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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论文范文1
（一）传统媒体的接触情况不同，但影响仍然强大
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四、结语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2
从广义上角度而言，传媒行业可以分为移动媒体、传媒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如果将其进行细分传统媒体还可分成电影、书籍、报纸、电视、广播等；而网络媒体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为主；移动媒体则以微博、手机终端、PAD终端等多元化的形式划分。
二、数字技术视域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产品较少
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时都将“文化创意立国”作为基础。如果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传媒业都还延续着传统而单一的媒体形态，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媒体时代还未真正的到来。例如我国电视、广播、网络、卫星等数字媒体技术并未实现全面的融合，虽然目前已经逐步实现了报网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装旧酒”经常出现传播信息重复，未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情况。
（二）市场相对不成熟
由于我国国民思想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看待文化传媒产业时经常有偏见，加之我国传媒文化消费并未成为居民的自觉消费项目，这些情况都造成传媒文化市场不成熟。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以吃、穿、用为主，对传媒文化产品的消费热情低，这就对传媒文化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缺乏原创，数字资源不足
每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形式看，许多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传媒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引进或者抄袭国外的结果，例如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等。这使我国传媒产业出现缺乏创意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应
品牌对于传媒产业文化来说是品质和实力的象征，随着传媒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定位不明确、品牌塑造能力差，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进程，而且使我国传媒产业失去了市场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传媒产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移动传媒、传统传媒或者网络传媒都需要在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推动，而就我国目前传媒产业现状来看，传媒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够齐全，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以及技术升级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
三、数字技术视阈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强数字产品开发
要想使我国传媒产业中数字产品得到开发，首先应当改善传统单一的媒体形式，将电影、卫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度的结合，从而搭建出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资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国传媒文化产业领域应当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推动传媒文化产业的根本，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丰富传媒产业中的数字技术形态，并且拓宽数字技术的使用渠道，从而在总体规模上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
（二）积极进行变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消费不成熟的情况，需要将旧的传媒产业体制进行改革，提倡并发展全新的传媒产业发展体制非常关键。例如传媒产业下报纸一般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构成，我国非时政类报纸经常由于未触及时政而得不到宣传和推广。面对这种情况就应当转变其管理体制，加大非时政类报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消费的整体理念得到转变，最终达到由“生存型、温饱型”市场向着“精神型、文化型”市场前进。
（三）加强创新
传媒产业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我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在进行传媒产业创新时，可以将我国优秀的传统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传媒创作之中。例如将美国传媒产业作为借鉴，美国在制作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时就将我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宝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国在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时也可以大量的发掘我国这些传统的文化，使传媒产业作品得到充实，也使我国文化得到传播和发扬。
（四）构建品牌效应
随着传媒产品不断丰富，首先应当重视传媒产品的品牌效应，明确开发出的传媒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其次，应当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技术水平，打造出品质一流、技术一流、形象一流的传媒产业产品；最后，以一流的产品作为基础在市场范围内为品牌塑造并且开拓出全新的市场，使我国的传媒产业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席之地。
