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论文范文1
关键词：旅游业 风险管理研究 开发风险 经营风险
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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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治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民主模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79―07
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也为理解“政治”、“国家”与“民主”等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风险社会对主流代议民主模式的根本挑战，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主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本文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贝克、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大卫・格里芬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风险治理对发展民主理论的可能影响，集中分析了风险治理与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风险社会：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具体体现在：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第33页)。而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第一，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第二，风险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第三，现代性世界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第4页)。吉登斯详细比较了前现代与现代风险环境的区别(见表1)。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反思和检视在根本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展开的，认为风险社会的浮现，为理解“民族一国家”、“政治”与“民主”等政治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
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情势，人们对需要社会变革乃至激进重建人类生活样式的主张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一场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环境灾难可以催生和坚定社会变革的政治意志。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个意识到其生存面临威胁的人类，究竟为何未能依据它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呢?在如何缓和、化解和规避风险的问题上，人类依然面临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曾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思路：即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
在当代环境运动早期，北美学者如希伯朗和奥福尔斯主张，环境危机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期待自愿地接受各种应对它的措施，因而只有强权的政府(甚至权威性的政府)将会迫使其这样做。(第154―155页)。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们认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难题的理想制度设计就是构建一个国际社会的庞大“利维坦”，借助权威的力量来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一致行动，为缓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奠定坚实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主义者特有的价值立场考察，人们认为一种享受绿色美好生活方式的政治和生态理念，往往和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不相融性。因此，在价值道德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激进的生态理念都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风险治理的理想制度安排，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样式，借助权威的力量确立人类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通过彻底抛弃民主本身，来实现风险社会条件下有效的国家治理。
另一派学者坚持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民主的新理由”，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实现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根本要求。在这种思路下，分权化改革、地方自治以及社区、家庭、教会组织等基层组织都成为可欲的制度选择。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也将个体的人作为天然形成的、道德上具有自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行动主体来对待，强调在民主地改变人们的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的自主这样一种道德要求，个人作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理应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责任，风险治理的道德基础恰恰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相容性。其次，可持续性和民主在本质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和规范性，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确定性的制度化，而可持续性也需要被理解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来不断创设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权威主义地“给予与施舍”的结果。同时，民主也好，风险也罢，都意味着任何事情无可争议的证据之获得具有不可能性。也正是因为任何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选择就是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展开辩论，制定需要定期评估与反馈的解决方案，借助公众争论、责任机制和定期选举等民主机制，严格遵循“谨慎性原则”，确保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消极负而后果抑制在社会大众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最后，基于历史经验的证据表明，无论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这个观点：权威主义体制在环境难题或者社会风险问题的治理绩效上，从长期而言可能胜过民主体制。而大多数西欧绿党的民主观念通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不仅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且也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民主政治的议题范围，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与社会风险事件的勃发，既增强了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人们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进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引擎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共生性与相洽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形势，在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上，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备选方案，交相登上历史舞台，毕竟通过公共权威的协调或者借助人类的自愿联合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加支持，也有理由更加相信民主主义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人性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因此，当发生有关风险问题的利益争论的时候，适当的价值和利益表达机构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调查或权威性的裁决与强制，而应该是一种公共论坛，人们可以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在做出决策之前，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争论、公共协商与理性妥协，达成集体行动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在决定风险治理的目标性质、具体手段和实施机构等问题上，应该坚守基本的民主原则，风险治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民主机制具体践行的过程。
