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论文范例6篇

信息经济学论文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2

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性资金,即中央财政拨款或地方财政拨款。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指定雇佣人对象为其服务,同时授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人保留剩余索取权,经营权则让渡给人。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高校中存在两层委托关系。第一层是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以校友为代表的捐赠者等与高校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多元化投资者为委托人,高校为人。委托人提供资金,要求人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中为民理财、科学理财、平安理财。第二层关系是高校与内部各基层的委托关系。学校是委托人,各基层是人,学校将从政府取得的财政拨款下拨到各基层,各基层履行其职责使用资金。本文主要分析第一层关系中的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中,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并将资金托付给高校。政府追求的是资金的有效使用,但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否达到要求,这种无法考核的现实也成为人存在“侥幸”心理的重要原因。对于人高校而言,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下,高校在面对经济决策时都是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履行职能的同时,在国家利益与学校利益的考量中,可能通过“三重一大”的倾向性决策保护学校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个别高校还可能通过套取捐赠配比、虚列人员数量来增加收入;资金使用中的挪用专项,超预算支付,虚报冒领等问题也会时有发生。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应该采取财务信息公开的方法,要求高校必须要向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描述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及相关财务决策。另外,为使高校出具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障,必须加入第三方,即注册会计师来对高校出具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以增强除高校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信赖程度。因此,通过建立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唤起社会的公共权力监督意识,强化社会监督作用;提高高校经费使用管理的透明度;维护投资人依法获取高校信息的合法权益。

二、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规避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高校在与其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高校处于信息的优势方,而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却处于获取、掌握信息的劣势方。高校存在利用这一优势为自身谋求利益的可能,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高校掌握着大量有关自身财务治理模式、资产总量及其分布状况、资金来源及其构成情况、财务风险及其应对策略,有关收入总量及其分类、支出结构及其合理性、结转结余资金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这些信息如不公开,外界很少清楚其真实情况,高校与外界的利益相关者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逆向选择问题主要发生在高校与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高校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促使政府签订对高校有利的协定,而政府由于信息的缺乏则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就目前高校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来看,主要包括招生规模与收费标准、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预决算报告等。这些信息无中介机构的鉴证报告,透明度及质量可能存在问题。另外试编的财务报告尚未披露,无法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检查。这表明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不够、质量不到位,使投资者处于无法获得高校真实财务数据与管理结构的状态。同时,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存在依据各高校上报的数据拨付款项,易导致资金低效率配置的风险。高校在披露会计信息时不可能顾及所有投资者决策依据的侧重点,所以有公开会计信息反而导致投资人减少投资的可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高校为获得投资做出“逆向选择”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资源的低效分配和使用。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已连续3年公布了部门预决算报告,同时设立独立的信息公开栏目,不仅为公众监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是为高校试编财务报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道德风险方面存在于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产生之后。一旦政府无法接触到高校完整真实的会计信息,同时监督的成本又过高,高校便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这一契机通过粉饰财务信息、隐瞒或夸大真实的财务数据,以套取人员经费、骗取捐赠配比等手段谋取私利,从而牺牲国家利益。另外,高校管理者的任期并不算长,虽然有离任审计,但大部分高校都采用“先离任、后审计”的审计模式。这种审计模式达不到“边审边改”的效果,发现问题时已无法督促高校整改。因此干部往往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夸大个人业绩,搞个人“形象工程”。通过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落实高校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鉴证服务,提交审计报告,可以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高校会计信息披露不仅是落实“高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规定的要求,也是建设诚信高校的重要渠道,是高校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平台。

三、兼顾高校与投资人双方的利益,实现双赢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之间会形成博弈。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决策各方相互作用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及有关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目前,高校资金的来源包括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前者主要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后者主要包括学费收入、宿费收入、校办产业收入、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款、银行贷款、其他自筹经费等形式。高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必将使其经济利益相关者群体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目前状况来看,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高校的内部人员,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捐赠者、校友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笔者以高校为主体,分析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及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揭示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

(一)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在委托关系成立之后,必然会衍生出委托人与人利益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拨款下拨到高校,希望高校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为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高校则希望在履行高校功能的同时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如高校的社会地位、声誉或者其他利益。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高校缺乏披露会计信息的动力,会将会计信息“隐形”,而这种“隐形”也就成为高校腐败频发的根源。国家要根治腐败现象,必须从根源抓起,阳光财务就是遏制高校腐败现象的一剂良药。强制要求高校披露会计信息,不仅可以减少高校腐败现象,还高校一片“净土”,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措施。

(二)校友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之所以将校友捐赠者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分开分析,是基于这一群体捐赠行为的特殊性———捐赠者对高校进行资金捐赠投入是不图回报的,完全出于捐赠者对高校的感情因素。正是因为这一投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与其他投资主体不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中,高校希望校友增加捐赠资金,而捐赠者则希望高校高效率使用捐赠资金。为实现最佳博弈效果,高校必须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尤其要披露完整的捐赠收入及使用状况,并要在高校的信息平台进行公示。这不仅可以方便捐赠者及社会公众监督资金的使用,更能体现出高校对捐赠者的尊重,进而塑造高校的新形象,提升其软实力。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推动高校依法办学、阳光办学,从根源上抑制,遏制高校腐败现象。同时,这也是落实责任主体的需要,避免信息者各自为政或主体责任缺失。

四、保障师生与社会公众的权益,发挥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法论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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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赖茂生,王芳.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6]骆正山.信息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序

[7]朱雪刚,李春梅.情报学视域下中国化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维度.情报杂志,2008(5):10―12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4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则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01年。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5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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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6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 发展 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 方法 ,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 现代 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 影响 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 理学 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 目前 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 影响

信息 经济 学是 问题 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 研究 。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 社会 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 提出了“经济学信息 理论 研究 方法 ”( the information-theoretic approach to economics ),简称“信息范式”( information paradigm ),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 1994, 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 分析 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 “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 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 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 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 以及对信息经济学 发展 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 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 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 文献 ,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 分析 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 经济 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 中国 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性行为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 社会 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 文献 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 目前 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 研究 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 问题 (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 发展 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 影响 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 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 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 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 哲学 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 法律 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 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 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 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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