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石巧兰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口经济学范文2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
救助失学儿童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
“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
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a；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超级秘书网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人口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开发扶贫；启示
前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有人参与，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处于主体地位，缺少了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充分肯定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需要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已经存在，经济活动的动因同样来自于人。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分析，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生存和消费的客观需要，也正是这种生存与消费的需求，使经济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人的高级活动。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
第一，经济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口作为基础，同时，人口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种观点可以从市场规模方面进行理解，当人口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市场需求也就被固定了下来，市场的总体需求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刺激作用，缺乏需求刺激，导致经济活动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当人口规模符合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使得市场需求也随之变化，市场需求的增长，导致经济活动不得不朝着更高层次发展，这样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是规模经营的方式。
第二，人口的增长保证了经济活动充足的劳动力。最初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转变而来的，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包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恰恰为此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人口的增长有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人类又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二、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人口的过快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造成相应的阻碍。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激增，而为了能够满足人口的生存与消费需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须扩大，才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市场需求。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扩大就会带来对资源更多的开采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过度的开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积逐年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大面积水土流失，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危机四伏。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人均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就业等问题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增长的初期，大部分人口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只能作为消费者来消耗社会资源，这样一来，人口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人口增长就会降低人均收入，造成人地矛盾明显，人口消费支出增长。家庭原有的收入能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当有新生儿降生时，必然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总量，原有收入可能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所需，造成生活拮据。到了人口增长的中期，为了保证正常的生存与消费，就业人口必然会大幅度上涨，而由此引发的就业问题也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形成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使原有的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业用地总量相对固定，而农业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大量的农业人口因此而失业，失业人口增多，又会引起人均收入的下滑，农业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据人口总量而定的，当人口增长较快时，就会是原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政府也因此会从财政支持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造成其他类型支出的减少。另外，人口增长将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为适应社会需求，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储蓄就会降低，影响资本形成和积累。
三、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普遍较低，家庭生活困难重重，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困难。人口增长率的提高首先引起的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口在具备生产能力之前，处在单项的消费层面，无法为家庭创造社会价值，家庭负担也会因此而加重。
第二，人口增长较快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造成与人口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困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直线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而降低。相反，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参与收入水平分配的人口数量也会相对较少。当新生人口具备了生产能力的时候，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会被缓解，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与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协调，会极大的带动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地区和谐和稳定，反之，人口过快增长或者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贫困地区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众所周知，我国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相对较少，所以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收入下降，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四、合理的人口增长数量是支持地区经济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增长数量不合理，对于社会的发展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和负担。面对当下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现状，不得不面临土地资源分配的难题，也给资源能量的支持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一般会出现的人口数量增多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不发达地区。因为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明显的发现相对的粮食、资本分配能力不足，导致越不发达越贫穷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来实现。
合理的人口规划，主要依靠的环境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资源能源的支持和利用，能够符合当地人口的数量，加大资源能源开采实力，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支持。其次，就是合理的人口数量不会对环境造成太大的污染。还有合理的人口数量不会对当地的就业机会造成负担。实现良好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能够有效的提升不发达地区的整体经济文化能力。
结论：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口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强化贫困地区人口的生产性能力的发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贫困地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海峰.人口经济学观点对开发扶贫的启示[J].现代商贸工业，2011，08：16-17.
人口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人口控制 妇女就业 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
1. 宣传攻势 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 医疗技术手段 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潮流、符合客观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江泽民、李鹏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女童”。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发展学》齐良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 石巧兰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2003年《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人口经济学范文5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人口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克里雅河绿洲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2-3243-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0.061
Abstract： Taking Keriya Oasis as an example， selecting 21 indic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oupl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grey relational technique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degree， coupling degree and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Keriya Oasis， the mechanism of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were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Keriya Oasis was relatively complex， the strength of relevance wa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②The coupling degre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ad obvious fluctuation and temporality， compared with 1999， the coupling degree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fter 2009.
