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1
充分认识加强企业外迁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深化外迁企业“属地”思想，坚持属地管理、确保生产、改造提升、借力发展的原则，依托属地服务和园区空间，二者优势互补，发展“飞地经济”。在企业发展上不遗余力搞好服务，在政策引领上全力以赴给予扶持，在待遇保障上竭尽全力给予优惠，在日常生活上最大限度给予关照。以优质服务促进企业提升做大，以企业提升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以结构调优推动宜居宜业城市建设，全面实现企业、政府、社会和谐共赢。
强化企业外迁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市区企业外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委书记担任，常务副组长由政府区长担任，副组长由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主管副区长担任，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名单附后）。领导小组负责指导企业外迁规划，审批企业外迁方案，研究制定企业外迁有关政策，协调解决企业外迁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办公室除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安排的有关工作和议定的有关事项等日常工作外，抽调专人常年派驻到西山、东山、望山等园区，分别负责迁入各园区的企业服务工作，建立企业外迁管理台账，办理企业外迁相关事宜。
明确企业外迁服务工作任务
对已搬迁完毕的企业，开展跟踪服务，帮助企业查找、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对正在实施搬迁的企业，指派专业人员指导服务企业解决搬迁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确保新厂建设与老厂生产两不误，确保企业在搬迁过程中产值不降低、利税有突破、实力大提升。对尚未开展搬迁的企业，引导对接国内大集团、大企业，指导企业技术改造、增资扩模，协调解决用地指标等难题，早日实现企业做强做大。
落实企业外迁服务工作举措
（一）强化包联责任
实行外迁企业处级领导与部门包联责任制（名单附后），包联领导和相关部门对外迁项目，从前期推动到竣工投产实行全程包联，千方百计解决企业在外迁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一个企业、一位包抓领导、一支队伍、一套搬迁办法”的工作机制，实施一企一策，全程服务。同时，建立主要领导季调度、包联领导定期调度、责任部门随时调度机制，对在服务外迁企业中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因工作不到位而影响企业外迁进程并造成损失的实行问责。
（二）加大政策扶持
1.对企业缴纳全部财政收入当年较上年增量超过1000万元的，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
2.企业应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属于区政府审批权限范围内的部分，前3年全部免收或返还，后2年减半征收或返还。
3.对租用办公用房的总部企业，按市场租赁指导价30%一次性给予12个月的租金补贴。
4.对各类专项扶持资金采取一事一议或一企一议。
（三）创优发展环境
1.强化“环境立区、服务立区”理念，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全部建立企业外迁“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外迁企业管理层和技术层中开展以“企业骄傲·楷模”为主题的优秀企业家、先进劳模评选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企业与的情感交流，营造高效阳光的政务环境。
2.依托良好的区位、优越的城市功能、便捷的信息网络、丰富的城市资源等优势，建立完善市场信息与市场诚信监管联动机制，营造诚信宜业的市场环境。大力推行总部与生产基地分区域发展的“总部+园区”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生产基地外迁园区；同时以企业旧址为依托，加快总部载体建设，高水准规划建设一批总部大厦，将企业研发、销售、管理、物流等机构留在，并引入商务服务、商贸流通、研发中心、高新技术等企业总部进驻。制定发展总部经济的扶持政策，创造良好的总部环境，以诚挚周到、一流便捷的硬环境，使成为企业总部的首选之地。
3.释放“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等品牌效应，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子女亲属就业等方面，对外迁企业负责人和模范职工最大限度地给予优惠照顾，全面营造和谐宜居的社会环境。
（四）实施工业经济提升工程
1.依托龙头带动提升。以推动工业企业兼并重组、靠大联强为重点，积极推进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引导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加强与国内外500强、央企及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的对标合作，实现强强联合，借势发展，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的整体实力。
2.依托技术改造提升。把技术改造作为促进企业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扶持力度，深入推进重点产业、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着力推进一批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实现传统工艺高新技术化的技改项目；着力推进一批完善延伸重点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精深加工的技改项目；着力推进一批通过搬迁改造等方式向工业园区转移的技改项目。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2
关于开展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
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是政府转变监管方式、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项措施，是全面掌握外商投资企业存续状况信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工作平台。为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外经贸资发第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现就做好2009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通知如下：
一、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严格按《通知》要求组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联合年检，立足本职，依法行政，各司其职，在工作中加强协调和配合，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企业的参检率，高质量完成联合年检工作。
二、2009年3月1日至6月30日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办公时间。
三、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和现有网络资源，有序推进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工作，有条件的参检部门可利用网上年检平成相关数据的收集工作。
四、开展电子签章试点工作的地区，应及时上报试点工作计划和资金支持方案，在确保资金支持前提下开展工作，不得向企业摊派费用。
五、对不申报年检、未如实申报年检情况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依法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年7月1日以后出资期限到期的无违法记录的企业，因资金紧张无法按时缴付出资的，依企业申请，依法允许延长出资期限至2009年底。对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成立后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允许其延续至2009年底。
六、会计师事务所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国注册会计师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及财务会计等法规制度的规定，客观、真实、公允地进行鉴证和服务。
七、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年检工作的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确保年检工作有序进行；要加强对政府部门和企业年检工作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联合年检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要加强对年检数据的统计分析，充分利用联合年检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深入分析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年检工作结束后形成分析报告上报。
八、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联合年检各参检部门要帮助外商投资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既要认真查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又要扶持企业健康发展。
