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4 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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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对于同一个对象，中西医采用的是极为不同的技术手段。比如中医的脉诊规定了三十几种脉象，每一种都有重要的诊断意义；再如中医描述的许多症状，诸如"背寒如掌大"、"项背强几几"等等，在特殊情况下，往往具有关键意义。可是把这些脉象和症状资料拿到西医系统里，则多半是难于理解的，因而也就难于被西医采用。因为这种诊断技术在西医的文化系统中得不到有意义的解释，无法在西医体系中得到认同。反之亦然，西医的望、触、叩、听和理论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分辨能力日益提高，可获得大量临床资料，这些资料对西医而言，其诊断意义是十分清晰明确的。可是如果把这一套临床资料，如化验单、超声报告或断层照片等送给一个纯粹不了解西医的中医师面前，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对这一套临床资料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处理吗？显然不能。
那么这种现象是单单的技术差异造成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有哪些：中医学对技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识和操作规则，每每把它视作要素；如《内经》中便把具备一定医药知识、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出色的行医者称为"上工"；而把那低劣的，"诊不备三常，疗不慎五过，不求余绪，不问持身，亦足为粗略之医"者称为"粗工"；二是技术也包括从师学习而获得的，或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能力和方法；故倘若"不终师术，惟妄是为，易古变常，自动循已"（王冰语，见《素问o?账氖?邸纷ⅲ??虺1怀庵??妄作杂术"；三是基本不包含物化的手段。西医学的技术观念与中医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较少地含有理论、知识规则的成分；二是继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器械等诊疗物质手段和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之后，对技术中工具和设备的地位及其作用就日益加强，今日之技术越来越成为科学理论物化的结果；三是技术中的经验、技能、规则和方法不再只是贮存于人脑中，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等设施进行物化的"软件"了。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论文联盟，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
希腊学术是西方医学之母。在希腊爱琴海地区，航海条件优越，公元前就与古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地区有着频繁的沟通，加之战争接连不断，民族的大批迁徙、杂居，使各民族文化处于经常性的交汇、融合和替代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方医学的开放性特征，创新意识很强，更容易接受和吸收不同学科的成就，这些特征是促进西方医学近百年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自13世纪的罗杰尔o培根确立了实验精神和基本程序后，实验方法逐渐被广泛采用。这些都给西医技术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近代西方医学中，原子论思想进一步演化成生物还原论，把宏观的机体活动还原为低级的物理化过程，并以后者阐释前者。另外，注重形态结构的特点导致西方医学始终把研究动物和人体的形态结构作为主要任务。从古希腊的希罗费罗，到罗马的盖伦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维萨廖氏等都体现了上述思想发展的一贯性。广泛运用实验又是近代西医学取得一系列长足进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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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呼吸道感染；孕妇；中西医结合
上呼吸道感染（上感）是对孕妇危害较大的常见病之一，使流产率和早产率升高，多数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由细菌引起，但该病单纯用西药治疗疗效不显著。笔者于2006年10月～2008年1月采用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对门诊部分孕妇上感病例进行治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120例上感孕妇，妊娠6～38周之间不等，其中6～12周48例，12～28周38例，28～38周34例，病程最短8h，最长72h。
