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1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李翠珍（1965-），女，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2014年招标课题“江西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JD1492），主持人：肖称萍。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9-0057-0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中心环节。自2012年中央1号文《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尚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种适切的发展模式。对于如何立足国情构建这种适切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概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出现了众多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以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具影响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1]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又将“多中心”概念引入其中，用来阐述其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并做出了实证贡献，最终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企业、社会组织以及遵循市场法则运行的私人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且，相关决策也是在资源交换、信任和协商的基础上，由各主体共同行使决策权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倡政府的权利下放和权利收缩，通过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克服公共事务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弊端，减少“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出现，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机制，以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
依据对中心治理理论内涵的解析，本文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界定为：政府部门、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培训机构、成人教育组织等）、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农村社区、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决策、平等竞争、互动合作，共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效供给的一种方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成果即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属于公共事务[3]，理应实现多中心治理。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价值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效供给，具有多方面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但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容易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独断专行，造成诸多的决策失误和无效决策。掌握大量、全面、真实的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而政府拥有的决策知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强调决策中心下移和多层次展开，要求政府之外的主体，如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等都能参与决策，依靠集体智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有利于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资源瓶颈
现代政府应是“善治”理念下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尽管政府理应对属于公共事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承担巨大责任，但这种责任必然有其边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多种资源，如合格的师资队伍、充足的经费投入、务实的培训课程、良好的培训场所和物质设备等。其中许多资源为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或私营业主所占有，而政府或不占有或占有不充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无疑可以极大地丰富培训资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不少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对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更需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府单中心治理必然会遭遇到的资源瓶颈。
（三）有利于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
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影响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所有主体，如政府、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培训教师和培训对象，等等。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些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长远发展的桎梏。
博弈论也认为，当博弈各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这就意味着各利益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将会逐步放弃自我“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互惠的合作策略，以创造“多赢”的博弈机会[4]。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解决多元培训主体的利益冲突，强化彼此的合作行为，为培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四）有利于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1.现代农业生产型人才，如种粮大户、农场工人、养殖专业户等；2.现代农业经营型人才，如运用市场法则从事农产品加工、仓贮、运输、销售的从业人员；3.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型人才，如植保员、信息员、防疫员、水利员、农机修理工等；4.现代农业管理型人才，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等；5.现代农业发展带头人，如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家庭农场主等。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之间，还有行业之别和层次高低之分。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主要包括：有一定文化和技术基础的青壮年农民、农村干部、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家庭农场主、种粮大户、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大学生等。这些培训对象成分复杂、个体差异显著。
培训对象的复杂性、差异性，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类型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提供的农民培训是唯一的卖方市场，培训对象只能被动地消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企业、私人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团体等非政府主体供给。有了丰富的培训产品供给，培训对象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偏好，选择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培训产品。
（五）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质量
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以两种方式为农民提供教育与培训产品：一是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教育行政机构、农业部门、妇联等，直接开展相关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二是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威，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指派一些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民教育与培训。无论是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是由政府单中心决策和分配资源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培训。由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其培训的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证。
