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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法治传播；评估；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19 ― 02
①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8，9-11.
② 参见[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收稿日期]2014 ― 09 ― 20
[作者简介]李朝（1985―），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国法治建设，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光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法治从最早期的移植型法治逐渐走向自生长和自我配置的法治建设格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蓝图也逐渐走向自我发展与完善为主的法治渐进模式。尽管如此，当前中国法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变法后的普法之要，如何将书本上的法治、规则上的法治转变为生活中的法治、行为中的法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会使中国法治发展的重中之重。法治评估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创新与方法创新，业已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在地方法治建设实践发挥重要的纠错和预测功能，而法治传播作为中国法治的重要面向和基本维度却往往被研究者们摒弃于法治评估项目的宏大蓝图之外，这种忽视法治传播重要性的作法显然有失偏颇，也不利于中国法治的现实推进。由此，笔者提出应当从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入手，讨论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可行性，提出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现实路径，对中国法治普及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与意义
（一）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法治应该服务于致力一个自由的社会，创造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理想的大众福利①。要达到此目标，法律系统必须提供相对稳定的关系与结构，使人们能够为自己计划，选择适宜的生活方式，保证他们享有参与法治的机会与权力。法治传播作为实现公众知情权、公开权和参与权的主要平台，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是法治讯息的获知；尽管社会流动的增强使得人们能够实现大范围的横向活动，但是法治信息的获知然而主要依赖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体及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通过媒体对法治决策与举措、法治事件与行为的宣传，使人们对中国法治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其二是舆论监督；法治传播提供监督严格立法、合理司法与依法行政的平台，使中国法治进程不断接受到公众的质询和检验，不断结合社会公众的现实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改进。而所有的法治传播功能是否起到预期效果却无从考证，也无法确定法治传播的建设与工作开展是否能够助推中国法治抑或相反，这就使得中国法治传播评估显得格外有意义。通过法治传播评估，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法治传播软硬件建设的不足，以及法治传播在树立公众法治信仰、培育法治文化方面的不足，为法治传播力度和方向的明确奠定基础。
（二）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地方性需要的必然选择
创设法治术语的功劳通常归于戴雪，而在戴雪提出法治概念后，不同学者对法治都作出相应的解读，法治往往变得空洞而无确定性的实际意义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和人民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差别，甚至在一国或一地区内部，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也存在差别。中国法治建设有自身独特的制度需求，而法治传播则承担着中国法治的普及与推广之责。特别是在国家格局下各地法治的不断推进，如何保证中国法治传播能够准确的体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划蓝图，甚至能够为各项变法实践的推广提供保证，法治传播评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法治传播评估，既可以了解各地法治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更好的发掘各地法治传播实践应当尊重的地方性规律，做到有的放矢，使法治传播落到实处而不至虚悬，保证中国法治传播能够迅速、有效的在公众群体中的到实现。
二、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可行性论证
（一）法治传播评估是中国法治评估系统的重要面向
法治评估是对评估地区或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进行的法治评估大都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全面性法治评估，但是围绕着局部法治现实进行评估，或可体察与发掘地方行为模式或典型事件背后蕴含地方法治伦理价值与法治资源①，是十分有价值的一种尝试，而法治传播评估恰是符合这种思路的作法。无论是清廉国际还是廉政透明指数对法治评估的面向选择都在表明这种以特定法治面向为重点进行评估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特别是法治传播构成中国普法之路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基本途径，不同地区的法治传播状况和法治信仰实现程度也成为各地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表征，由此建立法治传播评估并开展相应的实践，不仅可以深度了解中国普法进程，还可以丰富与完善中国法治评估的复杂系统，使得法治评估契合中国之道而富有建设意义。
（二）法治传播评估具有评估技术方面的支持与保证
在法治概念和形式可按照要素或指标划分的前提下，如何将法治传播的各种属性和特征抽离成各种可测的、可数据化的指标进而构成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具有可行性的技术支持。首先，法治指标具有认知功能；法治指标作为一种测量尺度，能够准确的描述、反映、比较和评价法律现象及其发展与变迁的规律②，能够实现对已定制度目标的明确和可测，能够准确反映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缺陷。认知功能强调法治指标具有可计量性、概观性、现实性，通过对法治传播概念的层级操作，使抽象概念下降到经验层次，形成可实际测量的法治传播分析指标。其次，量化方法与技术的成熟与进步；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统计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量化技术包括指标操作、抽样策略等都较为成熟，统计应用也从最早的简单百分数等统计量发展到回归和方差分析，再发展到多元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等。这些技术手段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逐渐扩展至法学领域，白建军以“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作出死刑阶梯与关系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③。随着统计分析技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推进，通过计量与统计技术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问题成为现实可操作的方法，为法治传播的评估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三、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路径
每一条法治之路的背后都有其一贯的法治之道，每一种法治之道也必然指向其特有的法治之路④。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必须遵循中国法治的发展规律，必须遵循传播学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中国法治现实的真实处境，才能使法治传播评估真正的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作出努力：
（一） 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多元化
从已有的余杭、成都等地推行的法治评估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的法治评估者多为政府部门级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而这种作法的缘由多为大量讯息为公权力机关所掌握，独立的第三方缺乏完整资料的收集和获取能力。但是，法治传播评估的对象多为社会公众、社会媒体机构，其咨询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较强。而且，普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对话、交流、沟通、学习的过程⑤，普法主体应当是法治传播评估主体，而普法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法治传播评估的主体，进而审视和体察自身在法治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所以，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应当走向多元化，包括舆论媒体、社会公众及中间组织都应当成为法治传播评估的当然主体。
