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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论文范文1
一是监管职能的统一性。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作为现行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强调监管职能统一，从法律体系和监管组织上不分经常与资本，而按照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监管，以解决监管职能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复杂性的矛盾。二是监管内容的全面性。一体化主体监管需要将外汇局各业务系统数据与外部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同一交易主体内外部监测信息的比对和验证，使收集到的交易主体的监管信息更为翔实、全面，从而克服监管信息分割与主体行为内在联系的矛盾。三是科学评价、预警指标体系。主体监管的核心是以涉汇主体的部分外部信息和外汇局内部系统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各项非现场预警监测指标实现对涉汇主体的评价和预警。在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模式下，信息实现最为全面的整合，构建了以交易主体为基础的全面统一的评价、预警指标体系，是实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要手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然性
（一）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是经济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选择。
我国外汇管理监管体制与监管方式沿革大致可概括为雏形行为监管、初期行为监管、完善行为监管和分项主体监管四个阶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符合当前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到今天，货物、服务、投资、债务，自有资金与融资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运作，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功能监管下的主体监管，货物、服务、资本通过分割单个业务系统，其数据信息在没有与其他系统数据进行核对与匹配的情况下，不足以反映市场主体的整体状况，数据运用与分析局限于各自的监管职能之下，虽会发现某些具体操作风险，但对大量的不断积聚的系统风险可能不易觉察。相比之下，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强调监管职能的统一和监管内容的全面，要求基于整合后的外汇系统强大数据库的基础上，能够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的全口径数据与信息，具有高效的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市场主体异常外汇收支行为，实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便利经济主体的对外贸易投资行为，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
（三）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成本。
首先，从博弈论(分离均衡)角度分析，分类监管能提升监管效率。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低效的主要因素。分离均衡以不同的信号显示将不同群体区分开，可以阻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低效。分类监管把企业分为A、B、C三类:A类即风险性指标较低的企业，B类即风险性指标高但可以合理解释的企业，C类即风险性指标高的企业。由于三类企业办理外汇业务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大部分B类企业会主动通过申诉将其与C类企业区分开来，而C类企业则不会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要求提升为B类企业。因此，只要合理设置分类监管的风险性指标，就可以均衡分离三类企业，进而缩小监管范围并提升监管效率。。其次，相较于现行监管模式，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可避免对经常、资本监管及对交易主体的重复核查，降低企业成本，并建立在交易主体业务总体监测分析基础的科学分类，提高监管效率。
三、实施外汇主体监管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监管职能的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的复杂性矛盾日益突出。
现行外汇监管模式是不完全的主体监管。首先，市场主体的经常、资本项下外汇业务监管职能分割，信息不完整导致主体监管有效性降低。当前市场主体外汇业务越来越趋向复杂化，需要业务数据的全面立体呈现和综合分析，监管职能分割必然导致其各自为政和信息不对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监管职能分割导致监管成本重复投入。主体监管不同于行为监管，无论经常还是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法、流程与要求基本一致，监管职能分割下的主体监管必然导致重复劳动。且重复监管增加监管对象成本，影响便利化政策实施效果。其次，市场主体的本外币监管职能分割影响主体监管效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增长迅速，国际贸易及资本运作中跨境本外币转换频繁，利用境外结汇、人民币对外保函等一系列基于汇差、境内外本外币利差的套利行为频发，跨境外汇与人民币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影响主体监管效率。
（二）实施一体化主体监管的技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数据信息分散，监管对象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系统采集，行为信息按性质不同分散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资本项目等信息系统，各业务系统数据无法关联。二是基础数据质量不高，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贸易信贷报告对企业依赖度较高，现场核查发现企业错漏报情况较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统计数据缺失、错误较多。三是各业务系统的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功能侧重于业务办理，系统中异常信息规则侧重于收支超限等业务合规性预警，对主体监管评价整体外汇收支的目标意义不大，宏观上缺乏监测预警指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总量核查指标虽实现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监测预警，从微观上看，指标针对性不足，对重点监测企业库的核查结果90%以上都是正常，从宏观上看，设定指标也相对简单，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三）缺乏对银行金融机构的主体监管。
金融机构在外汇监管方面的特殊地位，与其商业逐利性之间存在必然矛盾，其是否能够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直接关系外汇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制度设计看，由于没有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汇管理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分散于各项规范性文件中；从技术支持看，没有专门针对银行外汇业务风险的控制监测系统，银行数据的采集都是为机构和个人主体监管服务；从实践看，外汇局在对银行监管方面还较多依赖于各类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在检查对象、项目的确定方面难以做到精准定位，现场检查过程中的数据剥离和分析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还会出现检查效果与初衷相悖的情况。
四、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实践
通过主体监管模式实现跨境关联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由于境内外关联公司关联交易能够提供表面合规的合同与凭证来证实贸易背景，使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难以对贸易真实性进行有效评估和认定，监管职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同样难以对复杂的企业跨境关联交易实施有效监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漳州市中心支局打破经常、资本业务边界，试点主体岗位管理模式，综合柜员岗负责涉汇主体办理所有经常、资本项下等事前审批业务；非现场监测分析岗负责对货物、服务、资本项目等进行日常分析，提供异常线索；现场核查岗根据非现场核查人员提供的异常涉汇主体开展现场核查；事后监督岗负责对综合柜员岗、非现场监测岗、现场核查岗等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各岗位间形成了按流程、信息共享、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试点支局通过主体流程监管发现辖区企业可能利用“进口”退汇渠道开展跨境资本运作。实践案例：从货物项下信息看，企业频繁退汇：如2011年5月～2012年6月间，某粮油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和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以进口预付货款名义支付给境外某粮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累计8笔款项，金额合计折4650万美元（其中A公司2笔，900万美元，B公司6笔，3750万美元）。2011年8月～2012年10月，A、B公司以取消合同为名收到C公司汇入的预付货款退回19笔，金额累计3805.5万美元，其中A公司8笔，900万美元，B公司11笔，2905.5万美元，预付货款退回率高达82%，成交率为0。从资本项下信息看，境内外3家公司关系错综复杂，系家族企业性质的关联关系：A公司和B公司为境内设立的以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豆油与豆粕的外商投资企业，A公司是境内个人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同时还是B公司的中方投资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父女关系。C公司是A公司经批准在香港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口大豆、菜籽等粮食原料、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3家企业循环控股，实际是由具有多重国家身份证明的境内个人控制，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和运作人均为同一人。结合经常、资本项下信息，非现场监测将线索移交现场核查结果显示：C公司在境外开展与A、B公司进口大豆相关的期货交易，通过期货交易锁定大豆价格，规避国际大豆价格波动风险。因境外C公司从事大豆期货买卖，所需资金极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进出，而所得收益也可能通过境外公司利润、个人及一般贸易差额退汇等渠道汇回或留存境外。