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机制通常比政府控制更具效率。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就都可以提供培训产品和服务，培训资源也将通过市场法则配置，这就势必导致公共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以及私人机构之间的竞争行为。为占有培训市场份额、取得竞争优势，所有参与竞争的培训机构和组织，就要通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培训投入、改革培训教学方式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培训产品。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有活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竞争格局。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也应循此逻辑。
（一）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应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农村社区、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例如，政府应扮演好“掌舵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信息收集与、政策供给、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扮演好“培训教学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师资供给、课程开发、理论教学等方面，发挥其智力优势；企业有场地、原料、设备等实训资源，应扮演好“培训责任共担者”的角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能培训的主力；农村社区则应扮演好“组织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环境建设、组织动员等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只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才有可能满足不同培训对象的个性化培训需求。因此，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形成一个基于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的多元化主体结构，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在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权力中心，是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政府通过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建立以控制为特征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开展“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通常存在缺乏针对性、实效性，不但造成了宝贵培训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也常常导致了培训政策目标的实际漂移。
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必须构建一种基于主体地位平等、权力向度多中心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尽管各主体的角色、职责和权利内容不尽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控制和支配关系。政府和其他主体一样，都是这个扁平化的互动治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主体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各主体，在真诚对话、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的培训决策，不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也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容易得到各主体的心理认同和实际执行。
（三）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
不同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多中心治理需要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例如，政策工具具有引导、监督、激励、评价功能；制度工具对主体行为具有规范功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等经济工具，具有激励功能；网络、媒体等信息工具，具有信息、信息传播功能；社会公益性组织、大学生自愿者等志愿性工具，因其公益性和专业性，具有较强的专业支持功能。因此，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工具结构。
（四）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要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际运用，还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主要应包括：1.政府要转变职能，在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机制；2.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3.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4.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村社区、社会公益性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家庭农场主、城乡居民等，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5.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资源的使用效益；6.建立多中心的监督机制，强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和质量的全方位督查和评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借政策东风和思维创新，立足国情，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2
关键词：职业教育与培训；社会文化；比较
比较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上的差异，必然会涉及到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关系。从历史观上讲，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的形成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成。因此。研究某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特征，应该将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虑在内。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规范、行为态度、信念和理想不但是形成其教育模式、工作组织和职业关系特征的内生因子，还会影响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培育，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其他社会亚体系如普通教育、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之间的变化与联系。笔者拟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较为宽阔的或明晰的分析与比较，以此揭示出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一、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基本特征
欧洲大陆的职业培训起步最早，发育也最成熟。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划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反，工业化革命却摧毁了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具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一致性的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其中以英、法、德三国最具代表性。
英、法、德三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培训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三国同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时间也大体相当，但三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却各具特色：英国政府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遵循自由市场规律，政府不应过多介入，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法国政府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自由市场行为会导致公民个人权利的丧失，政府有责任担当起培训那些需要接受职业培训者的义务，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德国人尊崇一种“在秩序中的自由”，整体观念较强，反映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就是公民和社会合伙人的积极参与、政府在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形成了世人崇拜和仿效的职业导向(或称“双元”合作)培训模式。为行文方便简捷，笔者把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分别定义为：自由市场型、政府主导型和双元合作型。现将其基本特征比较如下：
1．英国的自由市场型模式
(1)培训者和受训者双方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由市场决定的，一切以公平、合法、自愿、有偿、等价为原则，政府不干预双方的具体培训行为；
