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1
上半年以来，我行在新一届党委班子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有效的发展观，狠抓省、市分行各项工作会议精神和各项工作措施的贯彻落实，积极按照市分行党委年初确立的“存款要上新台阶、清收管理要有新突破，经营效益要有大提升、机制改革要有新举措、内部管理要规范”的五项要求，坚持把“上总量，求质量，调结构，创机制，强管理，增效益”作为发展硬道理，通过全行员工的共同努力，前半年全行主要经营目标完成均达到60%以上，较好地完成了省分行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信贷财务计划执行情况
（三）不良贷款实现“双降”，资产质量进一步优化。6月末，全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万元，占比-%，较年初下降-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全年下降计划1080万元的-%，占比较年初下降-个百分点。其中：次级类贷款下降-万元，可疑类贷款下降-万元，损失类贷款下降-万元。四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万元，占比-%，较年初下降-万元，占比下降-个百分点。清收不良贷款本息-万元，完成省分行计划3600万元的-%；“散小差”贷款退出（撤据销户）-户、-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和-%，同比多收-户、-万元。
（四）贷款营销困难，余额较年初下降。全行各项贷款余额-万元，较年初下降-万元，同比少增-万元。6月底，全行贷款累放-万元，剔除联合贷款因素（联合贷款同比少放7000万元），同比少放-万元；累收-万元，同比多收-万元。
二、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
（二）细化“保抢挖”战略，大抓存款上总量。针对我行存款总量不足，特别是点均、人均存款水平低的现实，新一届党委从理清思路，准确定位，提高认识入手，将存款工作确立为全行加快有效发展的“生命工程”，积极教育引导员工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克服小有发展进步就骄傲、自满的情绪，坚决克服面对竞争和困难就无所作为的畏难、厌战情绪，牢固树立“总量就是实力，份额就是地位，增存就是增效，增量就是竞争力”的存款新理念，不断强化“客户立行”、“存款兴行”和“释放全员创造力，拼抢市场份额，以存款数字论英雄”的经营思想，以深入贯彻落实全省资金组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为契机，切实发动全员力量，坚持对公、储蓄和同业存款一齐抓，大力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吸存揽储工作。在认真细分存款市场，确定全行重点客户名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行领导抓系统大户、部门抓重点户、全员抓一般户的抓存组织体系，并按层次确定了保险公司等8户系统大户由行领导主抓、48户学校、医院等机构客户由部门主抓、城乡工薪阶层由员工拉网式开展抓存款，并从严进行考核。3月下旬，针对全行一季度存款任务欠账大，行际间发展不平衡和进度与时间不同步等问题，市分行专题下发《通知》，组织人力，要求全行上下树立信心，下大力气，集中时间坚持“两手抓”，切实把安排部署全年工作与当前业务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一手抓省、市分行2008年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一手抓各项任务的完成，确保贯彻会议精神与一季度业务经营“两促进、两不误”。4月份，为贯彻落实全省分行长会议和“五抓”指示精神，紧密围绕“六个突破”，及时下发了《关于认真抓好二季度业务经营工作的通知》，要求全行根据一季度业务经营情况，看排名、找差距，突出“抓弱、抓差、抓欠、抓进度、抓效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要求后进要赶先进，先进要再前进，并派各部室负责人分赴各包挂支行具体抓落实，确保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力争完成全年计划的60%以上。同时，发动机关全体员工积极行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全行业务经营中去，要求人均每月业余揽存2万元，以实际行动为基层行做出表率，到6月底，市分行机关员工业余揽储-万元，占武都区支行储蓄存款增量的-%，同时，全行通过狠抓营业网点等级管理、柜员星级管理、以及规范化服务等重点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全行存款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
（三）强化清收管理措施，狠抓“双降”求质量。针对我行不良资产占比高、清收难度大和不良贷款实行模拟拔备后，对我行经营利润的直接影响等问题，全行进一步坚定 “向清收不良贷款要效益，向‘散小差’贷款退出要效益”的经营思想，切实把不良贷款压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是加强完善分账经营管理机制。在认真借鉴试点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资产划转、分责经营管理、搭建清收平台、实施万元含量、相对独立核算、捆绑考核”的原则，灵活运用属地清收与专业清收、全员清收与专职清收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力以赴抓清收工作，并结合陇南区域特点，研究制定了《不良资产分账经营管理实施办法》，拟将武都区支行教场营业所翻牌改建为专业清收支行，并从武都支行和市分行抽调20多名员工专门从事武都行不良贷款的清收管理，待试点成功后在全市统一推行。二是积极创新清收手段。在认真总结和借鉴以往清收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用足用活用好各项清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发挥好各级领导在清收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市分行领导及部门对所挂（包）县当年的不良贷款“双降”任务负责，积极参与，指导帮助抓清收；各县支行领导要亲临清收一线坐阵指挥，带头清收，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到不良贷款清收上。至6月底，二级分行班子成员累计收回挂点企业康县王坝金矿等不良贷款本息120万元。三是全面加快“散小差”贷款退出步伐。除将退出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外，提出了在全行消灭千元以下小额客户贷款等具体目标，并要求各行在坚持进村入户开展拉网式集中清收的同时，充分利用招标、打包、卖断等市场化清收手段，加快退出进度。至目前，全行以打包卖断等市场化手段处置收回农户散小差不良贷款-户（笔）、-万元，占“散小差”贷款退出总额的-%。四是继续加大对改制企业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全市企业改制动态，千方百计清收改制企业不良贷款本息，对一时难以收回的果断采取保全措施，严防贷款债务被逃废悬空。目前已累计收回陇徽饲料公司等改制企业不良贷款本息-万元。五是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变现力度。至6月底，全行累计处置抵债资产-万元，占省分行下达全年处置计划100万元的-%，冲减“待处理以资抵债资产”-万元。六是坚持依法收贷不动摇。全行不断加强对依法清收工作的指导、协调与服务，灵活运用诉讼方式攻克重点户、钉子户和赖债户，为全行清收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到6月底，全行累计-户，胜诉-户，收回企业贷款-万元。同时，全行大力推行不良贷款清收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清收考核办法，严格进行考核兑现有力地促进了全行不良贷款清收管理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
（五）努力增收节支，强化管理增效益。一是积极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在现有利润指标基础上，将纳税调整、风险扣除、资本回报等因素纳入核算范围，重点突出风险和价值理念。二是加大表外收息力度。针对全行财务资源有限、收息水平低的突出问题，我行一方面加强资金管理，积极稳妥地营销有效资产，坚持在上存资金、扩大有效资产和发展中间业务等方面拓宽增收渠道；另一方面以清收改制企业不良贷款本息和散小差贷款退出为重点，采取靠实内外勤人员的收息责任，加大考核力度，充分运用处置抵债资产和清收内销外挂的已核销呆账贷款等办法，坚持在表外应收利息上挖掘增收潜力。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加大盈利行支倾斜力度。通过加大对盈利大行的支持倾斜力度，积极推行以收定支的费用管理模式，严格控制宣传费、招待费、培训费、会议费、差旅费等措施，确保了全行经营利润的稳定增长。
（六）强化内控，严格规范经营及操作行为。全行坚持把开展基础管理作为业务经营正常运行的保障措施来抓，按照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规范的要求，定期组织开展了内部自律监管工作，充分发挥再监督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开展了经营真实性审计、行长离任审计、2000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审计、个人贷款合规性审计和“四项” 后续审计工作，对全行近年来内审和银行监管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面进行了自查自纠和监督整改；配合省分行操作风险大检查工作组，查纠了我行基层操作岗的一些违规违章问题，对全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群众反应的有关问题及时进行了核查反馈，有效地防范了各类案件及事故的发生。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四、后半年工作重点
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2
执法大队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维护良好的农资市场监管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严历打击假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开展的工作
（一） 落实防控措施
按照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小组的安排部署， 检查组主要对经营单位进货来源、经营人员等情况进行了认真排查。要求经营户严格把好市场进入关，严格凭检疫合格证明入场，严禁未经检疫、来源不明的禽类进入市场。同时对我区畜禽养殖场户进行了检查，落实好人畜共患病等动物疫病各项防控措施，要求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努力降低疫情发生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发放宣传资料500余共份，巡查两家市场10次，检查门店52家次，共出动执法人员60人次。
（二）组织辖区内养殖业企业复产复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局落实上级关于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农业生产，积极有序组织辖区内养殖业企业复产复工，确保我区肉、奶、蛋等农产品持续稳产供给。辖区内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 100余家，发放全力组织恢复企业复工复产，为切实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 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作为农资打假监管重点区域。一是检查处经营户证件是否齐全，产品是否备案；二是检查产品的外包装、合格证、质量标签等，要求外包装和标签必须标明生产厂家或分装商的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编号、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等事项；三检查产品实物是否与标签标注的内容相符，是否过期、失效、变质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截止目前， 抽检种子6批次、抽检农药6批次抽检农药标签50个、肥料4批次。检查100家次农资经营单位； 执法人员110余人次，出动执法人员408人。
2、严格执法，依法调解纠纷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我队严格执法。接受投诉举报10次，“市长热线”5次。调解纠纷7起，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 确保了广大农民群众使用农资产品的质量安全，为全区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二、 下半年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监管，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加大农资质量抽查，进一步完善农资销售备案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坑农害农行为。
二是加强指导服务，进一步推进农资打假和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广泛宣传农业法律法规和识别假冒伪劣农资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科学使用种子、农药、化肥的能力，增强广大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继续加强对农资经营人员培训，着力提高广大农资经营人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和依法经营能力，促进农资市场不断规范。进一步建立健全农资违法案件投诉举报制度，方便群众投诉举报。
三是提高执法能力建设，为依法治农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执法制度，大队执法人员全员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逐步改善农业执法条件，保障执法经费，配齐执法取证设施，以保证农业执法正常高效运转。
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3
一、基本概况
和**县交通局始建于1987年11月，是县人民政府主管公路交通行业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全县范围内县乡道路的建设、管理、养护及运输管理等工作。现有干部职工9人，其中蒙古族5人，汉族4人，党员3人，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6人，中专学历1人，高中学历1人。目前，全县有4个客运站（点），分布在和**县、和什托落盖镇、夏孜盖乡、乌图布拉格牧场等地。形成了连接全县5乡1镇4个牧场的道路运输网络，极大地改善了群众乘车候车条件，方便了农牧民的安全便捷出行，使和**县交通运输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公路交通的方针﹑政策﹑法规，拟定有关政策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编制县公路交通发展规划；制定公路交通战略规划以及科技﹑教育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辖区内的县乡公路的建设﹑养护﹑路政等组织管理，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公路环保工作。
