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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农民收入现状，比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以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支农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农民；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中国农村以及农民收入现状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2.加大对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推广
中国现行的科研教育经费存在明显欠缺的问题。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科研投资是企业进行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仅占了不到47%。而我国中国对农业科研大多是政府独自承担。但是中国政府的财力不足，显然造成了农业科研的巨大资金缺口。所以中国可以结合企业进行有限度的一对一的科研，使得资金收集渠道畅通。
3.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而言，我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建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这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有巨大的好处。所以，国家级应该在这个方面提高重视程度，并且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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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传统的高等教育学术性人才是要培养学生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全面的各种相关学科知识背景。应用型人才则不必过分追求上述的传统培养体系，其需要更加关注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更加注重专业化应用型的知识体系。应用型人才还需要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际沟通能力、运用知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与此同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还需要专注于对学生心理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以应对当今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
1．2应用型人才的特征
1．2．1“T型”知识储备
应用型人才的知识储备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性人才，其具有“T型”知识储备的特征。具体的，在应用型人才所学专业领域，需要较深的知识储备量，而在其他相关的专业领域，则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但并不必过深的涉足。这样的知识储备就既有利于应用型人才获得本专业充分的专业知识，也有利于从相关专业获取不同层面相关信息，从而为以后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2．2专业化
应用型人才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等。
1．2．3综合能力强
应用型人才的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要强于普通的学术型人才。主要体现在，其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主要得益于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得到了大量实习以及手工操作的机会，充分提高了其将知识转化运用的能力。
2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2.1规范化原则
规范化原则是指高校需要建立规范的教学体系。将学生所必须获取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合理融入到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明确专业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客观的按照规律安排教学日程，循序渐进的开展日常教学活动。
2．2全面化原则
全面化原则是指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地，既要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又要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同时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抗压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升。这样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才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与生产实践。
2．3多元化原则
高校要打破传统的“关门办学”模式，积极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加强校企合作，根据实践教学的有关要求，在市场上广泛寻找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多层次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2．4导向化原则
导向化原则是指学校应结合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当今社会行业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各种行业都相对缺乏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这就急需高校了解适应社会需求，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
3证券投资方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现状
3.1培养方向不明确
培养证券投资方向的应用型人才不能仅仅只把培养目标定位于证券投资行业，毕竟我国在该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都有不成熟的地方。这样的目标定位会使学生的视野局限于一个较窄的领域，影响学生以后的发展。高校应该多培养其证券投资以及相关专业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找到自身适合的发展方向，进而进行专门化的指导与教学，这样就可以避免毕业生的同质化，体现其自身的专业特点。
3．2培养方式不科学
培养方式不科学主要体现在，目前证券投方向应用型人才的教学中习惯于理论教学，把实践部分放在次要的位置，导致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差。证券投资专业主要是为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培养基层或一线工作人员，专业特点决定了其很多课程的教学，如个人理财、公司理财、证券投资原理、证券投资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期货投资实务等要突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但由于很多学校现代教学手段运用不够，缺少必要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不能保障学生上机实训和临柜实习，实践教学环节比较薄弱。
3．3培养内容不合理
我国高校证券投资方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区域模糊化，在校期间开设了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各种基础课程，由于课程面过于宽泛，导致学生不能真正学到这些课程的精髓，同时证券投资方向的知识学习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3．4培养条件不专业
证券投资方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有大批的专业实验室、与相关企业的合作以及高素质的师资力量。目前，大部分的高校都不具备这些软硬件条件，导致在学的学生缺少实战的机会，从而阻碍了证券投资方向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专业型的师资力量的缺乏，目前，高校的老师基本上是传统学术型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基本没有企业实际的操作经验。
4证券投资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证券投资行业具有高风险以及工作环境多变的特点，所以迫切需要高校有针对性的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证券投资应用型人才，因此，高校需要构建成熟合理的培养体系。
4.1注重专业化培养目标
在日常教学中，强化学生的证券投资行业观念，拓宽学生视野，结合本专业的实际情况，逐步使学生认识到证券投资行业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聘请具有大量实战经验以及资历厚重的证券高管作为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确定以培育高级证券应用人才为基本思路，科学合理地明确培养规格与培养目标，以制定旗帜鲜明的培育方案。
4．2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在培养证券投资方向应用型人才时，将经济管理的大部分学科都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导致学科缺乏系统性以及专业性。在建立学科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证券投资方向的专业性以及与其相关的广泛性。可以充分参考国内外一流大学的教学经验，在确保基础课程的同时，适当增加与证券投资方向关联性强的学科作为教学的重点。在建立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达到系统性和层次性。
