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1
关键词：管理思想；差异；哲学
以前如果谈起管理思想，脑海里首先反射的就是管理理论丛林，而后霍桑试验、泰勒与人的因素、韦伯的官僚制度等思想就会慢慢接踵而来，笔者对于管理思想的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横向的片面理解和记忆。前一段时间，在阅读了Daniel・A・Wren的《管理思想史》之后，对管理知识有了一个更系统的了解和感悟。这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轴，对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现状做了详细描述，书中纵向观察的视角使笔者对管理思想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间接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是书上内容的反映或折射，联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管理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看似毫无缘由，其实却是管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提及一个贯穿全书甚至很多领域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从近东、远东、埃及、希腊、罗马开始，早期文明中的管理思想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源头，并且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的管理思想起初对比之下并没有太大不同，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中西双方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同理，为什么西方在后期发展中以英美为代表的欧洲和美洲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在查阅了一些西方哲学史方面书籍之后，笔者细致整合并且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答要回归到所有学科的源头――哲学。之所以要谈哲学，是因为哲学是以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为对象的认识思维活动，而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是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更是紧密相关。
先看中西对比的问题，人类古老文明的智慧以及管理思想存在久远，各个国家虽文化背景、环境风俗不同，但在管理的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古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设计的监督官员间谍网和中国清朝的大内，这些思想的本质都不谋而合。在后期的发展中，地理环境等因素是促使中西差异化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具体的主要原因还得从源头说起。
古老神话是哲学的先驱，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于宇宙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神话来体现的。中国的思想从天地混沌开始，之后开天辟地，世界从此一分为二，古希腊的第一代老神卡俄斯即为混沌，混沌生出地母盖亚，盖亚拇指间生出天神乌拉诺斯，从此世界有了天与地。对比中西，二者思想一样，均为一生多的思想，正如道家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又合而为一。但在后期神话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多出了两个中国神话不曾有或者说一直处在压抑状态的两个代表神，即代表人本性中非理性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代表性的爱神维纳斯。西方世界对人性中颠醉、迷狂的非理性一面起初就抱有承认和探究的态度，而中国更多的则是压抑并且不断宣扬“人性本善”， 宣扬要摒弃非理性的一面，做“圣人”和“贤者”，而后构建“天下大同”的社会。皇权凌驾于宗教之上的统治使这种“和合大同”的思想更加主流化和稳定化，并在中国占据了五千年之久的主导地位；而西方世界不同，西方世界对非理性的认识角度和对待态度不同，再加上其“君权神授”的社会政治特点，使得西方世界在中世纪埋葬的黑暗时期后开始了至关重要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的发展使得“精神”和“个体”两方面在西方世界逐渐分开。泰勒斯、苏格拉底、康德这些哲学先贤的出现使得在哲学世界本源、人性本身方面的探讨趋于多元化，这是比中国“和合”思想更进一步的思想哲学，这样的差距使得中西发展渐行渐远。当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但对于本我的讨论比较注重“和合大同”，对于精神与个体的讨论则少之又少，战国时期的公孙龙就试图讨论过世界本源的问题，可惜他“白马非马”的提问使自己掉进了诡辩论的泥淖，试想如果他继续探讨下去或者后人延续了他的研究，历史是否改写也未可知。
哲学的分歧致始中西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差异越来越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加上闭关锁国的政治统治，各自然科学体系的缓慢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缺少了很多进步的机会，工业革命、经典力学体系、量子力学等一系列社会的大变革都是西方国家来完成的，科学知识、社会环境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具备工厂、企业等现代化的组织形式，而管理学这样伴随其他科学理论发展而产生发展的科学自然也就难以在古老中国产生并发展。
再来探讨英美国家管理思想差异化的产生，美国是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新兴国家，伴随着哥伦布新大陆的探索，欧洲移民不断地涌进这个国家，他们带来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加上自己对新世界的探索，所以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是在欧洲各国的体系基础之上创新发展起来的。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土地上宗教对人类思想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削弱，人们更加清晰地开始探讨本我及真我的问题，自由、平等等理念开始出现并且受到推崇，一些人开始思考“颠覆本我”之类的问题。这时，旧约和新约的差异化开始体现，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并否定“我信故我服从”的旧约精神，因此，带有“我服从顾我信”思想的新约产生了。欧洲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我服从顾我信”这个思想移民到了美国，在这片土地上，除了早期的一些宗教原因来到这个“避难所”的人外，更多一些人则是为了开辟新生活，荷兰人建立的华尔街的前身――为了防御印第安人的一堵墙，就是美国初期历史的真实写照。在美国，人权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人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独立宣言》中的核心句子“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精准诠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这就是美英两国一切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2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中国化管理 组织行为学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中国化管理
