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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管理范文1
一、“市值管理”的提出背景
追本溯源，“市值管理”于国内提出立足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同股不同权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公司市值在证券市场步入全流通环境后成为衡量股东财富的新标志，成为上市公司并购与反并购能力的新标杆，“市值管理”的理念也逐渐获得市场认可。
二、“市值管理”的概念和目的
国内学者，施光耀刘国芳（2007）提出的市值管理概念，“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基于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与合规的价值经营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
就“市值管理”的目的，主要包括：
1.使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能够趋向一致
公司内在价值是股价体现的基础。在股价和内在价值之间，“市值管理”追求两者的合理表现。而股价合理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避免公司股价的大起大落，二是避免股价与内在价值的长期背离。
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股价的大起大落不利于维护企业形象。在非理性波动期间，上市公司不仅受到较大的舆论压力和监管压力，而且容易被误认为是股价操纵的怂恿者，遭受不必要的市场非议，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冲击同时，造成公司股价表现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若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处于长期背离会阻碍市场对公司的价值发现，不利于市场对公司做出公正评判。
2.避免公司成为反并购对象
由于二级市场股权的流通性，长期低于内在价值的上市公司很容易成为市场并购狙击的目标。“市值管理”是建立企业内在的价格防御机制，避免公司遭遇恶意收购。
三、如何做好“市值管理”
“市值管理”是公司建立在一种长效机制基础上的管理。这种机制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通过与资本市场准确、及时的信息交互传导，维持各关联方之间的动态平衡。“市值管理”重视的是企业价值链系统性的管理，就企业而言，内在价值链是贯穿于企业经营、发展、管理等各个环节。企业内在价值链能否有效地传导在其股价上，也反应了这根价值链传导的能力、流通性、竞争力和有效性。
除此之外，“市值管理”的传导不仅受公司内在价值链的影响，还受到市场环境的干扰。证券市场的股价表现是多层次投资者行为的结果，凯恩斯（1936）用“选美博弈”对市值非理性上涨做描述，即参与选美者不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而是揣测一般人喜好并以一般人的标准来选择最美者。市场中的非理性正是与之相类似的“羊群效应”引起的，表现为“股票价格噪音”，股价的非理性表现加大了“市值管理”的难度，也同时考验着管理层对“市值管理”的动态把握。“市值管理”不仅要兼顾公司内在价值的创造，更要重视证券市场对于公司价值的判断。
如何做好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
1.建立“市值管理”理念
“市值管理”还是较新的管理理念，对其认知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就企业管理者和股东而言，要使“市值管理”能够服务于企业，首先要建立“市值管理”理念。
2.注重企业内部价值创造的能力
企业内在价值是价值实现的核心，也是公司股价的基础。企业应注重内部价值创造的能力，这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围绕着企业的各类主营指标、财务管理能力，资本管理能力、人员的竞争优势等都是其内部价值创造，夯实企业自身实力的核心要素。对此，“市值管理”也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匹配，并帮助企业更好地发现自我价值。
3.重视企业价值于市场的传导路径
上市公司要获得市场对自己的认可应该注重公司价值于市场的传导路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关系的成熟度。投资者关系是上市企业维护自身形象，获得市场话语权以及获得投资者认可的重要手段。投资者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能仅仅只涵盖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狭义理解，更应该立足于广义上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公司应该动态调整投资者的类别，并辨析各类投资者的不同影响和作用。
综上，“市值管理”是一个多维度、多角化的价值管理体系，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为股东带来财富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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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管理范文2
关键词：上市公司 市值管理 管理水平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已经进入股权分置阶段，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就非流通股而言，不论股票交易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均不会造成影响，但非流通股不利于上市公司进行市值评估，股权分置改革已经经过了十年时间，非流通股进入证券市场进行交易流通，在此环境下，上市公司实行市值管理势在必行。
一、市值管理与影响因素
（一）市值和市值管理
市值是衡量上市公司实力的指标，用于衡量上市公司价值、股东财富价值和综合实力，一般以股票价格形式反映。该指标并非短期不可持续概念，通过市值能大致了解和判断公司未来收益和风险，投资者会根据市值对上市公司股权价值进行判断。自从非流通股进入证券市场交易流通后，市值管理逐渐出现，市值管理是一种战略管理行为。上市公司为了使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会采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进行战略管理，这种行为多以公司市值为前提条件。
（二）上市公司市值影响因素分析
上市公司为了更快的成L，对市值管理的有效性非常看重。从客观的角度了解和分析市值的主要影响因素，才能帮助上市公司尽早实现市值管理目标。市值的影响因素包括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可控因素分为非财务性价值驱动和财务性价值驱动。在非财务性价值驱动下，涉及公司战略、核心竞争力、行业地位、发展规划、盈利能力、管理能力、公司治理和信用评级等多项因素；在财务性价值驱动下，涉及业务收入、边际利润、资本回报、资本效益、资本支出、收益率和股权风险等多项因素。不可控影响因素包括股市环境、市场热点、市场偏好、所在行业成长性、估值习惯、估值方式、投资者结构等。
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作用
（一）辅助监管，规范市场环境
市值管理制度建设是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市值管理制度的建设应在遵循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市场环境的变迁，制定不同的市值管理制度。监管部门现已将定期报告电子编制系统、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等作为有效工作工具进行应用。通过互联网管理工具的引入，大幅提升上市公司对市值管理的监控水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国内资本市场良性健康发展。
（二）改善企业融资成本和效率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上市公司融资逐渐偏向于股票市场的融资，通过股权融资，既可节约融资成本，又可快速进行股权审核，缩短发行周期。市值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业绩发展的好坏，投资者通过市值对公司发展给予预估，使用较低的价格认购较多的股份。在进行股权融资时，市值表现良好的上市公司能够通过股本达到数量层级扩张的实质性转化，获取较多增量资本金。提升市值管理水平可间接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拥有更多融资渠道。
（三）维护投资者利益
提升市值管理水平能够辅助上市公司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的股价能够反映公司治理成果，股价高低与公司市值息息相关。如公司市值发生变化，会影响公司股票投资者的资本利得和股利支付能力，市值的影响均与投资者直接经济利益有关，因此，提升市值管理水平是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保护并提高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方式。
三、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提升措施研究
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在市值管理需求方面目标均一致，但就利益取向而言，多方对市值管理的出发点存在明显差异。就监管部门而言，希望通过实施市值管理，激励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符合监管部门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目标要求，因此，实施市值管理是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就上市公司而言，实施市值管理，不仅可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还可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从市值管理的基本框架结构出发，则存在价值创造环节、价值经营环节和价值实现环节。
（一）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
在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有明确要求，即在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可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业绩，将管理层薪酬和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进行挂钩，投资价值通常会得到提升。建立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从短期来看能够充分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从长期来看能够实现公司稳定发展。
（二）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水平
