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含义范文1
对于盈利质量，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到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的观点如下：（1）强调盈利的可实现性的现金流量观点；（2）强调盈利的真实可靠和可实现性的真实性观点；（3）强调盈利的可持续性的持续性观点；（梁玉梅、叶强，2009）（4）认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的观点（王秀芬，2010）；（5）认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获利性的观点（曾观群，2007；冯志敏，2011）。前三种观点比较片面，后两种观点较为全面。第4种观点本质即认为盈利能力是获取利润的数量方面，盈利质量是获取利润的品质方面（魏标文、陈纪南，2003），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是狭义的盈利质量观点。第5种观点是广义的盈利质量观点，既包括狭义的盈利质量，又包括通常所说的盈利能力。本文所指的盈利质量是指狭义的盈利质量。随着我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汽车行业的盈利状况如何呢？单纯的盈利能力分析并不能完全说明企业的盈利情况，只有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同步时才能说明企业的经营是成功的（杨莉贞，2012）。那么，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是否同步呢？本文拟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及其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中确定的消费者非必需品行业中的汽车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已经退市的广汽长丰、暂停上市的*ST轻骑、被特殊处理的*ST嘉陵和ST宝龙等4家公司，共得到2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为这些公司2009年―2011年的年报数据，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
（二）研究方法 为了充分研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情况，本文将首先根据前面设计的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项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情况进行分析，然后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价各公司的盈利质量及其相对顺序。本文之所以采用综合评分法这一传统而基本的方法却没有选择使用因子分析等客观赋权的方法是因为汽车行业部分上市公司盈利情况较差，单纯的比率分析不足以揭示上市公司真实的盈利情况，需要与相应的绝对数结合起来分析。如扬州亚星2011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52042295.6，净利润为-41646066.26，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为3.65，如果只看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该公司盈利质量很好，而事实上该公司净利润为负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甚至远小于净利润，盈利质量很差。当然，我们也可以剔除这些异常指标，但如果这样的话剔除的都是盈利质量较差的公司，最终的评价结果将较真实情况偏好，从而不能反映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真实的盈利质量。为了探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是否同步，本文还将首先对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三）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如图1所示，盈利质量评价主要是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盈利真实吗？已实现的盈利收到现金了吗？没收到现金的盈利收现风险大吗？未来盈利能持续吗？未来盈利是否会增长呢？因此，本文主要从盈利的真实性、收现性、收现风险性、持续性、成长性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另外，从财务行为角度来讲，真正赚了钱的企业与名义上赚了钱的企业是不同的，如前者会保持较高的分红率，而后者经常找理由不分红或不花钱的分红（何华、干胜道，2006）。为此，本文还从财务行为的角度引入每股现金股利指标对盈利质量进行评价。
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一些财务比率。考虑到相对数的一些缺陷，在设计评价标准时同时结合了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当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中有负值时认为盈利质量很差。当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均为正值时，设计具体的评价标准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首先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这里使用最具综合性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计算，汽车行业2009年―2011年使用净资产加权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43%，其中200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82%，2010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1.52%，2011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05%，可见，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0年盈利状况最好，其次是2011年，最差是2009年。从公司的角度，宇通客车、江铃汽车、上汽集团的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遥遥领先，分别为32.6%、25.4%和25.2%，而其他上市公司均低于行业均值，其中亚星客车、林海股份、海马汽车、钱江摩托、金杯汽车均不足4%。
（二）盈利质量分项分析
（1）盈利的真实性分析。通过查阅这23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除金杯汽车2009 年、2011年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外，其余均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样本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根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虚拟资产占净利润的比重的统计结果，绝大多数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不高，53.62%的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在1%以下，累计75.36%的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在5%以下，其中江铃汽车、一汽夏利、长安汽车、江淮汽车、宇通客车、东风汽车、林海股份、中航动控、中航电子、中通客车连续三年虚拟资产比重不足1%，只有金杯汽车2001年、安凯客车2009年、一汽轿车2011年的虚拟资产比重超过10%，分别为37.1%、15.5%、11.2%，有利润操纵的嫌疑。由此可见，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利用虚拟资产操纵利润的情况较少，整体盈利真实性较高。
（2）盈利的收现性分析。由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的统计结果可知，有31.88%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净利润的两倍以上，盈利的收现性很好；累计有50.72%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其中，比亚迪、安凯客车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宇通客车、长安汽车、中通客车、曙光股份、江铃汽车、上汽集团、金龙汽车、迪马股份连续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盈利的现金实现程度较高，盈利质量较好。其余的公司中，有10.14%的公司净利润现金含量在-1～0之间，盈利质量较差，有18.84%的公司净利润现金含量小于-1或者净利润为负，盈利质量很差。一汽夏利连续三年盈利的收现性很差，广汽集团连续三年盈利的收现性较差。
根据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的统计结果，31.88%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大于1，40.58%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在0.8～1之间，27.54%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不足0.8，可见三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盈利质量较好；近三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低，盈利质量较差。从公司的角度看，上汽集团、江铃汽车、林海股份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一汽夏利、福田汽车、江淮汽车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低。
（3）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分析。根据盈利未来收现风险性指标的统计结果，10.14%的公司应收账款不足净利润的10%，假设坏账损失率为20%，则有不足2%的净利润未来无法收现，即98%以上的净利润未来可以收到现金，盈利质量很好；18.84%的公司应收账款与净利润的比例在10%～50%之间，在坏账损失率为20%的假设下，至少有90%的净利润可以收到现金，盈利质量较好。但同时有27.54%的公司应收账款是净利润的5倍以上或者净利润为负，在坏账损失率为20%的假设下，这意味着即使是正的净利润也无法收到现金，盈利质量很差。还有17.39%的公司应收账款是净利润的2～5倍，这意味着在前述假设下，有40%-100%的净利润无法收到现金，盈利质量较差。因此总体而言，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偏大。从公司来看，江铃汽车、广汽集团、一汽轿车、一汽夏利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较低，而亚星客车、金龙汽车、中通客车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很大，钱江摩托、安凯客车、金杯汽车、迪马股份、中航动控、曙光股份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较大。
（4）盈利的持续性分析。由主营业务利润贡献率指标的统计结果可知，有33.33%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10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很好，累计有53.62%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8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较好，但同时有31.88%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不足利润总额的30%，盈利的持续性很差。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持续性一般。从公司来看，宇通客车、中通客车、中航动控、金龙汽车、中航电子、曙光股份、北汽福田、江铃汽车的盈利的持续性一直较好，一汽夏利、东风汽车、林海股份、亚星客车、广汽集团、海马汽车盈利的持续性一直很差。根据净收益营运指数指标的统计结果，累计有43.48%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8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较好，其中，长安汽车、宇通客车、一汽轿车、江铃汽车盈利的持续性一直较好。累计有31.88%的企业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足净利润的60%，盈利的持续性较差，其中海马汽车、金杯汽车、亚星客车连续三年净收益营运指数指标低于30%，盈利质量很差。所以总体而言盈利的持续性一般。
