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1
小三线：上海对兄弟省安徽的现代化播种工作
——上海市原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陈锦华访谈录
口述： 陈锦华
采访： 徐有威
整理： 张惠舰 高江涛 李 婷
时间： 2013年3月21日
地点： 北京陈锦华办公室
陈锦华，男，1929年出生。1951—1976年期间先后任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1976年至1983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1983年后历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当年上海搬到皖南的有80家企事业单位。怎么样来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我看还是应该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情，拿到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环境下来找它的缺陷和毛病是不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小三线能那样做，确实不容易，应当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
现在我们不是讲中国最大的发展问题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吗？那么怎样来消灭这些差距，缩短这个差距呢？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应该肯定。
小三线要看它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战备的需要，在当时那些后进的地区让它的经济找到一定出路，让它有所发展，就业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让先进地区、发达地区能够提供技术上、物质上的支援和人才上的支援，这是极其宝贵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分析这个事情，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看它的作用。我的看法，小三线促进了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工业是先进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就是上海，它通过三线建设把它的人才、技术、管理带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是一种社会进步。
我的老家青阳在九华山下，附近就有小三线建的厂，八五钢厂就在我们的池州。历史作用要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要有一个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说法。我们现在跟风的东西太多，好像我们祖宗都是不行的。没有过去，哪有今天？发展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没有解决，而且有的地方更扩大了，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当时我们力量那么小的时候，还能做这些工作，现在为什么要把它否定呢？
我可以举个例子证明小三线建设的积极作用。广东有个地级市阳江，它生产的刀剪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的80%以上，质量可以媲美世界名牌刀剪。其中阳江十八子公司和广东宏鹰集团，分别被国家科委授予“中国菜刀中心”和“中国剪刀中心”称号，年出口额超亿元的广东宏鹰集团成为全国刀剪生产企业龙头企业。
多年前，我曾经去看过这个刀具城，其中有各种刀具，大的小的各式各样，都是非常好的刀。我问他们怎么做得这么好，钢材是哪里来的。他们告诉我来自黄山钢厂。我知道，黄山钢厂的前身就是上海小三线期间的八五钢厂，而八五钢厂就是上海的上钢五厂包建的，上钢五厂是我们国家特殊钢的基地。上钢五厂到黄山去建厂，带去了技术，带去了人才，带去了管理经验。在半个世纪以后，它的钢还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的阳江刀剪的材料。为什么杭州的张小泉衰落了？原因之一是没有好的材料，没有好的钢。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当年小三线的后发优势还是很突出的。
我去参观这个厂的时候，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同我在一起。我跟卢荣景同志讲，你看这么好的材料，你们是卖原材料，它的高附加值让广东拿了，它的附加值等于你们钢材数倍。你们创造的财富，主要部分你没有拿到，被阳江拿了，它加工以后，增值了。上海搬到你们安徽去的小三线，它生产这么好的钢材，你没有用上，千里迢迢送到广东。阳江是中国的最南面，要用火车、飞机运送来，安徽开花，广东在全世界结果。
这事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此联想到，当年小三线建设开的花，几十年以后结果，结了这样好的果，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怎么能否定它呢？还有一些小三线，尽管这个厂不存在了，但是它培养的人才、培养的干部、培养的技术，可能在另外一个工厂，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不能光看它工厂没有了，它培养的人才，掌握的知识还在，他们继续去另一种环境里发挥作用。上海去了几万人，上海人回去了，但是他们培养了当地人，带动起来了。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工厂生产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传播的文化、传播的知识、培养的人才。这些对我们安徽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都在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总的来看，小三线建设还是有意义的。这等于是一种播种性的工作，去掉 “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这件事情对后进地区，是一种现代化的播种工作，它会开花、结果。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阳江的例子，它就是当年小三线播种的果实。
和汪道涵市长协商接收上海小三线
——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访谈录
口述： 王郁昭
采访： 徐有威
整理： 徐有威 邬晓敏
时间： 2011年9月26日
地点： 王郁昭北京寓所
王郁昭，男，1926年出生，山东文登人。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3月—198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1983年4月—1987年6月任安徽省省长。1990年5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会长等职。
上海小三线的这些厂就是按照有关三线建设的指示陆续来到皖南的。这些厂大都设立在交通闭塞的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困难重重，干部职工思想也很不稳定，企业出现亏损。特别是“”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许多厂处境困难，企业干部职工纷纷要求搬回上海，上海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1985年1月，上海市长汪道涵率领代表团访问安徽。汪道涵是安徽滁州嘉山（现在为明光市）人，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他的来访受到了安徽省的热情接待。经商谈，1985年1月2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上海市、安徽省关于加强经济协作问题的意向书》。