为了有效减少上市公司市值的影响，上市公司需提高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了稳定上市公司的股价，提升市值，提高资产质量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缺一不可。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较低，风险管理较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市公司提升市值。将我国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市净率、资产负债率与世界标准（世界上通行较好的市盈率15―20 倍，市净率2―3倍，资产负债率指标60%）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三项指标均比较高。因此，我国上市公司需提高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能力，优化重组资产，从本质上提升资产质量。
（三）市值考核机制
EVA是利润与资本成本之差，可用于衡量公司价值创造能力；MVA是市值与账面价值之差，可用于反映股东收益，即市场增加值。通过这些指标直观了解上市公司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只有将经济利润指标引入市值考核机制，才能完善现有市值考核机制，从总体上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成果做出分析。上市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经市值考核，可实现有机结合，同时引入市值考核机制，及时发现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的问题。在引入经济利润指标的基础上，建立每股收益的预期增长率目标也应该作为上市公司市值考核机制中的重点内容。建立每股收益的预期增长率目标是为了让公司实现不断的发展，保证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不能够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公司会使投资者失去信心。例如，为了实现市值最大化，招商银行的经营理念是：打造百年招银，力创股市蓝筹。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部分。
（四）股东利益与盈利回报
上市公司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是永恒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上市公司须将股东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股东之所以会选择投资某家公司，是看重其为自身带来的效益。如上市公司缺少盈利能力保障，则难以让投资者享受到实际的回报，这对股东不负责任，难以后续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通常会以实际到手的分红作为判断标准是上市公司对股权投资者的主要回报，股息红利是股东选择投资的主要依据。从红利分配角度，股权投资者能大致了解公司的经营能力，能够判断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利益的能力。为了不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投资信心，上市公司需注重红利分配，确保派发的稳定性、持续性和长期性。同时，通过红利分配还能有效挖掘潜在投资者，通过对潜在投资者的开发，便于在下一次融资时有更多的投资者进行参与。
（五）品牌形象
上市公司树立品牌成为知名企业是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的又一措施。就国内上市公司的现实状况而言，市场化程度还未达到同期国际标准。在这种竞争不充分的环境下经营会严重阻碍上市公司发展，上市公司应从创立公司品牌入手，增加自身的知名度，使自身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从而提升自身价值。上市公司的自身价值越高，在资本市场上吸引的投资者也就越多，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后续发展。投资者选择投资的标准之一就是评估该公司是否具备规模优势，是否值得投资，一旦上市公司成为本行业的龙头企业，就能充分说明该公司所占据的行业资源和行业规模优势。如“麦当劳”“宝洁”等知名品牌都已经是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因而，选择投资上述品牌的投资者就会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品牌越响亮，其投资的吸引力更大。例如，以银行业来说，花旗银行本着高服务质量的理念为客户提供服务，这种围绕客户的品牌发展战略为花旗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品牌影响力。从当前花旗银行的市场覆盖情况来看，花旗银行的品牌标准和品牌效益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学习对象。因此，在市值管理工作中，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需通过树立品牌形象，将其打造成知名企业，才能更好地吸引投资者对其进行投资。
四、Y论
综上所述，在现有市场环境下，提升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核心竞争力。为了实现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水平，可以从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创新运用环节，鼓励激励机制，加强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同时，还应对丰富信息披露方式，改善投资者关系管理，注重公共关系维护等方面多加重视。提高市值管理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增强价值实现能力，提升价值经营能力，才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和股指，符合上市公司盈利周期规律，顺应行业景气周期和市场牛熊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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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管理范文3
【关键词】估值 发电公司 市值管理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如何运用市值管理的手段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越来越受到我国上市公司的关注。2011年欧债的危机爆发，我国A股平均市值再度大幅缩水，五大发电公司等大型发电上市公司的市值也受到剧烈冲击。五大发电上市在我国电力行业重要地位，研究五大发电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对促进电力行业规范和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2 文献综述
施光耀 （2005）[1]首次提出了市值管理这一理念认为：“股改完成后，上市公司需要从股东、股价和股本三个方面进行市值管理，以促进公司市值的持续和稳健的增长。”朱陵川（2007） [2]认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从稳定和提升公司市值出发，通过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提升自身估值水平，致力于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股东创造价值，上市公司的一切经营行为，无论是投资、融资及股利政策等等，都紧紧围绕追求长期、持续、健康的市值最大化这一核心目标来完成。”
施光耀、刘国芳（2008）[3]指出：“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水平，首先要评价这家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水平；其次，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个新兴市场，公司的市值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低估或高估的现象经常存在，评价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还要关注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实现，即市值表现。”
汪涛（2012）[4]认为：“估值方法很多，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流派：内在价值法和相对价值法。内在价值法亦称贴现法，主要包括公司贴现现金流量法（DCF）、现金分红折现法（DDM）。相对估值法中市盈率（P/E）和市净率（P/B）是最常用的两个比率。市盈率表现为：P/E=普通股每股市价/普通股每股净收益；市净率表现为：PB=普通每股市价/普通每股账面价值。”
霍文文（2002）[5]认为“有价证券定价的常用方法是收入资本化定价方法，由于普通股票的现金流是未来时期的股利收入，因此，以收入资本化定价方法决定普通股票内在价值的模型被称为股利贴现模型”。
毛永春（2012）[6]认为：“在大熊市背景下，投资者对股市信心不足，上市公司股价往往也会受其影响大打折扣，公司市值压缩，出现股价被低估的状况，此时，上市公司更愿意以收缩股本的方式，比如选择资产重组、股票回购、股份增持、买壳与借壳上市、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等方式来稳定公司市值，达到市值管理的目的。”
1.3 研究思路
对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研究必须判断其估值的合理性。因为，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总是围绕着内在价值波动。如果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高于内在价值，说明公司股票价值高估，可以通过减持使价值回到正常水平，也可以利用进行股权资本并购。如果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低于内在价值，说明公司股票价值低估，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增持股票来提高投资者对公司信心。在遇到证券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被低估的上市公司还能以低成本并购同行业濒临破产的公司，来直接提高公司每股收益，提高公司市值。对上市公司市值进行套期保值则能规避市场风险，使其市值趋于稳定。
2.内在价值的估值分析
对我国五大发电公司的典型代表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的股价进行估值分析，借此判断我国五大发电公司市值低估现象是否存在。
2.1 运用市盈率、市净率估计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根据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的最新的年报得到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并通过其在2012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得到公司在2012年末的静态市盈率和静态市净率如表1所示：
在欧美成熟市场，电力行业作为公用事业的动态PE估值一直维持在15-17倍之间，PB在2.6倍左右，二级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平稳。而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四家公司市盈率大多在7-19倍之间，市净率在1.5倍左右，估值水平较低。
但是市盈率、市净率只能表示当下的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公司股价的低估或高估情况，不能说明未来这几家公司的市值是否会被高估。此外，电力行业是周期性行业，当前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不能客观公正的反应其真实盈利水平。因此需要采用股利贴现模型作进一步估值来判断未来四家发电公司估值水平。