1.2临床表现孕妇均有发热，体温在37.6℃～39.8℃之间，并有流涕、咳嗽、咽痛，全身不适等症状。体格检查：精神一般，稍有气促，咽部充血、潮红，部分有扁桃体肿大和浅表淋巴结肿大，听诊有呼吸音粗，心率稍快，有苔黄、脉数征象，但无腹痛等其他症状。
1.3治疗方法首先对有上感症状的孕妇详细检查，并做血常规检查。根据综合分析诊断后决定给予口服或静脉给药。中医对上感以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原则来治疗，120例中有60例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风寒型上感用辛温解表药加减，风热型用辛凉解表药加减，每日1剂，每日2次，水煎服。都在1～3天内收到满意的效果。对体温在38.5℃以上，且病状较明显的上感孕妇，并有白细胞升高者，给予青霉素600～800万单位，每日1次，静点（静点青霉素前须做皮试），并加用双黄连针剂600mg/（kg·d），并密切观察静点中孕妇有无不良反应，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嘱孕妇多注意休息，多饮开水，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清淡食品等综合治疗方法。对发热的孕妇给用对胎儿及孕妇损害小的退热药，并口服维C银翘片。同时注意胎儿状况。另60例采用非中西医结合治疗如青霉素类抗生素等西药对症治疗。
2结果
2.1结果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者显效52例，其中18例用中药方剂，用药1天后体温下降，流涕、咳嗽、咽痛不适症状大减，用药2～3天后痊愈。32例体温在38.5℃以上，上呼吸道症状重的静滴青霉素加双黄连针剂，用药1天后体温下降，咽痛、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明显减轻，用药3～5天后痊愈。单纯西医抗生素及西药对症治疗者，显效28例，有8例用药2天后体温下降，临床症状减轻，用药4～5天后痊愈，有效24例，用药4天后体温下降症状减轻，用药1周后痊愈。见表1。表1两组治疗结果
2.2追踪观察对60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孕妇分别在孕20周、28周、32周、38周时给予B超检查，对出生的新生儿及6个月内的婴儿进行体检及神经系统检查，无1例畸形及异常情况发生。
3讨论［1～3］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因多数由病毒引起，而病毒感染对孕早期（孕12周以前）的胎儿危害最大，因为病毒感染易造成胎儿的器官发育异常和畸形，尤其是胎儿脑部发育异常的几率最高，而且在治疗过程中，用药又要格外慎重，因此采用无毒无害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是使孕妇和胎儿受损害较小的好方法。
中医认为，感冒是由外邪侵入机体后，机体与外邪相争的过程，由于孕妇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因此我们采用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西药方面选用了青霉素这种孕期A级药品，发挥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优势，使孕妇的免疫力增强，身体抵抗力也增加，以快速清除孕妇体内病毒及细菌的感染，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通过追踪观察，未发现有胎儿畸形及异常情况发生，从而证明以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是疗效好、治愈率高、对胎儿损害最小的好方法，同时又保护了胎儿在宫内正常生长发育，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是治疗孕妇上感的有效方法，值得临床试用。
【参考文献】
1张惜阴.实用妇产科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32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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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大力推进卫生建设，医疗管理机构和卫生法规逐步完善，注意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卫生保健、防疫及学校卫生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卫生经费投入甚至一度领先于国内诸省市。但总的来看，卫生建设的实施未能一以至终，卫生设施数量偏少且多陈旧简陋，医护人员甚为稀缺，传染病未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卫生意识不强和健康水平不高。