（五）强化网络生产，提升科技含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应当在网络媒体以及移动平台方面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传媒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科技发展平台，使传媒产业也能走向科技产业化之路。
四、结束语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3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4
大传媒环境下，期刊编辑应该具有如下几方面的能力：
（一）策划能力
编辑人员的策划能力是最基本的专业能力，新时期的编辑人员如果想做一个优秀的编辑，首先就要做一个优秀的策划者，策划出论文的主题进而引导舆论的导向，并且为大多数读者所喜欢。也就是说，编辑不仅要有传统的质量意识、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并建立规划意识、导向意识、效率意识、价值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现代意识。新老编辑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编辑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紧跟时代潮流，比如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论文、期刊的推广及后期服务，如建立专门的期刊网站，网站内容可以设立作者注册、投稿、专家审稿、编辑办公等模块，这样就可以增加期刊的知名度。编辑者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策划能力来把论文写好，把期刊办好。
（二）前瞻能力
编辑人员每天要接触很多的科研论文，所以会对某一方面的研究内容有着一定的了解。但是最近几年浮躁的社会风气造成了科研论文的粗制滥造，其中不乏有重复投稿以及实验还没做完就的现象。编辑人员在进行文章改动的时候就应该具有前瞻能力，严格遵守工匠精神，在初读论文，初改论文，初审论文等每一个步骤中严格把关，发现规律及问题，避免重复发表及错误论文的发表等现象。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学者会有一稿多投的现象产生，如若编辑人员不具备基本的前瞻能力，没有工匠精神就很难，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学生作者方面，编辑部或期刊社可以与研究生院、教务处、研究团队合作举办“学生与工匠精神”的征文比赛或演讲活动，或在网站编读园地举办“作者与工匠精神”类似的征文或讨论，以提高作者的品质意识。编辑可以将本刊或国际顶级行业刊物的优秀论文作为样板，以身边的优秀作者、优秀论文为示范，塑造作者及编辑的工匠精神。
（三）求实能力
编辑实务包括策划、组稿、初审、外审、退修、终审、编辑排版、校对、发表等环节。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编辑努力践行工匠精神。编辑人员在进行编辑的时候不仅要调整论文的格式，更是要核对文章内容。根据以往的编辑常见错误来看，很多论文中出现概念错误，数据错误等一系列问题就将其发表。因此编辑需要在每一步都严格审查，修改格式的同时也要修改论文中的学术错误。编辑人员需要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提高自己的编辑能力，进而编辑出优质的论文，为读者更好地服务。
（四）校对能力
校对工作似乎不是一项技术活，也不需要多高的学历水平，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似乎也不大，但是校对工作更能体现出编辑的工作态度，是否脚踏实地、有足够的耐心来对待一篇论文。往往校对工作出现的错误最多，返稿现象也屡见不鲜。科技论文常有复杂的公式图表、较多的数据，在编排过程中难免出现错排漏排。就需要编辑严谨认真地对待论文，进行细致地校对，核实实验数据与图标。校对能力是每一个编辑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在校对工作中，要秉承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心态，校对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细微之处，这也是一个编辑份内的工作。
（五）疑难问题处理能力
在编辑过程中，偶尔会遇到“人情稿”。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社交圈子。论文的发表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毕业，朋友的年终奖等等。但是编辑必须坚持“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平等地对待各式稿件，对于那些质量不过关的稿件就要严肃处理，达不到学术标准的坚决退稿，对学术质量好但语言功底欠佳的论文坚决返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一个编辑的职业道德。正确处理“人情稿”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编辑需要时刻秉承着一颗公平公正之心，严格把控的质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如果发表了质量不好的论文，不仅自己可能会有丢工作的可能，更会影响到科技期刊的名誉。编辑在初审与编修校对过程中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总会有些稀奇古怪的论文需要你来应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颗平常心。有一些论文也有可能因为期刊范围、版面数等局限的原因不能发表，因为大多数期刊只能发表优秀投稿，有许多稿件未能采用，就需要对作者耐心地提出意见以及合适的慰藉。在期刊界也有过论文被返修无数次的例子，作者修改的总是达不到你的要求，也有一些作者只是急于发表，对于科研成果并没有积极的态度，这些时候就需要编辑自我情绪的控制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耐心地修改稿件，对返修的稿件提出意见。编辑要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严谨求实，对作者的不理解大可不必解释，时间会证明编辑人员是为了保障与期刊的质量，也是为了爱护与保护作者及读者。因此，必须培养与树立科技期刊编辑宽广的胸怀，提高编辑的情绪控制力。
二、大传媒环境下期刊编辑的培养方法
在新的时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优秀的编辑。从企业到学校、社会，要重视编辑的培养。只有建立高素质的编辑人才，才可以使中国新闻出版业健康持续发展。在大媒体环境下，编辑人员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优化人才引进机制，改善目前编辑人员的素质
