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例6篇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1

关键词:技术扩散;技术创新;研究水平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一、国外研究情况

(一)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过程

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历史很长,而国外对此的相关研究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时欧洲社会科学的发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在1890年发表的《模仿律》中提及要研究“在给定100种不同技术(工业过程)下,为何其中10种得以推广而其余90种被遗忘①”的原因,并将扩散概括为模仿定律。旨在研究一个社会在引入一项变革后的影响的早期的“英德传播学派”被认为是扩散研究的另一根源,对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给予传播研究的重视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到了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衣阿华州,瑞恩和格罗斯对杂交玉米种子的扩散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调查,创建了典型的扩散研究设计方案并发表了著作,自此以后,技术扩散相关理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上世纪50―60年代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农村社会学家开展的扩散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进入“快车道”,其研究领域遍及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其中,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构造了十分著名的“空间信息域”模型,该模型成功模拟了农业技术的扩散过程,同时为农业技术扩散空间过程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有关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前者在宏观上分析技术的扩散过程以及技术最终被采纳等相对比较广泛的问题,后者则更注重采纳方所做出的决策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突出有意识的主观经济行为。

(二)农业技术扩散的宏观层面研究

宏观层面的扩散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块:(1)过程研究。此研究多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或康柏次函数来模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农业新技术表现出来的扩散过程,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呈现出“S”型曲线运动轨迹,但不同技术的扩散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针对不同技术扩散的差异性,罗杰斯和曼斯菲尔德认为影响扩散速度的关键因素是信息的传播,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传染病模型”。拖拉茨基、克莱恩的相关研究表明,创新的相对优势和相容性与扩散速率呈正相关关系,而创新的复杂程度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但“传染病模型”的提出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传染假说中关于“假定潜在采用者获取创新信息后立即采用创新和假定所有的潜在采用者在接受技术中的公平性”的相关内容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现实中种种原因,比如潜在采用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信息获取渠道等等,都会导致对创新信息接受机会的不均等;(2)扩散模式。农业技术扩散的模式有很多,根据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大体上可以分为政府计划推广模式、政府和市场作用综合模式以及市场分散作用模式,市场在这三种模式中的作用越来越来突出。按照经济运行机制,可将技术扩散模型划分为集中型、综合型和非集中型三大类,集中型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非集中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而综合型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综合状况;(3)扩散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指的是系统内部各个结构要素之间、功能要素之间和传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原理和方式。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存在相当复杂的作用机制,格鲁尼格认为哥伦比亚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有七个结构约束领域:市场极端不稳定、土地分配不均、交流设施不足且质量差、现代生产投入的分配不均、教育不足,不注重实践经验、信用制度排除大部分的农民、信息不灵。根据他的理论,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如果这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无法得到解决或控制,扩散速率就会大打折扣。黑文斯曾表示,农民社会中大范围技术变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障碍,如土地制度、制度参与、经济隔离、财富的不均等。一项新技术在社区内扩散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社区成员财富的巨大差距、潜在采用者的异质性和社会状况的不同;(4)扩散模型。继“传染病模型”提出后,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诸如Bass模型、Sharif-Kabir模型、NUI模型和GRM Ⅰ等模型。随后又出现了如重力模型、最大熵模型等技术扩散的空间展开模型和时间―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空间―时间模型等时空展开模型。虽然这些模型的出现极大便利了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研究,但由于其高度抽象了技术扩散的过程,模型缺乏足够的的解释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三)农业技术扩散的微观层面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业技术扩散侧重于研究技术在个人间的扩散即技术决策过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潜在技术采用主体的分类、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价值观及沟通行为方式的不同,潜在技术采用者存在差异性的采用行为。对于新技术采用的决策,罗杰斯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认识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证实阶段。不同的阶段会受到不同变量的影响,例如技术采用主体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等。

二、国内研究情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关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才逐渐开始,主要侧重于研究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可惜的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的文献也有限。近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如环境问题、农产品价格和质量问题、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生产成本上升和农业技术落后等问题,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农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方面的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扩散模式和模型、扩散机制、推广体系、影响因素。

(一)扩散模式和模型

在农业技术扩散模式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怫翔等提出的政府主导型和农户需求主导型的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学者国亮提出的传播型、指导型和交互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以及齐敦品提出的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结合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国内农业技术扩散模型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对国外现有模型的简单推广和模仿,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二)扩散机制

