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1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多维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72-02
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第一，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开拓意识、拼搏精神、应变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成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二，教学内容更趋综合化、现代化、多样化、系统化，新的知识不断充实到教学中来，同时，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也更为显著；第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先进性特征更为突出；第四，学生将彻底改变被动学习的局面，而成为教与学的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除了使学生掌握其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适应形势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综合运用知识以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
针对新形势的需要和旧的教学模式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运用现代认识论、系统论、教育学等理论工具，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从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着手，通过近几年“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改革与探索，逐步建立并正在形成以系统论为指导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我们把“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多个维度运用系统论理论分解为多个要素，并突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达到了学生参与维、基础理论维、科技知识维、应用实践维、发现创新维等多维度的协调统一，实现了由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过渡，形成了多维度立体教学的创新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突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体现了“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和谐统一；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统一；显示了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特色，即注重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培养，逐步由重教向重学、重用、重行过渡，实现“以业为志，由技入道，转识为智，化性为德”的目的。
在多年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我们形成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参与维度要素。学生参与维度要素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改变“注入时”、“一言堂”、“教条式”等陈旧教学方法。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先导，把学生由单一的客体变为主客体的统一体，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新的教学方法，诸如“专题辩论法”、“自讲互评法”、“演讲法”，通过课下多次举办“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重点把启发引导学生参与和平等讨论相结合。其目的在于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自学能力和参与意识。我们还把“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中有代表性的论题提升到课堂上: 2007年10月，艺术系去甘肃写生实习的学生与陕西籍的两名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做学生报告《水的故事》，各系通过电视直播组织收看，报告播出后，直接的效果是学校“长流水”、“长明灯”现象几乎杜绝了。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来自不同的家庭，让学生根据身边的故事讲身边的感受，在交流中理解社会的变革，从矛盾中体会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在了解中增进同学们的感情。
2.基础理论维度要素。“形势与政策”基础理论知识是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精髓的基础所在，是掌握“形势与政策”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该维度要素主要是把 “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概念和原理、基本内容和规律、基本方面和实质、基本观点和意义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讲新、讲活；同时，不断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训练，用现实的具体的案例说明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实践意义，其目的在于实现学生对基础理论的认真学习、准确地理解、系统地领会、完整地掌握。形势与政策融合多门学科又侧重政策教育，我们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同年级专题报告的教学内容、教学侧重点、教学深度各有不同，帮助学生在已有的学习基础上提升认识和理解。一年级，配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我们开设介绍家乡和家乡新变化的课程，在帮助学生在增加了解的基础上认识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变化；三年级，我们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学生就业形势联系起来，聘请企业人士为学生作报告，受到普遍的欢迎。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2
一、社会福利及其价值基础──有关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府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由国家统一调配转向部份的市场交换，社会资源占有关系由集中转向分散，社会功能结构由高度综合转向高度分化，社会阶级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大一统转为多样化，对外关系由封闭到与世界接轨[29].
这样的结构变迁虽然未涵盖公民权观念的重构，却为形成新的公民权制度提供了动力。只有重构公民权观念和相应的公民权制度，中国才可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构筑协调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重大关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稳定。
「作者说明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阶段性成果的一部份，特此说明并向资助者致谢。
「注释
[1]Pinker，R.（1979），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 Books ），p.vii.
[2]Marshall，T.H.（1981），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p.104.
[3]George，V.&Wilding，P.（1972），"Social Class，Social Values and SocialPolicy，"in Social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Vol.6（3）：236-248.
[4]Lee ，P.&Raban，C.（1983），"Welfare and Ideology，"in Loney，M.，Boswell ，D.&Clarke，J.eds.，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8.
[5]Sullivan，M.（1996），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London：Prentice Hall），p.51.
[6]Mishra，R.（1982），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Theories and Practice ofWelfare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p.x.
[7]（英）马歇尔，T.H.，“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刘继同译，载《国外社会学》（北京），2003年第1期，第4页。
[8]Brubaker，R.（1992），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9]Twine ，F.（1994），Citizenship and Social Rights：The Interdependenceof Self and Socie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p.95.