特此通知。
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3
一、注重对工会干部及广大职工的教育，切实提高综合素质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运用各种有效载体在职工中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大讨论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工人阶级优良传统教育，增强广大职工的荣辱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
2、加强法律法规等教育。利用请进来、派下去等办法进行业务、法律、法规、心理学、安全生产等知识培训。一是邀请市总工会领导上课，一期授训120多人；二是利用全国总工会女工部派下来的心理学专家到村、企业上课，六期受训560人；三是利用新建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之际上安全生产课，八期受训250人；四是与团工委等联合开展了“综治进民企”知识竞赛，与安监所等联合开展了“安全知识”竞赛。此外，各村、企业工会结合本单位实际，广泛开展教育培训，从而提高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素质。
3、加强职能技能教育。一是街道工会与经发办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两次消防演习，观摩人数达250人次；二是各工会广泛开展“学技术、比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操作运动会，金轮集团工会从6月份开始在各分厂开展了初赛，参与项目15个，参与人数达520人；集团工会打算于九月份进行决赛。
4、加强企业管理教育。为了提高车间班组长以上人员的，管理水平，街道工会发动落实了8名职工参加宁波市组织的“工商管理”专业培训。
二、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夯实工会工作基础。
1、加大工会新建工作力度。今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规模企业不断增加，街道应新建工会达到25家，组建任务非常繁重。起初，我们采取跑下去逐家上门做工作，宣传有关政策，要求企业组建工作。企业主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实际效果不是很好。六月份，宁波市总工会等五家单位联合发了《关于依法对未建工会企事业单位收取筹备金的实施意见》文件，我们街道结合实际于七月下旬把文件下发到各应建工会的企业，并进行宣传，限时做好工会组建工作，效果相对比较好。到目前已建7家。同时，为了减轻下面同志的负担，街道工会组建好一家，工会二证就审报一家。
2.加快村联合工会建设。重点解决村级工会作用发挥问题。（1）依托村落文化宫，分三片组织职工开展了文体活动。上半年新华村、联兴村组织了广场文艺演出，庙山村组织了体育运动会，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的活力。（2）落实工会考核制度、把村联合工会主动参与企业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所属企业工会单建工会，经常开展各项工作等列入考核范畴。（3）推广金堂村联合工会主动参与企业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做法。四月份，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等一行有关领导来我街道金堂村调研工作，张部长说：“这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党的依靠方针——全心全意依靠广大职工群众，体现了工会工作要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实现了全员参与、全员管理，使广大职工提高安全意识，规范操作行为，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管理。金堂村的做法向国外网上发出后，国外人士感到很惊讶！认为这是做好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的好方法。”年初，在工会干部培训会议上，街道工会请孙其达同志作了工作介绍，并指导漾山村、联兴村等开展这项工作。由于领导参谋做得好，工会工作开展出色，金堂村联合工会得到了街道办事处5000元的奖励。
3、深入开展规范化创建活动。树立一批企业家、党组织重视，工会主席优秀，职工参与度高，工会工作出色的先进典型，如嘉利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宁波中源渔具有限公司、中发灯饰有限公司、兴业电子有限公司、大成化纤集团、人健药业有限公司、金堂村、漾山村、百两村、联兴村、周塘西村等。
三、切实加强维权机制建设，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1、加强职工维权阵地建设。成立由党群书记为组长的职工维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便民服务窗口，村、企业工会都成立劳动争议协调组织，设立了村职工维权服务站，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并把这项工作列入对村干部考核。到7月底止，街道职工维权办公室共接待来访件66件，结案66件，其中外来职工57人，涉及工伤51件，金额135万元；工资15件，金额10.42万元。
2、全面推行《集体合同》制度。新建工会和合同到期的工会，严格按照市总工会新的合同格式文体，结合实际订立了工资集体协议、职业安全卫生协议和女职工权益保护协议，同时，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加大了从源头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力度。
3、着力做好关心职工工作。一是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六一”前夕，街道工会牵头，由慈溪市嘉利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出资3000元，为16名单亲及特困职工子女发放了100-600元的慰问金。二是督促企业做好工伤保险、社保扩面工作和职工特种重病及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险。慈溪市嘉利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在为全体职工办理养老保险外，从8月份开始，有31名职工有了住房公积金保障，其中24名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打算在三年内分批为职工办好住房公积金。规定：员工工资的10%存入公积金，企业以1：1的标准缴纳。按照计划首批享受住房公积金的31名职工分别是党员、工龄10年以上的老职工、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和历年来评出的明星职工。非公企业这样大面积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宁波还是首家。共2页,当前第1页1四、加强职工民主管理，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1、进一步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宁波人健药业有限公司等工会，对有关涉及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等事宜，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来实行，切实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今年，街道工会通过开展工会，新增了2家企业工会实行代表大会制度。
2、职工合理化建议和厂务公开工作不断完善。如：慈溪市中发灯饰有限公司工会设立了工会信箱。职工把在工作、生活中的困惑、不解、抱怨等要求工会帮助解决的以及要求企业及工会改进的意见、建议等，做到有问必答，随时改进，并在每星期一升旗仪式中进行回复，每月一期的企业报上进行书面解答。
五、加强工会财务管理，完善工会经费依法拨缴机制。
按照市总工会的要求，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的工会经费已于8月15日开始收，在收缴过程中要求下面单位随带企业职工工资报表。
建议：金轮集团通过裁员，实际职工只有5100人，原来由市总工会直接征收时，每年只收4万元，当时职工8000多人，去年由国税，通过做大量工作，收了4.5万元，再加上目前企业形势也不是很好；还有好多企业到了杭州湾开发区，象振邦公司现有职工1225人，他们的职工数都放到我们宗汉年初定的基数里，这样我们今年的任务又难以完成了，望市总工会给予考虑。
下步打算：
按照年初工作计划和市总工会的工作步署，重点抓好：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4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增长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 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 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 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 (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 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 and 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 and 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 and 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 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 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 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 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 D. 