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改革论文范文1
本文将探讨党的十六大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并着重对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难点，作初步分析。前者使我们明确改革方向，坚定改革信心，以便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努力构建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后者则使我们明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要真正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将遇到一系列体制。这些障碍不除，改革难于奏效，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不少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似乎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集中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便不可能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这正应验了那句至理名言，叫做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经济运行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企业活力。用不少企业家的话来说，叫做“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一）对“所有者缺位”的匡正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实现“所有者到位”这一最基本要求，造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这是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无人负责，国有资产流失，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国有资产所有者，看起来是十分明确的，即全民所有。但是，由于13亿所有者中的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只拥有1/13亿的资产所有权，因而都不能以“个体”身份“所有”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国家代表全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问题在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应当怎样认定？或者说，谁是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只要这样提问，就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十分不明确。至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组织人事等部门，都可以代表国家，都拥有部分实实在在的出资人权益。就是说，现行国有资产所有权被分割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不仅是形成条块分割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也是国有资产产权责任主体缺位的体制性原因。当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状况时，由于管资产的不管事，可以对此后果不负责任；由于管事的不管人，同样不应负责任；管人的，不管资产，就更有理由不对资产流失负责。
由此可见，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明确，实质是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国有资产责任主体不明确，国有资产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监督主体；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缺少充分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出资人”。党的十六大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体制。这一个“统一”和一个“结合”，匡正了原有体制中的两个“分离”；“出资人职责”，监督管理职责，明确落实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应于他所监管的那部分国有资产，是唯一的出资人，并且享有对国有资产主要经营者的任免奖惩权力。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明确，国有资产所有者终将“到位”。
还应当指出，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决定，并没有否定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性质，但却对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这一格局进行了重大改革，确认省市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实现了“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辩证统一。
（二）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创造了体制前提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着深刻的涵义。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并使之收到实效的体制前提。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实质，是国有资产（资本）的优化配置。这种优化配置，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存在空间重新布局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投入方向重新定位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上下左右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我们越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靠市场导向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就越应当明确，关键在于要过经济利益调整这个“大关”，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实现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中。所谓“条块分割”，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把部门的局部利益、地区的局部利益，放在国家（全民）利益之上，从而使国有经济的应有优越性难以发挥，国有资本的总体运营效益低下，也使对国有资产运行监督软化。明明是国家即全民的资产，只要布局在某一行政主管部门，就成了该部门的行政附属物，成为这个行政部门的所有财产，甚至成为其“寻租”的筹码。这是国有资产难以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合理流动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有资产专业化协作难于展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体制。
党的十六大，扬弃了过去那种对国有资产实行行政性分割管理的体制，把国有资产置于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这就切断了国有资产布局同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利害关系，为国有资产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现实可能性。
二、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难点
（一）关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
任何一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然伴随着特定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说来，改革引起的原有经济利益关系变动越大，这项改革引起的震动就会越大，这种改革遇到的阻力也会越大，这也是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可以预料，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会违背上述这一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由于这项改革极其深刻地涉及到管资产的、管人的，以及管事的等各个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阻力。具体地说，党的十六大关于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决定彻底打破了原有条块分割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过去那种凭借行政审批权力，只收取“管理费用”，而可以不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过去那种掌握有人事任免奖惩权力，而对国有资产经营亏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总之，利用所有者缺位，出资人不清，责任难于界定而捞取“免费午餐”，甚至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将很难产生，至少有了有效的防范制度。而这一切，必将引发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这种阻碍作为一种“摩擦阻力”，将不断延缓改革进程，甚至使改革停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行体制范围内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成功，同时，也呼唤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关于可能出现的新的政企不分