[10]Bulmer ，M.&Rees，A.M.eds.（1996），Citizenship Today：The ContemporaryRelevance of T.H.Marshall （London：UCL Press），p.269.
[11]Dixon，J.（1981），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2]（英）蒂特马斯，R.M.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19页。
[13]Walder ，A.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2期。
[15]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页。
[16]黄黎若莲，《边缘化与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17]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8]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第40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出版），第20页。
[20]刘继同，“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5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1]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剥夺：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出版），第8页。
[22]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版。
[23]郭书田、林纯彬，《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1页。
[24]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00页。
[2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页。
[26]张小建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0页。
[27]陈金罗、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页。
[28]Vogel，U.&Moran ，M.eds.（1991），The Frontiers of Citizenship（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xii.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3
摘 要： 作为高等教育的新鲜事物，民办高校发展历史不长、经验积淀较少、办学条件有限等因素致使形势与政策课在组织落实过程中出现问题，且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本文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民办高校 形势与政策 教学供给机制
198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在各高校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11月，国家教委制定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大学生思想修养”、“形势与政策”等五门课，其中“形势与政策”为必修课。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国家和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和界定了课程的性质和定位，不断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新要求。
作为大学生系统学习思想政治的主要阵地，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了解党的理论政策、认清当前国际局势、提高社会觉悟等起到重要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数十年来，各高校纷纷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发展极不均衡，部分高校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模式落后，尤其在一些民办高校，由于教育资源不足、领导层缺乏重视等主客观原因，这一情况更为明显。
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性便成为民办高校思政教育课开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教学供给机制问题分析
教学供给机制存在于学校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良好的教学供给机制是教学活动高效、有序的重要保障。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开展过程中，学校的供给与学生的需求达不到平衡，也就是说，这些民办高校所能提供的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出现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的状况，具体来讲就是在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和教学供给内容上存在不足。
（一）教学供给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滞后。
教学供给方式，就是常规意义上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由于具有时效性鲜明、政治性明显、针对性较强、知识面广泛、实践性突出等特点，形势与政策课的开展注定有其特殊性，课程内容丰富，涉及内容纷繁复杂，包括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相关内容，而其最大的特点是时效性、变化快。因此只有采用合适的教学供给方式，随着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不断调整才能切实推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国际形势，提高社会觉悟。
现阶段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方式问题不少，单一的教学形式、陈旧的教学手段和落后的教育理念制约着形势与政策课对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引导作用。
从教学模式看，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单向模式作为其教学的主导形式，即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灌输式”模式。这种传统的单向模式仅注重理论说教，忽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不重视教学情况的反馈。缺少变化的课堂，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心理，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从教学组织形式看，受制于教师、教室、资金缺乏等因素，形势与政策课“小班制”教学在民办高校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大课形式，以容量大的教室或者礼堂作为授课地点，听课学生少t一两百人，多则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教师有心，也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或者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
从教学手段看，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某些民办高校教学仪器设备落后，某些老教师不能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教学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无法对青年大学生产生吸引力，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另外，某些民办高校和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形势与政策课就是在播放各类教学视频、阅读PPT，缺乏对当前时事政治热点和重点的解析。
从教学理念看，陈旧落后的教学理念导致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反过来又阻碍教学理念的转变。这种循环使得当前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理念与时代脱轨。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依旧秉持以理论教导为主的观念，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形成多渠道的教学模式，忽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感受。教学内容往往是从教师“如何教”出发，漠视学生“怎样学”的问题，教学效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
（二）教学供给主体不明，师资队伍薄弱。
古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作为教学供给的主体，是一门课正常开展，正常运行，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重要保障。形势与政策课也不例外，相反由于其涉及知识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使得它对于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更为严苛。
