度、技术哪类为主的问题。
(一)成就简述
从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来看，在科技与经济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变上。20世纪80年代，为了缩小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加速经济增长，我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科技战略，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现在，我国数百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继20世纪80年代提出经济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任务后，1995年又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21世纪后，面对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加剧，2001年起，国家开始调整科技发展战略，适时提出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大力谋划创新型国家建设: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出台，并公布了详细的配套政策;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颁布，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有助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科技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应该说，在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上，我们的理念转变已经完成。
二是体现在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投入不断增加。在理念转变作用下，我们对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认识日渐清晰，科技投入不断增加。2001年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R＆D强度达到1%)。2010年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R＆D人员318．4万人;全国R＆D总经费5802．1亿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平均增长23．0%;R＆D经费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比200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与日本相差无几，这说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正是出于对形势的科学判断，我们才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命题，从而使我国科技与经济关系的处理带有了鲜明的经济文化时代特色。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科技与经济协调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依然存在，科技短缺情况依然严重。
一是研发强度有差距。2001年通过的“十五”规划要求，研发强度到2005年要达到1．5%以上，但实际上，这一目标到“十一五”中期的2008年才实现。目前，全国统计的R＆D强度达到1．70%，但是高于这一比例的省份仅有北京、天津、上海、陕西、江苏、浙江6个省市。一些经济大省如广东、山东、辽宁等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说明我国还未真正走上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
二是自主技术少。我国是世界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很高。不过在出口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很低，还不足10%［4］;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科技管制不断强化的今天，尽管国家层面上形成了对自主科技的高度需求，但在微观层面，企业往往是从短期的投入产出比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不高。
三是自主创新理念上的差距依然存在。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在科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开发再创新作为自主创新的三个内涵，后来又明确，外资企业可以视为中国制造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跟踪模仿政策的一种延续。作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基于利润考虑，很难将工夫放在原始创新上，从而导致中国自主创新的质量大打折扣。
四是科技创新质量低。中国还没有走向价值增长之路，依然是粗放型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以我国高速铁路发展为例，国人将之视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科技进步的标志性工程，但国外对我国高铁技术的质疑不断出现。尽管中国方面表示，高铁技术是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但同时也承认，为了引进这些现有技术，我们支付了大量的专利费。中国现在每年申请与授权专利构成中，发明专利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提醒我们，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质量还很低。
五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战略意识欠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按照西方大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压力，实现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而且，为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了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从而为我国技术进步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然而，2010年下半年部分地区出现的拉闸限电现象说明，地方政府与企业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关注中，缺乏对经济文化时代特性的感悟。
二、经济文化视野下的科技与经济不协调原因分析
人在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中需要不断地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由于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判断与选择不可能摆脱诸如价值观、传统习俗、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影响［3］。从经济文化视角看，我国科技与经济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由以下原因造成:
#p#分页标题#e# (一)传统经济文化中存在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因素