2.2 运用股利贴现模型估计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
2.2.1模型选择
股利贴现模型有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戈登模型）和多元增长模型。2013年煤电联动重启，有望长期保障电企稳定盈利。从而预计未来发电企业保持稳定增长。因此选用不变增长模型来进行计算其股票内在价值。其内在价值P0为：
2.2.2模型参数确定
根据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和华电电力公司近五年公布的年报、股价变化情况计算股利增长率g，贴现率k和基期的每股股利D0 。
① 股利增长率g的确定。通常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我国发电公司在未来的几年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对公司计算出的结果进行修正。预计2013年以后的3年内，我国五大发电公司的股利增长率在3%-4%之间。
②每股股利D0的确定。每股股利=每股收益×平均股利分配率。根据华能国际2008年以来的股利分配情况可以得到该公司近5年的平均股利分配率约为61%。结合对近5年华能国际的经营状况分析，预计该公司2013年的每股收益为0.44元。选取2013年为基期，则2013年的每股股利为D0 = 0.2684。
③贴现率k的确定。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k。其模型为：
k=Rf+β*（Rm-Rf）
其中，Rf为无风险收益率，Rm为股票市场收益率，β为贝它系数。以华能国际股票股票和上证指数的日交易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运用ewieves回归样本得到β=0.4839。无风险利率采用2012年的国债收益率为3.2 %。基于3.2 %的无风险利率，约10%的股票市场收益率，估算出股票的预期收益率k为6.49%。
2.2.3估值结果
将上面求出的各个参数值代入模型，从而估算出华能国际在2013年末股票的价值约为7.9965元。用同样方法可以估算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股票的内在价值结果如表2所示。估值过程中有对市场供求的感性判断，因此结果可能会有点偏差。
3.我国发电公司市值管理策略
根据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国电电力、华电电力的市盈率、市净率和用股利贴现模型估计的估值结果，可以发现这些公司股票市场价值都略低于其内在价值。
在大熊市背景下，我国大型发电公司普遍存在市值被低估的现象。如何通过市值管理来提升我国股票的市场价值，对我国电力行业估值水平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从股份增持与减持并购重组、套期保值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发电公司的在市值低估下的市值管理。
3.1股份增持与减持
股份增持就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的股份以增加其控股地位。大股东股份增持一般发生在公司股票价格被严重低估、股价和控股股东具有实际利益关系和股权激励等情况。股份增持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维护市值的稳定，促使投资者发现有价值的股票。
2011年，受欧债危机冲击，华能国际股价再次大幅下跌，股价明显被低估。如图1所示，在2011年9月末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降到了4.16元。此时若采用股份增持能更有效的使公司股价及时回到正常水平。
股份减持是指股东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从而兑现其股权投资收益的行为。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减持会在短期内对股价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以致股价走低。
2012年受益于电价提升和煤价回落，发电公司净利润普遍同比大幅增长，发电公司的市值都有了较明显增长。许多发电上市公司都通过股份减持来获取股权收益。华能国际集团也在2012年底的时候减持662 990股流通股。但这却使该公司股票价格短时间内大幅下降，市值大量缩水。上市公司减持股份时应该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选择合适时机，如图1所示2007年9月华能国际公司的股价就被严重高估，此时减持股份，不仅能使股价回到正常水平还能获取股权收益。
此外，上市公司尽量避免在二级市场直接减持，可通过大宗交易平台或其他方式减持，以削弱减持对股价的负面影响，提高股权收益水平和减持效率，稳定公司市值。尤其对于普遍低估的五大发电上市公司，不合理的减持会使公司市值被低估的情况更严重。因此，发电上市公司应该斟酌考虑减持方案。
3.2并购重组
并购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
发电公司通过横向并购收购非上市电力公司能使企业的规模得到提高，产生规模经济，同时也能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强化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并购也能帮助发电公司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和向清洁能源的发展。
具体来讲，近几年来，国电电力在五大发电公司中并购规模最大，成功地通过并购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电力公司来优化产业结构。2012年报披露国电电力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9436.4兆瓦，占总装机容量的27.45%。未来一段时间国电电力可适当减少并购，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为主，从而使公司市值稳定快速的提升。华能国际收购电力资产起步较早，已经在我国电力行业中占据很大的份额，然而2012年华能国际权益装机中清洁能源比例仅为10.60%。未来华能国际应加强新能源电力公司和煤炭企业的收购，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稳定盈利水平。尽管在2011年9月华电国际公司以16.9亿元收购活兴公司和协兴公司，以此来提升水电装机容量，但是权益装机容量中清洁能源比例仍只有9.89%。因此华电国际在未来应继续加强对新能源电力公司的收购。而大唐发电过去几年来以致侧重于对水电资产的收购，截止2012年末，公司管理装机容量共约39，147兆瓦，其中，火电占83.75%；水电占12.33%；风电占3.74%；光伏占0.18%。未来大唐发电仍可通过并购来加强公司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随着电煤价格并轨的政策出台，煤炭、电力行业间的纵向并购将逐渐增多。尤其对于华能国际、华电电力这两家火电装机占比比较高的公司，更应通过并购煤炭行业企业，以获得得廉价的煤炭原料，锁定成本，减少公司的盈利受煤炭价格的制约。
大型发电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能直接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提高公司的市值，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并购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发电企业注重并购的绩效评价，建立一定的风险防范机制。
3.3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是指买卖与现货数量相当的期货合约，以规避或补偿现货在未来某一时间里由于价格的波动所造成的风险的行为。这里主要利用股指期货来对发电上市公司的市值来进行套期保值，以此来规避发电上市公司市值剧烈波动，维持市值的稳定。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时，卖空股指期货可以很好地起到对冲风险的作用。
对冲风险卖空的期货合约数可以根据β系数来确定。β系数的基本含义是当指数变化1%时，上市公司市值变化的百分比。这里的β系数用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和发电公司股票收益率通过作线性回归得出。
那么：
假设2009年8月华电国际解禁29亿股限售，而2009年底欧洲欧债危机在希腊爆发，预计未来股票价格会下跌，因此卖空沪深300指数来规避股票下跌的风险。2009年底华电国际股票收盘价为5.48元，华电国际大股东持有流通股市值约为166.97亿元，，华电国际的β值为0.3，沪深300股指期货12月底的合约价格约为3775点，则需要卖空期货头寸数量为：
2010年6月底股价下跌至3.75.，沪深300指数下跌至2563点，套期保值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通过套期保值，华电国际少亏损16，09亿元。发电上市公司进行一定比例的套期保值可以避免市场公司市值受到经济危机等冲击，减少损失，使市值保持稳定。此外，以股指期货作为套期保值交易对象，还能用保证金交易来减少套期保值成本。套期保值是市值管理中非常重要的控制风险的手段，我国大型发电上市公司要擅于用套期保值来规避市场风险。
4.结论
上市公司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市值管理方法。本文主要就五大发电公司低估下的市值管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当然，市值管理方法还有很多。我国发电上市公司只有不断地汲取先进的市值管理经验，并恰当地应用于自身，才能达到价值创造最大化和价值实现最优化的目标，公司自身的市值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才能不断地提高，投资者才能分享到更多的财富。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 编号：JGXY-11-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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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管理范文4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创业板的开启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在创业板挂牌上市的公司已达355家。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对高管普遍实施股权激励，创业板持股高管的个人财富随着公司上市后股价的高涨而急剧膨胀，但是创业板高管离职现象也愈演愈烈，高管的离职不仅给公司造成人才流失，不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还会对整个证券资本市场及社会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维护创业板乃至整个证券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应寻求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离职的深层次原因。创业板高管离职是否具有套现动机，创业板高管离职与其个人因素是否相关？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导致创业板高管大量离职的原因。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因素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公司业绩方面：Warner和Watts（1988）、 Kaplan（1994）分别以美国、日本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司股票市场收益与公司高管离职的关系，均发现较差的股票市场收益表现增加了高管离职的概率。