目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以专职与兼职混编为主，校内兼课教师一般由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从事思想宣传的行政人员或者学生辅导员担任。这对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兼职教师受制于自身的本职工作，无法抽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形势与政策课上，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有其特殊性，对于兼职教师而言，其教学水平有限和知识储备不足严重影响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同时，民办高校持续扩招致使学生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超过教师增聘的速度，师生比例失衡，导致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老师占比越来越大，加剧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课程的质量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同样值得忧虑。民办高校往往难以应聘到专业素质过硬的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无论是专业背景还是理论水平都难以与公立高校相媲美，兼职教师混杂其中，使得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青年教师虽然学历、专业背景较好，却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教学理念有所落后，无法熟练使用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因为缺乏专业背景，无法得到进修培训，导致教师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三）教学供给内容混乱，课程建设落后。
教学供给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课时的安排及考察方式的确定等。对于当前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而言，教学供给的内容混乱，譬如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缺乏针对性；课时数量太少，安排不合理；考察方式不完善，科学性不足等。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四门具有相对稳定教学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的特殊性与灵活性使得其教学内容无时无刻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调整。形势与政策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等多个知识面，没有相对稳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虽然教育部社政司会定期指定《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等期刊作为参考教材，并在春秋两季印发每年的教育要点以作为课堂教学指南，但无法满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正常需要，这便要求高校采购足够的课程资料，组织社会实践进行辅助教学。民办高校难以按要求给学生配备相应的教辅材料，难以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随意。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千差万别，良莠不齐。
从课时安排看，教社政〔2004〕13号文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而在实际操作中，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视程度不够，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安排课时。教育部规定形势与政策课应当贯穿大学四年（专科三年）始终，也在近期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然而民办高校往往只开设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大幅度削减课时数量。除去课时的不足，在课时安排的具体时间上，部分民办高校大做“文章”，将形势与政策课安排在晚自习、周末等时间，教师备课和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容易产生厌烦感，到课率受到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制约。
对于一门课程而言，考试是检验学生有无掌握到课程要点的重要途径。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以开卷考试和撰写小论文为主。开卷考试往往题目简单，题型一般以选择、填空和简答题。教师出卷以保证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为出发点，在考试中完全无法检查出学生的学习进度，难以分辨优劣，难以对学习效果进行追踪和评价。撰写期末论文的考察方式虽然具有操作简易、成本较低、时间安排灵活的优点，但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学生容易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随意搜索、复制，难以起到考察的作用。
二、教学供给机制改革思路
为解决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存在的问题，民办高校势必要从供给侧着手，从制度层面出发，对当前的教育供给机制进行改革，以实现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坚持形势与政策课“学科化”的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向，结合形势与政策课自身的时效性、政治性、学理性等特点，从根本上突破其教学供给机制的瓶颈。
（一）优化教学供给方式，转变教学方法。
教学供给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关系到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在近期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因此良好的教学供给方式在提高教学实效性、增强学生满意度、强化课堂吸引力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需要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乃至教学理念加以改进和调整。
从教学模式看，民办高校应当抛弃传统以“单向模式”为主的教学模式，认识到实践教学、社会锻炼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作用，转变思想，打造理论课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社会锻炼“四位一体”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民办高校应当依靠常规课堂为学生提供理论的支持，依靠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渠道，搭建平台让学生参与到实践锻炼和社会服务中，全方位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将理论课堂与网络课堂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网络不受时空限制、内容丰富、更新快速的优点为理论课堂提供教学素材。实践课堂和社会锻炼需要学校搭建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和社会锻炼平台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当然，理论课堂应该与校园实践相结合，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以社团活动为辅助手段，将校园文化和时事热点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从教学手段看，民办高校教师要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改变“一言堂”的观念，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建立互动式的课堂，多创造学生自主讨论、自主研究、自主学习的机会，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将枯燥的理论学习变为趣味横生的情景式课堂，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总而言之，教学手段的革新应当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目的，根据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具体需求的不同，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手段。
教学供给方式的优化离不开教学理念的转变。理念决定方向，思路引导行动。为着力解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机制出现的问题，民办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学校为学生而建、学生为学习而来，教师为学生而来”的理念，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理论教学为主向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转变。