国民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受不确定规避倾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权力距离大小、刚性和柔性倾向等文化因素影响［5］。在上述四个文化维度中，我国有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因素要大大低于不利于自主科技创新的因素。对这个问题，以研究国民性著称的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分析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工业化中失败时也曾做过分析。他指出:“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是对中国工业化失败原因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6］298他认为，虽然相互依赖对于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羁绊了人们的独立性、创造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状况不改变，作为整体的文化就只能保持相对的停滞，中国的社会就不能富强进步。“因为经济收益不是他们安全感的主要源泉，人们也不强调经济收益的作用”［6］306。既然这样，国民显然很难在内心里产生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深刻关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于创新驱动型，科技研发、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在国内产业结构中比重较高。国内企业与学者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经济行为。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后，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加快技术转移与升级步伐。但是，部分发达省市却担心这样做造成本地的“产业空心化”而积极性不高。其实，支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主要来自于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在技术创新形态上属于跟踪模仿型。在今天的社会和组织中，人们日益靠知识而不是技能来工作，知识胜于技能［7］123。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我们的认识不是很清醒。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来维持领先地位，这些观念在我国是稀缺的，并没有成为经济文化的主流。缺少这样的氛围，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必然被延后。
(二)经济发展理念重塑不到位
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学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可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能够使群体成员对相关问题形成正确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8］。这一特点告诉我们，作为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经济文化理念的偏差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失当。中国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大国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重塑没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了发展新的经济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对如何定位自主发展等问题，我们重视得还不够。经济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中，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高科技含量与日俱增、信息经济逐渐扩展是目前经济文化的主要时代性特征。经济主体只有适应这一要求，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竞争能力，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9］。但是，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特别是多年间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惯性思维，使得我们缺少一种通过观念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对公害问题、石油危机的压力，日本实现环保技术与节能技术突破的案例告诉我们，制定建立在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上的经济科技发展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不过，在科技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已经过去10年的今天，在短期的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的技术进步这一问题上，拉闸限电现象说明，我们的认识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战后日本科技与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经验提醒我们，经济文化理念中确立对科学技术的真正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三)经济成功的包袱沉重
有人曾经将日本的发展定义为“适者”模式的典范，即保持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对策来追求成功。其实，“适者”模式需要的不仅仅是扭转逆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善用机会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容易受到“持续成功”的威胁，受到“小成即满”的威胁［7］123。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在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上存在的问题，人们对我国在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中面临压力的认识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20世纪80年代，日本领跑亚洲大陆经济，但是，在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化学、基因遗传、软件和金融等方面，日本与美国相比差得很远［7］序言，2。不过，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巨大冲击，使日本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世界大转换———网络化的信息技术这一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认识不到位，依然沉迷于过去的成功中而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重视不足，由此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其实，无论是冷战期间日本的成功，还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以赶超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完结之后，如何迅速形成能够承上启下适应国内外巨变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常见的情况往往是，成功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越容易陷入“成功的包袱”，越会滋生对支撑以往成功的制度、习惯、政策等模式的过分依赖，乃至心理麻木［10］。中国目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需要追赶的对象已经不多，应该到了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候了。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更要关注这种总量增加是由什么因素支撑的。换言之，赶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自己开拓新的发展模式，必须摆脱从短期的“成本—收益”角度进行技术创新的惯性思维，要勇于挑战自主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经济文化中这种意识的缺乏，是造成我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与科技地位不相称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文化视野下的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设计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不过，由于经济文化理念方面的偏差，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我们有必要从经济文化层面入手，对如何协调科技与经济关系做出政策设计。
