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1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2
森穆逊(PaulA.Samuelson,内地称萨缪尔森)谢世了,享年九十四。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森穆逊。他桃李满门,弟子中至少有五个得过诺贝尔奖。森氏曾经与佛利民大吵科学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过。我(科学方法师从R.Carnap与K.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高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森穆逊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它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而创造新理论,是错上加错。
是的,我认为森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之甚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森氏不知世事,他了解很多,记忆力上乘,但没有做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重要的细节被他忽略了。
举例来说,森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1969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
我们不容易在森穆逊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
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自由市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沙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
可能受到他的老师森穆逊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
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policy)对经济不景气的帮助是零。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3
凡论及企业家活动，由这类活动的创新本质决定，我们必须将只在未来才被普遍意识到的那些现实可能性纳入分析框架，这与“逻辑”之本义有内在冲突。因此，两部作品的标题所称“逻辑”，是口语意义上的类比，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自洽体系。
在想象力的约束下，如每一位数学系本科生的日常功课所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建构许多逻辑自洽的体系。但逻辑学泰斗（也是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罗素明确表示过，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里，总有一个或两个（或多于两个）被称为“逻辑常项”的参量最为重要，因为这些参量是逻辑体系与真实世界基于常识的界面。
当我们关注真实世界时，在想象力约束下存在着无数逻辑可能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当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凡参加过经济学研讨会的留学生，常听到参与者的评论“这是不相关的”。这是很严重的批评，穷经皓首十年寒窗炮制出一套理论，被认为与真实世界“了无关系”，这是多么致命的打击。是的，经济学是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它必须坚持哪怕仅通过一个逻辑常项与真实世界相关，而不能不相关。
我尊重其仁，私人情感之外，主要理由就是上述我的这套理论见解——哪怕我熟悉千百种理论，我其实最关注的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理论。而这一相关性，或者说，我与真实世界保持的基于常识的界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是否认真地倾听其仁的声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套用了王元化先生反复引用的马克思命题。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马克思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里（参阅《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卷46上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采取了上述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从具体进入抽象的方法，非如此不能建构经济学的“体系”。而马克思自己坚信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上述第二种方法，他称之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非如此不能“理解”经济学。
在这部文集第一部分的至少两篇文章里，我读到其仁对马克思全部价值理论的批评：“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这是中肯的批评，马克思价值学说以及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隐含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交易费用为零。著名的“科斯定理”（其仁对这一定理的“交易费用为零”假设耿耿于怀），我反复解释过，广义而言，等价于这一陈述：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项基本的社会科学命题，对那些想要理解其仁这部作品之深意的读者来说，格外重要。
没有交易费用，不论中国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无关紧要的议题。关键在于，科斯定理的反面，即交易费用不可忽视的世界，其仁和张五常所说的“真实世界”，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几乎总是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命运。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4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h w 阿恩特,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gdp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但是与此同时,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8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5 5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的继续,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但不能保持,并且有更快速度的恶化。”这使得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goldsmith,1972);1972年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gdp年增长8 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 8%的增长率。1989年卢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domesticproduct)。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印尼从1971年到1984年间,虽然gdp的增长率为7 1%,但是扣除由于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后,实际增长只是4 8%。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gdp增长率的70%。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牛文元,1997),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指标,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判据。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真实储蓄率既抓住了财富现实衡量的本质内涵,也着眼于用真实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去衡量财富影响的长远后果。”1996年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footprint)。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产土地面积。世界按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仅为2 3hm2;地球承载能力1 8hm2。如果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的话,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球承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世界资源研究所,1997),把全球生态系统共分20个生物群落区,由此,他们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之间比例关系(1∶1 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二、我国“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81),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属于mps,即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
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sna核算体系(1968修订),该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但是由于sna核算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性,即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状况及其内在的、本质的相互关系,因此,以sna为基础,对sna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d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坚艰的任务。