（四）会同有关部门培育和管理交通运输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建立和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引导交通运输业优化结构，协调发展。
（五）负责公路运输经济及技术管理；负责汽车维修市场﹑汽车配件市场等工作的行业管理。
（六）指导交通行业的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工作，负责对所属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保值增值的监督。
（七）负责公路交通科技管理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按规定负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建）项目管理，负责交通行业管理。
（八）负责指导县公路交通行业财务﹑审计﹑统计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制定公路交通行业价格和有关方面的经济政策。
（九）负责指导交通行业的精神文明和职工队伍建设，组织指导交通行业职工教育﹑培训﹑交流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管理我县的交通治安保卫工作。
（十）负责交通行业的法制宣传﹑交通复议工作。
（十一）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坚持建养比重，推进农村公路更好更快发展
一是积极协调确保重要农村公路顺利实施。今年我县重要农村公路建设里程25.4公里，为保证我县重要农村公路G217线（350+282）—新乌森盐场公路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我局充分发挥组织、协调职能，积极主动深入重要农村公路施工现场，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二是农村公路建设步伐稳步发展。**年我县农村公路计划改建里程为14公里，总投资为272万元。目前我们已完成农村公路项目的设计、评审工作。
四、注重养护、提高农村公路通行质量
针对我县实际，我局在做好农村公路建设的同时，还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提高通行能力，我局对农村公路的养护工作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开展了小修养护工作，对我县和什托洛盖镇至夏孜盖乡公路进行了养护，共补坑槽230㎡，路肩边坡整修，里程碑进行重新粉刷及标号。二是加强日常巡道检查，及时查处违反路政管理的行为，严格执行路政员巡道的巡查制度，及时掌握管辖路段、桥涵、公路附属设施和控制区的情况，要求路管员、协管员认真填写巡道记录和公路上发生的意外事故，及时清理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石块、杂物、摊点等障碍物，发现险情及异常情况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三是路政执法人员深入到各乡、镇、场，对各种违章行为采取教育与处罚（卸载）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爱路护路意识。
五、**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春运工作方面。
为了保障春运期间道路运输安全，我局与运管站联合对县内公交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检查中对利用废气取暖导致车内一氧化碳浓度超标的车辆、灭火器失效的车辆进行了查处并要求限期整改。
县运管站对客运线路车辆进行了技术检查，经检查合格的车辆，签发“春运标贴”方可进行营运，切实杜绝了不合格车辆上路的情况发生。在春运期间，县客运站严格执行“三不进站、五不出站”的规定，加大了对易燃易爆、腐蚀、放射性等危险品的检查和车辆安全例检工作，坚决杜绝危险品进站上车。从**年1月11日至1月31日共发送车辆2667班次，发送客运量19483人次，完成周转量565万人次，做到了无旅客滞留现象发生。
（二）联合执法打击非法营运车辆。
我局牵头，联合交警大队、运管站、公路段路政队，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联合整治采取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沿途巡查和固定区域稽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打击非法营运的轿车、客货两用车、无营运证照、伪造营运证照客运车和其他从事非法营运的社会车辆，非法经营的私家车等违法行为。通过集中整治，查处各类违规车辆十余起。
通过此次联合执法，巩固以往整治成果，进一步挤压黑车生存空间，遏制非法营运势头，加强客运市场监管，维护出租汽车行业秩序，保障从业人员和广大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县客运市场及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安全、平稳、有序发展。:
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交通安全监管得到强化
我们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了安全管理机制，明确管理职责，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一是层层落实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制定和完善了应急运输领导组织机构和应急预案，加强了对运输市场安全生产的组织领导。二是认真落实“三关一监督”的管理职责，强化了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的主题责任，强化了客运站安全源头管理；三是联合运政、交警、路政等部门开展对运输市场进行了整顿，共查处13辆黑车。四是开展了交通运输事故治理和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对各运输企业、维修业户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对2家安全意识不强、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存有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场批评指出，限期整改。五是认真落实领导带班制、接待责任制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防火、防盗、防破坏等内部安保工作，做好24小时值班记录。截至6月底，我县交通运输行业发生交通重大事故1起，死亡2人，伤20人。
七、扎实加强源头治理，巩固治理成果，形成促进我县交通又快又好发展的合力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方面，我们突出抓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狠抓各项任务落实，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继续深化。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倡廉教育，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今年，我们把反腐倡廉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狠抓了反腐倡廉教育。将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学习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在今年我局的每星期五的学习中，有10次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为主要内容。及时召开大会传达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文件。在地区3月19日召开了全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后，我们及时将会议内容进行了传达。同时，我局领导干部积极还参加自治县廉政夜校。二是加强行风建设，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在纠风工作中，我们坚持纠风工作同经济建设、创建文明行业紧密结合，做到纠建并举和谁主管、谁负责，推动了我局纠风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三是治理公路“三乱”工作进一步巩固。在治理公路“三乱”工作中发挥了牵头作用，我局高度重视治理工作，认真组织明察暗访，同时会同公安局、纠风办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我县境内未发生公路“三乱”问题。四是我局交通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我们建立健全了《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过错追究制》、《执法公示制》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加强了对执法行为的监督，聘请了行风义务监督员，定期或不定期征求监督员对行业风气、服务质量和执法行为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效推动了我局依法行政意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4
一
、200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1、今年1-6月份我中心按照建立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要求，认真学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确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2、我中心积极争取部级项目以及省市级项目资金，今年年初市级财政拨入我中心125万元专项款已经到位，确保全部用于检验室改造工程和大型进口仪器设备的购置。
3、今年是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活动年，全国上下对此非常重视，我中心作为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机构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中心领导亲自抓，加强农产品市场的抽检力度，对抽检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并按月出简报，上报给相关单位和领导。
4、 目前我中心正在抓紧实施仪器采购及检测检验室的改造工作，各项工作正在稳定而有序的开展。截至6月8日，我中心检验室主体改造工程及水电改造项目已经完工，设备到位可立即投入使用。
5、大型进口仪器设备（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招标采购工作已经完成，计划6月中旬仪器到位。常规仪器采购工作进入最后环节(预计6月20日到位), 检验台及通风设备项目采购工作按原计划进行。
6、开展深入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提高我中心职工思想政治素质。
7、安排两名专业检测技术人员去外地学习培训：一名在江苏省农科院学习，另外一名在合肥国家农产品标准检测中心学习。
二、2009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1、计划组织中心部分人员外出学习考察，学习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省市的先进经验和方法。
2、 继续对滁城各大农贸市场和蔬菜生产基地的蔬菜的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常规工作）。对抽检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并按月出简报，上报给相关单位和领导。
3、计划下半年通过双认证，目前正在做通过双认证的前期相关准备工作，确保一次性通过。
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5
一、充分认识镇农药化肥施用现状与面临的形势
（一）农药化肥施用现状。
镇是农药化肥使用大镇。自2019年以来，镇认真落实了上级相关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的要求，通过综合施策，农药化肥使用总量与单位面积使用强度呈现“双减态势”。但与绿色发展要求比较，在农药肥料使用方面，我镇还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作物农药化肥使用强度仍然偏高。虽然2019年全镇农药化肥使用总量较2018年削减50%，但和先进乡镇比较仍有一定差距。二是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镇人粪尿、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绿肥、土杂肥、堆沤肥等各类有机肥料资源丰富，但肥料化利用不足50%。由于化肥使用不合理、有机肥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土壤酸化、养分非均衡化、次生盐渍化和耕地质量退化，设施蔬菜等土壤磷素呈富集趋势。三是施肥方式普遍落后。施肥机械与水肥一体化设施装备率低，表施、撒施、冲施化肥现象较为普遍。在强降雨、漫灌等情况下，肥料快速溶解挥发、随地表径流流失及向地下水淋溶的风险较大，对生态环境造成隐患。
（二）面临的形势。农药化肥施用不合理的问题与我镇粮食增产压力大、耕地基础地力低、耕地利用强度高、农户生产规模小等相关，也与肥料生产经营脱离农业需求、肥料品种结构不合理、施肥技术落后、肥料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相关。
各村委会应切实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将农药化肥“双减半”作为县建设“一谷一城”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摆上重要日程，通过调优施肥结构、改进施肥装备、强化服务指导、构建长效机制，更大力度地推进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和建设“一谷一城”工作，进一步提升镇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与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以控制农药化肥施用总量、优化施肥结构、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为着力点，以“精（精准施肥）、调（调优施肥结构）、改（改进施肥方式）、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轮（轮作休耕）”为技术路径，通过政策引领、科技进步、机制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是精准施肥、分类指导。在确保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以减少农田氮磷排放、保护重要河道水源安全为重点，根据土壤供肥保肥性能、作物需肥规律，实行分类指导，减少不合理的农药化肥投入，改变落后的施肥方式，做到精准施肥、环保施肥、高效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二是有机替代、绿色引领。实行农畜（牧）结合、种养循环，就地就近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打通“污染源”向“营养源”转变的通道，推进化肥用量持续下降、有机肥应用比重不断提高、绿色优质专用高端产品供给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的需求。