(一)推进经济文化的时代性
高度重视现代科技在经济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过程中的作用是当代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例如:对于中外经济摩擦，我们更多的是试图从共享性发展这一角度说服相关国家改变做法，而没有意识到正是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被动状态。这种情况说明，要形成与经济文化的时代特性相适应的主流经济文化理念是多么的困难。面对日本经济低迷时期凸显的中日经济竞争，日本人提出，政治上的摩擦是个别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哪一方能够努力把用于政治摩擦的能量转化到提高教学质量、扩大设备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附加值上去［11］53。可以说，对国际经济文化的这种深刻体验，是日本从“失去的十年”中走出来的思想根源。对中国来讲，如何适应世界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点，走创新型发展道路，同样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文化氛围。对于发展自主高新技术的反对意见，我们应该采取中川秀直那样的态度:在难以学会计算机的那些人中，说“计算机没有必要”的人很多。但是，就算你们是这样认为的，也请不要妨碍孩子们的教育和学习。因为这样会犯旧日本军队同样的错误。旧日本军队陶醉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拒绝一切军事技术进步，用目测能力和精神力量与用雷达装备起来的美军作战，结果招致了惨败［11］77－78。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与信息革命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缺少这一共识，对经济文化的时代特性认识不清，将会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样，导致经济的止步不前。#p#分页标题#e#
(二)寻求发展的新坐标
在中国，对技术跟踪模仿路线的迷信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思维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国外出于对中国科技、经济成长的恐惧而开始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时，这种情况仍然在持续。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发展自主科技，提升经济增长的自主能力;在经济赶超阶段已经结束(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日本马上提出要建立适应“先导型经济”的科技体制与政策，也就是要以“课题先进国”的自觉意识探讨21世纪的发展模式，将其作为开创新业绩的出发点［10］231。日本的经验说明，一旦经济追赶过程结束，民族国家就必须努力实现技术的自主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赶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能继续陶醉于经济总量上的繁荣，而要站在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前沿来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模式。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构建与“赶超国”向“先导国”转变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尤为重要。这样做，不是否定过去，而恰恰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创更为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明确，如同人的一生不可能只适合穿一个尺寸的衣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任何时代都适用的单一型号模式，也不可能有通用型发展模式。适当的模式永远是动态的，随时准备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10］205－206。对于中国来讲，日本战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经验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实现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各种附带问题的不断出现，关于发展的有效性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无论从经济、科技等哪个环节，发展的有效性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发展有效性的主要体现就是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的增强。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说，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从更深层次说，要解决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关键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特别是要实现发展的自主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的扩散与普及。知识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化形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信息、智力、能力及人才真正成为发展的战略性资源［12］。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单纯靠制造业是不行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而不考虑在产业链上位置的提升，是一种无效的发展或者低效的发展，是不符合可持续性原则的。文化能够影响技术进步。要通过科技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必须要考虑发挥经济文化的作用。面对国外的科技管制，我们要认识到，关键是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在经济还未走出困境之时，小泉内阁就提出日本未来50年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宏伟目标，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如果没有文化底层对国家自主性的深刻关注，是不会出台“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反观中国，如何形成健全的经济文化，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还满足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忽视对自主技术水平的关注。如果说20世纪末期，是人类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化，那么，面对日益增加的环保压力，21世纪经济文化的时代性应该加上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与节能技术这一点。充分认同时代观、时代的价值观，不拘泥于环保措施短期内对经营的局限性［10］35，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发展理念。
科技与经济范文6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科技；经济