该《意向书》表示，上海方面有兴趣同安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上海市提供资金与安徽合资建设铜陵水泥厂，建成后供应上海市部分水泥熟料；上海市按照国家计委批准的上海市、安徽省、化工部“三、一、一”比例分摊原则，追加新桥硫铁矿西翼工程的投资；双方认为应在建设宾馆、改善交通条件、开发旅游产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认为应按照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在纺织、轻工、机械等方面的协作；上海市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业及配套设施，由两省、市按照国务院“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原则，进行专题协商，达成协议。
第二天，安徽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协议》确定上海将皖南小三线的80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安徽接受固定资产净值5.6亿元，流动资金0.79亿元。职工愿意回上海的可以回上海，不愿回上海的可以留下，按政策留在安徽1568人。按照安徽省政府就地改造利用的原则，上海皖南小三线各厂均由军工企业就地改制为民用企业。
国务院1985年4月17日批准上海在皖南小三线80家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移交给安徽。安徽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省经委副主任陆庭植负责到每个厂去办手续。当时安徽省规定，这些厂均由当地政府接管，就地改造，由军工改为民用。上海皖南小三线企业经过整顿调整转为民用后，为安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拉开了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序幕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工办主任李晓航访谈录
口述： 李晓航
采访： 吴祥华 徐有威 唐旻红 吴 静
整理： 吴 静 徐有威
时间： 2011年3月18日
地点： 李晓航寓所
李晓航，男，1932年出生。1957年9月起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工作。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4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兼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2月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
1981年7月，我担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长，主要抓科技科研工作。1984年4月我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任主任兼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接余琳、席炳午和周晓华同志的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我在国防科工办主要是做一件事，就是上海小三线调整。
我到皖南小三线调研了将近一个月，小三线企业之间距离很远，一个单位到另外一个单位，开车没半天开不到，全在山沟里跑。我去了和小三线干部职工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心情很迫切，觉得在那个地方搞不下去。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他们反映，一个是成本很高，第二就是市场信息闭塞，第三和当地的农民关系搞不好，所以弄得我们这些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负担很重，又不能得罪当地人。我去一看，加上干部职工家属将近8万人啊。我说这么个无底洞陷进去，不是越陷越深吗？当时我的唯一的反应：这个地方不实用，条件太差了，效率很低。
我调研回来后给汪道涵同志写报告。道涵同志看了后说：咱们调整吧。我说我赞成调整，干脆把这个小三线撤掉算了。当时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时候投资将近8个亿，我对道涵同志说：咱们要是撤回来啊，8个亿就打水漂了。他说：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10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道涵同志让我准备一个调整方案，并报告给市委。报告写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要把整个情况，包括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回来后的打算、各方面的投资和损失，都要一一表述。
市里成立小三线调整办公室，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开始是李肇基，大概不到半年就改为朱宗葆。朱宗葆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我是小三线调整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把这些事情从各个方面研究得比较细，各单位要干什么，怎么干，将来回来哪个企业往哪里安排，哪个企业可以独立继续搞下去，调整办公室做到这么细。所以前前后后为了搞调整方案，朱副市长和我以及办公室的同志去了小三线三四次，才把这个方案基本上定了。
当时我们定了一条：企业自己筹钱，组织利用现在的设备搞好生产，我们一分钱不收。谁筹钱筹得多，谁早回上海。我说没有钱，回上海后，没有地方住，工资也发不出来，能做什么呀？起码要保证工资发得出来吧。那些群众，真是感动人啊，他们抓紧工作，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点回上海，那时不用动员的。
在上海我们这边规划建住宅100万平方米。我们领导小组里面有计委副主任杨志华和市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我对鲍友德说，这次你这担子很重啊，我是一分钱都没有，你看着办，咱们要调得快，你就要多拿钱；你要是少拿钱、晚拿钱，咱们就调得慢，我们对小三线的干部职工就不好交代。鲍友德说，你不要将我的军了，我保证尽可能多地支援你。我说，你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一下子就建了100万平方米的住房。
回沪人员安置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原来是轻工业局的就由轻工业局包办，原来是机电一局的就由机电一局包办，反正都是回到各个局里，由各个局自己安排。有几个比较好的企业表示说：我们不愿意分散。我说好，保证你们厂房征地，房子你们自己盖，所以有十几个企业在闵行、宝山等地造了些厂房。而大部分企业搬回来后，绝大部分由各个局安置。我们小三线的同志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些干部工人的素质都比较高，所以一回来还没到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就已经给他聘了，担任副厂长、副书记，真正担任正职的比较少。这些方案就开始行动了，方针也定了，接着就剩和安徽谈判了。
在与安徽的谈判中，围绕上海小三线的设备，我的意思是，你挑一点与你们使用水平相适应的，只要适用你们的就行。但是安徽不同意，他们说东西都要给他们留下。
后来我向道涵同志汇报说，我是谈不下去了。我说我已经表态了，他们需要的我都给留下，你不需要的或者你现在不会使用的，我派人留下来教你。就这样，比如我们八五钢厂留下来500多人，就为了教他们怎么使用。每个厂都有人留下帮助他们。我们干部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干部先带头，继续留下来帮教。这件事情最后惊动了安徽省长王郁昭，他建议说：咱们两省的领导来谈。他们知道道涵同志是安徽人。就这样大家在合肥召开会议，道涵同志谈了第一次后就到我宿舍来了。他说：晓航，他们说都要留下来，你看怎样？我说：我给他们说你们需要的留，不能全留，全留下来干吗呢？道涵同志说：晓航，全留就全留下来吧。他说安徽给当时已经去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曾任安徽省省委书记）报告，万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上海照顾安徽。他们要全留就留给他好了。我说既然这样，我没意见，就全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都给他们了。客观地讲，小三线确实帮安徽建设了水路电等基础设施，给皖南的工业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培养了一批工业骨干和人才。