组织行为学强调人的因素在管理环境中的作用，主要研究人的心理、行为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管理课程，所以是各类管理类专业培养管理人才的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
什么是中国化管理？很多学者指出，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仰、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了，但是中国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所以，用别人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国人有很多尴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些组织反而是因此变得更加混乱了。所以，管中国人就要用中国化的管理。总结一些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中国化管理就是尊重并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民性格、思维模式、文化观念，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基础上，保留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性，以中国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哲学作为指导，配合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成熟管理方式方法，中西结合，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
组织行为学起源于西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其教学至今，都基本沿用西方的体系。但东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教学中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是基本背离现实的，他们所学的东西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各类组织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许多不同于西方管理发展中的特殊问题，这就更需要有中国化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来满足培养应用性、实践性管理人才的目标。所以，对组织行为学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使之更加中国化，具有很强的改革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化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事中国管理、东方管理的研究，从中国古代的著作中寻找、挖掘我国的传统优秀管理思想，并融合西方优秀管理文化，出版了诸多著作与论文，积累了大量成果。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创始人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研究，以“学、为、治、行、和”五字经为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东方管理学派并不只是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同时融合了西方管理学以及华商管理思想，出版了一系列的东方管理相关著作与论文，如《中国管理通鉴》（四卷），《中国式管理研究》、《东方管理学》、《管理心理学》；被称为中国管理之父的曾仕强教授，研究中国式管理30多年，出版《人性管理》、《超世纪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胡雪岩的经营管理》等著作，并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的推广，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出版了大量的音像资料；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徐联仓教授，把自己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应用到管理实际中，并出版了著作《走出丛林的管理心理学》，里面有大量中国化的管理研究成果；另外，朱永新主编的《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于江山、王颖、许亚涛编写的《中国化管理》，黄涛编写的《归零：论中国化管理思想》等。还有上千篇关于古圣贤管理思想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提供了指导思想与改革方向。
三、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教学体系与内容改革的一些看法
（一）课程体系改革的看法
1.教学目标：培养能深刻认识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科学管理中国组织的管理者。
2.构建课程体系的原则：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用辩证唯物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和每一个观点，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②古为今用的原则：学习古代组织行为学思想，就是为了给我国现行管理提供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功的范例，使我们在管理中少走弯路。③中西方双重管理文化结合的原则，把我国传统文化精粹中蕴含的大量珍贵的管理文化遗产同现代的管理文明相结合。④双重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内容体系时，既要为教学服务，又要为建立我国组织行为学学科体系服务。⑤双重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行为学思想的发展与管理实践的变化，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又是不同步的。因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的变化要有机地结合起来。⑥核心概念与术语沿用现有的原则。经过几十年的教学，一些概念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并被熟悉，沿用现有的核心概念与专业术语便于沟通与传播。