4．3建立综合实验基地
培养高素质的证券投资方向应用型人才必须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训练其实践的技能，因此构建综合实验基地十分必要。高校必须建立专业化综合性的证券投资实验室，在日常的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辅以模拟实训，这样有助于学生深刻领悟所学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4开发校企联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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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价值
《万历会计录》是明隆庆六年（1572年）年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开始主持编写的明朝财政收支总册，万历六年（1578年）由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加以订正，万历九年（1581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订，于万历十年（1582年）得万历皇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作为相关部门管理财政收支的依据。全书43卷，约百万字，卷1为户部所掌全国赋税收入、支出旧额、见额；卷2至卷16为十三布政使司与南北两直隶田赋；卷17至卷29为辽东等十三军镇饷额；卷30为内府诸库、监、局、司供应；卷31为光禄寺供应；卷32为宗藩禄粮；卷33为户部职官设置；卷34为文武官俸禄；卷35漕运；卷36仓场；卷37营卫官军俸粮；卷38屯田；卷39盐法；卷40茶法；卷41钱法；卷42钞关船料商税；卷43杂课；各卷皆附相关沿革事例。其中惟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阙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类收录户部综合《大明会典》、历朝条例、户部档案册籍、各省直续报文册，乃至官员家藏文献，详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约4.5万个财政收支数据，其中主要为万历六年数据，其次为相关沿革事例及户部职官设置与分工。
中国在汉、唐、宋时代就已出现政府编制的财政收支簿册，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编制体现全国财政一体状况的“会计录”。顺治年间开始不断编纂的《赋役全书》是由朝廷统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门分别编制的地方赋役册籍，光绪年间出现的几种会计录、会计表则皆是私人所为，篇幅甚小。所以，《万历会计录》实为现存中国帝制时代官修最具系统性的全国财政数据册籍。这样一部册籍，提供了帝制时代特定时间横断面的系统财政数据，呈现明万历年间中央财政管理的基本概念与规制，也透露出明初至万历初年相关政策演变的轨迹，无疑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如欲完成系统可靠的明代财政史，或欲澄清万历前期财政数据，此书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财政史研究虽经长期积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书出版之前，并无系统运用《万历会计录》而作的精深研究问世。以“财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财政部分叙述笼统；研究赋税、财政专门问题者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线索而难见全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仅在《万历会计录》中撷取几个数据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惮于文献浩繁。其次因为财政数据分析，必须精准记录、排比，方能分析其中关节、透视全局，而大量数据处理非积长年累月之功不见成效，故人多选择规避。此外，《万历会计录》仅有明万历刊本，在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种种艰难，使得《万历会计录》这样一部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竟然运用不多。如今，《明代整理与研究》出版，《万历会计录》全书内容、数据尽在其中，而且通过历史学家与数学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见的山东布政使司数据，绪论提供该文献编纂原委、文献价值说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边镇田赋货币化程度数据，而且将全部数据核对后做表格化处理。明代财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个新的文献系统平台。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20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v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明代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启示
前揭之外，《明代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
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可资以“探讨16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f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法，皆理据充实，允为不刊之论。关于张居正改革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的看法，虽然未加详论，然而于笔者看来，也是一语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对所谓唐宋变革与晚明变迁进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必有所获。惟有“国家转型”一说，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尚有迟疑。启发之处在于，明代经济领域的诸多新异性变化，与现代社会要素、运行法则可以契合，货币财政肯定比实物财政更接近于现代财政、经济形态。因此认为张居正改革增进了中国广义社会体制与现代社会的趋同性，可以成立，并扩展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生历程的思路。迟疑之点在于，“国家转型”关涉甚广，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再加印证，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也需定义和更透彻的阐明。
财政体系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农；农村社会保障
农业财政政策是国家财政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进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的总和。通过运用农业财政政策，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以适应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而现行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体系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一、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调整、创新，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以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该体系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财政农业绝对两周增加，相对量趋于下降。表现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二是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1．财政支持对象不合理；2．农业内部支持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农业投入体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渠道较多，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面、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重复投入等问题，这种投入体制使整体目标不明确，有限的资金无法形成合力。四是财政支农力度小一些。这必然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到农业的均衡发展。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必须立足稳定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这两个主要目标，不仅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增长幅度，体现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向农村倾斜；而且要合理确定支出重点，优化支出结构，有效配嚣公共财政资源。
(一)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展望
1．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
加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公共财政与WTO框架相适应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