清末以降，广西医疗卫生还十分落后。《广西一览》称：“往昔闭塞之广西，恒亘百数十里而无医药，真有所谓自生自灭之形势，人民之医药知识，诚不足道”。此言虽不十分准确，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广西医疗卫生的实际状况。当时除极少数病者求助于传统中医中药外，“乡民有病，多不事医药而求鬼神，致有一病而不起者，则诿为天数”。旧桂系统治时期，当局仍未重视医疗卫生建设，政府不但无卫生管理机构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还借筹饷之名，开放嫖娟，致性病严重传播。对于流行的麻疯病人，不但不予以救治，反而以焚烧和枪杀了事。但同时，已有西医传人广西，打破了单一中医治疗疾病的局面。1925年以前，广西省内的西医机构，主要是一些教会医院和少数私人西药店和小型诊所，诊治范围十分有限。20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开始关注卫生事业。在“推进卫生行政，发展人民保健事业”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开展医疗卫生建设。
一、设立卫生行政管理组织，创办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
新桂系主政广西初始，卫生行政由民政厅掌理。1933年10月，新桂系设置广西省政府卫生委员会，筹划全省卫生事务，常务委员由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和一位医学专家组成，是为广西历史上第一个卫生管理专门机构。为方便推行政令，1935年5月，当局将民政厅主管的卫生行政拨归卫生委员会办理。同年9月，将卫生委员会裁撤，一切卫生设计事项归民政厅负责。抗战时期，于1940年7月，将民政厅原设的卫生科扩大组织成立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卫生处，综理全省卫生行政。
随着管理机构的设置，医疗卫生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一面借图画文字或口头宣传，灌输人民卫生常识，一面以行政力量，督促人民对卫生之讲求，在各大埠之中，举凡关于清洁、保健、防疫，以及卫生之调查统计等事，无不视为建设要政。至于各县，则医院或区乡(镇)医务所，屠兽场、菜市、公厕、鼠箱、垃圾箱等之设置，以及防疫注射，施种牛痘，扑灭蚊蝇，取缔不清洁饮食品，禁售危害药品等等，罔不积极筹划与设施，并举行各种卫生运动，及清洁卫生比赛，以示倡导”。由于新桂系当局重视，20世纪30年代广西卫生保健工作“凡百设施，均上轨道”。
1931年以前，除梧州公立医院(1925年建立)外，广西还没有政府设置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各地少数的医疗组织均由私人办理。1933年4月，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梧州、南宁、桂林3大卫生区，每区设省立医院1所。1935年7月改划为8个卫生区，每区设一省立医院。1937年再改为11个卫生区，每区除设1所省立医院外，各设卫生事务所1所，专司卫生行政事务，卫生事务所下分设巡回医疗队和检疫所。1935初，省会南宁有医疗机构6所，包括设备较完善的公立广西军医院1所，教会医院有玫瑰医院、道救医院、小乐园医院共3所，私立普济留医院1所，红十字会1所；有中药房59间，西药房16所。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省省立卫生保健机关共有卫生事务所12所，医疗防疫队15个，省立医院11所。除卫生区设立卫生机关外，县乡镇设医院或医务所，到1936年，1个县设立了县医院，富川、贺县、钟山联合设公医院；73个县设立了医务所，11个县设立了乡医务所25个，3个县设立了镇医务所3个。从而形成了由卫生行政区、省县医院、乡镇医务所构成的卫生保健系统。为适应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广西省政府还于1934年成立广西(梧州)制药厂，1937年成立广西卫生试验所，制造各种药品。还在梧州、南宁、桂林成立医药研究所。为培养医务工作人员，1933年开办龙州种痘传习所，培训种痘医务人员。1934年创办广西医学院，随后又创办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省立、县立助产护士学校等。20世纪40年代，广西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医疗机构及人数均有一定增加。如省会桂林(1936年广西省会迁往桂林)，1946年除省立和公立医院外，私立医院和诊所有90余所，中西药商领执照者有83间9。全省情况，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的《广西省统计摘在》(第二号)，截至1948年6月，广西共有卫生医疗机关198个，其中省卫生处1个、省立医院6个、省医疗防疫队3个、省卫生试验所1个、市公立医院7个、市公立医院分院6个、县卫生院93个、县卫生分院46个、县乡镇卫生所34个。各级卫生医疗机关人员1557个，其中医师284人、药剂师3人、药剂生105人、护士381人、助产士161人、检验员8人、卫生稽查员50人、卫生助理员175人、其他技术人员17人、主计人员(含会计统计员)30人、事务人员(含普通行政人员)343人。
