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1
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每种研究方法，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或由某个学派产生的。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它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上检验一下。这个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方法虽与理论密切联系，仍有其独立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辩证法。当代西方的许多研究方法，或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研究，或是从研究生产力出发的，都有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检查，又可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经常保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可使我们头脑清醒，在选择和运用方法上，更能得心应手。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2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 、“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 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 。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 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史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来研究中国的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 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 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 。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汪精卫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史”的传统
由于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下形成和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 《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 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 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 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 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 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 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 《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出版社，1983年。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3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4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5
英文名称：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8005
国内刊号：11-1082/F
邮发代号：89502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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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6
一、40年的实践
40年来，我们在上认为经济史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前进，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3]50年代前期，当我们开始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时，就把它的下限定在1949年。1958年高等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写到1949年。因为1949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终止之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规模上形成之时，也就是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58年开始，我们把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下限延至1956年。1960年由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出版、我们编写的《中国近经济史教学大纲》，写到1956年。因为1956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义改造，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终止之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建立之时，另一个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65年起，我们先后离开经济史研究与教学岗位，直到1979年重操旧业。1983年，当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任务时，就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78年，因为该年年末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且作出了一些改革的决定；在1979年至1983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到1984年l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改革的重点从转向城市，即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又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84年。1988年定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齐的由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至第四卷，写到1984年。从1988年至今，又有七八年了，其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有头有尾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研究跟随经济前进的步伐而前进，编写这部史的第五卷，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这个命题的含义，除了经济史学研究的客体即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延伸，使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之外，还包括研究的主体即研究者，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站在最新的历史高度，从最新的经济状况去看(观察、、解释)过去的经济变化，揭示今天的经济与过去的经济变化的关系，说明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渊源，以往的经济在当前经济的沉淀以及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必须采用反映当前经济状况及其与以往经济之间关系和概念，以及相关的分析与表达方式。这就是说，研究者的眼界、立足点、学识、方法、范畴等等，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丰富、更新。正因为如此，在编写这本第五卷时，我们力争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度，回顾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经济演变的轨迹。
二、及时地经验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既是经济史学研究对象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史学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又是经济发展对经济史学的要求。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种要求显得特别迫切。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唯有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用自己的经验、理论指导下一步的行动。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28曰一次关于改革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4]他将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即走一步，看一步，列入改革方针的。正因为如此，他在3年之后将"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子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作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关键之一。[5]16年来，正是在这条"走一步，看一步，回过头来总结一步"[6]方针的指导下，改革才进展得比较顺利。