现代服务业同人们起居生活密切相关，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力军，第三产业广泛发展与全国城市以及先进农村，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进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势下，科技对于其快速起飞的步伐起到了关键作用，信息技术水平的进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步伐，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前进的脚步，不论是现代服务业的有形还是无形商品，融入科技的因素都将会给服务内容带来丰富多彩的变化和高效益的服务产出。
一、现代服务业的内涵
（一）与传统服务业的比较
传统服务业主要以流通为基础需要而产生的交通运输、仓储、电讯、餐饮、物资供应、住宿方面的服务内容，该服务特点主要体现在服务较为低端、信息技术含量低、利用较多重资产、对人员要求也较低。现代服务业概念原于我党十五大报告，并于2000年引出了新兴服务业———旅游业、信息业、咨询服务、法律服务等新的思想理念。现代服务业同信息化技术的起飞同步发展，也在信息化经济下应运而生，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的服务内容，转而向轻资产方向进行服务，服务内容广泛，几乎能够满足消费者所有实际需求。
（二）现代服务业概念
现代服务业是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应对劳动分工、消费需求、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内容，包括两种服务：其一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将其由传统变为现代服务，例如运输、仓储升级后变为现代化物流、电讯变为高科技通讯等；其二是新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创新性服务内容，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提供高附加值、高水平的服务内容，满足人们生活以及企业发展所需服务。
（三）现代服务业特点
立足于新的服务点、应用创新型的服务模式提供具有高科技、高品位、高附加值、高环保、优质体验感受的集群式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最大特点。
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如今，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态势较为良好，并且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可供挖掘。其表现形式有金融、物流、电商、咨询、中介服务等应用于企业发展中的服务内容，教育、医疗、餐饮、旅游、地产、零售等关乎个体消费者的服务内容，公共管理、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公共信息等公共服务内容三个方面。在现代服务融合形式上，主要体现在服务延伸融合即一种服务周边存在多种其他相关的延伸服务、生产中间融合即在产品还未投放市场阶段某些相关企业就对产品生产进行需求下的供应、全方位捆绑融合即向顾客提供整套的服务内容三种形式。但是，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面临着发展动力受限、规章制度不完善、服务行业缺乏创新、制造性服务水平欠佳的问题。其中发展动力受限主要体现在现有服务业中小规模服务居多，中小企业资金有限故整体服务水平不高，而具备较大资产的国有企业因其正在进行服务改革，所以也难以带领整个服务行业共同进步；规章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现代服务业内部运作较乱，服务受到投诉的事故多，缺乏制度对其有效监管；服务行业缺乏创新主要体现在现有服务创新者居少数，大部分城市的服务水平还都比较低，创新能力有限，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发展；制造性服务水平欠佳主要体现在生产中间融合形式的生产服务企业自身制造技术低、效率低，难以占领较大市场，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现象。
三、科技对现代服务业价格的影响
（一）价格是经济学中产品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代服务业所出售的有形物质和无形服务都可以用价格表示出来，而科技对于现代服务业所出售的有形或无形产品价格制定上有着较大影响。科技水平的价值量会影响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价值，一般而言，有高科技因素植入的产品价格都会比普通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高一些，这是由于科技会对生产当中的人员水平、技术设备甚至材料使用价格上发生直接影响，进而波及到产出品的价格。研究科技对现代服务业的价格影响是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研究内容。
（二）科技价格对科技供给的影响分析
1.科技的供给曲线图。科技的投入主要通过许许多多的科研机构例如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数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培养众多研究员的形式，或者企业单独培养的技术研究专业人士，企业投入很多人力成本于研究领域，通过这些研究员对技术的研究开发，对现有科技做出进步性改造或者创新，从而应用于产品制造或者客户服务当中。图1展示了科技的供给曲线图，其中H表示用于科技的投入因素，G表示科技的产出值，该直线反映了科技产出值G与投入因素H成正相关。图2中K表示现代服务商品，G表示科技的产出值，图2表示不同科技产出值融入商品制造当中对应不同的某一类型商品。图3中P表示商品价值，K表示现代服务商品，图3表示融入不同科技要素的商品K对应不同的商品价格。通过图中线条形状显示可以直观地看出供给成直线上升方式，表明科技因素融入商品制造上无弹性存在。尽管如此，我国在商品融入科技因素方面还是有所调节的，对于一部分商品融入科技能够给予价格优惠，这样就能够实现科技供给受科技价值的影响较小一些，如图4所示。2.科技与现代服务业商品的供需平衡。科技的供给在政府的调节作用下受到科技价值的影响较小，甚至趋于平稳，寻找科技供给与商品需求的平衡利于更好地发展经济，图5展示了科技供应与商品需求的平衡点。3.科技对服务业价格的影响。科技对服务业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水平高的因素融入到产品生产会给产品带来高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会随着科技因素的越多而一直向上无限上涨，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产品的价格不会随着科技因素的加入而受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因子为零，即在所有的产品中在加入科技因素后仍存在均衡价格。
四、边际报酬递增与现代服务业
边际递增是指随着单位地因素增加另一因素会随之增加的多少，边际报酬递增就是指随着科技知识因素的单位增加对产品报酬产生的影响程度。边际报酬递增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成长产出上升状况研究指标，科技因素的加入使得这一指标呈现正上涨的趋势成为高概率事件。对于边际报酬递增的经济因素分析，主要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产品工艺流程进行科技改造，对产品生产设备进行创新加工，对产品零部件的选择融入高科技手段、对产品设计及创新引入优秀研究人才。众多因素的加入突显产品核心优势，增加产品竞争力，科技因素的加入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价格上涨，提升客户购买兴趣，从而以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或服务吸引众多的消费者，最终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带来更多的报酬收益。对于现代服务业提供者而言，边际报酬递增是有利的经济收益讯息，代表企业商品投入的科技因素越多，就会带来越多的商品或者服务收益。但是这种边际报酬递增持续的现象只针对要素市场背景下，商品报酬只是受到科技要素增加的影响，若要加入实际情况下经济的各种因素，则边际报酬并非呈现正增长趋势，这是因为实际的现代服务经济受到外界的因素影响较大，例如竞争因素就会可能造成边际报酬递增效果不那么明显，同时政治、全球经济大环境都会对产品报酬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五、结语
科技发展同现代服务业共同进步，现代服务业在科技的支撑下服务内容更加具体而有针对性，科技让现代服务业更加贴近消费者的所有实际需求，科技也带给现代服务业多种多样的服务形式和内容，科技让现代服务业更加具有附加价值，实现更高的产出效益，助力我国经济向更好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邵倩.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论坛，2018（3）：69-72.