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医务人员数量方面，广西百县医师，平均每县不到3个。如以当时广西约1500万人口计，则平均每万人口只有0．19名医生；设备方面，只有桂林、南宁、梧州等地的几个省立医院条件较好。1942年桂林医院(即省立广西医学院实习医院)分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皮肤花柳科、检验室、x光室、药局(房)、护士部、事务部、会计室等部门，分科设置、设备均较完善。但绝大多数县镇乡村卫生机构十分简陋，有的县甚至一所卫生院都没有，医护人员缺乏。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新桂系当局注意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首先，设立专门医药学校，以培养医师、护士、助产士、中医、卫生员和卫生警察等专业卫生人员。1940年，各学校培养的各类医药人员共有547人，3年后增为1588人。其次，组织医护人员培训及资格考试。省政府在梧州、桂林等地设医药研究所，“由各县考选中医人才入所研究，以养成中西医生，助产、看护等人才”。医务所还选派医生深入县乡，协助办理医务，招收当地人教授医术。针对广大农村接生条件落后状况，分期培训接生人员等。此外，省政府还自1935年起，开始办理医药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从1941年、1942年的审查情况看，在包括医师、药师、牙医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士、镶牙生、中医在内的医事人员审查登记中，1941年请领证书200件，合格者为182件，不合格为18件，不合格率为9．0％；1942年请领证书者439件，合格者计260件，不合格者为179件，不合格率为40．7％。新桂系当局通过审查考察，以尽可能保证医药、护理人员的执业水平。
新桂系当局还注意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投入。1933年以前，广西的卫生行政由民政厅管理，没有专门的卫生经费预算。卫生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在财政预算中增列卫生经费。1933年度卫生经费支出为60．81万元，占同年省财政支出1．56％，与同年全国部分省市的卫生经费支出相比，贵州1．53万元、云南1．11万元、湖北2．74万元、江苏5．24万元、浙江l0．43万元、南京31．90万元，广西的卫生经费支出远远超出上述省市，如以人均卫生费支出和占省市总经费支出比率比较，则广西领先地位会更明显。从县市级政府对卫生经费的投入看，1934年～1945年，卫生医疗费支出1．38万元，占总支出的3．24％，除1940年外，也是呈逐年增长趋势，与一般省份的支出比例不及1％相比，广西医疗卫生投入处先进行列。但是151军两次侵桂后，广西的卫生事业受到重创，抗日战争后物价猛涨，全省经济陷入瘫痪，新桂系末期自身难保，无力投入应有的卫生医疗经费。
二、加强卫生保健、防疫工作
广西地处我国南方，气候湿热，易于疾病的滋生与传播。另外，经济落后和传统社会观念也是导致疾病发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居民普遍营养不良，体质较弱；相信迷信，有病多求神拜佛，缺乏卫生知识，不讲清洁扫除，或随地堆积垃圾，居室又大都未设厕所，随地便溺，雨天粪便流人河沟，居民饮用不洁之水。此外，桂西、桂北等地少数民族多居木楼，人畜同居一室(楼上住人，楼下豢养禽畜)，容易导致病源滋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传染病种类大致有甲状腺肿大、麻疯病、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猩红热、斑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破伤风等。
早在旧桂系统治时期，疫病在广西已常有蔓延。1913年北海疫症，“竞有一家大小老幼猪狗同时罗疫毙命，无一幸免者……人民因疫伤毙者不绝于道”。1920年，庆远、怀远一带居民“患霍乱而死者，闻已达四万余人”u，后此疫传至柳州、梧州、平南等地，时逢桂粤军阀混战，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治。
与旧桂系相比，新桂系当局比较重视防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防治。省政府颁发一系列法规，要求各地切实执行。例如，《广西医疗防疫队组织规程》《南宁良庆麻疯村组织规程》《广西省大扫除办法》《广西省扑灭蚊蝇办法》《广西省检查娼妓健康规则》等，不下几十项。对流行较广、于民众健康危害大的传染病，集中力量予以防治。
1926年梧州霍乱流行，“每日罗此病者不下二十余起，而能生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一般市民极为恐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除严重取缔街上凉品及无皮瓜果，以减少传染外，更在东门外择广仁医院地址为临时病院，俾一般患病者入院调治”，“并明令市内各公厕，收回管理”。
住血吸虫病在广西宾阳、永淳等县经常发生，省政府专门成立宾阳住血吸虫病防治所，负责防治。该疫区住血吸虫病感染人数，1941年、1942年分别为7967人、8224人。此疫“流行之最大原因，为疫区内之所有各河流暨其支流，均有住血吸虫之中间宿主分布，每至雨季时，河水汜涨，钉螺丝随之移植，及各村均无厕所之建置，便溺随地皆是，一经天雨，粪便则随之冲入河中所致”。该所成立后，在宾阳、永淳等县附近百余村庄、70多条大小河流、95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调查，并为民众治疗住血吸虫病。
甲状腺肿大病主要在桂西各县流行。据1937年各县调查，患病者1590人。此病系由饮水缺少碘质成分及母体遗传所致。省卫生试验所配制钾盐一种，分发龙州、百色、庆远各省立医院试用，“俟有成效后，即大量制造，普遍供给人民服用”。