五、打破经常与资本边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体系的思路
（一）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法规体系。
一要出台《机构外汇管理办法》，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法律地位最高；《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令，法规地位仅次于《条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法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和，法规地位次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因此要从法规体系上构建主体监管框架，首先必须出台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平行的《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是实行机构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基础。其次要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细化相应的贸易与资本管理内容，使其更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并在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个人贸易管理外汇管理指引》等规范个人项下具体业务操作。二要强化对银行的监管，建立银行主体分类监管机制。对银行的监管应包括银行代客业务、银行履行监管职责情况和银行自身业务。对银行代客业务监管要在传统结售汇的基础上，强化对直接或间接产生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将虽不产生跨境资金流动但与跨境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整合分散于经常与资本法规中的银行管理条款。要结合实际，先对银行外汇理财及衍生产品、银行贸易融资产品、银行自身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等分项目出台的规定进行规范，逐步积累监管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办法》。要结合银行外汇业务考评办法，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类量化指标对银行进行分类，并施以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要侧重引导各银行依法、守信、合规办理涉汇业务,对恶意违法违规行为可采取警告、处罚、暂停业务、取消市场准入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
（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组织体系。
一要按监管流程设置监管组织体系，实现主体业务的集中管理。打破原有的业务管理界限，构建从法规到技术、从组织机构到监管对象统一、全面的主体监管。监管组织体系应按流程分为业务办理部门、非现场监测部门、现场查处部门。业务办理属于前台业务，非现场与现场属于中后台管理。前台业务要注重服务，简化业务办理及材料审核程序；中后台要强化预警、查处与分类管理。在简化前台程序与材料的同时，应明确具体禁止界限，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由于3个部门是按主体业务流程进行监管的，其联系较以往经常、资本分设的监管模式应更为紧密，除了原有的线索、案件移交等单向联系外，还要通过业务集体审议、核查结果反馈等机制，强化流程的统一。二要建立外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外汇局与人民银行的信息交流，掌握跨境人民币、结汇人民币去向、机构信贷等信息，实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监测；要加强横向涉外管理部门间的联系沟通,增进与商务、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部门的联系合作，建立数据交换或定期信息核对机制，全面了解掌握涉汇主体相关信息,提升对主体跨境资金贸易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判断力。通过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共同制约、监管到位的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安全、稳定的外汇资金流动环境。
（三）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全口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科学设置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一要整合系统资源，区分业务办理与后台监测。保留现有业务系统的业务办理功能及必要的合规性指标，如资本金账户、外债流入超限等指标，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包括货物、服务、直接投资、外债、境外投资以及主体跨境资金、境内划转、结汇资金去向等在内的全口径资金监测平台，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二要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高指标的适用性，构建可量化、易监测、相关性原则设置多种类型的预警指标,如单笔大额指标、高频累计指标、货物流与资金流匹配指标、动态和结构指标等；预警指标的设立要具有灵活性，给予不同区域外汇局充分的自主设定权,避免一刀切。三要不断增强外部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对通过日常监管、信息共享及协作机制等获取的外部信息，要采用合理方式实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使监测数据信息随着监管的推进与深入，实现监管数据的动态良性循环。
（四）坚持“抓大放小”的监管原则，实施对重点主体的全面监测。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2
1.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服务必将多样化。
从目前的发展看，跨境电子商务将实现“七个平台”功能：一是产品展示、宣传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展示产品的特性和功能，宣传企业；二是交易支付平台。通过第三方中介支付、担保支付等方式，确保跨境交易的安全、有序，减轻中外双方企业（个人）的信用成本；三是外汇金融衍生品销售平台。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建立民营银行的方式，跨地区提供金融衍生品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购买成本；四是提供第三方质量担保平台。对进出口产品实行质量担保，免去企业、个人的后顾之忧；五是建立外汇理财平台。使外汇理财更接近普通群众，实现藏汇于民；六是建立信用体系平台。通过对交易的信用评价，建立对外交易（包括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信用体系，同时与征信系统实现对接或纳入到征信系统中；七是无限扩展的一站式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结合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需求，根据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建立一站式平台，极大便利进出口业务发展，促进外汇业务的深度发展。通过多个平台的建设，一是便利企业跨境销售，实现一站式服务；二是免去企业的对外贸易中的很多顾虑和风险；三是可以促进对外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
2.将建立以B2B和B2C为主力，C2C为补充的综合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由于跨境交易、支付及运输、报关等的特殊性，B2B模式和B2C模式势必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力。其相对较大的业务量也避免了生产厂家的零售化和碎片化，通过国内商务平台或国际化平台进行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中介、保证金、延迟付款等方式确保交易的安全。
3.淘宝模式的C2C跨境电子商务可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
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呈不断增长模式，而作为淘宝的“发家之本”，C2C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可能最终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也将使“地球村”的概念真正落到最实处。C2C跨境交易模式同样采用第三方商务平台。C2C模式固然存在交易金额小、没有货物报关、资金流难以监管、货物不易核实、收支和结售汇统计不便等问题。但这一市场需求终究是一个经营增长点，仅仅是因为难管理便不去做属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堵不如疏”，加以引导和合理监管，使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对外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4.互联网金融衍生品可能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冲击。