2．建立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
积极推进支农资金的，积极创新财政支持和民办公主的机制，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3．着力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财政体制和方式改革试点范围，完善县乡财政收入体系，加强县乡财政管理。
4．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是：强化城乡税收协调，公平城乡税负，规范和统一城乡税收管理体制，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农民与工商业、城市居民适用税制的完全统一。在税收政策上体现对“三农”的扶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创造良好的水质环境，为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投入。
(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1．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2．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要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
3．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只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I’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4．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然后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5．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首先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然后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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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预算会计； 政府会计改革； 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企业会计体系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比较之下，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起步晚、问题多，特别是在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我国政府会计出现了一些弊端。而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正酝酿下一轮的政府会计改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研究建立我国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已经成为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必将影响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成果、当前政府职能转变及中国大国形象，文章拟对政府会计改革问题作出一些探讨。
一、政府会计改革的背景
（一）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促使政府会计改革
我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化、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以及政府监督的加强等，均对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政府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主要致力于三方面转变：一是从传统预算会计到现代政府会计，反映政府履行职责与政府占用、消耗经济资源的配比关系；二是从公共投入（程序）管理到公共产出（目标）管理，消除公共悲剧；三是从偏重政府财政、财务状况的（短期）流量分析到（短期）流量分析和（长期）存量分析并重，防范财政风险。相应地，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绩效评价等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对财政资金的管理体现了事前预算、事中控制、事后追踪与监督。公共财政体制需要相应的政府会计信息作支撑来保证财政管理公正、透明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核算预算部门预算的合理性及效用性，保证政府采购的合理性及考察政府绩效。
与此同时，在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之后，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制度已不能适应相应的变化。如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之前，我国对财政拨款采用“以拨作支”的方法，只记录每次拨款的数额，行政单位自己记录资金的使用情况。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各行政单位只能得到当年度的预算额，财政对资金的控制加强，扩大了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
（二）政府职能转变促使政府会计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区域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开展了所谓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各国政府一致期望改善公共部门的内部管理，提高成效和效率。
在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发展对当前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正逐步实施政府职能转换，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建立透明、高效政府的目标。《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从法律上界定了政府的职责和权限，明确了政府行政管理的界限，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强调政府的受托责任，受人民之托，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应当好人民之家、理好人民之财，践行绩效政府理念，体现服务型、管理型、绩效型政府。
欲实现上述政府职能转变，必将建立一个完善的政府信息系统。这套系统应全面反映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它能对政府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在这个信息系统中，会计信息至关重要，是政府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财务报告应全面反映当期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转情况及现金流量，利于信息使用者了解整个政府的资产负债及政府绩效。因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求政府会计改革，政府会计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三）国际大环境促使我国政府会计改革
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至今已有三十多年。预算管理和政府会计一直处于这场运动的前沿。美国联邦政府1990年成立的联邦政府会计咨询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试图将联邦政府会计基础由原来修正的现金制改为应计制。加拿大注册会计师的公立单位公告第2号《政府财务报表的目标》（1984）、第6号《地方政府财务报表目标和一般原则》（1990）要求，政府或政府单位采用修正的应计制基础。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第27号会计准则公告《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1989）和第55号《政府部门的财务报告》（1992）要求，政府及政府部门采用应计制基础。而美国、加拿大等国正积极酝酿下一轮的政府会计改革。
在我国，作为整个会计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会计，改革起步相对较晚，在某些方面甚至滞后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与国际会计惯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尽可能遵守国际公认的游戏规则是其必要条件。
二、当前我国政府会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会计对象概念狭窄
目前我国的预算会计制度主要包括1998年开始实施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以及2005年开始实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可以说，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政府会计，或者说只有政府会计的一部分――预算会计。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特别是财政总预算会计，反映了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等信息，但不能像政府财务会计那样全面、连续、系统地反映预算收支对政府财务活动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的当期影响及连续影响。在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中，《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只涉及货币性资产的计价，其计价对象包括财政性存款、有价证券、暂付及应收款项、预拨款项、财政周转放款、借出财政周转金以及待处理周转金。《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认为行政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并没有引入一些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基础设施、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其对资产的计价范围非常狭小。同样的原因，我国的预算会计中的负债概念也反映得不全面，缺少政府的或有负债，可能导致政府在某些金融活动中（发行政府债券）承担较大的风险。