（5）盈利的成长性分析。根据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的统计结果，有26.09%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30%以上，累计有57.97%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10%以上，而同时只有11.59%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10%以下，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成长性较好。上汽集团、江淮汽车、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东风汽车、比亚迪、安凯客车、海马汽车、广汽集团等公司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三年持续的正增长。中航电子、钱江摩托、林海股份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较差，盈利的成长性较差。根据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指标的统计结果，33.33%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超过50%，盈利的成长性很高，但累计只有44.93%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实现正增长，被评价为盈利的成长性很差的公司比例却高达49.28%，没有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正增长，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成长性较差。
（6）财务行为角度的分析。根据每股现金股利指标的统计结果，累计有18.84%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大于0.2元，盈利质量较好，但累计有55.07%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低于0.05元，盈利质量较差，其中有42.03%的公司没有发放现金股利。因此，从财务行为的角度分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总体盈利质量不高。就公司来说，江铃汽车、宇通客车连续三年每股现金股利不低于0.3元，盈利质量较好，而海马汽车、中航动控、钱江摩托、比亚迪、亚星客车、中航电子、金杯汽车三年内从未发放过现金股利，盈利质量很差。
（三）盈利质量综合分析 为综合反映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了解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大致顺序，本文将评价结果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分别赋予4分、3分、2分、1分、0分的分值，并将前述各反映盈利质量的指标主要依据相对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权重，根据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计算综合得分，得分在0分至4分之间，分值越高盈利质量越高。盈利的真实性指标是盈利质量评价最基本的指标，本应赋予最高的权重，但考虑到审计意见指标除金杯汽车外均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虚拟资产比重指标评价结果也较好，区分度不大，故赋予20%的权重，各指标分占10%。盈利的收现性指标、持续性指标、成长性指标分别赋予20%的权重，各分指标分别占10%，盈利未来收现风险性指标、财务行为角度评价指标分别赋予10%的权重。表2列示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平均综合得分以及综合得分低于2分或高于2.5分的公司的得分情况。
根据表2的数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三年平均得分为2.28分，比中值2分略高一点，可见盈利质量一般。2010年盈利质量指标得分最高，为2.53分，其次是2009年，2.34分，最差是2011年，1.97分。而前述盈利能力指标显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0年盈利状况最好，其次是2011年，最差是2009年。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盈利质量指标考虑了盈利的成长性和持续性，2009年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虽然较差，但成长性和持续性较2011年好，故而盈利质量总体较2011年好。
从公司来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综合得分低于2分的有5家公司，分别是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它们的盈利质量较差；高于2.5分的有6家公司，分别是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上汽集团、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它们的盈利质量较好；居中的有12家公司，盈利质量一般。宇通客车、江铃汽车、上汽集团恰好是盈利能力排名前三位的公司，可见它们实现了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的同步，经营是成功的。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的盈利能力分别排名第9、8、6位，也是比较靠前的，它们的经营也比较成功。广汽集团盈利能力排名第5位，而盈利质量却因盈利的持续性、成长性等指标表现较差，排名第18位，未能与盈利能力同步，盈利前景堪忧。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等5家盈利质量最差的公司，其盈利能力也全部居于后7位，可见其盈利情况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品质上都是很差的，它们要改善盈利情况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四、研究结论
从盈利的真实性来看，审计意见除金杯汽车外均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虚拟资产所占比重也普遍较低，反映出盈利质量总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从盈利的收现性来看，约半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的和较低的均分占三成左右，反映出盈利的收现性总体上一般；从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来看，应收账款与净利润的比例在50%以下的不足三成，超过200%的却高达四成半，盈利未来收现风险偏大；从盈利的持续性来看，两个指标均显示盈利的持续性一般；从盈利的成长性来看，主营业务收入虽然普遍增长，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长的不足半数，盈利的成长性也一般；从财务行为的角度来看，超过四成的公司没有发放现金股利，反映出盈利质量不高。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三年平均得分为2.28分，可见盈利质量一般。三年中，2010年盈利质量最高，盈利能力也最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基本同步。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上汽集团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均排名前三位，经营很成功；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盈利质量和盈利能力紧随其后，经营也比较成功。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盈利质量和盈利能力均较差。广汽集团等个别公司盈利质量未能与盈利能力同步，盈利前景堪忧。
本研究创新主要有：（1）明确了盈利质量的内涵。近年来关于盈利质量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盈利质量的内涵也不断扩大，本文明确提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的观点，即盈利质量是获取利润的品质方面的观点为狭义的盈利质量观点，而盈利质量包含了获利性（盈利能力）的观点为广义的盈利质量观点。（2）理顺了盈利质量评价的逻辑关系，绘制了盈利质量评价逻辑结构图。（3）率先将尚未收现盈利的收现风险性指标和财务行为角度的每股现金股利指标引入到盈利质量评价之中，使盈利质量评价体系更为完善。（4）传统的盈利质量评价主要是对所使用的评价比率的考察，而本文将这些评价比率与计算这些比率所使用的绝对数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是评价结果更为科学。（5）没有因种种原因剔除任何正常上市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保证了研究样本的完整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限于篇幅，本文仅用6类10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在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权重时有一定的主观性。何种指标在评价盈利质量时最具代表性，如何客观地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权重都是后续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使评价结果更为科学。
盈利能力含义范文2
关键词：账和帐；赤字和负数；益和溢；赢利、盈利和营利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6.059
1“账”和“帐”字背后――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和渊源
1.1语文规范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账”、“帐”二字一直并存并用直至改革开放时代，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确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开始统一规范使用“账”字。教育部、国家语委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2002年3月31日试行）的注释10：“账”是“帐”的分化字。“账”用于货币和货物出入的记载、债务等，如“账本、报账、借账、还账”等；“帐”专表用布、纱、绸子等制成的遮蔽物，如“蚊帐、帐篷、青纱帐”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下同）只有“账户”词条，而无“帐户”词条。对“账户”的解释是：会计上指账簿中对各种资金运用、来源和周转过程等设置的分类。经国家语委等修改而成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中的第七条列举了“常见的较难界定的别字”，其中有“欠账（帐）、账（帐）簿”等，并特别说明“括号里的字是错的”。新华社2002年印发的《新华社采编人员手册》“新闻报道中容易用错的字词”这部分内容中，也明确说明，表示“财物出入的记载”和“债”的义项时，不能写作“帐”。
1.2财政部官方释义
财政部是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权威行政部门，以其为代表的官方，也曾经历过一个使用规范演变的过程：传统上一直是使用“帐”这个字，直到1994年以后才开始规范使用“账”字，甚至在印发的不同文件中分别出现“帐”、“账”通用。（1）“帐”、“账”通用时期：如1985年通过，1993年修正、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三条“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1996年财政部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八条“没有设置会计机构和配备会计人员的单位，应当根据《记帐管理暂行办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持有记帐许可证书的其他记帐机构进行记帐”；（2）统一规范使用“账”字：2001年国务院《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十九条“企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结账日进行结账，不得提前或者延迟”；2006年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七条“企业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十一条“会计系统控制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1.3笔者通俗含义解