3.课程体系的构想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应从10个方面内容来构建。经营心理与管理、人性与管理、激励与管理、人际关系与管理、选才心理与管理、用才心理与管理、领导与管理、决策与管理、群体与管理、组织变革与管理。
（二）主要教学内容
经营心理与管理主要对著名历史人物有关经营心理学思想进行探讨、分析，并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营思维、管理思维进行比较。人性与管理集中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的人性观对管理的影响。激励与管理集中对我国古代在管理中如何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进行阐述。人际关系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我国古代管理者如何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协调人际关系。选才与管理部分对历史上各个时期成功的选才思想进行探讨。用才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古代管理者使用人才的心理与管理效果的关系。领导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历史人物的领导心理学思想。决策管理着重探讨历史著名人物的决策心理学思想。群体与管理主要介绍美国在群体管理中的相关研究成果组织变革与管理主要介绍我国和西方主要的组织变革技术，并分析组织发展与变革中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4
关键词：史景迁；汉学；孔子；跨文化传播；解码；建构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49?05
孔子及其思想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化的核心内容，一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经典问题之一。至上世纪中叶，海外孔子研究仍主要以翻译加评注的形式出现，如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等。1949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出版的《孔子：其人及神话》是海外第一本在思想史层面上展开的研究专著。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孔子：即凡而圣》则紧扣《论语》的文本，强调孔子思想的主旨在于礼仪行为。而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的《通过孔子而思》则从比较哲学的视野出发，将孔子思想当作审视反思西方哲学体系的有力武器[1]。
相较于其他学者更多着眼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面向，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特点在于他秉承着一贯的大众史学治学逻辑，不仅对孔子进行学理探索，并且致力向更多西方普通受众介绍并传播这一文化核心形象与价值内容。史景迁对孔子的跨文化形象认知与传播，一方面体现出史学家对全球化时代历史信息交流的关注，同时更凸显出他对中西异质文化间相互沟通、理解的重视与实践。
一、“去偶像化”的解码
如果说，诸多海外研究者对孔子的讨论多聚焦于其哲学思辨、伦理内涵乃至宗教意义等内容的话，史景迁最为关注的问题则是作为人的孔子本身。他希望探讨和思索的是作为人的孔子给人们带来的核心讯息究竟是什么。与之相应，对解读孔子的关键文本《论语》，史景迁也持有类似立场：如何透过那些经年累月的不断阐释累积，带着更为开放的眼光、更灵活的心态去阅读和探索《论语》本身，从而得出对孔子及其思想价值体系的现代解读。
无论是回到孔子还是《论语》本身，史景迁都认为，这是既有挑战性又相当值得尝试的思考任务，“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不断诠释解读之后，似乎已是时候回归到更早更纯粹的历史记录本身，并且尝试着我们自己去发现孔子究竟是怎样的人。”而这样做的效果，史景迁则认为，会在“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使“那些珍视并信仰人类理性力量的人们得到鼓舞”[2]。
事实上，史景迁试图将受众注意力转移到作为人的孔子本身有其具体历史语境。身处学院体制、同时又面向一般公众写作的史景迁，意识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孔子及儒学均存在诸多误读：很多时候，孔子被等同于儒学，而儒学又被视作是东方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个人服从于绝对权威的理论依据与支撑。因此，在西方的一般认知中，孔子形象往往严肃、滞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符码，同时又缺乏灵活性与想象力。更具负面意义的是，孔子还常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放置在与基督同等的宗教层面上进行类比性分析讨论。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切入角度或也无可厚非，但从文化形象认知、接受及传播的角度来说，一般西方受众容易对此种类宗教的孔子文化形象形成陌生甚至拒斥感，这无疑对以孔子为表征符码的儒学思想体系、价值理念的跨文化传播布下重重阻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史景迁才会试图向一般受众解读作为人、而不是被“偶像化”或“神像化”的圣人孔子。史景迁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在孔子去世两千多年以后，他的人文思想、他的庄重、以及他对文化及学习重要性的信仰，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特别的价值。”[2]
在评论汉学家李克曼（Simon Leys）的《论语》英译本时，史景迁通过对译者的认同表达了自身对孔子及《论语》文本的立场与观点：“李克曼在被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吸引的同时，也被作为人的孔子所吸引。在该译本自序中，李克曼告诉我们，他并未将《论语》视为古代经典，而是更多地在现代意义上欣赏这部作品。而他愿意与广大读者分享的也正是《论语》的这种现代意义。”[3]显然，史景迁更看重的是孔子作为人的本身质素，以及《论语》所具备现代意义的解读与阐释，同时他致力于向西方一般受众传达出这种现代意义，使得孔子以及孔子的言论不再呈现出难以触及的神秘、杳渺与冷漠，而是重新于历史文本之中发现一个“敏捷、智慧而又常常很有趣的人”[2]。
史景迁对孔子“去偶像化”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对孔子个性特质的分析，他希望凸显的是孔子日常行为处事中人性化而非神圣化的一面。史景迁认为，孔子首先是一个擅长从“此生”现世生活中获得很多乐趣的人：“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因“原攘夷俟”而引发如下议论：“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并进而“以杖叩其胫”。在极为看重历史细节的史景迁看来，“夷俟”体现出的礼仪之分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以杖叩其胫”的有趣细节更能体现出孔子鲜活的人性特质。史景迁认为，类似“叩其胫”这样的生动场景向人们展现出孔子性格中“非同寻常的一面”，“也许出于嬉戏，也许是出于恼怒”，无论是什么，孔子身上这种生动与灵活的特质“往往被西方一般受众所忽略”[2]。