Key words： 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structur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Keriyal Oasis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1]。而人口与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问题之一，但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2]。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开始由人口数量、人口增长转向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以及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3]。自国家推行人口政策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可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4]。
目前，众多学者对人口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研究内容大多从单一的人口城乡结构[5]、文化结构[6，7]或产业结构[8]方面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很多学者侧重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9-12]，尤其是很多研究集中在老龄化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为主，也有部分学者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3，14]、灰色关联模型[15，16]、VEC模型[17]、PDE模型[18]等定量方法研究人口结构问题；研究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19-21]。近年来，对西部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增多[22-24]，而对新疆南疆地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甚少[25]，特别是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关系尚未见之于文献。因此，有必要从整个人口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克里雅河绿洲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田绿洲，地处极端干旱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口问题极为突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以克里雅河绿洲为研究靶区，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得分，利用灰色关联技术定量测度了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互耦合关系，以揭示二者耦合演进规律，探寻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旨在进一步优化克里雅河绿洲的人口结构，以期为干旱区绿洲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克里雅河绿洲位于西北干旱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田县境内，南靠昆仑山主脉，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连民丰县，西邻策勒县。克里雅河自南向北纵贯全流域，是一个典型的绿洲-荒漠交错地区。地处北纬36°44′59″-37°12′04″，东经81°08′59″- 82°00′03″，总面积为376 498 hm2。由于教育不太发达，传统的生育观念倾向早婚早育，到2010年末该区总人口达到24.8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97.5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92‰，是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3.2倍；该绿洲历来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滞后，加上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口总体素质较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严重影响了区域的可持续化发展。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于田主要经济指标汇编1999-2008》、《辉煌于田十一五》、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相关政府网站。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科学性、目的性、可操作性和同一性等原则，并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26，27]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最终构建了由人口成分、劳动力结构、文化结构3个方面10个指标构成的人口结构指标体系；由人民生活水平、产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3个方面11个指标构成的经济结构指标体系（表1），所选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
2.2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少量的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信息，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28]。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其计算步骤为：
1）原始数据标准化。为消除变量指标性质不同的差异，对逆向指标采用倒数法作正向化处理后，对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x′ik= （i=1，2…，n；k=1，2…，p）
式中，x′ik为标准化的指标值，k第k个指标的平均值，sk为标准差。
2）计算样本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
R=r11 r12 … r1pr21 r22 … r2p… … … …ri1 ri2 … rip
3）对应于相关系数矩阵R，解求特征方程|R-？姿i|=0的p个非负特征值？姿1>？姿2>？姿p≥0，对应特征值？姿i的相应特征向量为C（i）=（C ，C ，…C ），i=1，2，…，p并且满足C（i）C（j）=C ，C =1 （i=j）0 （i≠j）。
4）选择m（m
5）计算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确定主成分值。
6）确定综合评价函数，计算综合主成分得分，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函数为：
F=P1F1+P2F2+…+PnFn
式中，Fn为第n个主成分得分，Pn为各主成分的贡献率。
2.3 灰色关联法
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本研究运用灰色关联的分析方法，以便从时间角度探究于田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灰色关系、关联程度和耦合协调程度。其分析步骤如下：
1）确定分析序列。本研究的两组分析序列为人口结构序列组（Xi）和区域经济序列组（Yj）。
2）数据处理。鉴于上述两组分析序列的原始指标数据量纲和数量级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之前，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i=（Xi-Xmin）/（Xmax-Xmin） （1）
Y′j=（Yj-Ymin）/（Ymax-Ymin） （2）
3）求关联系数。它是计算关联度和耦合度的基础。但关联系数其实就是两个相比较的序列在第t个时刻（或区域）的相对差值，数值众多，信息比较分散，难以对两组序列进行整体上的比较。
ξij（t）=（3）
式中，ξij（t）为克里雅河绿洲t时刻第i个人口结构与第j个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系数；X′i（t）、Y′j（t）分别为克里雅河绿洲t时刻第i个人口结构指标与第j个区域经济指标的标准化值；ρ为分辨系数，其作用是提高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一般取值0.5。