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2
一、进一步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分厂认真贯彻*厂纪委的要求，按照年初与分公司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结合实际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主要体现在：
首先，分厂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抓落实，在组织分析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状况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确定了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和计划，确保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分厂厂长、党委书记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明确和落实“一岗双责”，写出廉洁从业承诺书，并进行公示。
第二，结合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层层落实职责。年初，各党支部书记分别与厂党委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并制定出党支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年度计划，主管层根据各自工作范围，写出廉洁从业承诺书，全厂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廉洁自律承诺书，在全体员工大会或班组长会议，以及厂务公开栏上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员工的监督，每季度对自己履行廉洁自律承诺情况进行自查。每半年在民主生活会上，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中心工作，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到同生产工作一起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形成一级抓一级的领导工作机制。
第三，始终坚持把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重点，按照年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要求抓好责任考核，各党支部坚持每季度进行自检，分厂每季度对各单位进行检查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考核、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
由于分厂领导班子注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为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进一步健全了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
根据《*企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办法》，结合碳素厂实际，制定了《*厂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大机制实施细则》，加大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坚持抓好制度建设，筑起反腐倡廉的防线。
一是坚持“”、每月一次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将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作为学习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是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廉洁档案制度，对全厂部7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建立了廉洁档案，促进廉政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干部使用的监督，健全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加大对“一把手”监督的力度，认真抓好关键部门、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和重大事项的监督，把监督融入生产管理全过程。
四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职谈话、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和重大事项报告、廉洁承诺等制度，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五是落实民主集中制，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注重民主生活会质量。继续通过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公开举报电话等举措，构建较为完善的监督网络。
六是继续坚持厂领导与员工定期座谈会制度和厂领导接待日制度，坚持每季由群众测评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方法，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
七是各党支部继续深化厂务公开，完善分厂、车间、班组三级厂务公开网络及管理办法。
三、党风廉政建设措施得到较好的落实
分厂做好各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促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见成效、显效益、出成果。
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除坚持“”、每月一次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外，分厂纪监室编辑并通过oa向各党支部下发了反腐倡廉学习资料，各党支部也充分利用*电视台、《*报》、oa、黑板报、车间小报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宣传。
二是坚持每季度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检查考核，对各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效能监察项目开展情况等进行检查。把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纳入党支部绩效考核之中，对其进行考核、打分，分数较低的，进行谈话，限期改正其不足。
三是定期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根据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和主题，会前认真准备会议内容，收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在民主生活会上，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畅谈思想提出建议。会后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整改提高。通过民主生活会，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增强了党性，增进了团结，促进了工作。另外，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党风廉政监督员会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同为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出谋划策。每年年底，厂领导均认真撰写述廉报告，在干部大会、民主生活会上进行述职述廉，副科级干部也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述廉。