二、风险治理：几种典型的民主理论模式
一般而言，民主的成长是一种过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形式的创新；二是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第108页)。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情势，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而再造现代民主政治显然是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战略转型的重点。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不同流派在分析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模式所构成的诸种挑战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新的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与重构，既涉及民主形式的创新，如生态民主和审议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也涉及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如生态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整体而言，考察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构建适应风险社会的新民主模式也就成为推动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损坏了代议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专家理性、责任机制以及代议民主政治的时空坐标，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风险社会的出现打破了代议民主的知识基础――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在风险社会中，由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专家们要么对新的风险措手无策，要么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乃至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人们对专家的风险应对能力越来越失去信心，人们对专家的社会信任也就随之达到历史的低点。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在面对核灾难后果的极端情况下，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第14―16页)。在风险社会中，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也许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是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中，他或她就和其他人一样无知。因此，在风险治理中，自然科学家不知不觉以某科-方式丧失了权力。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第28-29页)。其次，风险社会的出现损坏了代议民主运作的责任机制。贝克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第191页)。一方面，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查明谁该对风险负责(第143页)。最后，风险社会对运作代议民主的时空坐标提出了难题。在风险社会中，后代人面临比我们更多的危险。而在代议民主政治框架下，立法周期很短，并且子孙后代在这个体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能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行使发言权和投票决定权。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对子孙后代负责，实现代际正义是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空间上，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治理必须突破民族一国家的界限而达成全球治理，而代议民主仅局限在民族一国家内部才能有效运作。因此，风险社会的出现既是“民主的新理由”，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结晶的民主政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也是“民主政治坐标轴的位移”，需要我们推动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构建生态民主模式。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锐减、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灾难，人们日益感觉到社会风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事件也成为风险社会浮现的突出表征。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应该通过生态民主重新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生态政治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基于新的民主需求而产生的生态民主理论模式，使民主的内涵大为拓展。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传统民主体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亟须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第328―332页)。生态民主理论在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以及程序与法治原则三个方面实现了民主原则的绿色改版，在民主政治的主体、价值、道德和行为四个层面都意味着生态民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主体问题上，生态民主把动物与植物、无生命世界、生活于世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尤其是未来人都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正是通过承认人以外的世界以及未来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生态民主才成其为新民主。在政治价值取向问题上，除了重视物质与精神追求外，还倍增了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在政治道德问题上，生态民主赞同人与物之间的道德对话，在已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尽力不破坏食物链，不惊扰自然界，在道德上既不愧对人类也不愧对自然界。在民主政治行为方面，生态民主理论认为人类要向自然做出某些必要的让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必须有所收敛并格外检点，为了实现双赢，人类首先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同时，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善行贯穿始终，至多是容“小恶”而达大善，尽力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自然的关系(第161－68页)。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呼吁公民们必须谋求更大的权力，有效行使积极公民权，直接去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认为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利与环境福祉的社会。并且强调，生态学意义上所设想的广泛民主是一种直接或参与型民主，也就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合作与集体行动的基层民主(第138－142页)。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尤其是未来人，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也就是对未来的拓展。
在风险社会中，为有效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