（二）强化教学供给主体，破解教师供给困境。
强化教学供给主体，就是促使教师主体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道路。只有一支思想活跃、专兼结合、富有创造力的精干师资队伍才能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把握形势动态、了解学生思维方式，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顺利进行。
民办高校加强形式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建设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优化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的要求，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结构合理、比例适中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当前形势与政策课课时少、安排随便、课题变化快，高水平的教往往不愿意专门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因此，民办高校要从薪酬标准、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并稳定专职教师比例。另外，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多门学科，因此要求教师的专业背景相符、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较强的教学能力，保证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
考虑到资金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落后等因素，民办高校可以加大培养自有青年教师的力度，引进相关学科的高水平硕士、博士，一方面要通过授课学习、教学观摩、研讨沙龙、参与课题研究等途径，增进该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增加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参与校外交流学习，开阔其眼界，增长其见识。当然，民办高校还可以建立起“以老带新”的工作机制，鼓励具有丰富经验的中老年教师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起来。
除了教师的专业水准以外，民办高校同样应当重视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师德修养，提高其政治理论素养。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列课程之一，其任课教师更应当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崇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这需要民办高校采取高质量的辅导和主题明确的研讨等措施，强化师风师德教育。
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离不开学校教学评估体系发挥的督导作用。民办高校可采用学生、其他教师、教研室、院系的四级考核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日常行为和授课水平进行公正合理的综合评价。这个评价的结果应当记入教师的个人档案，作为其聘任、考核、晋升、晋级的依据，对于师风师德不合格、教学水平常年反映较低的教师可实行“一票否决”制。
（三）规范教学供给内容，推进课程改革。
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内容混乱的局面制约了正常的教学供给。这要求民办高校应正确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严格遵守课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由于时效性强的特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极易变动，不稳定。因此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规范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加强其课程体系建设。
虽然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变化极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由这些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判断形势所需要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组成的。近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牢牢把握当前国内外的总体形势，对时下新闻热点进行深入的分析讲解，结合当前热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当然由于不同学生群体在不同阶段思想状况和特点的不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因材施教”，制定最贴近学生的教学内容，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
就考核方式改革而言，民办高校应当在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具体来讲就是把期末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开卷考试与课程论文相结合，克服单一期末考核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其次，应当将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既要进行卷面考核，又要进行实践考核，更客观地反映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邸艳英.浅议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创新[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6（5）.
[2]李小鲁.学科化视角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理念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1）.
[3]姜键，谢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问题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7）.
[4]徐秦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1（03）.
[5]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谷：山西农业大学，2014.
[6]刘会清.《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建设的规范性、时效性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3（11）.
[7]葛彦东.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质量 教学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 “发挥好高校思政课的主渠道最用，把我们底气充足的思想理念讲深讲透，使我们想说的内容入耳入脑入心。”
本研究基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2+1+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实践，探讨建设“入耳入脑入心”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推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
1“2+1+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现况分析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关于开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施意见》，规定课程成绩主要以课堂教学成绩与社会实践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进行综合评分计入学生成绩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师资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实施意见》落实过程中，学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经历了“2+3”教学模式到“2+1+1”教学模式的转变，通过对2012级学生①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学校的两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1.1改变单一授课模式，丰富教学内容
在参加抽样调查的2012级学生中，97%的学生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由2次讲座和3次理论授课的教学方式，更改为2次讲座、1次课堂授课和1次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丰富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2+3”教学模式，学生反映突出的是课程均为“满堂灌”的理论类课程，虽然每个学期的教学或讲座内容会根据国际国内热点进行调整，但形势与政策课课堂上充斥的枯燥理论知识，使多数学生选择成为课堂“低头族”。