从“余额宝”成为全社会焦点的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许多创新特性势必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极大冲击。众所周知，银行外汇业务利润较高，地方外汇业务银行可以“躺着挣钱”。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互联网公司与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合作，通过网络以较低的服务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外汇业务服务，势必会吸引大批中小进出口企业客户，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监管难题和操作风险。
二、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1.网络金融对旧有的“属地管理”和地方数据统计是一大挑战。
比如说某市某企业办理进出口收汇，原本在本地市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办理行都在本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在浙江杭州某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如由主体申报，则应申报在该市，而业务发生行在浙江杭州，难以进行国际收支核查，而对本地的数据统计，也带来一定误差。
2.互联网金融对业务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更容易地寻找交易方，但交易方为外方，其资质、真实情况、该国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应值得关注；二是业务中出现违约、紧急变化的应急处理，因为外方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不一，对执行、仲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互联网交易中外方企业、个人是否纳入到信用体系，还是作为信用参考，其真实性审核如何实现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3.对外汇反洗钱、违规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便利性极强的互联网渠道可能带来的洗钱、虚假交易等形式更为多样，对其真实性的审核、监测和检查，也应当未雨绸缪。
三、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外汇政策的改革方向
1.加强外汇管理“大数据”建设。
一是以主体为单位，将所有外汇数据集中统一汇总查询或者“分散存储，统一调用”，使外汇业务监管更加全面化；二是对外汇数据进行广泛采集，集中计算预测，发现规律，作为外汇主体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
2.坚持“主体监管”原则。
对“属地管理”采取灵活与统一的方式，对国际收支等系统进行升级，不论企业在那里办业务，在统计数据中以属地为统计单位，同时显示办理地区，一方面便于统计和核查，另一方面也便于核对不同统计口径的误差。
3.与商务部、公安部、海关加强合作，多位一体，对国际贸易平台的安全性、真实性提出标准，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测。一方面确保新事物对国际贸易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风险控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4.对B2C、C2C跨境电子商务适当放宽限制。
放宽B2C、C2C跨境收付汇、结售汇限制，并加强监管，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5.对互联网外汇服务金融衍生品应适当引导，加强风险监测。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3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买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长，品种也不断增多。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其连续滚动发行方式、竞争性招投标、大量的市场供需和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为金融机构的其他资产业务提供了利率定价的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作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需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做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不同的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比较强有力的解释。
（2）双重角色的矛盾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它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它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之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票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票，固然达到了收紧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发展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在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票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间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票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自然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细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
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在我们看来，从长远计，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隔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作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1）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的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经济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强调，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样已经成为共识的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类的大国，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
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它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便是实例。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作比较，那么，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2）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定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它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现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障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三分之一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行方向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它们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1）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理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持有主体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将原先集中由人民银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企业与居民（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过限定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单方向压力并据以减少流动性，保证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为外汇资产的多样化创造适当的体制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汇金公司的设立和有效运行，标志着外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样化进程已在我国展开。只不过，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相应地，它与央行的资产负债关系也未界定清楚。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我们应尽快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还可再设立若干预汇金类似的专业化投资型机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专设外汇管理机构的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设立专业性政府投资公司来管理部分外汇资产，具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学习先进金融知识、了解市场最新动态、提升国家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韩国专设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的GIC，韩国的KIC）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改革之二：与持有主体多样化相适应的外汇资产多元化