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1）其中， 为内资企业总产出， 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 为内资投入， 为外资投入， 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 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 >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 据 描 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 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 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 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四、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外溢效应 在本节，我们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全部39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 （4-1） 0.153 0.705 0.131 (2.568)*** (10.89)***(1.694) * ＝0.897， ＝0.894， ＝1.913， ＝296.665 （4-2） 0.218 0.680 0.081 (2.953)*** (11.329)*** (1.165) ＝0.829， ＝0.824， ＝2.043， ＝164.893 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 ， 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 和 分别是模型的相关度和修正过的相关度。 （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 的相关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 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相关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 与 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 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以下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 （二）FDI的技术差距效应与竞争效应 表1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 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表1中（1.1）和(1.2) 代表了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较高和较低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回归结果参见(1.3)和(1.4)，虽然得到了与前一组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 (1.5)和(1.6)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1.5）和（1.6）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1），得到回归（1.7）和（1.8）。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三）FDI的联系效应与行业聚集效应 FDI产生的产业联系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 本文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 表2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同时，后向联系效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比前向联系效应（以感应度为代表）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 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 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2.5）和（2.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 五、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总体回归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5-1） 0.000 0.490 0.488 (0.000) (4.232)*** (5.058)*** ＝0.914， ＝0.909， ＝2.029， ＝208.275 （5-2） -0.099 0.851 0.176 (-1.505) (8.956)*** (2.301)** ＝0.871， ＝0.865， ＝1.917， ＝133.285 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节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 （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 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3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高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3.3）和（3.4），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3.3）得到了比（3.1）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佳。 表4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 从表5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应。一个地区所拥有的挂牌人才交流机构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人才流动性较好，因而保证了以培训效应为基础的FDI外溢的实现。我们看到，在人才交流机构多的一组，溢出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都高于机构少的一组。然而，当我们以参加人才交流会的应聘人数比例分组回归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负溢出值。显然，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这里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措施是重塑国企用人机制。 （三）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回归（6.1）和（6.2）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在当地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一组，FDI的外溢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而在开放度较高的一组，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贡献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变为负值，但t值不满足显著性要求。这说明，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度并不一定能提高FDI对本地企业的正向外溢效应。也可以这么说，在开放初期，外资流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较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当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FDI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一般认为，FDI的来源地不同，其技术含量（质量）也有所差异。综观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可以发现，广东省FDI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占绝对优势，比例在80％左右。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快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投资规模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层次偏低，其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实力并不雄厚，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之下，在华的其他外资企业更注重投向能源、医药、农业、电子行业、重工业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Casson等，1991），如位于深圳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朗讯科技公司（美资）、西门子公司（德资）、三星公司（韩资）、三洋电机公司（日资）等。