（二） 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丰富化
由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需要，法治评估多选择遵循制度性进路而建立法治评估指标。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主要体现为指标内容的丰富与全面，具体包括：其一，普法宣传教育指标；在此项指标栏中包括对法律的宣传与学习，也包括对公众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的培训宣传情况的评价。其二是法治传播载体指标；该项指标既包括对评估地区的媒体建设、教育基地的发展状况作出评价，也包括这些已有硬件设置与机构在功能实现上的评价与衡量。其三是法治传播保障指标；该项指标包括法治传播的领导组织指标，即党委、人大及政府组织在法治传播中的组织和实施职能履行情况评价；同时包括相应的法治传播管理机构的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评价，还包括法治传播的社会参与指标，及社会各方面参与法治传播的积极性、参与力度和参与成效等。
（三） 法治传播评估方法与技术多样化
评估技术本身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法治评估也应当具有多样性的选择。作为法治评估的重要面向，法治传播评估的方法与技术也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最主要适用的方法仍然是指标量化技术，通过将法治传播转换为主客观测量指标，例如，法治新闻的数量、种类及法治信仰与法治意识的实现程度等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分析技术进行解读。此外，定性方法也是法治传播评估的重要技术，通过法治传播叙事的过程性分析，也可透视评估地区的法治传播的状况，查找法治传播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法治传播评估对公众群体的偏重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对公众的调查，才能更好的得出法治传播程度的真实样态。
总之，法治传播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法治评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实现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尽管现阶段法治传播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法治传播评估实践尚不成熟，但是就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全局而言，法治传播评估的推广仍然是十分有建设性的工程，也必将随着中国法治三位一体建设方略的落实而得到更为圆满的实现。
① 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冉井富：《论法治指标的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③ 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法治GDP法治政府考评体系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法治GDP的概念由马怀德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并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和学界的认同，但对法治GDP的理论探讨和系统研究不多。如何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即法治GDP），如何探索建立制定科学的法治GDP考核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一个地区法治政府水平，并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各级政府对行政机关实现行政权力运行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推动力，对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如能将法治GDP纳入政绩考核，将是一次自我革命。
一、法治GDP论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一）法治GDP论提出的背景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8年5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法治政府考核制度。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如今已进入到了一个厉行实践、量化评估的阶段。推动法治发展，建设法治政府，仅凭公众日益高涨的维权热情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高度重视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等其他指标。
法治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应当是政府内部考核和社会公众评价的有机结合体。法治政府考核既应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考核，也应当包括同级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监督。同时还包括外部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国家赔偿等方面，还有社会公众对政府法治政府水平的评价。目前，有些地方和专家学者提出了法治GDP的概念，但没有对法治GDP的涵义、特征、属性及内容作理论探讨和系统研究，认识初浅，有待完善和提高。
（二）法治GDP论提出的意义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目前我国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但经济指标不能取代其他指标，特别是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指标，学术界由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包括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的绿色GDP，以及其他人提出的民生指标、人文指标等。因此，仅以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够的，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法治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法治化水平的高低更能够显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其实，GDP是GDP，法治是法治，但仅仅说法治是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被人重视。“法治GDP”这个形象的说法，人们容易理解、接受和重视，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政府部门对法治的关注，提醒政府要象重视经济GDP一样重视法治政府建设，从而不断增强一个地区或行政首长抓法制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法治GDP论提出了又一个崭新的政绩观，法治政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树立新的“法治GDP”政绩观，用“法治GDP”来评价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在法学理论领域、实践领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国如能将法治GDP纳入政绩考核，将是一次自我革命。
建立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是检验法治政府成效的重要标准，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是法治GDP论的具体实践，不仅能够对政府和部门法治政府的水平、成效做出正确评价，而且能够直接为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法治政府工作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确立提供客观依据，预测该地区法治政府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还有利于法治政府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法治GDP的涵义及特性
（一）法治GDP的基本涵义
法治的基本解释是依法治理，其涵义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GDP由经济GDP引申而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或法学概念。
本文把法治GDP的概念界定为：法治GDP是指由有权机关或咨询机构制定的一整套科学考评指标体系所量化出的能综合反映和评价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政府法治水平的法治指数。它是由有权机关或咨询机构对行政机关或部门开展法治政府工作所确立的各级各类目标进行量化形成的综合性法治指数。通过法治GDP的量化不仅能反映出一个地区（行政机关或部门）一定时期内的法治政府总体状况和实际水平，确定其推进法治政府的进度；也能在量化的过程中，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涵义：一是指标体系的制定主体是有权机关或咨询机构。有权机关制定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对辖区内的所有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的法治政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咨询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既可以受有权机关委托、也可以视社会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的法治政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二是指标体系的考核评价对象，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三是法治GDP最终反映为一个综合性法治指数，是对行政机关或部门开展法治政府工作所确立的各级各类目标进行量化形成的。四是通过对考核评价对象的法治政府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就能够对该考核评价对象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判断。