龚玉池（2001）、朱（2002）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会计业绩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发现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方面：Yermack（1996）对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辞职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董事会人数较少时，首席执行官（CEO） 在公司业绩不好时被解雇的概率较大。付荣和李芬（2009）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高管离职的概率越大，而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离职的概率越小。丁希炜和周中胜（2008）以沪深两市1 08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时，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变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分析中国上交所上市的公司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公司的领导结构对相对业绩下降的公司的总经理变更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其他治理变量与总经理变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他方面：Morck（1988）等提出战壕假设，即高管持股会增加其追求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动机，以满足个人利益，并防止被解聘，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 其离职的概率越小。Murphy（1999）研究了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现象，结果表明高管年龄对高管离职的解释力要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即年龄越高的高管越容易出现辞职的情形。张明（2011）研究了2010年4月前上市的公司高管离职问题，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离职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学者对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经营业绩扩展到公司治理因素等多个角度。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与其所选样本、变量等存在差异有关。关于创业板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多停留在描述层面上，缺少数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创业板高管离职的特点，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高管年龄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高。不同年龄段的高管对其职业生涯规划不同，高管年龄是影响高管离职的重要因素。
H2：高管学历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低。高管的学历能反映其认知能力、技能知识的高低，学历较高的高管在职业选择时更能与自身的意向相匹配，并且学历往往与高管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关，学历较高的高管在工作中也更加得心应手，因此学历越高的高管离职的可能性越低。
H3：高管任期越长，离职的可能性越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高管人员会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相关知识，有利于高管人员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取得更好的经营业绩。因此，高管在公司的任期越长，其离职的概率就越低。
H4：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高。创业板上市公司对高管普遍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加之创业板上市公司在股票发行时存在的“三高”现象（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使得获取公司股权的高管在公司上市后个人财富迅速增加。依据现有规定，若高管持股后继续任职，其在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才能转让所持股份，且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持有量的25%；若持股高管选择在新股发行上市一年后离任，离任半年后可一次性减持所持股份的50%，相比继续任职减持股份所获收益增加一倍，离任一年后，所持股份全部解锁。在上述情况下，若持股高管选择继续任职，则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将手中的股份财富变现，而公司经营及股票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滞后变现这笔财富的高管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创业板高管就会有通过离职来减持更多股份来提前获得更多股票收益的动机，持股市值越高的高管人员的离职动机越强。
H5：高管薪酬水平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低。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与人（企业管理者）签订报酬―绩效条约。管理者会努力提高经营业绩以获取较高的薪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高管获取的薪酬不仅是公司对其能力和价值的认可，也代表了公司对高管的重视和满意程度，体现着高管在公司中的地位，这些因素影响着高管对公司的忠诚度，也是高管是否离职所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高管薪酬构成了高管离职的机会成本，高管从公司获得的薪酬越低，高管离职的机会成本就越低，高管离职的概率就会增加。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年10月30日到2012年12月31日在创业板上市的355家公司的高管个人为样本，研究其离职情况，剔除数据缺失值后共得到5 832个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布的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国泰安数据库中不全的高管离职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财务报告得出。上市当年存在的高管的变量数据取自上市当年的年度报表，上市年度以后增加的高管的变量数据取自新增当年的年度报表。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软件。本文研究的高管是指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营销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创业板高管离职变量为因变量，即创业板高管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是否离职，即是否不再担任公司高管，该变量为0-1分类变量，在设定期间不再担任公司高管时值为1，仍继续担任公司高管时值为0。自变量的选取上，由于高管持股市值和高管薪酬数值较大，因此对这些变量设置了不同的数量单位，以便于对其进行分析，教育背景赋值：1=中专及中专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文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0-1分类变量，因此选用Logit模型对影响高管辞职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模型设置如下：
LOGIT（Y）=β0+β1Age+β2EDU+β3Tenure+β4Share-value+β5Salary+β6First-share+β7 Size+β8IPOPE +β9ROA+ε 模型（1）
LOGIT（Y）=β0+β1Age+β2EDU+β3Tenure+β4Share-value+β5Share-value2+β6Salary +β7First-share+β8 Size+β9IPOPE +β10ROA+ε 模型（2）
四、 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本文按照高管的职位特征对离职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页表2所示。本文所选取的5 832个高管样本中，离职的有786人，离职比例达13.48%。创业板出现离职现象较多的职位是董事、监事、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董事长、副董事长发生的离职现象较少，考虑兼任的总经理情况后，总经理出现离职的比例也是较小的，仅为3.39%。
其次，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创业板高管年龄均值为46岁，表明创业板高管总体偏年轻化；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在本科以上；在任时间最短仅为2个月，平均任期为4年以上；创业板高管的持股市值最高达198.47亿元，平均持股市值为1.17亿元，可见创业板持股高管的股票财富之高；薪酬最大值为353.2万元，均值为17.3万元，存在薪酬为零的高管。控制变量中值得关注的是市盈率指标，最大值达到207.32倍，均值达到72.31倍，印证了创业板“三高”现象中的高发行市盈率情形的存在。
（二）回归分析
通过下页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模型（1）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高管持股市值与高管离职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猜想高管持股市值与高管离职并非线性关系，加入持股市值平方项即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高管持股市值系数为0.1516，在10%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持股市值平方项系数为-0.0167，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如高管年龄、学历、任期、薪酬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结果基本无差异，均在1%的水平上与高管离职概率显著相关，支持H1，H2，H3，H5。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高管离职与高管持股市值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倒U型关系。通过对持股市值进行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倒U型的峰值为4.54亿元，即持股市值低于4.54亿元的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概率越高，而持股市值高于4.54亿元的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概率越低。通过对样本观测值进行统计发现，持股市值超过峰值4.54亿元的高管人数为356个，其中担任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有231个，发生离职的共有8人，仅占创业板离职总数1%。可见峰值后的负相关关系对创业板高管而言并非普遍现象，可以进行如下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都是家族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家族内部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持有公司大量股份并担任董事长等要职，并且很少发生除换届、退休等客观原因外的主动辞职，因此在考察高管套现动机时可以将这些高管排除在外。所以在考察高管套现动机时不考虑超过持股市值峰值的高管，那么高管离职概率与高管持股市值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H4，创业板高管离职现象表现出较强的套现动机。