2008年6月，史景迁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的“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上以“中国展望”（China Vitas）为主题进行系列演讲，第一讲的主题便是孔子及其思想的影响。面对主要由媒体及宗教、教育、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精英组成的受众群体，史景迁依然坚持解读并传递出一个走下神坛、质朴动人的人文主义者孔子形象。在简扼介绍了孔子大致生平之后，史景迁评论道：“看上去，孔子并不那么像是一个能够轻易成为人们崇拜中心的人物。他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领袖素质。但他所具备的影响――至少在我看来――恰恰来自于他的不哗众取宠；他对于自身缺点的经常反省与认知；他对教条主义的拒斥以及他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机智幽默。”[4]对孔子的人文主义解读并非史景迁首创，汉学家顾立雅、华裔学者陈荣捷、杜维明等均强调过孔子的人文思想价值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5]（225?226）。但史景迁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大众史学的治学方式与叙事手段使他较其他学者拥有更多非学术受众以及更广泛的媒介影响力。这种基于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解读显然对孔子及儒学思想的跨文化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他还指出作为人的孔子便不免有常人的错误与缺点：“我们不能认为孔子总是对的。当我们通过《论语》阅读孔子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孔子有挑剔而急躁的一面。他有些自负的言论看上去像是诡辩，而他有时过于讲求细节到了拘谨的程度。他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晦暗模糊。”[2]但重要的是，史景迁依然认为，在清除了文本中那些较为缺乏实质性内容的细节，以及历史长时间累积对文本的过度阐释之后，阅读《论语》的过程依然让人们了解到一位“智慧、有力、迷人的思想家”，而这位思想家的思考所指向的都是“人类真理的核心内容”[3]。
史景迁“去偶像化”的处理方式，将孔子这一经典东方文化形象返璞归真地呈现在西方受众面前，使得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接受呈现出了更多元化的 可能。
二、去权威化的还原
与任何试图对孔子进行文化解码的学者一样，孔子作为教育者的维度是史景迁无法忽略和跳过的。
在教育重心及教育方式上，史景迁认为，从《论语》所呈现的情形来看，孔子的教学重点主要集中在一些道德性问题上。而且，史景迁注意到孔子倾向于将这些道德性问题放置在历史典故、个人经历或是更宽泛的情景语境下提出，并与学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而并非将自己放置在知识的绝对权威者高度进行灌输。孔子的这种启发式教学在西方学界受到过许多学者的特别尊崇，如顾立雅就认为：孔子的这种教学方式在很多方面近似西方高校推行的“导师制”――由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或者主持集体讨论的教学方法[6]。对这一点，史景迁也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孔子特别强调他并不觉得他对真相有任何垄断权。相反，他认为学习是一个需要灵活性、想象力以及毅力的永久持续过程。”[2]在“里斯讲座”中，史景迁也进一步指出：“孔子对待年轻人所提出的匆忙浮躁的问题具有持续的耐心，并且愿意帮助年轻人独立思考，而不是强迫他们持有某种特别的观点。”[4]
在教育信念问题上，史景迁认为，尽管孔子非常罕见地两次在《论语》中提到同一观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尽管孔子对“道”应该成为所有个体的信念追求理想有所犹疑，但孔子“从未失去对教化作用以及教育所具备持续力量的信心”。史景迁指出，正如李克曼所强调的那样，孔子“建立起了教育与政治之间持久而具决定性的力量”[3]。
孔子与其门徒间的师生互动关系一直为海外学者所关注，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卷中除了对孔子所设立的教育培养目标进行层次分明的探讨分析外，还相当欣赏孔子与其门徒之间真挚、深厚的师生感情[7]（742）。对史景迁而言，其治学视野中最看重的则是《论语》中所提供的大量有关师生日常生活、教学案例、情感经验等方面的生动细节。在史景迁看来，对此类细节进行解读和呈现，能够更直接鲜活地表现出孔子的人性特质，同时也能够为孔子形象在西方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切实的支撑。
精于叙事的史景迁将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等门徒间的生动事件用意蕴丰富的表述方式呈现给了西方受众：“对于他的几个学生，孔子显然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其中一个学生就是子路，一个更擅长于行动而非学术的人。”[2]史景迁注意到，孔子有时候爱拿子路的莽撞冲动开玩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而至于另一著名门徒子贡，史景迁的评论是：“子贡和子路的性格不同，他是个商人也是个外交家，但他也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孔子知道子贡的精明与能力，而且从生意中获利很多。他甚至认为子贡这种类型的智慧在文艺思想的世界中也格外有用。”但孔子在欣赏子贡的智慧与能力的同时也批评子贡对于礼节的疏漏：“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而“大多数读者都会觉得颜渊显然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也是在行为与性向上最接近孔子的。颜渊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从不抱怨。他并未让贫困阻止他对于‘道’的追寻，而且他的智慧也确实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颜渊并不是从不犯错，但是重要的是颜渊从来“不贰过”。史景迁指出，孔子在赞赏颜渊的同时也不忘肯定自己：“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 夫。’”[2]正是在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及流畅、轻松的大众史学叙事方式中，孔子智慧、巧黠、令人尊重的教育者形象维度在西方公众视野中逐渐立体而生动。
对于孔子多元化的教学策略、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史景迁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欣赏：“他责备那些早晨晚起的懒惰学生，同时也责备那些油滑或是骄傲自满的学生。他说对于那些在他给予了一个初始的起点，却没有好奇心跟进一个哲学思辨或是逻辑序列的学生，他没有兴趣教授。他让他的学生们互相辩论，有时和他自己辩论，同时赞赏那些能够作出有利于普遍民众的道德决断的学生。他也坚决拒绝对于神力或是来生发表任何评论，因为他认为人们对‘此生’都还尚存许多未知谜团，对‘怪力乱神’的思考则显得无用而多余。”[2]