正在构建中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管理序列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是“国家所有”，即“中央政府所有”，而地方政府只有“分级管理”的权了。新体制在坚持国家所有前提下，确立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就是说，地方政府不仅拥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且同时拥有法定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的相对所有权，享有所有者权益，并以“出资人”身份拥有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权利。这种所有权对管理权在两个层次上的统一，无疑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但是，同时应当指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重合”，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一级的“重合”，应当有必要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改革予以保证和规范，否则，很有可能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从经济管理原理上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是辩证统一的。其中，有决定性作用、起最终支配作用的是所有权。所有权从根本上制约着经营权，经营权是所有权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体现。所谓“经营方式”，是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最大利益选择的最佳实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在放权让利阶段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在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推动下，有了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触动了产权制度，确认了企业法人财产权，实现了企业管理权与其法人财产权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确认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相对所有权，确认地方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将极大地扩张其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力。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这种权力扩张，实现在政企分开、政资不分的旧格局中，实现在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的条件下，那就有可能强化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说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强化政企不分。而是说，即使政府作为出资人，也要把政府的一般行政管理职能，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政府作为“出资人”，应当成为股东，并通过建立中介经营公司，搞好股权管理和资本运营，而不能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更不能用行政命令方法，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于用人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直被当作党的干部来选拔和培养，我们姑且称之为“伯乐选马”机制。这种机制注重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忽视业务能力。我们知道，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和对企业家的要求存在重大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恰恰相反。如：要求企业家要敢于冒风险、善于冒风险，而对于政府官员则希望他稳健、四平八稳。资本采取市场化方式配置，企业家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也应按市场化方式配置，即采取“赛场竞马”机制。目前，由企业工委管理独立国有企业老总的“乌纱帽”的现状必须改变，管人、管事和管资产必须相结合。根据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将这样发展，政府官员从公务员中通过组织部门考察、通过人大选举产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产生，即根据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聘任，经营者的来源将是人才市场中的职业经理。
三、新体制下运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论述大多是指南针性质的，有不少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一）国有财产与国有资产的分离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问题。国有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大融合是必然趋势。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国有资本莫能例外。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然国有资本要介入竞争性经济活动，就必须讲究财务规律，不能同时追逐社会公平和效率双重目标。我们进一步认为，国有企业的提法应该完成历史使命了。建议使用“国资企业”（包括国家独资、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三种）提法。国资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都是市场主体，唯一的不同是这类企业国家各级政府有一定的资本投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宏观上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资产，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为国有财产），前者追逐经济效益注重效率，后者追逐社会效益注重公平。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资产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比如公检法军办企业、国有企业从事非盈利性的社会活动、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等等。企业目标的唯一性会真正解放国资企业的生产力和生命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
（二）建立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搞好股权管理
地方政府可以代表国家履行出资者职责，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直接办企业，直接插手企业的事务，否则又将回到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去。我们认为，十六大报告所明确的仅仅是地方政府可以成为直接的股东，而不是让地方政府直接办企业或直接管理企业。根据《公司法》规定，政府公务员不能成为公司的董事。因此，在政府和国资企业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组织，完成政府对国资企业股权管理的需要。我们把这一组织称为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可以按行业来组建。中介公司必须办成市场化、专家化、企业化的组织，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等方式进行虚拟资本的管理。组建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不仅较好地理顺产权关系，对所控制的企业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维护国有资本的正当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由于其专家云集，控制的企业众多，可利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对下属的国资企业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也可通过兼并等方式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明确了中介公司成为国资企业的投资主体身份，确立其权力、责任和义务，对于提高国有资本总体运营效益，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都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今后国有股产权的流动。
（三）建立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根据郭复初教授（2001）的研究，我国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行政色彩太浓；重行政级别，轻业务技能，专业色彩太浓；重对经营者的监督，轻中间层次管理者的监督，片面色彩太浓；重上面监督，轻企业职工监督，群众色彩太淡。结合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应该与营运体系同时构建。营运体系由政府来抓，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则应由人大的常务委员会（建议成立专家型的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通过设立举报信箱、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方式进行监督）来抓，政协则对国有资产的营运、监督效果进行评议。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郭复初.国家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资产改革论文范文2
关键词：会计目标;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公允价值
一、会计目标与会计计量属性的关系
