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论文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影响对策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鉴于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以及金融系统相对封闭，似乎中国可与这场危机绝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因出口紧缩而失业，房市持续低迷且股市信心低落时，显然中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也正遭受损害。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中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
2008年的减速中止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国家统计局在公布经济增长数字的同时发表声明称:“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概括地说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显性的。首先是不少投资机构，尤其是我国金融企业对美国投行的投资，随着投行的倒闭或经营不景气而蒙受损失；另外，一些走出去的企业与美国本土企业合资或合作因危机影响将导致一定的利润缩减。其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经济衰退，抑制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业增长。在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缩，很多企业已经十分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
另一个层面的影响是隐性的，就是通过不断的经济传导来实现。比方，美国政府救市和即将可能发生的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美元贬值的动因。汇率的变化不仅削弱我国外向型企业出口利润的增长，增加出口成本，而且会直接导致汇兑损失。在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后两个动力都会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传导而受到挤压。
二、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
1.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指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实实在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则是指市场经济中在信用制度和资本证券化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的活动。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严重时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甚至危机。因此，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并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积极发展虚拟经济，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脱节。
2.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要求金融不断创新，以支持整体经济发展。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组织创新、金融体系创新、金融秩序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等。但必须明确，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金融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同任何创新都有风险一样，金融创新也会有风险。而且，由于金融具有特殊的运作规律，金融创新的风险往往更具严重性。所以，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在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要预见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建立健全监管和防范机制。为促进经济发展，无疑要致力于金融创新，但同时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努力保证金融安全。
3.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必须明确，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缺陷和失灵，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分散决策，难以自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会导致而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公共物品受损等外部不经济问题。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把二者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
4.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加强，开放成为世界潮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世界金融体系之外。开放有利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借鉴别国经验加快本国发展。开放不仅是一般的经济开放，金融也要对外开放。但是，世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是充满风险的，别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可能通过开放的途径传递到国内，国际投机资本也可能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国内金融危机。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开放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会造成本国利益的损失。所以，在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增强金融发展的独立自主和风险防范意识，把对外开放与金融自主结合起来。坚持自主是基础，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利用对外开放的机遇，趋利避害。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应与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参考文献:
[1]欧文·B·塔克李明志等译:今日宏观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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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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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与企业融资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端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经营绩效降低，都促使其通过储存流动性，减少贷款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开始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来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现金储备、公司债券融资和贸易融资三个方面。Campello等人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计划削减自身的研发、薪酬和资本支出，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现金储备。具体来说，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局面，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加速提取银行信贷余额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储存流动性，提升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等风险的能力，未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则没有上述行为。Kahle和Stulz将企业按照与银行有无关联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各种融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危机第一年，各类企业的债券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张，2008年9月之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均大幅降低，而与银行关联较多的企业的现金储备则在整个危机期间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主要对银行信贷供给端产生影响，这会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了满足企业必要的资金需求，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选择之一。
Polak等人认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将注意力从盈利水平转移到企业现金储备和流动性上，公司债券在企业融资方式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发行债券成为维持公司流动性、控制公司风险的战略选择。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为例，指出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债券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的债券流动性更好，AAA评级债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借贷规模缩减所造成的系统流动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进一步对比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发现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明显缺乏流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其重要性日益体现。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银行信贷紧缩和非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将企业按外部融资的依赖水平进行分组，发现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融资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其在银行借款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政策规范贸易融资。与前者的研究相类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贸易融资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利用亚洲六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宏观数据探求企业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发现拥有较多贸易融资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较少，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将企业分成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两类，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融资较少，其销售收入下滑幅度相应也较大。