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总体上不向外资企业开放，但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外各种进入出版业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出版企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我国新闻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竞争中，中国的企业不得不提高自身实力，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新闻出版企业必须树立“人才第一”的理念。编辑人员队伍建设是期刊发展壮大的前提，没有人才的支持，期刊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出版企业要结合市场需求，优化人才引进机制，通过公开招聘和吸纳优秀人才，提高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5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6
1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及现状
1．1健康科普是减轻疾病负担，缓解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占我国伤残调整生命年的83.4%［5］，这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而公民提高健康知识储备、改变健康行为，对减轻疾病负担至关重要。“2017微博健康医疗影响力论坛暨中国健康科普联盟成立和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年会”亦透露，我国猝死的抢救成功率仅为1%～2%，卒中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4倍，这与我国公民健康知识水平、疾病管理能力均较低有直接关系。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8.47%，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4］。通过健康科普不仅可提高公民疾病预防意识和疾病管理能力，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医疗机构压力、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重要举措。此外，由于公众对疾病认识不足、对医生职业期望过高，导致我国医患矛盾越演越烈，伤医事件频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专业、客观地向公众宣传医学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进而为医患顺畅沟通创造前提，是和谐医患关系逐步建立的基础。
1．2我国健康科普“含金量”亟须提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对自身健康日益关注。2018年我国6万1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感兴趣的新闻话题即是“生活与健康”，这一比例高达92.9%［4］，这必然促使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所需要的健康知识。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6］，其中微信(95.8%)、腾讯网/新浪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82.6%)、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79.6%)、果壳网/科学网/百度百科等专门网站(67.6%)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流渠道［4］。但目前网络信息来源芜杂，很多自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往往有意夸大甚至歪曲科学事实，以博取大众眼球;同时，由于医学内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媒体在报道时如果理解不充分、不精确，也容易产生误导大众的情况。比如，2018年10大科学流言中，就有8条与健康相关［7］，因此我国健康科普的“含金量”急待提高。美国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75%的美国网民不检查信息来源和日期就盲目相信所检索到的信息［8］，我国未进行过相关调查，但结果可能也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互联网监管的重要性，更凸显了权威健康知识传播平台的重要作用。
2临床医学期刊开展健康科普的优势
2．1优势之一:临床医学论文
谢广岭等［9］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信任的科技信息来源是科技期刊，说明公众对于科技期刊的信任度依然很高。临床医学期刊是最新临床研究成果和交流的主要阵地，其权威性和科学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除被少数同行阅读和引用外，我国绝大多数临床医学论文都默默无闻地隐藏在了各大数据库中……哲学家培根曾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其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临床医学期刊如果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客观、理性、科学地将论文中的重要内容介绍给公众，将发挥临床研究的更大价值。
2．2优势之二:临床医学专家
如果健康信息歪曲了事实，有意或无意夸大了患病的可能性，而人们盲目相信所得到的信息，则有可能产生健康焦虑甚至疑病症。有学者对152名孕妇的信息来源和焦虑程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医生或护士作为信息的孕妇，其焦虑水平明显低于从其他途径获得信息源的孕妇［10］，这与医护人员提供的信息更权威不无关系。临床医学期刊拥有编委、审稿人、作者组成的临床医学专家群，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来源于临床医学论文的权威知识，还可针对谣言、伪科普发表权威观点，引导大众辨别网络信息，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临床医学期刊应珍惜这一资源并充分发掘临床医学专家的潜能，成为健康科普的推动者。
2．3优势之三:医学期刊编辑