[2]谢泗薪，戴雅兰.经济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联动模式创新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5）：9-15.
科技与经济范文7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党的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将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使二者耦合协调以引领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其中，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则为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供要素支撑。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积极探索两系统之间的耦合与互动关系，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单向关系：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或者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如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影响作用增强，促进了创新效率，且金融支持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影响更明显（孙伍琴和朱顺林(2008)、李颖等(2009)）（2）双向互动关系：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互作用，从长远看，两者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互作用（刘凤朝等（2007）、张元萍等（2012）、余立平（2013）、邵宜航等（2015））；（3）耦合协调关系：科技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关系，也不仅仅是双向互动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融合、彼此影响的耦合关系，从中国内地省际数据来看，中国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不佳（徐玉莲等（2011），张林和李雨田（2015）、张林（2016））。现有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研究多将目标定位为省际或者某一省市的区域数据，对15个副省级城市的研究相对较少。15个副省级城市作为各区域的重要城市，研究其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不仅对其自身还对周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较强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二、评价指标与数据处理
（一）“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张林、吴爱军等的研究成果，从金融发展环境和金融发展能力两方面构建金融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借鉴徐玉莲、王仁祥等的研究成果，从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两方面构建科技创新子系统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数据来源：本文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18年相关数据进行耦合分析。金融发展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地区金融运行报告。科技创新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各市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等。数据处理：为消除指标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先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进行赋权，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处理原始数据。结合本文指标方向性质（正向指标），本文采用以下公式：（1）其中，xij是i系统的j指标，xij，是标准化之后的数据，xjmax，xjmin分别是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标准化后，可能出现为零或为负的结果，不利于权重的确定，要进行坐标平移，方法如下：（2）式中：H为坐标平移的幅度，一般取0.01。
三、耦合协调模型的建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耦合度是用来比较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两个子系统通过其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称作耦合发展，其大小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在一定时期内耦合协调状态。
（一）功效函数模型。本文把U1假定是金融发展子系统序参量，U2假定是科技创新子系统序参量。Uij为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两子系统内部第i个指标的第j个变量，综合利用观测指标计算两系统功效水平，计算公式为：（3）其中λij分别表示两系统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由熵值赋权法计算得出，且。
（二）耦合度评价模型。“金融发展一科技创新”耦合度指是金融发展系统与科技创新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协同作用的影响程度。根据容量耦合概念和耦合系数模型，构建的耦合度模型将包括两个子系统，分别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两个子系统，其模型为：（4）公式中C的取值在[0，1]之间，反映“金融发展一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度，值越趋近于1耦合性越好，趋近于0耦合性越差。
（三）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但取决于各自的发展及相互作用，更重要的在于二者的相互融合、促进与协调发展。为准确反映两子系统协同发展状态，需要计算耦合协调度，以观察二者是高水平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相互掣肘。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两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5）上述公式中，D为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且T=α*U1＋β*U2，其中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分别表示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在两子系统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性及贡献度，即两子系统的权重。本文中两子系统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重要，特赋予两系统各0.5的权重，即α=0.5，β=0.5。
（四）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为准确反映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根据相关文献提出以下评判标准，如表2，以判断15个副省级城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两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两系统功效发展水平分析。根据上文功效函数模型（3），计算出15个副省级城市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功效发展水平，计算结果见表3，变动趋势见图1、图2。从各区域来看看，各城市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两系统功效发展水平状态不一，如图1所示，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深圳和西安科技创新系统综合序参量高于金融发展综合序参量值，表明深圳和西安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其金融发展系统深度稍显不足；广州市金融发展综合序参量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但与金融发展程度相比，科技创新能力略显不足。厦门和长春的金融发展指标平均值相对较低；深圳科技创新指标均值远高于其他区域，长春市明显低于其他城市。其中，广州、杭州、成都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两系统综合序参量差距尤为明显，且都为金融发展主导型。从两系统综合序参量的均值来看看，15个城市的均值分别由2014年的0.171和0.215增至2018年的0.269和0.385，且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上升发展趋势。从数值大小看，金融发展子系统综合序参量的数值明显比科技创新子系统的数值高，表明金融发展子系统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科技创新综合序参量发展就相对平缓，即金融发展子系统的贡献大于科技创新子系统，耦合系统表现为金融发展主导型，表明2014-2018年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较低。