三是政府主导、综合施策。在镇政府统一领导下，统筹考虑土、肥、水、种等生产要素和耕作制度，根据不同作物需肥特点，科学制定和落实化肥减量增效措施，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有效推进科学施肥。
四是典型示范、辐射带动。选择化肥使用强度高、畜禽养殖密度大、水体污染治理责任重的村，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示范村建设。以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集中打造一批农药化肥“双减半”示范典型，发挥示范辐射效应。
（三）目标任务
各村委会要严格落实镇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着力推进农药、化肥“双减半”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实行村一把手负责制，全镇2020年调减玉米面积980亩，化肥施用量小于51吨，农药施用量小于1.4吨，新增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516亩，新培育绿色种植基地一个（种植面积200亩以上），施用有机肥占比30%以上，绿色防控体系试点3090亩。
今年，县里加大了对大豆种植补贴力度，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重点向大豆补贴倾斜，也加大了对经济作物和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施用补贴力度，各村委会要鼓励提高农民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和施用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的积极性，实施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替代化肥行动。要建立农药化肥购销台账，实行实名制管理。购买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要留存正式发票。镇政府涉农部门也将进村入户抓好宣传落实，集中力量抓好备春耕生产。
三、重点工作
各村委会务必围绕上述目标任务，因地制宜，狠抓种植业结构调整、绿色发展等，要算好三笔账，落实三补贴，做到三保证：一是算好种植业结构调整帐，落实结构调整补贴政策，保证农民进行结构调整用肥减量不减收；二是算好有机肥替代化肥帐，落实有机肥使用补贴政策，保证农民使用有机肥成本不增加；三是算好生物农药替代高毒农药帐，落实生物农药使用补贴政策，保证农药减半不减效。各村委会要加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带动示范作用，要制定出本村的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并尽早分解落实到农户和地块。以上工作务必于3月31日前完成，并将任务落实情况上报到镇政府农业办。邮箱或微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将建立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办公室，明确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综合采取行政推动、宣传策动、示范带动和政策撬动措施，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各村委会也要按照要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和指导本村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
农行半年工作总结范文6
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之日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什么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必须认清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了解我们的出发点，便弄不清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我们选择的前进道路的正确性。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从了解这个社会的经济入手。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同时，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就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经济面貌。为此，本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了。
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
一、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
1842——194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的和剧烈的变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从使用手工工具生产到使用机器生产的过渡。在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的开始，也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开端。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的起步，晚于英、法、美等国100多年，因而有后发现象，即一开始就可以接受、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叶已有的设备和技术。这使中国的生产力，从设备技术层次上说，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说，现代化的进展缓慢。直到1949年，现代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占的比重一直很小。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在后发地位。后发地位有其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中国的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使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又使它的国内环境恶劣，以致引进的和内部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长期并存。在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地区，生产力中存在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各种衔接形式。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多元的、多层次的结构。从部门言，在交通运输业中，从肩挑手提到手推车(鸡公车)、手拉车(板车)，到脚蹬的三轮车、自行车，到利用畜力的马车、大车，从电车、汽车、火车，到轮船、飞机等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都同时存在。工业生产领域里，各个层次的设备，技术几乎无所不有，即使在最先进的部门或工厂里，也并存着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多个层次。从地区言，在某些边远地区和山区，使用木棍、鱼叉、弓箭、陶石纺轮等王具从事耕作、渔猎、捻线。这是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早期出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部分山区，存在着奴隶社会早期出现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新疆、青海、等地牧区的游牧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游牧业没有重大区别。在多元的生产力结构中，最广泛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农业与手工工业的结合。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便已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从城乡言，在少数城市与矿区，使用机器生产或半机械牛产。在农村，某本卜县手工生产。在同一时间里，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部门中，并存着从原始工具到现代机器的各个层次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或同一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生产力多层次也就是部门、地区、城乡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在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中，基本的层次是两个：机器生产力(现代生产力，新式生产力)和手工生产力(传统生产力，旧式生产力)。无论是就产值言或按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计算，比重最大的层次都是手工生产力。
就产值言，1914年，“近代生产”与“旧式生产”的产值(1936年币值)分别为2．9亿元和149．9l亿元，即1．89％和98．11％。1936年，它们的产值分别为13．12亿元和193．3亿元，即6．35％和93．65①山两者都有增长，但前者快于后者。另一种估计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手工劳动创造的产值所占比重，1936年是89．2％，1949年是83％。②手工劳动生产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占了4／5以上。
以手工工具进行劳动的部门，主要是农业。农业中机器生产占的比重微乎其微。1933年，在国民生产净值中，农业占62％一65％。1936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8％。1949年，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9．4％；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占58．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个手工劳动的农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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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②根据丁世洵：《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 第4期数字计算。据刘佛丁、王玉茹计算，1936年，在国民收入中，农业占64．5％．工业、服务业占35．5％；在就业人口中，农业占75．52％，工业、服务业占24．28％(见上引刘佛丁等人之书，第308页)。
在工业总产值中，手工业总产值占的比重，1936年为68．96％，1949年为43．58％，个体手工业总产值占4l。38％。
在全国运输总量中，木帆船、畜力车、人力车和肩挑背驮运载的占70％以上。
就劳动力计算，1949年，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91．5％，占工农业劳动者总数94％以上；另一种统计数据是：1．7亿个劳动力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约占80％，从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的约占20％。在这20％中，约有一半是以传统戴式从事生产的城乡个体手工业者、挑运工人与建筑工人，另一举为现代企业中的产业工人。在工业中，工场手工业工人与工厂工人的人数约为6：l。这就是说，95％左右的劳动者从事手工劳动,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
二、生产力的落后性
(一)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
1842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生产力是有发展的。
据中日经济史专家组成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核算组计算的初步数据，1840年国内生产总值129．88亿元(1933年币值)，1936年252．64亿元，比1840年增长94．52％。”1949年190．44亿元比1840年增长46．63％。英．麦迪逊按固定价格计算的结果，中国192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20年的190．48％，1952年为1820年的168．43％。130年或1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避免1倍，这种速度很慢。
相对于此前和此后的时期，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速度最慢。据英·麦迪逊的数据，中国1700～18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O．85％，1820～1952年是O．22％，1952～1978年是4．4％，1978～1995年是7．49％。1820～1952年的增长率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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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海：《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
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来说，中国也是很慢的。1820～1952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1．62％，欧洲是1．7l％，美国3．78％。中国的邻国印度是O．54％。日本1．74％，俄罗斯2．08％。中国仅0．22％，比这些国家慢得多。
上述统计年限选择1820年和1952年，是因为前者代表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高水平，后者是国民经济恢复期之末年，其经济发展指标代表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高水平。
在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口由3．8l亿增加到5．69亿，增长率比许多国家高，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快，以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负增长，比许多国家慢：世界平均是0．92％，欧洲1．03％，美国l．63％， 日本0．95％，俄罗斯1．04％，印度0．1％，中国是一0．08％。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820年为28．67％，1929年为lO．3％，1950年降至6．25％。①