出版是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传承和延续的基础链条，更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根本途径，编辑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出版物的质量［11］。医学期刊编辑作为医学研究的“把关人”，不仅有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且在日常工作中须时刻保持高水准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素养［12］，这使得医学期刊编辑一直以来在编辑群体中的“工匠”地位不可撼动。在医+新媒体这一团队中，医学期刊编辑比医学工作者有更强的传媒运用能力，又比普通大众传媒有更系统的医学专业知识，一定能够在健康科普工作中发挥这一巨大优势。
3我国临床医学期刊科普工作现状
既往受限于传统出版方式，临床医学期刊往往难以将有限的期刊版面用于刊登健康科普知识。现如今，新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临床医学期刊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以及第三方平台等向公众进行科普知识宣传和教育，可谓迎来了发展健康科普的重大机遇。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跨时空、跨地域、大容量和交互性的特点［13］，使健康科普传播更加迎合人们时间颗粒化的需求以及随时随地互动的需求;此外，新媒体技术表现手法多样化、内容选择个性化、通俗易懂表现力强等特点［14］，使健康科普更加生动、立体、易于接受。临床医学期刊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这一优势，更广泛地促进医学科学知识走近公众。国际知名医学期刊如《JAMA》《Lancet》《BMJ》等一向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并善于借助国家新闻政策，充分利用自媒体甚至第三方平台的优势传播医学知识。美国科学促进会创办的全球最大的科研论文新闻网站就汇集了众多医学期刊，他们不仅针对专业学者传播科学研究热点，还向社会大众广泛传播科学新闻，以提高全民健康知识水平［13］。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医学期刊开展科普工作的责任感尚显不足，仅极少数期刊(如《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等)利用新媒体进行有益尝试，并将科普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但绝大多数期刊在科普内容、方式方法及效果方面均不理想，主要问题包括:1)内容过于依附纸媒，科普转化率低;2)新媒体人才匮乏，形式死板;3)对新媒体认识不够，平台利用率较低，等。2019年，杨明等［15］对中华医学会主办的189本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调查结果显示，仅59.56%的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活跃公众号仅为20余种，且内容多复制纸刊，较少有“手术视频”“学术讲座”“科普”“继续教育”等科普化内容，而通过广为用户青睐的第三方平台健康科普知识的医学期刊则更是凤毛麟角。
4《协和医学杂志》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探索
4．1加强科普内容
1)转化医学论文知识点。临床医学论文在集中反映临床研究热点的同时，往往也间接体现了患者的迫切需求;但科技期刊严谨的编辑加工规范要求以及医学行业固有的专业术语让医学论文读起来既枯燥又晦涩难懂，往往只适合在行业内交流，要让缺乏医学知识背景的普通百姓读懂，则需要进行科普转化。一项对394名未接受过医学相关教育的民众调查结果显示:在阅读一篇医学学术论文后，仅有2.8%的受访者表示能看懂或基本看懂论文内容;而在阅读针对此篇论文重要知识点进行科普转化的通俗化小短文后，能理解论文主要内容的受访者激增至96.7%［16］。故编辑在审读稿件时，在与作者沟通时，应注重深度挖掘论文潜在的读者感兴趣的重要知识点，并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例如，绝经是女性必然面临的健康问题，2018年11月《中国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指南》在《协和医学杂志》正式发表后，编辑部并未满足于仅仅在新媒体端推送全文，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指南的通信作者、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组长郁琦教授进行访谈，邀请郁教授谈背景、谈意义，从女性普遍存在的绝经期认识误区谈起，呼吁科学管理绝经，积极预防绝经相关疾病，让女性顺利度过绝经期，对绝经管理这一科学、专业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科普转化。该文在新媒体端的阅读量已经突破140万，使众多老百姓从中获益。2)捕捉新闻热点。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呈现移动性、碎片化、“快餐式”的特点［17］，只有具有时效性与热点性的内容才更能引起读者关注，从而调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要想让医学知识迸发势能，产生链条效应，就必须借助合适时机进行传播，学会合理“蹭热点”，以锁定更多读者。2019年4月，针对被大众媒体普遍热炒的“超级真菌”事件，《协和医学杂志》编辑部立即联系到杂志编委、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教授，甚至先于他作为国家卫健委临床专家的官方回应一步，请他第一时间做了视频访谈，并同时撰写了《淡定!无须过度解读超级真菌》的科普文章，引导百姓正确认识该菌，消除大众恐慌，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同年6月，在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之时，部分媒体过度解读这一进展为“青蒿素能根治红斑狼疮”，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大众。编辑部针对这一新闻热点当即联系了本刊青年编委、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立副教授，连夜撰文《青蒿素:从‘克虐’到‘克狼’，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文，科学客观地阐述了青蒿素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不仅击破了谣言，而且文后所附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Ⅱ期临床试验招募信息，得到了大众的热烈响应。
4．2培养科普人才
