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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合同法律风险范文1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叶翔锋律师回复：卖家的这种说法不合法。《合同法》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且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本案中卖家提出“货物需要运输的，卖家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之后，货物毁损的风险由买家承担”，但这项规定是有前提的——只有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才适用这项规定。黄女士根据惯常做法与卖家约定了货物交付地点，即黄女士家里，因此应当适用当事人约定了交付地点的法律规定，即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因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交付给黄女士之前已被水浸毁损了，所以货物毁损的风险应当由卖家承担。
《合同法》还规定，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受损害方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卖家未能将货物按照约定交付给黄女士，黄女士要求卖家重新发货或者退款来承担违约责任是合理合法的。如果确属运输过程中造成商品损毁，卖家事后可主张运输公司承担相关责任。(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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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
在双务合同中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这一不幸损害如何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是合同法风险负担制度的设计目的。针对买卖合同，长期以来主流民法理论一直认为，风险负担仅指价金风险的负担。[1]因为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的不同视角观察，货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可以说成是价金的风险。
风险负担是对价金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的静态划分，而风险何时由出卖人转移至买受人，即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则是对风险的动态考察。从大多数国家关于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立法规定看，有物主自担风险的所有人主义和交付主义两种模式。与前一模式相比，交付主义具有明确界定风险转移时间、较好地体现风险与利益的一致性等优点，因而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标准。我国《合同法》在买卖合同风险负担问题上采纳的即是交付主义模式。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2 条的规定，在适用该项原则时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若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对标的物的风险负担做出与交付主义规则相悖的特别约定，且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对风险负担规则的强制性规定时，该约定有效。无约定，则按交付主义来分担。此外，如果法律对此有特别规定的，则从其规定。网络购物合同就其本质而言依然属于买卖合同，因此在标的物风险负担上也应遵循交付主义的一般规则。
二、网络购物合同相较于传统买卖合同的特殊性
网络购物合同所交易的标的物种类复杂，且快递服务涉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因而风险负担问题自然有异于传统买卖合同。
第一，网络购物合同所涉及标的物的范围与传统买卖合同不同，致使其风险具有特殊性。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30 条的规定，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而成立买卖合同。因此买卖标的物即为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上买卖合同标的物只能是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2]。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子信息产品如电子书、视频影像资料、游戏娱乐软件等为交易对象的买卖合同的数量激增，而以有体物为原型的民法理论及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能否适用此类买卖合同，不无疑义。对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英美法系国家立法通常也认为除有体物外，无形财产权益可以作为交易的标的物。[3]大陆法系中的《日本民法典》第555 条、《法国民法典》第1607 条对无形财产的买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 编第54 条批发买卖的规则适用于财产权的买卖等。可以说，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对买卖合同标的物范围的规定还是较为宽泛的，这也代表了一种立法潮流。而我国《合同法》将买卖标的物仅限定为有体物的所有权，对于其他权利的买卖则适用相关的特别法，在买卖合同一章中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此立法现状越来越不适应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电子信息产品交易的实践，有必要将标的物范围予以扩展。法释[2012]7 号( 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对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范畴在制度规定上作出突破，其第5 条将电子信息产品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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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建设 系统建设 企业业务
1 实施背景及目标
合同作为经营管理的手段，是企业与外部进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换的基本形式，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取得经济效益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合同法律风险管控能力，提高质量及效率，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传统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队伍，健全法律规章制度、增强法制观念，这些都是提升公司合同管控水平的重要手段，但是传统的全靠人工审核的合同管理模式，仍存在以下问题：