第四阶段(1995～现在),sna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1992修订)与seea体系(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seea与sna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seea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sna做了拓展,即将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资本使用的一部分考虑进去。就在中国政府开始研制自己的sna体系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五个国际组织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组织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国民核算专家对旧sna体系(1968)进行修订。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核算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力求保持中国sna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数国家的sna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目前,国内从事国民核算体系问题研究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的相互关系研究;
2)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3)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帐户”(gdp)的生产方式方法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4)关于“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核算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研究。
三、资源环境核算的基本模式及我国资源环境核算
1 资源环境实物核算。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核算,逐步建立资源核算帐户。挪威是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挪威政府首次公布并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数据、报告和刊物。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报告。自然资源核算的目的是,提供最新的和质量较好的数据和信息,将自然资源开发计划与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促进资源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在挪威的自然资源帐户中,将自然资源划分为实物资源和环境资源两大类,构建了包括森林、土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一系列完整的实物资源核算体系;芬兰按照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模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法国的自然资源帐户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帐户。这些帐户描述并度量了环境资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其实物帐户类似于挪威的实物帐户。
2 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seea)。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银行共同领导了研究项目———《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该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探索如何实行环境核算,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初步确立了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1988年世界银行资深专家埃尔·塞阿弗(e l serafy)发表《合理计算从消耗自然资源中获取的收入》,提出收入的持续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只有扣除自然资源的损耗,才能真正体现财富的增加质和量。1989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银行组建联合工作组,开始致力于自然环境/资源实物/货币核算可行性的检验,并设计出了一些替代性的宏观指标,以反应收入与生产的环境调节性和持续性(ahmad,e.l.serafyandlutz,1989)为了推动seea走向实践,seea的各部分作为专题在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尼亚、菲律宾等国家进行试点。而以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对其本国资源进行了核算(1991)。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seea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设计出较为完整的seea实例体系,给出了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印尼也于1996年完成了本国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帐户核算,并初步完成了核算矩阵的构造及1990～1993年的实例估算。欧盟结合自身特点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欧盟统一模式。
3 中国资源环境核算及会计制度。我国早在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与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该项目主要侧重于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1996———1999北京大学先后应用“投入产出表”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的综合核算,该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国家环保局(1998)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小组(2001),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即把财富扩展为四大资大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分别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计算与分析,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核算途径、以及实际操作的研究与实践。
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将对中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国民财富的质量,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国家由此而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绿色税费额度、世贸绿色仲裁等,都要求会计制度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对此进行统一的规范。在中国的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环境会计制度的引入将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海因茨·沃尔夫岗·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6～1997世界资源报告(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5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要树立正确的方法论的世界观、思想观、思维观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精确的阐释，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宝是解放思想，如何从世界观、辩证法、逻辑学的角度掌握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成为了真正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全面正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因此，新时期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这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二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三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维观
本文抛砖引玉，先对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做一些初探。
（一）解放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从哪里“来”的问题。
人面对世界，无非是认识世界“是什么”和面对世界“怎么办”。前者是认识论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世界观，世界观包含两者，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世界观是认识论、方法论的前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另一方面，世界观又是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
这里专门讨论方法论世界观。先谈方法论是什么。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解决问题。
当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对研究众多具体学科，具有普遍意义指导和实用意义的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具体领域、具体学科问题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是各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所有其它方法论的主导，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世界观，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世界观。解放思想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认识论世界观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且只有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