根据魏后凯（2000）的研究，在欧洲七国对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仅占9.9%，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和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分别占到了36%和45%。美日投资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可能影响到广东省FDI外溢效应的程度。 为此，我们将FDI细化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两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5-3） -0.081 0.809 0.110 0.139 (-1.281)* (9.537)*** (1.223) (1.769)* ＝0.886， ＝0.879， ＝1.969， ＝113.140 其中， 表示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资产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港澳台投资的外溢系数小于其他外商投资的外溢系数，显著性也低于后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得到的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后的初步推断，FDI的质量及其带来的FDI外溢效果还可能受到不同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得到了(6.3) (6.4) (6.5) (6.6)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规模较大的组，溢出系数较大；但无论规模大小，溢出系数都呈显著正值，说明外资企业规模的上升总是有利于FDI溢出的实现。而且规模越大，对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内资企业规模的检验结果则仅在规模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显著为正的溢出系数。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而且更易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 (四）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 地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以下我们就各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类回归。（7.1）和（7.2）式是依据产业结构差异分组回归的结果，划分指标为各市工业企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重工业的产业后向联系性强，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大，因而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潜力大，溢出效果更好。然而，我们虽然在重工业比重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比重工业比重较小的一组更大的正溢出系数和更高的t值，但两组回归所得溢出系数的t值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重工业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效率低下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 的回归系数比较中看出来：（7.1）式的 贡献率及其显著性都小于（7.2）式的结果。 在（7.3）和（7.4）式回归中，我们将各市按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进行分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FDI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几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都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例证。原属电子部的深圳赛格公司，自80年代末起，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6倍。又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采取灵活的参股方式，通过与外商的合资合作，成为下控100多家小公司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广州国企脱困的经典范例，1998年广州汽车与本田合资，使原广州标致每年5亿元的亏损得以遏制。2000年，广州本田产销3.2万台，实现利税40亿元，成为广州工业的有力支柱。从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1999年深圳市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30.73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49.41亿元。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的溢出贡献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水平较好和较差的组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7.5)和(7.6)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市具有相当显著的正溢出值，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组则在0.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这使我们相信，FDI在基础设施较好，而不是较差的省，深化了经济增长；而且，要使FDI有效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 六、总结与评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果： 首先，无论采用行业数据还是城市数据，回归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排除了外资企业的高产出对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FDI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中，FDI对内资经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了外资企业高生产率经由外资企业产值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可见，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影响的潜力很大。 第二，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聚集效应。广东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开放前各市经济结构多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工业发展背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都较弱。相较于工业基础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广东省对跨国公司及较大规模FDI的吸引力不强，聚集在广东的外商投资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此类行业的外资企业多采用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加工制造业的内部分工和产业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易于产生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而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压力促使更高水平的技术的使用，因此这一效应在广东省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同理，培训效应也不甚突出，仅就业培训的效应较为突出。然而，我们的实证也表明，作为外溢主渠道的模仿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因此，要扩大外溢效应则必须注意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提升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 第三，相对而言,FDI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在行业中的效应.在各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地在提高自身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改善，都与FDI外溢效果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这强调了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吸引FDI，有效地发挥他们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第四，简单强调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外溢的效果。FDI的外溢程度更多地取决于FDI的质量高低，而非数量大小。这也使我们对某些地区一味强调扩大经济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怀疑。