传媒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专业，必然有其自身特质，并非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带有这一特质，并有极大的热情从事健康科普传播工作。医学期刊的青年编委均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对新事物保持更高的敏感性，也具有较强的科普能力，可在健康科普工作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18］。医学期刊编辑应善于发掘年轻学者的优势，着重培养真正在医学传播方面有兴趣、有潜力的人才，从而让医学科普更生动有趣，且持续可行。《协和医学杂志》共有青年编委35人，编辑部通过微信组建了“青年编委工作群”，很多青年编委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健康科普工作中，还发现和带动更多身边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了健康科普的队伍中来。例如在宫颈癌疫苗在国内获批和推广之时，青年编委、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雷针对百姓对疫苗选择困难的问题，发出了“宫颈癌疫苗———之前苦于没得打，现在苦于打哪个”的权威声音，引导百姓作出理性选择;北京协和医院青年医生、科普达人邴钟兴自编自唱的“戒烟神曲”，用幽默、轻松的形式不仅传递了健康知识，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
4．3善用新媒体平台
实现健康科普的有效传播，仅仅依靠权威、“解渴”的内容，通过各种与时俱进的技术手段，用画面和声效去打动读者还远远不够，借助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渠道才能将传播效果最大化。在期刊品牌效应尚未显现的初始阶段，仅凭借单一平台已不能满足内容传播的内在需求，与更多被大众认可的媒体平台合作，或许是扩大传播力的捷径。自2017年以来，《协和医学杂志》陆续开通了官方微信、搜狐号、知乎、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大凤号等多个平台，联合刊媒惠，形成了独特的矩阵滚动式网络(图1)，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实现了健康科普的有效传播。目前各大平台已锁定粉丝15万人，且人数仍在不断增长。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7
媒体融合是数字化等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传媒产业的全面推动，也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对传媒产业（包括学术期刊等）旧生产关系进行突破与革新的助力。
1．媒体融合是科技进步引起的一次传媒产业革命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正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媒体融合最早始于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见。1978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出媒体融合的概念，他用三个圆圈表示，在技术的推动下，印刷出版、电脑、广播电视三个行业会逐渐重叠融合［2］。1983年，浦尔在《自由的科技》中提出，媒体融合首先开始于技术融合，电子信息技术将会使传统媒体相互隔离的传播模式彻底改变［3］。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认为，主要有三项传播科技为当今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分别是互联网宽带技术、通信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技术［3］。这三项传播科技的基础都是数字化科技，可以说，正是数字化推动了当代传媒产业的改革。传统媒体基于纸质印刷（报刊）、音频（广播）和视频（电视）的媒介隔离被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打破，这一过程为各类媒体（包括学术期刊）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提供了可能。
2．媒体融合包含了生产关系的（融合）变革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和从业人员知识技能的提升，媒体融合由媒介技术层面向生产关系层面的纵深变革推进就成为必然。技术的发展对经营、管理、制度等提出了相应的（融合）变革要求。随着技术层面的推进，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融合变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3年，美国学者Gordon提出，媒体融合有五个层面，即生产平台和渠道的集团化、媒体间的资源共享、传媒组织结构整合、信息采集融合和传播融合［4］。蔡雯2004年提出，媒体（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5］。随着对媒体融合认识和研究的深入，媒体融合概念从技术层面逐步发展成一个全方位的产业变革理念。
3．学术期刊与媒体融合
学术期刊作为传媒产业中的一员，必须深刻领会媒体融合对传媒产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做到适应与反应。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学术期刊要加快提升作为生产工具的各类数字化工具，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社交媒体等学术期刊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并强化提升作为劳动者的从业人员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学术期刊要相应地改革和改进生产流程、组织架构、流程管理和规范制度等，以期达到与生产力的相匹配、相促进。而传媒产业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生产关系组成要素的差异，也为不同传媒在媒体融合的具体路径上实施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为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和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举措。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出版融合”是我国出版业“巩固壮大”“履行职责”“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
1．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国际竞争挑战