扩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方式构成了技术扩散的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是解决我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不衔接等难点问题的关键。相关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有:(1)刘志澄提出的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2)高启杰等提出的包括政策体制和异质体制的农业扩散机制;(3)顾焕章提出的包括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和引导机制的科技成果转化;(4)陈会英、胡瑞法等人提出的农民技术需要动力机制等。

(三)推广体系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然而,由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技术扩散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技术推广体系已基本不再使用。针对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计划中经济痕迹仍十分明显的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调研考察并提出观点。例如常向阳和赵明基于产业链角度的重构,认为现行农业技术扩散体系内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变革和创新。

(四)影响因素

农业技术扩散实质上是一个诱导农民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行为的过程。影响农业技术有效扩散的因素有很多,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陈学志、胡虹文、刘笑明,贾延华、段宜超,李同升、国亮等人认为农业技术在扩散过程中会受到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本身因素、自然环境、区域性特点、技术信息传播渠道、经济条件和农民素质等。

三、结语

迄今为止,国外相对于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更加成熟和系统,研究层面也比较深入,学科之间关度较强,研究内容宽泛,兼顾微观和宏观,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研究成果较少,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国外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经验,结合各个学科,重视学科之间的综合发展,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塔尔:《模仿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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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2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提升,而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加快农村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发展、开发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需要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区域性特征,发挥区域职业技术院校的技术与服务优势,构建农村职业培训体系,开发创新农村培训内容,开展灵活丰富的农村培训形式,以有针对性、灵活性、长效性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和运行机制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职业教育;人力资本;运行机制

一、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它的总体要求是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素质就必须依托教育事业,尤其是针对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各地要深入开展“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教育科技培训体系。”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明确了全省农业发展要遵循现代化、集约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同时提出了绿色、环保、高效以及城乡一体化供应链,城乡资源共享的目标。对此,只有通过对农村与农民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认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才能顺利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二、当前新农村建设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第一,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农民素质的提升在内涵上就是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最终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劳动和身体素质的总和。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其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农民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对农村劳动力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帮助农村劳动力有效地向非农行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有助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观念,实现人力资本的自我增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是指通过将现代工业、科技和科学管理的先进生产力应用于农业和农村,使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包括农业装备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管理现代化和农民科学素养提升等,使农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指向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和谐、全面、科学发展的社区,因此,无论是现代农业技术还是现代农业管理方法和科学文化素养,都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职业教育来帮助农民掌握技术,学会管理经营,提高自身素养,从整体提升的角度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建设。

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职业素养。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作为一种新型的古老职业,职业农民不仅需要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素质,还需要具备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业科学文化等知识和能力。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职业农民的素养与能力只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职业教育才能达到。

三、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成效的主要原因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村职业教育成效不是非常显著,农村职业教育尚未形成良好的运转体系,在职业农民的培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捋清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

第一,职业教育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培训方式缺少灵活性。目前,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众多,有多部门、多主体参与,培训内容涵盖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农村开发等,但是各类教育培训由于缺乏针对农民培训的需求调查,或者对参与培训农民的认知水平估计过高,在培训中往往出现培训内容陈旧或者理论性过强,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农业生产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节是农民劳作繁忙的时候,培训时间不能与之冲突,而农闲时节培训方式往往以集中授课和室内授课为主,不能让农民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缺乏灵活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2]

第二,农民主动学习意愿缺乏,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不足。囿于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部分农民认为培训完全没有必要,只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农民看到的更多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出,对于看不见即期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往往视而不见。因此,着眼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农民培养,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以农场主、农业技术能人、农村干部、农民合作社为主,以可见收益来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农民的主动参加职业培训意愿。[3]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部门各自为政,协同发展机制失灵。根据国家农业部相关精神,农村职业教育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等多方面主体广泛参与。这些参与部门和主体本应该通力合作,协调发展,但事实上,很多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如农委部门负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培训,劳动部门负责农民技术技能、就业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各部门的协调程度不够,导致培训内容重复,培训资源浪费。职业技术院校以承接服务的形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往往因为上述原因而达不到良好的效果。[3]