(2)职业资格类型及变化、职业资格效用及其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迁移都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受市场变化的影响；
(3)培训形式多样化，如学校内培训、企业内培训、学校与企业交替式培训等。培训内容非标准化，但针对性强，目的是适应组织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4)培训费用由受训者个人承担，培训组织多为赢利型。但针对本公司职员的内部培训往往都是由公司承担。市场化的培训标准总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
(5)普通职业教育和专门职业培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总是在公办职业学校进行，后者多由企业或私人举办。
自由市场型在劳动、资本与教育(培训)三者之间形成的这种互动关系会随着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社会分层方面，那些处于不利社会阶层的公民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而享受不到正规教育或职业培训，是市场的弱势。
2．法国的政府主导型
(1)培训双方供需关系由政府组织或官僚机构决定，培训计划往往是政府指令性的，培训规模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需求；
(2)职业资格类型及效用较少根据企业的需要而适时变化，培训课程标准一般表现为抽象化、文字化和理论化，很难针对那些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职业岗位进行培训；
(3)培训承担者和发生地主要是职业学校，各培训学校都是根据普通教育毕业证书或专门的入学考试而招收培训学员，即通常所说的“教育驱动型”职业培训模式；
(4)职业培训资金主要由政府预算拨款，其固有局限性决定了职业学校不可能在整个学年针对所有人开展培训，一般主要是针对高层次的专业人员开展精英式的培训：
(5)教育驱动型培训模式的课程标准始终保持在职业阶梯的较高位置，至少属于中间层次。这样，针对所有人的培训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无法兑现的状态。
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本位的政治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支配下，处于不利阶层地位的工人若获得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资助的教育部门(包括职业培训)接受资格培训并获得职业资格时。就可以在政府计划主导框架内进入劳动世界。这种模式往往使职业培训机构受到普通教育模式的强烈影响而沦为其附庸。
3．德国的双元合作模式
(1)培训单位主要是民营性质，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培训规则，相对独立于普通教育模式：
(2)在这种合作性模式内，车间是主要的学习场所，年青人与企业签订一份教育合同就具备了受训者和特殊雇员的双重身份。同时，受训者还要参加职业学校学习，并依法取得学生身份，接受普通教育模式规则的约束；
(3)培训方法和内容由企业或内部利益群体决定。雇主、工会和政府组织共同制订和调节职业标准和培训规范，并通过议会立法使其取得合法地位；
(4)各企业通常支付培训费用，企业提供给学员的津贴是由法律规定决定的，职业学校的资金由政府支持；
(5)双元职业教育模式传承了传统手工业培训的某些特征，如“自我管理、企业内、边工作边学习”等准则仍然沿用至今。
这种模式通过一种相对独立的机构把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即具有合法身份的“中间人”行业协会根据国家利益来管理和指导工人的就业资格。这样，双元制所包含的市场规则和官僚规则就可以通过“中间人”的协调作用而发挥良好效用。
二、不同的职业文化背景折射出不同职业教育与培训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职业教育与培训实质上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从职业观上的不同态度加以简要论证。
不同的职业文化观。反映在国家职业文化观念上，英国人轻视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他们看来，普通劳动者只要身体强壮就可以了，生产和工作所需的技能可以在劳动中习得，而英国的皇家、贵族阶层却始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保守的英国人”实际上是在聪明地保持着自己的特权地位同时又使工人阶级再生产下去。
法国文化崇尚理性，教育上偏重古典人文教育，轻职业技术教育。虽然1919年的《阿斯蒂埃法》规定由国家来承担工人子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重任，实际上在诸多国家事务中，政府很难把职业教育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并且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政府这种“扶困济贫”的做法很难得到富人的支持，所以法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步履维艰、发展缓慢。
德国文化中渗透着可贵的敬业勤劳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文化的精神源头就是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新教主张人应面对现世．面对现世中上帝所赋予的神圣职业，尽职尽责、创造财富就等于找到通向天堂的大道。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遵守纪律、勤奋和对义务的忠诚等美德，也形成了敬业、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科学的现代精神。”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在德国教育思想家洪堡、赫尔巴特、凯兴斯泰纳等人的思想体系里得到了尽致发挥。如洪堡提出了培养“全人”教育思想，他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是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赫尔巴特提倡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追求道德尽善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凯兴斯泰纳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有用的人，而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勤奋认真地从事对国家有益的职业。他认为职业教育“处在人的培养的入口”，要负责把成长着的一代引上成为有用的人的道路。
三、不同的主流社会文化形态对应了不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工业革命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国家的先后形成是显而易见的，对形成这一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潜在作用的描述也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存在。近代以来，欧洲思想体系可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但统冶欧洲思想界的主流社会文化主要是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三种占据欧洲思想中心的文化形态分别应对了三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文化形态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反映。现浅析如下：
1.传统主义对应职业导向型模式，使职业导向模式合法化
根据后启蒙学派(post—enlightenment)的观点，这种合法化在理念上是基于传统的，如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所推崇的职业实践和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组织化的职业分类方法。根据这种观点，职业被理解成了职位、能力、收入三要素的特定组合，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是由历史传统和社会地位双重因素决定的。各个职业的核心要素可被分组成特有的交换形式。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社会交换形式。每种职业都会根据他们的“角色地位”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链。职业还是个人身份地位的主要来源，通过职业，人们会向周围环境展示自我。这一点在欧洲乃至今天的世界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职业分类体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把经济、社会和教育活动转化成职业系统框架，从而促进效率提高。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培训领域中“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能力可以产生一个独具特色的培训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
2．自由主义对应市场导向型模式，使自由市场思想披上合法外衣
自由主义理念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而产生的，其核心假设是，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观察有效地组织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世界。根据其一贯坚持的经济去中心化、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竞争、职业岗位或职业的自由选择等信条。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在经济上的任何干预。认为经济活动是个人的自治行为，政府决策仅限于满足一些基础性的一般要求，应该避免法律强加给公民的责任。严格意义上讲，个人对他或她的责任不应该仅仅理解成一种自由成分，它还体现出社会适应机制功能上的自由度问题。
市场导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只传授就业所需技能，如获得工作岗位所需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态度。年青人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开始工作前不需要获得任何专门的职业资格，他们与社会和劳动模式的融入度主要依靠来自市场的压力。
3．理性主义使学术导向型模式合法化