对一般会计人员或者是普通经济人士而言，“帐”和“账”二字区别仅在于它们的书写不同，两者的内在含义却都是一样的。不论使用哪一个字，都不会有人会因此产生任何疑义和偏差。从政府的权威视角和严谨看，“账”字更加“规范”。笔者就此做一个通俗浅显的趣味解释：
账，贝字旁，古代货币曾经使用过精美的贝壳制作代替。当年初识会计，总是想不通，古代为何要使用贝壳做货币呢？贝壳根本不值X啊！后来长大了，学习《荀子・劝学篇――蜀鄙二僧》两个和尚的典故，慢慢就明白了：中原地大物博，交通极其不便利。要得到一个贝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毅的毅力才能去海边，捡拾到美丽的贝壳作为交换的“通货”。这种用来作为货币的贝壳一定是“贝壳中的贝壳”，至少是以贝壳作为原材料进行加工后才产生的货币交换工具，最精美的那种“千贝易得，好贝难求”的极品贝壳了。由此释理，贝字旁“账”，货币的下面就是贝，正好暗合记录货币的账册，天经地义。巾字旁“帐”，古代只有帐篷和布匹才使用巾，古人常把账目记于布帛上悬挂起来以利保存，故借称日用的账目为“帐”。后来为了与帷帐分开，另造形声字“账”，表示与钱财有关。用在会计上，可以解释为会计账册的活页边，古代没有塑料可以使用，唯有纸张粘贴为账册边，做成硬质牛皮纸的封皮，账册边上辅以布匹帷巾装订，好翻阅，此为巾字旁帐解。
2“赤字”还是“负数”――这种记录是怎么回事
2.1教科书通说
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各类会计学教科书都只规定了“红字”，记录反向金额或者负数冲销金额，在书面上使用“划框框的形式”表示。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习惯称为“赤字”、“负数”、“反向”等。为何要使用红字登记填写呢？忆及我们学生时代，从幼儿园或小学开始，就要做作业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教师使用红笔进行批阅修改。以此引申开，红字在会计上表示的含义有三种：更正文字错误或者纯粹的数字错误、冲销多记的错误金额数字、完全冲销原来的记录数据。之所以书面上用“划框框”的方式表示红字，是考虑到书面印刷或者板书中使用红字排版显得不实用，不经济。
2.2学理正本清源
在学理上，“红字”就是“赤字”，含义是一致的。我国会计上不用“赤字”的概念，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红字”朗朗上口，符合国人习惯。“赤字”在我国多用于“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相比，收入小于支出的状况”，即财政国库亏空。财政自身不能创造价值，但是作为主管国家预算收支计划的部门，国家财政收入不够满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为了满足财政支出需要，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财政可以选择如下两种渠道筹措资金弥补亏空：（1）向“中央银行”（我国是中国人民银行）借钱，借钱的形式就是发行“国库券”或者直接作为“借入款”记账形成财政收入，现在这种借款已经不多见；（2）向国内外借款，其主要形式是“发行国债”，主要有“凭证式”和“记账式”两种，采取纸质或无纸化交易的形式发行。当财政借款后，财政国库并不形成真实的财政收入，只是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财政总预算会计记账时可以直接计入财政收入的“贷方”，或者使用红字记录财政支出的“借方”。这样就很形象的称之为“财政赤字”，即财政国库亏空的缺口，通过借款弥补。
2.3实践模糊混用正意
实践中，一些计人员习惯于使用“负数”登记账簿，特别是余额，使用“负数金额”填列在余额栏内，用以表示余额方向与正常相反方向。即：如果某账户余额本来应该在借方的，负数登记则表示余额方向在贷方，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很不科学规范的方法，混淆了余额的方向，极其不利于正确披露账户内容。
“反向”是与“正向”相对应的，其概念对于会计人员来说，至关重要，有助于深刻理解会计记录的含义。所谓“正向”，在不考虑特殊情况下，是指一个会计账户登记增加的那一方。比如资产类账户（不包含资产备抵账户）登记增加的一方在借方，即为“借方正向”，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登记增加的一方在贷方，即为“贷方正向”等。与“正向”相对的另一方即为“反向”：即资产类反向为“贷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反向为“借方”。会计日常工作通常说“反向余额”，其实就是说“当前余额的方向与本来正向余额相反”；“反向分录”，实际是就是说把原来的借贷方颠倒做一个分录就是了，其实质性含义多数表明“冲销或者冲回原来记账的金额”。
3“益”和“溢”――三点水区分的真意
3.1初识者一头雾水
教学中，会计初学者往往搞不懂“投资收益、损益表”和“待处理财产损溢”的两个字的异同，很容易搞混淆搞错，为何有三点水，实难解释，也极少有教师认真讲授这两个字的本质区别，以至于学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有悖于为师之道。
3.2三点水的形象妙喻
益，顾名思义，就是“好处”的意思，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而言，好处就是赚钱了。既然赚钱了，也就是获利了，即有益处，所以“投资收益、损益表”表示投资赚钱了，获取了收益，应该使用没有三点水的“益”字。会计作为一种专业的技术，核算损益，形成《损益表或收益表》（现称为利润表）、收益。还有“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益”字也是此意。
“溢”字多了三点水，本意是表明用一个杯子之类的器皿装水，水多了，漫出来了。“待处理财产损溢”在会计核算上，正好暗合此意。在财产清查过程中，由于“账面数”和“实有数”之间有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是损失（账面数大于实有数或者说实有数小于账面数，即为盘亏数），也可能是溢余（账面数小于实有数或者说实有数大于账面数，即为盘盈数）的部分，在会计上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这个科目，专门反映核算账实不一致的金额。对于账实差异的处理，需要查找原因并汇报领导批示如何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此账户的借方登记的是盘亏数，贷方登记的是盘盈数，期末借贷方余额相抵，借方余额反映为资产的净亏损，未经批准转销处理前，在经济利益实质上仍可以归属于资产类别；贷方余额反映为净盈余（盈利），在未经批准转销处理前，经济利益实质上仍可以归属于所有者权益类别。
3.3三点难解误区之甄别
还有三点需要强调：（1）盘亏数和盘盈数，笔者特意解释为“账面数大于实有数和账面数小于实有数”，与我们日常思维理解、教科书讲授的内容恰恰相反：实有数小于账面数为“盘亏”，实有数大于账面数为“盘盈”。实有数和账面数放置比较的先后顺序在形式上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实质性的大小比较概念，以此告诫会计初学者一定不要画地为牢，囿于日常思维习惯学习，要有逆反思维并举一反三；（2）“投资收益”是一个双重（共同）性质账户，其借方登记各类对外投资发生的损失，贷方登记各类对外投资发生的收益，期末借贷方余额相抵，借方余额表示投资的“净损失”，贷方余额表示投资的“净收益”；（3）对于固定资产的盘亏盘盈，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符合“一致性配比原则”：盘亏的净损失“营业外支出”，作为“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盘盈的净收益作为“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扣除应缴的所得税费用后，直接计入“未分配利润”部分，形成了所有者权益的一个构成部分。
4赢利、盈利或营利――都为了啥目的
4.1赢利之根本在于“多或者比较获利”
“赢利”指的是赚到了钱，但可能亏本，也可能盈余。确切地说，有两个意思：（1）扣除成本后获得的利润；（2）生产经营后获取的所得。第一种意思，古汉语里也称为“赢”，《战国策・秦策五》中有个例证：“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意是：回家后告知父亲说，从事农业生产的收成，可以获得投入的多少本利？父亲回答说十倍。如果是做珠宝玉石贵重生意呢？回答说一百倍。第二种意思，只是说收益增加，未必有利润。《商君书・外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文意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投入是最多最苦的劳动，而获得的收益少，甚至是亏本的买卖。
4.2盈利单纯性强调“利润结果”
盈利，意思是收支相减之后的利润。盈利的盈，取“满”的意思，就是为填平成本等资费后，获得的纯利润。《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盈利也可以写成“赢利”，主要是一种通俗的解释，没有深刻区分两个词的细微的差别和侧重点，实在有失偏颇，较为牵强。“盈利”的近义词是“红利、盈余”，反义词是“亏本、亏损。
4.3营利是一种活动的目的
营利这个词引申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翻译而来，意为“谋取利润”，以赚钱为目的，未必赚到了钱。“营利”的两个近义词是“牟利或谋利”。按照国际惯例，NPO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也就是说NPO不得“牟利”，即“非营利”，如果把“营利”的“营”理解为“经营”是错误的。正是因为如此，企业老板和政府等NPO经常告诫下属执行者“采购公物，千万不可从中牟利。”
4.4三个词的不同应用场景甄别
对于公司而言：“营利”是指商家经营活动，“商家唯利是图”，是以赚钱为唯一目的。商家的营利是动宾结构词语，表示通过经营活动而赚钱。“盈利”是指纯收入，是个名词，目的是富有自己、壮大企业，途径是赚钱，比经营活动进了一步，营利是为了盈利。所以公司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不是营利。
“营利”只作动词使用，强调通过经营赚取利润的整个过程；“盈利”一般作名词使用，《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它等同于“赢利”，而“赢利”的第一义项是“企业单位的利润”，实际生活中“盈利”也可兼指一般的利润，如“商店的盈利”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小小汉英词典》中对“盈利”和“营利”的区分是很明确的，“盈利”释为“profit（利润）”，“营利”释为“seek profits（谋求利润）”。我们可以说某种产品“盈利丰厚”，却不能说它“营利丰厚”；我们不能说“企业营利”，应该说“企业盈利”；讲广告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营利”而不是“盈利”；很多人把“非营利”写成“非盈利”是错误的；还有很多网站首页经常会有声明“本站为非盈利的个人网站……”等等，这种用法是错误的。
5结语
会计学科上述四组名词概念，其“读音形式”神似，其“实质性”含义迥异，从侧面阐释着“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精妙细微之处。类似这些名词看似“枯燥寡味”，实则妙趣横生，其背后蕴含的深厚历史和人文脉息，令人掩卷遐思。
参考文献
盈利能力含义范文3
在经过3月份的调整后，银行股整体有所回调，按市盈率和市净率衡量的估值水平又不可避免的处于历史底部了，这使得很多人对从估值角度对银行板块重新产生兴趣，理由一是估值，确实处于历史底部，二是有一定股息，当作债券买也未尝不可。这样的想法与银行业的其中一个属性――周期性类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但是正确的概率看起来也不高，却更像一个事后性的解释，比如1、2月份银行股上涨时，就被定义为是估值修复，这个定论的前提就是前期估值过低了，所以才有所谓修复。但在银行股再次下跌时，估值修复的声音立刻消失了，就像从来没出现过。然后在下跌之后，再次提出估值处于低位的理由，可能偶尔对，但等待的时间却不确定，经常要煎熬很久，只是为了一只类债股票。
其实我们无意对估值的历史演变做出质疑，而且历史的走势一直是我们做很多估量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存在即合理，依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未来做判断，比依据昨天猜测明天要好得多，虽然历史不会重复发生。
其实我们无意对估值的历史演变做出质疑，而且历史的走势一直是我们做很多估量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存在即合理，依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未来做判断，比依据昨天猜测明天要好得多，虽然历史不会重复发生。
但大牛市确定了价值投资的主导位置，使得中国市场终于有了共同的价值估量体系来进行市场的价值评估，市场在统一的价值观下有了共同的目标。但好景不长，价值投资理念毕竟是舶来品，水土需要适应，而接下来的大熊市以及两年的小熊市，使得立足未稳的共同价值观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共同的价值衡量体系开始瓦解，对价值投资的抛弃、对价值投资的重新理解、对其他价值衡量体系的重新探讨与寻觅，将构成中国投资者未来很长时间探索的主题。