最后，令史景迁最为感佩的无疑是孔子对于知识与真理永不间断的追索与寻求。在史景迁看来，无论是最喜爱的学生还是亲生儿子的离去，都未能减少孔子不断向终极智慧攀登和靠近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孔子从未将自己放置在知识的垄断与绝对权威地位上，而是常常感叹“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也？”[2]
史景迁对孔子在教育维度上的解读与建构再现出了一位去权威化，灵活亲和，同时令人钦佩与敬重的教育者形象，而这无疑将有助于消解西方一般观念中对孔子的意识形态迷思，从而为孔子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布下更多积极因素。
三、多元文化的关照
作为对中西文化间相互认知保持敏感与关注的汉学家，史景迁常常自觉从文化比较视域出发，将孔子文化形象放置于多元理性观照之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史景迁较成功地厘清了西方对孔子及儒学一般认识中的某些谬误，另一方面，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在展现各自历史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更凸显出了孔子的东方文化特质。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将儒学视作一套维护绝对等级制度，抑制个人意志，强调个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与义务的理念学说。处于此种视域下的儒学理念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等核心理念自然格格不入。于是，儒学被贴上了诸如“群体主义”“专制”等浅表化的“标签”，同时也被认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负有价值体系层面的责任。如韦伯就认为儒学思想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负面作用，是一种保守而不利于现代化的思想体系。因而在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并未出现类似的局面与情势。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中认为儒学思想是一种守旧的价值体系，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史景迁自己的老师芮玛丽（Mary Wright）也认为儒家的思想信条与现代工业化以及民族国家主义之间都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一种保守而不利于现代化的思想体系[8]。
针对这一现象，史景迁试图通过对孔子自身言论的分析来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孔子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如果想要驳斥当前有关孔子的某种权威性观点，即儒家思想是为了帮助统治者保持民众的驯服，维护等级、法制以及秩序的话，人们必须读一读孔子某些关键性的言论。”[3]例如，西方通常认为儒学体系是对个人意志的抑制与压迫，针对这一点史景迁指出，孔子本人并非一味驯服于国家权威，也有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一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孔子有关刑罚的观点在史景迁看来，也与中国后世历史中打着“儒学”旗帜对民众进行严酷惩罚的做法大相径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史景迁指出，孔子不但对于“杀”这样的严酷刑罚希望予以消除，如果足够人道的统治能够得以实现的话，甚至连律法孔子也觉得应尽量避免：“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而最为理想的状态则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矣。”[2]史景迁在这里强调的是孔子对德行与仁爱的推重，以及孔子对于国家理念某种程度的乌托邦思想。
如果说，史景迁对孔子的思考，由于主要停留在向一般受众作介绍性说明而略为浅显的话，那么在将孔子的“为学”论与莎士比亚著名的“人生七段论”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史景迁在文化比较视野上的开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深度思考的不足。对孔子著名的“为学”论，史景迁不止一次表现出由衷欣赏。在“里斯讲座”中，史景迁向西方受众强调，在世界级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够像孔子那样，将其生命目标以一种相当平和但同时又非常自豪的方式分成不同的阶段与时期，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孔子最为看重和关心的是“心智上的变化与发展”。史景迁还进一步剖析了在西方受众的孔子认知接受中至为关键的几个概念：“三十岁的时候，孔子从‘礼’中找到了平衡，‘礼’给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带来秩序与意义，而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的‘权利’，‘权利’这个词我们今天主要是从自身倾向出发的行动自由这个角度上理解它……当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感知到了上天对于他的意图。这里‘上天的意图’（‘天命’）并不是一种宗教性的判断，而是一种超越人类阐释范畴的不可抗拒的强力，一种对过去与未来静默的指示。”[4]
总之，在史景迁看来，孔子“为学”论所表述的人生历程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呈现出智慧的同步增长、以及对知识与世事的逐渐洞明，整体呈现为正向、积极的递增过程。而史景迁为孔子“为学”论找到的西方参照物来自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中的人生七段论：
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然后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第六个时期变成了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终结着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9]（139?140）。
从上文我们清楚看出，莎士比亚“人生七段论”所呈现的是随着年岁增长，在短暂的活力之后，逐步走向肉体与精神双重衰亡的人之形象，与孔子“为学”中心智逐步正向递增的人生历程恰形成截然相反的比照。史景迁明确指出：“孔子的‘生命六段论’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需要努力克服不同层次的困难，以及需要达成的不同层极的道德目标……与莎士比亚的‘生命七段论’有着天地之差，后者主要从肉体的稍纵即逝与不断衰败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生长、成熟及死亡。”[4]通过异质文化中经典文本的对比分析，同时使用西方受众所熟悉的媒介中间物，史景迁成功凸显并传递出孔子所独具的东方文化特质与价值理念。
四、结语