它是基于这样的信条：学术理性应该把组织化的说教原则运用于职业培训上，进入物质世界的实践不再仅凭受传统束缚的单个企业和职业的经验而获得，而应该张扬对科学发现的追想，并使所有实践服从于科学指导和科学实验。通过学术途径获得职业资格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启蒙思想的产物，它包含了一种现代精神——科学尤其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精神。这一观念将统治世界。在今天仍然是历历在目，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学术理性使专业性培训变成了标准化的说教，并贯穿于职业资格的各个层次。
严格地讲，学术本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在所谓理论导向(学术性)的“高层次”专业领域最有效。然而，要获得知识能力与相关实践技能的必要融合却是个不解的难题。
上述三种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合法身份的取得都是基于“人类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源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类活动新次序原则的认识。我们相信，无论在哪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范原则是什么，职业的、市场的和学术导向都可被视为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般原则——每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这种一般性，只是某种导向性更为突出或成为主导罢了。如在德国模式中，市场导向(在继续教育领域)和学术导向原则(在所有职业学校)与职业导向原则结合而成为操作层面上的必要因素，法国模式把职业和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合并于一体，即使是市场主导的英国模式，国家继续教育机构也在根据职业类型和专门的职业学科进行重构。
参考文献
[1]周丽华，李守福．企业自主与国家调控[J]．比较教育研究，2004，(10):56．
[2][7]CEDEFOP.Towards a history of vocatioa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Luxembourg：Office for Offc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4.20、24．
[3][8]翟海魂．英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168．
[4]吴雪萍．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32．
[5][6]张可创，李其龙．德国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54、7．
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3
关键词：发达地区；技能人才培养；经验借鉴；启示
一、香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的职业培训体系
（一）职业教育培训市场化运作。香港职业教育培训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特区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主要角色是指导、监督、服务和资助，主要通过法律和财政资助两大手段在宏观上规范和引导教育活动，不涉足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学校就业等管理细节。教学机构与课程设置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因此，教学机构的竞争、服务意识强烈，教学点遍布各居民社区，开设的课程涵盖面广阔，形成了较完善的职业教育网络体系。
（二）香港中小企业培训基金。目前，香港大约有中小企业 30 万家，占香港企业总数98%以上，聘用的员工数相当于私人机构雇员总数的 60%。香港特区政府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技术的发展，于 2001 年拨款并成立中小企业培训基金，该基金由工业贸易属管理，由培训基金组运作。
二、上海采取多种方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一）“万名技师育高徒”与“高师带徒”活动。上海市劳动保障部门与上海市总工会 2004 年开始推进“万名技师育高徒活动”，通过企业内技师、高级技师与技能劳动者的结对培养，推动高技能人才的岗位成长。“高师带徒”活动是“万名技师育高徒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之后的进一步活动。在该活动中，扩大技师、高级技师结对子带徒弟的对数，根据岗位需要采取个性化的带教培训，最终参加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同时，在活动中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定的培训费补偿。
（二）职业培训卡。为了政府补贴培训更人性化，上海市从 2006 年开始启动“职业培训卡”项目，该卡专门用于个人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其能更好地面对就业竞争。该卡的服务对象包括具有上海本市常住户口的失业和协保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高等院校毕业学年的学生、在职职工、和其他经批准的人员，其中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失业、协保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服刑服教人员。该账户记录了劳动者个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政府培训每人 2000 元经费补贴等相关情况。
（三）公共实训基地。针对长期以来单个培训机构对培训设施投入改造能力不足，整个职业培训实训设施落后匮乏的状况，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通过政府集中投资，建立了一个面向社会培训机构免费开放、无偿使用、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公共实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实训场所和设备，为国家职业资格鉴定提供服务，现有创意技术中心、信息技术中心、综合技术中心和数字技术中心 4 大实训中心，共设中药实训室、数字影像采集实训室、机电一体化实训室和现代模具制造技术实训室等23 个实训室。
（四）政府购买成果。上海市公共部门在职业技能的培训与鉴定过程中，主要充当的是指导者的角色，并通过政府购买成果的方式，提高其实际管理与资金运作的绩效，指引和规范职业技能的培训与鉴定。以企业内培训为例，政府实施“高师带徒”计划，促进为企业的内部培训，同时对于取得一定效果的企业，政府给予费用支持，减轻了政府工作负担又提高了支出的绩效。
三、苏州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
（一）高技能人才培养“111”计划。苏州市从 2006 年开始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111”计划，每年确定面向社会培训的 10 个职业（工种），资助培养 100 名高级技师，1000名技师，资助经费来源于苏州市人才开发基金的“苏州市高技能人才培养资金”。对资助对象，给予技师每人不低于 1000 元、高级技师每人不低于 1500 元的培训费用资助；对于经认定的企业内培训鉴定试点项目，参照物价核定的相关职业（工种）培训收费标准的 30%给予企业补贴。2007 年又启动“千名优秀青年职工提升技能行动“，对企业优秀青年职工参加高技能培训实行经费资助。
（二）技能大师工作室成果奖励制度。苏州市实行技能大师工作室成果奖励制度，对在相关领域具有领军作用的技能大师，由政府资助建立了 15 个工作室，并设立成果奖励经费。到 2008 年已建成 20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些工作室从最初政府资助建立、成果奖励已经发展到在带徒研修，开发研制新产品，攻克技术难关，破解工艺难题，抢救濒危文物，开展课题研究，著书列传等方面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赞誉。该制度不但要求技能大师在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挖掘抢救传统工艺和课题研究上有所突破，更要求技能大师在授艺带徒上做贡献，具体要求技能大师举办有一定规模的培训班培养人才，并产生辐射效应，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徒弟。
（三）青年首席技师项目。苏州市从 2006 年开始实施青年首席技师项目。对该项目的经费来源于苏州市人才开发基金的“苏州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金”。对青年首席技师获得者，政府为其个人建立培训账户，用于其自身培训深造、师徒带教、同业交流、技术创新活动。同时鼓励单位对青年首席技师实行年薪制，把其技术成果与收系起来。
（四）吴地工匠文化节。苏州市从 2002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吴地工匠文化节”，向社会宣传职业技能，从而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苏州市通过丰富文化节的内容，延长其举办时间等方式，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品牌职业技能宣传活动，以扩大文化节的社会影响力。
四、对鄂州的启示
通过国内外发达地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方式，我们不难看出，鄂州市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府投入、政策的制定、采取的激励措施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国内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经验对鄂州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采用政府购买成果的方式提高政府绩效
目前，鄂州市人力资源部门在高技能人才的发展上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过多的角色与过重的负担明显降低了鄂州市人力资源部门运作的绩效，同时也难以充分发挥其“统筹者”的作用。相比，上海市人力资源部门在发展技能人才上表现出较高的绩效。这主要就在于上海市人力资源部门“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清晰，同时采用政府购买成果的方式，减轻其工作负担同时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其实际操作与资金运作的绩效，并在一个新的高度统筹与引导技能人才发展。
（二）充分发挥品牌活动的社会效应