任的均衡和分摊，而这些制度本身则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结果。在风险治理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构建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审议民主模式。要治理社会风险，人类需要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需要对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灾害与风险的不同观点进行理性评议。因此，民主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第317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导致新的民主治理形式出现。风险社会的出现赋予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协商民主。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型需要尊重参与、合法性等基本原则，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能局限于自由民主的常规政治体制之中，而要在由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所搭建的协商讨论之中开放(第104页)。审议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审议民主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民主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第7页)。审议民主为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分歧提供了最具正当性的构想，也鼓励公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虑公共问题，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是一种更优于代议民主的治理形式。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政治不仅应该关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应该关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所有决策，扩大政治议程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同时，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打破专家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应对风险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因此，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公共领域，因为只有一种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对技术进行指导的制度――政治与法律――得以实施，从而争取到其自身应该拥有的做出判断与裁决的权力(第131页)。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大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明确和肯定公民了解风险、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权利，因为没有公共参与的决策不仅会使政府机构为商业利益所掣肘，也常常导致公众对科学和专家权威不加批判地接受。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应该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形式上，则构建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审议民主政治。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意味着民主过程更为开放和有效，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面对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如生态系统崩溃、“人造”病毒的全球流行，或者由战争或意外事件而导致的核毁灭等，吉登斯认为审议民主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均存在局限性。审议民主基本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里，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太强的先验性。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在更大的秩序中考虑实现现实的和潜在的民主化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风险治理的对话民主理论。在他看来，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这种交往构成了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对话民主化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它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民主制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是关心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第116―128页)。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专家之间分歧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形成一套适合的制度或机制，扩展对话民主，促进分歧双方之间不断对话，以便更为有效地确定应根据谁的观点进行决策。同时，由于风险关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应增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扩展对话民主的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参与进来，在政府、专家、公众三方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政治的紧迫任务就是赋予这种对话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协商的范围必须很大，甚至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局限(第38-42页)。对话民主标志着从纯粹关注“生活机会”的政治向“生活方式的政治”转变，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人们应该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选择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有更警醒的意识。对话民主强调培育人们对自身、对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责任感，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同时，对话民主也不局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而是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因此，对话民主理论意味着民主机制渗透进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之中，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
面对现代风险的“全球化”，有学者主张构建全球民主模式来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很多现代风险具有国际特征，如全球气候变暖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很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全球性议题，大部分风险如生态灾难和核泄漏等都是没有国家边界限制的。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21页)。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第24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2003年的SARS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全球蔓延等，尽管它们刚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而全球民主是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制度框架。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认为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秩序之下，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有权威的机构去协调国家间关系，国家间处于敌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人类不能形成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协调机制，导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问题，引发了世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他呼吁用一种全球民主，一种真正不为金钱摆布的民主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展生态文明。一方面，全