(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落后的第一个表现是，在生产力多层次结构中，现代化生产力很薄弱。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在193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只占34．9％，其中，现代工业只占10．8％。1949年，相应的比例是3。．1％和17％。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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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麦迪逊(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200年回顾》，中译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31～135、158页。
②根据丁世洵：《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数字计算。据刘佛丁、王玉茹计算，1936年，在国民收入中农业占64．5％．工业、服务业占35．5，％在就业人口中，农业占75．52％，工业、服务业占24．28％(见上引书第308页)。
在现代工业中，重工业的比重很小。据估算，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占的比重1936年为23％左右，1949年28。8％。①生铁在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1943年)是180万吨，钢92．3万吨。②重工业的生产技术落后，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厂，其技术设备也不是世界先进水平，技术操作没有全部机械化。重工业中，大多是外国在中国的机械修理厂，以及为外国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这种状况的重工业，无力为轻工业和农业以及自身提供现代化的装备，不能成为工业独立发展的基础。
生产力水平低下与落后，直接表现为人均产量少。1936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与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对比，情况如下：电力，苏联219．3度，美国1144．5度，英国514．9度，中国7．9度；钢，苏联95．3公斤，美国376．3公斤，英国253．2公斤，中国O．9公斤；棉布，苏联20．28米，美国61．42米，英国70．38米，中国7．34米(包括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的棉布在内)。1949年中国的人均占有量与1950年的印度相比：电力，印度为中国的l．7倍，钢为13倍，棉布为2．75倍。中国比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还要落后。
在农业方面，生产经营是以个体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粮食和棉花的最高年产量是在1931一1937年。一种估计是粮食12069万吨，棉花80．5万吨。③另一种估计是粮食1518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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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坚白：《我国八年来的经济建设》．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按净产值计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1949年，在工农业净产值中，农业占84．5％，工业占15．5％。在工业的15．5％中，轻工业为11％，重工业为4．5％。
②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3～164页．
③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8、 34l页。
吨，棉花94．5万吨。①1949年，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单产每亩68．5公斤；棉花总产量44．4万吨，单产每亩10．5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O．8公斤。②1949年，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是245亿元(折合新人民币1955年币值)，占国民收入总额的68．4％。以4．8亿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创造国民收入5l元。这种情况决定了农业中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是很小的，决定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只能去生产粮食、棉花，抽不出更多的劳动力与资金去经营农业的其他部门和农业以外的产业部门。所以，农业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种植业。以1949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00％，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状况是：农业占82．5％，林业0．6％，牧业12．4％，渔业O．2％，副业4．3％。全国总人口89％以上的人忙于生产粮食、棉花，同时还要进口粮食和棉花。尽管如此，：大多数劳动者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小康生活。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均国民收入必然少。学者们对1933年、1936年、1949年的国民收入与人口数有多种估：算。1936年国民收入258亿元(当年币值)，按当年汇率为77．36亿美元，按5亿人口计算，人均52元，折合15．45美元。1949年国民收入，按1936年中国币值计算为189．48亿元，人均34．98元，③按当年汇率折合239亿美元(从1936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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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37、339页。
②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与农业部统计局1958年公布的数据(1949年每亩单产70．9公斤，10809．5万吨。棉花44．5万吨，每亩单产l0．7公斤)，稍有不同。见该局编：《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农业生产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58年，第7、9、34、36页。
③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1949年，美元也在贬值)，按5．4亿人口计算，人均44．26美元。①是当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l／20，英国的l／ll，法国的l／6。1950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比印度低20％。②
社会生产力的两个层次，即现代的机器生产力与传统的手工生产力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例如，机器纺纱能力的增长，使农民家庭手工纺纱受到排斥和淘汰。机器纺纱用的原料——棉花，是手工生产的。它的产品—— 棉纱，有很大一部分售给农民家庭和城乡手工工场，作为织布的原料，推动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从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是手工业现代化的表现之一。例如，轮船与火车会代替沿途传统运输工具及相关从业者。许多农副产品，靠肩挑、手推车、马车、木帆船等，从深山邃谷、穷乡僻壤运至车站、码头，由人力搬运到火车、轮船上，然后由火车、轮船运到国内各地。而外国进口的和城市生产的部分工业品，由火车、轮船运至一些车站、码头后，由人力搬运下来，再由人力挑、推或驾驶马车、帆船运至其他城镇或乡村。在社会生产中，普遍地存在着这种现代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既竞争又衔接、互补的现象。从手工生产为主转变到使用机器生产为主，：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经济现代化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生产力去替代传统生产力，而是在培育现代生产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中有价值的东西(如农业中的精耕细作，有机种植，家庭生产；手工业中的传统工艺等)及其对现代生产力的互补作用，才可以避免既有的生产能力受到破坏，才能使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并带来各阶层收入的普遍增加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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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德馨等：《近代小西关系与中国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241 页，表3．表4 —1，表4—2中的人口数45000万人，应为54000万人。人均数值随之变动。据联合同的地区组织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美同是1453美元，西欧是173美元。 日本是100美元，印度是57美元．中国是27美元。(日本)小岛朋之：《“东方巨人”面临各种课程》：“1949年时的入均国民收入仪为18美元”。载[日本]《产经新闻》1999午10月4日。折合美元数宁的不同，是由于采用不同年份的美元值，以及不同的折算的方法。
② 前引刘佛丁等人之书第五章附录。
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生产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多层次结构的这个特点有重要意义。只看到手工生产为主这个方面，忽视或轻视了多层次中的现代生产力部分，是认为中国缺乏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物质技术基础的认识根源。谁犯了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忽视或轻视了多层次这个特点，忽视或轻视了多层次中手工劳动为主的这个方面，是认为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在短时期内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盲目求纯和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认识根源。谁犯了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在经济领域内，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以卷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后者为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842～1949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表现，一是上述现代生产力的出现与发展，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
1842年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强迫中国在沿海、沿边、沿江及主要陆路干道上，向它们开放了85个商埠。1898～1930年，中国政府又主动开放2O多个口岸。这些地方成为中外经济交往的基地。随着外国商人到这些城市经商、设厂、办银行，带来了商品、资金以及股份公司等经济组织。19世纪末，中国自己也办起了银行，后来又创立各种交易所。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等少数城市中，已出现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一整套现代市场体系．银行、各种交易所、证券买卖相当规范。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类经济组织与工具，在这些城市中已是应有尽有，只不过规模和程度不同罢了。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与交通运输工具，各种经济联系颇为密切。法定的全国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制度在逐步推行。各地区有层次不同的地区中心市场。上海则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地区的商业中心、运输中心和金融中心。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已初具规模。
市场有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1864年(有海关统计的一年)至1931年(进出口最多的一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由9486．5万海关两，增加到234296．5万海关两，67年间增加近24倍(以美元计算的贸易值和物量指数仅5倍多)，速度不慢，但人均不足s两。①1840年前后国内贩运贸易7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估计为3．5亿两(规元)。②1890年国内市场商品量11．74亿两。1936年120．17亿两。46年间增加9．24倍。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 lO．5％，1894年为15．8％，1931年31．4％。1920年，工农业总产值159．3亿元，其中商品值9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8％。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242．4亿元，其中商品值168．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4％。③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商品值已近60％～70％。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中还包括进口商品，其价值，1920年约11．9亿元，1936年约1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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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第59～63页的数据计算。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③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7页，第 153～154页，第209～210页。
在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在1937年以前相当快。1894—1919年的25年间，中国农村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3．4％。1919～1936年增长了1．07倍，年增长率近5％。1936年，农产品的商品率已达30％。①