目前，苏州市每两年一次的“吴地工匠文化节”已经在华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该活动丰富的内容在为技能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推动技能人才技术进步中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鄂州市目前虽然也开展了高水平的竞赛活动，如鄂州市技能竞赛，但是活动的时间相对较短、内容比较单一，社会公众的参与空间不足，未能吸引广大市民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鄂州市需要在活动中增加公众参与的内容，适当延长活动的周期。
（三）重视青年高技能人才发展
上海市、苏州市和杭州市分别通过“大学生暑期免费实训”、“青年首席技师”、“设立青年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经费”和“大学生职业培训三年行动计划”等项目鼓励与引导青年高技能人才的发展。相比，鄂州市缺少针对高技能人才的后备中坚力量的鼓励措施，青年高技能人才的继续培训与发展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青年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鄂州市需要制定针对青年高技能人才与在校大学生的培训资助与鼓励方案，促进青年高技能人才技能的提升，引导大学生向职业技能方向发展。
（四）职业教育市场化
目前，在鄂州市职业教育中，政府既是决策者、领导者又是管理者，从管理体制到具体的课程建设等环节全面包办，这给政府带来了过重负担，同时也使其难以从宏观上了解职业教育的“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香港特区政府在职业教育上的角色是指导、监督、服务和资助，也就是在宏观上通过法律和财政手段引导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的具体运作则由市场体制调节。这使香港的职业教育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形成了贴近市场的较完善的网络体系。职业教育市场化，有利于减轻鄂州市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使其能够在一个更宏观的教育了解职业培训的“庐山真面目”，并做适当的指引，同时，也能使职业教育网络体系更贴近市场与社会的需求。
（五）近年来，鄂州市劳动部门开始尝试与企业合作来促进鄂州市技能人才的整体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如在鄂州石化和长城大酒店等企业开展技能鉴定，但是，与香港、上海和深圳相比，鄂州市在政企合作推动技能人才发展上仍处于起步阶段。香港和上海的劳动部门，通过推出“学徒训练计划”、“高师带徒”、“双认证”等政企合作计划，利用企业的技术资源，培养技能人才，有效地提高了技能人才的实操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鄂州市劳动部门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更充分地利用企业的技术资源，有利于提高技能人才的整体技术水平外，还能有效减轻政府的压力。
（六）建立公共训练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市政府与深圳市政府分别投资建立了职业技能公共训练基地，向社会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公共训练平台，服务和资助职业技能的发展，为技能人才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提供必要条件。根据鄂州目前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机构教学设备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的现状，政府投资建立职业技能公共训练基地，可以整合现有的教学设备资源，向社会提供更全面、更先进的教学设备，提高职业技能的训练水平。另一方面，公共训练基地的建立，可以引起社会对职业技能的重视，加深社会对职业技能的正面认识，从而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七）完善培训补贴制度
香港、上海、杭州和深圳通过“中小企业培训基金”、“职业培训卡”、“农民工技能培训补贴”、“大学生职业培训三年计划”和“大学生暑期免费实训”等方式资助职业培训，改善技能人才的发展环境。鄂州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学员也进行一定的补贴，但是补贴的对象与方式仍比较片面。完善培训补贴制度，不但可以提高鄂州市劳动者的职业培训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而且是政府对促进职业技能发展的积极表态，加强劳动者对职业技能的信心。
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4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6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文化经济职业岗位培训新项目，包括职业艺术品评估师、职业艺术品鉴定师、职业艺术品包装师、职业艺术品拍卖师等。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与宣和（北京）技术培训中心合作，从国内甄选数十名有理论、重实践的专家和教师编写了从岗位操作技能实际出发的相关教材。目前首批国家认证的培训教师班已经结业，职业艺术品鉴定师、职业艺术品拍卖师等培训课程将随之启动。
职业培训序幕拉开，从知名拍卖师“再回炉”说起
文・图/本刊记者 马继东
一个多月前，香港举办的亚洲国际艺术及古董展（AIAA）上，与其他参展的拍卖行相比，法国巴黎拍卖行PIASA的展位显得有些特别：除了例常的预展精品与图片资料外，展位正中显赫的位置，则隆重推介了他们的职业鉴定师（Expert Thierry Portier）。前来参观的客人，三三两两，分别针对展品或是拍卖图录中的一些鉴定细节问题向该鉴定师咨询。对于同期出现在AIAA的很多内地拍卖公司而言，“PIASA模式”或许还有些陌生。但是在法国，鉴定师这一职业却早已享有广泛且良好的社会声誉，他们往往身出名门望族，甚至几代人从事同一职业；他们独立于拍卖行，出具的鉴定结论具有法律依据。这一高端职业所带来的高收益毋庸置疑，当然，还有与之伴随的高风险。
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程材篇》有云：“夫论善谋材，施用累能，期于有益。”在中国，刚刚起步十余年的艺术品市场，也正试图朝职业化道路迈出第一步。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今年4月份启动文化经济职业岗位培训新项目之后，社会舆论哗然，对于大多数经历过艺术品拍卖市场打假、权威专家信任危机等风波的国内藏家来说，职业艺术品评估师、职业艺术品鉴定师、职业艺术品包装师、职业艺术品拍卖师……这些近乎时尚的新名词，倘若说接受，即便要完全理解也实非易事。
于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有充足的理由放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这一职业培训新项目的第一期培训班上，究竟什么样的师资、什么样的学员、接受什么样的课程、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在第一期的职业培训学员名单里，记者发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左安平、贺立彬、马翰松、林争平、赵慧五位内地艺术品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他们的身份都是拍卖师，之前均获得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授予的拍卖师资格，并执槌于京广沪各大艺术品拍卖行，业内资历颇深，亦是国内众多中小艺术品拍卖行高薪垂涎的重要人选。
五位知名拍卖师不约而同地选择参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首期文化经济职业岗位培训班，嗅觉敏锐的他们，无疑很看重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前景，对于未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而言，那将是有力的支撑。左安平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已经拍卖过很多场次，具备了一定的从业经验，但是，对于主导会场技法、临场应变能力、拍卖师文明用语等环节，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左安平还表示，他参加培训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通过学习交流，为拍卖界更好地服务。同样觉得受益匪浅的拍卖师还有马翰松，他认为这是一次艺术专业性很强的拍卖师培训，教学有针对性，并不牵涉资产拍卖等内容；很多业内同行在一起，互相沟通、学习、促进，收获很多。谈到国内艺术品行业的职业岗位培训前景，马翰松相信，职业化道路是必由之路，随着师资力量的加强、学员水准的提升，未来的内地市场中，一定会出现一批高素质的艺术品职业人士，他们也必将是维护与净化这一市场的重要构成。
文化经济职业岗位培训前景如何？
文/本刊记者 李红娟
编者按：我国文化经济职业起步较晚，艺术品市场却很活跃。目前，我国拥有约5000家文博单位，与艺术品相关的画廊、文化公司、拍卖公司、典当公司、文物保管运输公司等各类从业人员约300万人，但多年来一直处于“有岗无职”即无职业资格证书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为推动艺术品市场健康、规范、科学、有序地发展，规范艺术品经纪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缩短与国际上的差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与宣和（北京）技术培训中心共同举办文化经济职业岗位培训项目。这项职业培训的前景如何？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此项目负责人之一刘小伟先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鉴定中心培训处处长姚春生先生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文化经济职业培训的初衷
没等记者提问，刘小伟先生好像已经洞悉了记者的疑问，开场白就谈到关于“有岗无职”的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宣和联合启动这个文化经济培训项目，大多是老岗位，新职业。老岗位是因为早在宋元明清时已有古玩、书画行业，新职业是目前这个行业是有岗无职的状态。这一职业通常有两种认证方式：一种是行业认证，另一种是国家认证。往往是行业做在前，国家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在行业的基础上培育这个市场，过去没有这个行业，国家根据教育发展战略，逐步进行职业培训，并有计划地让从业人员拥有上岗证书。”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带头对艺术品行业进行规范、引导，是目前市场最迫切的需要，宣和文化经济职业培训项目包括职业艺术品评估师、职业艺术品鉴定师、职业艺术品包装师、职业艺术品拍卖师、职业翠玉评估师、职业翠玉鉴定师和职业艺术品经纪人，简称“6＋1人才培训计划”。宣和接触了北大、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等很多高等院校，他们都在开设教育艺术管理、市场学等专业。这些都是在很好地为艺术服务，但是学生毕业之后，往往只有毕业证书，上岗证书的普及使得人们认识到这种方式上岗的迫切性。学生毕业后立刻进入社会，专业知识已经很系统化，加上目前社会艺术专业知识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如果他们有了国家认证的上岗证书，持这个证理论上就可以上岗，而且上岗证书是职业的凭证。