（三）进一步分析
为验证高管离职的套现动机是否具有稳健性，将模型（2）中的持股市值和持股市值平方项替换为持股数和其平方项以及持股比例和其平方项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持股数为高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单位为百万股，持股比例为高管直接持股数与公司发行总股数之比。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高管离职与高管年龄、学历、任期、薪酬的显著性关系。将持股市值和持股市值平方项替换为持股数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高管离职与高管持股数也呈倒U型关系，峰值为14.64百万股，样本中持股数超过峰值的高管有394人，其中260人为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离职人数共有8人，因此剔除持股数高于峰值的高管后，高管离职概率与高管持股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再次验证了高管离职的套现动机。将持股市值和持股市值平方项替换为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高管离职与高管持股比例也是呈倒U型关系，峰值为15.38%，样本中持股比例超过峰值的高管有437人，其中278人为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离职人数共有10人，因此剔除持股比例高于峰值的高管后，高管离职概率与高管持股数显著正相关，也表明了高管离职套现动机。控制变量上市市盈率对高管离职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市市盈率越高，高管离职概率越高，创业板较高的市盈率代表着创业板的估值泡沫和高风险性，此情形的存在刺激高管尽快套现离职，这与假设4趋于一致。高管离职概率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即公司业绩越好，高管离职概率越低，较好的业绩一般预示着较高的高管薪酬，间接支持假设5。
公司市值管理范文5
为了确保本工程的顺利进行，按期保质保量的完成工程施工任务，公司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望广大职工共同遵守、切实执行。
一、本工地的所有员工必须遵守本公司制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听从公司管理人员的指挥和安排，服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公司、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指导、检查。
二、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遵纪守法，争做奉献求实、爱岗敬业文明先进员工。
三、坚决遵守工地作息时间，按时上、下班和晚休、不得迟到和早退、有事要请假、不得擅离职守。
四、严禁打架斗殴、赌黄，若有违犯者，不论情由，均处以1000元罚款，其医药费自理后公司再做处理。对屡教不改、情节严重者，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五、对不服从公司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人员的安排，寻衅闹事、故意制造事端均处以500元罚款，其医药费自理后公司再做处理，并开除当事人。
六、文明用语、讲文明、讲礼貌、团结进取、求实创新。
七、对工地材料、设备、机械、工具、用具等人人都得关心和爱护，不得损坏和丢失（包括甲方及相邻单位的财物）。文明工地的设施人人都得关心爱护。对有意损害公共财物者，赔偿原物价值的200%。对不按操作规程操作、无意损坏者赔偿其原物的50%。爱护公物、人人有责。
八、工地用电要注意安全，所有用电线路、电器、接电、照明用电均应由工地电工专人负责接线，他人不得私自乱动乱接。否则引起的一切不安全事故、机械损坏事故及伤亡事故，均由当事人自行负责及赔偿。机械设备的操作应持（上岗证）的专业人员操作，操作必须按照《机械操作规程》操作，他人不得随意乱开乱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安全驾驶、文明操作。
九、工地所有员工必须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按照各项安全施工要求执行并操作，确保安全施工。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原则，杜绝火种、火源进入施工现场。
十、进入施工现场的所的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严禁穿拖鞋及高跟鞋。严禁从高空抛扔东西，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安全操作规程》，若有违章操作，所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故及伤亡事故，公司概不负责，其医疗费、护理费及误工费等，均由本人自理。若在工地以外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故，其后果由本人负责自理，公司概不负责。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十一、工地所有员工应妥善保管好自己所携带的行李、物品。严禁在本工地、建设单位、相邻单位及他人处盗窃财物或伙同外界人员盗窃本工地财物，若有发现，不问情由均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或处以原价值二十倍以上罚款，情节严重者送交司法部门处理。遵纪守法、做文明吏者。
十二、工地应做到文明施工，要求同事之间礼貌用语，搞好自身卫生及环境卫生，施工现场应经常保持卫生良好，施工机械设备及现场材料布局井井有条，做好工地容貌及个人容貌完全符合文明工地的标准。讲文明礼貌、树良好风气。
十三、工地所有员工、各施工班组应保管、保养好其所用的一切财物（机具、工具、用具、设备、车辆、钢化、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等），如有损坏、丢失等应照价赔偿，设备为我创效益、我为设备搞整洁。
公司市值管理范文6
上市公司的内部人（董事、监事、高管）作为公司的直接控制者，掌握着公司经营决策的关键信息，其行为与决策影响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本文对公司内部人是否利用了其掌握的内部信息进行二级市场交易进行了验证，并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内部人交易的信息披露及时性，分析了不同最终控制权属性下（国企和民企）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
本文以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披露的及时性作为内部人是否利用其信息优势做交易的变量，验证了内部人交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其信息优势。披露延迟加剧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金持股比例高、超额聘请独立董事有助于促进内部人交易信息的及时披露，因机构投资者有动机和能力干预公司治理，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则其越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越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国企和民企这两种不同的微观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对于国企公司治理的改善有更明显的作用，基金持股对于民企公司治理的改善有更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
内部人交易；信息不对称；披露延迟；公司治理；控制权属性
Insider Trad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Firms
Abstract
Insiders， who directly control firms， have complete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corporate decisions. What’s more， their decisions influence firm value and the welfare of investors. This paper looks into whether insiders trade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they have， explore the disclosure of insider t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SOEs and Non-SOEs.
The disclosure delay of insider trading is a good proxy for whether insiders trade according to inside inform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y actually do. Since disclosure delay exacerb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such as having institutions as shareholders， employing more independent directors， etc. play an effective role. That is because block holders such as mutual funds have both the incentive and ability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dependent role of directors can benefit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firm.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eem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n SOEs and Non-SOEs. The employment of more independent directors does more good to SOEs than to Non-SOEs. Mutual fund can be an effective supervisor to Non-SOEs. Moreover， the governance of Non-SOEs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due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hares in Non-SOEs.