1842—1949年，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期快。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起基础性作用的时期，亦即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时期。
二、市场经济处于初级阶段
1842～1949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发展的程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各地区之间，各部门之间，差距很大。这种状况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决定的。
直到1949年，以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在生产单位中占绝大部分。它们是基本的生产形式与经济单位。其中，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民经济占主要地位，其次是个体手工业者。中国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个体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国。在1842～1949年的108年间，农民经济从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但是农民中成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从全国农业产品来看，商品率仍低；从全国农民经济来看，商品化的程度不高，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状态。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一种半自给自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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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lO9～110页。
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地区调查资料说明，除了上海、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一带的农村和广州、天津的近郊外，在广大乡村，农产产品的商品率，从总体上说，是低下的。农民在经济上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实际的进展情况很慢。原因在于：只有极少数的农户可以看成是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即他们的大多数产品是为市场生产的，同时大部分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从市场上购买的。绝大多数的农产仍是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供自己直接消费，偶而出售部分产品，主要是为了购买物品及交纳租税而需要货币。农户产品的商品率各地不同，同一地区内各户不同，但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却基本相同。下列数字可以说明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农产品商品率30％；对外贸易总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据1936年40个海关货运单统计，国内埠际轮船运载的贸易额为11．85亿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242．39亿元)的4．8％，占当年国民收入(258亿元)的4．6％。全部埠际贸易额估计为上述轮船运载数的4倍，即47．30亿元，上述百分比相应为16．3％和18．6％。货币流通总量31．97．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3．19％。①以上这些数据说明商品——市场经济有所发展，但发展很不充分。
必须提到的是，在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生产力受破坏，地区分割，城乡交流阻塞，原有的商品流转路线中断，对外贸易不畅，田赋由征收货币转为征收实物，恶性通货膨胀使一些地区实行以实物、黄金、银元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商品经济曲向前发展转为后退。到1948一1949年，商品流转额在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粗略地估计，大概在lO％～12％左右。中国近代的经济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因而是一种半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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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农业总产值，据上引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10页；货币流通总量，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s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城市化水平低。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1800年，世界平均为3％，低于中国的水平。1900年，世界平均为13．6％，中国1893年为6％。1949年，世界平均为28．8％，中国为lO．6％。①这说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时期，城市化进展慢，水平低，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扩大。
所有制结构的复杂性
一、八种所有制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包括8种所有制：①原始氏族所有制。②奴隶主所有制。③领主所有制。④地主所有制。⑤资本家所有制。⑥国家所有制。⑦在华外国资本所有制。⑧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前3种所有制只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②后5种存在于广大地区，在国民经济中影响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之所以有多种所有制，首先，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多层次结构状态。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最后，是由于中国从传统社会步人现代社会的国际环境与转机。中国由独立的形态转变为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形态，是一系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到之处，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与需要来改造和影响中国经济。它们为了自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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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l、26l页。
②关于这8种所有制，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结束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益，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银行、洋行等等。它们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和从中国运走绿茶、矿石等物资，需要利用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诸如商业网络、钱庄、运输工具，还需要兴办新的运输、通讯等手段，诸如轮船、铁路、电报等等。它们的行动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师夷以制夷”，展开各种斗争和学习，兴办工厂、铁路、银行，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竞争，等等。这样，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了，旧的所有制却并未消灭，形成了新旧所有制并存的复杂结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中的各种所有制，与其他经济形态中的同类所有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而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更为复杂，更具特点。
二、新所有制的产生与地位
1842～1949年间，中国经济在所有制方面的主要变化，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成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成为一种起重大影响作用的、独立的经济成分。这是半封建经济形态区别于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志。
资本主义经济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16．1％，1936年为28％①(参见表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里，资本主义所有制包括两大部分：本国资本所有制和外国资本家所有制。本国资本所有制包括资本家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两种。这3种资本的估值及其所占比重的演变趋势如表2所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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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佛丁、王玉茹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②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07页。原表1947／1948国统区，1936年币值。t936年分关内与东北两个地区。本表中未包括东北，因东北此时属殖民地经济形态。百分比是本书作者计算的．“外国资本”，原表称“外国在华企业资本”；“国家资本”，原表称“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原表称“民族资本”。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取得了在中国办厂的合法权利。随后，发达国家掀起了对华投资的高潮。到1914年，在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中外国资本明显地居于垄断和支配的地位。外国资本所占比重达到高峰。以后比重下降，到1947～1948年，只占8％。这是由于1914年之后中国资本比外国资本增长快。1937～1945年没收了德、意、日等敌对国的在华资本。中国人民通过学习和斗争，在经济的独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国家资本所占比重在1920年至1936年间，由13％升至38％。1920年时比私人资本少41个百分点，1936年则超过私人资本1个百分点，占据第一位。这主要是国有金融业资本膨胀，由1920年的2．3亿多元增加到1936年56．3亿元，16年间增加了23．5倍。金融业资本占的比重，1920年为25％，1936年为73．6％。国家资本在铁路、公路、邮电业中长期占垄断地位。国家资本在1947～1948年之所以升至高峰，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敌伪资产的结果。
抗日战争发生之前，私人资本长期占主要地位。它的优势在工业制造业和商业领域。1920年，私人商业资本占商业资本总额的72．6％。私人工业制造业资本占工业制造业资本总额的52％。1936年相应的比重为75.6％和53．8％。①
以上是就资本额而言。就产值而言，1920～1936年，中国产业资本年平均增长9．0％，外国产业资本3．9％。工业中国家资本年平均增长1．18％，民族资本12．4l％。②中国资本企业的生产比外国资本企业增长得快。在中国资本企业中，私人资本企业的产值比国家资本企业有更快的增长。到抗战前，私人资本企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不仅超过了国家资本，也超过了外国资本。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打断。
三、五种主要的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
(一)资本家所有制，或称私人资本主义。③它是一种新生的所有制。它以新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带来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国民经济中的进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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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08～09页。
② 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第218页，第211页。
③ 私人资本主义又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的”即“本国的”、“中国的”，应是相对于“外国的”而言。传统论著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对于“外国资本主义”而言的概念，它不甚科学。
1842年前，中国经济中已有资本家所有制。它很微弱，处于萌芽状态。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种成分或一种独立的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出现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资本家所有制工业的产值，1920年为2．5l亿元(1936年币值)，1936年16．32亿元。年均增长12．4l％。这16年的速度不慢。在同一时期里，在中国工业资本中占的比重，私人资本由57．8％上升到88％。相应的，国家资本由42．2％降至12％。①在工业生产中，私人资本在这个时期占了绝对优势。在商业领域，相对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一直处于优势。1937年以后，由于战时国有工业的发展，以及战后国家接收日伪工业，在工业资本中，国有资本占2／3，私人资本仅占l／3，其力量是微弱的。1948年，全国私人资本12．3万户，职工人数1643．8万人，资产净值(折合1956年人民币)20．8亿元，总产值68．28亿元。