（二）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会选择降低贷款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企业相对较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在此背景下，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下降趋势，现金储备、债务融资和信用额度等因素与其投资的关系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Campello等人采用调查问卷法证实，近90％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声称企业的投资计划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超过半数的企业强制取消了既定投资项目。Duchin等人则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进行细分，讨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现金储备与投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控制行业和时间变量后，公司投资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少现金储备和高额净短期负债的企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在进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将样本研究区间扩展到2009年3月31日，发现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需求端的影响开始显现，公司投资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此时现金储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开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信贷紧缩背景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按照债务的期限结构将企业分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进行再融资和没有再融资两组，发现相较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再融资的企业来说，需要在金融危机期间再融资企业的投资多下降了2.5%，而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借款为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释了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造成了市场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紧缩局面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买方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流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销大部分风险投资，这一经营策略延续到了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控制长期市场秩序失衡的能力较难迅速恢复。Campello等人则将关注焦点放到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如何管理流动性这一问题上，通过将公司内部流动性、外部资金和公司决策三者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对没有出现现金流短缺的企业来说，较高的信贷额度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谨慎权衡储蓄和投资行为，信贷额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与前述研究类似，Campello等人又以欧洲地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公司信贷额度并没有枯竭，银行信贷可以为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提供流动性，进而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几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消失，这一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存在，而研发费用和现金储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因此，他们指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资约束的合理变量，未来研究中对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消失这一现象的解释将有利于深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除了企业的现金储备、债务融资、信用额度等因素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相关以外，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则企业就更有潜力提升自身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水平。Watts和Zuo实证检验了美国2983家非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会计稳健性主要通过改善企业借贷能力和制约投资机会两个渠道来提升公司价值，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金融危机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极影响就越小，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
二、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讨论为中国开展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国进民退”等现象，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利于扩展国内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对国外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建议。
（一）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个人权威，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监督不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冲击对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盈余管理。金融危机导致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管理层是否会借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在金融危机期间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这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层激励。企业“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是否会通过管理层激励来摆脱经营困境，对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应该成为探讨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研究话题。
（二）基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观察企业理财行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的理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存在国有和民营的差别，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决策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结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是否会选择其他的替代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要求，实证检验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变化，能为观察特殊事件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借鉴。（2）投资效率。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此为背景，讨论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效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3）多元化与并购。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个热点，中国企业相对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充沛的现金储备，为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企业并购与经营多元化将会成为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转轨经济特殊发展阶段和传统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营造各类外部联系，以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将企业的外部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的研究应着重观察以下两点：（1）政治联系。中国的制度、法律环境尚不完善，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为企业提权保护、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将政治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研究中，观察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融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是对现有政治联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2）银企联系。银企联系也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额度的快速上升，观察银企联系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经济危机论文范文4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需求分析。后金融危机发展背景下，我国的企业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些企业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针对这一发展现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采取新的措施就有着其必要性。总的来说，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经济管理需求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发展限制，而在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过程中，企业间的的竞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所以面对这一形势，企业的降级管理模式就要能加强改革创新的步伐，向着资源集约型的方向发展。另外和国外的一些企业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企业在认同度方面不是很高，技术方面以及人员的稳定性方面都需要进行加强，所以在这一发展现状下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也就比较重要。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特征分析。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也有着其独有的特征体现，主要表现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的联系比价强，后金融危机下的企业项目涉及到资金应用，这样在经济和企业管理间的联系就相对比较广泛，所企业部门以及人员也会涉及到，所以就要能形成良好经济氛围，这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才能形成促进作用。在后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在经济管理上属于综合性的管理，也是对集体活动的管理，这对企业的效益提升就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者就是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有着反映，根据相关的指标就能对企业的管理目标方针以来对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动等进行有效科学的调整，从而推动了企业综合实力的增长。