四是做好来信来访和实施责任追究等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要求落到实处。20*年，根据*厂纪委下发的“涉及违纪违法人员情况反馈”及物料清单，按照*厂纪委的要求，分厂及时召开了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车间和人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和*厂监察室的监察建议，给予一名党员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对两名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对五名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2009年，对*车间发生的打人事件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了调查。对*厂纪委、人力资源部转来的两封举报信完成了调查。
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3
从东莞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东莞的中小微企业在面临全球经济趋紧的情况下还有了不小的发展。而民间似乎并没感受到这缕“回暖”的春风。
“在我们会计师领域，从2010年至今，已经有10000多名会计从业人员离开东莞。”在东莞从事会计工作20多年的注册会计师郭建路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会计外迁说明不了什么具体问题，但你可以联想一下，外迁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市场不好做了。保守计算，按一个会计负责一家公司业务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同样规模的企业不再需要会计了。”
东莞纵横企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水彬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每年的企业注销数量按政府规定要控制在10%以内，但说实话，2012年至少在20%”。
陈水彬的公司承担着近300家企业的财税工作，其中不乏资产过亿的大企业，而大多数都是只有几百万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里，真正盈利的只有30%～40%，但如果要求盈利面达到90%以上，就会有很多企业做假账了”。
“我的工厂本不至于关门的”
“以往我没理的事情我都能想办法‘搞定’，这次自认为占了一次理，想着按正常途径来解决就行，结果反倒把厂给搞没了。”在东莞开鞋厂有十几年之久的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8月份，在扛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又增加投资，在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开办了新厂。
就在新厂投入生产没多久，付哲学一心打理新厂事务的时候，老厂的副经理张义清却出其不意地伪造了合同文件和公司公章，骗走了客户给的近30万元结货款。不仅如此，张义清还带走了老厂近700万元货物的订单凭据，并私下里向供应商发信息说，“鞋厂即将倒闭”。
“说实话，30多万对我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是当时正好新厂刚刚开始生产，本来现金就紧缺，而张义清卷走的又是给工人发工资的现金，所以出事后工人开始情绪不稳；供应商在收到张义清发出的消息后也一窝蜂地前来追讨欠款，加剧了现金流的紧张；再加上工厂仓库里已经打包准备出货的近700万元的成品，因订单凭据被带走而积压下来最终无法兑现。
最终，在多重冲击之下，付哲学苦心经营多年的鞋厂被迫倒闭。
“其实现在来看，我的工厂本不至于关门的。”事发一年多后，付哲学如此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已经报案了，而且我也知道嫌疑人在哪里，只要能够抓住嫌疑人追回货款，拿到700万元成品的订单凭据，就可正常出货，我的工厂就可以继续开下去。”他还说，即便是这些损失都追不回了，只要工厂不停产，正常运作，工厂还是能够克服短期的困难，继续走下去的。
艰难的“立案”
据付哲学介绍，在发现张义清卷款出走之后，他马上向公安机关报警。
“案发后，我第一时间来到工厂所在地派出所以‘职务侵占罪’报案，但是他们（公安）在了解情况后不予立案。”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他的工厂曾经发生过名称变更，但没有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所以在报案后，公安机关认为“没有企业实体，职务侵占不能成立”，不能立案。
“后来我就找，一直找到分局、市局、经侦大队，最后在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于2011年6月以‘诈骗罪’立案。”付哲学说，“这一拖就是10个月，嫌疑人早跑了”。
在这个过程中，付哲学有幸结识了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徐逸。
“这个副所长告诉我，之所以不给我立案，是因为我的工厂之前报案的次数太多了。”据付哲学介绍，在此之前他有过4次报案记录。而正是这4次报案经历，让警方觉得付哲学是一个有事没事喜欢“浪费”警力的人。
据付哲学介绍，在工厂倒闭后将近一年之后的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在湖北某地看到了卷款出走的副经理，“他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我，我也确认了这个人，还让那边的朋友帮忙跟着。”他告诉本刊记者，“确认之后我就马上给负责案子的派出所民警张警官打电话，结果这位警官在得知嫌疑人远在湖北之后说，‘不在管辖范围，管不了’，就挂了电话。”
付哲学开始通过自己的关系运作，希望湖北警方能够出警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但经过多次沟通后他被告知，由于东莞警方没有将此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当地警方不能出警。
“立了案，却不把嫌疑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这是什么事嘛。”付哲学多次前往东莞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交涉，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付哲学的说法，桑园派出所副所长徐逸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及时立案是有原因的，“他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没有主体，所以不存在职务侵占一说”。
而对于最终以“诈骗罪”立案，徐副所长说，“这个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认为不足以立案，但是检察院认为可以了，给我们下了立案通知书，我们没办法才立的案”。他说，“其实在检察院内部，究竟立不立案都还存在争议”。
对此说法，向桑园派出所下达立案通知书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检察院一位参与了该案讨论的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内部存在争论很正常，在讨论中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定是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才下通知书的”。
而对于为何立案之后没有及时对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一事，徐副所长说，“因为我们认为立案都是勉强的，所以不能轻易进行网上追逃，一旦我们以‘诈骗罪’追逃并抓回来了，最后检察院不以这个罪名公诉；或者即便是公诉了，法院没有以这个罪名判决，那我们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最后还有可能涉及经济问题，要国家赔偿呢。”