麻疯病对人的生命危害极大，人见人怕，谈“疯”色变。此病以桂南各县居多，1937年调查所得总数达几千人。为加强对麻疯病人的管理与治疗，广西省政府在邕宁县良庆乡设麻疯病人管理所，还设立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又令梧州西医院兼办麻疯病院收容救济此类病人。但由于经费有限，仍未能全部收治。广西省政府又订定《广西省救济麻疯病人办法》，通令各县救济。1940年南宁沦陷，邕宁麻疯病人乘机潜逃，房舍坍塌。南宁收复后，广西省政府拨款4．2万元建南宁良庆麻疯村，1942年3月完工，4月1日开始收容男女疯民41人。但仍因经费不足，且物价高涨，村内一切设备，极为简陋。梧州西医院也曾收容麻疯病者l5人，抗战爆发后经费断绝，1942年将院内收容的病人拨送南宁良庆麻疯村。由法国传教士李玛诺主持的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则较有特色。“经费由天主教会拨发，设备颇称完善，管理亦属周密，房舍宽敞，地址相宜，洵为救济疯民之良好场所。该所疯民生产计划，注重开垦种植，及牧养牲畜等，疯民日常衣食住费用，完全由该所供给。”
据此可见，新桂系政府对流行的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但限于经费和种种原因，广西的传染病始终得不到根治，仍然不时发生，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三、加强城乡卫生管理和宣传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重视卫生宣传，向人民灌输卫生知识，加强城乡公共卫生管理，开展卫生调查，举行卫生运动，灭蝇灭鼠与健康比赛等。卫生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创办卫生健康报刊，并在各主要报纸开辟卫生专栏。如梧州卫生区省立医院1933年发行《卫生旬刊》，桂林医药社于1943年创办《家庭医药》杂志。二是向民众发放卫生小册子，利用传单墙报宣传，1931年梧州公安局编印白喉宣传资料5000份分发各地。据《广西省卫生行政工作报告》和《桂政纪实》记载，1937年～1943年，广西共编印防疫小册子公共卫生宣传大纲、卫生常识30．14万张(册)，发给各县作宣传。三是利用广播、电影进行宣传。或特约医学专家播讲卫生常识，或由电台播出健康讲话和卫生专题节目。1939年，广西省政府曾购买幻灯机和卫生幻灯片下发放映，当年放映幻灯片就有6000多次。四是举办卫生展览和卫生讲演。1941年桂林市举办卫生展览会，参加机关有桂林市卫生事务所、省立医院、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桂林市政府卫生科等，参观人数达5．9万人，而1942年全省举办卫生展览达23次。讲演及谈话的主题多为防疫和宣传卫生常识，其中1938年～1943年通过派医疗队下乡巡回作公开讲演及个别谈话的方式，受众人数达181．2万人次[21J。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民众逐渐了解科学卫生知识，从而起到主动防治疾病的作用。与此同时，新桂系还注意公共卫生建设。1932年省会南宁开展规模空前的卫生运动，颁布卫生施政纲要，设立垃圾堆积场，规定时间指派清道夫每日依时洒扫街道运输垃圾两次，张贴布告禁止市民任意倾倒垃圾及保护公共饮水；组织清洁委员会，办理全市清洁，保护公共卫生；检查取缔不清洁饮食物，取缔不合法医生及接生婆，禁宰病兽，并组织检查队检查市内外各住户食物和营业店、屠兽场、公共娱乐场、公共厕所、沟渠等清洁卫生；每年春季，施种牛痘以防天花，夏季则召集市内各医院及慈善团体，共同组织防疫委员会，购办各种防疫药苗，分区实行防疫注射，举行灭蝇运动，以及因疫症而死亡者之消毒等。
新桂系当局还注意加强乡村卫生工作，颁布加强乡村清洁卫生的条例，令乡村开展卫生运动。如规定人蓄分离，鸡鸭猪栏必须设在屋外，并须每日打扫；村公所每年应组织大扫除，派医疗队巡回乡村，治病防疫；乡镇设立医院等。但应指出的是，乡村的所谓卫生运动，大多是走过场，并无多少实际效果。边远地区乡村甚至无人过问，缺医少药，流行传染病之频发，依然如故。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西医论文范文5
【关键词】酒精性脂肪肝；疏肝健脾；西医治疗
酒精性脂肪肝（AFL）是指因摄入酒精所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质蓄积超过肝湿重5%的肝损害性疾病，是临床最常见、最早期的酒精性肝病（ALD）之一。其危害已引起全球性的高度关注。国外资料显示，欧美国家在嗜酒人群中酒精性肝病患病率高达84%，又主要以AFL为主，且患ALD的20%～30%可发展为肝硬化，为排前死因之一［1，2］。在我国，AFL的发病率已与居民饮酒率的上升呈现正相关。据2006-01-10公布的我国首部《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之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查报告》，我国居民现在饮酒率为21%，与1991年同比增长了17.3%，而临床所见AFL约为酒精性肝病患者的11%～22%［3］。
由于酒精性脂肪肝对人体危害极大，我们采用中西、西医治疗，并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
1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2005～2006年，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收治171例脂肪肝病人。男118例，女53例。年龄43～65岁，平均年龄（54±11)岁。全部病例符合以下6项诊断指标中的3项以上：①肥胖，肝区不适或胀满、疼痛；②B超提示肝的大小、管道回声、光点疏密；CT提示肝密度降低，CT值<40Hu，肝脾CT比值<0.85。③血脂增高；④肝功能轻微异常或异常；⑤全血黏度增高；⑥肝活检诊断为脂肪肝。
171例脂肪肝病人，两对半检查，乙肝病人19例，乙肝病毒携带者23人，占脂肪肝病人的31%。