（二）法治GDP的基本属性
“法治GDP”其实是反映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法治指数。它具有量化性、考核性、目标性和推动性。
1.量化性。法治GDP是指能综合反映和评价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法治指数，是政府法治建设的指标化。由于指数和指标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法治GDP可以量化，具有量化性。
2.考核性。引入法治GDP的概念，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同等重视，纳入各级政府及行政首长的绩效考核，作为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使法治GDP与经济GDP一样都可以考核，具有考核性。
3.目标性。法治GDP通过法治指数把法治政府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实施状况进行量化。量化的前提是必须建有一个各级各类法治政府工作目标可供考核，因此，可以说法治GDP具有目标性，或者说目的性。
4.推动性。法治GDP有一个量化结果，能够对政府和部门法治政府的水平、成效做出正确评价；在量化过程中也能够为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法治政府工作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确立提供客观依据，反映该地区法治政府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有利于法治政府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法治GDP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长期推动力量，具有推动性。
（三）法治GDP的基本功能
1.评价功能。法治GDP能够科学地考核行政机关推进法治政府的成效，对行政机关开展法治政府的情况具有衡量评价和判断鉴定的作用。
2.引领功能。法治GDP能够为法治政府的推进提供现实的内在动力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从而指引和领导行政机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
3.考核功能。法治GDP可以作为考核行政机关的重要依据。通过考核评价，真实地反映行政机关的法治政府水平和能力，可以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法治政府水平进行排序，从而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示范功能。法治GDP量化具体，能够为法治政府实施情况提供实践参考和检验，并在法治政府进程中发挥启示作用，从而指导法治政府工作的开展。
5.教育功能。法治GDP可以促使公务员转变行政理念，提高法治政府意识。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三、法治GDP论的应用——建立法治政府考评体系
推行法治GDP论，施行法治政府工作量化考核，建立法治政府考评体系是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的，也是法治政府建设长期推进的动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法治政府考评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治政府考评体系，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通过量化法治政府的各级各类目标，准确反映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法治政府水平的一整套科学考评指标。该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客观性原则。法治政府考核评价制度作为政府推动法治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必须能够发挥全面、客观衡量法治政府水平的作用。从微观上看，每个指标的设定应当能够以清晰量化的方式体现法治政府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要求和努力目标。从宏观上看，要体现法治政府整体进程的努力方向，以及法治政府各项要求在整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要公正，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考评，力求真实全面地评价和反映一个区域或部门开展法治政府工作的状况。
2.公开权威性原则。一是考核的过程应当公开化，确保真实情况的提供渠道畅通；二是考核评价的依据应当具体化，这是保证考核评价结果权威性的基础；三是考核的结果奖惩化，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考核不流于形式。在法治政府考核评价活动中要扩大人民群众和考核评价对象的参与度，增加考核评价工作的透明度。
3.科学合理性原则。科学性要求指标的设置具有确定性、严谨性、简明性和先进性，使考评信息的搜索、处理更加全面准确、适当。一是坚持分类原则。根据考核对象的不同特点，确定分类标准，设计不同的考核评价指标，以保证考核评价结果具有针对性；二是坚持可操作性原则。考核指标应以客观性指标和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为主；三是坚持动态性原则。法治政府考评指标并非固定不变，它是随着法治政府进程的推进而不断调整、不断充实的动态考核指标；四是坚持规范性原则。考核程序的规范化程度是保证结果公正的关键。合理性要求考核评价工作解决行政合理与失当的问题。这就要求指标体系内容的设置要全面、真实、可靠，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既能进行同类行政行为的纵向比较又能进行相邻行政行为的横向比较，既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又能经得起社会舆论的评价。
4.规范便捷性原则。考核评价工作应当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做到规范，既要有统一、合理、明确的考核评价标准，又要有严格的考核评价制度，考评标准、内容不能朝令夕改或标准多元化，更不能考评工作人治化。确有修改必要的，也要按照程序，谨慎修订。法治政府考核评价的内容要规范明确，便于分解和统计，具体标准要清晰、明确，避免过于笼统抽象或过于繁杂，方法要全面、系统，便于操作，能较好地运用到考核评价的实际工作中去。
（二）法治政府考评体系的基本构架
1.实现目标。法治政府考评体系设计要通过测评达到三个基本目标：一是要能够真实反映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法治政府（行政机关）总体状况和实际水平；二是要能够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法治政府（行政机关）总体状况和实际水平，从而量化评估对象法治政府水平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三是要能够反映出某一地区一个周期之内法治政府（行政机关）推进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总体进程和总体水平。
2.具体设定。根据法治政府考评指标构建的基本原则，指标可分为两大类别，即：各级政府评估指标和政府部门评估指标，同时分别设定两个部分，即通用指标和专项指标。针对政府各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通用指标分值应当占法治政府考核总分值的60%以上。专项指标可占40％左右。针对各级人民政府的指标体系应特别确立“组织领导”、“依法履职”、“规范权力运行”、“完善行政救济”四大考核内容。同时，指标体系应当设置多元化的评估主体，既明确列出政府内部考核的责任部门，也把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法院的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其他行政机关的专项考核监督整合起来，形成共同考核的合力，多方位地促进行政机关法治政府进程。
（三）法治政府考评体系的其他问题
1.不断拓展评估的内容和主体。内容上要适时考虑法治政府的保障措施、政务信息公开、法制机构建立健全等具体情况。在主体拓展上，要考虑将同级政府的相关评估纳入法治政府评估的衔接范畴，同时注重发挥社会评估机构的积极作用。要做到考核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要增强考核评价的权威性、考核评价的针对性、务实性和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
2.认真分析考核评价指标的特征。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普遍性是指指标能够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区域或部门，能够反映法治政府工作的共同规律；特殊性是指对于不同的区域或部门，其指标的构成不尽相同，各俱特色。二是软指标与硬指标并存。软指标是不便于量化的指标，故又称为定性指标；硬指标是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测定出结果的各个指标，由于这类指标主要运用技术测定法得出的，故可以把这类指标称为测定指标、定量指标。三是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配合。相对指标是指两个有联系的现象数值的比率，即用相对数来反映法治政府的状况；绝对指标是反映总体单位总量或标志总量的指标，即用绝对数反映法治政府的状况。四是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衔接。单项指标是综合指标的组成部分；综合指标是指把多个单项指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指标体系。
3.保证指标设立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应当研究设定依法决策的程序设定、依法决策的责任追究及后果、行政救济的程序规则和办案流程的公开化程度、行政救济的后续跟踪制度和效果等指标，尽量减少打分的随意性。考核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考核评价的行为类型既包括行政处罚等积极行政行为，还要对行政不作为等消极违法行为的考核和监督。