一些研究者指责我国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从而造成外汇储备收益的低下。以上分析表明这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无论就其币种而言还是就其资产种类而言，就已经多元化了。因此，所谓外汇资产多样化的任务，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础上，对官方外汇资产做出明确的功能划分，并确定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规定适当的监管框架。
在总体上，我们应当将国家外汇资产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可称流动性部分，其投资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务上。这一部分外汇资产形成“官方外汇储备”，主要功能是用于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提供资产基础。毫无疑问，官方外汇储备应继续由央行负责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称投资性部分，它主要被用于投资在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资产上。从持有主体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经济部门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主要用于贯彻国家对外发展战略调整，在海外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设备和技术，或者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高收益国外股票、债券、乃至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储备的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当然，在账目上，这部分外汇资产应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明确地划分开来。其余的外汇资产（非官方外汇资产），应当按照“藏汇于民”的思路，配合外汇管制放松的步调，鼓励由企业和居民购买并持有。
（3）改革之三：划定货币当局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内容之一，就是将一部分外汇资产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非官方外汇资产。这种分割的关键，在于比较合理地确定应由央行持有并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外汇资产的规模。
关于由央行掌握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当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测算。根据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实践，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如下四项因素来确定。其一，传统的三项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依据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估计出在最坏的情况下，外资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三，根据历史经验，计算出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汇率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四，根据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需要，估算出为了使货币当局能够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作为其货币发行的准备资产。
综合考虑以上四项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计出应当保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储备规模。仔细分析这些决定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盖的。因此，最适合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短边原则予以确定。我们认为，在上述四项因素中，对外汇储备需求最大的因素，应当是作为基础货币的支持资产。鉴于当前我国基础货币的规模约为65232.44亿元人民币的现状，建议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5000－6000亿美元。
建立“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融资机制。由货币当局之外的任何机构购买和持有外汇资产，都有一个如何为购买外汇资产筹集资金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焦点之一。
对此，日本财务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清晰且有价值的借鉴。在日本，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是由财务省持有并管理的。财务省通过“外汇基金特别账户”（FEFSA）来管理这笔外汇储备。FEFSA由外币（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两部分构成。当需要购买美元时，则动用日元基金；当需要购买日元时，则动用美元基金。
迄今为止，FEFSA筹集日元资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场上发行短期融资票据（Fi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义为调节资金余缺的现金管理券，由于这笔负债对应的是等值外汇资产，在经济上具有自我清偿的特征，所以，它不被记为政府债务。换言之，发行FBs，无论其规模如何，均不会增加政府债务。在这里，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性质和特征，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和运作颇为类似。
更具体地说，日本的FEFSA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外汇交易基金和外汇交易基金特别账户。前者是政府交易外汇的基金。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其余额和买卖均不记入政府预算；而后者则由交易产生的利润与损失、在外汇干预过程中产生的利息的收付构成。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后者要记入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项中。
我们认为，日本的FEFSA通过发行FBs来为其持有的外汇储备提供本币资金的融资安排，特别是，日本法律对FBs性质的认定以及相应的制度和预算安排，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4
1979年以前，我国依据“量入为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储备数额每年基本在5亿美元左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贸易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96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2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达到6099亿美元，2005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了8188亿美元，2006年10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最新数据2007年9月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4336亿美元。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因此，在充分考虑我国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益和资产回报率已成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2国际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成功经验
2.1日本
1993年末日本外汇储备达9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此后至2006年2月底,日本长期位居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到2006年11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仍高达8969.49亿美元,其中外国证券7509.89亿美元,外汇存款1249.56亿美元,黄金储备159.11亿美元。从实际情况看,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没有给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带来了较好的投资回报。2005财政年度,日本外汇储备海外证券投资收益达788.79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由财务省负责,财务省主要通过日本银行的外汇资产特别账户进行储备管理,日本银行按照财务省制定的目标和决策对储备进行日常管理。针对日本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途径,日本银行把大量买入美元改为大量卖出美元。为了避免大量美元被抛进外汇市场导致美元暴跌,日本采取既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减少过剩外汇储备,又避免冲击美国经济引起美元暴跌的措施。为此,日本银行利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有利时机,在2004年第一季度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急刹车之后,已快有两年未进行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了。2004年,中国和“四小龙”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2603亿美元,约相当于日本银行第一季度美元买入额的2.3倍多；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增加2089亿美元。由于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足以抬高美元汇率、遏制日元升值的势头,日本银行就见机行事,及时停止了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操作。