2.1 合同履行监控情况难以掌控
传统的合同管理模式更侧重于合同签订前对合同重要条款的审核，而合同已经履行到什么程度，是否按照合同签订的进程有序推进，这些都是法律部门管控的难点及薄弱环节，难以真正实现对合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2.2 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
风险管控是合同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确保合同文本内容的规范性及真实性、合同对方主体的合法性、财务付款合同与正式签字确认合同的一致性，降低合同倒签率等等，以上问题只靠人工审核都难以解决。
2.3 查阅、统计不便利
金额、对方供应商等合同信息全靠人工登记台账，工作量大、易出错、且统计维度单一，无法满足管理层多维度的决策、分析要求。
3 解决对策
基于以上现状及问题，企业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将标准的合同管理流程、条款和范本等业务管控模式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固化。实现对合同规范、标准的统一管理。详细功能模块如下：
3.1 合同审批表模块
合同审批表是贯穿各项功能的纽带，也是业务审核的重点。通过合同审批表，将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进行突出展现，同时提示各类合同的审核注意事项。包括合同基本信息、合同金额、对方主体、签章信息等内容。
合同基本信息：包括合同编号、合同名称、合同承办部门、合同履行时间、合同业务大类、合同业务小类、合同主要内容、风险提示、审核规范、审核职责规范等；
合同金额：包括合同币种、合同价款、合同税款、合同总金额、付款条款等。
对方主体：包括对方主体名称、银行账户名称、开户行名称、开户行账号等。
签章信息：甲方签字人、甲方签字日期，乙方法定代表人、乙方签字人、乙方签字日期等。
3.2 合同审批流程模块
合同审批流。主要是将合同审批业务流程固化在系统中，实现电子审批。主要流程包括：合同审批、授权、归档。履行、变更、移交、解除、作废等。
3.3 合同统计查询模块
支持用户通过合同名称、合同编号、对方当事人、合同金额、合同起草人等信息，快速定位到用户需要查询的单个合同。
提供多维度报表查询及统计功能，包括倒签率报表、签订及时率报表、合同归档统计报表、结算合同报表等。用户通过在系统中选择报表类型、期间等查询条件，系统可快速、直观、精准展示统计结果。
3.4 合同履行监控模块
从相关财务系统中获取所有合同的报账及付款情况，给相关业务用户直观展示合同的付款进程；通过系统定期向相关业务部门发送合同履行监控单，请业务部门主动报送各合同执行情况并通过电子流程流转到法律部门。法律部门可以逐不出户就清晰了解每个合同的付款及履行进程，对存在风险及时洞察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
3.5 合同档案管理模块
对于已经审批完成的合同进行电子归档，按照纸质合同归档规则，系统建立相应的合同编目、案卷。建立电子的借阅审批流程，电子流程审批通过后，系统会给申请人赋予查看相应借阅合同的权限。
3.6 多系统协作办公模块
通过打通与手机办公、财务报账平台、文档安全等系统接口，实现各系统基础数据的一致性、办公的高效性以及安全的管控性，主要如下：
3.6.1 与短信平台接口
当审核人收到待审批合同时，系统会促发短信，提醒审批人及时审批合同；当审批人处理时间超过企业要求的处理时限后，系统会自动发送催办短信给审批人，提升合同处理的及时性。
3.6.2 与文档外发系统接口
合同审批完成后，系统自动加盖水印，并留痕控制，任何人无法再对合同的任何信息进行修改，只能查看和打印，且打印的合同会显示某某企业名称的水印，避免合同在前期商定妥当，且已履行完内部流程后，被对方主体恶意篡改。
3.6.3 与财务报账系统接口
将合同编号、金额等基础信息同步到财务报账系统，用户报账时，需要在报账平台选择合同编码，合同相关的金额、供应商等信息自动带出且不可修改，当报账金额大于合同金额时，报账单无法提交。通过上述手段，确保合同履行的规范性及合法性，避免报账人恶意篡改付款单位，或付款金额大于合同订金额的违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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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要约、承诺、电子合同
一、对三大法系要约、承诺制度特点评析（侧重于从要约约束力角度评析）
在要约对要约人约束力的强弱问题上，要约人在德国法系中受约束最多，在罗马法系中受约束次之，而在英美法系中受约束最少。
在英美法中，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无约束力，虽然要约一旦为相对人接受即构成合同，而且，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时起，直到因要约人确定的或根据环境决定的一段时间逾期时止，要约都处于能被承诺的状态，但直到要约被接受，要约人保留在任何时候予以撤销的自由，甚至在他已宣布在某一确定的期间准备受其要约的约束的情况下，在那一段确定的期间内，他在法律上仍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这种不对要约人强加义务的状况，及这种宽松的制度仍能适应交易安全的需要，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受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二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
三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罗马法系中要约有较强的约束力，当然这一约束力的加强也有一个过程。如法国，早期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认为：不存在意思表示一致即不存在义务，这是其要约可自由撤销的理论基础，鉴于它在实践中所导致的对受要约人的不公平，法院对此进行了修正，使得在要约有确定期限或者根据个案确定有期限，而要约人提前撤销要约时，由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德国法系中，要约对要约人的约束力最强。每个要约都是不可撤销的，撤销要约的声明不是引起损害赔偿的法律义务，而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在承诺人承诺后，合同强制成立，除非要约人已排除了他的建议的法律效力。
比较而言，德国的做法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逻辑性强。
德国人一向以其逻辑思维的缜密性而著称，这点也充分体现于其法律中。相较于英美法承诺生效的“发信主义”，德国的承诺生效“到达主义”显然更符合合同作为协议一致的产物这一本质。因为依“发信主义”，当一个合同已经成立时，要约人尚不知道，即使承诺的意思表示在邮局中丢失了，合同也可成立生效，这不符合逻辑，而“到达主义”就避免了这一缺陷。
2.理论更加清晰统一。
罗马法系要约的约束力是通过令要约人承担提前撤销要约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来实现的，而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解释有侵权论和前合同说，但前合同说纯粹构建在想象的基础上，侵权论又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持，这种不确定的理论带来了司法实践中法官权力的扩大及判决结果的不统一。而德国法系则没有这一问题。