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质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乃至全球化本身就是造成社会风险日益严峻的肇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某些机制性条件和制度性安排，比如全球性共识的达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际性治理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作用。风险的全球化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不断增长的全球风险意识使得人类在全球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风险为全球治理的出现展示了美妙的前景，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全球民主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使得全球治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风险治理的基本战略抉择。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政治局限于民族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疆界范围，而全球民主理论则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
风险治理与安全问题作为与人类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社会风险事件的频繁出现引发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同时，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风险也使得学者们在国家治理制度和自由民主政体本身两个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治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风险治理问题冲击和损毁了以代议民主为基石的自由民主模式，实现民主模式的再造是人类有效治理风险、走出安全困境的战略抉择。在民主理论的更新与再造方面，不同的学者们主张在坚持自由民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来深化与巩固自由民主，进而实现民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重构。风险治理作为一个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现实问题，成为刺激人类政治智慧、推进民主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也成为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三、基本结论
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风险治理问题，西方学术界不同的理论流派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对话民主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是一个把民主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全球民主理论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当然，目前的这些民主理论构想，不是要全盘废弃传统代议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是为了达成有效的风险治理，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自由民主模式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在巩固和深化自由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民主模式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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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范文3
[关键词]混沌；网络舆论；危机；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2－0074－0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1年7月19日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4.85亿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一种新的舆论形式――网络舆论在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的迅速融合下产生。
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舆论引导与处置系统，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非线性混沌系统。网络独特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和舆论主体的泛化、分散等特点，导致舆论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预测、不规则、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因素不断增加。基于此，处理复杂系统行之有效的混沌理论，可以成为解决网络舆论危机及其相关问题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
本文将混沌理论引入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领域，对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
二、混沌理论
(一)混沌的定义。混沌(chaos)一词的本意是“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意思，但是它描述的对象却具有无穷的自相似结构。关于混沌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混沌学的开创人之一E.N.洛仑兹认为“混沌这个术语泛指这样的过程――它们看起来是随机发生的，而实际上其行为却由精确的法则决定”，“混沌系统是指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sensitive Dependence onInitial Condition)的内在变化的系统。对于外来变化的敏感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混沌。”虽然混沌现象表面上显得混乱无序，而实际上却具有深层次、规律性的特殊运动形态，它的特点是对于系统的初始条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在系统初始时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系统后期发生巨大的变化。初始的信息发生小小的变化，经过若干次迭代以后，就得到了惊人的放大效果，从而彻底改变结果。
(二)混沌的基本现象。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E.N.洛仑兹认为，系统的长期行为对于系统初始条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初始条件极微小的变化，经过混沌系统的不断放大，都将会引起结果巨大的差异。两个相互接近的轨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分离，最终造成不可预测的结果，此即被称为“蝴蝶效应”。
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奇异吸引子是混沌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吸引子是状态空间一种用以刻画状态空间中长期行为的几何形式，是耗散系统长时间演化的最终归宿。混沌系统中的奇异吸引子是系统总体的稳定和局部的不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混沌系统规律秩序的线索。它具有内在的分形结构，使得短期预测成为可能。
分形(Fractal)。分形是指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一个集合。自相似性是分形的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特征。“自相似性”即是说每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把其中任意一个局部加以放大，都将和整体相似。因此，任意一个小单元都是含有整体的结构和信息。分形体具有分形维。描写分形的特征量采用的就是分形维，简称分维(Fractal Dimension)。
上述混沌的三个基本现象明确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混沌是一种貌似随机性的非周期行为，其可由确定性产生；第二，对非线性问题的处理也不再是将其视为简单性问题的处理方式。这两个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混沌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混沌现象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网络舆论事件中的混沌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三、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