对此，上述检察院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下达立案通知是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符合立案条件，而公安机关是否批捕抓人还要考虑是否达到相应条件”。不过他说，对于究竟是否符合抓捕条件，要由公安机关确定。同时他也告诉本刊记者，在该案中，不排除有公安机关懈怠、拖延办案的情况存在。
釜底抽薪
对付哲学来说，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是房东的做法。
据付哲学介绍，案发后，受副经理散播消息的影响，工人开始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供应商也一波又一波前来追债。这种情况下厂房房东以“资产保全、防止企业主跑路”为由，直接把他的工厂进行了查封。
“如果没有房东查封我的工厂，当地政府也能够出面帮我安抚一下员工的情绪，我相信，像我这样外单充足的工厂，完全有能力恢复生产，顺利渡过难关。”
老厂被封后，付哲学想着至少设备等固定资产还在，只要妥善经营新厂，迟早会有翻身的一天。然而，事发一个多月后，他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被查封的老厂查看，结果却发现，厂房内的一些机器设备已经被房东非法转卖了。投诉无门的付哲学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
虽然老厂的案子陷入了僵局，但新厂还是要继续生产的。而让付哲学没想到的是，在老厂案发快到一年的时候，其新厂所在工业园的物业方，以拖欠房租为由将其工厂查封，而在他报警后，警方认定其拖欠房租属实，认可了工业园的行为。
“我这里都有交房租时他们（物业）给我开的收据，到底有没有拖欠可以来核对吗，怎么说封厂就封厂呢。”付哲学告诉本刊记者，“封厂也就算了，但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就将我的厂房设备转卖给别人进行生产，这都是什么事嘛。”
“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在东莞餐饮界叱咤风云的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切肤之痛，是另一个案例。
在东莞餐饮界，提起全育祥、全育宏两兄弟，可谓小有名气。
“仅东莞的两家‘湘风楚寨’和一家‘小洞天’，固定资产就有3000多万元，每年都能纳税60多万元”。全育宏告诉本刊记者，除此之外，他哥哥在湖北还有一家“湘风楚寨”，“全部算上的话，其身价至少在5000万元以上”。而全育宏本人，除了经营着一家名为“毛家饭庄”的酒楼之外，还有一个餐饮公司，旗下有近10个连锁门店，“我们的家族产业，差不多每年有100多万元的纳税额”。
说到这些，全育宏难掩内心的成就感，眉毛也跟着动了起来。随着话锋一转，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低沉，接着他便向本刊记者诉说了哥哥全育祥在年初的遭遇。而正是这一事件，使得全育祥的三家酒楼相继关停。
2012年2月份，全育祥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来到黄江的一处地下玩。“这种东西，输钱是肯定的，我哥哥一共输了130多万元，但当时钱不够，所以就欠了他们（地下）三四万元”，全育宏说，“没想到就是这几万块钱的赌债，让他赔了上千万的身家”。
由于拖欠赌债，的马仔便三番五次向全育祥追讨。“他们先后几次来酒楼围堵我哥哥”，全育宏介绍说，为了不影响酒楼的正常经营，全育祥一直都采取躲避的方式。
“5月28日，他们在常平镇的‘湘风楚寨’堵到了我，我看他们有五六十人，就想躲一下。”全育祥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酒楼后门跑出去，躲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结果带领马仔前来讨债的女老板段小琴追了出来”。一个要走，一个不放，最终两人发生了推搡，“她穿着高跟鞋，再加上地滑，就摔了一跤，头上起了个包。”全育祥说。
事发当天，双方都报了警，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员工目睹老板在酒楼大厅被警方带走
“6月9日晚上8点多，我正在酒楼大厅跟老婆孩子吃饭，结果派出所来人把我抓走了”。全育祥说，当天晚上到了派出所，他便被戴上手铐，“周启达（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就一直要我交代承认5月28日打了那个女的，还告诉我如果不交代，就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上午，周启达和一个叫曾远峰（音）的民警还是让我交代打人了，我没有承认。”全育祥说，到了下午周启达改变了态度，“他跟我说你就把欠人的钱还了吧，还了钱马上放你，要不就拘留你，曾远峰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句话”。
由于自己确实没有殴打对方，所以全育祥认为公安机关应该不会处罚自己，说要拘留也可能只是吓唬一下而已，所以他拒绝了上述两人的“好言相劝”。
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6月10日、11日要求全育祥补签了两份《传唤通知书》后，东莞警方在2012年6月11日下午对全育祥做出了“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全育祥说，即便到现在，他和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拘留证》和《行政拘留通知书》。
对于全育祥、全育宏兄弟的指责，常平镇派出所副所长周启达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表示，“绝对没有此事”。
当本刊记者提出希望能够当面采访了解详细情况时，周启达告诉本刊记者说，自己在开会，而且开完会还有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见记者，之后便挂掉了电话。
随后，本刊记者来到常平镇公安分局。该局办公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知本刊记者值班领导在午休，稍后，另一工作人员则称，值班领导在开会，具体什么时间结束还不清楚。
在本刊记者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自称刚刚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的刘姓工作人员说，“领导开会都一天了，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而且即便是领导有时间也不可能接受采访，你最好先到市局去联系，让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安排”。
事发后，目睹了老板被警方带走的（常平镇“湘风楚寨”）员工开始人心惶惶，“两天后就停工了”。全育祥说，之后没几天这家酒楼就倒闭了。
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4
怎样加强财务控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子企业的财权全部收回来，由总部集中收支，统一平衡；另一种是保留子企业的收支渠道，由总部掌握资金收入，控制资金支出。采取哪种办法为好，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而论。根据上海大隆机器厂的实践，可以在保留子企业财务功能的情况下，采取以下一些控制和监管措施。
1、委派财务主管
各子企业的财务主管一律由总厂委派，财务主管人员由财务处提名，总会计师考核，经厂部、党委同意后聘任。总厂定期召开各厂财务主管会议，沟通信息，提出要求。
2、实行大额支出会签。
企业的理财活动具体体现在资金的筹集和运用，财务控制的重点则在于事先控制资金流向。大隆厂着重抓资金流出的控制，建立了大额支出会签制度。明确规定，各单位凡对外支付1万元以上款项，需填制会签表，办理会签手续。由请款部门是用款理由。各单位凡支付5万元以上款项，还需将会签单报总厂正厂长审批。用款单位将批准的会签表附在支款单后面作付款依据之一。远离总厂的单位，通过传真批报会签表。
支出会签起点金额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也可以对不同性质、不同去向的支出规定不同的会签起点金额。但是支出会签这种方法是比较普遍可取的，它比其他控制方法简便、灵活，而且可克服各单位地理位置分散而造成的管理难度；同时由于它不增加结算环节，节约了管理成本，加快了结算速度。
3、做好专项支出审批。