4.不断完善法治政府评估的整体机制。做到日常评议与年终考核紧密结合，不断完善评估的整体机制。要在实践中研究建立一套日常考核评议的机制和配套制度，注意制度的导向性，确立与法治政府考评体系相对应的各类报表制度。
5.科学合理分类设置法治政府考评指标。法治政府考评指标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十分重要，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行政机关的特点和现实，从主体、内容、方法、程序等多个方面科学设置指标，达到对行政机关法治政府情况科学考评的目的。
6.建立健全法治政府考评的保障机制。法治GDP成为考核、衡量一个官员、一个政府机构工作成绩与水准的指标，由于习惯的思维和制度的惯性，尚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识，需要建立保障机制，使其制度化并长期化。
四、法治GDP论是创建全国法治县的重要理论支撑
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法律意识；公民；生成；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17-02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分析
对一种事物或者现象的研究一般从其概念入手，分析其内涵本质及与其他概念的界限，以构建逻辑的合理性，也为学术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
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受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法律意识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这样分析的：“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概念的界定各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在沈宗灵教授主编的《法理学》中，对法律意识是这样界定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写道：“法意识是与群体或个体（个性）心理特征相连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法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法现象的特殊组成部分。”[2]刘金国和舒国滢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意识概念的表述更为具体：“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规的理解、要求和态度，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同时还包括人们法律知识的多少和法律水平的高低。”[3]
由此可知，法律意识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外延及其广泛的法律现象，法律意识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现象主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状况，是人们对法的各种心理要素的综合体。法律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
第一，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一般社会主体对“法”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所谓社会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态度、情感等主观反映。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态度、信念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
第二，法律意识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马克思在其经典论著《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主体的主观意识都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并决定，作为社会意识一种的法律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当然，社会意识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权力运行机制深刻影响着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法律的功能、价值取向以及法律调整的社会效果，也直接决定着法律意识。与此同时，社会主体的一般法律意识也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第三，法律意识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由于个体的经历，人格品质等对法律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而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这使法律意识在整个社会中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不同主体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类似的法律实践经历以及共同的利益需求，使法律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同一性和一致性。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一）公民法律意识生成的途径
简单地说，公民的法律意识生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内生型、外生型和混合型。举例来讲，欧洲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内生型。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立，现代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西方社会的法律意识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内生型，正如哈耶克所说，是西方社会“自生自发”[4]的演化结果。相反，中国近代之始的现代法律运动则是典型的外生型。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国人天朝永固的梦想。一批有志之士开始认清形势，拯救国家于危亡，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西方法律思潮涌入中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法律意识产生之初，是在内忧外患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结果。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浪潮惊涛拍岸，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型的现在法治进程并未改变，国家通过引进、学习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此起彼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混合型，既有社会发展的内生需要，又有交流学习的引进。
（二）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日益推进，我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逐渐生成，民主和法治不断发展。同时，与改革开放相伴的是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必不可少。我们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促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第一，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7]法律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表明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是评价主体合法性唯一也是最终的标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秩序等价值，宗教、道德、法律等调整手段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众多调整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评价标准。法律至上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权力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由法定的程序加以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必须承担责任。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公民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的法律意识才能逐步生成。
第二，应当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是公民信任法律，树立法律正义感的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仅仅依靠强制力的后盾，法律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更无从建立。只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良好法度，公民才能真心地认同法律，信仰法律，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正义感。“从内心深处产生积极的法律认同感，产生对法律的全面拜从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的法律激情，以激情的理性作为遵守和运用法律的直接心理基础，进而形成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统一的现代法律意识。”[7]