私人资本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封建经济的对立面，是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力量，是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行为的力量，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它与外国资本、封建主义、国家资本或多或少有利益一致的一面。部分资本家同时又是地主，其资金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生产方式之间融通。由于私人资本的微弱和资本家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私人资本企业在资金、设备、原料、材料、技术、运输等多个方面要依赖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与它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国家所有制。在中国，这是一种自有国家以来就存在的古老的所有制。国有的范围很广，如土地、建筑物、工厂等等。其中有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19世纪下半叶后出现的国有现代企业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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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国家资本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1927年后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后者的通俗称呼为“官僚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①它是国民政府建立后，凭借政权力量建立起来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所有，在国民经济中占垄断地位的经济成分。“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华财产和伪政权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国有经济迅速膨胀。1948年，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银行的70％，纺锭的40％，织布机的60％。国民政府控制工业的主要机构是“资源委员会”。它掌握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糖产量的90％，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在全国产业资本中，国家资本约占64％以上．在交通运输方面，它控制全部铁路、公路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在流通领域，它掌握十几个具有垄断性质的大贸易公司。
与发达国家或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不同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或旧中国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集中带来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同样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台阶。
(三)外国资本家所有制，即外国在华企业资本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依仗本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办工厂、矿山、银行、商店、铁路等等，渗人中国国民经济的多个部门，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种成分。
与殖民地经济形态相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中外国所有制的特征，在于不是由一个外国独占，而是属于多个国家。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对中国进行过经济侵略，都在中国有过投资。它们在中国的势力互相斗争，依其国力及在华力量的大小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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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通俗称呼，即不是科学概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149页。
与独立国家的外国资本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中的外国资本，有特权护身，且在某些时期某些部门中处于垄断或操纵的地位。
在华的外国资本家(所有制)，带来资本、设备、技术与企业管理经验；既利用又破坏原有的封建经济组织；掠夺中国的财富，对中国资本起着示范、压制等多重作用。
(四)地主所有制。工842年以后，封建主义所有制起了重要变化。国家所有制的土地逐步转化成了私人土地。土地买卖向现代性质的自由买卖发展。封建主义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旧式地主经济衰败，出现了经营地主。地主中兼营工商业的比重加大。佃仆制在没落，永佃制和押租制在发展。实物地租中的对分制进一步为定额租制所代替；折租制扩展较快；少数地区出现了货币定额租制。地主与农民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产生了半封建性的富农。城市中的封建主义所有制比农村变化得早一些，快一些。到20世纪40年代，它仅以残余的形态存在．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看，已不是完整的封建经济了。以地主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农村仍占统治地位。在封建生产关系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封建经济逐渐丧失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地位，变成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剥削农民的基础。封建主义所有制是一种走向没落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
(五)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包括生产领域的小生产者(主要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和流通领域的小商小贩。在中国，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也是一种古老的形态。1842年以后，这种所有制发生重要变化。一部分个体农民的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开始分离。农户生产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日益增多。农民经济由原来的完全依附于封建经济，变成部分依附于封建经济，部分依附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主宰的市场经济，受世界市场上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城镇中个体手工业者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在市场上受到机器制品的排挤，有一小部分进入国际市场。前者衰落，后者发展。这一切加速小生产者的分化，极少数中农变成了富农，极少数手工业者变成了产业资本家，极少数小商变成了商业资本家。很多人却破产，其中有的人变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中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及个体劳动者的发展方向与1842年之前大不相同了。
在上述5种所有制中，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三种所有制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都集中在城市，集中在现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与现代生产力、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相联系；企业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影响力强。地主所有制和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农村，存在于农业与手工业中，与传统的手工劳动与经营管理方式相联系，规模小，活动范围窄，影响力弱。就与之有关的人数、地区及产值来说，后两种所有制占多数。就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来看，前3种所有制处于主导的地位。忽视后两种所有制占多数，是企图跃过民主革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毕其功于一役”的认识根源。忽视前3种所有制占主导地位，是不承认中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根源。
对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的依附性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次侵华战争，轰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从此，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经济逐渐地被卷人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之中，中国市场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被动的。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中国经济丧失独立性，变成依附型经济。
半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的地位。其实质是依附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这种依附是与上述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在一个时期内控制中国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金融业、关税及财政。这些部门的依附程度、表现形式与发生时间不尽相同。从总体上说，是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变化的部门首先发生在对外贸易、关税和金融。变化的地区首先是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总之，变化首先发生在市场上，中国市场变成世界市场的一个依附的部分。市场的变化影响生产的变化。首先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的产品与世界市场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外国的生产，外国的市场，外国的商人，处于主导的地位。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茶叶与生丝，由外国商人在中国收购并运到国外销售。处在这种关系下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其命运——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否可以卖出以及能卖何种价钱，便逐渐地由世界市场摆布，即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在工业方面，首先是机器、设备、技术依附外国；一些工矿的资金要靠在华的外国银行调剂，部分工业原料、材料、燃料要从外国进口。其次，在工业结构与部门方面，那些为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侵略与掠夺活动服务的行业优先得到发展，如船舶修理业、出口商品加工业、打包业、运输业、矿砂开采业等。在地区上，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这些城市里有租界，有外资的电力公司，有工厂进行生产所必需的公共设施，融通资金与获取机器、设备、技术、原料、材料、燃料、动力都较为方便。一些资本家办工厂时，邀请外资人股，或在外国驻华领事馆注册，以对付中国政府的阻拦。中国金融业的依附性很严重。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汇率是以英资汇丰银行的挂牌为准。中国货币的依附色彩浓厚，法币币值与外汇挂钩，通过外汇比值钉结在英、美两国的货币上。
经济上的不独立性，首先是因为经济的落后，同时是由于政治上只有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是不独立所决定的。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告诉人们：丧失政治上的独立，经济就必然是依附性的；不先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便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经济。
国民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
1842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不平衡的。中英鸦片战争后，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有新的性质与特征。这种不平衡，除上文已述者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1842年以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比过去更加厉害了。地区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且有了某些性质的不同。如原本都是自然经济，现在，有的地区仍停留在自然经济状况，有的已是市场经济了；原本都是封建经济，现在，有的地区仍是封建经济，有的地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的地区已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原本都是权自的独立经济，现在，有的地区是独立经济，有的地区是半殖民地(半独立)经济，有的地区是殖民地经济，如此等等。