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特征和性质来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普遍性、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这些都表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系统及其演化具有明显的混沌特征。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混沌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不确定性是混沌现象内在随机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混沌是一种貌似无规则的运动，具体是指在确定性的系统中出现类似随机性的一种行为过程。从数学机制上看，这种随机性是从丝毫不带随机项的方程(如差分或微分方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内在随机性。因此，不仅网络舆论事件的风险是恒定存在的，其发展过程及其后果也是内在不可确定的。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突发性、传导性是混沌现象的结果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在非线性系统中(如网络舆论事件中事件的发起者和传播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输入的微小误差将导致输出的巨大漂移。在现实系统中，由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初始时刻“差之毫厘”的偏差将随时间指数放大，以至最终导致无法把握系统的未来行为。在网络舆论事件中，也存在着风险传导并引起突发的机制。如在一定条件下，信息没有及时公布，舆论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一些不实谣言和传闻的负面影响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点扩散到一个面，从而使一个小的错误信息在迅速传播过程中被指数式放大，以至传染性地爆发网络舆论危机。
不可逆的熵增效应。熵增效应是指一个系统的不可控的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该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紊乱，有序性渐减弱，无序性增强，即熵增现象。具体到网络舆论事件，如果网络舆论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处置，网络舆论中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表现出不可控性，就将导致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效应的产生。如“史上最恶毒的后妈虐童”事件、“碘盐可以防辐射”造成抢购食盐风潮，就是网络舆论传播中舆论没有得到有效引导而使负面效应不断放大的一个典型范例。
四、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
(一)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概念。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是指从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造成可感知的损失这段时间内，对网络舆论尤其是负面舆论传播的风险加以评估并及时进行妥善控制，从而达到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目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意义在于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及早对可能产生的现实危机的走向、规模进行判断，及早通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二)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任务和实施步骤。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管理是网络管理的一种管理模式。从技
术操作方面来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管理是包含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及措施的系统过程，其目的是减少和化解网络舆论危机和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范围。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1)识别网络舆论事件各种可能产生的风险；(2)评估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概率和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3)确定网络舆论事件风险消减和控制的优先等级；(4)确定有关职能部门承受该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能力；(5)推荐网络舆论事件风险消减的对策。
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是对网络信息安全状态的一种认识方法，是在已有的信息资源和安全控制条件下，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舆论事件的一种预测。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要收集的信息一般包括舆论事件信息的资产价值、威胁、影响、脆弱性、已采用的应对措施和舆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等，将这些信息作为风险评估的输入要素，风险评估结果的可信度直接取决于这些输入要素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三)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基于混沌理论的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原理主要涉及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理论与方法，包括网络舆论事件的动态演化基本原理，揭示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现象以及网络舆论事件引导与处置的理论与方法，如网络舆论事件的混沌诊断、预测、控制、评估与防范的原理与方法等。
如前所述，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及其风险评估既是一个复杂的舆论引导与处置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网络舆论事件具有的突发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给非线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混沌理论应用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评估提供了可能。混沌理论与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1)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即蝴蝶效应；(2)临界状态，这是非线性事件发生的邻界状态点，也是网络舆论事件风险向网络舆论危机演化的临界值；(3)分形维，这是将网络舆论事件风险的测度与整个网络事件体系是否存在混沌状态统一起来，即有序和无序的统一。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计划行为理论；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123-08
引 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土地流转及农地规模化进程日益加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生力军。截至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流转面积达到4.03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0.4%[1]，全国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农户数超过341万户。另据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4年底，安徽省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42 283户，经营规模 1 072.3万亩。2007―2014年，安徽省100亩以上种粮大户从7 953户增加到27 171户，增加了2.4倍，种粮面积从161万亩增加到978.1万亩，增加了5.1倍。在规模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课题组实地走访了安徽省21个产粮大县、403户种粮大户，在与当地种粮大户的交流中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规模经营的热情，269户农户仍然希望扩大经营规模，占受访农户66.75%，尽管种粮大户已经不像生计小农那样追求风险规避[2]，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2014年，296户大户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占73.45%；262户农户无法及时售粮，占65.01%；计算补贴后，依然亏损的大户有100户，占24.81%；考虑资产折旧后，亏损农户达到125户，占31.02%。种粮大户因专用性资产投入较大和单一的收入结构使其风险相比小农户明显加大。种粮大户的经营状况影响其家庭生计[3]，生产亏损很容易导致家庭资金链断裂，甚至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现阶段农业保险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等事后风险管理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加强事前风险管理，提高农户风险认知[4]显得特别重要。那么，目前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如何？风险感知水平受哪些因素影响？各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作用机制如何？值得探讨和研究。