大隆厂对各单位设备房屋更新改造、对外协作、对外投资、工资发放、业务招待费等专项开支和非生产性支出制定了专项审批制度。如规定设备、房屋大修改造归口总厂基建设备处管理，各单位的一般项目需报基建设备处同意，由总厂分管基建设备的副厂长和总会计师审批，较大项目需经厂部集体讨论；对外协作由总厂分管生产经营的副厂长审批；材料采购单位的选择由总厂正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生产经营副厂长组成的审批小组审定；各单位工资发放由总厂人事处根据年初确定的“工效挂钩”方案，限额以上的由总厂厂长批准。各专项控制费用的审批，均编制申请审批单或在支出凭证上加盖总厂有关领导印章。
4、支持银行收支报告
为了全面掌握各单位资金收付情况，除了对上述大额、重要支出进行审批外，还要求及时上季银行收支明细表。规定各单位在每周未上报本周的银行收支存报表，一式三份，分别报送总厂财务处、总会计师和总厂厂长。厂部发现问题即可及时了解情况，提出意见。
5、推行预算管理。
为了尽可能做到事前控制，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并把预算管理延伸到各个子企业。总厂要求各单位围绕全厂总目标和各单位目标，按时编制年度预算、季度预算和月度预算。规定把年度预算和季度预算作为控制预算，由总厂审批、考核；把月度预算作为执行预算，由各厂管理。每季初各单位上报上期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本期预算，总厂收到各单位预算后先由有关职能处室进行初审和分析，然后由厂领导召开专题审定会议，考核上期预算执行情况，审定当期预算。
大隆厂把目标成本管理纳入全面预算管理之中，年初确定全年目标总成本和重点产品目标成本，每季上报一次执行情况，与预算执行情况同时上报，一同进行反馈和跟踪。同时，要求各单位在季后15日内上报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在分析报告中包括预算执行情况和目标管理情况的分析。总厂进行汇总分析，反映实际与目标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提出措施要求。全面预算的推行，使总厂加强对资金收支管理有了依据。
6、增强调控能力
划小核算单位后，一方面要给予企业必要的自主权，调动他们大销售、回笼资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从全局利益出发对子企业的资金注流向进行调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为了能随时掌握子企业的银行存款情况，该厂利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国脉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128寻呼查询企业单位帐户余额的服务项目，把所属各单位的银行帐户余额联到总厂财务主管人员的信息机上，及时掌握最确切的信息，提供了必要时进行调控的依据。为了能有效地集中总厂所需的资金，采取了预开商业承兑汇票的办法。由于划小核算单位后有些费用支出难以彻底划开，如电费、煤气费、水费、退休统筹费、住院统筹费、待业保险费、公积金、养老金、统一借款的利息等，加上总厂必须集中使用某些费用，使得总厂每月要向分厂收集资金。而在目前资金十分紧缺的状况下，有些单位不把上交总厂的资金放在重要地位，可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对总厂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隆厂让所属各单位在年初就把全年各月应总厂的各项费用开出商业承兑汇票上交总厂，盖齐印章，金额暂空，到时总厂根据实际应收数填写金额，并提前将发票和承兑汇票第一联返回各单位，要求各单位作好资金准备，总厂按时收款。这样，以商业承兑汇票代替了专项托收的功能，保证了全局利益。
7、强化内部审计。
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5
仕途坦荡突起波澜
王道生，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任湖南省怀化地区行署副专员、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9月,52岁的他开始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排名第二,协助领导分管业务方面的工作，负责将有关议题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然后具体经办各个事项的协调，以及省政府有关会议议定事项和分管领导交办事项的督办落实等。由于其分管领导主要负责经贸系统的工作，王道生的工作重点也“主要是与企业、银行打交道”。此外，王道生还身兼数职，如果将其职务印在名片上，恐怕都挤不下。比如他一度负责过湖南省债转股联席会议制度，担任过省农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省国企扭亏增盈等工作，兼任湖南省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主任，湖南省电力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湖南省质量协会常务理事会高级顾问等社会职务……
出事前，王道生的日子让很多人羡慕。熟悉王道生的人说，王道生能够从比较偏远的地方一步一步高升至省会长沙,仕途这么一帆风顺,加上王在任期间行事相当低调，“颇有人缘”,按道理他一生功成名就后正常退休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上他研究生毕业的儿子王健，年仅26岁就担任了湖南现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的要职,家庭事业都十分美满。
但事情偏偏就在王道生即将从仕途全身而退时突然起了变化。
2003年11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了永州市纪委的一份汇报材料称，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王道生，在其任职永州市市长期间与数起贪污受贿案件有涉。但因为其是属省管的正厅级干部，所以按规定向省纪委汇报，请求协助调查。很快，湖南省纪委就此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了初步调查。
2004年3月春节刚过不久，作为分管领导，参加完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仪式的57岁的王道生，半路上被省纪检部门工作人员拦住问话，随后就被纪检部门正式“”。
这时，湖南省某部门一位负责人亲自起草材料，举报王道生在任职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牵涉湘民制药厂巨额国资流失，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
随后,更大的黑幕被彻底揭开。
检察院很快查实，王道生涉及的贪污受贿案至少有7件，至少涉及10余人。其中王道生本人就受贿数百万元，其中在湖南湘民制药厂破产改制的过程中，单笔受贿金额就超过100万元，被定性为“特大受贿案”。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将前途无量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破产企业遭遇“黑手”
时间闪回到2000年。当时,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的破产改制正在实质性操作阶段。
湖南省湘民制药厂成立于1987年，是湖南省民政厅所属湖南福利总公司旗下的一家中型国有二级福利企业。截至2001年4月，该厂470多名在册职工中残疾人超过一半。湘民制药本身并不算知名，但在“保健品概念”热火朝天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研发生产的部分保健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打入东南亚市场，企业红极一时。企业职工的各项福利水涨船高，人们笑称这真正是一家“福利企业”。
不过好景不长,企业的好日子在整个保健品市场还没有完全降温的时候，就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结束了。到1994年，企业就已经连发工资都十分困难了。
1995年，湖南省政府将湘民制药厂列为首批国企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经过多方洽谈，湘民制药厂于1997年被一家公司兼并。而就在1998年，由于原班子既得利益者与兼并方发生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20人住院治疗的“流血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此后,此事由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庞道沫主持协调，兼并方完全退出，“湘民”打回原形。然后从2000年开始，“湘民”改制事宜被移交给王道生督办。同年12月22日，王道生召集经贸、药监、国土、税务、劳动和社保等政府部门以及部分银行(债权人)，专题研究“湘民”破产问题。