这些新的不平衡的发生，主要是由外国侵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等因素决定的。外国的侵略是从边境进来的。外国和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经过边境进行的。凡属于外国影响引起的变化，总是从通商口岸开始，然后波及周围地区，浸及内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边境的东南西北，都开了通商口岸。外国的经济侵略活动，除沙俄的一部分是从北方进来以外，其余大多是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这造成了沿海地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工矿交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半殖民地经济特征的演进程度，都高于内地的状况。1842年以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加上1842年后这种从东向西波及内地的现代化扩散路线，形成了从东向西的梯形地区经济结构。以现代工业为例。就工厂数言，1937年底，全国(不包括日本占领的台湾和东北地区，英国统治的香港和葡萄牙统治的澳门)共有工厂3925家，其中，沿海各省3298家，占总数的84％；内地各省627家，占总数的16％。在沿海各省的3298家中，上海一地占1235家，占总数的31．5％；在内地各省的627家中，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现代工业较多的7省，共有工厂237家，占总数的6．04％。①就工业产值言，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12％的沿海一带，现代工业净产值占全国现代工业净产值的70％；占全国面积的88％的其余地区的工业净产值，却只占30％。这30％又主要集中在武汉、重庆等几个城市。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西部地区工业有所发展；日本在东北建立一些重工业。到1949年，沿海地区集中了60％～70％的工业产值，重工业集中在辽宁。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分布和现代经济从沿边(主要是沿海)向内地，从东向西、从南向北散布，主要是沿着沿海线，铁路线与内河航线，其中主要是长江航运线和陇海线，三者恰似一个横放着的“Ⅱ”字形。在占国土面积60％左右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如1949年新疆现代工业产品只有11种，在当地工业总产值中，机器工业占2．9％，手工业占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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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97页。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史表明，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一般会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相对差距扩大。中国近代时期市场机制在发展。由于市场以效益为导向，落后地区的投资效益相对较低，必然加强地区间的不平衡。与生产力地区分布不平衡相一致，市场发育在地区间也不平衡。就数量而言，商品流通量、货币流通量、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以及城市等等，东部沿海地带多，中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少。就性质而言，上海等大城市中各类市场已经现代化，西南和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内地偏僻乡村，靠地方小市场生活，在这种市场上的交换，多数是以有易无性质。这种市场与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联系不多，或全无联系。有的地方还停留在原始的物物交换阶段，即没有市场的阶段。沿海沿江的市场，进出口贸易发达，与国外市场联系密切，与资本主义工业联系密切，资本主义商业占主导地位，已是现代性质的了。农村基层市场，在多数地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市场仍保持着传统的特征。各地市场上使用的货币，不仅呈现出不平衡性，而且表现出不统一性。1933年废两改元前，银两的计值单位，有库平两、海关两等。各地通用的记账银两，在上海为规元，在天津为行化，在汉口为洋例。银元有鹰洋(墨西哥的)、站洋(英国在亚洲铸造的)、香港银元、日本银元、美国贸易银元、龙洋(清末各省铸造的)、袁大头(袁世凯像)、孙小头(孙中山像)、蒋光头(像)等等，它们的形制、重量、价值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解放区，也铸造过银元，发行自己的纸币。在外国占领区，如日本占领的台湾、东北及关内沦陷区，为日元系统的台币、满洲币、伪币；在英国占领的香港为英镑系统的港币。在外国势力大的地区，也流行外国货币，如上海一带流行英镑、美元，华南一带通行港币，新疆一带用卢布。在新疆市场上，不仅货币受俄国影响，就是度量衡亦如俄国，用公制而不是市制。
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1842年以后，中国出现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数量、规模、职能、性质都在变化。一批传统城市成为现代型城市。另一批传统城市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现代化因素。在传统城市之外，兴起了一批新的现代型城市。在城市中，现代型城市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这是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与表现之一。
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占的比重增加。城镇人口，1843年2072万，1893年2351万，1949年5765万。在这3个年份，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5．1％、6％、lO．6％。①城市人口年平均递增率，1843一1893年为0．3％，1893—1949年为1．61％。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快得多。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经济构成、经济职能、人口构成和由此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极大。在1842年前，在政治上，城市统治农村，城市是行政网中的大小网结；在经济上，是农村的制度、生产情况决定城市的制度、生活情况，是农村领导城市。1842年以后，包括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组织等等经济现代化现象，首先在城市发生，然后扩展到农村。城市不仅仍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也领导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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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7、261页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为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慢。农村的资金与人口向城市集中。大批失业的农民涌人城市寻找生计，使少数城市畸形发展，成为特大城市(如上海)。它们的经济繁荣(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超城市化”)。广大农村生产萎缩，资金枯竭，破产流亡者不计其数，一片凄凉。农村经济陷入慢性危机之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的牧区和山区，生产工具落后，耕作方法原始，人口锐减。现代化城市生活与中世纪农村生活相对立。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与自给经济与半自然经济的农村相对立．用机器生产的城市工业与用手工劳动的农村农业相对立。外国侵略者、居住在城市的大地主、大高利贷者、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政府机关和官僚们所在的城市，与贫苦农民聚住的农村相对立。作为利润、利息、地租、赋税主要集中地的城市，与赋税、地租、利息、利润的主要来源地的农村相对立。这些都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是以广大农村的衰败为基础、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的实质是城市掠夺农村。城乡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质的矛盾。
三、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
1842年之前，封建经济形态中的手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三个产业部门，都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人力、畜力为基本动力(生物动力)。其中，农业占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日益增多地使用机器，使用非生物动力，产品供应市场，资本主义关系随之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面却依然如故。传统的农业与新生的现代工业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日益严重。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殊结构与运行规律，商业与金融业超越生产事业，得到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与封建主义的农业是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矛盾。
在同一经济部门内，各部类各行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农业内部，某些经济作物，由于出口量大和工业需求多，有所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不多。在工业内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严重不平衡，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特别薄弱，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在重工业内部，冶金业和金属加工业发展不平衡。在冶金业中，采矿业又和冶炼业不平衡。在冶炼业中，炼铁能力又与炼钢能力增长不平衡。炼钢能力又与轧钢能力增长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大都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造成的。
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工业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二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是世界各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现象。中国也是如此。与先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现代工业的机器与技术，主要是中国从先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引进或这些国家向中国移植的；农业中手工劳动与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格局未变。这种现象，在其他发展国家中也存在。它被刘易斯等人概括为二元经济。①从二元经济结构推导出的关于一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假设，已被实践所否定。二元经济理论所概括的内含主要是工农两个产业部门的不平衡，远不如我们上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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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平衡经济理论内含之全面与丰富。二元经济理论视传统经济与现代产业完全对立，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互补的一面。用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结构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有很大的片面性。①
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不平衡特点，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只看到占国土百分之十几的沿海地区，而忽视广大西部地区的情况；如果只看到占人口总数10％左右人口居住的城市，而忽视了广大农村的情况；如果只看到占工农业总产值20％左右的机器生产的部分，而忽视了占泰半之数的手工劳动的情况，便会高估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便会高估经济可能的发展速度，便会产生中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的错觉，从而导致制订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战略。
历史地位的过渡性
一、特殊的经济形态
在人类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过渡性质。②过渡性质表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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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英龙主编：《中国经济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5页：“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二元结构的加强或减弱是表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最为科学的全面的表征，可以被视为判断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客观依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之日，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二元经济一元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这似乎有点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表征与目标简单化了。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内含与标志，参见拙撰《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