二、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的影响及优化策略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的影响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对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产生了影响，世界经济一直是处在低水平的增长阶段，而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也比较显著，主要就是对我国的GDP增速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出口方面的影响，另外对我国的就业情况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出口行业的投资需求得到了降低，造成了就业形势的严峻，随着不断发展虽然在经济形势上已经逐渐平稳，经济有了增长，但所面临的问题还依然比较严峻。尤其是对我国的企业发展而言，使得企业的发展步伐比较缓慢，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的迫切性较高。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探究。针对后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要能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加以应对，主要就是通过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实施创新举措来进行优化。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能够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观念实施创新，这对内企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要能够对企业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观念加以改变，同时也要能够对企业员工的观念加以创新，如此才能将企业的内部分为良好的营造。在此之中也要能适当将危机管理的意识以及战略意识等在经济管理中科学化引入，从而来促进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再者就是要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实施创新发展，这是对企业经济管理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是对企业的内部资源组合效率的保障，也是企业的基本框架的组成部分，所以要能充分的将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科学化的制定。从具体的措施上来看，企业的活力来源主要就是管理制度的创新，只有在这一层面得到了保证才能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得以有效应对；还有是将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实施创新也要能对企业的资源实施科学化的整合，如此才能够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适合当前的整体形势，才能保证企业在创新中发展进步。另外，企业要能够对专门的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创建，这样才能促使企业财务支出以及收入按照相应的章程进行。对企业的财务支出制度中一定要能严格的按照制度办事，对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要能对企业的公共财产使用管理制度加以强化。同时在科学的部门预算制度上要能得到充分构建，从而实现企业部门预算细化，不仅如此，企业也要能够对自身的发展情况实施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预算定额标准，将企业的经济管理预测能力得以有效提升，尤其是在内部的控制管理上要能加强，将经济监督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就是要对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实施创新发展，金融危机通常对造成企业的裁员以及降薪和培训减少等，而在后金融危机方面，要能够正确的将人力资源的创新工作得到完善，对人力资源实施优化重组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从而保证企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素养不断的提升，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不仅如此，也要能够将企业的员工在财务预算管理的全面认识上进一步加强，完善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从而来促进企业廉政建设，只有如此才能将企业的经济管理得到较好的发展运行。
三、结语
经济危机论文范文5
人才是企业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只有留住人才，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才能留住企业复苏的希望。企业家大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在和平年代，在市场的驱动下，很多企业不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各级主管不懂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同样也可以取得不错的业绩和良好的利润，但此时的企业管理远淡不上精确和高效，人的重要性似乎也得不到明显的体现，很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其实足被隐藏起来。然而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人的价值就得到彰显，此时的主管是否具备良好的执行能力，是否具备激励和绩效改善技巧，往往成为影响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此时的企业，什么投资都可以缩减和取消，但对人的投资唯有加大才是根本。
据一份关于中国企业调查报告显示[1]，有33.7%的被调查企业表示人力资源危机对其企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困扰我国企业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资源危机，这句话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一定的人员流动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过度频繁的流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而言都是一种资源浪费。现今中国企业最缺的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更不是市场，而足人才，特别是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当前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危机上要表现为普通员工的频繁跳槽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非正常离职。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的是以下三种[2]：第一，是单纯的利益驱动。为追求高薪，不论是企业的普通职员还是中高层的管理人员，很多人都可以义无反顾地离开原来的企业，甚至违法也在所不惜。第二，行业间的不正当竞争促成人员盲目流动。企业一方为了节约培训成本，规避社会责任，也只是简单地对自己所需的人才，采取一“挖”了之的态度，无形中促成了人们流动的盲目性。第三，人员流出企业的管理现状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导致人们离开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撑起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速度，同时培育资源的投入也不够；二是技术型劳动力资源和培育缺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对企业的稳定发展影响重大。
二、经济危机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我国企业经营，大多是依赖客户当前的定单数目需求。在生产过程中，追逐当前的高利润，或急于拓展生产规模而不注重产品的创新、技术的提高、服务的创新和商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下游[3]。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没有来得及调整的中小民营企业纷纷陷于此次危机之中。广东、浙江等以出口为导的中小企业首先受到冲击，超过30%的中小企业倒闭，超过30%的中小企业勉强渡日，超过30%的企业处于微利状态或健康临界状态，只有不到10%的企业正常运营[4]。因此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以下影响：
(一)招聘环节方面
有80%的企业维持原来的用人计划，并认为这次危机是企业聘用优秀人才的机遇，会积极地进行人才储备。企业目前更偏向于引进有经验的销售人员和市场开发人员，以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取得良好的业绩突破，而研发人员则为市场产品的升级和保持优秀的客户服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薪酬激励方面
根据德翰咨询《2008年度全行业薪酬凋研报告》显示[5]：2008年实际薪酬增长率为10.6%，但此次调研结果显示，2009年预计涨薪幅度不会超过5.5%，其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涨薪幅度出现很大程度的下滑，预计增长4.2%。有20%的企业甚至冻结了调薪计划，46%的企业表示只针对核心员工涨薪，超过半数的企业减少了08年已制定的总奖金数额，也有小部分企业取消了年终奖的发放。
(三)裁员方面
裁掉销售人员的企业占11.9%，其次是普通工人、一般职能人员，分位是8.4%、5.3%，技术工人的裁员率最低[5]。目前，部分企业销售停滞，进入淡季，初级销售人员不免成为企业缩减人员的首选对象，当然，行业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依然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一些行政职能人员也不得不面临着“下岗”的问题，而沿海的低端制造型企业，经受不了金融危机的考验，减产裁员，甚至倒闭，这必然影响着农民工的大量返乡。
(四)员工福利方面
有35%的企业考虑修改培训计划，超过80%的企业停止公费旅游的计划[5]，除此之外带薪假期、补充医疗，补充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以前作为吸引和保留员工，提高雇主品牌的措施，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企业纷纷采取措施延缓和暂停补充福利。