本文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安徽省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Logit）检验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探究各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就如何帮助种粮大户识别风险，加强风险管理，促进主产区适度规模经营良性发展提出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1.行为态度（ATTI）。行为态度是指种粮大户对规模经营行为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McGuire认为主体的行为态度包括行为目的和行为情感两个部分[5]。种粮大户的行为目的就是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行为情感取决于主体对经营前景的总体预期。
2.主观规范（SN）。杨志武、钟甫宁的研究表明农户行为容易受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主体行为的影响[6]，这些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同行以及家庭成员，他们的行为称作主观规范。在本文中，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主观规范包括：当地政府对于规模经营鼓励力度；周围同行对规模经营的态度；家庭成员对规模经营的态度。
3.知觉行为控制（PBC）。知觉行为控制指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行为主体可以控制的程度。罗小锋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抵抗自然灾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可以衡量种粮大户控制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7]；曹建民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培训可以极大刺激农户提高技术水平的意愿，降低技术风险，参加技术培训频率可以衡量种粮大户控制技术风险的能力[8]。此外，本文认为市场风险应对策略、农户规模经营资历应当作为衡量风险管控能力的另外两个重要指标被放入模型中。
4.其他因素：经验行为（FB）、组织（ORGA）、个性特征（SELF）。计划行为理论是一个开放模型，为了使得模型更加严密，必须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行为的因素。Smith的研究实证了主体的经验行为会使其产生心理波动而影响实际行为[9]。本文认为过往的亏损经历和当期的盈利可能诱使种粮大户产生心理波动，进而影响其风险感知行为；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协同效率；栾敬东等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证实产业链各主体相互孤立是导致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原因[10]。本文认为产业组织化程度影响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行为，而产业组织化程度由种粮大户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加入合作组织的数量体现。此外，必须将种粮大户的个性特征，包括家庭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自然资源禀赋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之中。
（二）研究假说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由理论模型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生态风险论文范文5
【关键词】高速公路；风险控制；动态成本监控；全寿命周期风险管理
一、引言
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对于整个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正常运转和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其中，高速公路作为现代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城市内部和城际之间交通中转、集散的功能，在全社会交通网络中起着“节点”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潍坊至日照高速公路，简称潍日高速，高速公路网编号为S23，是山东省一条规划连接潍坊寿光市和日照市的高速公路，途经潍坊市、昌乐县、安丘市、诸城市、五莲县，跨越胶济铁路、胶济客运专线、青银高速公路和青兰高速公路，全长约185km，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本项目工程概算投资89亿元，是山东省“五纵、四横、一环、八连”的高速公路网规划中“八连”的重要路段。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关系国计民生，其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将项目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及方法与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际密切结合，在对本项目进行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本项目的风险管理策略选择，以为加强本项目的风险管理提供充分的依据和指导。
二、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风险识别分析
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风险包括政策风险、金融风险、自然风险、信用风险等。具体详见表1。
三、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风险控制策略的选择
为了全面控制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本文认为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应选取以下风险控制策略：
（1）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控制
就工程项目而言，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控制是指建设工程项目从立项到报废的全过程，包括勘察、设计、施工、使用、管理、维护、废弃处置等各个阶段所可能发生的风险监控过程。对于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而言，应在项目全寿命周期优化思想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寻求降低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的过程，具体分析如下：
投资决策阶段：在投资决策阶段，要从全寿命周期出发，综合考虑工程项目各阶段的潜在风险，制订多个可行性方案进行比选，按照全寿命周期总体风险最小化的原则，确定最合理的投资方案，实现投资决策方案的科学化。
设计阶段：工程设计是建设项目进行全面规划和具体描绘的过程，合理设计风险控制和防范方案将使工程风险大幅度降低，挖掘设计潜力将是控制工程风险的关键性环节。设计人员承担确保设计质量和降低建设项目风险的双重任务，同时要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成本，并为报废处理考虑最经济的处置方案；在工程设计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可以降低风险的方法和措施，在确保设计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全寿命周期风险的最优化目标。
工程施工阶段：工程施工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在于协调与正确处理进度、质量和风险的关系；有效地控制工程现场情况突然变化和相关成本、施工进度相关关系；注重环保和生态环境，提高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运营阶段：按国家和行业规范合理使用建设项目。同时，注意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动和费率、税收等政策的调整，及时更新运营政策和完善运营体制，确保成本按时收回和可持续经营。
（2）建立动态风险监控体系
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风险监控应贯穿在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控体系，掌握风险的变化规律，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来防范风险，具体如下：
风险识别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识别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为此，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应着重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保证能够及时地收集到有效、真实和可靠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以全面、准确识别本项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为项目风险识别提供充分依据。