2.2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是由财政部主导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主导，由政府所属的投资管理公司进行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的多层次储备管理体系。所谓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就是在满足储备资产必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多余储备则单独成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拓展储备投资渠道，延长储备资产投资期限，以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水平。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采用的是财政部主导下的GIC+Temasek+MAS体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加坡经济增长强劲、储蓄率高以及鼓励节俭的财政政策，新加坡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银行，是根据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7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汇储备中的货币资产，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和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新加坡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负责。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负责固定收入证券、房地产和私人股票投资。它的投资是多元化的资产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和长期回报。其投资领域除了美、欧政府债券之外，也投资于股票、房地产以及直接投资，目前管理的外汇储备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
淡马锡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企业。淡马锡原本负责对新加坡国有企业进行控股管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淡马锡利用外汇储备投资于国际金融和高科技产业，至今公司资产市值达到1003亿新元。淡马锡的主要职能是对本国战略性产业进行控股管理的同时，提升新加坡企业的盈利水平和长期竞争力。淡马锡的投资原本主要在新加坡，但由于新加坡地理和市场空间狭小，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淡马锡已经开始调整投资结构，大规模投资国外金融、高新技术行业。
2.3挪威
挪威外汇储备的管理采取的是财政部和挪威央行联合主导下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加挪威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市场操作部体制，挪威也实行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战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净出口国，随着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长，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财政部对石油基金的管理负责。挪威银行于1990年开始对外汇储备实施多层次管理,以全部外汇储备建立了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其中,货币市场组合以高流动性的国内货币市场工具投资,满易性和预防性需求；投资组合以全球配置的权益工具和固定收益工具投资,满足盈利性需求；缓冲组合,也就是政府养老基金,以油气资源导致中央政府现金流入为资金来源,通过积极的海外投资满足发展性需求。并且,外汇储备资产可以根据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内经济形势需要,在货币市场组合与投资组合之间划转。截至2006年9月，投资组合、货币市场组合、缓冲组合在挪威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8%、3.58%、1.61%。其中投资组合是全部外汇储备组合投资的主体,投资涉及4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
2.4中国香港
香港外汇基金成立于1992年，目前规模已超过一万亿港元。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香港外汇基金的复合年度回报率为6.7%，总体上取得了较好收益。外汇基金运作的目标是保障资本长期购买力，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外汇基金的具体运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汇基金的机构控制与人员管理。根据《外汇基金条例》规定，财政司司长掌握基金控制权，但行使权力时必须首先咨询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具体运作授权于财政司司长委任的金融管理专员。其次，确定合理的投资组合政策、投资基准和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①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个不同组合来管理，支持组合主要持有为基础货币提供足够支持的流通性极高的美元证券，投资组合则主要投资于经合组织(OECD)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以保证资产长期购买力。②投资基准规定了外汇基金对各国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货币分配。一般来说，外汇基金资产的77%分配于债券，其它为股票及有关投资。货币方面，88%分配于美元区，12%为其它货币。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及市场的波动，投资基准会被定期修正以规避风险和实现收益最大化。③投资组合中的证券组合由金融管理局管理，而金管局通过外聘基金经理来负责具体的投资工作。外聘的基金经理主要分布于13个世界金融中心，管理部门通过增加雇用基金经理的数目和类型，以使投资分散于不同市场和资产类别。这些投资资产主要存放于几个主要的全球托管人那里。再次，风险管理。外汇基金内设风险管理及监察处，负责选定投资基准，并对市场、价格、信贷等风险及外聘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与个人绩效作出评估。我国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外汇基金通过外聘基金经理，在风险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投资知识和经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借鉴及启示
3.1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要多元化
据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总余额的70%左右为美元资产，20%左右为欧元资产，其余是包括英镑、日元和韩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过于单一，主要还是以美元资产为主。
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元将以缓慢的速度温和贬值。美元的贬值预期将使我们以美元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汇储备遭受资本损失，这构成了我们在储备增量中减持美元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依然脆弱，而日本经济尽管消费疲弱，但自2002年2月开始的增长周期已经进入第58个月。虽然对各个货币区经济进行准确预测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照顾国际贸易构成和尽量减少汇率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我国必须逐步实现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多元化，逐步减少美元储备比重，增持欧元、日元，以及韩元、澳元、新加坡元等，藉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币种配置。
3.2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要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多为美国国债、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高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等，这些债券资产虽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流动性，但其提供的收益率普遍偏低。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基本目标是要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以保证储备资产购买力的稳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资产的配置。
（1）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背景下积极地投资于非洲、拉美和中亚等的资源性项目。直接投资于这些项目比建立石油储备在稳定能源价格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有效。
（2）增加黄金储备的份额。我国的黄金储备自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929万盎司的水平。2003年以来国际金价从200多美元大涨至600多美元，在金价大幅上涨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增持黄金储备对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具有积极意义。