会计界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受托责任学派认为:由于社会资源(主要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就负有了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会计的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为了有效地协调委托和受托的关系,客观、公正地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应强调客观性,在会计确认上只确认企业实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在会计计量上,由于历史成本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坚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以有效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从会计确认上,认为:会计不仅应确认实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还要确认那些虽然尚未发生但对企业已有影响的经济事项,以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在会计计量上,主张以历史成本为主,鼓励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多种计量属性的并行。然而无论哪个流派,会计界都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谁?二是会计信息的用途是什么?三是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是有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包括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会计信息的用途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并评估治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就需要会计信息有相应的质量保证,即要求通过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是可靠的和相关的。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与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包括披露)之间关系密切,其中确认和计量是核心。所谓会计计量,是指运用特定的计量单位,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确定应予记录的交易或事项金额的会计量化过程。按照西方会计研究成果认为:对会计计量属性一般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和流向(投入、产出)两个方面考虑。从而产生出:历史成本(从过去投入角度计量)、现行成本(从现在投入角度计量)、现行售价(从现在产出角度计量)可变现净值(从未来产出角度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从未来产出角度计量)等。计量属性的不同选择,会使相同的计量对象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金额。例如:2003年末购入的一栋购价为100万的办公楼,假如不计算残值并按50年折旧,如果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那么到2008年末其价值为90万元;如果以现行成本计量,假设2003年末到2008年该地区该类房地产价格上涨了一倍,那么2008年末按以现行成本计量的价值可能180万元。可见,不同的计量属性,会使相同的会计要素表现为不同的货币数量,从而使会计信息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建立在不同的计量属性上。
那么,在会计实务中,究竟应该在何时采用何种会计计量属性呢?这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到会计目标上来并最终服务于会计目标。如果信息使用者要求以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为目标,可能历史成本便成为会计计量属性的主导模式;如果会计目标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时,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持有期间,价格波动较大,历史成本难以追踪市场价值的资产(如股票,期货等)当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时,一些其他计量属性,例如公允价值可能成为会计计量属性的首选模式。由此可见,一方面不同的会计目标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计量观点;另一方面,会计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环节,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点不同,由此决定了会计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不同。
二、会计制度改革对我国资产计量属性的影响
会计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会计制度呈现出渐进式变迁的特点,期间资产计量属性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纵观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发展,可以将其粗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这是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建国初期,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确立了分行业、分部门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从账户名称、报表格式到成本核算方法等都高度统一,会计主要是围绕服务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国家经济成分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经济成分比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会计制度变迁目标,会计信息仅仅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和内部管理服务,资产计量基本上只有历史成本单一计量属性。会计目标主要反映资源的受托责任,比较漠视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各方面的会计信息需求。这种单一计量属性在提供具有充分客观性、可验证性的会计信息,正确反映物权、所有权转移,合理配比收益和费用,均衡各期损益,公允衡量企业受托经营业绩等方面,具有其优势,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企业产出中的保值和增值部分。但是由于资产计量属性单一;使众多资产计量不准确、不合理,导致资产价值虚增、会计收益虚盈、财务会计信息充斥着大量的“水分”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存货项目,有许多企业存货积压严重,短期变现几乎不可能,存货的真正价值(市价)已远远低于账面价值,但却仍按历史成本反映在账上并列示于报表之中,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第二阶段(1985——199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推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时期,各种新的经济成分不断出现,如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的产生,旧的会计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这个时期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变革以《会计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为标志,资产计量属性有了一定的扩展,历史成本、重置成本二重计量属性的应用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制度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但由于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逐步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渡,旧的经济体制虽已突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因此,会计制度变革只是对旧经济体制的一种修修补补,资产计量属性的作用与发展受到局限。
第三阶段(1992——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立,上市公司的不断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剧增,及时、相关、可靠的财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个时期,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十三个《行业会计制度》及先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16个具体准则为代表的新会计制度出台,会计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会计制度的变革进程明显加快,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由于政府、投资人、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会计目标不能仅仅反映资源的受托责任,还需要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各方面的信息需求。比如,股市的投资者需要通过了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来作投资决策,需要会计信息向相关性和有用性偏移。随着16个具体准则的出台,资产计量属性向多重会计计量属性转变,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得到应用。比如要求上市公司计提八项资产减值(或跌价)准备,资产中的“水份”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干;尤其是公允价值计量和历史成本计量相比,能更好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从而更确切的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了提升。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完善阶段、经济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资产市场化程度不够高,法律与监管也不够完善,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曾一度被上市公司滥用,使得该计量属性经历了放闸又关闸的尴尬局面。