会议明确，“湘民”依法破产变现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其进行重组，必须全员安置职工，注入资金加强管理。并同意以“湘民”现有40亩行政划拨土地资产，作为职工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并免去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次年7月3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中经二初字第267-1号文”，裁定“湘民”破产。
但是,检察院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从“湘民”宣告破产至今，债权人会议迟迟未见召开，这使债权人对资产处置的方式及程序，根本无法依法主张权利。而且在王道生的运作下，截至2002年初，“湘民”累计亏损已经超过1.91亿元。2002年4月2日，“湘民”的资产被委托拍卖。
其实,在2000年12月22日召开的那个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已明确，“依法破产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湘民药厂进行整体收购”。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与“湘民”毫无关系的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述金被邀出席。
不过，当时无论“湘民”职工还是主持工作的政府官员，都对这一点没有产生丝毫的疑问,因为他们无不对安塑股份(000156)入主“湘民”抱有极大的希望。毕竟作为上市公司，安塑股份在市场上有不俗表现。
但“湘民”职工很快就发现，安塑股份只是一个幌子，直接参与竞买的是其全资子公司---中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参与竞拍的共有三家企业，最终由中圆科技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获得“湘民”资产所有权。
“湘民”原职工普遍反映，这1278万元的成交价格“极其不合理”。竞拍前不少企业主动上门，愿意出高出几倍的价格购买。有人甚至愿出4000万元盘下这些资产。湖南某科技公司一位副总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当时他已筹好资金准备参加竞标，但受到有关方面的排挤，如拍卖会设立的800万元保证金，远高出起拍价20%至30%的常规，被视为人为故意设立的障碍。
另一个让人疑惑不解的事实是，有关方面公示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湘民”固定资产评估就为1600多万元，其中还没有包括湘民制药厂拥有的56个新药品种的生产批准文号以及商标等无形资产。而中圆科技却仅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就获得了“湘民”资产的所有权。
但是，不管“湘民”原职工的意见如何，由于有王道生从中斡旋，中圆科技还是很快就办妥了全部的接管手续。
土地抵押凸显“黑洞”
但事情还远未就此结束。检察院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中圆科技成功“竞买”“湘民”之后，其资产被顺利重组为一个名叫“新汇制药有限公司”的新企业，其股权结构与安塑股份、中圆科技均无任何法律关联。
工商资料显示，新汇制药已成为一家私营企业，由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而另一个事实是，新汇制药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何述金，曾任安塑股份董事长和中圆科技总经理。
此时，“湘民”的职工才发现，原本被普遍看好的安塑股份收购“湘民”，实际成了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湘民”。
而最让“湘民”的职工气愤的，还是湘民制药厂由政府行政划拨的40亩土地。据湖南省民政厅一位已离任的厅级官员介绍，长沙修环线公路时，征用了部分土地，当时划拨的实际还存33亩。中圆科技在竞买“湘民”资产成功之后，有关部门也顺利地将该土地过户到了新汇公司名下。目前，该宗土地已经被新汇公司抵押至某银行岳麓支行，贷款2000万元。
现在，新汇制药的新厂选址在望城县工业园区。12月8日，该公司一位副总在接受咨询时表示，那块土地已经是完全属于新汇的资产了，“我们有权力为了公司发展而把土地抵押贷款”。
目前，对照该处土地附近其他几宗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每亩不会低于80万元，即便以33亩划拨土地计，市值应在2500万元以上。而据湖南省民政厅已离任的那位厅级官员介绍，当时核定的“湘民”职工安置费仅约800万元。
政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200多名残疾职工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优势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使“湘民”的无形资产和资产残值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但事与愿违，由于安置方案没有充分考虑本身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职工的利益，劳资矛盾随后不断激化。
在望城县新汇公司的新厂区记者了解到，确实有一部分职工来自原“湘民”。而在“湘民”老厂记者亦获知，接受新汇公司安置方案到岗上班的职工不足四分之一。另据了解，由于此种内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时任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的负责人，曾公开与王道生以及民政厅的分管领导对峙，气氛异常紧张。不久，这位处长被调换到另一个部门。
从湖南省检察院获悉，由于王道生居中斡旋，从以安塑股份之名收购“湘民”，到中途调包由中圆科技收购，再到转变为个人股份，最后将土地资产抵押贷款，前后时间约两个月。而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意味着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其实早在此前，王道生和何述金就已经有过成功合作的经验了。那是1996年，湖南安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欲收购第三塑料厂，但面临种种阻力和困难，时任该公司董事长的何述金找到已经调离怀化到永州任市长的王道生帮忙。在王的帮助下，何述金最后成功地收购了第三塑料厂。事后，王道生心安理得地先后三次“笑纳”了何送来的4000美元和人民币3.234万元。
情人儿子一起涉案
据湖南省检察院一位处长介绍，也就是在“湘民”过户新汇公司名下这个过程中，王道生一次性获得了何述金100万元的回赠。而且就是这100万元，王道生将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王健曾任职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处，后调至湖南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主业是高速公路建设。很快，拥有较高学历的王健被破格提升为湖南现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王道生在利用自己恰好分管高速公路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之便，为其子创造仕途升迁的条件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
不过，26岁一脸书卷气的王健，还自以为自己是以谦虚低调赢得了同事的好感。但谁也没想到，王健会伙同父亲，从一个破产的福利企业里“猛捞”一笔。那是2002年4月，蒙受王道生巨大恩惠的何述金，安排公司会计转款100万元到王健私设的“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上，王健要同学肖某以“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打了一张假借条，然后王健以该公司的名义将100万元汇至新汇公司作为其注册入股金，并商定在每年分取股东红利。