第三，促进司法公正，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对于普通公民，司法活动与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司法不公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民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再信任法律，从而寻求其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法治社会的巨大阻碍。“司法是正义的守护神，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8]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增强法官独立性，加强监督，杜绝司法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做的事。
第四，持续推进普法教育，这是塑造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普法工作开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公民法律意识得到普遍的提高，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受传统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普法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在厌讼的法律心理长期影响下，我国公民普遍厌诉，有时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压抑自己的合理需求，追求一种“和为贵”。受人治传统的影响，民众更愿意相信权力而不是法律，遇到问题先寻求“关系”，而不是依法办事。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分化严重，这使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加大对普法教育工作的投入，加强普法工作队伍的培养建设，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普法教育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让普法工作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起到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没有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支撑，法治社会的理想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为此，学者对法律意识的概念、特征、法律意识的生成模式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肤浅的见解，以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贡献，推动法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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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社会管理；法制保障；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从狭义上说，它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即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广义上，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我国的法律中对社会管理概念确实存在不足，进而指出，“社会管理立法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与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加之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它呼吁要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二、我国现存的“社会管理”的不足
社会管理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当前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旧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完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社会变革，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面对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现存的社会管理模式沿袭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完全适应，缺乏自下而上的权利管理。
三、我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和路径
选择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和社会经济阶段性的要求，需要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式，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科学总结和认识并遵循社会自身运行规律，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技术、方法和机制等，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的关系
法律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立法程序更严格，且立法主要是对过去经验的固化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而不是主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保守性、守旧性。创新显然是对既有规则和方法的突破与变革。
在法治社会的应用角度看：社会管理不应脱离法治的轨道，社会管理创新不是要去法治化，社会管理法治化也不是要摈弃、扼杀社会管理的创新。
然而，比照上述要求，检讨我国各地各级机关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生活实例里往往存在着脱离法治轨道和损害法律权威的情况发生，有学者将这些做法概括为三个不好的倾向，也就是“行为方式的模仿性、内容选择的随意性和主题内涵的扩张性”。
五、当前如何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实现法治保障
（一）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法治的“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相关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任务相当繁重。而且，法律实施的任务更加紧迫。社会管理千丝万缕，而处在当下转型期的现实社会管理工作更是纷繁复杂。特别是社会大众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大大增强，对社会管理立法以及社会管理执法与司法的要求更高，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着力点
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且我国行政权有一权独大的历史传统。因此，我国的法治建设重点在行政法治，难点也在行政法治。如何按照法治要求，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体制事关政治改革成败。具体到社会管理领域。改变由政府垄断社会管理权利的局面，建立起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内容。
（三）创新社会管理要大力加强行政程序法治建设
程序与实体相对应，互为表里，不可或缺。程序对于实体而言，不只具有工具意义，其本身具有独立价值。
我国的程序法在整体上比较落后，行政程序法尤其如此。迄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行政程序法。按照十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通过法治保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在实体的职能权限方面划定了政府“管理什么，不管什么”问题后，首要的就是政府怎么管理这个程序问题，即是要拓展人民的有序参与渠道，顺应公民主体意识。其次，结合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与动力，加快社会管理程序建设，尽早完成国家层面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工作。