第四阶段(2001至今),进入21世纪,一方面,随着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浪潮的兴起,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加大,大量无形资产、衍生金融工具等资产的出现,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相关性缺陷越来越突出,而价值计量尤其是公允价值计量则成为能够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最相关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信息不仅具有较高的决策相关性,而且从提供真实价值信息的角度看,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也绝不逊色于历史成本;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提高其一致性程度。因此,与国际惯例接轨,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重要导向。为此,2006年我国出台了38个具体会计准则和1个基本会计准则。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中,明确了“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反映出会计目标取向由重视信息的可靠性向可靠性与相关、有用性并重的转变。基本准则(2006)中还首次规定了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同时,会计计量从重视初始计量发展到更加重视基于初始计量的后续计量。会计计量属性比之于过去更加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如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能更好的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从而更确切的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这些变化能有效地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众多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有助于其决策的信息。
三、会计计量属性的未来趋势展望
笔者认为:从发展来看,未来主导的会计计量属性将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主。首先,公允价值计量是合理反应企业财务状况、提高财务信息相关性的需要。它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体现了一定时间内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能够真实反映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或企业在清偿债务时需要转移的价值。其次,公允价值计量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对于处于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工具,显然公允价值是会计所能提供的最为相关的计量属性。再次,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国际化的需要。作为用来规范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会计,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逐步实现国际化是必然要求。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价值计量有利于我国吸收国际资本,也有利于我国公司到境外上市或兼并外国企业。
【参考文献】
[1]高巍,王秀靖.略谈会计计量基础及其应用[J].中国集体经济,2007(3).
资产改革论文范文3
1、管理意识薄弱
在我国行政单位资产管理中，相关领导对管理的认识不够全面，管理意识相对薄弱，通常对金钱会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于物品类的国有资产却产生轻视的心理;在管理过程对使用的环节比较重视，却轻视在使用结束后的管理环节，这些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思想误区已严重阻碍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和发展。当前，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相比之下，而行政单位的资产管理关注度要轻得多，致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发展步伐缓慢，完全跟不上我国经济发展的节奏。一些行政单位存在分工上的问题，管理意识较为薄弱，未将管理上升到制度层面。还有部分行政单位管理不规范，在未经上级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国有资产进行调用，造成国有资源的浪费。
2、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国有资产流失是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一大难题，资产流失并非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而是由于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均有可能出现纰漏。在投资环节，前期分析不足，投资过程中监管不力，导致资产流失。在购置环节，单位决策失误，购置措施不当，购买不合格或者质次价高的产品或工程，容易造成资产的隐性流失。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够细致，极易发生资产丢失的问题，抑或资产受到损伤，而影响本身价值。在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违规操作，擅自将资产赠予他人，或是为了个人利益转让他人，抑或将国有资产归个人所有等诸多问题。
3、预算管理机制不完善
我国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长期以来存在预算管理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完全不相关联，给科学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在资产管理中的各个环节都会对预算的合理性造成影响，如一些部门在使用国有资产时过度浪费、相关领导在制定决策时未能基于实际情况等，都会导致资产配置不够科学合理，从而降低资产管理的效能，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资产预算管理存在一定缺陷。
4、资产管理与财政管理相分离
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存在与财政管理完全割裂的问题，致使帐外资产的问题屡见不鲜，由于我国行政单位对国有资产调用、转借的情况发生十分频繁，资产流动过程中，其占有权和使用权便剥离开来，给会计预算带来极大影响。5、监督和管理体制不健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资产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行政单位由于裙带关系较多，同一职位上设置了过多的人员，且不同职位间岗位职责也存在交叉，分工不够明晰，管理力度严重不足，给行政单位监督管理带来极大困难。
二、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路径
1、增强管理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应从意识层面着手，增强管理意识，增加对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加强对资产管理的重视程度，将资产管理工作视为己任。此外，还要加强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加强广大员工对资产管理相关政策的学习和了解，从而增强行政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的资产管理意识，从思想意识方面重视资产管理。
2、改革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着国有资产管理的效果，因此，应立足行政单位的实际情况，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构建如下的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统一在国家手中，具体管理交由财政，使用交由行政单位，上述过程都在各级政府的监管下进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选择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口标模式，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共财政管理相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促进国有资产合理配置与有效使用的管理体制。
3、加强资产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不能与预算管理独立进行，这样会影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性，高水准的预算管理能够提升资产管理的科学性，同样，高水准的资产管理能够提升预算管理的有效性。行政单位资产预算管理的强化主要包括对资产的收益、消耗的费用等进行科学核定，并核对相应的账目。为了加强行政单位的资产支出管理，行政单位应该加强资产预算管理力度，规范管理环节，在配置环节建立科学合理的资产购置预算制度，在使用环节建立资产调剂制度，在资产处置环节实行"阳光操作"。
4、坚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
通过建立健全资产核算总账、序时账、明细账及备查账，运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手段，将资产登记、配置、处置、收费、评估、统计等进行信息化管理，认真做好固定资产卡的记录与登记，严密核算，认真核实资产账实、账账、账卡是否相符，使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与此同时，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深入性，应指派专人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并对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进行明确，将资产管理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与财务管理并轨操作。
5、健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监督机制。
(1)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主要从各级政府的强化管理着手，各级政府应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领导进行定期考核，并将管理的好坏作为职务任免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果出现国有资产管理不力，而造成资产的价值损失，应追究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如果违规行为触犯法律，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违纪问题应向民众公布，利用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约束国有资产管理。