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涉及到对外政策中非国民待遇条款的合理性。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部分进入广东省的FDI都是港澳台资本，而回归表明，港澳台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其溢出效果小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另外，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将正向影响FDI的质量和外溢的效果。 针对广东省引进FDI的具体情况，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在保证港澳台FDI质量的同时，注意吸引更多的欧美日FDI，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2）将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D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3）为企业提供R&D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好。相关政策应从这方面入手，如完善专利保护措施、奖励研发成果、为技术交流提供方便等。（4）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大力推广国有控股企业通过与FDI进行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完成国企改制脱困的成功经验。由于可获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1）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数据，无法选用更恰当的变量描述企业竞争，尤其是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对FDI外溢的竞争效应的分析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人才流动性以及人才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3）近年来，FDI在形式上呈现独资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FDI外溢效果的影响也是外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研究没有给出许多制度因素对FDI外溢的限制。一方面，，歧视，低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的非连续性和制度规则的随意性等，都会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作用，尤其是其长期影响仍有待商榷。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标准的引入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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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ression model is based on the data employed for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 whole, and for 21 cities and 39 industries in sub-sam pl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DI mainly spillover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linkage effect. Moreover, the FDI agglommeration economy has come into being. (2)According to the city data , th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conditions of the host coutry impacted strongly on the effe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3)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ime series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from1986 to 1999. The Granger reas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bilateral reason relations between FDI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In conclusion, FDI can benefit the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rough its spillover to domestic corporations. The way in which FDI affects growth is depended o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Thus, relative policies about FDI inflow should focus not on the factors of quatity, but those of quality.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Economic Growth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5
关键词：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过程视图；组织视图；资源视图；信息视图
一、 引言
视图模型是一种描述企业建模的工具，1991年最先由欧共体ESPRIT计划提出的为制造业CIMS开发和实施CIM-OSA参考体系结构，CIM-OSA参考体系结构中分别从功能视图、信息视图、资源视图、组织视图来描述一个企业。1992年德国Sarrland大学A．W．Scheer教授提出的ARIS（五个视图（功能视图、组织视图、信息视图、产品与服务视图、控制/过程视图）和三个阶段：需求定义、设计说明、实施描述）企业建模体系结构。
完整的敏捷动态联盟模型应包括动态联盟的过程、组织、资源、信息四个视图。其中动态联盟的过程视图主要反映动态联盟过程的结构组成及运营方面的特点，是动态联盟视图的核心部分；组织视图反应动态联盟各盟员的组织形式，是进行管理的基础；资源视图阐述了动态联盟进行资源整合的方式，是组建联盟的目的所在；信息视图说明动态联盟盟员间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保障联盟运作的条件。用多个视图来描述敏捷动态联盟，可以避免单视图建模的信息缺乏问题，每个视图从一个侧面描述企业的一部分特性，不同的视图之间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敏捷动态联盟的描述任务。
二、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过程视图
作为为完成一个建设项目任务而组建的动态联盟，盟主应该首先考虑完成建设项目所需要完成的建设任务以及其对应所需的建设过程，然后才能在确定的建设过程基础上明确所需的动态联盟组织结构、资源以及对应的信息交流系统。建设项目根据建设任务、建设目标进行建设过程的分解与确定是动态联盟的基础性工作，是动态联盟组建过程中确定伙伴选择目标的前提条件。
从过程的观点来看，敏捷动态联盟的架构就是描述敏捷动态联盟执行什么过程、怎样执行这些过程以及怎样构建这些过程。组建敏捷动态联盟的最主要问题是各盟员企业的业务过程的协调和快速集成。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过程视图是描述为完成建设项目任务、建设项目目标而需进行的所有建设过程活动及建设过程活动之间关联关系的视图。
目前，有很多过程视图建模方法，例如：PERT、GERT、PETRI等。而在建设项目管理中，应用比较成熟的是网络计划技术。
基于项目的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建设过程与传统企业的过程不同，它包括一些传统企业没有的过程，如合作伙伴选择、合作伙伴关系协调、利益分配、重构、解散、善后处理等。
可将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建设过程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独有过程，这部分既不是盟主的原有建设业务过程，也不是某个盟员企业的建设业务过程，而是为成立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或成立后新增加的建设过程，如建设项目机遇的捕捉和评估分析、差距分析，联盟设计、联盟建设过程集成、合作伙伴选择、合作伙伴关系协调、联盟项目管理、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与实施、重构、解散等。
第二类是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盟主原有的部分过程。盟主一般都拥有机遇建设项目的主要建设过程核心能力，如对于设计、施工总承包商的盟主可能有设计或主体工程的施工能力，EPC总承包商一般具有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能力等等。盟主企业要作为敏捷动态联盟的“领头羊”必须对自己的建设过程进行一定的重组，使其适应机遇建设项目动态联盟需要。这种重组可以是取其一部分建设业务过程加入敏捷动态联盟，也可以是整个建设业务过程全部加入，还可以是取其一部分再新添一些过程后加入敏捷动态联盟。总的目的是达到该敏捷动态联盟对盟主企业的建设过程要求；
第三类是盟员企业原有的建设过程。和盟主一样，盟员企业在加入敏捷动态联盟时也需按敏捷动态联盟的要求，对自己的建设业务过程做相应的重组，因为敏捷动态联盟吸收的是各盟员竞争力最强的那部分即核心能力，或盟主自己所缺的那部分。当然盟员企业的建设过程也有可能是另一个由其作为盟主而组成的敏捷动态联盟，其建设过程也可能是由该盟员与该联盟盟员企业联合完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第二、第三类过程指的是由盟主企业和盟员企业独立完成的建设过程。