媒体融合推动下的学术期刊变革，已成为一种遍及全球的发展趋势。中国学术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面对在资源、市场占有巨大优势，并在媒体融合领域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国际出版集团的巨大挑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整体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得到关注，直到2013年前后，随着中国科协等牵头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我国才加快了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步伐。但此时的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已处于非常不乐观的处境。一方面，中国优质科研论文的外流成为常态。随着对学术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6］，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科研论文产出国［7］。但我国学者的科研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从2017年统计的数据看，我国科研论文的流出率高达88%［8］。另一方面，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大集团占据了优势的市场地位，借助媒体融合带来的技术突破，正加速渗入中国争夺学术期刊市场份额和办刊资源。据统计，仅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三家，就以合作形式在中国出版超110种学术期刊［9］。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传统媒体融合的变革方兴未艾，给技术和经验上相对落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在市场和品牌影响上占据巨大优势，如励讯集团、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同时，这些集团很早就在内容、渠道、平台和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探索推动融合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效［8］。这对中国学术期刊参与国际竞争形成了双重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国际开放科学的兴起，新媒体技术在传播上的运用，新技术推动下市场需求的改变，都在许多领域让中国学术期刊有机会与国际同行站到同一竞争起跑线上，为中国学术期刊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带来了机遇和可能。
2．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自身转型升级挑战
从自身发展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在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后，面对技术、市场和渠道的深刻变化，亟须在办刊技术、发展模式、经营和管理理念等各个方面寻求转型突破。与此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在技术推动下的媒体融合变革，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了双重任务要求。如何借力媒体融合，从技术到管理再到理念，推动自身从生产过程到模式机制的全面转型升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技术上，我国学术期刊需要运用媒体融合的理念，构建从生产、加工到、使用的一体化、数字化技术体系。从生产源头开始，我国学术期刊应融合考虑多媒体、多终端的和使用，实现及时和高效的传播。在发展模式上，我国学术期刊要将媒体融合理念运用到集群化建设中，推进集群的集约化发展。在经营和管理上，我国学术期刊要建立服务市场（作者/读者）的理念，以市场实施资源配置［10］，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个性化的服务。我国学术期刊要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播思维，把作者、读者放到与自己对等的地位，推进平等的互动交流新模式。作者、读者地位的改变，是新媒体对经营理念的最深刻改变。
三、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转型升级的探索——结合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的实践
当前，全球传媒产业的媒体融合变革仍在推进当中。高校学术期刊作为我国学术期刊领域的重要力量，应积极发挥自身依托高校的综合优势，主动探索媒体融合的技术、理念和机制，寻找有自身特色的转型升级发展路径。近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加大期刊数字化、平台化建设力度，通过密切学科合作，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集群化发展、立体化网络建设和数字化流程改造，强化市场服务，借力国际合作，在探索多媒体融合与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
1．强化学科合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向网络化“病毒式”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型。学者个体的学术传播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浙江大学作为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各学科学者数量较多，学者国际交流广泛，对拓展学术期刊的国内和国际传播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协同推动学科学者线上线下参与传播，可以起到很好的国际化传播辐射效果。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办刊过程中，积极利用所依托综合性高水平大学的学科优势，调动发挥学者力量，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协同学科学者共建线上媒体，积极尝试线上融合的方式。期刊编辑部除了自己搭建期刊网站，运营微信公众号、微信读者群、QQ群等多种媒体传播互动平台，还推动学者在个人的国内和国际社交媒体上期刊信息，或者推动学者建立自己的微信读者群，引导期刊主编或编委直接参与微信读者群的互动。这不仅拓展了期刊的线上传播范围，还为期刊的学术交流增添了活力。这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创办的FoodQualityandSafety、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WasteDisposal&SustainableEnergy等几个新刊发展中运用得比较成功。同时，在与学科的线下合作过程中，高校学术期刊可积极尝试线下与线上的融合。如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一刊，在与学科合作参与承办2019年中国自动化大会过程中，一方面，布置了丰富的线下活动，如在会场设立展位、在会上设立优秀论文奖、组织学者在演讲中展示介绍期刊、由主编和编委引导学者参观展位等；另一方面，同步跟进相应的线上活动，包括建专门的工作群协调多方工作、由编委创建微信群与读者互动、通过现场扫码进群突出微信群IP的作用、在相关平台对部分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发起线上讨论、组织线上优秀论文征集和报名并及时在线上公布结果等，有效地“圈住”了大部分专业学者，起到了会议散场但人不散的预期效果。通过发挥学科学者的积极性，挖掘学者的潜在媒体资源，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有力地促进学科的国际化发展，聚焦了一大批高端学术资源，促进了学科与该领域学术圈的深度交流与联系，实现了学科与期刊的同步发展。
