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论文范文1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张向东：《媒介重组时不我待》，《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传媒经济论文范文2
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现状的
文献综述
传媒经济学者在不断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近年来，对传媒经济研究进行综述和回顾的文献很多。例如，章平和池见星的《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2007），戴元光和张海燕的《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下）（2006），郑亚楠的《国外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陈中原的《传媒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2005）等。章平和池见星通过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后，较全面地描绘了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全貌，即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戴元光和张海燕提出，传媒经济研究应该从传媒经济与人、传媒经济与社会、传媒经济与经济、传媒经济与文化、传媒经济与道德、传媒经济与科技等多角度出发，研究传媒经济如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逐渐形成科学的传媒研究体系。这些综述性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以下本文通过剖析一个典型案例，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对未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模式的思考。
学界争论与传媒经济研究问题
中国传媒经济学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发展，通过剖析传媒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更容易认清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围绕“传媒经济”与“经济学科”关系展开的讨论。学界代表性的争论是《现代传播》于2006年第1期发表了周鸿铎教授的《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一文（以下简称《传经》），又于第5期发表了支庭荣、谭天、吴文虎教授的商榷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弃儿》）。这场争论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困惑。《弃儿》与《传经》争论的重点议题是：（1）《弃儿》一直试图《传经》的观点“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2）关于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3）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之争。（4）《弃儿》在商榷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弃儿。”这场争论有三处给我们把脉学界理论研究的症结提供了线索和思路。
一、理论研究中的理想主义与传媒实务的生态环境的脱离。从实务层面来看，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弃儿》认为：“学界不能轻易地以政治因素为借口，规避对于制度因素及制度背后的明辨与慎思”。令人遗憾的是《弃儿》“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一节中到底想“商榷”的内容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很少将政治因素纳入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考虑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行为和现象的。正因为这样，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新兴领域正在兴起。从实践层面来说，凡是在国内传媒业有实践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行政意志的巨大影响力。本人在传媒业工作数年，在地方电视台工作和在中央电视台实习调研中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行政意志无处不在。这充分说明了传媒经济的行政性垄断的属性特征。其实不仅是监管最严格的传媒业是如此，就是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金融业，也可以说政府“有形之手”无处不在。
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深化传媒经济研究的必要条件。学界对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往往对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者参与某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争论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例如，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一些常识，对本领域理论研究感兴趣，掌握一定的争论技巧，等等。其中“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常识”是核心资源。没有这种核心资源，那么在争论中就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则很难说服人，也不可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新观点和意见。
纵观《弃儿》一文，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与《传经》商榷的。但《弃儿》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常识掌握得不够准确。其一，《弃儿》运用列举法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几大经济学高峰”，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西方经济学”有特定的内涵。不能因为马克思是西方人，就将“马克思经济学”归于“西方经济学”之列。再说，“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其二，《弃儿》将“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高峰”之列，也是不妥的。因为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被视为非理论和描述性经济学而为人们所摈弃。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有很大差别。
三、没有清晰的概念，理论创新缺乏坚实的基础。《弃儿》之所以很难驳倒《传经》的观点，致命的弱点在于《弃儿》作者没有熟练地掌握自己运用于争论的主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对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陌生。这印证了《弃儿》本身批评的一种现象：“最大的问题不是拿着方法找不到问题，而是拿着问题找不准方法。”
《弃儿》提出了“核心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伪概念，使争论缺乏坚实的基础。“核心的经济学领域”并不等同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果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的角度来分析，就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而言，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很难用于国内传媒经济的分析，其根源就是西方经济学“数不清的概念和理论”都是以理性“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基础而推导出来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而传媒经济的交易市场是一种二元化产品市场，与普通商品的市场交易结构差别很大，价格机制很难直接发挥作用。
积极探索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
《弃儿》与《传经》的争论是在短链条和窄视野中无法解决的。如果借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概念，来描述国内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所处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涉及的范围较窄，只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相关，而且存在很多的断点。受知识能力的局限，只能从窄视野来研究传媒经济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队伍进行资源整合，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完善研究队伍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才能提升传媒经济研究的价值，并在国际传媒经济学界的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简而言之，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应该是“长链条+大视野”。
首先，传媒经济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结合的可能性分析。《弃儿》的核心论点是：“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的弃儿。”《弃儿》给人留下的悬念是“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看点。遗憾的是，《弃儿》没有将它挖掘出来。要回答“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主流经济学”这个概念。“传媒经济学何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包括许多子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根据国内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主流经济学”假设性地细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国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提出两个判断：