树立了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就有了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范畴。新时期的范畴就是科学发展观，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构想推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解放思想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思想观，树立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即解决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哪里“有”的问题
黑格尔说：辨证法是客观世界一切发展的推动原则。曾强调在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要用辨证法”。这即是说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来自分析客观世界需要，要有唯物辩证法思想观。思想观是解决人面对客观世界的“怎么样”的问题。在人面对客观世界时，如果坚持唯物主义、承认客观世界的绝对运动性，则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如果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是错误僵化的思想观不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从而思想观就有了唯物主义思想观和唯心主义思想观，并且唯物主义思想观又包括形而上学思想观和唯物辨证法思想观。
在唯物辨证法思想观看来，客观世界，从人的认识语词角度来说，在存在状态的人为定义上有运动（非平衡）与静止（平衡）相关，有和谐（协调）与对抗（冲突）相关；在存在过程的人为经验判断上有快（好）与慢（坏）相关，有整体（系统）与局部（部分）相；在存在的变化人为定性上有目的（结果）与过程（原因）相关，有普遍（全面）与特殊（重点）相关。省委提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统一、发展的系统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辩证统一，就充分体现了发展内因与外因、发展系统与要素相互表征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唯物辨证法。
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越性特征，立足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政党，不仅具有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先进性，更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体现了物质的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做出的科学判断，是从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出发思考探索发展的理论新成果、发展理论新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当前及新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的标志。
第二，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要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善于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的矛盾性，要灵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城乡、区域等发展的趋同性，在解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的“求变”与认识发展趋同性的“求同”之间，找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正确的发展思路。不能只强调“求变”，那样就是主观主义；也不能只强调“求同”，那样就是本本主义；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又利用发展的趋同性，运用好“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即如列宁所说的“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是由解放思想方法论的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决定的。
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越性特征，立足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政党，不仅具有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先进性，更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体现了物质的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做出的科学判断，是从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出发思考探索发展的理论新成果、发展理论新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当前及新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的标志。
第二，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要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善于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的矛盾性，要灵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城乡、区域等发展的趋同性，在解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的“求变”与认识发展趋同性的“求同”之间，找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正确的发展思路。不能只强调“求变”，那样就是主观主义；也不能只强调“求同”，那样就是本本主义；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又利用发展的趋同性，运用好“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即如列宁所说的“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是由解放思想方法论的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决定的。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6
听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和许多人一样，激动得真想欢呼雀跃。小外甥白了我几眼，像看一个外星人，又像看一个一样撇了撇嘴。我瞪了他一眼，说道：“小子，怎么啦？我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名员工，一名纳税人，一名本国公民，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税收达到八万多亿，中国变得这么强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小子见我要发火，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甩下一句话：“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与我何关？”然后跑掉了。见他竟说这样的混账话，我好气愤，也好伤心。小外甥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上大学的学费欠了好几万。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父亲是一个厅级干部，同学还没毕业，就成了公务员。小外甥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心里有气，但也不能说那样的混账话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这是国家的大事，是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的事情。小外甥年纪轻轻的，真是思想落后，这是不爱国的表现。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又自豪地把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消息告诉给我的同事小张。小张无可奈何，对我笑一笑说道：“你高兴个啥？每个月才拿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这点钱在今天的物价形势下，只能糊口。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又不给你涨工资，你高兴啥呢？”我马上反驳道：“不涨工资是因为国有企业有困难，但国家经济好了，强大了，我们虽然过得差一些，心里也是高兴的、自豪的。”小张见我较真，也认真起来：“你真是脑残，国有企业有困难，但咱们企业的高管们每年的年薪就是二三十万元，是咱们的二三十倍。说是咱们的工资年年在涨，其实咱们工人是‘被增长’，那些高管们的工资才是真正的大涨特涨呢。”我又说：“他们拿的工资是比咱们高一些，但他们心里还是想着咱们工人的，是想‘为人民服务’的。”
“想着‘为人民服务’？”小张大笑起来，“你真是十足的脑残。他们一年拿比咱们高二、三十倍的工资不说，还吃喝嫖赌全报销。工人有什么事找他们，总是拖，要不就是爱理不理的。还‘为人民服务’呢！”我也急了，吼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总看到现在的不足，看到社会的缺点。要知道社会比从前进步多了。我们小的时候，一个月才吃几回肉，现在天天吃肉，还觉得不香。我跟你们有代沟，没法沟通。”见我真发了火，小张嘲弄地笑着：“好呀，那你好好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自豪去吧……”
我心里堵得慌，便去找老王，告诉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让他分享我的快乐。老王是念过大学的人，是一位老教师。老王听完我的话说：“这也值得高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今年的税收到年底还可以达到八万多亿，但老百姓又得到多少实惠呢？贫富差距悬殊，一些掌权的人靠权力寻租，地痞流氓靠贿赂官员、欺压百姓等非法手段发了财。经济总量是上去了，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没有上去。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和现有工资收入，他们的经济收入不仅没增加，反而降低了。唉，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还要受官员欺诈，被地痞流氓骚扰，活得可怜啊！一个国家，首先要去爱她的国民，国民才会真正去爱她。可现在……唉！”
我大吃一惊，并有很强的失落感。不管他们怎么乱说，我认定他们这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他们骂我是也好，脑残也好，反正我心里是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