三、金融危机下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策略
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人力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组织结构扁平化
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很多企业存在机构重叠，人员偏多问题，有必要进行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结构扁平化的初衷也是减少决策与管理层次，提高信息流、资金流的运转效率，从而达到全面提升运营效牢的目的，组织结构扁平化有助于增强企业快速反应能力。
(二)构建基于高绩效的人才标准
无论任何时期的企业都会将利润最大化作为不懈追求的原始目标，人均利润是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性指标，人均利润水平取决于岗位任职者的胜任水平，只有从胜任素质模型的角度来选聘、培育能够创造高绩效的人才，才能够提高企业的人均利润。只有构建基于高绩效的人才标准，企业才能具备提高人均利润的基本条件。
(三)调整薪酬策略，关注核心员工群体
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很多企业放弃了扩张计划，很多员工也暂时放弃了跳槽的打算，这全部是缺乏信心的体现。很多企业借此裁员、减薪，在这些企业中有的却是迫于成本压力，也有的是“趁火打劫”，本文建议是通过业务流程的优化整合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对市场的判断重新调整薪酬策略，而不是一味地减薪。根据2/8原理，企业中20％的人创造了80％的利润。在这种非常时期，企业需要着重关注这20％的核心员工群体，特别防范直接竞争对手采取非常手段“挖墙脚”。因此企业可以考虑将通过降低的薪酬支出适度补充给核心员工群体，同时考虑将薪酬结构与支付对象多元化等手段并用，以达到长期稳定核心员工队伍的目的。
(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要建市预警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凯认为经济危机最深层的矛盾是劳动矛盾[6]。在经济危机影响下，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应该稳步推进，保护守法企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而不是考虑规避甚至试图废除。就目前来说，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应该以劳动用工的凋整和劳资争议的预防为中心，完善和加强管理调控机制，化解劳资矛盾，预防劳资冲突，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
(五)开展职工培训工作
在经济上升时期，面对大量的商业机遇，很多人会选择投身职场，从而推迟了自身的学习，深造计划。相反，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想通过学习增加知识储备。另外，处于危机之下的各大企业纷纷减薪裁员，在职人员的工作压力加大。在此时期重点开展对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培训，无形中降低了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职工素质。因此，职工培训等企业培训形式不仅是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稳定就业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培养企业发展能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经济危机论文范文6
从经典文献来看，世界工业化升级的进程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第一阶段为初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轻纺、冶金、化工等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替代；第二阶段为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为新兴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对传统工业的替代；第三阶段为高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对一般精细加工业的替代，以金融、电信、工商、法律咨询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长足发展；第四阶段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动力。这四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逐次递升的进程，经济成长必须逐次通过这四个阶段才能走向现代化。所谓经济成长的“产业断层危机”就是指经济成长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产业结构错落和经济动荡。
一、产业断层危机的特征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上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升级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在经济成长中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还受引进境外的产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于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磨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磨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也伴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实际上，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至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出现增长落差在所难免。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多的一般持续20几个月，少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时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衡，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一时难以转岗，被迫进入失业状态，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发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能力越薄弱，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发生空虚，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的瓶颈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可能遇到的断层危机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入工业化转型期的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的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导致型；（3）泡沫经济导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导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此外还有资源瓶颈导致型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断层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成长可能将面临“产业升级型”的断层。未来的5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支柱产业的大规模全面替代或质的变化。届时，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将出现一个较大的浪潮，势必由于我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引发国民经济的大幅动荡。
其一，资源瓶颈的制约。总体来看，我国部分基础原料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战略性资源仍然构成我们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日渐短缺已成为我国“十五”计划乃至今后长期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威胁，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连生活用水都困难，这将严重限制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一度出现双双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能源需求量锐减；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结构调整，造成相当数量的中小煤矿关闭或停产，能源供应出现了“买方市场”，使得中国能源发展的矛盾逐渐由总量平衡为主，转变为结构调整为主。然而，就石油资源来说，我国的石油储量和持续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缺口只能依靠进口石油来弥补。据国家计委透露，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近200亿美元。据预测，中国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将上升为30％。按此计算，2000年国内石油消费为28，000万吨，按石油消费年递增5.5％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石油消费将达到47，826.8万吨，届时进口石油将达到14，348万吨。我国能源消耗系数高，节能难度大。为此，依靠进口石油维持经济增长，将面临重大的进口风险。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其五，产业虚高度化和产业空洞化趋向。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将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来10年中，伴随传统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转换，传统工业的逐步淘汰、萎缩，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吸收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加上大量民间资金急于寻求有利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餐饮、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也将带来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服务业发展超出了实业投资正常需求之外的时候，必然导致无形交易的过度发展，产业空洞化必将随之出现。这些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以上，但工商业企业却很困难，GDP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务、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的替代会引起一部分过剩资本游离实业之外，刺激房地产业、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调控不当，风险会加大。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汇率联系制度、利率联系制度导致国际资本空前流动，国际游资、热钱对我国的冲击也会加大，也会引发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国民经济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将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