一是国内传媒经济很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很难被改造并适合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国情。在当今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有时与“现代经济学”互换使用。更狭义的理解是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它主要还是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而构建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传媒具有公共属性，不能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出发，来研究传媒经济，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国内传媒业不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门槛就低多了。但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传媒领域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做，会使半个多世纪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不断演化的传媒制度都成为沉淀成本，在未来面临着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二是如果得到中国政府倾斜性资源的大力资助和政策引导，国内传媒经济学会迅速成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宠儿。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传媒经济学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比较复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即“主流经济学”可以粗略地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时代，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但是，它确实能反映出我国的现实情况，即我国经济学界尚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国内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完全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有人开始研究《资本论》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队伍就开始出现了，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也没有出现“后无来者”的现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式“经济学帝国”，它具备了向任何领域进军的实力。但是，经济学帝国的成员都会理性地判断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是否划算。“需求”已经有了，传媒经济学很需要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参与国内传媒经济的研究。关键问题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可以预计的收益到底有多大。由于传媒业属于行政性垄断行业，政府掌握传媒的核心资源。如果政府对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投入很多的钱，大量设置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各种专项基金的课题，那么，国内主流经济学中的优秀人才会迅速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钱多了，蛋糕大了，人气也就足了，自然也就火爆了。
其次，“软硬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促进传媒经济日渐繁荣。深入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现状，有助于拓宽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学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简而言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本人近年来对“跨国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系列研究，了解到许多以前不曾关注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发展起来的，产业总体技术自给率不足20%，尤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5-10年，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高端电子仪器设备和软件仍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的电子专用设备主要是靠进口的，这成为传媒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在电子信息技术最核心的领域（集成电路），我国有用的专利技术只占全球的万分之三。在发明专利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专利版图的百分之九十七。跨国公司凭借专利和标准优势，从中国获取的专利费是以千亿元来计算的。从传媒经济的产业链来看，上述数据应该是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者掌握的“上游”材料，也是基础性资料。
国内的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考虑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所处的生态环境，而大多数只限于“软科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即围绕发展战略、管理机制、媒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硬科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软硬结合”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任何一家媒介单位，都是“软硬结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如果我们对技术、设备不了解，传媒经济“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很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例如，我们常常假设，各级政府掌握了强大的行政资源，就能够控制舆论导向、宣传内容，其实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深刻地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力对未来传媒的影响。还有，美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制度，跨国公司的专利遏制战略，等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信息产业（包括传媒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这要求国内传媒经济研究朝“软硬结合”的方向发展，要培养“长链条”的知识能力，形成“大视野”的研究模式。
（作者系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理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参考文献：
{1}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新闻大学》，2007（2），第123-129页。
{2}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当代传播》，2006（1），第13-17页。
{3}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下）》，《当代传播》，2006（2），第7-11页。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现代传播》,2006（01）.第97-98,129页。
{5}支庭荣、谭天、吴文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现代传播》,2006（05）.第126-128页。
传媒经济论文范文3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 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 study in the discipline of media economics is full of controversies in mainland China nowadays.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at “media economics doesn’t fall into economics” put by Prof. Zhou Hongduo. Because of discussing a subject is meaningful only if it is put into the proper discipline frame， the author thinks to resolve the debates on the paradigm and approach to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s a prior agenda.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media industry economics and media management are the two major paradigms in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o begin with the topic of media good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it.