（3）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和先期“藏汇于民”政策背景下，鼓励资本流出，进一步扩大民间持汇，一方面民间持有的部分外汇不会形成央行“外汇占款”对应的本币投放；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分散央行美元资产的汇率风险。
（4）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社保基金、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等实体投资于国内外企业股权。股权投资具有比债权投资更高的收益率，当然更高的收益率对应着更高的风险，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来锁定央行承担风险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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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论文范文5
全球金融危机到底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究竟是亏损还是收益?思考这些问题，客观评价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效益，进而改革外汇储备管理机制，意义非常重大。本文从实证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计算了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净收益，并对今后的投资策略与改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成本；收益；投资
一、前言
近年来，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长。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各国外汇储备管理目标、管理策略和投资方式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资产管理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4月IMF对外汇储备管理目标进行了修正，指出：“与传统储备管理目标相比，目前外汇储备管理在资产保值和确保流动性基础上，更应注重管理的有效性，以最大化收益(或降低成本)”，从而突出了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性目标的重要性。高储备持有国也纷纷采取更加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投资策略，这从近年来纷纷涌现的财富基金(SWFs)中可见一斑。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就是各国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投资于股票、政府或机构债券(包括基金公司、股票交易所等金融机构)以及一些金融衍生产品，其目的是在保持资产安全性基础上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但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包括“两房”在内的美国多家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国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这给各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据统计，主要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证券和房地产领域的科威特财富基金，2008年3月底到12月底损失了310亿美元；淡马锡2008年4月至11月间资产价值下降31％，仅其在美国银行的投资就损失了至少30亿美元；被认为资产最为多元化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在这轮危机中也难以全身而退，据估计，该基金最多可能亏损1500亿美元，相当于其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究竟是亏损还是盈利?外汇储备管理效率如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对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计算和实证，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参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经网数据库等。
二、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分析
外汇储备在我国的运转过程，可以表示为：(1)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盈余；(2)外汇市场外汇供给增多，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进入外汇市场实行干预操作，买入外汇抛出本币；(3)国家指派专门机构(目前主要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盈余以及从外汇市场买入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和投资；(4)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稳定，央行发行票据来冲销外汇占款。
目前来看，总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外汇储备除了投资到国外购买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债券外，其余的资产主要存在国外银行。尽管2004年以来国家曾尝试运用部分外汇储备给金融机构注资以及其他股权投资，并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积极管理，但资金量小0。在这一运作过程中，持有外汇储备的损益就显现了出来。就收益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持有外汇储备收益，是指国家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具体包括：(1)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外证券的收益；(2)外汇储备存于外国银行的利息收益；(3)外汇储备用作其他积极性投资的收益。这些储备收益属于显性收益。广义的外汇储备收益是指一国运用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所有收益的总和，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其他无形收益等，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外汇储备投资的经济收益，还包括：(4)一国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5)一国持有外汇储备带来的市场稳定的信心等。(4)、(5)部分收益属于隐性收益。广义的收益又可分为可量化与不可量化部分，可量化部分为(1)、(2)、(3)、(4)，不可量化部分为(5)。
(一)投资国外债券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虽然这两年实行储备资产多样化改革，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仍占绝大比重。其中，美国国债约占35％，美国长期机构债券占比30％和长期企业债券占比5％。美国国债具有四大系列：T—bills(4周、13周和26周)，T—notes(2—10年期)，T—bonds(10-30年期)和TIPS(通胀保护的国债)。中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数据显示，我国主要投资的期限品种包括3个月、5年、10年、30年等。近几年来这些品种的收益率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如3个月短期国债从1994--2008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1％-6.66％；5年中期国债的收益波动范围为2％-5.2％；10年期长债近几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3.0％-5.4％；30年期长债近两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4.25％-5.7％。考虑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投资中、长期国债，其平均收益率约为5％左右。其次还有美国机构债，它们一般比同期限的国债高100-200基点，因此保守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债券的平均收益可达5％。除了购买美国国债，我国还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了部分欧盟和日本的长期政府债券。根据相关的研究，保守估算我国外汇储备中欧盟长期债券比例约为15％，日本长期债券比例约为8％。欧洲和日本长期债券收益率近年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在4％和1.8％左右波动，它们相对于美元有超过20％以上的升值水平，折合美元的收益率大约为4.8％和2.16％。
(二)存在国外银行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除了购买一些政府国库券、债券以外，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存于银行，这部分流动性资产约占总外汇储备资产比重的7％。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98年1月以来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平均只有3.06％。结合投资国外证券收益率，运用归一法，我们可以大致得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整体收益率水平，为4.607％(5％×70％+4.8％×15％+2.16％×8％+3.06％×7％=4.607％)。按该收益率来算，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如表l所示，累计总收益为3550.41亿美元，计27553.86亿元人民币。
(三)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风险收益分析