经济史学本来就承担着总结经济工作经验并从中抽象出经济理论的任务。只有跟随关经济发展历史步伐前进，不断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经济史学，才能及时地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充分地发挥指导经济工作的功能。
三、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有首有尾的事物
所谓及时总结经验，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从经济史学科来说，所谓"一段"，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就是总结刚刚结束的那个阶段的经验。只有在一个完整的阶段完成之后，事物的过程与特征，才会全部显示出来，人们才能看到该事物的头与尾，始与终，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质与，并据以抽象出经济概念，升华为经济理论。所以，作为国民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的事物，有头有尾的经济周期。
明确了这一点，便能了解经济史学"及时总结经验"与人们日常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的区别。后者可以按年或按月总结，如年度总结，几年工作总结，月度总结、季度、半年或几月工作总结等等；可以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之后总结，也可以是在某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总结；可以归纳出几条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也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概括，且一般都没有理论的抽象。而作为研究的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则必须是研究对象一一国民经济或其中的某个部分一一运行中已经结束的阶段。这样，研究的对象才是一个整体。也正因为这样，经济史工作者在从事研究国民经济或其中某个部分的运行阶段，其起步可以与该阶段同时开始(当然可以在已经开始，甚至结束很久之后)，但其结束必须在该阶段结束之后。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工作的节奏，就其完成的时间来说，必须比研究对象结束的时间至少慢"半拍"。这就给经济历史本身留下了沉淀的时间，给研究者本身留下了沉思的时间。
四、沉淀的时间与反思历史的时间
在史学以至一切历史学的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要不要有一个历史的沉淀时间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时间?在这个上，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有些学者，例如约。阿。熊彼特，主张研究"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7]在他看来，凡是已经发生了的经济事实，就已成了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这已发生的经济事实的过程与，便是经济史学。这种观点疏忽了经济史实(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到今天为止的经济事实，确实是已经发生的经济历史，但它却不一定立即成了今天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它可以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不是。这里的关键是，到今天为止的事实，是不是一种阶段的完成形态。因为经济史学是一门，它担负着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任务，因而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有始有终，有运行全过程的事物。已经发生但未完成全过程的经济史实，不应作为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它一旦运行到了终点，便成了这样的研究对象。故区分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界标是经济事实是否已告一个段落，而不是它是否已经发生，已经成为历史，更不是研究对象与开始研究它的时间只需隔一天(昨天与今天)或一定要间隔多少年，即不是某种绝对时间。在人类演奏的经济进行曲中，正在奏出声音而未完成的那一"拍"，不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一旦完成了，它就是的了。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某对象时，他的研究工作可以与研究对象同时起步，而将该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开始研究的时间，必须在该对象终止时间之后，在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距离，即有历史的沉淀时间与历史工作者的反思时间，这段时间至少应有"半拍"之久。
五、"慢半拍"
我在这里说的是至少应有"半拍"之久，是说这种"半拍"的时间间距，是保证经济史学之所以是经济史学所需最低的条件，而并非充分的条件。经济史上的事物，其范围(内含)有大有小'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其结构有繁有简，其有久有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慢"半拍"都可以做到描述研究对象发生、发展与终止的过程，并对它作出初步的但却是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即最基本的评价。这已能达到经济史学研究的最低标准，保证经济史学科长处的最低程度的实现。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在1949年终止，在1949年以后便可以将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1956年终止'在1956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人民公社在1983年终止，在1983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产生、发展过程、终结局面、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以及某种抽象。
1987年，有一位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我说起，在全国，他既是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的人，也是80年代初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应该废止的人。他的体会是，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他研究农村人民公社最后的结论，即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来说，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而发展改变自己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过50年代以来学术生涯的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诸如计划经济、1957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等等问题上，未曾改变观点的人大概很少。我由此想到，在农村人民公社、计划经济、1957年建立的经济体制结束自己的历史以后，才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才完成对它们的研究结论，或许可以避免上述理论工作者的某些烦恼，从而显示出经济史学一个方面的优点。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长处、难处。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只有慢"半拍"，给历史留下沉淀时间和经济史学者留下沉思的时间，才能形成和显示自己的长处。但慢"半拍"一一充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它的短处。
六、应不应该有当代史
有些学者，如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教授，在80年代给中国经济史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8]在这个定义中，中国经济史的下限止于1948年或1949年，止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结束之年。从1949年到80年代的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之内。这30多年及其历史可能被列入了历史沉淀时间和历史工作者反思时间。在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一些以"历史"、"经济史"命名的著名刊物，刊登的文章以1949年为下限，论述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论文一般不予采用，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和实践涉及到应不应该有当代史、当代经济史，当代史、当代经济史是否不在学科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问题，中国当代史迟迟不能建立，与此理论问题未能解决不无关系。