1.2方法171例病人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92例，对照组79例。治疗组采用疏肝健脾法，基本的方剂组成为：姜半夏12g，党参、白术、郁金、生麦芽各15g，白芍、香附、茵陈蒿各25g，丹参、决明子各20g，泽泻、生山楂各30g，水煎服，1剂/d，连服1个月，随症加减。如脾胃积热，痰浊偏盛可选加黄连、黄芩、藿香、佩兰、苍术、瓜蒌之类；如肝郁气滞、血脉淤阻、淤滞症状偏重，可选加川芎、三棱、莪术、王不留行、木香、青皮、厚朴、枳壳之类，酌减泽泻、姜半夏、茵陈蒿的用量或不用，1剂/d，煎汁300ml，分两次口服，1个月为1疗程。
对照组，口服肌苷片，0.4g/次，维生素C0.3g/次，每日各服3次，服用1个月为1个疗程。
1.3疗效标准两组病人服药两个疗程，根据常见病的疗效评定标准，采用B超复查，肝病恢复正常，临床症状消失者为痊愈；B超复查有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明显好转为有效；B超复查无改变者为无效。实验室检查两组治疗前后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水平。
1.4统计方法χ2方检验，t检验。t检验以±s表示。
2结果
2.1两组疗效结果比较结果见表1。
表1两组治疗效果比较（略）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两组脂肪肝患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见表2。
表2两组脂肪肝患者治疗前后3项指标变化（略）
与治疗前后比较，（1）P<0.05，（2）P<0.01，（3）P<0.05；与对照组比较，（1）（2）（3）P<0.01
3讨论
肝脏与脂质代谢密切相关，它可使脂质消化，吸收氧化，转化以及分泌过程保持动态平衡。脂肪肝是因脂肪在肝组织贮积过多所致。近年来，随着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的改变，脂肪肝的发病率日渐增高。有关资料表明［4］，20世纪60年代以前，脂肪肝的发病率仅为3%左右，病因多为营养不良。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发病率已达10%左右，病因为营养过剩。据报道，约有25%肥胖型脂肪肝病人会合并肝纤维化，部分发展为肝硬化［5］，因此寻找治疗脂肪肝有效的方法，是目前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医认为脂肪肝是由于饮酒过度或嗜食肥甘厚味，酒食内伤，而滋生痰浊、痰湿阻滞，使气机郁滞，血脉淤阻，致气、血、痰、浊互相搏结，聚滞为积，肝郁气滞，肝失疏泄而致胁肋发胀，抑郁烦闷。而肝病传脾，脾失健运，气血不足可致身倦乏力，腹胀便溏等症，从而患者临床上表现为身倦乏力、胁肋发胀，腹胀便溏，舌质淡、舌暗、苔白腻等，我们根据中医对脂肪肝发病机制的认识，采用疏肝健脾法治疗脂肪肝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疏肝健脾法，一方面使肝脏对脂质的消化、吸收、转运以及分泌保持了动态平衡，从而使患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的指标趋于正常，从根源上对脂肪肝进行了治疗；另一方面，通过疏肝以后达到了健脾的目的。
再从我们的疏肝健脾的中药配方来看，其中党参对肝脏的损伤有保护作用，特别对脂肪肝伴乙肝的患者，有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作用，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丹参、决明子配伍有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作用［6］；泽泻能干扰外源性总胆固醇(TC)的吸收,又能影响内源性TC代谢。丹参有改善肝脏功能，促进肝脾回缩和变软；大黄和决明子有干扰脂质合成和抑制TC沉积的作用。
以上选用泽泻、草决明、山楂、柴胡、葛根、郁金、茵陈，因为这些药物既是常用药，又是我国历代医药家反复阐明而具有消酒积、舒肝郁、化淤利湿的良好作用［7］。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柴胡降甘油三酯作用明显，并能抗肝纤维化；葛根能明显降低血脂与血糖，并能抑制过氧化脂质升高。
山楂能显著降血脂、助消化；草决明既能降脂又有保肝作用；泽泻能促进肝内脂肪消退；茵陈能促进胆汁排泄、降低血脂浓度；郁金具抗凝血活性，抗肝中毒以及抗致突变作用。选用这些药物组方，它们相互作用与协同，增加肝细胞处理脂质能力，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酸，增加胆固醇在胆汁中排泄［8］。能直接清除活性氧，对抗脂质过氧化；抑制一氧化氮的产生；在花生四烯酸代谢过程中优先抑制5''''-脂氧合酶，抑制白三烯的产生；保护肝细胞膜;促进肝细胞修复、再生;调节免疫功能；抗肝纤维化［9］。降低血脂，减少脂肪在肝脏的沉积，因而抑制脂肪肝的形成，并能通过抑制肝内肿瘤坏死因子(TNF)、干扰素(IFN)C、白介素4、白介素2以及诱导型一氧化氮(iNOS)的表达和核因子(NF)JB活化，并增加抑制免疫分化及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IL-10的合成，从而抑制刀豆A(ConA)诱导T细胞介导的肝损害［10］。这些作用机制与酒精性脂肪肝的病因病机相吻合［11］，因而能获得良好疗效。