四、构建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教育模式和运行机制

地方高职院校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肩负着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目标,而且要充分运用农业新技术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培养职业农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地方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健全职业教育模式,丰富职业教育手段,完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以服务意识和市场化原则推进各项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第一,构建以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特点是“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这是由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特征决定的,因此,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应考虑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通过教育培训使他们达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能力素质要求;对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如农业工人、农业雇员、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等,要开展常规性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及时了解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之更好地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对于有志于完成学历提升等职业农民,高职院校可以开展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学员只要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获取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历资格。同时,高职院校也可以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专门开设相关专业,定向培养职业农民,这不仅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一种高阶形式,而且是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构建以网络教学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运行机制。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网络教学以其参与性、互动性、移动化等特点可以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参加培训,并以其在线互动性等特点可以帮助农民与专家学者及时建立联系,回答相关农业疑问,同时也方便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学习。随着互联网技术等普及应用,网络教学会成为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重要形式。其次,要大力开展现场培训。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学习新知识,应用新技术,只有坐而论道的课堂教学和理论学习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培训效果,农民更喜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间课堂”和现场培训,因此要动员农民积极性,顺应务农农民的学习规律,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在农村田间地头,授课教师现场讲解示范,农民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授课教师可以及时回答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构建以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体系。首先,实行有针对性的农村职业技能系统内容培训。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源于农村及职业农民的具体需求,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产业特征安排生产经营型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专业工种安排专业技能型职业培训,按照不同岗位要求安排社会服务型职业培训,减少概述性、理论性的普及性培训比重。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要按照产业特点培养农业经营者的市场意识、合作化组织管理、农业市场经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农产品物流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按照工种特点培养职业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农业机械化设备使用、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与培育、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在社会服务方面,要按照岗位特征开展服务意识、服务能力、从业资格、服务产业章程等方面的培训。其次,开展农民文化素养的系统内容培训。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的美体现在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因此,要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变,离不开对农民进行系统的文化素养培训。可以通过组织各类职业教育活动,让农民在技能培训过程中提升科学人文素养,也可以通过倡导孝亲爱亲、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活动,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气。此外,还应该对农民进行健康知识和传统文化的讲解与传播,以良好的保健知识强健体魄,以深厚的传统文化武装头脑,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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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燕,刘维俭,马建富.从职业教育角度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农民人力资本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5(17):17-20.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3

关键词:现代农业推广;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90-09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社员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阿氏模型已经不适合指导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笔者从农业推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视角出发,基于ZKJ方法论重构了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为研究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该模型正视了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业创新的应用和产业化为推广最终目的,强调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社会的终极需求。

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科技密集型产业,需要多领域科技的集成,需要多元主体的集成,需要资金、科技、管理、政策等多种要素的集成来实现综合集成创新。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也必将出现更多新的研究内容,更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将融入到农业推广的理论体系之中。期望本文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有助于梳理农业推广的相关理论知识,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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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4

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实践应用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333215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发展不仅关系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关系着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发展农业要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我们除了研究出各种创新型产品外,还要将其充分运用到生活生产的实际中,以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

1 新时期下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

农业科技推广的范围要有针对性,推广的方式方法要具有广泛性,要能够适用到我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针对农民的特点,联系新时期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我国应采用方便且易推广、易学习的方法来促进农业科技普及。

建立优秀示范户、技术人员进村入户的推广法。在一定农业区域中,以行政村为单位,良种良法直接落实到田地,技术措施要领直接落实到个人,科技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指导,设立科技示范户,示范户做好榜样,带领周围农民进行科技学习,争取做到周围辐射户对农业新科技都能够进行实际操作,达到能够了解基础知识并进行运用的目的。

印发资料、广告宣传手册推广普及法 。将所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的技术方法、操作要c、技术原理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印成简便易读的技术资料,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户们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户较易掌握,并可对照操作应用,而文化基相对较弱的农户在科技人员和周围其他人的帮助下也能掌握,达到一定的农业科技普及传播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活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非常受农户欢迎。

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科技讲座推广法 。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培训讲座,通过培训使技术人员、培训人员明确重点,掌握所推技术的基础原理与关键技术,对科技示范户、新型农民,要使其掌握主推技术的技术要点。通过面对面的传授,有利于将技术及时有效地传达,科技人员或者农户有问题也可以在现场得到有效解决。

政府出台政策、实施技术和实物配套捆绑相结合的推广普及法 。实行技物结合,利用农资实物、配方新肥料等,推广应用农业新科技和农作物优良品种。实践证明,技物结合连锁服务推广普及法,可以让农户等看科技的效果,在第一时间开展新科技、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减少群众的盲目种植,形成农业产业。

2 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方法配套应用

在了解推广方法之后,我们最终是要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在以后的生产生活中广泛推广、充分运用,以达到发展农业的良好效果。