但大牛市确定了价值投资的主导位置，使得中国市场终于有了共同的价值估量体系来进行市场的价值评估，市场在统一的价值观下有了共同的目标。但好景不长，价值投资理念毕竟是舶来品，水土需要适应，而接下来的大熊市以及两年的小熊市，使得立足未稳的共同价值观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共同的价值衡量体系开始瓦解，对价值投资的抛弃、对价值投资的重新理解、对其他价值衡量体系的重新探讨与寻觅，将构成中国投资者未来很长时间探索的主题。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相关话题，比如长期持有、大盘蓝筹与价值投资的关系等，在此不再赘述。本次我们只从银行股的估值方式为例，简单讨论下现有主流估值工具PE的合理性。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相关话题，比如长期持有、大盘蓝筹与价值投资的关系等，在此不再赘述。本次我们只从银行股的估值方式为例，简单讨论下现有主流估值工具PE的合理性。
P/E，即是价格/每股盈利，这是十几年来被广泛接受的估值衡量指标，其要背后的含义就是，估值水平不变前提下，目前所支付的买入价格，通过盈利收回需要多长时间。这背后依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每股盈利=股东盈利=投资者盈利，否则公司盈利与投资者收益就不相符，而恰恰是这一隐含假设，使得此估值工具在中国经常遭遇水土不服，也使得对此忽略的众多投资者，过于迷信表面的PE历史底部，却发现经常深不见底。
P/E，即是价格/每股盈利，这是十几年来被广泛接受的估值衡量指标，其要背后的含义就是，估值水平不变前提下，目前所支付的买入价格，通过盈利收回需要多长时间。这背后依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每股盈利=股东盈利=投资者盈利，否则公司盈利与投资者收益就不相符，而恰恰是这一隐含假设，使得此估值工具在中国经常遭遇水土不服，也使得对此忽略的众多投资者，过于迷信表面的PE历史底部，却发现经常深不见底。
这条隐含假设在中国资本市场经常被人为的或制度的割裂。
这条隐含假设在中国资本市场经常被人为的或制度的割裂。
如每股盈利=股东盈利，这涉及A股的一个传统，即大股东可以任意伤害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在对公司决策没有决定能力、甚至没有影响力的情况下，使得其作为股东难以与大股东享受到同样的企业盈利增长，这样大股东就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利润，可以通过会计手段隐藏利润，也可以随意决策新的投资项目，而这些行为都可以踢开小股东来进行，使得原本是所有股东共同享有的盈利，变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如果企业盈利用来分红，那么无论持股多少，享受到的是同样的权利，但分红在A 股并不是一个受企业欢迎的方法。
如每股盈利=股东盈利，这涉及A股的一个传统，即大股东可以任意伤害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在对公司决策没有决定能力、甚至没有影响力的情况下，使得其作为股东难以与大股东享受到同样的企业盈利增长，这样大股东就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利润，可以通过会计手段隐藏利润，也可以随意决策新的投资项目，而这些行为都可以踢开小股东来进行，使得原本是所有股东共同享有的盈利，变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如果企业盈利用来分红，那么无论持股多少，享受到的是同样的权利，但分红在A 股并不是一个受企业欢迎的方法。
巴菲特的投资很多都是收购类型的，持有的股权数可以让他对公司的运营有足够的话语权，他可以要求企业分红，也可以要求管理层收敛愚蠢的投资，这方面，小股东明显难以模仿。这些问题使得公司账面盈利在转换成实际股东盈利的过程受到割裂，当然，大小股东的差异只是原因之一，各种乱七八糟的因素还有很多。
巴菲特的投资很多都是收购类型的，持有的股权数可以让他对公司的运营有足够的话语权，他可以要求企业分红，也可以要求管理层收敛愚蠢的投资，这方面，小股东明显难以模仿。这些问题使得公司账面盈利在转换成实际股东盈利的过程受到割裂，当然，大小股东的差异只是原因之一，各种乱七八糟的因素还有很多。
股东盈利=投资者盈利的过程，则经常受分红意愿极低而进一步割裂。投资者经常被认为是小股东，但是其与真正的一级市场股东相差深远，一部分原因刚才讨论过，就是投资者依然没有大股东那样对公司的影响力，自身利益经常受到侵占。而进一步，二级市场投资者与一级市场股东相比，其实更为弱势，一级市场股东还可以以公司盈利为基础，做个估值然后进行股权转让，但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却没有这个可能，其进退通道都只能通过二级市场，就是说，除了分红之外，其获取收益，只能通过卖出才能实现。
股东盈利=投资者盈利的过程，则经常受分红意愿极低而进一步割裂。投资者经常被认为是小股东，但是其与真正的一级市场股东相差深远，一部分原因刚才讨论过，就是投资者依然没有大股东那样对公司的影响力，自身利益经常受到侵占。而进一步，二级市场投资者与一级市场股东相比，其实更为弱势，一级市场股东还可以以公司盈利为基础，做个估值然后进行股权转让，但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却没有这个可能，其进退通道都只能通过二级市场，就是说，除了分红之外，其获取收益，只能通过卖出才能实现。
所以现状就是，A股市场的投资，如果不考虑价差收益，那就只有分红才能成为收益来源，如果不分红，那投资者就只能指望从价差取收益。这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包括监管层及众多投资大师说教的理论，并不鼓励投资者过于专注于价差，因为这是投机，而投机不可取。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不靠价差，靠分红，这与目前A 股公司的消极分红传统相对应。所以，投机必然是A 股市场的常态，不论基金、券商、私募还是散户，无论机构还是个人，有多少能愿意长期投资，愿意等待分红来回收成本？所以说，这个市场的扭曲，导致了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我们的投资目的，想要做价值投资，也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市场。
所以现状就是，A股市场的投资，如果不考虑价差收益，那就只有分红才能成为收益来源，如果不分红，那投资者就只能指望从价差取收益。这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包括监管层及众多投资大师说教的理论，并不鼓励投资者过于专注于价差，因为这是投机，而投机不可取。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不靠价差，靠分红，这与目前A 股公司的消极分红传统相对应。所以，投机必然是A 股市场的常态，不论基金、券商、私募还是散户，无论机构还是个人，有多少能愿意长期投资，愿意等待分红来回收成本？所以说，这个市场的扭曲，导致了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我们的投资目的，想要做价值投资，也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市场。
所以，在涉及到A股公司的估值上来，P/E这个指标的问题就在于，其E并不等同于投资者能获取到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许会很大，这样的话，P/E所衡量的投资者收回成本的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短得多，即是说，P/E所显示的估值，可能没有表面看来那么便宜。
所以，在涉及到A股公司的估值上来，P/E这个指标的问题就在于，其E并不等同于投资者能获取到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许会很大，这样的话，P/E所衡量的投资者收回成本的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短得多，即是说，P/E所显示的估值，可能没有表面看来那么便宜。
再回到银行股的估值，拿民生银行为例，目前其动态PE为6.5 倍，现价6.35元，最新每股收益为0.984 元，意味着6.5年能收回6.35年的成本。而实际上，不考虑价差，投资者每年拿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如2011 年末计划分红每股（Bonus）0.3元，还是税前。如果按P/E指标，将每股盈利置换为每股分红，我们将得到新的估值指标P/Bonus，即6.35/0.3=21.17，意味着仅靠分红，投资者将花费21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注意，仅仅是收回成本而已，还得说未来每年都有这个水平的分红，如果分红更少，时间也会更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能认为银行股的估值是便宜的吗？
再回到银行股的估值，拿民生银行为例，目前其动态PE为6.5 倍，现价6.35元，最新每股收益为0.984 元，意味着6.5年能收回6.35年的成本。而实际上，不考虑价差，投资者每年拿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如2011 年末计划分红每股（Bonus）0.3元，还是税前。如果按P/E指标，将每股盈利置换为每股分红，我们将得到新的估值指标P/Bonus，即6.35/0.3=21.17，意味着仅靠分红，投资者将花费21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注意，仅仅是收回成本而已，还得说未来每年都有这个水平的分红，如果分红更少，时间也会更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能认为银行股的估值是便宜的吗？
在者，我们需要注意到，国内银行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依然是以融资扩大为主，内部积累为辅，这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与实体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是相背离的，虽然实体企业会有融资、会有杠杆，但其杆杠程度与银行相比简直微弱不堪。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内银行有制度层面赋予的垄断地位，使得其不止是对实体企业的资金形成控制，而且其扩大再生产方式直接与实体企业争资金、争利益，与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定位已经背道而驰，是反市场、反实体经济的，这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显然不可持续，如果实体经济微弱了，谁去做银行的客户呢，恐怕只有政府项目了。
在者，我们需要注意到，国内银行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依然是以融资扩大为主，内部积累为辅，这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与实体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是相背离的，虽然实体企业会有融资、会有杠杆，但其杆杠程度与银行相比简直微弱不堪。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内银行有制度层面赋予的垄断地位，使得其不止是对实体企业的资金形成控制，而且其扩大再生产方式直接与实体企业争资金、争利益，与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定位已经背道而驰，是反市场、反实体经济的，这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显然不可持续，如果实体经济微弱了，谁去做银行的客户呢，恐怕只有政府项目了。
P/E与P/Bonus的差别，其实就是公司盈利与投资者盈利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典型表现，这中间的差别，在A股比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显然大得多，所以，P/E这样的舶来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经过现实的修正而被广泛接受，也是我们落入的一个投资陷阱。
P/E与P/Bonus的差别，其实就是公司盈利与投资者盈利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典型表现，这中间的差别，在A股比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显然大得多，所以，P/E这样的舶来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经过现实的修正而被广泛接受，也是我们落入的一个投资陷阱。
P/Bonus仅仅是我所认为的针对A股市场更加合理的一个估值指标，但是对于市场应用而言却也未必有效，毕竟还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PE即使是错的，但被广为接受之后，纠错同样很困难，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PE以及PE的历史走势的比较意义，毕竟在市场很差的时候投资者才有心思去考虑研究指标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一旦市场转暖，这些立刻又一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P/Bonus仅仅是我所认为的针对A股市场更加合理的一个估值指标，但是对于市场应用而言却也未必有效，毕竟还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PE即使是错的，但被广为接受之后，纠错同样很困难，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PE以及PE的历史走势的比较意义，毕竟在市场很差的时候投资者才有心思去考虑研究指标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一旦市场转暖，这些立刻又一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P/E还有另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假设估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收回成本需要多长时间。