风险收益是指因持有外汇储备而减少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以及降低了危机发生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这种降低的危害程度可以认为是外汇储备带来的一种收益。正因为风险收益的存在，使得新兴国家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RodrikandVelasco(1999)估计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将使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的概率减少10％，假设金融危机的成本为GDP的10％(该假定比率不高，见HutchisonandNoy，2002)，那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的风险收益等于GDP的1％；表2依此计算了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风险收益，累计为20112.35亿元人民币。
将上述三种收益累加，得到1994-2008年间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总收益为6081.75
三、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成本分析
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成本包括：(1)干预成本，即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买人美元等外汇的操作成本；(2)冲销成本，即央行对冲市场上外汇占款的冲销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广义成本除了(1)、(2)外，还包括(3)机会成本，即如果不将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而运用于其他途径(如进行国内建设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以及(4)如果国内货币市场上外汇占款不能完全冲销，外汇占款剩余对一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影响。这些广义的成本也可分为量化和不可量化两部分。量化部分包括(1)、(2)、(3)，不可量化部分包括(4)。
(一)外汇市场干预成本
当外汇市场外汇资产供给大于需求时，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汇率)稳定，政府不得不入市进行干预。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中心执行干预操作，全额从外汇指定银行那里买入外汇资产，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干预成本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所产生的交易损失及额外的利息支付。由于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都呈现稳定与升值趋势，因此央行每年都存在因低价抛出本币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是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2006年底的7.8087元／美元上升到2008年底的6.8346元／美元，升值幅度达到12.47％，这使得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剧增。此外，央行买人外汇抛出人民币，由此导致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属于央行负债，央行还需额外支付这些负债的利息，这些额外支付的利息也属于外汇干预成本。
本文借鉴Murray(1990)和Ito(2002)的研究方法来分析1994年1月-2008年12月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成本。鉴于干预数据的保密性，本文使用外汇储备的变动额作为每月或每季度的外汇干预的替代变量。
1．央行外汇买卖的交易损失采用Talor(1982)的公式来衡量
其中，Pi代表利润，ni为第i期外汇干预额，这里是i期的外汇储备变动额，ei为第i期买卖外汇时的实际汇率(以直接标价法表示)，et为样本期末的市场汇率。为了避免时间区间的选择对收益的影响，本文以逐年累加的方法进行计算。可以看到，按照2008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而遭受损失累计为20541.4亿元人民币，具体分摊到过去每一年的损失如表3所示。
按照同样的方法和2007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3046元／美元计算央行的干预成本，结果为11980.9亿元，分摊到每一年的干预成本见表4。可以看到，2007年以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外汇买卖交易成本比前一年增加了71.45％。
2．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C=(Btrt)／4(2)Bt为第t期末的外汇占款增量，n为本国银行间90天期限的基准收益率。计算结果见表5。1994--2008年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累计为1431.44亿元人民币。
(二)货币市场冲销成本
由于国内货币市场外汇占款增加产生基础货币扩张，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价格的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回收多投放的基础货币，以保证基础货币进而货币供应量不受大的冲击。冲销成本就是指央行运用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以回收基础货币所产生的成本。
1994年以来我国使用过的冲销手段包括：控制贷款规模、回收再贷款、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金融债与增加特种存款、公开市场操作(又称对冲操作)、将财政及邮政储蓄存款转存中央银行等，与此相对应的央行的冲销成本主要有：①回收再贷款所损失的利息收入；②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准备金存款利息；③发行央行票据所需要支付的利息；④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所需支付的利息。其中回收再贷款方面，按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3月期的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计算，1994-2008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因对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在样本期间的增减而多收入利息51.49亿元；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准备金利息为9935.35亿元；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利息总计4388.1亿元。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银行累计总共发行票据671期，发行总量为17058.3亿元。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需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使得该部分对冲成本十分巨大，2002-2008年间央行因发行票据所支付的利息累计达到4714.79亿元。综合上述四项数据，可得到1994-2008年间广义范围的中国人民银行冲销操作成本总共达18986.75亿元(9935.35+4388.1+4714.79—51.49)。其中各年度冲销成本见表6。可以看到，2008年由于本币汇率上升，央行冲销成本比2007年增长了38.4％。
(三)机会成本(又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损益)
如果外汇储备不投资于国外证券而是投资于国内建设，比如直接用其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我们定义这些因购买他国政府债券而放弃的国内投资收益为外汇储备投资的机会成本。假定外汇资产投资国内，那么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其中外汇资产规模是外管局公布的每年度外汇储备累积值。当期汇率按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度数据来算。中国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如工业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全部资本收益率等，本文选取工业资本回报率作为参考指标。已有的研究数据均显示，1994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具体回报率是多少还存在争议。本文援引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CCER)2007年5月研究得出的结论：从1994年到2006年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化幅度为2.2％到13.4％，净资产回报率变化幅度为6.8％到18.5％；如果选择净资产回报率作为参数，平均值为7.8％。可以算出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持有的机会成本见表7，总计为46826亿元。
四、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
将外汇储备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净收益。总收益包括外汇资产投资收益和风险收益，总成本包括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冲销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用总收益减去干预成本和冲销成本，就得到外汇储备管理的会计利润(见表8中第一列8)；如果考虑机会成本，就得到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经济收益(见表8中第1列10)。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见表8。
五、结论
(一)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是盈利的。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实现净利润6706.62亿元，收益率达到4.96％。这主要缘于我国执行了安全、稳健的投资策略，从而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风险。对不断发展与改革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而言，能在保证外汇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基础上取得如此收益，其管理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多年来，我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支持，增强了我国应对诸如亚洲货币危机这类突发性金融危机的能力，维护了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增强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外汇储备冲销政策储备管理策略