3.公平正义性。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做到所谓的利益均衡，否则就显失公平，导致不正义。在要约约束力的问题上也要兼顾要约方、承诺方二者的利益，关键就是要把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由于要约人在合同成立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他可以通过排除其要约约束力的方式来规避风险，所以在其未对要约的约束力进行限制的情形下，应承担因供应和价格方面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而受要约人的行为则因其知道承诺将成立一个合同而得到保证。同时，依《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的规定，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之前，要约人可以撤回要约，这种要约生效的到达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要约人的风险，维持了双方的利益平衡。
4.有助于迅速安全地促进民商事交往。
通过维护要约的约束力，有利于防止要约人随意撤销要约给受要约人造成的损害，让作为主动方的要约人在发出要约时能三思而行，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受要约人对自己的行为能有确定的预期，产生更大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合同订立的效率和质量，达到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统一。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如市场上出现不可抗力、行情变化等情形，此时若不给要约人一个补救的机会，则不利于保护要约人的利益，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针对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问题，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吸收了情势变更原则，第313条规定交易基础受干扰时，当事人可以要求对原合同进行调整，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要求解除合同[2]，从而进一步克服了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缺陷。
小结：
1.尽管开始时三大法系在要约约束力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却越来越趋近，都赋予了要约一定的约束力。从这一点上，可以明确看出法律制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随着实践的开展而进一步得到修正，正是各国民商事交往对安全与效率的共同需要推动了要约约束力的趋同。当然，从理论的科学严密性与实践的效用性来讲，德国法更胜一筹。
2.由于每个制度的存亡也要经历实践中优胜劣汰的考验，一个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必然具有其合理性，与每一国的特定国情、传统、文化及其他配套制度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就制度谈制度。比如英美法系法官具有很大的衡平权，可以使要约制度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我们假设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德国采用要约撤销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交易安全与效率的呼唤下，肯定不得不进行立法上规则的修改。再看，英美法尽管允许自由撤销要约，但其承诺生效采发信主义，又减少了受要约人承担风险的时间。德国法尽管不允许撤销要约，但由于要约生效采到达主义，则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享有撤回权，同时，合同成立后的“情势变更”原则也赋予要约人在一定情形下通过变更、解除合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一系列辅助制度，不论哪一个法系的要约约束力规定都不会在实践中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
我国《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与德国法相同采“到达主义”原则，承认了要约的撤回权、撤销权，但对要约撤销权生效期间采取了发信主义原则，承诺一经发出，即产生阻遏要约人撤销要约的效力，同时，又严格界定了要约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及要约不得撤销的情形。这一系列规定，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要约承诺制度的合理成分，是较符合法公平正义、交易安全高效的要求的。
二、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仍有存在意义
合同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行为，以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为成立要件，订立合同的过程即是当事人双方使其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过程。当事人双方的协商过程，在法律上一般分为要约和承诺。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合同订立的时空都在扩大，以要约承诺制度的有关规定为基础判断合同成立与否、进而分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就愈显必要。可以说，现代要约承诺制度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使合同成立过程清晰，易于判断。
由于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经过要约承诺，当事人意思表示趋于一致，合同就成立了。这一判定过程主要涉及要约承诺制度中的要约的概念、要约的要件、要约的效力、要约的撤回与撤销、要约的失效、承诺的概念、承诺的要件、承诺的效力、承诺的迟到和迟延、承诺的撤回，这些内容基本囊括了要约承诺制度的全部。
2.有助于分清在曲折复杂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一方面，当要约人主动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之后，双方当事人就从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关系，受要约人会对要约产生信赖，从而进行一定的行为，而要约人应为维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而负一定义务；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多变化，当事人对自己的意思表示应拥有一定的修正权。这主要涉及要约的撤回、撤销及承诺的撤回制度。只有建立完善的要约承诺制度，才能通过赋予双方一定权利义务的方法处理好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合同不成立、无效，而这主要涉及要约承诺生效与否的判定及当事人在意思表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瑕疵的判定。