下面以某EPC总承包商承揽的某煤炭热发电厂的建设项目为例来说明ADA-CE视图模型的建立。该EPC总承包商根据业主目标要求及现场条件将整个建设项目任务划分成16个建设过程，如表1。
该EPC总承包商选择总体规划设计与发电机组设计以及系统测试与试运行建设过程由自身完成，即为第二类建设过程，而将其他建设过程通过分包的形式由盟员企业分包商来完成，即第三类建设过程。另外为组建动态联盟，该EPC总承包商还必须完成动态联盟设计、动态联盟建设过程集成、盟员合作伙伴选择、合作伙伴关系协调、联盟项目管理、联盟解散善后处理等动态联盟独有建设过程，即第一类建设过程。
如果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将盟主或盟员企业的建设过程看作黑箱，则敏捷动态联盟的过程视图可用图1表示。
三、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组织视图
1． 过程导向型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组织设计步骤。按照过程管理的思想，根据Dan Dimancescu等人提出的“战略－过程－职责－结构”的新型组织结构设计思想，进行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的组织结构设计步骤：（1） 盟主根据面临的建设项目市场机遇、核心能力和资源，制订出敏捷动态联盟的战略目标；（2） 从建设项目敏捷动态联盟的战略目标和核心能力出发，确定和设计出敏捷动态联盟的关键过程〔主要指项目联盟独有的第一类建设过程和由盟主及盟员完成的第二、第三类建设过程），并将这些关键建设过程与本企业自身具有的建设过程和核心能力（第二类建设过程）进行比较和差距分析，确定出需要从外界借用的建设过程和能力（第三类建设过程），进行合作伙伴选择；（3）确定各个建设过程所需要的人员及其在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4）确定建设过程中人、技术、资源集成的制度和规则以及建设过程之间的联系方式，这些制度、规则、联系方式即构成组织的结构。这是一种按过程设置组织结构的方法，这样设计出的组织结构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强调通过过程团队进行组织内部和跨组织之间的合作，而原来作为结构中关键要素的职能，其影响却减少了。
2． 过程导向型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组织视图描述。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组织视图，是从组织的角度对建筑企业基于项目的敏捷动态联盟进行描述，主要描述敏捷动态联盟的组织形式、权限、职责、组织单元之间的关联以及盟主企业、伙伴企业组织参与情况。
根据以上的组织结构设计步骤和设计思想，结合建筑企业基于项目的敏捷动态联盟的动态组织特征和上一节所分析的过程视图，及以核心能力为组织特征的建筑企业敏捷化组织设计，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的组织结构设计如图2所示。
（1）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协调总部。盟主企业的有关人员与伙伴企业的协调代表通过信息网迅速组成协调总部，负责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实施中有关协议的签订，并对动态联盟组建和运行过程进行协调，并派出过程监控人员。根据需要，它可以全部由盟主的内部人员组成，也可以由盟主企业人员和盟员企业人员共同组成。监控人员的主要作用是任务协调、矛盾冲突消解、质量、进度、成本监控等等。协调总部与各建设过程团队的协调应尽量简洁化，避免多头联络，应指派专业人员作为协调联系代表。
（2）建设过程团队。在盟主及盟员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根据企业核心能力，在企业核心能力过程团队BOU的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的需要和盟主要求，将一个或多个核心能力过程团队BOU进行重组，组建完成所承接的建设过程任务的建设过程团队，当然所组建的建设过程团队可能完全由盟主企业或盟员企业独立组成，也可能是由盟员企业所组建的动态联盟形成的建设过程团队。这些来自各个合作伙伴企业的建设过程团队执行敏捷动态联盟项目的各个既定建设过程。
（3）建设过程主管。是各建设过程的设计者、统筹者、指导者、促进者和协调者。建设过程主管负责设计和改进建设过程，并从企业内部或企业外部选择合适的核心能力过程团队的人员、机械、设备等资源组成建设过程团队，向他们传授建设过程的相关知识，协调建设过程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带领他们高质高效地执行建设过程任务。
四、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资源视图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资源视图是用来描述基于建设项目动态联盟的资源（材料、设备、人员、资金及技术）的分类、构成结构及资源间的联系布局、配置以及物流等，反映联盟的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的状况。资源视图也是以过程视图为中心，通过对每个建设过程所需主要支持资源的描述，实现了过程视图与资源视图的联系，也决定了资源视图（参见图3）。
1． 专属于建设过程的资源。敏捷动态联盟要想实现敏捷运行，实现可重用、可重构、可扩充，各建设过程及其团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主主体，因此其建设过程资源也相对独立，看成属于建设过程这一黑箱内的资源。
2． 多建设过程共享资源。但建设项目过程中，总是有部分资源是共用的，如大型建设项目的吊装设备，可能是专属于某一建设过程，但另一些建设过程也需要这一吊装设备，再如一些掌握特殊技术的人员，可能几个建设过程都需要这一特殊技术人员去提供技术服务。
因此，我们可以将敏捷动态联盟的资源据所属建设过程分为，专属于项目联盟的第一类建设过程资源，这类资源基本上是在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协调总部专属使用；专属于动态联盟盟主建设过程团队的第二类建设过程资源；专属于盟员企业建设过程团队的第三类建设过程资源；另一类就是在上述资源中，虽属于某一类建设过程，多数情况下属于第一类建设过程，但在建设项目建设中，需要由多个建设过程共享的重要资源，这类资源必须由盟主企业组成的动态联盟协调总部参与管理、协调共享。
五、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信息视图
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信息视图是用来描述项目联盟中的各主要信息实体及其相互联系。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的信息主体构成来自过程视图、组织视图、资源视图信息和来自于业主/咨询监理方信息以及从建筑市场上收集到的各种信息。
业主/咨询监理方信息指来自于业主/咨询监理方对于建设项目的各种指令、计划和协调信息，如变更工程、修改设计、变更施工顺序等表达业主意图目标的信息，审批各种计划、设计方案、施工方案等批准文件信息。
建筑市场上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又可以称之为项目外部信息，如国家有关的政策及法规，对项目的干预，市场建筑材料及设备价格、市场变化，物价指数、类似工程造价，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资金市场变化等信息。
来自过程视图、组织视图、资源视图信息是指表述各建设过程内部的建设过程及与之对应的组织、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包括建设过程组织信息、进度、成本、质量、安全、技术、和建筑材料、资金、机械设备等信息。
作为项目联盟盟主其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联盟定义、组建过程中，对项目联盟系统的建设过程、组织结构和核心资源的设计、定义、语义的确定信息。另一方面就是在联盟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动态联盟运行和建设过程进行项目管理而产生的项目管理计划、控制等信息。
敏捷动态联盟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信息交流通畅，使各建设过程团队与动态联盟盟主之间的信息交流快速、及时、双向、顺畅。因此，敏捷动态联盟信息系统构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通畅的Internet/Intranet网络、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便于数据交换的公用用户接口、联盟企业之间统一的数据标准。
采用星形的信息交流模式，通过计算机信息化网络来实现。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以建设过程及其团队为信息交流单元，是信息产生、输出及接受反馈的主体。
基于PIP项目信息管理门户构建建筑企业敏捷动态联盟的信息视图概念模型。如图4所示。
项目信息门户PIP（Project Information Portal）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为建设工程增值的重要工具，在对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各参与方产生的信息和知识进行集中式管理的基础上，为建设项目的各参与方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一个获取个性化项目信息的单一入口，从而为建设项目的参与各方提供一个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和项目文档管理的环境。对一个建设项目而言，业主方往往是建设工程的总组织者和总集成者，它自然就是项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当然，对于采取EPC、DB等总承包方式的总承包商，即项目联盟的盟主也完全可以成为项目信息门户的主持者。
采用B/S（浏览器/服务器）结构，各参与方在客户端只需要安装一台浏览器即可。浏览器界面是通过全部项目授权信息的惟一入口，建设项目各参与方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定制来获得和上传所需的项目信息。