风险评估及防范阶段：这一阶段是风险监控的重要环节，应动态、全面地监控工程项目风险，建立一个完善的动态风险监控体系，选择动态监控体系的模式，明确项目动态监控的目标；采用合理的科学理论为基础，根据项目动态监控体系自身的特点，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以激励性为主，并辅以一定的约束性。
项目运行阶：在这一阶段，先前各种矛盾和潜在的风险很有可能突然发生，迅速蔓延，并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对各种可能造成损失的事件要严加防范。如：在质量、成本、进度、技术等方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强定期质量检查、成本控制，制定柔性的进度计划，制定相关的技术应急预案和变更方案；优先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监控体系内部实行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因沟通问题而造成的损失等。
（3）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根据对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风险识别分析，本项目的风险管理应该将重点放在与此相关的风险的防范上，比如施工阶段可以根据工程的工作内容、工作顺序、持续时间和衔接关系，充分考虑影响工期的因素，如人员、技术含量、运输、施工机具、资金、工程地质、气候条件、现场工作环境等，加强施工现场人员、材料、机械设备等管理，合理规划好施工总平面布置，确保工期目标和施工安全保障的实现；与政府政策相关的风险要事先和政府沟通协商好，准确把握工程建设期间和建成运营阶段相关政策变动情况和变动幅度，预先制定防范和损失降低的措施；与信用相关风险可以更多借助保险、金融市场工具进行风险分散和回避。此外，本项目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密切相关，项目建设应该加强与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的沟通和交流，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四、结语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地位会更加的突出，也将会向着智能化、一体化、动态化等方向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本文以潍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理论及方法对本项目风险管理所做的分析与研究，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受篇幅限制，尚不够全面、详尽，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分析本项目所选择的风险管理策略的具体实施，以进一步增强项目风险管理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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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论文范文6
一、风险管理与安全管理关系的认识
在分析电子文件安全管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要加强对风险管理与安全管理关系的认识。而要真正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风险与安全有深刻的认识。在新华字典中，对风险的释义是“危险；遭受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的可能性。”对安全的释义是“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从两者的释义中，我们不难看出风险与安全是有密切关系的，都是通过与“危险、危害、损失”的关系来体现的，但这并不是说风险就意味着不安全，这跟人们日常的理解可能有出入，在大多数人看来，风险就是安全的对立面，风险的存在就意味着安全事故的发生，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风险其实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性”，而“可能性”就意味着风险的发生可能会引起安全事故，造成危险、危害或损失，也可能不会。另外，还必须认识的是风险包含威胁和机会两层含义，即风险造成的影响包括消极的威胁和积极的机会两面，而不仅指传统意义的威胁。威胁与机会的转换关键是在于平衡安全、成本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正如电子文件的 网络 化利用，可能比传统纸质化利用面临的风险要大得多，但不能因为风险大就不利用电子文件，之所以电子文件网络化利用迅速 发展 ，关键在网络化利用给档案工作带来的机会更大，利用成本更低、利用效率更高。其次，要对风险管理与安全管理有深刻的认识。风险管理是指管理组织对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计划、识别、评估、应对、监控的全过程，是以 科学 的管理方法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实践活动的总称。③风险管理主要通过风险评估来识别风险的大小，通过制定信息安全方针，采取适当的控制目标与控制方式对风险进行控制，使风险被避免、转移或降至一个可被接受的水平。应该说，风险管理本身就是安全管理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安全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实践方式。安全管理只有在风险管理正确、全面地了解和理解安全风险后，才能决定如何处理安全风险，从而在安全的投资、安全措施的选择、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问题中做出合理的决策。基于风险管理的安全管理体系就是将风险管理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安全管理体系中，这种体系并不能完全消除安全的风险，只是尽量减少风险，将攻击造成损失的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达到安全风险、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二、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探讨电子文件安全管理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安全管理理论与方法指导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是解决如何确切掌握信息及其依赖信息系统的安全程度、分析安全威胁来自何方、安全风险有多大，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应采取哪些措施，要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和物力,确定已采取的信息安全措施是否有效以及提出按照相应信息安全等级进行安全建设和管理的依据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重要指导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视角来看文档工作我们会发现，一直以来，文件、档案安全管理工作都是沿袭传统档案载体保护工作来开展，以此形成的相关理论也是以传统档案载体研究为基础的，随着电子文件的出现，传统以档案载体保护为核心的档案安全管理理论就很难适用于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虽然档案部门也对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做过很多理论探讨，提出“前端控制思想”、“全程管理思想”、“文件连续体理论”、“后保管时代”、“文件运动理论模型”等理论来强化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并不是专门的安全管理理论，很难在电子文件安全管理上取得实质性效果，由此指导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种种疑难点，如电子文件安全事故衡量标准是什么？如何选择安全产品？安全控制全面吗？是否冗余？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安全等级如何划分？安全代价如何衡量？这些疑难点的出现，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现阶段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工作缺乏科学的安全管理理论与方法指导。
（二）对安全管理的认识存在偏差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提倡的是一种适度安全，即风险是绝对的，安全就是在综合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前提下，通过安全措施来控制风险，使残余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同时也强调树立风险意识，并通过风险的大小来度量信息的安全性，将“信息”提升到“资产”的高度来进行安全管理。然而，传统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对此认识却存在偏差。