一、引言:外汇储备激增现实及解释
全球外汇储备由1995年1月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9月的4万亿美元,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特征:规模急剧增加、国家集中度提高、地区分布特征明显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短短4年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91%(约2万亿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汇储备国或地区占全球储备存量的68%,排前两位的中国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储备增加额的50%,全球储备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储备国或地区中有8个来自亚洲,亚洲货币当局(包括日本)储备增加额占全球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另外,由于油价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一(见表1)。
全球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及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度量。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自我保险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场环境影响,新兴国家为了维持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避免本币升值而采取外汇干预的结果,三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特征决定的,包括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无法将国内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侧重讲发展中国家储备的增加与金融全球化有一定关系。四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年来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储备。如果从一国国际收支表组成结构来看(见表2),2000-200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储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入盈余的“双顺差”所致,而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虽然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由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仍然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多的石油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代表一国的财富规模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但也带来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二者利益的权衡就存在一个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衡量一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应结合该国经济结构特征,还要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需要。国外衡量外汇储备水平常用的三个指标是,外汇储备/每月进口额(国际经验是一国外汇储备应足以维持3个月的进口需要,被称为拇指规则)、外汇储备/1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额(代表一国对外短期偿债能力,合适的指标值为1,被称为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及外汇储备/GDP指标(该指标的横向比较可比性较差)。按照单一的指标衡量或者加权的指标衡量均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量。国内也有不少文献讨论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如武剑(1998)认为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界定模型应为:FR=DF=DF1+DF2+DF3+DF4=a1.Imp+a2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国全年贸易进口额,Deb表示一国累计负债余额,FDI表示一国FDI累计净流入,A表示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夏斌(2006)在武剑模型的基础上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约为7000亿美元,结论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刘海虹、袁鹰(2005)的研究也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当然以上定量估计我国最优储备规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且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如国际资本流动形式组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股权投资、外国债权投资、银行贷款等)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我国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的需要。精确的最优储备规模难以确定,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和国际经验、外汇储备的历史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外汇储备确实过多。转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经济影响分析
外汇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的过量会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成本,给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带来挑战。考虑外汇储备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理清外汇储备增加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外汇管制的结果,如我国的强制结算制度,在允许范围外的外汇必须强制出售给央行,如果企业或个人的售汇大干用汇就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类是央行按照汇率目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结果,经常项目的盈余、国际长短期资本的净流入(包括FDI、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相应造成汇率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汇率的升值、维持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这两种机制导致的储备增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央行国内外资产负债或权益是怎样进行调整的。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的资产由净国内资产和净国外资产(构成外汇储备的内容)组成,负债由国内货币、银行储备、央行自己发行的债券(或票据)等组成,权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资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损失组成。如果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应的是股权资本的增加(假设股权资本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政府存款的减少),就不会引起国内货币的扩张;如果储备增加引起国内负债的增加(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非冲销干预),将会引起国内短期利率的下降,银行信贷的扩张,国内通胀压力将会上升。如果储备增加引起的是国内资产的减少,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冲销干预。过去的经验表明,一国央行有能力冲销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最近几年,在新兴国家,央行的这种冲销干预手段用的越来越多。考虑到一些新兴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够发达等情况,在央行实行冲销政策(部分冲销)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成本,包括:通胀压力、过度投资、资产泡沫、货币政策管理的复杂性、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潜在的资本损失、冲销成本、债券市场的分割、国内银行借贷的资源配置失效等。
从实践结果来看,从2000年1月到2006年5月,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央行净国内信贷和央行非货币性债务的变动抵消了外汇储备变动的85%,俄罗斯该比例是60%,而我国该比例为70%。这说明在国内低通胀环境下,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新兴国家央行有意放松国内货币政策,采取部分冲销的干预政策。具体各国冲销政策实施及效果(见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