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建设项目信息的共享和传递，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方面的功能，在建设项目各参与方设置各自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通过将PMIS与PIP进行有效集成来实现。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一般由费用控制子系统、进度控制子系统、质量控制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行政事务处理和公共数据库所组成。这里的各参与方的PMIS系统，应该根据参与方的需求来设计和使用，对于盟主企业和各盟员企业的建设过程团队应该围绕其所承担的建设过程来设计，主要包括所对应建设过程的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合同管理和一些行政事务管理信息处理功能。而项目联盟协调总部的PMIS则是围绕整个建设项目的各种控制、管理、协调信息处理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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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项目（2011-R3-8）。
企业的外联工作总结范文6
(一)攻克难点，企业改制工作进展良好
今年我们把市重点改制企业制鞋总厂作为改制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二轻总公司、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协调会，该厂改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于10月19日成功拍卖，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攻下了这个难点，当前重要任务是做好厂房腾空和处理好有关债务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好职工安置分配工作。其他改制企业如市皮件厂改制历时4年，去年拍卖后，直至上半年才完成职工安置工作，并已通过了改制验收。二轻矿山电器厂改制也已进入职工安置阶段，年内可以完成改制任务，通过验收。另外大荆铸造厂、**木器厂、市棉织厂等企业已批准改制，前期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周密部署，积极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二轻系统分二批开展了先进性教育活动，1—6月份首先在机关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经验，紧接着从7月份开始在各片总支、党支部全面开展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共涉及5个总支部、53个支部，602名党员。存在党员人数多，而且不在岗多、退休多，党员文化程度偏低，地域分布广，情况繁杂，工作难度大的特点。在整个教育活动中，通过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把先进性的要求落实在具体行动上，使党员真正受教育，职工真正得实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提高了党员素质，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了党群关系，强化了服务意识。
（三）提高认识，促进党建工作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时对企业支部任期届满的进行调整、改选。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新增了2个党支部，撤拼了5个党支部，系统内40名党员进行调动，12名退休党员迁移到其他乡镇。认真做好改制企业党员思想工作和党员迁移工作，市无线电二厂党支部、市皮件厂党支部、市泡沫塑料厂党支部的党员已迁移到新增支部或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二轻发展公司党支部3名党员迁移到人民商场党支部。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严把“入口关”，对拟列入发展对象和拟转正预备党员，实行公示制，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共发展党员12名，不断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四）加强管理，积极为基层企业服务
一是开展机关工作人员联厂活动，要求联厂人员了解企业基本情况，沟通信息，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对企业存在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和帮助办理，对企业改革、发展、管理等方面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制订了《市二轻总公司机关工作人员联厂工作规则》，规定了联厂活动任务及注意事项。二是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与各企业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责任，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开展了“铁网二号”、安全生产大检查等活动，全年本系统无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了企业的稳定。三是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边学边改，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如市玻璃钢总厂、一厂、贮能设备厂、毛巾厂与房管局之间的房产问题，已协调解决好，除毛巾厂由于资金等原因暂不办理过户手续外，其他三厂已自筹资金，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四是根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文件精神，上报市就业处符合享受失业费待遇的已改制企业共20家1800多人，切实为下岗职工、困难职工办实事、办好事。五是加强生产企业服务和指导，据统计，1-11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2.6万元，确保二轻经济稳定增长。
(五)落实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开展企业内审工作。这项工作我们讲了多年，现已启动，去年在白象片两个企业进行了试点，得到了较好的效果，也得到了职工的认可和赞同。今年对市机床电器厂、市棉织厂等几家企业进行了内审，进一步加强监督机制，规范企业财务制度。二是高度重视工作。要求各企业进一步提高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当前二轻系统工作存在的问题，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深入基层主动变职工上访为我们下访，及时了解职工思想动态，做到提前预防。1—11月份共接待来访批人次，上访有所减少，越级上访基本杜绝，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了企业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争取政策，联社工作有声有色
长期以来，二轻联社在发挥“双向服务”作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努力为成员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既积极向市政府反映集体企业的建议和要求，及时传递有关信息，提出政策建议，协调解决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能把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基层，为企业提供政策依据。如二轻企业大部分已停工停产，不存在工伤问题，企业强烈要求停止参加工伤保险，经多方努力，社保部门已基本同意二轻企业停保，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现已有20多家企业向社保部门申报停保处理。对职工养老保险收缴问题，社保部门要求企业整体交，但二轻企业比较困难，养老保险金大部分由职工个人负担，特别是已改制企业，养老保险金的收取更加困难，但这样一来，若一个人不交，就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影响到其他职工的退休，现社保部门已同意二轻改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不定期个人缴纳的办法，真正为企业职工办了一件好事实事。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浙江省二轻联社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市二轻联社被评为先进联社，这对联社来说既是动力又是压力。