P/E还有另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假设估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收回成本需要多长时间。
但这个假设更加脆弱，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估值水平不变的情况，甚至平稳都没发生过。所以，即使对于长期投资而言，选择介入时点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A股，十年前介入，到现在你赚不到钱，2005年介入，你能赚很多钱，2007年介入，你会损失很多钱。总之，这是一个脆弱的指标。
盈利能力含义范文4
延续了上述研究，Sloan(1996)对盈余组成部分中的应计项目、现金流量的持续性及定价进行检验，发现应计项目持续性低于现金流量持续性，美国市场高估应计项目、低估现金流量，采用买入高应计公司、卖出低应计公司的投资组合，可获得10.4％的超额收益。这种由于应计项目被错误定价而产生超额收益的现象被称为应计异象。
“应计异象”的提出，意味着超常收益能够根据公共可获得的信息通过执行简单易懂的策略获得，使得有效市场假说再一次在会计学领域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为信息供给方，会计学界通过对应计项目性质、市场反应的研究，探知相关会计信息与股价间的关系规律，进一步了解投资者、财务分析师、审计人员等职业信息中介者理解利用相关会计信息的方式或偏差，从而指导信息需求方进行投资，并可从一定意义上评估会计准则，提高供给信息质量。本文拟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分别介绍应计异象的研究进展。
一、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有关应计异象研究开展虽仅十几年，但已是硕果累累。本文根据研究思路的历史演进及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将应计异象研究分为存在性研究、经验解释研究和理论解释研究三类。
(一)存在性研究
此类研究围绕应计异象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展开，主要探寻应计异象是某种资本市场特有，还是也可能存在于其他资本市场?是一种新的异象，还是前人所发现会计异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此，应计异象的存在性研究又可分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研究、与其他异象关系研究两类。
1 某一国家或地区研究
Sloan(1996)采用资产负债表法求得“应计项目”作为应计盈余表征变量，对1962―1991年美国公司年数据进行检验，首次发现应计异象。由于其意义重大，Sloan(1996)运用一系列严谨的方法证实结论的稳健性。如，对经营性应计项目、现金流量和未来盈余的关系进行检验时，采用混合数据回归、剔除行业和异常值影响的行业回归、检查稳健性的十分位数等级回归三种回归方式，并得出一致的结论。在检验定价时,Sloan(1996)引入宏观经济学中检验理性预期假设的Mishkin(1983)模型，并对极端应计组合构建套利策略，两度验证了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Sloan(1996)之后的应计异象存在性研究，多以上述方法为基础展开。Collins and Hribar(2000)以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计算应计项目，进一步证实美国市场对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
Adamek and Kaserer(2005)
发现德国投资者也没能正确估计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的不同价值。没考虑应计项目计量方法不同带来的影响，Kho and Kim(2007)证实韩国股票市场1987―2005年存在应计异象，并指出，在韩国应计异象更可能源自于个别公司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而非一种潜在风险。Gabrielsson and Giaever(2007)发现瑞典在一些年份存在应计异象。Suda、Kubota and Takehara(2005)，Muramiva，Otogawa and Takada(2007)证明日本的非正常应计项目存在异象。Soares and Stark(2009)指出，在没有考虑交易成本和价格干扰成本，英国存在应计异象，且呈现出不对称性。
Pincus、Rajgopal and Venkatachalam(2007)首次对应计异象的国际存在性进行研究，发现仅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存在应计异象，说明了其的地域性。与之不同，Lafond(2005)发现应计异象是一个全球现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5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应计异象，且应计错误定价大部分集中在营运资本应计项目上。
2 与其他会计异象关系研究
此类研究，有助于评估应计异象的稳健性，致力于探知应计效应是真正独立存在的异象，还是盈余宣告后股价漂移异象、冷门一热门股异象(Value-Glamour)、外部融资异象等其他会计异象的一种变形。Collins and Hribar(2000)利用应计项目和盈余惊奇信息制定一个投资策略，发现经营者能利用应计项目削弱“盈余惊奇”，结果所获收益高于单独利用应计项目或盈余惊奇的任一策略，说明应计异象和盈余宣告后股价漂移现象是两个不同的异象。基于Beaver(2002)对应计异象可能是冷门一热门股异象的一种情形的推测，Desai、Raigopal and Venkatachalm(2004)研究并发现两类异象的关联度取决于冷门一热门股效应表征变量的选择。Hardouvelis、Papanastasopoulos and Thomakos et al.(2009)则进一步指出，应计项目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能力对账面价值市价比计算的冷门一热门股具有增量，但是，两者都包含在自由现金流收益率计算的冷门一热门股的预测能力之中。可见，应计异象和冷门一热门股异象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Cohen and Lys(2006)发现，当控制了总应计项目后，外部融资的系数不再显著，外部融资异象几乎消失。他们认为，应计项目增加了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净经营资产，代表了资产负债表中除融资负债的另一部分，而高应计意味着该企业净经营资产相对量大，相应地会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但是，Cohen and Lys(2006)未能完全剔除应计异象影响，外部融资异象是否完全不同于应计异象仍需进一步证明。
不难看出，应计异象存在性研究还处于争论颇多的未成熟阶段。但，至少说明，应计异象是独立于其他会计异象存在于某些国家而非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其表现形式、显著性水平等特性的随国家不同而不同，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广泛存在性，也间接反映了应计异象的产生原因复杂待辨。
(二)经验解释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指通过经验检验找出有关应计异象产生的原因，根据原因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应计组成部分研究和“第三方”行为研究两类。
1 应计组成部分研究
Sloan(1996)发现总应计存在异
象，那么，是否所有应计项目都存在异象，还是个别组成部分导致了异象，亦或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对异象的影响不同?此类研究，着重观察哪类应计项目与应计基础策略的超额回报具有更高关联性。
Xie(2001)将总应计进一步分解为正常应计和非正常应计，发现超常收益只在非正常应计的投资组合中获得，说明总应计的低持续性主要由经营者对会计随意处理所产生的非正常应计所致，应计异象很可能源于管理层操纵。Bradshaw、Richardson and Sloan(2001)指出应计异象是由营运资本应计驱使的，Thomas and Zhang(2002)进一步认为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主要来自存货的极端变动。Beneish and Vargus(2002)则认为应计异象主要是由增加盈余的应计造成的，内部人行为的信息有助于盈余质量的预测，考虑了内部人行为信息的应计套利策略，能够获得18.1％的年超额收益。Richardson、Sloan and Soliman et al.(2005)提出关于总应计的一个全面定义，并据此对其进行了更广泛的分类，发现可靠性较低的应计项目使得盈余持续性较低，导致了证券的错误定价。
上述研究表明易操纵、可靠性低的短期应计组成部分容易产生异象，揭示应计异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也为挖掘具体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指引了方向。而具体何种科目、如何影响应计异象的产生及影响程度，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第三方”行为研究
此类研究是对信息传递的“第三方”(如分析师、审计人员、内部人等)根据应计信息而产生的行为进行探寻。Sloan(1996)提出高应计公司的未来盈余往往出现反转，但是，反映在股价中的投资者预期没有预测到这一点。那么，“第三方”是否正确理解应计盈余的信息含义，并将之提供给投资者，或是其本身亦未能足够关注盈余的应计组成部分对未来盈余的影响
(1)分析师
Bradshaw，Richa rd son and Sloan(2001)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中未能预测盈余下降，其预测误差与高应计公司的负相关程度更高。这意味着分析师未能向投资者传递高应计可能导致盈余反转的信息。Barth and Hutton(2004)则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反映了盈余的应计组成部分关于盈余持续性的增量信息。分析师预测修正提供了能够更准确定价应计项目的信息，但是投资者并没有将之包含在内。
Elgers、Lo and Pfeiffer(2003)进一步指出分析师对营运资本应计的盈余预测高估程度低于股价所反映的投资者高估程度的1／3。说明分析师盈余预测能够通过引导投资者降低由应计项目错误理解产生的盈余预期错误，减轻市场对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但是，Elgers、Lo and Pfeiffer(2003)的研究局限于短期盈余预期，忽略了长期盈余预期可能偏差的检验，且采用的传统盈余反应系数估计市场偏差容易遗漏变量。改进了上述局限，Kang and Yoo(2007)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偏差高于理解了应计项目的股价的偏差，而这两种偏差度的不同至少持续到预期后的一年，说明分析师盈余预测没有减轻市场对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
(2)审计师
通过对独立审计师行为进行检验，Bradshaw、Richardson and Sloan(2001)发现审计师似乎也没有考虑高应计的含义。这可能是由于审计师缺乏理解高应计未来含义的必要成熟度，或是审计师将高应计下的高利润视为正面信号，此种情况下很少发表保留意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师的作用不是通过衡量应计项目评估公司盈余质量来发表审计意见的，即便他们理解异常高应计的含义，他们也没有义务通过审计报告将该信息传递给投资人。
(3)内部人
“内部人”，即企业经营者，往往掌握考虑了公司应计项目性质和持续性的基础经济因素的信息，他们的交易可能提供其所在公司盈余质量的事前信息。Beneish and Vargus(2002)发现考虑了内部人交易的投资比仅基于应计信息的交易策略获得更大的短期收益。Hodgson and Van Praag(2006)发现澳大利亚大公司的董事根据负应计信息进行的交易具有较大的预测信息含量。
总之，分析师和审计师都没有改变投资者对高应计下的未来收益问题的看法，而内部人交易尽管与应计信息有关，但并没有引起投资者的足够重视，从而，揭示了应计异象产生的外在原因，进一步有力证明市场未能正确解释应计项目信息。
(三)理论解释研究
针对有效市场假说，学界提出“异象”的概念，因此，一般来说，“异象”产生的理论解释可分为风险基础解释和市场非有效解释。就应计异象而言，其理论解释可划分为非误定价和错误定价两类观点。
1 非误定价观
该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有效，应计异象并非错误定价所致，而只是风险溢价的具体表现，或者是定价模型遗漏风险的结果，也称为风险基础假说。根据风险收益均衡理论，风险与收益相等。处于应计极端组的公司具有较高风险，使得应计基础套利策略获得高于无风险报酬的超额收益(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基准定价模型非有效，错误计量风险导致了错误定价。