“2+1+1”的教学模式，无论是从教学课堂的规范还是教学内容的丰富上都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填鸭式”的纯理论授课，增添了时政热点讲座、红色景点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的参观学习等教学内容。
1.2增设实践教学环节，促进教学成效
学校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与管理，2013年将形势与政策课正式列入学生课表，作为思想政治理论主课堂的有效补充和深化。在“2+1+1”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又增设实践环节，加强学生德育教育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92%的学生表示对形势与政策课增设实践环节满意，但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任课教师需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在课堂上提供学生交流实践报告的平台，分享彼此的学习体验，在学生间形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1.3细化课程讲座分类，深化价值观教育
“2+1+1”教学模式明确形势与政策课讲座以形势与政策类讲座为主，人文讲座为辅，学校要求学生2次讲座中至少1次为形势与政策类讲座。
形势与政策类讲座每学期根据理论学习计划，安排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为学生讲授最前沿的时事政治、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等，从独特视角，为学生深入剖析时政热点，提升学生对理论热点的认识和理解。
人文讲座以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的讲座或活动都可以纳入到人文讲座的体系中，以多样的形式浸润学生的德育教育，深化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有效途径的探索
2012级抽样学生对“2+1+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达到90%以上，同时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意见。
2.1按学期形成形势与政策课讲座“菜单”
学生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讲座呈现出周期不稳定以及供不应求的现象。
应对形势与政策课讲座存在的不足，学校需借鉴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上海市委讲师团等成功经验，组建专家讲师团，讲师团由校内经验丰富的思政教授以及校外思政领域的专家组成，由教授专家提供宣讲主题和宣讲时间，形成一份可供学生选择的讲座“菜单”，既保证形势与政策类讲座的质量，又能满足学生对讲座数量的基本需求。同时，学校需坚持人文讲坛预申报制度，每学期末要求各二级学院进行下学期人文讲座的预申报工作，校党委学工部根据申报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平衡人文讲座的开设场次和时间。
2.2按专业形成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队伍
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队伍近年来主要由学生辅导员担任，少数思政课专业教师参与其中。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政治、经济、历史问题，因此在教学上理工科背景的辅导员负担较重，常常出现备课很辛苦，学生不爱听的无奈感。
应对任课教师的疲惫、学生听课的不专心，应探索尽快形成一支思想过硬、教学过硬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队伍，可以筛选出具有文史哲或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辅导员组建成该课程的专业教学队伍，并按专业背景实行教学专题和教学对象的分工，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由思政专业的资深教授作为导师对教学队伍进行专题指导培训。
2.3按需求形成形势与政策课实践基地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环节，多为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前往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随后撰写报告完成实践教学学分。
为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应探索形成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前往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专业教学队伍形成的基础上，任课教师需有针对性地选择实践基地，通过现场教学，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爱国荣校、社会公德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3建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评估体系的探讨
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评估体系，设立合理的教学评估指标，进一步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创新。
3.1建立适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评估体系
学校实施教学督导制度，已形成了以校、院（系）两级管理的“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为核心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但形势与政策课尚未纳入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范围内。
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其他课程，因此要探索建立一套适合形势与政策的教学评估体系。为全面评估教师课堂教学，教学评估体系应设置学生课堂教学评估、同行课堂教学评估以及督导课堂教学评估。学生在进行课堂教学评估时，重点从学习效果、学习结果角度出发；同行课堂教学评估侧重于对教师教学内容的考察；督导教学评估侧重于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的考察。
3.2设置以“学”为主的课堂教学评估指标
学生课堂教学评估指标，要突出以“学生为本”的特点，如设置：课堂教学是否能帮助“我”较好地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实践教学是否帮助“我”拓宽了知识面，激励“我”产生更多兴趣等。这些从“我”出发的指标设置能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评估的积极性。
同行评估的教学评估指标，主要考察任课教师的教学内容，如设置：观点正确，概念正确；授课内容符合专题要求等。同行评估可以由形势与政策课的专业导师担任，他们对专题内容有很深的了解。
督导课堂教学评估指标，主要考察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如设置：遵守教学纪律，按时上下课，不随意调课；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培养等。督导评估可以由学校督导组担任，他们对教学方法、教学理论等有一定的研究。
4结论
本文从可操作性角度出发，以上海立信会计学院“2+1+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实践为基础，提出“2+1+1”教学模式的创新点和优点，研究从师资队伍建设、实践资源拓展、教学评估体系建立等方面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瓶颈问题提出实际解决方法，希望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模式。
注释
① 选取抽样调查对象为2012级学生，他们为唯一一批既接受过“2+3”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又接受过“2+1+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学生。样本的调查对象涉及学校8个学院的22个专业的2012级学生共105名，通过座谈和发放调研问卷的方式，了解他们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及评价。
参考文献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5
关键词: 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 地位与作用 教学模式 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高校有效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无论是从拓宽高校德育途径、优化高校德育内容、提高高校德育实效的角度,还是从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接班人的角度,都显示出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
1.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