上岗证书的含金量能有多少？这也是很多业界人士关注的话题。刘小伟先生谈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培训并颁发上岗证书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考虑到“6+1项目”的推广肯定有个过程，尤其现在证书是满天飞，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如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强制执行肯定是行不通的，任何事物都有发展的过程，所以这次文化经济职业培训应该有个过渡期，这需要专业教材、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各地职业培训的发展以及高校的联合，当这些条件成熟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这次培训项目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中国的艺术品非常丰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沉淀，地上地下、包括国内海外，艺术是全人类的财富，我们需要有一批专业的队伍来保护、鉴定、整理、统合艺术资源，以后还会开设艺术品修复师培训项目，达到“7+1”。据了解，全国修复人才大约有500多人，但是各大博物馆亟需修复的艺术品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国家急需文物修复方面的人才培训，文物古玩艺术品的鉴定培训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进行，或者单位培养的小作坊式妨碍了艺术品修复市场的发展，造成鉴定人才匮乏，甚至中青年人才开始出现断档的局面。
我们的文化产业亟待开发。因此当国家文化部开始设立相应的立法，且要求文化经济职业培训参与立法的工作，说明肯定了这次培训项目的实施。在国外一般都是文化产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并驾齐驱，尤其是欧洲、美国文化产业一直遥遥领先，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更应当引起重视，文化产业更应当走在世界的前列。
为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今年开始，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刘小伟谈到，艺术品是文化遗产的精华，是文化遗产的点睛之笔，如意大利的绘画作品《蒙娜丽莎》等。我们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考虑，保护珍贵的艺术，应该把文化经济培训这个项目建设起来，通过国家、民间以及社会的力量来培训人才，把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国家对艺术品应当建立部级艺术精品档案库，如戏剧就有专门的戏剧网档案，而称得上是国宝级的当代甚至古代的艺术品却没有建立系统的档案，一些博物馆受环境或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艺术品保护不力，如大部分高水平的艺术品就因为保护不当或者陈压箱底而不为人所知。而国外艺术品都有自己的档案库，通过网上或其他方式查询，均能找出他们所有的资料。
中国的艺术品消费缺乏保护，像艺术品这样特殊性的商品，使得买了假东西的消费者没地方说理，拍卖公司不管真假，藏家买几百元的东西，真假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买的是上百万、千万元的，则难以承受，刘小伟先生曾经见过一个藏家花几千万元买的一屋子元青花，经鉴定都是赝品，这位藏家最后怒砸全部藏品。这样伤害藏家的事不止一件。中国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很多商品的消费者权益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高档的艺术品消费却没有任何措施，现在很多行业打假都很有力度，然而艺术品打假的力量却很薄弱，通过文化经济职业培训，希望在艺术品行业建立规范的艺术品消费权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文化经济培训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其与国际接轨。为了诚信，国际上设立有专门的鉴定拍卖会，并且发掘艺术品各个门类，然而国内现在还有很多艺术门类的商业价值尚未开发，如版画和摄影作品，美国摄影作品一件卖到20多万元，而中国的优秀摄影家的作品却无市场，甚至任意被侵权，国外版画艺术价格直逼油画市场，在国际上几百万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国内版画最高的只卖到11万元之多，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亟待开发，我们应当开发这些领域和国际接轨。
文化经济职业培训的措施
刘小伟先生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文化经济职业培训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因为艺术品鉴定和评估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活到老，学到老”。对一个人来说，从最初的入门一直到成为专家，都有需要完善的过程，就是再有经验的老专家也有打眼的时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举办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从任何角度来说，学习这短短的几天肯定是不够的，目的是希望建立能够使学员长期学习、加强修养和互动的过程。
当然文化经济培训中心这几天的培训不是最终目的，短期的封闭式培训后，给所有的学员建立网上艺术品评估学习系统，学员在结束培训后，在网上继续学习和实践，培训中心会定期邀请学员在北京或其他地区学习。如学瓷器的可以到景德镇或各大窑口参观学习，我们也要用现代科技手段给学员授课，如考古手段、科技手段等。甚至将来我们会建立评估事务所，建立自己的基地，并开设各种讲座，配备有专修电教室，一周一次到两次授课，全是聘请一流的国外国内顶级专家讲课，以此增加艺术修养，形成师生互动的过程，并组织各个门类的国内国外研讨会，增加学员之间的知识，协助建立精品档案库，并希望学员参加这项工作，接触社会的艺术品评估活动。如把齐白石历年来参加拍卖的作品建立档案进行鉴定，并把结果在网上公布，全过程透明化，在网上进行全社会的监督，假设全国各地有500个成员，每次抽取10个进行分组鉴定，到各个博物馆进行评估，如去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进行鉴定，我们最终的愿望是让学员进入这个门槛后不愿离开，大家互为师傅，互为学员，而且我们还要进行教材的编写，不断地编辑、出版、印刷专家讲座和优秀教材，通过短期封闭培训，长期的网上互动交流，避免文化经济职业培训的学员成为只拥有证书却没有能力的恶性循环。
在培训上还要细分化，艺术品鉴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里面容纳了很多门类，以往的一些培训班大多采用囫囵吞枣一锅煮的策略，但是实践证明培养全才型的鉴定师显然是不实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将根据学员的喜好进行细分，每个学员将专攻一个方向。
文化经济职业培训的门槛有无限制？这是业界人士关心的问题。刘小伟谈到，前面提过艺术品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是无法深入学习的，所以我们需要设立门槛。由故宫的专家授课。要想从事艺术品鉴定工作，培训人员的确要越过许多门槛，此次培训就将分为助理师、师级和高级师三个级别，而每一个级别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参加助理师培训的学员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并且助理师还没有资格单独“鉴宝”。而参加中级师培训的学员则必须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且是单位的骨干，同时还要持有艺术品拍卖公司、文物商店等机构的推荐信。
设置门槛并不是要把很多人拒之门外，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要严格地规范这个市场，培养行业的领军人物。当然任何工作的推广都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学员也许考试应试能力好，但缺乏实践经验，而有些恰恰相反，引导我们的学员学理论并进入市场，看看目前艺术品市场谁作假，又是如何作假，如何辨假是我们的愿望。
当然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我们有专业教师讲原理，将来还要建立数学模式。现在市场有很多指数，如雅昌、中艺从某一个角度指出，但都是不全面的，有各种缺陷，我们通过培训以此来纠正这些问题。
这个事业仍然很艰巨，虽然我们的构想看起来是扎实的，但是无法避免在各个阶段可能面对的困难，这是个新职业，正处在发展中，我们需要各界及专家的支持与帮助。
为什么选择宣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什么要启动文化经济职业这一新兴职业培训？为什么会把培训授予宣和，宣和的优势体现在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证书含金量有多少？经济文化培训项目对拍卖市场有无规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一步走访了负责文化经济培训项目的劳动保障部职业鉴定中心培训处处长姚春生先生。
姚处长讲到，文化经济培训职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做这个职业培训是用来规范目前混乱的艺术品市场，引领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行为，最终目的是职业技能开发，在引领、规范后，来培育开发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完成这个全过程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鉴定，形成专业的师资队伍，专业的培训教材、专业的教学考核以及实操考核的方法。文化经济职业培训在确立之后，组织了大量的艺术品行业的专家，进行认证、研讨，应该说这一职业从设立到现在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行业内的认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立这一系列的培训项目是带有实验、示范性质，所以不能代表正规的职业。目前这种培训项目的出现是通过实验、示范，当这个项目成熟后才能成为国家正规职业，如果不成熟的话只能作为一种技能培训出现，而不是正规的职业，这是我们要澄清的事实。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使用就业培训中心这个牌子做这项工作，通过一系列考核，对于通过考核合格的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作为劳动者提高技能以后，劳动者从业人员、就业上岗的凭证，将来我们还要成立鉴定师培训职业后，作为职业鉴定的凭证，作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开发，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以此来规范这个行业的培育市场的发展。