2.1 按照“专家团、技术员、学习户”的思路建设服务体系

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专家开展培训班或讲座,讲述理论知识,技术员亲自到田、地中指导农户学习理论知识并实践。公司为农技人员提供工作津贴与补贴,通过企业、农业技术人员双向选择的方法,提高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设立优秀学习户、先进户,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生活补助,提高农户学习的积极性。

2.2 转变培养模式,让学生学以致用

现代农业需要实践能力强,理论基础好的农业科技复合型人才,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实践能力,组织学生投身到农业、农村锻炼实践中,与农户进行交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碰撞,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也有利于农户对理论知识的了解。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学习,让学生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也让农户学到更多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走出象牙塔,进行社会化培养 ,带来的是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农户文化基础的提高。

3 结束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充分运用各种条件资源,提高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能力。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由科技大国转变为科技强国。第一产业农业的科技应用,有利于我国经济提高,经济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不仅仅要进行科技发明,更要致力于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在一起,以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于忠云.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的实践与应用[J].江苏农业科学,2012(05).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5

1.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

第一,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应该拥有扎实、系统的专业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将经济管理科学中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比如,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社会调查、技术经济学等学科中的方法,运用于分析和解决在农业经营和管理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了解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相关政策法规及其发展趋势;熟悉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前沿和农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第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还应该具有广博的综合知识,在注重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拓宽自己的专业内涵,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有效融合,能够更加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应该是通过自我学习和系统的专业学习,提高自主创新的意识,而且具备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素质。

2.具有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

勇于创新、敢于冒险,是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也应该富有积极主动进行创新的精神,并且善于创新和开拓。在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应该积极有效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分析市场的基础上,主动进行涉农产品创新、农业技术创新、农业企业生产组织创新、农业生产要素创新和农业经营理念创新等,做农业市场发展的引领者,在农业技术改造升级、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开发、农业产业链整合、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方面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业朝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精准农业方向发展。

3.能够不断地实践创新行动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不论是在学习或者实习的环节中,还是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都要摒除按部就班的做法,能够用创新的思维去思考和分析问题,用创新的行动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能够不断地发扬创新的精神,将创新行动进行到底。

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我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局限:

1.培养目标过于单一

大多数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通过系统地学习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熟练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成为符合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单一的培养目标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需求,需要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培养具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较高的真正经济管理人才。

2.课程体系结构不合理

一是专业课程大都是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等,对涉及农业发展的前沿与热点问题涉及得较少,导致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二是课程设置综合化程度较低,课程内容相互脱节,能够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较少,不利于学生扩大知识面,也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课程内容重复现象突出,使学生感觉学习乏味,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3.实践教学环节欠缺

一是实验实践课教学时间容易被理论教学占用,学生实践能力较差;二是实习基地数量较少,实习基地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实习往往是走马观花,不能真正实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三是毕业实习时间虽然较长,但是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难以判断学生是否真正能够将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和专业实用技能应用于实践过程。

4.教学方法不科学

单一化、灌输性教学方式,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师生之间交流较少。教师讲课的重点不是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而大多是纯粹的概念和理论的介绍,学生参与度低,缺乏主动的思考,学生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难以得到培养。

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1.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

相对于传统农业,农业现代化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融入农业生产的过程,其本质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是通过集约型农业、生态型农业、精准型农业和有机农业等农业生产模式来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新品种、高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的创造、推广和应用,不仅需要“懂技术”的人才,更需要大量“懂管理、善经营”的经营管理创新型人才。因此,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的农业技术型人才向适应农业综合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产品运输等多方面农业服务的创新型人才需求的方向转变。这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在新品种的引入、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新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应该拥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主动创新的意识。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的目的就在于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大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在促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过程中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高等农业学校真正承担起“科教兴农”的重任,在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农业经济管理创新人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引导农业创新型人才为“三农”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实现需要创新型人才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资源、文化、人口、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优秀人才去贯彻落实。一是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创造、应用和推广,需要创新型农业技术人才去发明和创造;二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经营管理类人才去带头创造;三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文明乡风的建设也需要一批优秀人才去引领,发挥示范作用。因此,培养和输送大量文化素质较高、经营能力较强的创新型人才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带动广大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是保障新农村建设真正实现的重要途径。高等农业学校承担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的责任,应该为农村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具有“创造、创新、创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但目前,高等学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创新的能力也比较欠缺。所以,高等农业学校应抛弃那些传统的、保守的、僵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途径,培养大批创新型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这既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迫切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在应对科学技术革命的现实性选择。

3.社会需求改变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现代社会最紧缺的是能够满足企业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创新型人才,而创新的能力和素质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挖掘大学生的创新潜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成为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如何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扩大学生的就业面,是高等农业学校人才培养过程需要进行思考的重要问题。