（四）社会管理创新要坚持以民生建设为突破口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变革，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分化，短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矛盾的多发期”形成的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下岗职工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而媒体不断爆出的“拼爹”事件从另一端反映了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利益分配失衡导致民生问题突出，这已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服务的主题是民生保障。要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建设目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畅通完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个人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听民声，顺民意，排民忧，解民难，消民怨，无不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每一项改革均涉及复杂的利益和交织的矛盾，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但这些改革和创新又具有最广泛的民意基础，能凝聚最宽泛的改革共识，能获得最深厚的改革推动力，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最佳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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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30 ― 03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一如韩寒所拍电影《后会无期》中经典台词所言“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依然难以全面阐述“民族主义”的内涵。E・B・哈斯曾用“盲人摸象”的比喻来形容学者们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①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是由“民族”和“主义”两个单语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民族”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所以，明确“民族”的内涵是理解“民族主义”概念的前提。
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下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首先需要清晰认知的是，“民族”是个西方概念。英文用nation一词表示“民族”，源于古希腊文ansci到拉丁文nasci、natio再到英文nation的衍变，在词义上也由“生育”、“生存之物”逐步扩展为“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亦即拥有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团体”②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观“民族”一词的语义发展过程可知，“民族”一词最初仅具有生物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上的意义。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时，nation成为“国家”的同义词，具有了政治色彩。有词典将“民族”解释为：有着相同血缘、生在相同国家、受同一政府庇佑的众多家庭。③韦伯曾言：“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当“民族”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时，我们就不得不将其与“国家”联系起来。“民族”与“国家”都是政治概念，但是两者关系却错综复杂：有民族无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国家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都是以我国的国家形式为逻辑起点的。
正如“民族”没有得到一个普遍的、明确的解释一样，“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内涵概括为如下几类：第一，从心理学上分析，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个人忠于国家的心理状态，④是一种情感归属、民族认同的爱国动力；⑤第二，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是一种追求民族利益、为民族生存、平等、独立、发展服务的社会实践运动；⑥第三，从理念上分析，民族主义是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理念原则；⑦第四，民族主义具有多种含义，兼具多种特质。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的含义总结为：以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或象征、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识形态这三者中的一种或多种。⑧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兼具主观与客观双重意义，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思想观念，统一的思想观念反映在国家体制上就表现为意识形态。当主观上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运动时，民族主义的思想就会成为一种追求利益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实践。
根据上述阐述，笔者将民族主义的内涵分为三类：一是表现为强烈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即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和归属；二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即为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即贯穿在国家体制中的基本价值和理念。
二、 我国制定法对民族精神的吸收――表现为民间法的存在
法治进程分为外源型和内发型两种发展模式，我国的法治进程主要采用的是外源型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大规模移植外来法律，短时而快速地建构起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法律的范围主要是指制定法，即由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表现统治者意志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虽然制定法大多是舶来品、缺乏我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基础，但是却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依据。我国建立起的制定法的法制体系，只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的建构，但是法治观念以及法律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深入人心，因为我国的民族本土文化资源并没有被我国的法律体系所吸收。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不仅包括土地、经济、政治等因素，“民族精神”才是其根本，它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⑨所以，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容忽视的，也是执法者在管理国家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德国著名学者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萨维尼指出，法律应表现出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法律的发展动力是民族精神，法律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是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法律同民族共发展，立法者只能揭示和展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作为法律，立法者绝不能通过立法手段来创建法律。⑩萨维尼以绝对性极端性的观点表达了民族文化这种本土资源对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关键作用。
法制是指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而法治首先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11}主张法律本土资源论的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2}中国本土的法律资源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民间法“。民间法是一个外延极其宽广、内涵极其丰富的包容性概念，具体包括诸如习俗惯例、家族法规、行业规章和村规民约、宗教规则及官方非正式经验等形式。{13}梁治平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将民间法概括为地方性知识，谢晖教授以规范法学为视角认为民间法是一种与制定法这种硬制度相对应的软制度；苏力教授从法律来源方面出发将民间法视为一种本土法律资源。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民间法的内涵，可以明确的是，民间法不是官方法、不是制定法。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起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靠国家强制力维持的表面上的威慑作用，而应该是深入人心，以自身的合理性来说服人们去遵守它，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规制目的。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我国有着浓厚的乡土社会的传统，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靠风俗、习惯来支撑，所以在我国的法治中必须重视民间法的作用。在立法上，制定法可适当吸收民间法的内容，如我国民法中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就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民间传统的尊重，这就使得我国立法在重视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兼顾民俗中的“人情”理念，增强了立法的合理性，实现了情理法的融合；在司法中，可适当引入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法院援引风俗习惯进行裁决的案例，并且收到了极好的司法效果，所以实践证明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是可行的。