4）求关联度和耦合度。为达到分析研究的目的，揭示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主要关联程度和区域间耦合的特点，本研究使用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将关联系数按样本数k求其平均值后可以得到一个关联度矩阵γ，它反映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关联度γ的表达式为：
rij=ξij（t） （k=1，2，…，n） （4）
式中，k为样本数，即本研究选取的区域经济指标（或人口结构指标）数。关联度rij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即0≤rij≤1，rij越大，表明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越强。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4，20]，最终得到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要素关联的对应表（表2）。
在关联度矩阵基础上分别按行或列求其平均值，可以得到系统耦合的关联度模型：
di=rij （i=1，2，…，m；j=1，2，…，l） （5）
dj=rij （i=1，2，…，m；j=1，2，…，l） （6）
式中，di为人口结构系统的第i指标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平均关联度；dj为区域经济系统的第j指标与人口结构系统的平均关联度；m、l分别为两个系统的指标数。由得出的数据的大小及对应的值域范围，可分析出两个系统互相影响的最主要因素。
为进一步从整体上判别两个系统间的耦合情况，本研究采用了系统关联的耦合度模型[17]，通过该模型可以从时空两个角度定量评判于田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系统耦合的协调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C（t）=ξij（t） （7）
式中，C（t）表示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两系统间的耦合度；ξij（t）为关联系数；l、m分别为两系统的指标数。
3 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可持续分析
3.1 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
利用经过标准化的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经统计，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大，适合主成分分析，通过SPSS17.0软件分别得到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其计算结果见表3和表4。
由表3和表4可知，人口结构中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于80%，经济结构中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9%，因此，人口结构选择前三个主成分，经济结构选择前两个主成分。
3.2 各主成分得分
设F1、F2、F3分别代表人口结构第一、二、三主成分，G1、G2代表经济结构第一、二主成分，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表5、表6分别为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主成分得分系数。
F1=0.079 6X1+0.217 2X2+0.162 0X3-0.155 8X4-0.212 8X5-0.162 4X6+0.093 4X7+0.157 9X8-0.261 5X9
F2=0.031 5X1-0.139 9X2-0.057 6X3+0.044 1X4-0.105 9X5+0.719 6X6+0.391 4X7-0.290 4X8+0.168 4X9
F3=0.757 3X1-0.107 0X2-0.151 5X3+0.262 0X4-0.340 8X5-0.034 1X6+0.169 0X7-0.053 7X8-0.129 0X9
G1=0.273 8X1+0.979 8X2+0.959 1X3-0.974 3X4+0.175 6X5+0.981 4X6-0.521 2X7+0.970 0X8+0.977 6X9-0.816 6X10
G2=0.784 3X1-0.064 0X2+0.056 2X3+0.172 6X4-0.931 9X5-0.057 0X6+0.763 9X7-0.183 8X8+0.112 0X9+0.251 5X10
3.3 根据综合评价模型进行综合评价
设F总和G总分别代表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综合得分，根据公式可得：
F总=0.615 7F1+0.204 7F2+0.179 7F3
G总=0.752 3G1+0.247 7G2
计算出的综合主成分得分及各年份排序见表7。
通过主成分综合得分及不同年份的排序结果分析（图1）可知，克里雅河绿洲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说明两者在一定时段内的变化不具有可持续性。1999-2002年和2003-2008年人口结构综合指数波动范围在0.519 9～0.142 1和0.388 3～0.117 4之间，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1999年的综合指数大约是2002年的3.6倍，尤其在2008年中期以后综合指数变为负数。经济结构综合指数几乎呈上升趋势，但2000-2002年和2004-2005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2007年之后逐年上升，2010年是2007年的2.7倍，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4 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关联性分析
4.1 因素分析
根据原始数据，运用上面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相关公式，计算出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关联度矩阵（表8）。由表8可见，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度系数均在0.65以上，属于中高关联，表明了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紧密。为了进一步揭示两系统交互耦合的主要驱动力，对上面计算得到的关联度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平均和排序，分别得出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
1）人口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经计算得到，克里雅河绿洲15个乡（镇）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关联度矩阵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在岗职工人口比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排到前两位，其值为0.743 5和0.743 4；而农业从业人员人口比和农村贫困人口比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达到了0.681 4和0.684 9，属于较高关联，耦合程度较强。说明克里雅河绿洲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丰富的人口红利，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该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也揭示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经济结构有很强的关联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因此，政府应加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提高二、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初中人口比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达到了0.736 4，说明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该区的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并未达到最高，并且以高学历为代表的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力不足，但也说明了克里雅河绿洲科学文化素质符合经济结构发展的潮流。