也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隐蔽手法，在2004年11月29日的庭审中，王氏父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这100万元的股份是借贷关系，并不是受贿行为的观点。
不过，针对这种说法，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提出，“这张借条等同于一张废纸，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所谓的公司是虚假的，写借条的人是假的，完全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逃避法律打击的一种做法。
2002年6月，王健的同学汤某和中建五局下岗职工周某商议，以长沙建筑工程公司名义，报名投标湖南一公司长沙基地的土建安装等工程。汤某请王健帮忙，请他的父亲出面打招呼，后来果然中标该土建工程。2003年4月9日，汤某准备了43万元现金带回住宅，然后邀老同学王健到其住宅玩耍，王健离开时便将钱交其取走，王健毫未推辞就欣然带走了。
在2004年11月29和30日的两天庭审中，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宣读了长达13页的书，指控王道生单独或伙同其子王健、其妻向菊（另案处理）、情人王某（另案处理）等，收受他人贿赂401余万元，其中他儿子王健参与收受贿赂203万元。
设备副厂长述职报告范文6
1.1 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电力生产方针，坚持防御和救援相结合的原则，以危急事件的预测、预防为基础，以对危急事件过程处理的快捷准确为重点，以全力保证人身安全为核心，以建立危急事件的长效管理和应急处理机制为根本，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将危急事件的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制定《放射性物质泄漏人身伤亡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本预案。
1.2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危急事件管理工作规定》等相关规定而制定。
2 内容
2.1、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2.1.1 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 事故部门的分管厂级领导
成 员 其他厂领导、副总工程师、厂工会、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基层单位第一责任人
2.1.2 放射物质泄漏人身伤亡事故应急办公室
主 任 副总工程师
副主任 安监负责人、生技负责人、运行管理负责人、检修负责人、培训负责人、工会专职
2.1.3 职责
组长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集团公司的有关放射性物质管理的法规、政策等，并进行部署；
（2）负责本单位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
（3）督促检查做好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4）全面负责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发生后的救援、调查、恢复工作；
（5）组建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并组织实施和演练。
副组长的职责
（1）检查各分管部门对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
（2）指导各分管部门的工作；
（3）协助总指挥正确处理在危急情况下的救援、调查、恢复工作。
成员职责
（1）建立健全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
（2）对本部门发生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及时汇报、救援、恢复、调查并提出防范措施。
办公室职责
（1）负责监督各部门对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执行情况；
（2）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3）每年组织相关人员修订本预案；
（4）每年6月份组织专业队伍进行本预案的演练；
（5）对发生的危急事件及时汇报、调查、责任处理。
2.1.4 抢救小组
组 长： 工会主席
成 员： 物业公司经理、医务所人员
职 责：保证伤员的抢救及将伤员安全送往医院。
2.1.5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设在生产调度部）
总指挥：总经理
副总指挥：生产副总经理
成员：生产调度部主任 设备技术部主任 保卫部主任 安监部主任 卫生所所长 材料管理部主任 行政事务部主任
2.1.6总指挥的职责
（1）发生事故时由总指挥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
（2）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4）组织事故调查，总结救援工作经验教训。
副总指挥的职责
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2.1.7 指挥部成员职责
2.1.7.1安全监察部主任职责
协调总指挥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处置工作；
2.1.7.2生产调度部主任的职责
a、负责事故处理时生产系统的隔离等工作；
b、事故现场的通讯联络和对外联系；
c、负责事故现场放射性物质的的监测工作；
d、必要时代替指挥部对外有关信息；
（3）设备技术部主任的职责
负责事故现场放射性物质的监测及设备维护
（4）保卫部主任职责
负责治安保卫、警戒、疏散、道路管制工作；
（5）卫生所所长的职责
负责现场医疗救护指挥及受伤人员的分类抢救和护送转院工作；
（6）行政事务部主任的职责
负责抢救受伤人员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2.1.8应急救援专业队伍
安监部、设备技术部、生产调度部、思想政治工作部、保卫部、车队、物业公司医务所、总经理工作部、行政事务部全体成员；运行、检修部门的相关人员；
2.1.9应急通讯
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电话号码
日常管理办公室电话 办公室主任手机
医院门诊 ×××× 市医急诊 120
厂总机 ×××× 厂部值班 ××××
2.2危急事件的表述
放射性物质的类型
（1）核辐射
（2）X射线
（3）其他放射性物质
2.3危急事件的预防
…………
2.4危急事件的应对及预案的启动与结束
2.4.1 放射性物质泄漏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条件
放射性物质发生漏泄后，无法控制的应立即启动此预案。
2.4.2 应急救援措施
放射性物质发生漏泄后，无法控制，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2.4.3最早发现放射性物质漏泄者应立即向安监部、值长、医务所报警；
2.4.4安监部、值长、医务所接到报警电话后，应迅速通知有关分场、部门，查明扩散严重，立即发出应急救援预案处置指令，立即通知指挥部及专业救援队伍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2.4.5指挥部成员通知所在部门按专业迅速向上级主管部门公安、劳动、环保、卫生等领导机关报告情况；
2.4.6发生事故的部门要迅速查明漏泄点和原因；
2.4.7医务所人员到达现场后，戴好防护用品，首先查明有无受伤害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将受伤害者脱离现场，严重者尽快送医院救治；
2.4.8指挥部成员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事故状态和危害程度做出相应的应急决定，并命令各应急专业救援队伍立即开展救援。如果事故扩大，应请求支援；
2.4.9生产调度部、安全监察部、设备技术部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会同发生事故的部门，查明放射性物质泄漏部位和范围否是能控制，迅速指挥停运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