1、追求绝对的安全。一直以来由于档案部门缺乏安全风险意识，总是想找到绝对安全的方法和措施来追求档案各安全属性（如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不可否认性、可追究性和可读性等）的绝对安全。然而，从理论上讲，风险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风险是永恒的，安全是暂时的。而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风险管理工作。电子文件的每个安全属性都有相应的保证级别作为其强度的测量尺度，在实践中追求各安全属性的绝对安全，并不能达到最佳安全效果，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样，从信息安全保密的实践 历史 来讲，安全保密是一个动态过程，安全事件是一种随机事件，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安全。祈求“绝对安全”将在人力物力上付出极大代价，造成严重浪费。因此，档案部门将安全管理目标定位于“系统绝对安全、数据永不丢失，档案永不泄密，电子文件万无一失”，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2、风险意识薄弱，对安全风险认识存在偏差。一些安全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信息安全知识不足，却津津乐道“太平盛世”，双耳不闻“盛世危言”，甚至认为，谈风险是“杞人忧天”，说安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根本没有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度量电子文件的安全性。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正确认识安全形势和树立科学的电子文件安全风险观。
3、忽视了对“资产”评估鉴定。从目前情况看，文件、档案管理部门虽都认识到电子文件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部门只是将电子文件作为日常办公的一种辅助帮助，并没有将电子文件提升到“资产”高度来管理，就更谈不上对“资产”进行评估鉴定。然而，从安全管理角度讲，一个组织系统内的资产在没有被评估鉴定前，是不可能成功实施安全管理并进行维护的。④
（三）管理环节不完善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强调对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管理，包括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环节：风险计划的制订、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从这个视角来看，当前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首先，安全管理计划缺乏依据。现有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计划的制订，绝大多数是凭借个人经验或者参照其他管理部门计划来制定的，而不是依据风险应对、风险监控实际情况来制订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其次，缺乏关键的风险评估环节。风险评估是电子文件安全管理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没有风险评估，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决策行动的依据与方向，由此而引发的安全管理措施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虽然大部分管理部门强调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电子文件“万无一失”，但大多是“人云亦云”，进行简单的跟风或对安全产品与技术进行简单地堆叠，没有针对性。对于引起本组织电子文件风险的因素没有深入探究，甚至谈不上什么了解，对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对其用途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在风险来临之时，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最后，安全监控力度有限。电子文件是动态存在的，其安全现状也是随时在变化的。在采取安全措施后，还必须强化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监控，实时监视残余风险、识别新风险，执行风险应对计划，以及评估这些工作的有效性。然而现有的电子文件安全监控力度十分有限，绝大部分是局限于电子文件载体的温湿度控制，而不是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残余风险、新风险的监控。
（四）缺乏系统性和动态性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基于系统、全面、 科学 的安全风险评估，强调对信息的全过程、动态控制，对信息进行系统化安全管理，使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和结果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从而实现系统安全的动态平衡。传统的 电子 文件安全管理，一方面，绝大多数是针对电子文件载体本身的安全管理，采取的是往往单一的安全管理措施，对于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最终还是不能避免电子文件风险的发生。⑤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强调要收集全电子文件相关的背景、结构信息，但具体实践中由于没有科学界定电子文件安全管理范围，其背景、结构信息也就难以收集齐全， 自然 安全管理工作就不系统。另一方面，忽视整个电子文件保管环境的安全管理。电子文件保护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其自身及其所依赖信息环境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讲，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不仅要对电子文件自身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对其依赖的信息系统风险进行综合管理。而这点是传统电子文件管理所被忽视的，传统的安全管理大都是从电子文件本身风险因素出发而制定安全措施的，这很难在电子文件安全管理上取得实质性效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大多是静态地管理，更多的是实践经验的 总结 与应用，一般将文件按其形成过程分成若干阶段，分析各阶段潜在的风险因素，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也适合电子文件安全管理，但毕竟是以静态的眼光来分析风险，各个阶段的安全管理工作缺乏必要和有机的联系，没有将各阶段的安全工作、工序和风险因素统一起来进行综合考虑，很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电子文件安全问题。
（五）忽视了对安全风险、成本和效率的权衡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宗旨之一，就是在综合成本和效率的前提下，找到安全风险、安全成本与效率之间平衡点，通过安全措施来控制风险，使残余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安全风险、安全成本与效率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安全风险、安全成本与效率关系示意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安全风险与安全成本控制达到平衡点时，安全效率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实际上，绝对的安全是没有的，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也不是“越安全越好”。不同部门不同种类的电子文件，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不同的；同一份电子文件其安全保密性超出安全保密的管理需求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造成资金上的浪费。正如一扇门配几把锁取决于门内放的东西的重要程度，锁越多，门的安全成本也就越高，而门的使用效率就越低。然而，当前的电子文件管理重安全，却忽视了对安全、成本和效益的综合权衡。很多文件、档案管理部门在没有对本部门安全现状和安全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追求安全就不惜成本盲目地追求新的安全产品与技术，结果采用了一大批新安全产品与技术，却收效甚微，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此外，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强调以纵深防御体系设计作为安全管理的核心，这种防御体系强化安全管理的纵向层次和深度，侧重安全管理的宏观指导，但在指导安全管理的具体实践方面，缺乏科学依据和方法，无法对电子文件的安全风险进行度量，自然就无法权衡电子文件的安全、成本和效益，结果在实际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工作中，安全投入成了一个无底洞，安全管理成本经常是远远高于电子文件所带来的效益，最终安全管理失去原有的意义。
三、结论
传统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在一个局部的、静态的、少数人负责的、突击式、事后纠正的管理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降低各类风险，也不可能降低电子文件安全事故导致的综合损失。而基于风险管理的电子文件安全管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化、程序化和文件化的管理体系，基于系统、全面、动态、科学的安全风险评估，体现预防控制为主的思想，强调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原则前提下合理选择控制方式以保护电子文件，使电子文件安全风险的发生概率和结果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这种管理体系更加适合于电子文件的安全管理，因此，文件、档案管理部门应尽快建立自身的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体系。
注释：
1、吴世忠：《信息风险管理动态与动态与趋向》，《 计算 机安全》2007年第4期。
2、冯惠玲：《论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3、 陈国云：《档案信息建设的风险管理》，《档案管理》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