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加强新知识与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运用，以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经济结构对人口结构的转变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计算得到，该区经济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关联度达到了0.721 4，反映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影响到区域的人口结构，使其为适应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由表8可见，非农业占GDP比重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达到了0.780 4，高于其他经济指标，处在第一位，这鲜明地反映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也可促进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工业占第二产业比重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也较高，分别是0.741 3和0.715 0。此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0.718 2）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0.700 3）与经济结构的关联度均较大，说明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加之城市化的发展，城镇人口增加，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结果改变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和劳动力结构。
3）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两系统间交互耦合作用强。由克里雅河绿洲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关联分析表可得，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两大系统交互耦合作用强烈，关联度达到了0.718 9，表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两大系统彼此关联度大，耦合性强。人口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力系数达到了0.721 4，而人口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感应度系数达到了0.716 5，说明两系统交互耦合作用强烈。
4.2 时序分析
本研究从时序上分析了1999-2010年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关系，并清晰地显示出了阶段性的特征（图2）。
由图2可知，两者的耦合度在0.664 2～0.769 7之间波动。一方面揭示了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交互耦合的紧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程度及关联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依据图2的波动特点，可将耦合度曲线划分为两个阶段：①1999-2009年为第一阶段，除了部分年份出现了小范围的下降之外，其他年份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说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在不断地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人口数量和农业人口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对人口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是依赖人口数量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后期主要依靠的是人口结构，在此，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出现了排斥，到2009年耦合度达到最大。 ②2009-2010年是第二阶段，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处于下降趋势，走向磨合与协调的阶段。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城镇人口和高中以上人口比有所上升，人口素质向好的趋势扭转。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在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技术的基础上分析了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得出结论如下：
1）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要素的耦合机理是比较复杂的，各要素之间彼此关联强度不一，如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和在岗人口比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强，而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弱。因此，只有提高人口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优化人口结构，政府应加大发展农村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提高职业教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两个系统互为关联，并且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较强。
2）克里雅河绿洲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度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时序性。前一阶段（1999-2009年）是耦合度逐步走向排斥的时期，后一阶段（2009-2010年）是耦合度走向协调发展的时期。说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波动性和时序性特点与该区人口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在某一阶段某个系统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协调发展。政府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人口、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政策。
5.2 对策建议
1）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解放思想，改变观念。通过分析可知，克里雅河绿洲教育水平及思想意识落后，致使经济观念落后，科技观念薄弱，因此要转变观念意识，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科技水平，以便将先进的技术顺利投入到实践中去；要摒弃原来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保守、封建的落后思想，进一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提高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用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指导具体实践。
2）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实力。克里雅河绿洲经济整体处于中等以下水平，支柱产业少、规模小、经济效益低。首先，要推进农牧业现代化进程，发展特色农业；二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三要大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如浓郁的民族风情、极具内涵的手工艺品、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发挥资源优势，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激发经济潜力，促进南疆地区县域经济综合水平的发展。
3）加快发展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规模，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集聚，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撑点和有效载体的功能，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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