在1949年以后至80年代的30多年或至今为止的46年中，包括1949一1956年的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阶段和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已成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它终止之时距今已30年，为什么还不研究它?在理论上似乎难以说明白。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近30年，其间已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人民公社等一类经济组织经历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为什么不应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在理论上也似乎很难说明白。
有一种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即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距现实(今天)的时间愈短，其研究的经济政策得失，所的经济工作经验，揭示的经济运行特点与规律，抽象出的理论，能成为社会各界认识现实经济与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直接依据，成为他们作出决策的直接依据，从而对现实工作的借鉴意义愈大，作用愈大，社会对它的需求愈迫切。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科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有利于使经济史学科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重视。研究贴近现实的对象，是经济史学发挥自身功能、影响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
在经济史学史以及史学史、经济学史上，未曾有过30多年前或40多年前的历史仍未列入研究对象、未被研究过的事实，更没有一种经济形态已经终止三四十年后尚未被研究的事实。将历史研究延续到当代，是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传统，否则无法"通古今"，"观古今之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主张历史研究要有沉淀时间，他们有关历史的论著中，当代史或从古代、近到当代的占很大的比重。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自本世纪头30年诞生时起，就将当代经济演变过程列入研究对象。检索一下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便可看到，20年代末期出版的，不仅有写到1911年的，也有写到20年代的前期的；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20年代的，还有写到30年代前期的；5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30年代的，也有写到1949年的。问题发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在1958年以后至80年代初，这种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做法不见了。这是由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左"的学术批判造成的。这种斗争和批判使研究现(当)代经济史成了畏途。研究者研究远离现实的对象，一则可以保平安，二则可以不受一些流行的、违背了就要作为错误受到批判、被禁止的观点的直接约束，从而实现科学的追求。可见，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史学不研究现代经济史，是错误指导思想下造成的。我们要将它看成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不应以它为据，反映到理论上，似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下限只应到1949年为止。
七、要求与风险
史学对象的时间下限要跟随经济的步伐而不断后延，给经济史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是连续的。经济现象本质的暴露与经济发展的被认识，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其后果与如何，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与后续的事实才能看出来。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远，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隔膜愈厚的不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愈长(沉淀时期愈长)，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愈明显，人们对它的认识时间愈长(反思时间愈长)，积累的知识愈多，故研究的成果(结论、认识)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大。相反，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近，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薄(甚至是研究者亲身经历过的时代)的有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短，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未充分表露出来，使人们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人们对它的认识积累尚少或没有积累，甚至有些情况、资料尚未公开，研究者无法知晓，从而研究的成果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小，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大。这就是说，研究的难度愈大，对研究者洞察力的要求愈高，风险度大。这里且不说因研究成果(认识、评价)冒犯某些在世的权威，或与某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却甚为流行，被认为正确的观点不符，而受到批判、围攻、压制的风险。在一个时期，正是这种风险使许多人视当代史为畏途。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正式成立于1983年。在成立时我就提了一个意见，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将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延续下去，从而要求课题组的成员随时关注、研究亲身经历的经济变化，收集、整理有关的资料，对一些展开讨论。就这种情况而言，本卷研究工作的起始与研究对象的起始同步。到了1992年秋季，我们认为从1985年开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已于1991年结束；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是我们将1985一1991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作为第五卷的研究对象予以全面研究。这项研究到今日才告一个段落，比对象结束之年晚4年，也就是慢了"半拍"。作为历史沉淀的时间和对历史的反思时间，4年时间是很短的，而我们对历史的洞察能力又不高，这种本卷中存在粗糙与错误之处成了不可避免的。我们愿意承担这种初试者的错误。
本着跟随历史前进而前进的态度，在本卷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开展第六卷即从1992年开始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何时完成，则有待于该发展阶段在那一年结束，并一定是在结束之年之后。我希望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能够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长期地写下去，在第六卷之后，出版第七卷，第八卷，以至若干卷。在某卷之后，虽然我不再担任它的主编，却希望它如同既往，新的一卷以慢"半拍"的速度问世。与此同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已出各卷作补充、修改或者重写一些章节，使它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完善。
注释
[1] 此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导言》中的一部分。
[2]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包括周秀鸾教授等人在内的中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经
济史教研室集体。
[4]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第u3页。
[5] 邓小平：《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8页。
[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定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版，第649页。
[7]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史》第一卷，译文参见中译本，商务印书
馆1991年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