2 错误定价观
该种观点得到大部分学者的支持，认为应计异象是市场错误定价的一种现象，对市场有效性提出质疑，按所依据理论不同，主要分为如下四类。
(1)幼稚投资者假说
该假说由Sloan(1996)首次提出。从会计学层面看，公司盈余包含应计项目组成部分和现金流量组成部分，其中，应计项目的计量较之现金流量更具有主观性，由此，提出并证实应计项目的持续性低于现金流量。从股价表现看，幼稚投资者似乎功能锁定会计盈余，未能区分当期盈余的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组成部分对未来盈余的不同含义，从而，高(低)估应计项目相对高(低)公司的股票。同时说明，嵌入预期盈余信息的股价没有完全反映投资者可利用的信息，从而，对市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投资(增长)假说
从经济学层面看，应计项目属于企业净经营资产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比照Sloan(1996)的思路，Fairfield、Whisenant and Yohn(2003)将净经营资产增长分为应计项目和长期净经营资产增长两部分，并将盈利能力定义为资产收益。研究发现，在控制当期资产收益率后，净经营资产增长使得下期资产收益率下降，应计项目与下期资产收益率负相关，说明应计项目的低持续性是由未来获利能力的增长效应导致的。进而，得出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是投资者未能推断出增长率或是未考虑新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会计的稳健原则。
(3)成本假说
高估权益的理论认为，高估公司的管理者向上操纵其公司应计扩大高估，使得高应计投资组合易于过分代表高估公司。但是，高估不能无限期地持续，高估应计公司预期会出现价格反转。与之相反，低应计公司一般没有低报应计项目以向下操纵利润的激励，而往往可能试图向上操纵盈余以纠正错误定价。这样，低应计等级组合未来股价预期正常。与该理论预期相一致，Kothari、Loutskina and Nikolaev(2006)发现不同应计等级投资组合中的应计项目与前、后期盈余的关系并不对称。
(4)套利限制假说
Mash ruwal a、Rajgopal a nd Shevlin(2006)认为缺少近似替代品、套利成本高，使得利用应计策略套利不易实现，阻止了套利者消除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Lev and Nissim(2006)指出极端应计公司一般规模小、账面市值比低，基本因素的相对持久性限制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套利策略的广泛使用，应计异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成本假说，成功的解释了应计异象的不对称性，补充了前两种理论。套利限制假说，则从股市角度，检验应计策略的可操作性，更加丰满了这一理论。当然，各种假说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要严谨的方法、巧妙的构思详尽地加以论证。
二、国内研究成果述评
刘云中(2003)沿用Sloan(1996)方法，发现中国市场似乎高估了应计项目的持续性，低估了现金流量所产生的会计盈余的持续性。但是，应计基础投资策略只能获得3-2％左右的超额收益。林翔和陈汉文(2005)分离增长和盈余管理对应计项目持续性的影响，也发现应计盈余持续性低于现金盈余，并且，增长的均值回归过程对应计项目低持续性的解释能力强于盈余管理。王庆文(2005)进一步证明，中国投资者高估会计盈余高、经营现金流量低的股票，低估计盈余低、经营现金流量高的股票。应计套利策略，可在次年和第二年分别获得9.74％、7.02％超常收益。李远鹏和牛建军(2007)发现亏损公司为避免退市，在亏损当年“洗大澡”来为未来的扭亏提供足够的储备，从而降低了当期的应计项目。当控制亏损后，应计套利策略获得的超额收益从3.2％提高到了7.4％。樊行健、刘浩和郭文博(2009)发现中国市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应计异象”，且这一现象在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更为突出。李志文和宋云玲(2009)则认为中国A股市场存在相对的“应计异象”。即，存在高估时，应计项目的高估程度大于现金流量，存在低估时，现金流量的低估程度更大一些。
部分相关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学术会议上。Navissi、Mirza and Yao(2006)对Datastream数据库中的1989―2003年中国A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盈余持续性高，主要由于现金盈余持续性而非应计盈余持续性，并且低估了现金盈余和应计盈余。Song and Ji(2009)对国泰安数据库1998―2006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应计异象产生的套利收益与A股市场收益正相关。他们认为，中国A股市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比美国市场更易变动，因此，套利风险更高。此外，较高的套利成本和单向交易体系也阻止了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利用应计信息套利。
国内应计异象研究主要采用S10an(1996)的方法，并支持幼稚投资者假说，其中，仅林翔和陈汉文(2005)涉及到增长假说，但，似乎并没引起大多数学者的关注。从研究结果看，各文献间还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中国市场应计异象存在性及其是否显著仍存在分歧。
盈利能力含义范文5
【关键词】 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质量
盈余质量是目前会计信息质量系统中的研究热点，对投资者、债权人而言是最具相关性的会计信息。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从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的角度来阐述盈余质量问题，学术界对其评价标准和测度变量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应计项目的操纵性来研究盈余管理的幅度，本文提出的以质量得分为技术手段的定量方法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盈余管理，盈余操纵与会计作假
盈余管理的结果影响了盈余质量，而会计质量的要求就是为了控制会计作假行为，所以在理清盈余质量与会计质量区别之前，先要明确盈余管理，盈余操纵与盈余作假的关系。无论是盈余管理还是盈余操纵，简单地说，都是指管理层使用会计手段(如在会计选择中使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或通过采取实际行动努力将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这种谋求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相对立的。但是学术界认为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契约成本和成本，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投资者认为盈余是比现金流量具有更多信息含量的数据。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当局采取一些盈余管理的措施，可以给企业带来正面效应，增加公司的价值。因此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有交集，但不能等同。
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是以不超过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区分点的。如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的，管理当局或为了迎合资本市场监管的要求而进行盈余管理，误导了投资者，造成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或意图谋求更多报酬分红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损害了公司的价值;或由于双重问题而进行的盈余管理，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当局者盈余操纵的手段按照方式分有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和实际交易盈余管理;按具体方法分有操控应计项目、线下项目和关联交易。这些貌似合法却不道德的行为，在允许会计政策自由选择、会计准则可操作性较低，以及新兴经济交易事项确认计量不确定的情况下，钻了准则和法律的空子，是一种投机行为，也是在盈余管理研究中难以把握的灰色地带。
盈余操纵真正包含的是投机性的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会计造假是企业管理当局采用编造、变造、伪造等手法编制会计报表，掩盖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操纵利润的行为。这种失真的财务信息不仅误导投资人债权人，更给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信用基础带来严重危害。它是会计各种法律法规严格禁止的行为。
据此，以A代表盈余管理，B代表盈余操纵，C为A与B的交集，代表投机性盈余管理，那么A-C是合理的盈余管理，B-C即为会计造假，如图1所示。
图1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造假的关系图
图1中A=盈余管理;B=盈余操纵;C=A∩B=投机性盈余管理;A-C=合理的盈余管理;B-C=盈余造假
二、盈余质量的度量和评价
辨析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造假这三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看清会计信息质量的层次关系，即从合理有效，到不合理不道德，不合法。盈余质量为会计信息中最敏感、相关性较强的一部分，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利奥波德?A.伯恩斯坦和约翰?J.维欧德(1999)指出的“盈余质量是指盈余和评价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彭曼和张小军(2001)从目前盈余预测未来盈余的角度，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期盈余作为预测未来盈余指示器的能力。从这两个定义来看，盈余质量是指当前盈余的可靠性以及预测未来盈余的相关性。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结果，盈余质量区别于会计信息质量在于经历盈余管理之后，这种报告盈余与经济盈余的吻合程度。通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差距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盈余质量越低;反之差距越小，盈余管理程度越小，盈余质量越高。结合上述集合描述，笔者认为，如果把A与B的并集作为整体的会计质量，不妨将盈余质量描述性地定义为集合C在集合A中的比重，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质量在总体盈余管理质量中的比重。比重越大，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越多，报告的盈余质量越差;比重降低，盈余质量提高。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中，目前多是用琼斯的应计项目作为操纵的替代变量。然而盈余质量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对象，能更综合全面地反映质量状况，从而更准确反映盈余管理程度。盈余质量得分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变量，但如何得到这一得分?一般需要高度相关的评价指标和精确的得分计量过程(如常用的主成份分析、神经网络模型等)。本文给出盈余质量的评价体系，为得分测度提供了现实指标。
(一)盈余质量的可靠性评价
集合C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质量是盈余质量的核心部分，它是盈余管理的“灰色地带”，钻了现有会计法律法规的空子。所以这部分质量的真实性、可信性就成为评价的第一要义。一般而言，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主要从四个层次来分析——企业交易和性质分析;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估计与判断;会计信息披露。结合盈余管理的特点，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滥用会计政策、应计项目，或安排实际交易、关联方往来交易操纵盈余。所以，笔者认为，盈余质量的可靠性分析应突出企业交易事项的性质与质量分析，即交易是否具有有效的经济实质;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持续、稳定，是否存在平滑收益现象; 收入与费用的确认时点是否遵循一贯的会计估计与判断。应从经济业务的披露中分析企业核心能力的驱动因素，从会计方法的解释分析中考察企业会计准则的应用质量。