4.高等农业学校立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等农业学校一般都隶属地方政府,是所在区域内进行农业知识传播、农业人才培养和输送的主要机构。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以后,逐渐开始转向对绿色、健康产品的需求,环保、品牌、观光农业等机会不断增加。高等农业学校应该把握这个大好的契机,构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积极培养现代农业创新人才,全面推进学校发展的新格局。

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1.重新定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范围从大到小,可以将人才培养目标分为学校、专业、课程等三个层次:一是从学校角度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学校整体上主动适应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变革的表现,学校应该以适应社会需要为准则,明确定位其整体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二是从专业层面上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传统专业,还是新兴专业,不管是基础理论专业,还是应用专业,都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态势,制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三是从专业内部各类课程制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结构、课程内容设计和具体的培养方案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这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培养目标,都应该树立“以农为本”的基本思想,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重点培养为真正能够为“三农”服务的应用型人才以及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新目标为: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和宽广的农业科学、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营和管理知识,还能够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能够运用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发现和解决农业问题,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2.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如何优化课程体系,使其体现的知识结构更合理、更完整,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是农业经济管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一是要注重将农业科技知识、生物技术知识、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等综合起来,以系统的观点将不同的教学内容联系在一起;二是适当增加选修课程的数量和选修课学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三是调整和加强核心的专业课程建设,增设能够体现专业发展前沿的课程和能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四是精简教学内容,解决课程之间内容重复与脱节的问题。

3.完善教学方法

一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创新型人才的特点和培养规律,改变传统的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分组讨论等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善于探索的意识和创新思维;二是经常邀请校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到本专业的前沿问题与发展动态;三是加强与农业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和合作,积极开拓实习基地,提高实习基地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学生参与实践调查的机会,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4.提高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 新型农民培训 需求 影响因素 公共产品理论

党的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农村现有2.4亿农户、8亿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着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建设的成败。因此,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灵魂。目前,在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新型农民培训是直接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的农民培训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多层次的农民需求。本文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阐述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培训,并发展与多层次农民培训需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民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准公共产品是指不完全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消费者增加到一定数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不像公共产品那样边际成本为零。如教育、公路、医疗等都属于准公共产品。一般地,人们把教育,尤其是非义务教育称为“准公共产品”,因为非义务教育虽然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但是,教育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或社会效益,一个人受教育,其他人和社会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益。物品的属性不同导致提供者有所差异,私人物品一般由市场提供,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准公共物品由市场提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新型农民培训作为非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其产品属性也是准公共物品,而新农民培训与普通农民培训的区别在于,新农民培训的目的是培育与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民和与城镇化进程相匹配的农民工。新型农民培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民培训不能完全由私人市场来筹资,政府的筹资或经营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农民培训需求的多层次特点,决定了培训内容和形式必须多样化,因此,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以新型农民的需求为决策依据,全面了解农民不同层面的培训需求,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

二、影响新型农民培训的原因分析

现实中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实际参与率低。农民实际参与率低本质是由新型农民培训无法满足参与者需求,导致此现状有来自政府、培训机构以及农民自身的因素。

1、政府层面。农民培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新型农民培训法律或者法规,虽然有关规定体现在一些法律、法规之中,但很不全面,造成在全国范围内无相应部门对农民科技培训工作进行统筹、协调、规划,难以保障新型农民培训的有效实施,特别是缺乏与培训配套的就业与维权的政策,农民培训的效果更加大打折扣。

政府宣传缺位使农民难以了解培训信息。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达37.91万家,实有入社农户290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6%。农村相对落后的宣传环境导致培训信息不通畅,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对培训项目不了解。当前新型农民培训项目很多,但政府部门还是以“直线式”上传下达,文件精神一般传达到村委会或规模较大的专业合作社。当前专业合作社一般能够结合自身农业技术要求认真落实,因而社内农民相对而言培训比较规范,而村委会则往往漫不经心,落实起来仅仅是“凑人数”。这导致很多农民难以了解到培训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知道政府有哪些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用的培训项目,因此出现了“柠檬市场”。

2、培训机构层面。现阶段农民培训内容普遍存在“填鸭式”和“普教化”的现象,农民培训没有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民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查来拟定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多,缺少针对性,形式单一,培训时间不恰当,大大挫伤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如大多数的农户反映种植业培训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黄瓜、西瓜、西红柿等农作物知识,在三至五天的时间内根本无法掌握、消化,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农民培训的主体大致分为有地从事农业的农民,有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失地从事农业的农民,失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以及失地失业的农民,由于其文化程度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时间、内容和形式需求侧重点也不一样,“一刀切”的农民培训内容难以吸引农民参加,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