（二）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上文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15个副省级城市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历年均值，计算结果如表4、表5所示，变动趋势为图3、图4：15个副省级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比较分析，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的只有1个城市：深圳，5个轻度失调，4个濒临失调，4个中度失调，1个严重失调，如表6所示。从城市耦合（协调）发展等级看，得益于深圳市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同时，深圳十分重视创新资源的培育，比如科研经费的增加或技术人才的培养等，使其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让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系统能够同步稳定发展。但是，深圳市以外的其他14个副省级城市几乎都处于失调发展状态，尤其是长春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仅0.176，相对较低，与其他省份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科技金融投资相对比较少，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环境相对较差，限制了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投资的积极性，也使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的作用降低。从各年份的耦合度来看，15个副省级城市的耦合度从2014年的0.478下降至2018年的0.471，同期的耦合协调度却在缓慢增长。由此可见，要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耦合发展，不仅要提高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耦合程度，还要保持两者相对稳定的同步发展态势，实现高度的耦合协调。本文的15个副省级城市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在2014年到2018年中呈现递增态势，但增长缓慢，仍然处于较低状态，截止至2018年，15个副省级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的总体水平仅为0.379，还处于轻度失调阶段，距离达到优质协调耦合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科技金融一体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五、结语
科技与经济范文8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这既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正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促使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只有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才能使“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据此,我认为,如何大力促进高等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既是当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大讨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跨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根本途径。
一、邓小平教育理论揭示了教育、科技、经济的相互关系
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大讨论和跨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应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首先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我体会,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揭示出教育、科技、经济(含社会发展,下同)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发展整体。小平同志以放眼世界的气魄,把握时代精神,高屋建瓴地把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直接联系起来。他不是把教育作为孤立的事物来看,而是从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待教育,揭示出教育、科技、经济之间的本质联系,指出它们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发展整体。其中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层,发展生产力主要靠科学与技术。针对当今世界(尤其在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已超过其它生产要素贡献的总和,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第三层,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小平同志的整个思路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又在教育。这样就通过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教育从本质上联系起来。早在1977年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讲得更清楚:“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并明确指出:经济、教育、科学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是小平同志教育理论的核心,把握了这个核心,就把握了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教育改革的方向。这个理论核心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也指明了我们改革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方向。邓小平同志教育理论的核心实质是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揭示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在教育问题上,主要研究教育是从属于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任何阶级社会,教育都有阶级性,教育作为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为巩固和发展本阶级的政权利益服务。但是只强调教育的阶级性是不全面的,过分地强调阶级性甚至会走向反面。十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革文化的命,结果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深刻地说明,劳动力培养靠教育,科学技术发展也靠教育。人在受教育期间,是一种可能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从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教育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再生产,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因而,教育具有生产性,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教育这种生产性,以及它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联系,深刻地提示了教育的本质与功能。正因为教育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生产性,即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所以必然同经济振兴、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紧密联系,互相促进,融为一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高度,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方针。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在现代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培养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小平关于教育、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是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正是对教育、科技、经济互相关系和教育本质与功能的深刻认识这一理论核心出发,构建了教育理论新的大框架,形成了教育理论的完整体系。一是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战略重点地位;二是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思想;三是确立了教育应承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使命;四是确立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正是邓小平教育、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思想,为党中央制定“科教兴国”宏伟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主席郑重宣布:“要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二、当今世界高教改革的潮流是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并强调“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科技、经济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对教育本质、功能的深邃认识正是来源于对当今世界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剖析,是对现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高教改革的高度概括与升华。从世界的近、现代史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伴随的产业革命都会导致一场高等教育的大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一次大的飞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以蒸汽机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相伴随的产业革命,引导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一次大的改革。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洪堡倡导了大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柏林大学首先突破经院式教学的旧人文教育模式,开创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教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以电的应用为标志的科技与产业的第二次革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美国以及后来扩大到欧洲等地出现了以“康乃尔计划”和“威斯康星思想”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第二次大改革,高校走出“象牙塔”,逐步形成“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高等教育三大功能。20世纪中叶,计算机问世后,引发了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与海洋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群体相继出现,并迅速形成新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p#分页标题#e#