我们采用疏肝健脾法治疗脂肪肝患者的结果表明，总有效率95.65%，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的三项指标绝大部分恢复正常。其疗效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三项指标，治疗组和对照组比有极显著的差异（P<0.01），说明疏肝健脾法治疗酒精性脂肪肝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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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论文范文6
AS的现代病因目前还不明确，但流行病学资料显示，HLA-B27在AS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在我国普通人中HLA-B27阳性率为6%～8%，AS患者的阳性率在95%左右[4]。Chung等[5]研究发现，HLA-B27阳性者患AS的风险是阴性者的200～300倍。另外，本病还具有家族遗传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一级亲属是AS患者，HLA-B27阳性的个体患病风险是无家族史的HLA-B27阳性的6～16倍[6]。
目前中西医根据不同的科学理论，运用不同的方法治疗AS，均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将近几年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研究综述如下，以给予更多的思考和治疗方法。
1 中医对AS的认识及治疗
AS是现代医学的病名，根据中医学理论应属大偻龟背竹节风等范畴。现代医家大都认为本病的病机为素体禀赋不足，肝肾亏虚，精血亏少，受外来风寒湿侵袭或湿而化热[7-8]，一般来说，AS早期以实证或虚实夹杂证为多见，中后期则转为虚证[9]。焦树德[10]认为，AS的病机主要是肾虚督空，阳气开阖失常，寒邪乘虚外侵致病。冯兴华[11]认为，肾虚是AS发病的主要病机，风、寒、湿、热、瘀血等邪侵袭人体，阻滞经络、筋脉、骨节是AS发病的诱因。总体讲AS的病机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1.1 辨证论治 现代医家大都认为AS的病机是正虚邪实，虚实夹杂。正虚辨证以肝肾督脉亏虚为主，邪实辨证以外感风寒湿，湿而化热为主，终致痰瘀阻络，腰背脊柱关节疼痛、僵硬及强直。运用中医药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理论相结合，临床上治疗AS取得良好疗效。冯兴华等[12]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临床病例总结，将肾虚瘀阻证和湿热瘀阻证作为AS的基本证型。①肾虚瘀阻证以温阳补肾、祛瘀通络为法，方用补肾强脊汤加减，药用淫羊藿、骨碎补、菟丝子、怀牛膝、杜仲、续断、枸杞子、羌活、丹参、川芎、赤芍、当归等；②湿热瘀阻证以清热除湿、祛瘀通络为法，方用清热强脊汤加减，药用苦参、金银花、黄柏、苍术、莪术、羌活、土茯苓、续断、川牛膝、丹参、川芎、萆薢等。治疗AS患者24周后，ASAS20的达标率为86.75%，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85.47%。徐鹏刚[13]总结王素芝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将AS辨证为肾虚督寒血瘀证，湿热伤肾血瘀证，肝肾两虚、痰瘀阻络证。①肾虚督寒血瘀證以补肾强督、温经散寒、活血化瘀为法，方用补肾温督化瘀汤加减，药用制附片、淫羊藿、狗脊、杜仲、青风藤、片姜黄、独活、土鳖虫、鸡血藤、细辛、蜈蚣、肉桂、炙甘草等；②湿热伤肾血瘀证以补肾化瘀、清热祛湿通络为法，方用清热补肾化瘀汤加减，药用苍术、炒黄柏、川牛膝、知母、杜仲、豨莶草、薏苡仁、虎杖、忍冬藤、片姜黄、狗脊、鸡血藤、地龙、秦艽、地鳖虫、蜈蚣等；③肝肾两虚、痰瘀阻络证以平补肝肾、化痰瘀为法，方用独活寄生汤加减，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疗效。
1.2 分期治疗 AS分为活动期与缓解期治疗，以分证型及以治本、治标2种形式；也有分早、中、晚3期分证型治疗的，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将证型与分期结合治疗AS。房定亚[14]依据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将AS分为活动期和缓解期。活动期辨证为湿热瘀滞，治宜清热利湿、活血化瘀，方用加味四妙勇安汤；缓解期辨证为肾虚督空，治宜补肾疏督，方用补肾疏督汤加减。陶锡东[15]将AS分为活动期和缓解期，认为AS应治本和治标分期治疗，活动期治标，治宜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拟解毒通络汤；缓解期应治本，治宜益气补肾、逐瘀化痰通督，拟扶正通督汤。赵永刚等[16]根据173例AS患者的病情进展，提出分早、中、晚
3期进行治疗，早期湿热蕴结型，治以除湿通络、清热散结为法；中期肝肾阴虚型，治以滋补肝肾为法；后期阳虚瘀阻型，治以补肾壮阳、活血通络为法，3期均配合手法、拔罐、中药离子导入等治疗，有效率92.5%。
1.3 单方、验方治疗 在AS的治疗中，很多医家经过长期的临床研究，总结出了有效的单方、经验方。张俊莉等[17]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AS患者58例，根据患者病情辨证调整方药，药用独活、桑寄生、川续断、秦艽、当归、川芎各12 g，青风藤30 g，杜仲、川牛膝各15 g，狗脊、生薏苡仁、白芍各20 g，甘草6 g，治疗总有效率为89.10%。焦树德[18]根据AS的特点辨证，自拟补肾强督治尪汤，药用熟地黄、淫羊藿、狗脊、附子（制）、鹿角胶、川续断、骨碎补、羌活、独活、桂枝、赤芍、白芍、知母、地龙、防风、麻黄、干姜、牛膝、炙穿山甲、制草乌头、杜仲、白僵蚕，治疗总有效率为98.7%。另外中医药单味药物，如青风藤碱、雷公藤提取物为代表，白芍总苷、马钱子等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但缺乏明确的系统性样本研究。