Key Words:
Insider Trad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Disclosure Delay，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trolling Rights
目录
一、 引言 3
二、 文献综述 3
（一）内部人交易的动因 3
（二）内部人交易与公司治理 3
三、 内部人信息优势与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 3
（一）公司行为决策 3
（二）公司治理机制 3
（三）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控制权属性 3
四、 实证研究 3
（一）样本 3
（二）研究设计 3
（三）结果及讨论 3
五、 结论 3
附录 3
参考文献 3
图表目录
表 1 交易样本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3
表 2 交易披露的及时性 3
表 3 交易披露的及时性（百分比） 3
表 4 延迟组与非延迟组的公司治理特征对比 3
表 5 国企与民企的公司治理特征对比 3
表 6 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市场反应 3
表 7 延迟组和非延迟组 3
表 8 市场对不同职位持股人增、减持的反应 3
表 9 市场对国企和民企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反应 3
表 10 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市场反应与披露延迟 3
表 11 披露延迟与公司治理 3
表 12 不同交易方向下的披露延迟与公司治理 3
表 13 国企与民企两种环境下的公司治理的比较 3
一、 引言
上市公司的内部人（董事、监事、高管）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他们是公司的直接控制者，掌握着公司经营决策的关键信息，且他们的行为与决策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价值和投资者的利益。Stijn Claessens &Joseph P.H. Fan（2002）对亚洲国家的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由于亚洲国家对于少数股东的保护较有限，使得控股股东有动机和可能性去剥削少数股东。由于公司的透明度较差，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同时伴有寻租行为、关联交易、股权关系结构庞杂、多元化以及在资本结构中蕴藏着的高风险。在产权保护弱和制度不健全的亚洲国家，目前对公司治理实践和及其结果的理解仍然很有限。从股东的利益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出发，减小公司内部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很有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公司内部人的二级市场交易的行为以及信息披露，探究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公司内部人在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时，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信息优势？如果确实利用了信息优势，那么对于减少公司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而言，哪些公司治理机制是值得采用的？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治理环境下，上述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2006年起，我国允许公司的内部人在二级市场交易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各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均出现了高管减持的现象，有的行业甚至有近一半的公司的高管减持；随着创业板高管持股的解禁期满，也出现了高管减持的浪潮。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增持、减持公司股票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个人产配置的需要和对内部信息的了解。同时，公司治理环境的好坏对于内部人交易的市场反应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结合我国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现状和前述的三个问题，本文构建了以下分析框架——从公司的行为决策（是否延迟披露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信息）、公司治理机制（董、监、高的持股比例、基金持股、是否超额聘请独立董事等）和公司最终控制权属性（实际控制人是国家还是个人）三个层面思考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途径，得到结论：
在公司治理决策层面，公司内部人在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信息优势的。通过关注公司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信息披露延迟，可以发现，对于延迟披露的公司，内部人交易的累计超额回报更显著，这反映出公司内部人利用了自己拥有的信息优势。
在公司治理机制层面，本文关注了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超额聘用独立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关联情况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可使交易行为的披露更及时，反映出这些公司治理要素在改善信息不对称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公司治理环境的层面，本文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样本，考察了公司高管二级市场交易的披露延迟情况，在这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完全相同。在国企中，超额聘请独立董事的作用更明显，而在国企中，基金持股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国企和民企在内部人二级市场披露的及时性的影响因素中，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即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民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越倾向于延迟披露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信息。
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对样本进行了更细致地划分。并且，本文以一个完整的框架，从公司董、监、高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思考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尤其是考虑了公司治理的环境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的影响。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对于内部人是否利用了其掌握的内部信息进行二级市场交易，仅通过披露是否延迟这一变量进行验证，这一结论是否足够稳健尚待探讨。
二、 文献综述
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内部人交易是不被允许的。Manne在其1966年的论文中，为内部人交易进行了辩护，通过对内部人交易的经济后果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指出允许内部人交易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Manne的研究开创了内部人交易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河，后来的研究大多围绕着Manne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即（1）谁从内部人交易行为中获利（2）允许内部人交易的长期经济后果是什么（3）在付出多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前提下，内部人交易可以被完全避免。这些问题牵引出了许多在公司治理中人们关心的问题。目前，内部人交易已经被各国所接受，但是对内部人交易的经济后果的讨论仍在继续。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解释公司高管二级市场交易行为的动因的研究；二是考察公司治理环境的好坏与内部人交易的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为了能够客观、全面地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考察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公司高管进行二级市场交易的动机；第二个层面是这些动机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内部人交易的动因
从内部人交易的动机来看，形成了两种主要理论。从投资组合的角度讲，由于公司的高管承担了公司经营的很多风险，因此，出于降低自有投资组合的风险的需要，他们需要减持自己公司的股票。从信息优势的角度讲，内部人（相对于）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对公司的情况的判断做出选择，增持或减持公司的股票，可能是为了获利，有可能是为了向市场做信号传递。
内部人交易和管理层动机是相关联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内部人交易可以提高公司业绩和股东回报的均衡水平（Hu & Noe，2000）。首先，内部人交易把隐藏着的管理层的动机注入了资产的定价当中。其次，允许内部人交易可以促使管理层把他们个人的财富和公司的价值更紧密的结合，因为他们二级市场交易提供了除雇佣合约外的新的渠道来增加个人的财富。这种个人财富和公司价值的更紧密的结合，可以提高管理层改善公司经营的动机。
关于内部人会进行二级市场交易的动因，Kallunki等通过瑞典的内部人交易的样本（该样本提供了较为细致的关于内部人的信息，包括内部人的资产组合的大致情况）进行了研究（Kallunki et all，2009），除了内部人掌握的信息之外，内部人个人投资组合的动态调整、税负考虑和行为偏差也在其交易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些把大部分财富配置在公司股票上的内部人，其减持行为对未来公司股票的回报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内部人交易与公司治理
就公司治理而言，内部人所掌握的信息通过股价折射出来，股东可以借此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这对于股东而言是有利的。Carlton 等人在1983 年提出，内部人交易在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传递了信息。通过这样的机制， 公司的股票价格可以逐步调整至合理水平， 从而避免了公司信息公布后引起股价的大起大落， 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很多投资者认为内部人对自己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蕴含着有价值的信息， 内部人交易信息反映出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业绩或者前景的看法。Jenter的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发现公司高级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与市场对公司的估值具有系统性的差异（Jenter，2005），并且这种估值上的差异似乎是影响管理层决策的重要因素。从内部人交易的特征来看，与估值较高的公司相比，估值较低的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公司被低估。该研究的证据显示，无论是公司层面的决策，还是公司高管的个人投资组合决策，管理层都会积极地择时。
当然，由于内部人交易有可能为管理层提供除薪酬之外的获利机制，对公司治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一方面，公司的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的股价表现有了更紧密的结合，为减少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二级市场交易的渠道减弱了股东通过雇佣合约约束管理层的能力，从而无法保证管理层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如果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股价，则使管理层勤勉工作、成为股东忠实的受托人反而更难了。因此，对于公司的高管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市场可能会有正面、负面两种不同的反应。