三、 民族平等与政治诉求――表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斯大林用“四个共同”对“民族”进行阐述：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14}这一定义概括出了民族的文化性、地理性、社会性，然而依据这一解释并不能清晰地区分“民族”与“种族”、“部族”等相似概念，因为后者也同样具备社会-文化性。安德森对“民族”作出的解释是：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在本质上有限同时享有的政治共同体。{15}这一定义赋予民族主义强烈的政治色彩，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将民族与国家挂钩。民族在社会-文化属性上同种族、部族难以区分，但是民族不同于两者的是，民族具有政治属性，生活在民族中的共同体具有政治诉求，这种政治性诉求在我国即表现为各民族追求民族利益、争取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并非是各民族均要求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无法为共同体提供平等的政治诉求。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成员的平等。民族主义在观念上形成后，就会缔造出民族，政治诉求随之而来，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就会随之兴起。民族主义不仅仅应当停留在思想上的民族情结、民族认同中，而且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共同体地位上的平等、权利的享有、政治事务的参与等。
我国在确立国家政治体制、构建法律制度时，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位，本着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授权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特殊的风俗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可变通执行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以此来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诉求。如果我国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所有民族所有区域均整齐划一地实行同一政策，势必造成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的侵犯，终将导致少数民族对国家法律的不遵守对国家政策的肆意违反。作为政治诉求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对我国法律提出的要求就是：国家法律不能不立足于民族现状而死板地统一硬性调整所有民族和区域，而是要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为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
四、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的法治观
自由，是一种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16}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还是一种法治观念。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是理性的个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认为：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性质和利益都是由个体决定的，集体是为了服务个人利益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离开个人集体将不复存在。{17}建立在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用来组织一批人在规则约束下进行有规律活动的理论上的构造和模型。{18}根据自由主义观点，国家在根本上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应当将个人权利放在首位，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视为目的，而国家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在我国，由于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家本位思想以及在以后形成了深厚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根源。与自由主义相对，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国家和集体意识，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及国家拥有强大的管控权力。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法治层面就表现为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基本价值的民族主义的法治观，与民族主义法治观相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法治观。
民族主义以民族情感为纽带，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的推崇有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但是从现代法治要求的充分尊重人民法律地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我国法治的基本价值在注重民族主义理念时，可适当吸收自由主义精神。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曾言：“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个人自由寄托于国家之上，国家全体亦赖于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看，中国民族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19}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将民族国家本位与个人自由本位置于同等地位的。民族主义，以群体归属、集体利益为指向；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为宗旨。如何将两种理念融合，整合进同一个意识形态呢？自由民族主义理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只具有单一理念的意识形态的创新。
五、 结论
上述分析是以民族主义的三种不同内涵为层次展开的，可见民族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持续性的。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影响我国制定法的内容；在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在和未来，也起着法律精神和基本价值理念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在审视我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民族主义的内容，兼具吸收自由主义精神的部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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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概念范文6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核心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核心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各类考核评价具体工作在基本观念、功能、目标上保持相对一致。
（一）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统一性原则在于实现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体系与局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相对一致。城市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在概念和逻辑上达致统一、自恰的周延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具体呈现。当前已经“形成了法治指标评估、大公开与阳光政务、打黑除恶、廉政风险点的排查与控制等法治城市建设模式”③。立足于差异化法治城市建设模式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同时，具体的城市法治建设评价体制机制不能与全国性评价体制机制相矛盾，必须符合后者的基本精神与要求。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地方性原则在于整体法治建设评价一般规律须与局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达致有机统一。在法治建设评价普适性一般规律指引下开展所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工作，还应强调对不同城市、个别地方之特殊规律的具体依循。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应着眼于所在城市法治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客观评价达成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之各项具体工作，推动所在城市治理实现全面法治化。