尽管史景迁是从较为通俗、浅表而非高屋建瓴的学理层面上介绍孔子及其思想，尽管在“里斯讲座”中当被问及孔子及儒学与当下中国乃至世界许多现实问题间的关系等问题时，史景迁的回答多少仍有些捉襟见肘，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和解读，但史景迁致力于厘清西方一般认知中对孔子及儒学的成见、偏误的善意努力是不容忽视也不应抹煞的，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孔子作为凡常之“人”，作为有创造性的、去权威化的教育者的尊崇与景仰，以及他对儒学价值体系某些核心理念的信心与坚持。并且，当史景迁面对西方主流世界某些带有明显偏见，甚至恶意的提问时（如宗教、人权等问题），他观点鲜明、态度坚定的驳斥也让我们对中西异质文化相遇的前景怀有更加开放性的期待。
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西方大众对中国有着长久的刻板印象，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巨大的文化他者也在被不断建构和投射[10]。史景迁努力通过其所特有的一般公众与媒介影响力，为孔子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作出了正面示范。尽管我们不能说，史景迁传递给西方受众的孔子文化形象全面而完整，但史景迁至少成功地引发了文化间的兴趣与注意，只有发生兴趣才具备了进一步了解的可能性，而这显然要好过全然的无知与忽略。也许，在文化交互与文化认知过程中，被“引起的兴趣”为人们开启的正是不可限量的广阔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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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5
位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部门之内的监督之维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监督是体系良性运转的重要保证之一，也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司法管理的主体法院与检察院出发，监督这一价值取向在法检两个系统实施司法管理的自我表述中均有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审判管理概述”第2条指出:“人民法院开展审判管理，要运用组织、领导、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对审判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对审判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对审判质效进行科学考评，对司法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①《检察日报》则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案管办意义表述如下:“高检院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对案件实行统一进出口，实现案件集中管理，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执法规范化和透明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战略举措……案件管理是一项综合性业务工作，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各级检察机关以提升案件质量为目标，深入推进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强化对检察业务工作的统筹管理，努力把案件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②在两高的自我表述中，制衡与监督均得到了彰显，司法管理活动之实践本身意在形成法检系统内部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同时从学科的视野出发，司法管理学自身便具有此种基石性原则，即控权与监督，于实践性的规则中加以规定是此种基石性原则形成外化的方式和要求。当然有必要在此处指出司法管理学架构下的制衡与监督要注重流程性与系统的协调及对系统的优化，不纯粹是一种“严苛”意义上的监督及控权论，后文将会涉及，此不赘述。
司法管理学哲学之维———系统论
所谓一般系统理论，研究的是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原则的科学，由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的目的在于应对在基础理论方面20世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同时提出的大量系统问题，克服还原论的局限性，转变思维方式。一般系统理论在产生后经历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托，出现了一系列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使系统研究真正走出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范围。系统科学是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产物。它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在相互联系中研究，从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存在的科学)转向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事物(演化的科学)，从强调用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的处理问题，从研究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转向研究事物由于内在非线性作用导致的自组织运动，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从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能动性等概念转向重新接纳这些概念，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和线性特征性转向重点研究非平衡态、不可逆过程和非线性特征，从否定模糊性转向承认模糊性，等等。［8］15通过简要回顾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及对其形成至关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史可以发现，系统研究发端于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之中，随后扩展维度，形成了有关系统性研究的整体性学说。系统论的发端与发展对管理学影响重大，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创始人是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他们与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指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在与其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的，因而只有在开放系统的总模式下才能良好地确定组织内外各变量之间的确切关系;同时也指出，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因此，按照系统理论研究组织和管理，不仅需要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还必须采取权变的观点，即因地制宜的观点。”