具体的分析指标有:关联方交易率，以关联方交易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表示，该比率越高，则说明公司的盈余质量越低。资产减值准备率，以八项资产减值准备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表示，如果该比率降低，则说明公司改变了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盈余的可靠性较差。应计额比率，以应计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表示，其中，应计额=(期末应收款-期初应收款)+(期末存货-期初存货)+(期末预付款-期初预付款)-(期末应付款-期初应付款)-(期末应计费用-期初应计费用)-(期末预收款-期初预收款)-(期末应付税金-期初应付税金)-折旧和摊销，如果该比率较高，则说明公司利用应计项目进行了利润操纵，公司的盈余质量不高。
(二)盈余质量的现金支持度评价
盈余质量第二层次的控制标准是它的现金支持度。基于权责发生制下的应计项目为管理当局提供了很大的会计选择空间，从而为提高账面盈利提供了便利。类似ROA，ROE等财务指标通过操纵可以较容易得出高盈利能力的评价，但并不能说明它的盈余质量高。评价盈余质量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以现金流量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计算依据，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检验从而反映公司获取利润的“品质”如何;否则，没有现金的支持，依靠盈余管理、不良应收支撑，资产浮肿，盈利能力指标泡沫严重，必然出现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指标的严重脱离。
具体的指标可以有:收益变现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取得投资收益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的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平均股东权益;总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的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平均总资产。这些指标越高，说明盈余质量有流动性很强的资产支持，盈余质量较高。
(三)盈余质量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评价
盈余质量评价的第三个层次是质量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操纵线下项目——营业外收支、投资收益、补贴收益。那些偶发的、非持续的收益使得盈余缺乏持续性，对未来收益也无预测价值;而经常的主营业务则能够使盈余具有持续性、稳定性、预测性。经验研究中，科门迪和利普(1987)指出，当期盈余的持续性越高，市场反应越强烈，即盈余反应系数越高，反之就越低。费森和奥尔森(1995)的“干净盈余”理论也表明，由于盈余各组成项目在稳定性、风险性和可预测性方面的差异，因而对使用者估计企业价值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盈余的预测性可通过会计盈余的反转性来研究(李刚，2006[5])，即未来盈余的变化与当前盈余质量状况正相关。
在重组购并浪潮中，劣质企业在本质没有好转的情况下由于获得了巨额的重组利得而扭亏为盈;为到达资本市场增发配股的要求，上市公司操纵ROE净资产收益率的行为就立刻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证监发[2002]55号第一条规定，申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这一规定也使以操纵线下项目的盈余管理不得不转向关联交易。但无论是线下项目还是关联交易在特殊动机下“创造”出的利润，都很难对未来企业的盈利提供相关的预测信息。
这一层次要求的具体指标有: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利润总额;非经常性损益比重=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净利润=(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普通股股份;关联交易比重=关联交易应收应付净额 / 应收应付净额。
综上所述，盈余质量评价体系如图2:
三、结论与启示
盈余质量管理中，投机性盈余管理的比重可用盈余质量的可信度、现金支持度、主营业务的支持度等来衡量测度。这就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描述了盈余质量这一概念。盈利质量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者，虽与会计质量一样对应于权责发生制下的一般财务报告体系，但其评价还依赖于收付实现制的现金流量表;盈余质量属于会计质量的子系统，集中体现着报告质量的相关性，盈利能力是盈余质量的一个方面，其可信度，现金流支持度，持续性等都有待于对盈余质量的评价。本文提供了盈余质量现实的评价指标，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测度盈余质量给出质量得分来研究盈余管理。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应计项目的操纵性来研究盈余管理的幅度，本文提出的质量得分的定量方法可以使得盈余管理从横向的企业间、行业间，纵向的时间差异中比较分析，拓宽其研究思路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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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含义范文6
关键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动机；非机会主义动机
一、 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会计盈余进行的调节和管理。盈余管理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因此，动机研究也就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起点。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机会主义动机这一视角，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而造成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损失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如果盈余管理都是出于对公司发展不利的机会主义动机，那么，它为什么会一直存在，为什么没有被消除？Scott（2006，中译本）指出，盈余管理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也具有“好”的一面。对此，他从契约和财务报告目标这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盈余管理也可能出于管理层对有效契约的考虑或是传递信息的需要。Graham等（2005）对400多名高管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除了提高股价、维护自身声誉、增加奖金报酬外，还包括为了树立公司信誉、帮助公司发展以及更好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信息。可见，除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外，盈余管理也可能源于最大化企业价值或是传递信息等对公司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如Louis和Robinson，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等）。
事实上，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理解和掌握盈余管理动机内涵与边界的前提。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机会主义动机和两种非机会主义动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 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
Holthausen（1990）总结了管理层的三种会计选择动机观：机会主义观（Opportunistic Behavior Perspective）、有效契约观（Efficient Contracting Perspective）和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其中，有效契约观和信息观分析了两种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以下分别对上述动机进行介绍。
1. 机会主义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指出，机会主义动机是管理层以最大化个人利益为目的，进而可能给公司及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失的一种动机。如管理层牺牲企业长远利益，通过削减研发支出等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公司利润，进而增加个人奖金报酬；或是通过盈余管理虚报公司业绩，拉抬股价，欺骗投资者。由于管理层的理性人假设以及信息不对称，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将盈余管理视为管理层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2. 非机会主义动机。基于会计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两大基本作用：契约作用与估值作用，盈余管理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主要体现为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
（1）有效契约动机。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契约的签订和执行离不开会计数据，如薪酬契约中的激励政策大多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而债务契约中也会包含以会计数据为依据的限制性条款。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决定了其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成本及公司价值都将产生影响（Watts和Zimmerman，1986）。有效契约观认为，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缓解冲突、降低契约成本，提高公司价值。例如，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使会计利润能更好地衡量其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此时，盈余管理既增加了管理层的个人薪酬，也有助于降低契约的监督成本、再谈判成本以及因激励不足而可能产生的剩余损失，进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一种有效契约动机。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盈余管理的有效契约动机是指在契约范围内以降低契约成本、最大化公司价值为目的的一种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
（2）信息传递动机。除了契约作用，会计信息还具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估值作用。然而，会计处理所遵循的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等原则可能使会计业绩偏离企业的真实价值，进而造成市场的错误定价。例如，当会计政策过于保守时，会计利润可能低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导致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时，管理层便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调整会计盈利，向外界传递公司的真实信息。Scott（2009）曾指出，若盈余管理被用来传递有用的内部信息，那么它对公司、管理层以及投资者都将是有利的。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估值作用，信息传递动机是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外界传递关于公司发展的内部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Holthausen，1990）。Graham等（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的研究发现为信息传递动机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三、 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 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并非完全互斥。一般来说，有效契约动机产生于缔约前，而机会主义动机则可能产生于缔约后，如果其他契约方预期管理层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订立契约时便会通过降低管理层报酬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契约定价机制的约束下，如果管理层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未超出事前预期，则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不会造成利益相关方以及公司的损失；此时，最大化公司价值和最大化管理层利益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即机会主义动机同时也可能契约有效（Christie和Zimmerman，1994）。这意味着两种动机下的盈余管理手段、程度以及经济后果可能存在一致性。