当今国际国内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使我国面临机遇的同时,更要应对诸多的挑战。而我们国内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大学生靠自己去辨别真伪和把握本质,是很有难度的[1]。所以,我们要通过覆盖全员、多方位渗透、不间断开展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来引导大学生增强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牢牢把握机遇,努力练就自身过硬的本领,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好,从而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不可或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多种形式的国际竞争中对我国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在世界政治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演变。目前,我们国内改革进入深入和攻坚阶段,许多深层次矛盾凸显,破解的难度非常大。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仍就是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大学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引导大学生,让大学生利用多种形式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全面提高理论水平,全面提高理论素质。另外,通过系统授课进一步激发培养广大学生对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的关注兴趣,引导大学生对其中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思考,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理性地看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把握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得当代大学生明确其所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激发他们的时代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觉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2]。
3.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重要的思想保证。
开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大学生,使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首先在思想最为活跃、最充满热情和智慧的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得以学习领会和认同践行,使大学生时刻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另外,形势与政策教育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既对当前形势与政策及重大事件进行理论阐述,又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进行指导,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性、针对性、实践性。通过正确分析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以及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从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增强其政治鉴别能力,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3]。同时,通过紧跟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学生释疑解惑,还可以激励他们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
二、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模式的思考
高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模式,是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可靠保障。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各高校都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教育模式,从而进一步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看出,在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教育保障机制是前提和基础,多渠道并进、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有力保证,系统化、科学化的内容体系是核心,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关键,真正实现育人的功能才是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最终目的。
1.要有健全的教育保障机制。
首先,必须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领导保障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基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涉及部门多、教育内容涉及面广且更新变化快、师资队伍结构多元等特点,必须形成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组织部、教务处、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其次,必须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教学管理机制。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公共必修课纳入在校大学生教育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体系,按课程建设的规范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形势与政策》课课时确定为32学时,学分为2学分,将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来评定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并将其纳入学生的学籍管理之中。同时,根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制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计划,以“精品课程”建设劳动《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
最后,必须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例如,开展优秀教案评比、教学课件评比、教学研究论文评比等教学比赛和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推行青年教师的助课制度、新教师的试讲制度、优秀教师的示范课制度等。
2.要多渠道并进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形势与政策》课为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分析形势、把握政策、提高素质。同时,在大学四年中可以开设通识课程,包括《军事理论》、《大学生就业指导》、《安全教育》等,以及不定期为学生举办形势与政策教育讲座,请专家学者来校作报告,这些内容都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有益补充。
指导学生理论社团和党团组织开展理论学习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这是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渠道。以我所在的中国矿业大学为例,学校不断加大对理论社团的指导力度,一方面为社团骨干提供学习资料,指导社团定期出工作简报,另一方面亲自指导他们开展工作,参加他们的研讨学习活动。对大学生理论社团提出了“四个一”的要求:每年组织一次主题鲜明的学习活动、开展一次大学生发展的调查活动、每名会员读一本理论书籍、开展一次面向社会的实践活动。目前,大学生理论社团成员已成为了学生理论学习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其他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和辐射效用。而高校中的党团组织通过组织生活和主题教育等方式,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和行动。
利用网络与多媒体信息系统,拓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渠道。高校可以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的专题网站,以及学院的学生工作网站及时、广泛、深入地开展理论宣传、政策引导、交流讨论等,满足学生了解和学习的需要。
3.要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内容体系。