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求公司治理与内部人交易的市场反应。Gurgul 等( 2007)以波兰上市公司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试图探讨证券市场对内部人交易信息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 内部人抛售本公司股票的信息没有对证券市场产生任何影响; 其次， 无论是从收益还是从交易量来看， 内部人购买自己公司股票的信息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 即证券市场对内部人购买信息的反应较敏感。而在中国市场上，情况并非如此。曾庆生（2011）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高管增持和减持公司股票已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减持行为，有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对于高管增持，市场却没有明显的效应。可见，买入和卖出行为对投资者而言具有不一样的含义，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投资者对于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解读也有所不同。
目前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人交易行为的研究较少，当前文献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内部人交易行为或者对不同国家内部人交易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公司治理环境，除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法律环境对信息披露与内部人交易关系的调节效果，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也影响着公司治理机制。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国有和民营环境下的公司的内部人交易行为，更细致地挖掘和探讨上市公司高管增持、减持公司股票的效应，并由此探索公司治理的改进方向。
三、 内部人信息优势与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将公司治理解构为公司治理决策、公司治理机制和供公司控制权属性三个层面，从企业层面的行为到制度环境层面的因素，对内部人信息优势与公司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一）公司行为决策
公司治理决策是公司治理的微观层面，即为什么公司选择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另一种。如果公司延迟披露董事、监事、高管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一个合理的猜想是，公司内部人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利用了其相对于市场上的投资者的信息优势。如果公司内部人确实利用公众并不掌握的信息进行交易，则内部人向市场传递了信息，交易行为披露后，必然会有超额收益存在；并且，在控制了相关的交易变量与公司基本面的情况后，如果披露的延迟仍然对于累计超额收益有解释力，则这一猜想将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二）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中的许多要素，如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超额聘用独立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关联情况等因素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共同构成了公司治理机制。它们对公司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一般地，如果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高，其面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约束就越强；基金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越能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可以在公司决策方面更好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越及时的披露对于投资者越有利，因为它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披露的及时性有所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可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探究。
上述公司治理实践是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背景下的，如下图，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是几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股东会代表公司股东的利益。董事会是公司股东大会决策的执行机构，负责公司或企业和业务经营活动的指挥与管理，对公司股东会或企业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连接着股东和管理层，是减少成本的关键一环。监事会执行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对股东大会负责。
（三）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控制权属性
环境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处的局限条件。同样的制度设计，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作用，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家还是个人，这一差异为公司营造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微观环境。受国家实际控制的公司和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效用函数）是不同的。在政府的控制下，公司不仅关注其本身的经营，也有可能更多地承担社会服务职能。而民营企业更符合市场经济中理性主体的行为模式。并且，在强势的政府和产权保护较弱、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大背景下，国企和民企有着显著的不同，其公司治理的特征亦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样本，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在影响公司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披露及时性的路径。
四、 实证研究
（一）样本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自2007年4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二级市场交易的事件 。为了保证规范，本文以2007年4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起作为样本选取的起点，搜集到的交易事件超过18000个，但是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的数据缺失较多，最终只保留了272个有效样本。其中数据来源为国泰安CSMAR数据库，包括公司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明细数据、公司的股价数据（为经复权调整后的股价日度数据，以计算得到公司股票的对数收益率）、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
2、变量描述
本文涉及两类变量：公司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
在公司治理变量中，是否延迟披露 （Delay）反映了公司在对待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具体的行为决策，即假如变动日期和公告日期之间相差超过两日，则视为延迟，延迟取1，否则取0 。实际控制人性质（ownership）反映了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若实际控制人是国家则取1，民营企业取0。其余是公司治理机制层面的变量，包括：包括股权集中度（concentrated_5），即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公司流通股比例 （liquid）；董事长兼任总经理（chair_and_ceo），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取1，否则取0；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institution），采用公司内部人的二级市场交易所在季度之前最近一个季度的数据；职务 （director、supervisor、management），即董事、监事、高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含总经理、总裁、CEO、副总经理、副总裁、董秘和年报上公布的其他管理人员（指除去董事会、监事会等管理人员）；超额聘用独立董事 （independent_director_out），即当独立董事人数减1 后仍占董事会比例33% 以上时取1， 否则取0；前十大股东是关联情况（top_10_connected），如果不存在关联取1，其他取0。
控制变量包括会计信息质量（audittype），当公司上年年报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 否则取0) ；同日2个及以上内部人参与交易哑变量（traders）、内部人交易规模（tradesize），以交易额自然对数表示；公司每季度的托宾Q值（q），即Q=（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期末总资产，其中非流通股权市值用净资产代替计算；上年总资产收益率（roa），即roa=（利润总额＋财务费用）/平均资产总额，其中，平均资产总额=（资产合计期末余额+资产合计上年期末余额）/2 ）；每季度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反映公司基本财务特征的变量。
3、描述性统计
全部样本一共272个交易事件，其中，多个内部人同时交易的占全部样本的45.2%，平均交易规模为10.97万元，样本公司的财务特征（包括审计意见、财务杠杆、托宾Q、盈利能力）如下表所示：
对比非延迟披露和延迟披露的样本，可以发现，在基金持股比例和监事持股比例上，两者存在很大差异。延迟披露的公司中，机构持股比例更低，内部人交易是监事的更多。
1、事件研究
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来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交易的市场反应。方法如下：
样本覆盖沪深主板的上市公司的共272个交易事件(由于涉及到较多的变量，剔除缺失值后不再有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
以公告日期为事件日，事件窗口的选取从公告日期前五天到公告日后20天。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高管必须在其持股变动后两日内进行公告，考虑到该项规定，以及变动信息可能提前泄露的可能性，结合以往的研究，将事件日前五天的股价情况也一并纳入考虑。事实上，尽管出台了上述规定，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仍然有一半的交易事件中，披露是延迟的。
估计窗口长度为130天，从事件日前160个交易日起，到事件日前30个交易日止。采用市场模型，用日度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出贝塔值和截距项，并计算股票的预期回报。
在计算预期收益率时有很多模型可供选择，之所以选择市场模型是因为：市场模型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准确刻画股票的风险收益特征，用市场模型计算股票的预期回报是较好的选择，相比于CAPM模型，市场模型的预测结果不会因无风险利率的选取的不同而改变，因此更具稳健性。
在估计窗口的长度上，估计期不能过短，否则不能准确刻画股票的风险收益特征，同时，估计期不能太长，在长时段内，公司的风险特征是会变化的。
综上原因，采取上述方法进行事件研究。
2、回归分析