［9］74系统论下的管理学理论可以成为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的司法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就是说司法管理学应当遵循系统论的要求。由系统论的基本属性出发考量司法管理的现实操作层面，主要有下述结合点:司法管理的客体指向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门应当是相互依存的，以一定方式及规律进行组织的，而不是孤立分离存在的;管理中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既是独立的子系统存在，也是隶属于整体(如，检察院、法院的整体)的，作为整体组成元素之一得以存在的;司法管理中要明晰层次性，即明晰司法管理的实施主体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层次问题、范围及效度问题;坚持以动态性来调节司法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体系建构时出现的抵牾，系统运转中出现的非可预见性意外，并利用网络技术和数理统计与概率论及数学建模方式来分析实践中的案件数据来优化管理结构、管理方式和流程;目前两高的司法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目的是明确的有着现实维度的考量，有着司法实践上的切实考量，而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系统论对于目标给予了极大重视，因为系统运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同时此种目标需要与各大系统的目标相契合以达到最优解。也就是说司法管理的目标不仅要契合司法管理实施主体所指定的目标，同样要契合中国整体之下的法治建设的目标。当然，基于系统论下的司法管理学需要避免误区，也就是上文引述卡斯特、罗森茨韦克及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中的“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波普尔在评述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时这样写道:“……可以有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有一种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它代表着‘整个的社会有机体’或者‘一个时代全部的社会历史事件’。这种观念出自把人类历史当做是一条巨大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河流的那种直觉观点。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是这个‘总体’发展中的某个狭隘方面的历史，而且甚至于就在那个所选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总是一部很不完备的历史。”［10］72同时波普尔在同一书中还对整体主义进行了批判［10］67，整体主义以乌托邦式的纲领建构一切，却忽略了很多时候结构的建立、原则的生成、规则的建立是经由一个试错过程才得以完善并加诸了持续不断地进行修改的可能才最终维持了整体存在。系统管理学要避免历史视野中的整体论观念及实践中的乌托邦蓝图。以系统论为基石之一的司法管理学同样要避免出现界限的严合与系统的封闭，而应当寻求开放的系统，寻求开放系统自身与环境间有可以渗透的界限，并维持动态的平衡与内部的稳定状态。
司法管理学管理学之维———历史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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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1国家税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60审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58资产评估
00015英语（二）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2 01051企业经营战略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管理学原理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061国家税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53质量管理（一）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52组织行为学
00015英语（二）
金融
020106 00139西方经济学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管理学原理
00061国家税收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78银行会计
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79保险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市场营销
020208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61国家税收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84市场营销策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83消费经济学
00015英语（二）
国际贸易
020110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97外贸英语写作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5844国际商务英语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99涉外经济法
物流管理
020229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法律
030106 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0249 国际私法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 00258保险法
00167 劳动法 00226知识产权法
00233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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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
030116 08957法律逻辑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561世界贸易组织法 00865证劵法 05557物权法
05560破产法
公安管理
030401 00369警察伦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70刑事证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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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29大学语文
监所管理
030109 00929劳动教养学 00931矫正教育学 00934中国监狱史
00930监所法律文书 00927中国司法制度
0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管理
030302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18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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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1848公务员制度 00034社会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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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
040107 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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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040108 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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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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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040102 00398学前教育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24普通逻辑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81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00885学前教育诊断与咨询
00402学前教育史 00467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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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020218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92工作分析 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41基础会计学
06088管理思想史 00034社会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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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
080307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00015英语（二）
护理学
100702 03202内科护理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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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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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
081209 02521食品分析与检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8306环境分析与监测 08291环境影响评价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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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桥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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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教育050113 06414汉语言文学教育学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41语言学概论 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英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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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育
070702 02099经济地理学导论 02102遥感概论 02105地理教育学 00413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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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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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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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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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080713 04345信息技术教育与研究方 01141信息技术与当代社会 04342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与 05181计算机网络与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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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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