这次培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委托宣和做技术指导单位，主要是通过他们这个平台，聚集了一批国内行业的精英、领军人物来对这项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得到专业的指导。宣和的优势在于他们目前的师资力量，他们有一整套的专家队伍，聚集了一整套的专家班子。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培养几个专家，而应该是培养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专业的培训技能、专业知识，最重要是的规范这个领域人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修养，以此来规范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最终达到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职业技能培训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张证书能否得到业界承认，在于培训的质量，如果这个培训学员觉得学不到东西，能力没有提高，结果即使拿到证书，就算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证书，也不会有权威性，任何国家的培训都在于技能的提高，用培训的质量来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培训就是为了规范艺术品市场，在培训过程中，有艺术品评估、鉴定、拍卖师，目的是培养一批综合的知识、技能人员。众所周知，整个艺术品市场涵盖的内容太广，要求的专业程度非常高，恰恰劳动者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专家身上，但是专家的说法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许多人对拍品的鉴定有质疑，如果大家通过这个培训从科学的标准、规范的思路，评估鉴定更科学一些，相对的这个市场会规范，从而上当受骗买赝品的人会少一些。当然规范艺术品市场，还需要社会的关注，广大劳动者的关注，经济文化职能培训。如果大家认为是高质量的，就会赢得市场，如果大家关心这个培训，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艺术品这个活跃的市场最终将走入规范、科学化。
文化经济职业岗位技能的培训，为我国文化经济市场的健康、规范、科学、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特别关注：艺术品市场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艺术品的特性决定了艺术品市场是门类众多的专业化市场
艺术品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特殊文化产品，有原创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艺术品创作手段、表现形式多样，主要分为二维作品、三维作品及新媒体作品。二维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素描、水粉、版画等任何形式和材料的绘画作品，也包括书法作品这种中国特有的造型艺术表现形式。三维作品包括：雕塑、雕刻作品。新媒体作品主要包括艺术影像、装置作品，是一种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使用多种材料、不同形式综合创作的艺术作品。每一种艺术门类都有不同的技法、材质要求。
艺术品市场是经营活动多样的综合性市场。艺术品市场涉及面广，一般按其经营活动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经营活动包括：收购、销售、进出口、租赁；二级市场包括：中介、、拍卖等经纪活动；此外还包括鉴定、装裱、评估、咨询、展览、比赛等相关配套服务的经营活动。不同的经营方式有着不同的经营特点和经营要求。
艺术品市场专业人才培训刚刚起步
艺术品及艺术品市场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艺术品市场的从业人员不但要具备一般经营者应有的素质，还要有了解艺术、了解艺术经营规律的知识和技能。即：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审美和鉴别能力；有一定的艺术经营经验，了解不同经营方式的行业规范和行业特性；了解艺术市场相关的法制知识，如著作权法、消费者法、拍卖法、合同法等等。
除具备上述普遍条件外，根据从业的不同领域还需要具备某方面的专业技能，如艺术品鉴定评估人员，必须具备艺术品真伪的鉴定技能，能够对艺术品价值作出评估，而且这种鉴定评估人员是专才，不是通才，有专门研究近现代书法的，也有专门研究齐白石的，不可能是什么都可以作出专业判定；如艺术品经纪人员，必须了解经纪行业的特性，严格遵守中介人员的职业道德；再如艺术品展览业的从业人员，更要具备大型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能力等等。
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5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就业能力的内涵，从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角度对失地农民就业能力进行分析，并对通过教育培训来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培训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用就业能力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状况，可以抓住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关键，为研究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提供一套新的思路和方法。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铺开，催生出失地农民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
1就业能力理论框架
就业能力是西方研究就业、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议题。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岗位的安全性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西方学术界有关劳动者就业能力的研究越来越多。
Law、Wong、Moley（1996）认为就业能力包括三方面：一是个体适应性，个人具有就业能力的因素是个人具有适应性的个体差异，包括积极的自我概念、高职业风险容忍和高学习动机。二是个体与市场的交互，个体如何呈现就业能力，实现与环境的有效交互作用，包括主动的职业导向、求职自我效能和人力资本。三是职业认同，指的是职业认同的风格、认同描述和职业自我。
Furrier（2003）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个人拥有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人力资本，包含个人能力和职业期望两个方面。其中，个人能力涵盖四个方面的要素：个人符号，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性别等个人特点；行为才能，包括可转移技能、独立性、对成长的需要、对经验的开放性、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和弹性；自我效验，即相信自己能胜任工作的信念；劳动力市场行为，包括获得社会网络和职业空缺信息。职业期望是个人的激励特性，包括提升就业能力和转换工作的意愿。
Fugate（2004）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超前性，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嵌入个人特性的心理社会建构，是一组与工作和职业自主适应性有关的个人特质，促进了人们在企业内和企业间识别就业机会。认为就业能力包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职业认同是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自我解释，是对职业目标的认知和识别；个人适应性是改变个人知识、技能和个人行为以满足环境需要的意愿和能力；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用以拓展个人认同和实现职业生涯机会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进步的一系列变量，如年龄和教育背景、工作和培训经历、工作绩效、认知能力等，作为可携带的技能，教育背景和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就业能力指标。
本文认为就业能力是一个影响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升的职业能力。
2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分析
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失地农民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以及嵌入社会网络所获得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所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需要通过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等其它方式来替代，对于那些刚刚脱离农村社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在进城初期会更加依赖初级社会资本，而为了融入城市谋求发展，就会更为依赖扩展性的社会资本，因此失地农民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一般来说，失地农民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使占有社会资本的人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时这些社会关系还有很大的潜在生产性价值，特别在面对就业压力和外部歧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通常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提供职业需求信息、帮助推荐就业、节约影响力成本、提高工资和职业声望等方面。
3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可行路径