1.4 中医外治法 中医外治法包括中医药物的外用，针灸、拔罐、针刀、牵引和推拿等技术。在疾病活动期，应用中西医药物配合中医外治法治疗能较快改善局部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叶文芳等[19]综述中医外治法临床研究，包括中药熏蒸、膏药、中药离子导入、中药塌渍、中药外洗、穴位注射、药浴等，在临床治疗上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崇桂琴[20]运用督灸治疗AS患者3000例，总有效率可达约97%，明显缓解率可达约65%。
2 西医治疗
2.1 常用药物 临床中治疗AS的常用西药：
①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其药物机制是抑制还氧合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从而产生抗炎的功效，可较快缓解患者的腰背痛及由其他附着点炎引起的疼痛，改善关节肿痛及晨僵，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21]，但是对于疾病发展进程无有效的阻断作用[22]，应与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联合应用。常用NSAIDs有塞来昔布、洛索洛芬钠、美洛昔康、尼美舒利等，另外临床上应注意NSAIDs对胃肠道及肝、肾功能的影响。②DMARDs，临床上常用的有柳氮磺吡啶（SASP）、甲氨碟岭（MTX）、来氟米特（LEF）、沙利度胺（thalidomide）等，DMARDs能延缓病情，改善关节肿痛、僵硬症状，降低炎症水平，减轻关节破坏，但对增强脊柱关节活动度、改善疾病预后均缺乏证据[23-24]；③生物制剂：针对肿瘤坏死因子-的生物治疗，临床常用药物有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英夫利昔（infliximab）、依那西普（etanercept）如益塞普。在临床中应用生物制剂能较快地改善症状，但是其价格较贵，缺乏长期有效的临床观察数据，另外，应注意生物制剂的严重副作用[23]。④糖皮质激素（CS）在关节炎症不能被NSAIDs所控制时使用，不作为常规治疗，以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2.2 西药联合用药 目前国内研究多主张NSAIDs与DMARDs联合应用。郭琼[25]在研究中提到，近几年国际上有对沙利度胺治疗难治性AS的系统研究，表明沙利度胺治疗AS有效，对于早期诊断的AS患者，采用沙利度胺及NSAIDs联合治疗，随着治疗时间延长达到显著疗效的患者数量也随之增加，1，3，6，12个月时分别为10.5%、25%、658%、65%，但同时会伴随有口干、头昏、便秘、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副作用。翟佳羽等[26]对MTX和柳氮磺吡啶治疗AS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价研究，MTX改善髋关节评分较柳氮磺吡啶更显著，而柳氮磺吡啶改善炎症指标[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较MTX更敏感。因此对于患者的用药，应以患者的主要症状为主，选择适合病情阶段的药物，必要时联合应用，最大化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减缓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3 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整体辨证论治扶助正气，固本培元，增强营卫防御外邪的能力，促进机体的阴阳平衡；西医药则是针对疾病的靶细胞治疗，能较快地改善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的活动进展，但是同时会影响正常或者有益的细胞遭到破坏及肝肾功能的损害等副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临床取得良好疗效的同时可减轻毒副作用的发生。王芳[27]以通痹汤为基础方，将
80例AS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5例和西药对照组35例，治疗组口服通痹汤合吲哚美辛肠溶片，对照组口服吲哚美辛肠溶片和布洛芬，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活动期AS在改善临床症状、改善整体功能及降低ESR、CRP等炎症水平等方面均有显著疗效。曾维贵[28]以藤虫花子复脊汤为基础方，将92例AS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46例，对照组用柳氮磺吡啶肠溶片、MTX及美洛昔康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藤虫花子复脊汤，结果显示，治疗组改善疼痛指数分级、血清ESR、CRP、免疫球蛋白IgA、补体C3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AS具有明显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