（二）政府会计基础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目前，我国政府预算会计采用的是以现金制为基础的收付实现制。在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中，收付实现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现金制会计确认的是实际入库的预算资金，这就便于安排预算拨款和预算支出进度，也便于落实预算余缺，并如实反映预算收支结果，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按照这种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其反映的财务成果易于被管理当局操纵（因为管理当局可以根据其需要将收款或付款的时间从本期推迟到下期，或从下期提前到本期），使会计信息缺乏一贯性和可靠性。此外，收付实现制会计还有其他的缺点。比如，无法分清各级政府及各预算单位的财务责任，特别是涉及到财政体制结算、税收返还、预算拨款或财政补助等情况，也无法落实政府的经济管理责任。
（三）会计信息质量（政府财务报告质量）有待提高
财务报告是报告主体对一定会计期间财务活动乃至整个主体各项活动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和报告，典型的财务报告为年度财务报告。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直接影响报告使用者能否全面、客观了解政府运行情况。在我国虽然每年各级政府在开人大会、政协会时都会有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但并不是完整意义的政府财务报告。这些报告大都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没有反映政府财务信息。
三、改进政府会计的对策
（一）扩大政府会计对象
政府会计应当从更广的范围来研究会计对象，即政府会计对象除了反映当期预算资金运动情况及结果外，还应该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整个预算资金运动连续的过程及累积的结果。因此，我国预算会计应相应扩大资产、负债等要素的范围，尽可能把政府的所有资产都纳入会计的核算范围。这样可以全面反映政府的受托管理责任，分清各级各部门的政府职责的履行情况，以降低本届政府承担的运营风险，减少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体现科学发展观。
（二）以修正的现金制为核算基础
现行现金制核算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对政府会计提出的新要求，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会计应采用修正的现金制，逐步过渡到完全的权责发生制。其实我国政府实务界已开始接受修正的现金制，这是很好的趋势，应逐步扩大应用范围，以实现完全的权责发生制，以加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一贯性，落实当期政府经济管理责任。
（三）建立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随着我国公众对政府财务关注度的提高，政府更应注重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因此，编制政府年度财务报告，已是迫在眉睫。首先，应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笔者认为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关政府职能履行情况，以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其次，可以借鉴企业财务报告的形式，结合政府运营的实际，编制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应信息全面，涉及政府资产、负债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些特殊项目的信息。
总结
当前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应多考虑扩大会计的核算范围，将政府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纳入核算范围；逐步实现从修正的现金制到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转变；建立完善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这三方面的问题，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 刘玉廷.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J］.会计研究，2004（9）：3-6.
［2］ 李建发.论改进我国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J］.会计研究，2001（6）：9-17.
［3］ 黄世忠，刘用铨，王平.美国联邦政府会计难点热点问题及其启示［J］.会计研究，2004（11）：13-19.
财政体系论文范文6
关键词：户籍制度；迁徙自由；改革
一、导论
2012年国务院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引起了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广泛讨论；2013年又提出《居住证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可谓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与户籍制度涉及人口之多、牵扯利益之深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几经变迁，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因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激化了“三农”问题，有歧视农民身份、人格之嫌，更因引起了户籍管理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尤其是存在侵犯人权中的迁徙自由的疑惑而广为诟病。近年来，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响，国务院积极出台了相关文件，各地政府也响应号召作出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中国户籍改革在全国逐步展开。然而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却有不少人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隐隐的担忧，认为户籍改革条件不成熟或不适宜，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事实上，这是一种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迷思，其实中国不论是在时机上还是条件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都已成熟，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且需“雷厉风行”。
二、我国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
（一）户籍制度
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国家为统计人口的需要，根据公民的常驻地址，而编户入籍的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为了普查人口、了解国情，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的。①中国的户籍制度却不仅仅具有普查人口的功能，还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紧紧相连，是农民向市民转化难以逾越的一道“龙门”。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简而言之是“自由迁徙――严格限制――半开放”的历程。在1949年被誉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具有迁徙自由，这一阶段，中国户籍制度较为宽松，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分水岭在1958年，这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村户口”，开始严格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又开始呈现半开放的状态。其中，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97年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为户籍制度再次开放做出了尝试和铺垫；在具体户籍制度改革实践过程中，近20个省、市陆续取消了“农”、“非”的户籍划分标准，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遍地开花”。
（二）迁徙自由
所谓“迁徙自由权”，就是指根据人之本性，为更好地满足人性的各种合理需要而享有的一种可以离开自己居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在法治社会中，“迁徙自由权”则意味着是一种被法律所保障的由公民所享有的离开以及变换居所的资格。②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如此重要的权利却被排除在我国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之外，虽然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对迁徙自由权有所规定，但这种“承认”对重要人权之一的迁徙自由权来说，未免有法律位阶不高之嫌。