如图1所示，假设左边的圆代表缔约前契约各方在有效契约动机下约定的有效会计方法集，右边的圆代表缔约后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所可能选择的会计方法集，X1～X3代表不同的会计方法。若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符合其他契约方的预期（如选择X2进行盈余管理），则盈余管理便是在有效契约集的约束之下。此时，依据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将很难判断X2是出于有效契约动机还是机会主义动机。缩小有效契约集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同时又会增加契约成本，如何在降低契约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之间进行权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超出预期，则盈余管理将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如管理层选择X3进行盈余管理）。
综上分析，在有效契约集中，公司价值不会因盈余管理而减少，而有效契约集之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则会降低公司价值，并给其他契约方造成损失。因此，在预期范围内，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在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方面与有效契约动机具有一致性。在契约约束下，过度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 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之间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设公司盈利（E）由非操纵性利润（NDE）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两部分组成，假设当年经济变化对公司盈利的影响并未全部反映在当年NDE中，剩余影响将延续到以后年度，则公司当年NDE包含了当年经济冲击的部分影响及上一年的滞后影响。Guay等（1996）研究认为，当NDE对经济变化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时，管理层出于信息传递动机会利用DA来纠正这一偏差。如表1所示，假设在好的经济形势下NDE反应不足，或在坏的经济形势下反应过度，出于信息传递动机，管理层会进行调增DA的盈余管理；反之，若NDE对坏的形势反应不足，或对好的形势反应过度，则进行调减DA的盈余管理。除此之外，Guay等（1996）还分析了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一种是当糟糕的经营状况可能持续时，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暂时提高业绩以掩盖坏消息；另一种是当好的经济形势将持续时，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来隐藏利润以掩盖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分析“一次亏个够、利润大清洗”这种盈余管理，即在坏消息下进一步减少应计利润并在以后年度转回，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后文的分析中包含了对这一行为的考虑（见表1）。
由表1可见，当NDE对当前经济变化反应过度时，机会主义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上是一致的（情形Ⅱ与情形Ⅴ，情形Ⅳ与情形Ⅵ）；同时，当NDE对当前坏消息反应不足时，信息传递动机和“一次亏个够”的机会主义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也是一致的（情形Ⅲ与情形Ⅶ）。
接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Badertscher等（2012）指出，不论正向还是负向的盈余管理，信息传递动机都有助于提高盈利预测能力，而机会主义动机则会降低盈利预测能力。盈利预测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两种动机的经济后果有所不同。本文分别对上述三种盈余管理方向一致的情形进行讨论：
第一，情形Ⅳ与情形Ⅵ：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Ⅳ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过度，下一年NDE会增加（除非下一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因此，即使DAt+1因反转而下降，在一般情况下公司下一年盈利（Et+1=NDEt+1+DAt+1）也不至于出现显著下滑。而在情形Ⅵ中，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调增DA以抵消坏消息产生的负面影响，下一年DA的反转将导致DAt+1下降，同时，持续的坏的经济形势也使NDEt+1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机会主义动机下，Et+1将大幅下滑。
第二，情形Ⅲ与情形Ⅶ：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Ⅲ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不足，NDEt+1会继续下降，而DAt+1并不会立即大幅增加（除非下一年出现好消息），因此Et+1不会出现明显好转。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Ⅶ），DA的减少正是为了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DAt+1将大幅提高，并使Et+1显著上涨。Rees等（1996）研究发现，在公司资产减值年度，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也相应增加，但这些负向应计利润并未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他们认为资产减值年度的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并不是出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而是在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坏消息。
第三，情形Ⅱ与情形Ⅴ：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Ⅱ中，由于NDE对好消息反应过度，NDEt+1会减少，如果下一年没有持续的好消息，则Et+1将不会明显增长；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Ⅴ），掩盖好消息是为了保持以后年度利润的稳定增长，DAt+1会增加，同时NDEt+1也会增加，因此Et+1将持续增长。
实际上，情形Ⅱ与情形Ⅴ的经济后果往往难以区分，由于好消息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而在坏消息下，不论是减少盈利还是增加盈利都可能极大地误导报表使用者，因此对于机会主义动机，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情形Ⅵ和情形Ⅶ进行实证研究。可见，区分情形Ⅳ与情形Ⅵ以及情形Ⅲ与情形Ⅶ的经济后果更为重要。
综上分析，尽管最终目的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信息传递动机的盈余管理方向与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存在一致性，即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可能相似。而两种动机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对未来业绩的影响上，因此，分析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是区分这两种动机的重要途径。
四、 结论与展望
相关研究表明，不论是机会主义动机，还是有效契约动机、信息传递动机等非机会主义动机均是盈余管理产生的重要原因。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可能造成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损失，而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则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发展。与此同时，这两类动机在表现形式或经济后果上也可能相似。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告诉我们：
第一，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应联系其经济后果。不同的经济后果是区分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的重要途径。若盈余管理导致公司未来业绩下降更快，则其更可能源于机会主义动机；反之，若有助于未来业绩增长，则可能源于一种非机会主义动机。当然，这两类动机的经济后果也可能存在交集，当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符合预期时，有效契约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可能并无差异；同时在好的经济形势下，信息传递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也难以区分。因此，如何界定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的边界，尤其是当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致性时如何进行区分，是未来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时还应考虑其涉及的盈余管理方向。由表1可知，机会主义动机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影响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有差别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经济后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忽视盈余管理方向将极易混淆非机会主义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也不利于分析和检验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未来在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中应嵌入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分析。
第三，关注盈余管理的多动机问题。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以及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盈余管理的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动机（Graham等，2005）。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动机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系统地分析，忽略其他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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