2．创新组织架构，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当前，学术期刊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是国际出版领域的公认趋势，国际上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或学协会大多较早进入集群化发展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学术期刊虽然在近些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小”而“散”的局面仍没有得到太多改变。很多实施集群化建设的期刊，大多也由于没有统一核算、经济人事管理权不统一、属地化的办刊管理等诸多体制机制原因，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或学协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近些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创新架构和模式，在推动集群的集约化发展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加快发展速度，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办刊队伍和平台优势，协同学科高起点创办新刊，联合相关学院的已有期刊，提出了“以一个平台为核心，多点建设、多种办刊形式并存，集群化发展”的集群建设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刊创办、规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截至2019年上半年，其自主出版已达22种（18种拥有统一刊号），期刊集群规模超30种。但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如何实现高效合作、团队协作以及融合发展成为亟须解决的课题。2019年初，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原有期刊中心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期刊分社，按业务重新组建了中文科技期刊编辑中心、英文科技期刊编辑中心、人文社科期刊编辑中心、期刊拓展中心、数字技术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含市场部）等部门。新组建的期刊分社在组织架构上改变了原来以单刊编辑部为主的模式，同时，围绕集约化目标，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微信、数字平台等分别建构了面向集群的多种协同方式，加强了集群内部的合作与联动。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标准，进一步推动了内部资源的共享互通，“一核多点、集群发展”的高校特色学术期刊集群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加强新媒体建设，推进立体化传播发展
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为学术期刊提供了新的交流传播平台，国际各出版机构大多通过这些平台（比较熟知的有Facebook、Twitter、LinkedIn和新浪微博等）建立自己的新媒体传播渠道，并且开始向立体化、全媒体的传播网络发展。据统计，爱思唯尔在Facebook、Twitter等主要国际社交媒体的关注者有28万多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关注者有133万多人，《NEJM医学前沿》更是有226万多人［11］。这些社交媒体使得期刊的品牌以及作者的文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到网络，从而与期刊其他客户端平台形成立体化的网络传播效应。近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媒体领域加大建设力度，目前已建有“浙大学术期刊”“浙大学报英文版”以及各期刊等微信公众号共计7个，总关注数量有10万余人。公众号面向各个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学术资讯及学术服务，如FoodQualityandSafety公众号面向食品领域，推送食品学科领域学者关注的相关科研前沿资讯和最新成果发现等，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已扩大到3个微信群，为学者读者提供了快速便捷的交流平台。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门户网站、新浪微博、Facebook、Twitter、ResearchGate等进行定期的文章内容推送，以形成各类媒体的多维度传播。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还率先入驻了学习强国平台，创建了“浙大学术期刊”强国号，自开通以来，该号已实现了单月累计阅读量超过9万人次、单篇最高阅读超1.2万人次的良好效果。
4．提升数字化水平，推动平台化发展
虽然当前国际传媒产业的媒体融合进程整体仍处在探索之中，在学术期刊领域，媒体融合最终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仍未可知，但目前行业比较一致的做法基本上是着眼于数字化，并向互联网平台转移。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媒体融合的中心，CamilleKraeplin和JakeBatsell认为，以网络（平台）为中心的融合将取代传统媒体间的合作（或协作）［12］。2018年始，浙江大学出版社以承担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应用示范项目为契机，与北大方正、同方知网等合作，提出了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建设思路，希望打造从投审稿到结构化排版生产再到全媒体数字化网络化的全流程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体系。新体系试图改变传统的学术期刊生产模式，在提升效率、实现增强出版和全媒体出版的同时，引入学术画像、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数字挖掘等知识服务概念，以便为今后从学术出版者和信息提供者向知识服务者的角色转型升级提供可能。