强化政府对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作用。政府支持就业能力培训，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国政府支持就业能力提升的通常做法。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失地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就业指导，促使失地农民更新知识，提升人力资本，提高社会资本存量，改变就业选择方式。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完善教育培训条件；要在改善企业用人环境的同时，加强对失地农民培训市场秩序的监管，加大对失地农民培训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与劳动力市场和失地农民培训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市场为主进行培训模式创新。当前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主要有校企、政企合作的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储备培训和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形成的行业培训等，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要逐步退出培训市场，充分利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的资源，采取长短结合、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开展远程教育、短期培训班和专题讲座等；要注重教育培训的内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岗位要求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由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属公共产品范畴，政府应该在法律、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扶植。
加强用人单位、行业协会对失地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由于竞争产生的管理创新，使得个体必须具有更多的弹性和社会技能才能生存，因而用人单位、行业协会要提供给员工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员工就业能力而不是更多地提供就业保障，同时企业开发员工的就业能力，可以使企业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增强组织的弹性和保持竞争力。事实表明，把寻求竞争优势重点放在培养员工胜任力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维持员工持久的就业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一种新的心理契约，企业可以将教育培训作为一项福利提供给失地农民，包括长期或短期的岗位培训、大学课程培训等。岗位培训应使失地农民获取所在岗位或转岗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课程培训让失地农民尤其是重点培养的对象接受正规学历教育，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1.王霆，唐代盛.国外就业能力框架和模型研究发展综述[J].求实，2006（3）
职场培训心得体会范文6
在丹麦综合工会联合会(SID)下属的工会干部学院，培训主要是向学员提供实际、实用、实效的知识，而不是灌输全部东西。从这个认识出发，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构筑基础教育培训和强化提高培训两个体系。
基础教育培训安排五周。学员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课堂上以“海报”似的形式，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工作经历、文化程度、性格特征乃至所愿意公开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向教师和同学展示、介绍。其目的是让他人了解自己，使自己了解他人，缩短彼此距离，增强亲和力和亲近感，形成团队精神和协调、活泼、团结的学习氛围。第一、二周，主要是学习如何组织工会，签订集体协议，开展俱乐部活动，提高演讲水平，调查了解会员的情况，并形成详尽的记录资料等等。第三、四周，主要是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提高思辨能力和性格修养，目的是提高工会干部做人的工作的能力，善于理智地、辩证地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特别是在与政府和雇主的谈判中，成为一个出色的、能充分代表会员利益的高手。在第五周，主要是学习社会传统学和遗传学方面的常识，学习国家宪法，了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异同情况，并让学员掌握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广义的民主(包括社会的、家庭的、公共场所的、竞选中的民主等等)。基础教育培训是必修课，它的着眼点是让工会干部在了解社会现状，放眼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会工作的水平。
强化提高培训是“选修”式的培训。由学员根据需求，有的放矢，富于选择性、针对性地学习知识，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增加知识容量，指导工作实践。课程设置是“板块”型的，例如教育学、公共关系学的有关知识为一块；建立共同协商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如何更好地签订集体协议和调处劳动争议为一块；确保卫生健康与安全，建设良好的工作场所环境为一块；工会干部如何组织会员参与工会的活动，建设好和发展好工会，使工会在政治上更加强有力为一块；企业的财务管理、劳动工资理论、技术规程学为一块，还有如何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培养好后备力量等等。
无论是基础教育培训，还是强化提高培训，教员都特别注重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既有灌输，又善于采用问答式的方法，让学员动脑筋、提问题，引导学员正确认识自己，认识实践，使学习收到更好的预期效果。SID每年用于培训工会代表的经费是1.1～1.2亿丹麦克朗，其中10%是工会经费，其余取之于培训基金，所谓“基金”，是集体协议规定的由企业雇主必须支付给工会干部每小时27欧分培训费的积累。
二、关于成人职业培训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冒雨考察了丹麦Center县(由26个市组成)的成人职业培训中心(AMU)。在丹麦，类似的成人职业培训中心有七所，此外，还有135个培训学校。2001年，有310832个丹麦人参加了职业培训，其中38%是女性，62%是男性，Center的AMU所承担的培训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这个培训中心由12位成员担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五位是工会代表，五位是雇主协会代表，一位是县政府代表，一位是市政委员会的代表，由工会方担任管委会主席。培训中心的日常管理实行教师自治。培训中心的管委会主席向我们介绍说，丹麦是世界上享有最高技术水准的国家之一。在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的态势下，人们在几乎所有的工作中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为此，丹麦自五十年代以来，就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发展成人职业培训计划(亦简称AMU计划)，旨在给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机会，掌握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实施AMU计划的第一阶段在六十年代，对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化助了一臂之力，使许多新兴生产领域的就业前景得以改观。AMU计划的第二阶段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解决了当时较高失业率带来的生产结构调整问题，用新技术培训了许多失业人员，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九十年代为AMU计划发展的第三阶段，通过企业和培训机构的密切合作，使知识、服务和信息在企业生产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职工素质的全面提高，支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2000年，AMU计划又跨越了新的门槛，进行了新的改革，它使成人教育和继续培训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为职工的终身学习打造了一个崭新的框架，赋予社会各阶层在优先安排AMU计划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了企业主、职工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对话，进一步形成了“就业必须经过培训”、“在职必须接受继续教育”的理念，对培养一大批技术精湛、技能娴熟的职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AMU计划有三重目标：一是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大背景下，根据企业和劳动者的实际，持续地提供和改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职业培训；二是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和重组，提供有效的培训；三是坚持长远的观点，立足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管理层在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时，非常强调贴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始终保持与政府相关部门、劳动力市场管理部门的密切沟通和联系。一旦发现某个行业人才紧缺，某项专业有技术断层，就立即设置相应的培训内容，并按照市场需求不断调整。AMU计划为劳动者终身提高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这一计划几乎覆盖了全社会成员，其中有些培训是专门提供给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群体(一般为8%左右)，例如失业者、难民和移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