② 参见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认为中国近代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嫉贸龅囊桓鼋崧邸K?撬?玫摹鞍敕饨ā薄ⅰ鞍胫趁竦亍备拍睿?怯陕砜怂肌⒍鞲袼埂⒘心?忍岢隼吹摹！鞍敕饨ā被颉鞍敕饨ㄉ缁帷备拍钜?取鞍胫趁竦亍备拍畛鱿衷缫恍?B砜怂肌⒍鞲袼苟荚?褂谜飧龈拍睿?美幢硎龃幼匀痪?孟蛏唐肪?谩⒋臃饨ň?眯翁?蜃时局饕寰?眯翁?⒋臃饨ㄗㄖ浦贫认蜃什?准?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23_1.shtml>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经济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半封建”中“半”字的含义是指过渡状况。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观点，用“半封建”这个概念表述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间的一种经济状况，或处于这种经济状况的国家或社会性质。在列宁看来，半封建国家和封建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在1912年7月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并就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特征作了分析。②列宁是指出中国属半封建国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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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1～1852年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首先使用“半封建”一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4页：1972年版，第509页。此文为恩格斯作，发表前由马克思认真审读，经马克思同意，用马克思名字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多种论著中使用“半封建”这个概念．如《资本论》第3卷第47章；“那些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社会内成长的思想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6页)。
②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2l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
“半殖民地”概念首先是由列宁提出宋的。同时，列宁也是认为中国属半殖民地性质国家的第一人。他认为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列宁从国际关系上，把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宗主国，即统治或控制其他国家的国家。第二类是依附国，即政治上、经济上受宗主国控制的国家。第三类是介于这两种国家之间的，既不控制别国，也不依附于他国。对于第二类国家，列宁认为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军事上被打败了、签订过不平等条约、政治上独立而财政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国家。第二种是政治上也丧失了独立的殖民地。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如土耳其、波斯、中国，列宁称之为“半殖民地国家”。他认为这类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是典型的中间形式。①半殖民地中“半”字的含义，是指“过渡形式”、“中间形式”，指一类国家与另一类国家的关系的状态，即一类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1921年后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直接接受列宁的观点。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在分析世界形势时指出：“在经济秩序毁坏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这里的“半殖民地”，是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虽然包括中国在内，但并不是特指中国。另一个决议案指出，中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②半独立国家亦即半殖民地国家。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在两篇文章中相继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③1923年1月23日，在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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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01～802页。
②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l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5页。
③ 蔡和森：《统一、借债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割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2、88页。
人参加的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已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① 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②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③ 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词来规定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④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作过多种解释。其别值得注意的，一是1933年苏华的文章，他认为中国是“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⑤一是1934年1月，在《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着重从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关系进行分析，认定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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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0页．
②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③《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96页。
④《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3页。吴承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的一个脚注中写道：“1928年后这个词创行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大约40年代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996年，第9页)与历史实际不符。他认为以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为妥，也值得商榷。
⑤苏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第l卷第6期，1933年9月。
⑥：《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79页。
从“半殖民地”、 “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关系(国际关系)的状况及其过渡性质(所处半独立的地位)，“半封建”则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结构亦即社会性质的状况及其过渡性质(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过渡中)。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内涵，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半殖民地(半独立)地位的，其内部经济、政治结构属于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单位”不同，是不可以相加的。绝不可以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社会，另一半是封建社会。此其一。其二，“半”字，除有“二分之一”之义外，还有“中间”、“不完全”等义。“半路”、“半途而废”， “秦军半渡”之半，即“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间”、 “半中间”之意。“半文半白”(文言白话夹杂)，“半生半熟”(没有完全成熟或未烹煮至可食用的程度)。“半死半生”(未全死)、“半梦半醒”、“半信半疑”、“半新不旧”、“半懂不懂”等词中的“半”，均为 “不完全”之意。对“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二词中的“半”，绝不可理解为“二分之一”，(如“半封建”，并非在经济中，封建经济占的比重为二分之一，资本主义经济也占二分之一)，而是“不完全”和“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间”之义。
二、过渡性与三种前途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是其过渡性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在于没有相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方式。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未曾有过也不可能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方式。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由多种生产方式构成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形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就不能是稳定的，而只能是不断变化的，过渡的．过渡到以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才能相对稳定。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过渡性与不稳定性的明显表现，是它的发展过程中，旧的所有制在变化，又产生新的所有制；经济变化异常剧烈。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经济形态过渡到哪里去，或者说，其发展前途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列宁在不同时期讲过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过渡为殖民地社会或殖民地经济形态。第二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三种是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即1916年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设想。他认为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帮助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①即半殖民地国家有可能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②进入2O世纪2O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发展前途并存着上述三种可能性。代表三条道路的社会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胜负，直接地取决于有关发展道路赞成者的力量对比与斗争的策略是否正确．取决于哪一种前途最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在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都有人想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1859年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歼作《资政新篇》，其基本内容是按照他所了解的西方国家的制度，依样画葫芦。在当时环境里，他的方案不可能付诸实践。几乎同时，清政府中的一批封疆大吏，主张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他们这种做法被后人称之为“洋务运动”，其主观目的是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客观的后果是导致第一批大型现代企业的产生。“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成效不大。19世纪末，“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是自觉地公开地全面地想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足百天而夭折。紧接着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从经济方面而言，实际上即资本主义。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执政也不过百日左右，无法推行他的三民主义。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说的是要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搞了20多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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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2页。
②参见赵德馨：《列宁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说》．《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l期。
在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小部分地区建立过殖民地统治和殖民地经济，如香港、台湾等割让地里，澳门、香港新界等租借地里，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里。以及1931年后日本军队占领的东北及关内广大地区。对于中国人民是否愿意接受使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前途这个问题，是无需讨论的。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反对这种可能的前途，以求国家独立，民族生存。至1945年，除香港、澳门外，中国领土上的各种类型的殖民地经济形态都被消灭了。到了1999年，香港、澳门也不是殖民地经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