(2)强化内部监督机制首先，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建立完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推行资产卡片和台账管理制度、报废资产"账销案存"制度、资产统计年度核报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财务会计制度、资产管理事项申报审批和登记备案制度，把单位资产实物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等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轨道，全面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水平。其次，行政单位要将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将国有资产管理的完好程度与员工的绩效相关联，同时作为工作表现的重要内容，成为评定称职或是升职、加薪的重要参考指标。此外，国有资产管理人员应逐步建立持证上岗的制度，或是采取委派的方式，以保证资产管理与其他工作无交叉之处，对重要国有资产管理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以提升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以期能够满足资产管理岗位的要求。
资产改革论文范文4
前言:演进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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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封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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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改革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转型 生产关系 产权
一、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其文化、经济和政治无不带有转型的特征。“经济转型”按照秦晖说法，通俗地讲就是“分家”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权利和利益（产权）在经济和社会演化过程中重新合理分配的过程。实质上，计划经济就是交易决策权利高度集中于计划者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交易决策权利高度分散的经济，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转轨，不管形式上有没有“分配式私有化”的程序，实际上都意味着交易权利的分配，可以看成是产权的一个重新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演进的、动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好比大家长极权治家的经济，市场经济好比个人理财的经济，而转轨经济就是“分家的经济”。
自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放权让利阶段，扩大了企业经营自，调节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产权改革阶段，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由于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当少数人要使其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之间的重大调整。
中国整个的改革过程实质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理论也就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评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非他的学说中有太多百科全书的价值，而是他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构成的所谓资本主义关系看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把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把人在经济领域中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当作研究追求的目标，因此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不合理和历史暂时性，要以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剥削、追求平等。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形成了两个矛盾无法调和的阶层时，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就存在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私有产权的经济无效率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中私有产权的有效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公正性，它就是效率存在的底线。
二、产权和产权神话
马克思认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们把他从事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因此，产权关系最初是一种占有关系，是人对物的某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确定物的归属主体。在论述私有财产制度时，他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这种合法性在国家出现以前是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存在，并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加以维护；在出现阶级和国家以后，便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维护。因此，产权关系不仅仅是对物的归属占有关系，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对物的占有关系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经济关系。在每个历史时期所有权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产权关系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的意志或法律硬化形式；现实的所有制关系是先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本源和经济基础，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和法律范畴。
马克思通过先后分析自然经济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的公有产权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消除了生产资料财产意义上的排他性与受利性，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马克思观点完全相反，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根据产权外部性的分析，得出了私有产权较之公有产权有效率的结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姆塞茨。他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比较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生产效率。他认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刺激。公有产权无法克服外部性，因而效率低下；相比而言，私有产权却能实现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产权是使一个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事实上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所有者拥有公认的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权利，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产权的实质就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它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权利。
在私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明确到个人，因而私人会考虑未来的收益与成本，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作出使用资源的安排，因此私有产权必然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部化的激励，对外部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任何界定，本质上都是对产权的界定。如果界定了明确的产权，则其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内在化了，经济效益也就提高了。西方产权理论认为，只有私有产权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私有产权制度是惟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这在经济学界被称之为“产权神话”。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以此来指导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对公有产权制度的彻底否定，并最终走向私有化。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模式，因而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内容也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吸收和借鉴。同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因而我们应当根据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将其合理、科学的成分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中，为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服务。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部分可以给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清几点思路。