迁徙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人身自由权利，因为是否享有迁徙自由权往往与公民能否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挂钩，所以性质具有复合性，所以我们在考虑迁徙自由权时常常要将其与相关社会保障权利联系起来。
（三）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③说明任何权利都需要设限，没有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应不例外地受到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合法合理。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已然成为公民迁徙自由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于法，对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依据多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了，但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明显有违法理且与宪法精神不甚契合。于理，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信息管理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仍未完全把其他的附加功能剥离开去，对公民的各项权利都存在一定的干涉和侵害。
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和我国的户籍制度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前提因果。
三、破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迷思
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想实现迁徙自由，必经户籍改革，公民对此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打破滞后的传统城乡二元户籍模式，实行统筹城乡的户籍管理体制。然而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像少数人想的那样阻碍重重还没到推行的时候呢？下面笔者就来破解四种常见的迷思：
（一）会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
这个问题的逻辑是这样的：一旦开放户籍制度，压抑已久的农民必将纷纷涌入城市，这种“入城潮”范围广、规模大、人数多，必将造成混乱无序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实际上，且不说户籍制度改革本着“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思想，一直遵循以地区试点为“先锋”、逐步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改革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安身立命才是农民入城的首要目的。户籍制度一旦“松绑”，它自身也得到了“瘦身”，户籍不再与特权和其他利益相挂钩，重新回归单纯的身份证明。这时候，大家的户口都变为了统一的居民户口，不再有“农”和“非农”的差别，那么进城对农民来说，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这时候农民进城，是为了安身立命，那么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城市的就业要求相对较高，若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不会选择进城；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一旦农民发现在城市待不下去，也自然会返乡。
得出结论，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并不会形成大规模、混乱的“入城潮”，因为人群都是以利益为第一导向，公民会理智选择自己的生活栖息地。
（二）城市能不能容纳如此多的“新市民”？
即使没有那么多农民进城，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想享受城市环境和便利生活，那么城市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匀给”这些新市民吗？
从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够吗？笔者认为同样依据破解第一个迷思的原理，容纳不下了自然有人会走，居民都是流动的，尤其是对处于尝试阶段的农民来说。第二，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提供给他们吗？其实与平时我们感受到的“就业难”的压力不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至今已有大约1.5亿农村人口通过农转非、城市扩展等方式进入城镇定居或就业。④说明城市是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这样就业了。这是因为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一个部分，市场可以自主调节劳动力的流向。
（三）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损“城”利“乡”？
这里也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治安和经济。
治安是大家关注又担心的一点，因为确实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要远高于常住人口。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表象，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城市居民经常将农民视为“拖累”和“包袱”，认为其抢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常常有瞧不起农民的表现。而政府也没有赋予外来人在城市里的正式居民身份，只是从利用其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着眼，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不太关注。⑤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少部分人思想一偏激，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经济方面，农民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市民却常常忽略了他们的这一重要作用。农民工在城市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单薄的工资，一边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一边接受市民的白眼，这样的待遇可谓不公平。
所以，一方面要从形式上取消市民和村民的界限，实现迁徙自由，另一方面大家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市民应改变对村民“脏”、“乱”、“差”、“没文化”的旧观念和旧印象，给这些“准市民”公平发展的机会。
（四）配套制度、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在逐步打破“农”与“非农”的藩篱，使大家变为一样的居民，但城市还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比农村更好的配套制度在吸引着农民入城。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行不行？会不会使公共服务体系不堪重负，使“新市民”无法得到期望中的福利，又使“老市民”的福利水平下降呢？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其根源在我们的财政体制。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然而拨款的依据是通过当地的人口数量来计算的，外来人口的户籍没有计入这个数量之中，所以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只有改革我国财政体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国家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应该全国一盘棋，全面规划和统筹。中央财政应改变目前侧重大城市的政策，转而向地方倾斜，尽量平衡公共服务的地方差别。⑥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全盘考虑、逐步推进，进而达到城乡和谐一元化。（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娟：《论迁徙自由――与户籍制度相关联》，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 李铮：《论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 王剑：《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
[4] 郭芹：《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改革的伦理探究》，重庆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 黄仁宗：《城镇化抑或迁徙自由――反思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求实》2002年5月。
[6] 张萌：《从迁徙自由权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7] 谢锐勤、谢俊平：《迁徙自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年8月第17卷第4期。
注解：
① 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
② 赵小鸣：《迁徙自山权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
④ 季林农：《民工就业问题》，载《农民日报》2007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