在事件研究所提供的情况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回归分析进行更细致的检验。回归分析主要关注两大类问题，一是累计超额回报与披露及时性的关系，一是披露延迟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首先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到:公司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披露后产生的累计超额回报和披露的及时性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显著。披露的及时性也与一些公司治理因素相关。在公司治理变量之间也存在的相关性，因此在构建模型时，要注意避免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比如，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比例以及前五大股东股权集中度这三个变量显著高度相关，同样的还有监事持股比例与董事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关系。
首先，在控制影响股价的市场交易方面的因素，如交易规模、是否多个高管同时进行二级市场交易等因素后，延迟披露是否仍然对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超额收益具有解释力。如果具有解释力，则可以认为内部人延迟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猜想得到了验证。以公告日期后20日的累积超额收益CAR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兼任、超额聘用独立董事、前十大股东是否关联为解释变量，并加上控制变量，如下面模型一：
（三）结果及讨论
1、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延迟的事件研究
在计算得到每个样本的超额收益后，本文对20日累计超额回报CAR进行假设检验，考察CAR是否显著异于零。
从全样本来看（见表6），存在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如果分买、卖行为进行检验，发现：对于减持行为，有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对于内部人增持，市场亦有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只是相比于减持的事件程度更轻。
以公司是否延迟披露为标准，对样本进一步细分（见表7），可以发现：负的超额收益主要来源于信息披露的延迟。如果及时披露了消息，则不论内部人是增持还是减持股票，CAR与零均无显著地差异。但如果消息是延迟披露的，有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并且，如果交易信息延迟披露且减持，则负的超额收益更加明显。
按照交易者的职位进行细分（见表8），发现：市场对高管的交易行为没有明显反应，而对于董事和监事的二级市场交易，却有明显负的超额收益。进行交易的内部人的职位不同意味着他们在公司治理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市场对他们的增持、减持行为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由于董事会是为了减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问题而设、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承担了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督的角色，投资者对于董事和监事减持的消息更可能有悲观的解读。
从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看（见表9），实际控制人为国家背景时，有显著的负的超额收益，而这种负的超额收益主要是由卖出行为引起的。市场对于民企内部人交易没有明显的反应。
2、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披露延迟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将对内部人交易的累计超额收益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验证公司内部人在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时是否利用了其信息优势。
如果公司内部人刻意向公众隐瞒信息，则在其进行二级市场交易后，将不会立刻告知公众其进行了二级市场交易。因此，我们以公司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事件的披露的及时性作为内部人是否利用其信息优势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以下变量：是否多个内部人同时进行交易、交易规模、审计意见、杠杆水平、托宾Q和资产回报率。由于卖出行为本身也会影响股权的市场价值，尤其是内部人大量减持的时候，因此需要在控制相关的变量后考察信息披露延迟是否显著影响了超额收益。审计意见代表了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公司的盈余信息的准确性会影响公众对于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的预期，从而影响证券市场对公司披露的信息的反应 。另外，公司基本情况也会有所影响，如盈利能力、资本结构、市场估值等。
如下表所示，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延迟在统计上仍然显著，验证了前述猜想，即公司董、监、高在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时利用了其信息优势。
3、影响披露及时性的公司治理要素
表11显示了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对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基金持股、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均与披露延迟负相关。
由于公司治理要素互相之间具有关联性，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而导致模型估计不准确，本文首先进行了相关分析（见附录），发现：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基金持股比例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持股变动人为董事和持股变动人为监事这两个虚拟变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本文一共检验了上述六个回归模型，它们都指向共同的结论，即基金持股、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均与披露延迟负相关。这一结果的经济意义是明显的：首先，董事会的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连接了股东和公司的管理层，是代表股东的利益执行公司的经营决策的机构。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越能公允地顾及到为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发展。其次，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有动机、也有一定的能力监督和影响公司的决策。基金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和能力干预管理层有损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对于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有正面的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多个内部人同时交易的情形更容易出现披露延迟；财务信息质量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及时披露内部人的二级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规模越大，延迟的情况就越少，因为大的交易规模更加难以掩饰。
当进一步区分买卖行为后（见表12），发现：超额聘请独立董事的公司，对于内部人的增持和减持的及时披露都有一定的作用，基金持股只是在卖出样本中较为显著。
当把公司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事件披露的及时性放在国企和民企两个环境中去，可以发现：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和更高的基金持股比例对于促进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披露及时性的作用很明显。然而，这些公司治理变量的作用强弱在国企和民企中有所不同。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在国企中的作用更明显，基金持股在民企中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国企和民企在内部人二级市场披露的及时性的影响因素中，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即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民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越倾向于不及时披露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信息。
上述结果具有启示性。首先，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面临的外部约束就越强，对于民企而言，这一点会有比较明显的作用，而对于行政性较强的国企而言，其约束力会有所减小，因为中国是一个强政府的国家，国家和政府机构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次，国企的关联关系复杂，信息不对称更明显，因此独立懂事的存在可以增加信息透明度，从而使市场对于公司内部人交易反应很敏感。独立董事的作用在两种环境中都很显著，但体现在国企中的作用更明显。第三，股权高度集中使得大股东在对公司有很强的控制的同时面临更少的约束（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不能确保股东与股东之间得到公平的对待，往往小股东和其他非控股股东的权益得不到强有力和及时的保护。体现在内部人的二级市场交易上，非常可能的情况是，控制性股东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优势进行择时交易。从表13可以看到，股权集中度高的民企，信息透明度越低，披露越不及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兼任有促进了国企更及时地披露，而在民企中却恰恰相反，当公司的经营决策权以及董事会的权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他将没有动机去关心非控制性股东的利益。
一、 结论
本文以一个完整的框架，从公司董、监、高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和信息披露及时性来思考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尤其是考虑了不同公司控制权属性下，公司治理的不同机制。
从公司的具体行为看，董事和监事的减持行为引起了市场比较大的负面反应；相当一部分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的延迟，内部人交易的市场反应与延迟呈反向关系，验证了内部人交易包含了不为公众所知的信息。
从公司治理的机制上看，由于基金持股增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约束力，独立董事改善了董事会结构，超额聘用独立董事、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使内部人交易的披露延迟越小。
从公司治理的微观环境，即公司最终控制权的属性上看，在国有和民营两种治理环境下，公司治理特征不完全相同：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和更高的基金持股比例对于促进董、监、高二级市场交易的披露及时性的作用很明显。然而，这些公司治理变量的作用强弱在国企和民企中有所不同。超额聘请独立董事在国企中的作用更明显，基金持股在民企中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国企和民企在内部人二级市场披露的及时性的影响因素中，有一个显著不同点，即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民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的控制者由于不受到保障其他股东利益方面的约束而越倾向于不披露内部人二级市场交易的信息。
附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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