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内容必须从大学生的内在需求出发,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校情,以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最新事件和最新话题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切入点,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辅助教育与之互补,科学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体系。
第一,课堂教学。《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由相对稳定的内容和不断变化的内容组成,其课程体系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无论是针对相对稳定的基本理论、基本形势,还是面对时效性非常强的热点问题,教师都应该做到教学内容的“三个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时效性与连续性相统一、思想性与需求性相统一。
第二,课外教学。形势与政策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因此要在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服务性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移情功效,抓住课外的每一个环节。学校可以利用假期组织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来加强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走、看、讲、想、干”来了解社会,了解民情,在实践中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实践中感知、内化、提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行为。通过社会实践和与他人交往,提高自觉选择符合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的能力,促进个人道德的社会化,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
4.要有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
形势与政策教育实践表明,教育实效性的高低和教育方法及途径的先进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过去,形势与政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和渠道单一,教师多以课堂上的说教和板书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4]。为了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在第一课堂主渠道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要不断探索“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双向互动,以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活力。同时,还要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学校百年校庆等诸如此类的重要节日、庆祝活动、重大事件的发生时机为载体,积极引导时事热点,把握政策导向,从而不断为全校师生参与国家与学校的改革发展事业提高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5.要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要想保证教学质量,必须有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因此加强教学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是高校必须要重视的环节。
第一,要重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师队伍的组建工作,增强这支队伍的组织化程度。以我所在的中国矿业大学为例,学校首先从教师队伍组建入手,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首先,立足于现实,确立了教师队伍的结构。建设一支以专业化的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包括各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部分专职辅导员,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以他们为主体既能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又能使他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形势与政策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教育中,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其次,通过自愿报名,严格选拔,成立了学校层面相对固定的主讲教师队伍,同时还建立了一支助课教师队伍,形成了教师梯队。最后,学校根据个人的学科背景、教学经历、研究方向等把整个师资队伍划分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台海、国际六个专题教学与研究小组,并明确了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和秘书,增强了教师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教师教学与研究目标明确,团队归宿感有了很大的增强,也大大促进了这支队伍的成长。
第二,要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育建设。首先,学校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的培训班学习、进修。其次,学校要通过开展教学示范活动,包括经验丰富的教师作课堂示范教学、多媒体课件制作培训等,通过举办新教师试讲活动等保障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从而确保形势与政策教学质量。最后,学校要不定期举办教学经验及不同专题教学内容的交流研讨活动,从而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又可深入进行形势与政策的专题研究,为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科研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三、对进一步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提出的建议
1.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时代所需,是大学生成长所需。
目前,教育的渠道遍布于大学生教育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学院所涉及的工作领域和掌握的媒体,为实现全员受教育、不间断教育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特别是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统筹和规划工作,以及指导引导工作,使形势与政策教育成为学生最欢迎、从中受益最大的一种教育内容。
2.积极探索网上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上授课将成为一种学习的趋势,网上授课新颖,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少,也能满足学生对网络的好奇心,还可以开展互动教学,今后可以进行一些探索。
3.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安排教学内容,强化教育的针对性。
一是要通过围绕当前国家和学校的工作重点,把握焦点和难点,掌握学生的思想热点、兴奋点,精心设计,科学构建教学内容框架,体现教学内容的时效性、针对性;二是要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完善内容相对稳定和规范的教材,并结合形势的变化和高等教育的需要,灵活地为学生提供有代表性的指导性读物,引导学生分析形势、理解政策、强化使命。
4.进一步完善形势与政策教学绩效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
一方面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评估机制。
参考文献:
[1]陈雪.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0):41-42.
[2]高明章.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效性的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09,(10):25-28.
[3]操菊华,邓新洲.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探索[J].煤炭高等教育,2009,27,(5):111-112.
形式与政策的论文范文6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着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同年，两位英国着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着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着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