此外，今年我市连续遭受台风袭击，给我市带来较大生命财产损失，二轻企业同样遭受了较大的损失。灾前总公司积极开展抗台工作，及时通知各企业做好防台准备，力求把损失降到最低。灾后认真开展生产自救，确保了企业的稳定。在抗击台风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二轻企业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如市联轴器厂受台风影响，企业浸水严重，柳市片总支组织片区内企业领导一起到该厂抗台，帮助他们共渡难关，挽回经济损失。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企业改制进展缓慢，这几年，土地、规划、社保等部门的政策在不断变化，不断调整，而二轻企业改制又缺乏明确具体的政策指导和法律支持，改制成本越来越大，大大增加了企业改制难度。甚至二轻企业改制一直依据的乐政（**）26号文件有的部门说不再执行，这样将给二轻改制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二是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管理难度大，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三是二轻企业力量薄弱，集体资产经常受到无端侵犯，如柳市布厂，去年底五间厂房全部被柳市镇上峰村损坏，集体资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职工反映强烈，市里也非常重视，成立了调解小组，但至今仍未解决，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安定因素。四是企业和职工负担沉重，职工养老保险金在逐年提高，各种社会保障费用也需企业承担，给本来就已贫困的企业、职工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五是停产企业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厂房越来越旧，工业区建立、环境整治，企业厂房出租越来越难。六是二轻总公司对企业服务也越来越难，企业反映问题往往都是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综合问题，企业不知找哪个科室、哪个人好，二轻机关缺少解决职能，缺乏协调其他部门的能力。七是改制难度越来越大，老改制文件已不适应。而职工要求改制迫切，改制工作难以推进，存在严重不稳定因素，缺少向政府反映。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认真分析原因，努力加以解决。
二、**工作总结
**期间，二轻总公司在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重点抓好了下以几项工作：
一、二轻集体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由于二轻企业大部分已停工停产，仅靠厂房出租收入来维持企业日常所需，目前仍在生产的企业不到5家，受体制的影响，这些集体企业的发展较为缓慢。近两年二轻工业产值有所增长，但大部分来自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增长较慢。
二、深化改革，积极推进企业改制工作，**期间，二轻系统共有10多家企业完成企业整体转让、职工妥善安置改制任务。但就整体而言，改制进展还相对较慢。
三、党建工作成绩突出，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如“三个代表”、“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加快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等学习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及时对下属支部进行换届、合并、整顿等，积极探索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加强了党的工作覆盖面。此外，按照的要求，每年发展一批新党员，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鲜血液。
四、联社实力不断增强，通过二轻联社资产运营公司，积极做好二轻集体资产的运营工作和改制企业的联社资金回笼工作，通过资产运营，盘活存量资产，使联社资金在流动中得到保值增值，通过对改制企业的资金回收，有效防止了集体资产的流失，增强了联社实力。同时积极开展社务活动，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企业在理顺产权纠纷、推进资产经营等方面做好工作。
三、**年工作计划
**年我市二轻工业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改制力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确保职工队伍稳定，加强联社自身建设为重点，进一步转变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推进二轻各项工作全面进步。努力实现以下主要指标：工业总产值3亿元，完成改制企业2家。
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年我们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深入学习，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
二轻系统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虽已结束，但还要继续深入学习，坚持不懈地抓好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继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推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从机制上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一是做好深化整改工作。要对前一段整改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梳理，对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做好巩固工作；对虽已整改，但效果不好，职工意见较多的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修订整改措施，进一步抓好落实；对尚未进行整改的问题，要尽快明确整改期限、责任人员，并抓好落实。二是健全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认真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形成党员学习、教育、管理、联系群众和党内民主参与等机制，建立健全使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继续做好企业改制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重点做好市制鞋总厂的改制工作，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该厂职工安置工作；同时，加快其他企业改制步伐。二是要认真分析改制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加强改制利害关系的宣传工作，避免产生更多的新矛盾，争取得到职工的理解和支持，维护企业稳定。三是对各企业改制必须落实到人，充分发挥联厂人员的作用，对自己所联企业的改制工作要积极主动配合改制办做好，切实担负起责任。
（三）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工作
二轻大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企业管理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要不断创新企业管理制度，强化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制度管理等，进一步加强联社同企业联系，发挥联社服务、指导、监督职能，进一步健全各个工作环节的责任制，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和管理水平。一是继续做好企业内审工作，完善监督机制，二是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增强安全意识。安全生产虽已属地管理为主，但仍不能放松，总公司和各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仍要高度重视，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三是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增强班子团结，同心协力为企业服务。同时要努力培养企业后备力量，为企业今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四）积极做好工作。
各企业领导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并积极主动向总公司汇报。要经常开展苗头排查工作，变职工上访为干部下访，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对发现上访苗头的，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尽量将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企业，一般事不出系统，大事不出市，有效控制集体访、越级访、过激访现象发生。总公司要重视职工来信来访，对重要的来信来访，坚持领导干部亲自阅批或接待，并努力帮助解决或指导解决。真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总公司与企业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五）加快资产运营，增强联社实力
充分发挥二轻联社资产运营公司的作用，开展资本经营，盘活联社资产，使联社资产在流动中得到保值增值，不断壮大联社经济实力。认真落实“兴办经济实体，增强经济实力，强化服务功能”的要求，通过经营好自身资产，提高生存、发展和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同时要不断加强联社自身建设，提高素质，增强实力，指导好集体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协助政府做好职工就业和社会稳定工作，为政府排忧解难，并且要经常主动向政府汇报工作，把企业的有关情况、存在困难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争取政府政策支持。又要立足于企业，在信息交流、市场预测、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法律咨询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四、**规划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搞好二轻集体经济的信心。
二、维护企业稳定局面，争取促进二轻企业改制新突破。
三、坚持为基层服务，逐步规范二轻企业管理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