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在于相关评价既应涵盖城市法治建设的全部领域，又应涉及城市法治建设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把握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宏观大局而开展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同时，还应注重设定正当、合理的实施评价之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应通过有序的评价流程设定推动城市法治建设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并在实践中依据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步步推进，方能取得城市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最佳效果。在某个领域、具体环节的“单兵突进”式、“运动”式评价或许可取得一时之效而实现某方面城市法治建设工作的即时整顿、改观，但忽视评价工作整体协调性的做法终究难以谋求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全方位、长远的发展。“此情形下只能走渐进式法治发展道路，不能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积累，方能取得成效。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开放性原则在于强调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评价工作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有益经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以开放的姿态，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各类既有经验，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模式。当然引入、借鉴不应是全盘照搬的，应立足于系统性原则，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逐步国际化、本土化的策略。实现中国式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甚至回馈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实践而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模式，“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全球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②。
（三）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
首先，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领导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前提。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直接关涉到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开展相关评价工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③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中的领导机制应是所在城市党委及上级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制，在党委领导推动下完成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充分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去影响、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具体开展。其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关键。“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④开展相关评价工作应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制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由于城市建设法治化本身既是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现出来，又是由各具体部分和领域的法治状况来构成。“既包括法治的理论、思想、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精神性的隐性存在形式，又包括法治的种种规范、制度与组织架构等物质性的显性存在形式，还包括了通过社会秩序为直观面貌体现出来的法治的动态实践状况及其实际社会效果”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设定还应坚持宏观设计与微观展开、整体推进与部分落实的协调与统一。所在城市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就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宏观设计，以确定相关评价工作欲达致的城市建设法治化之基本目标，进而通过开放、多元的评价工作而凝聚所在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广泛社会共识。
三、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地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实践事项虽不尽相同，但评价体系大体上可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具体设定。
（一）评价组织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组织体系应与政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是互通互联的。皆可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这4个方面来予以设定。其一，评价主体设定。可分为内部评价主体与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来自组织开展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2个方面，考核结果权重比各占50％。外部评价主体来自市民、舆论媒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相对人，包括定额问卷随机匿名评分与各方代表听证会公评2个方面，问卷匿名评分可设定更高的考核结果权重比。其二，评价对象设定。评价对象即为承担城市法治建设职责的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不同对象就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依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分别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其三，评价流程设定。评价流程即实施评价的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设定正当、合理的评价流程本身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应有之义，应强调总体评价流程简单化、透明化，具体步骤环节设定凸显可操作性、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不能因过于繁复的评价流程设定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经费开支。可通过评价流程信息化、数据化、共享化，切实提升评价工作效率。其四，结果应用设定。评价结果固然重要，且必须与评价对象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但是评价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结果的应用还需包括结果反馈，及时将评价结果、问题所在、原因分析等信息返回给评价对象，促成各类评价对象后续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实效逐步改观才是推进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初衷。
（二）评价技术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相关技术手段应包括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反映所在城市法治建设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要求，“符合被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指标名称、涵义、内容、计算范围、计量单位、计算方法、指标数量、指标权重等符合科学原则的要求”②。“执政指标、立法指标、行政指标、司法指标、普法指标、基层民主指标、经济法治指标、法律服务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监督指标”③这10个一级指标可参考列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具体方面，就其达成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④来设定相应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具体而言，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技术应围绕下列事项展开：其一，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相关职责的作为（投入与产出）情况；其二，评价重过程、重增量变化甚于结果，应特别强调评价周期内相关指标的前后变化量；其三，规划的实施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有其滞后性，评价周期不应恪守传统的年度考核，可实施跨年考核或3年左右的阶段性考核；其四，评价过程应是开放、多元的，相关技术元数据、源代码在充分尊重、保护相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向公众适当开放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升级的空间。
（三）评价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