新型农民培训的师资与农民的需求有脱节。我国农民培训缺乏真正了解农村基层情况的教师,也缺少适合农村特点的教学手段。由于从事农民培训的教师既缺乏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农村实际,因而在培训中灌输理论知识比较多,讲授实用技术较少;培训的理论性太强,实用性偏低,可操作性较差,语言过于书面化,农民无法理解并快速吸收;培训内容严重滞后,不能把握农村和农民多元化的需求,不能紧密联系农村基层的实际,不适应农民发展需要,与农民的现实需要不相吻合,因此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

3、农民层面。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比较收益低,致使农村大量青壮年高学历者长年在外务工,导致“留守”农民中,一是兼业者众多,出于“耽误时间”、“影响收入”等方面机会成本的考虑,农民普遍缺乏参与培训的实际行动,组织农民培训难。二是务农农民中老年多、妇女多、文化低。如2010年安徽省农委针调研中588名农民中纯务农人数有195人,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且文盲半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能力弱,培训质量和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三是部分农民的观念落后,对农民培训存在误解,认为农民培训是浪费时间。

三、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

新型农民培训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和培训机构,需求主体是农民。新型农民培训,单从需求上看,农民对新型农民培训的需求大,并期望短期连续性、种类较多、费用较低、实用、授课形式多样且最好由大中专院校提供的农民培训。但是现实是新型农民培训项目较少和资金投入相对不足,项目监管不到位以及培训体系不完善,导致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有脱节,培训效果差。在此背景下,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1、完善制度建设。政府应重视新型农民培训,完善新型农民的法律法规。政府要制定相关农民培训的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培训机构、社会组织和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完善农民培训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要健全农民培训的经费制度、考核制度以及软硬件制度。其次各地政府要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农民培训的职责,并根据自身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农民就业和维权等配套政策,以提高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农民的就业生存权利。如杭州制定出台了《杭州市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管王里实施细则(试行)》,2011年落实农培资金800万元和人才专项资金200万元。全年培训农民12.8万人。其中农业专业技能培训3.64万人、转移就业培训3.71万人、务工农民培训4.44万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1.07万人。农民转移就业2.38万人,转移就业率64%,并首次举办农业技能高级工技能鉴定培训班2期,100余人参加培训,考试合格率、获证率达到95%以上,开展农村“双证制”教育培训,2.6万人参加培训,新型农民成为生产主力军。最后各级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相应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与农村基层组织相结合建立起合作培训基地,切实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对培训需要的相应经费投入,减轻农民培训费用。

2、创新培训模式。政府应发挥典型示范户的带动作用,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政府、培训机构要根据各地特点与农民需求,推行多样化培养模式。一是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中介服务组织+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等新型组织模式。要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培养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二是采取“公司+培训班+学员”培训。在龙头企业设置培训班,既明确农业龙头企业对学员的技术培训义务,包括物化技术的供给,又通过技术纽带使企业与学员的合作关系得到维系和巩固。三是进行示范基地培训。每个学员在教师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生产基地,将学到的先进种养技术组装到基地中去,并通过自己创办的产业基地开展技术示范,向周边农户辐射,促进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推广和普及。

3、丰富培训内容和形式。培训机构要根据农民的需求设置不同形式的农民培训课程,创新农民培训形式,增强对农民培训的吸引力。首先培训机构从农民培训需求设置培训课程,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迫切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们指点种植、养殖技术;准备外出的青年农民希望通过培训来学到一技之长,以便获得一份相对稳定、收入丰厚的就业岗位;而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则希望通过培训实现其理想。其次培训机构要从农民的文化程度设定培训课程的难易程度和形式,如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可以使用田间实践示范,或者观看视频等形式,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可以使用课件以及书本等形式,如杭州的新型农民培训制作课件10个,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等现代农业知识,编印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实用教材小册子5000册,涉及水果、粮油、蔬菜、茶叶、食用菌、蚕桑等,编印种养植业模式图2000张及农村科普知识图书资料等。最后培训机构要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设置培训课程的上课时间,并做好宣传,做到农民培训让农民指导,并且适应农民的工作生活习惯,以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出让与地方政府债务研究”(12CJL01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土地出让视角的政府间竞争研究”(11YJC6301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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