5．强化自身定位，探索面向国际的融合发展路径
我国学术期刊之所以会形成长期的“积贫积弱”局面，与其缺乏持久的动力相关。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传媒领域存在融合创新主体动力不足的问题［2］，究其根本就在于定位不明，导致长期脱离市场和用户。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期刊工作始终以服务学校的整体工作布局为己任，在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确立了不同的工作定位，在服务学校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期刊的发展。2000年，为支持学校的国际化建设，浙江大学出版社启动了英文版学报的创建工作，经过近10年的创办，先后创办了3种英文版学报，这些学报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高校英文学报（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是国内最早加入COPE、STM等国际学术伦理与出版组织，以及最早采用CrossMark、FundRef、ORCID和参与CrossRefTextandDataMining的出版单位），为浙江大学国际学术声誉的提升做出了贡献。2015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启动高水平学术期刊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瞄准并积极推动浙江大学优势学科高起点创办国际学术期刊，把学术期刊打造成国际化的学术资源会聚和交流平台，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2017年浙江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A类建设高校）。在此过程中，浙江大学出版社努力探索办刊新模式，加强与学科的联合与合作，推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和平台化发展，并通过与国际出版商的合作，借助国际出版商在国际学术出版领域已有的平台和渠道优势，探寻面向国际的融合发展路径。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创办的FoodQualityandSafety、Bio-DesignandManufacturing、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等多种国际化新刊取得较快发展，其中2种已分别被SCIE、ESCI等国际数据库及CSCD等国内数据库收录。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8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
(一)相关职能部门给编辑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高等学校职能管理部门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首先，高等学校管理部门要正确认识学术期刊编辑活动的特征和作用。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学术文稿的创作，在文化创造过程中起到传播、中介、积累和繁荣文化的作用。同时，编辑活动又具有服务性，既要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又要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必须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其次，高等学校职能管理部门必须改变和调整现有的管理考核机制。要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破除论文“SCI至上”的要求，要改进学科考核体系，在考核中要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建立适合编辑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再次，作为职能管理部门，要为期刊编辑的工作、学习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要根据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新闻出版管理的部署要求，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学习教育和培训，组织集中学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特别是出版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引导期刊编辑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做新时代期编辑出版工作的“明白人”。最后，就期刊编辑所在部门单位而言，一是要鼓励编辑进行学历学位进修。系统、专业化学习是提高素养的最有效方式，通过知识的回炉发酵，才能丰富和扩展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更好地掌握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通过撰写学术论文，才能将已有的工作经验与现有的学习体验完美结合，从而在学习中提高工作能力，在工作中夯实专业知识。二是要鼓励编辑从事教学与科研。在高校，教学与科研就像编辑的两个翅膀，相互支撑，共同发力。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编辑只有扎根教学与科研这一厚土，才能切实增强自身的学术底气，把好编辑工作的正确方向。三是要鼓励编辑参加学术活动。学术活动是一种以促进科学发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学术性话题为主体的活动。权威、前沿、前瞻、互动是其主要特点。无论是某一专业还是编辑方面的学术会议，编辑们一方面能够在较短时间接受大量的学术研究信息，了解行业动态，了解领域前沿;另一方面，可以在分享专家或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听取专家、同行提出的建议，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能够在听取讲座、座谈交流过程中，碰撞出各种思想的火花，激发创新的灵感，拓展、优化自己的学术体系;还可以对照专家的研究成果来反观自身，重新客观公正地给自己定位，找出自己的短板与差距，坚定科研勇气、树立学术自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结识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自然而然地寻找一些共同的学术话题，理清脑海中的学术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