首先，产权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我们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就是产权完全集中是没有效率的，我们不能退回去。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走向深化的必然逻辑，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和企业家们不断实践的产物，是一个在20多年改革中已经形成共识的理性选择，我们不能以产权改革在方法上出现的问题为理由来反对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国际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完全自由的私有化也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两者之间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在保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鼓励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有效竞争和公平竞争，并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权的核心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即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产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产权变动引起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要防止利益过分向少数“内部人”倾斜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注意产权重新划分地规则地公正性，积极地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
再次，对于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地界线问题，不能简单地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国有资本存在地界线要看它的地位和功能，国有资本一是为了解决市场的失灵；二是为了实行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的手段；三是为了调节经济结构实现国家的战略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国家的战略意义还是市场经济的运行，都要求国有经济发挥更大的功能。现阶段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不仅具有基础服务和政策导向的作用，还有产业支持、技术向导和产权导向等功能。所以，不能简单地一卖了之。
最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要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在相关法律的保护和人民的监督下，进行产权公开、公正、透明的交易，使一些国有资本以合理的价格转化为私人资本。针对当前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要改革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体制，由现行的主管部门监管制度改变为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制度，其中，中央级的国有企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地方级的国有企业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因为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监管国有企业大都是没有效率的，这不仅是因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是“人”，而且在很多场合，监管者的费用开支也是来自于被监管者的支出，这种经济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就会使监管流于形式、缺乏效率；同时，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国家，所以国有企业只要没有进行民营化改革，那么它们的资产就是国家预算支出的一部分，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有权利和义务代表全民来对这部分资产的使用加以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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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军：中国过渡经济学导论[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资产改革论文范文6
【关键词】资产阶级革命派，唯物史观，认知方式，建构方式，理解与选择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30—08
文化传播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制过程，而是一种文化理解、选择和创新的过程。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观念体系，其核心理论，如历史的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学说等，都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固有观念不相侔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这样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异质的观念体系，中国学者在传播初期是如何进行意义建构的呢?它对中国唯物史观阐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尽管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已相对较多，但从认知方式上认识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却几乎是空白。事实上，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态度与方式，直接影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选择与创造，也必然影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结果。
2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最先接触和传播唯物史观的是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其与后来的、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主要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学理和一种社会改造的方法来认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由于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的差异，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具有独特的方式，反映了20世纪早期唯物史观中国化意义建构的特点。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认知
唯物史观的意义中枢
从一般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是应该排斥和敌视唯物史观的，因为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成为例外，他们不仅热情传播唯物史观，而且还积极运用唯物史观于学术分析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表面上看与常理不符，但在现实中却具有充分合理性。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势。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时而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蓝本，试图通过政治革命，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但20世纪初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孙中山等人看到，欧美国家虽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资本主义“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不堪，成为机器的牺牲品。“经济革命之焰”愈演愈烈，使欧美资产阶级“焦头烂额”。以至于“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双重现实，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为打倒封建主义，而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试图吸取社会主义的因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意图发动一场“完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既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因此，在他们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初，便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有关理想融入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之中，希望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策略，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高涨，“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我们或者看不见，但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得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中山想出的“法子”，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中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他曾直接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