现代科学技术呈现高起点、高速度、短周期、综合化、整体化态势。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学科互相渗透、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辐射和全面渗透,正在导致以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大改革。在我国,这种融合和渗透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推动着整个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产业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GDP增长的70%来自科技进步,日本65%,我国25%;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80—90%,我国为30—40%。这就使经济模式由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劳动经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源经济”(资源密集型经济),向“知识经济”(知识密集型经济)过渡。冷战的结束,多极世界的形成,经济竞争更加剧烈;而经济竞争,国家整体实力竞争,包括政治、军事上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科学技术竞争,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竞争;高等教育成为这场竞争中的制高点,谁能抢先占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在这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下,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世纪之交,一场新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美、德、日、俄、韩等国家的政府或高教界都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对策措施,都在探索如何主动参与、积极推进这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在探索在现代科技革命、经济竞争中高等学校新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新的发展方针。
在这场新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高等学校的功能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既不限于第一次改革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也不限于第二改革中“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第三次大的改革是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加速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促进了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高等学校成为科技革命、经济竞争中的人才源、科技源、信息源和动力源。1997年7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国家教委周远清副主任提出:“在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使高等学校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所以,可以说跨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大潮是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是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三、跨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大力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
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给高教改革带来极好的历史机遇,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我国高教改革提出极为重要而紧迫的要求。面向新的世纪,我国高教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应当是,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在观念、体制、模式、途径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地促进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实现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体系。
第一,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大力改革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特别是改变“为教育而教育”的封闭式教育观念,树立“大力促进科技、经济发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开放式教育观念。长期以来为教育办教育的观念禁锢着人们头脑,学校从自身的需要来考虑事业发展,单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质量。在新旧体制交替、新旧习惯冲突、新旧观念碰撞的背景下,必须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在人才质量观和事业发展观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转变。在人才质量观上,要从教育与科技、经济紧密结合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才质量问题。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自身发展的个体和群体新要求,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世界高新技术革命对未来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新要求,研究21世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的新要求,制定21世纪各类高级人才的培养标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总体改革方案。在事业发展观方面,要从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上来考虑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既不能超越社会经济需求而盲目发展教育,又不能因教育发展滞后而束缚经济的发展。在突出质量、效益前提下,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真正起到教育促进经济、科技发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第二,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抓起,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高教管理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带来科技与教育体制改革。在相继出台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和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在1985年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科技、教育这三大体制改革决定互相呼应,联为一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促进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近几年取得显著进展。但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加大力度,大力推进“共建、联合、调整、合并”八字方针的贯彻,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性进展。在高等学校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结构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同时,还应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工厂企业的合作办学,实行全社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教育、科技、经济体制改革共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