Key words: media economy， normal forms， 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 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 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 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 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 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 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 ［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 H. 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 传媒产业经济学 媒介经营管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 经济学 管理学 传播学 辅助学科 传播学 传播学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 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 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 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 媒介实体与消费者 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 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 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 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 郑保卫 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 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 詹新慧 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 G. 皮卡德［J］ 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 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 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 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 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 [瑞典]罗伯特皮卡特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 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 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 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传媒经济论文范文4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传媒经济论文范文5
关键词：注意力经济 现代传媒 伦理问题 失范 对策
一、注意力经济与我国现代传媒概述
对注意力经济予以首次系统阐述的是托马斯・达文波特与约翰・贝克合著的《注意力经济》一书，认为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依靠的不是金钱和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当前，注意力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无论是杂志、电视广告、产品宣传等无处不见，人们以各种手段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创造社会财富。互联网的发展为注意力经济提供了加速器，如今注意力经济一词已成为现代传媒行业的核心词汇，社会生活各领域正受到其深刻影响。注意力经济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同时，逐步改变市场重实体经济轻虚拟经济的网络布局，商家通过信息致胜，靠出卖“点子”赚取经济效益，注意力经济将信息加工处理，认为制造话题和噱头，以最大限度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达到赚取金钱的目的。
通说认为，传媒主要是指以传播新闻、引导舆论、传递信息为基本任务和主要活动的新闻传播媒体和大众传播媒体的简称。然而当前对于现代传媒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主要是指报纸、期刊、电视、杂志等传统传播媒体和数字电视、博客、数字报纸等新兴传播媒体的总和。我国现代传媒具有覆盖面广阔、影响力强大、公开程度高、组织性明显的特征，担负着传递信息、设置议题、提供娱乐、舆论监督和宣传教育的社会功能。现代传媒在伦理功能主要体现在营造社会道德环境、向社会输送道德信息、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和监督社会道德等方面。
二、注意力经济环境下的现代传媒失范表现及成因
所谓失范，主要是指失去或没有规范。伦理失范则是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已有的行为模式受到质疑、破坏，丧失对社会成员行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而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并未形成，在现实中存在“真空领域”，道德领域呈现无序状态。
（一）表现
当前，我国现代传媒失范具体表现在虚假报道、有偿报道、三俗化报道、选择性报道和传媒审判等方面。虚假报道扭曲了客观事物的原有面貌，在报道内容上失实，干扰群众情绪，影响社会稳定。有偿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将本身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刊发或播出，或直接通过非正常手段从采访对象处获取经济利益。三俗化报的主要是指报道存在低俗、庸俗、媚俗特征，传媒罔顾自身责任，片面迎合少数群里的注意力，热衷于名人隐私、明星绯闻；热衷于低格调的谈话节目；过分倾向娱乐化报道以及宣扬封建迷信、伪科学的报道等等。选择性报道主要是由于偏见造成的，未摆正自身态度，一味求异争取观众眼球。现代传媒在舆论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是传媒监督一旦偏离事实真相，将影响司法公正公平，势必将与传媒功能的监督意义南辕北辙。
（二）成因
现代传媒失范有着广泛的原因，本文仅从注意力经济的视角进行分析。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家具了现代传媒的竞争，传媒如果无法吸引观众眼球，维系自身发展将无从谈起。观众的注意力成为了现代传媒的竞技场，互联网发展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有效途径，注意力经济成为经济资源。现代传媒环境发生了异变，媒体以低级、失常的东西去吸引眼球，导致发展环境混乱无序，商业传媒与公益传媒界限不明。为了争夺有限的注意力经济失常，媒体立场出现异化。注意力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注意力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现代传媒功能也存在异化现象，传媒的社会价值功能逐渐退化，公众对其的信赖度降低，甚至给社会带来负面作用。
三、注意力经济环境下现代传媒伦理发展的对策
（一）强化现代传媒伦理研究
理论指导实践，要推动我国注意力经济下现代传媒伦理发展，必须强化其伦理理论研究，这既要充分发掘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也要充分考虑现代传媒的特征，以批判性地思维发展现代传媒。在开创社会主义和谐的今天，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必须将道德行为的考量纳为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现代传媒的伦理理论研究，深入研究现代传媒在社会道德构建和道德消解中的共恩能够，以实际生活的案例为基础进行剖析，结合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对我国现代传媒伦理进行深入研究。当然，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传媒实践的发展，在调研中获取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处理，揭示现代传媒伦理规律，为现代传媒的发展献计献策。
（二）优化现代传媒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现代传媒环境存在无序化、缺乏规范的众多问题，如何优化其发展环境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我国现代传媒长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优化我国现代传媒的发展环境，才能将传媒传递信息、设置议题、提供娱乐、舆论监督和宣传教育的社会功能有效发挥，其伦理功能也才能有发挥的舞台，让现代传媒为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在优化现代传媒发展环境时，要积极深入发展已有的相互供稿、相互探讨、交换节目、人员互访、共同争取受众等合作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将有限的信息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积极引导传媒去除将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作为唯一的标准的风向标，减轻传媒企业的税负，让传媒经济负担得以减轻，发挥社会效益。传媒之间要发挥合力，政府和社会为传媒发展提供平台，对新兴媒体予以扶持，促进媒体多渠道良性发展。
（三）提升现代传媒的核心竞争力
现代传媒伦理发展中必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现代传媒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实现思想认识转型，将正确的新闻官和价值观放在首要位置，让传媒遵循公正、适度等传媒伦理原则。其次要实现媒体格局转型，现代传媒要以自身优势为基础，找准定位，在竞争中体现自身特色，找准受众，提高自身的个性和可识别性。媒体报道内容要以正面舆论为主，媒体的日常报道要贴近老百姓生活。新闻格调方面要摒弃三俗话报道，提升媒体品位，以广告监管等手段对不良广告和垃圾广告进行清除，注意提升报道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层次。现代传媒管理中要构建完善的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注重从业人员的培训。
（四）加强现代传媒的自律与他律
强化现代传媒伦理必须加强其自律和他律。自律要求加强自我约束，传媒从业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遵从公民道德规范，加强自律；传媒组织应当建立自律机构，建立一套符合传媒行业道德发展的控制规范，从内部着力，对来自于受众的道德投诉和建议要及时解决和反馈；传媒行业也应当做好自律工作，做好行业规范工作。现代传媒在做好自律的同时必须强化他律，现代传媒属于公共行为，应当被置于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强化党和国家对其的监督管理，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强化他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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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论文范文6
当前，我国还处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随着知识、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趋势。其中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不仅可以将国内的信息穿透国界，向全球辐射，实现国际贸易市场的拓展，同时也能够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媒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形象宣传、政策推动，为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强劲的舆论氛围。但是，应当看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它能够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助力，也将产生消极作用。
1.积极影响
（1）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中文媒体所占比例较低，一般为英文媒体，因此，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对外贸易政策，以及企业发展的情况、市场情况等，很多国外贸易商知道的并不多，而他们主要通过贸易实践了解我国的情况。因此，发挥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非常重要。近些年来，我国重视利用媒体进行国际贸易的信息传播，意在传播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形象，介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向国外开放市场信息，吸引了很多贸易企业的注意力，对推动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宣传平台。同时，我国很多企业也注重在海外媒体宣传我国的经济贸易信息，利用国外本土媒体宣传我国的产品，使得我国产品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关注。虽然在海外媒体的宣传成本较高，但也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媒体良好的信息交流，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中，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瓶颈。而各国媒体通过信息交流的方式，可以打破这种瓶颈，实现贸易双方或多方面的了解和互信。近些年来，我国媒体在经济信息方面，大量转载国外经济信息，为国内客户了解国际市场需求，明晰国际贸易政策，关注国际贸易动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不仅如此，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国内的信息报道，他们往往将国内各种媒体的经济信息报道，经过不间断的信息梳理，向本国民众传播。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两手，实现传播合作，信息共享的越来越多，以经济信息的合作、共赢为基调的国际媒体合作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媒体的合作，打破了传统的信息闭塞，信息滞后的弊端，推动了媒体发展的国际化，也使国际经济贸易信息的流动与传播更加便捷，从而推动了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的信息传递。
（3）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在全球中的贸易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贸易量的扩大引起了贸易摩擦的增多，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触动了很多国家的利益。因此，当今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国际贸易中的强势地位，无端挑起国际贸易纠纷，对我国贸易企业不断进行贸易骚扰和贸易制裁。面对这种境遇，一方面，要规范我们的贸易行为，注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谈判、沟通的手段，利用国际贸易法规维护我国的贸易权益。同时，为了争得世界人民的支持，我国还要在舆论宣传上，开诚布公地将贸易纠纷中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内外的民众，为我国的贸易谈判和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依法维权，尤其是通过国际媒体宣传我国的贸易政策和企业正当的贸易行为，必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会获得良好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舆论环境。
2.消极作用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重视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国外一些非法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也在利用媒体，肆意歪曲我国贸易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一些国家，利用我国媒体弱势的地位，在宣传报道中歪曲实施，蛊惑人心，在国际社会中破坏我国的国际贸易形象。形形的歪曲报道，不实报道甚至是“中国”的报道，充斥着国际媒体舆论环境，这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激起了国外一些民众的恐慌，这种误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阻碍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和正常发展。
二、应充分重视媒体的作用与影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采取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一体化成为现实，各国间的经济成为休戚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对于我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争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应当看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产生着阻碍作用。其中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和舆论工具，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必须充分利用它，趋利避害，使媒体为我国贸易发展所用，推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具体来说，当前，应当充分利用媒体，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1.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宣传阵地作用，为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中外部环境的营造，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互信来实现，同时，也要重视发挥媒体的作用。我国要加强媒体建设，加强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的沟通，充分将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企业经营发展态势，尤其是要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向国际社会展示。要从树立我国企业品牌和影响力出发，经过精心的媒体策划，向国外消费者传播本国的经营理念。要通过媒体向国外客商展示我国对外贸易中公平、遵守贸易规则的理念和决心，通过媒体向世界人民传递中国人民的信誉和决心。
2.重视媒体发展的国际化和合作发展。国内的媒体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必须突破国界限制和媒体语言的桎梏，加强我国媒体的国际化发展和国际化合作。要增设外文媒体，增加对外广播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的对外广播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这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不协调，与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增加电台、电视台、报刊的对外传播力度，以提高我国媒体的国际化发展程度。同时，还要在广播内容上进行革新，媒体宣传应充分考虑受众国家的民俗、文化、信仰，使媒体传播的内容贴近国外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真正实现媒体信息传播的契合度。另外，要加大媒体的国际合作力度，建立国际间媒体合作框架，实现媒体间的实际合作。应通过与国外媒体共享、交换经济社会信息，促进国际经济贸易信息的国际化发展，以媒体的国际化和合作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