三、电子商务的兴起对要约承诺制度提出的要求
当然，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也需要随经济的发展而进行一定改进。要约承诺制度需要改进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电子合同。
所谓电子合同，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订立的，以数据电文的方式来生成、储存和传递商业贸易信息的一种现代贸易方式，主要有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电子邮件（E-mail）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3]
电子合同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合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电子合同从传统的物理方式转移到网络空间，这就需要界定要约承诺的形式。
2.电子合同完全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当事人往往并不见面，这就涉及有关要约承诺效力中的当事人身份的确认。
3.合同应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有时是在无人工介入的计算机自动回应系统控制下进行的，这种要约承诺是否可归属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合同的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易受到影响、破坏，易被篡改或因其他原因而失真，这使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可信度降低，为此出现了一系列技术保障制度，最突出的是电子签名的出现及认证。
5.由于技术故障的客观可能性，一旦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计算机故障受到了影响、破坏，这种风险应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6.信息传递能够以光速在网络上进行，从而使得传统合同订立所需要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甚至被取消了，也就是信息传递地点的距离差异并不会产生信息传递的时间差异，因而电子合同要约和承诺的有效期大大缩短，使得对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的确定与传统合同大相径庭，也使得电子合同在要约的撤回、撤销以及承诺的撤回问题上很特殊，需要具体规制。以上的特殊性都是由于合同订立媒介-网络空间的技术特殊性所导致的，它对传统要约承诺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源于实践的要求将促进要约承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意味着法律对电子合同进行一种专门的规范，但这种专门规范不应脱离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总体框架，因为电子要约、承诺本质上仍属于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意思表示。
这种专门规范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定专门法对其进行规范，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新加坡《电子交易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二是对原有法律进行解释或在原有法律修订过程中对相应内容进行修正、补充，如我国新《合同法》即属此类。
下面针对电子要约、承诺不同于传统合同的几方面特殊性介绍一下对电子合同进行专门规制的主要内容。
1.关于电子合同的形式问题。各国主要有两种做法：
（1）将电子合同拟制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比如我国新《合同法》的第11条。再比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也承认数据电文形式属于书面形式的范畴，但这种承认不适用于某些材料，如遗嘱、流通票据、所有权文据、不动产买卖合同。不过部长有权对所列这些材料的名目进行调整，因而仍有一定的灵活性。[4]
（2）承认电子合同在一定情况下的效力，但不将其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如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原则上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但未将其作为书面形式的一种。该条例规定，某些文件类别仍必须以书面作出，不可用数据电文的形式，包括遗嘱、信托、授权书、不动产契据、誓章、法庭文件及可流传票据等，这是考虑到电子商务在香港始终是一个新生事物。[5]
香港、新加坡的规定尽管表面上不同，但实际效果大致相同，都限制了电子合同在某些领域的适用，都是出于电子商务还不够成熟的考虑而规定的。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电子商务实践远远不如香港、新加坡成熟，却对电子合同的适用范围不加限制，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2.在当事人互不见面的电子合同订立过程中，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自己去认定对方的合法性（对方是个人，涉及到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企业，涉及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合同标的是否在订立的经营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针对当事人身份确认问题，各国发展出几套规则。
个人身份认证，按信息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网络上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确定交易身份。关于电子签名，以下将会具体论述，在此不赘。
企业主体资格认证上，目前，我国外经贸部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制定了具有唯一性、规范性的企业电子商务身份认证。在企业进行进出口许可证的申领、报关、商检、结汇、出口退税等电子贸易过程中，企业代码即可作为唯一身份认证，从而形成全国外经贸领域的企业代码库。
另外，不论个人主体还是企业主体，都可以通过签定确认书的方式确定当事人主体身份。
3.在合同订立过程自动化的情况下，“虽然由计算机进行着合同订立的过程，但计算机程序是按照人的意思运行的，仍然执行的是人的意思。在这一自动化过程中，可能要约与承诺并不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者自动化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事人而言，其主动性是可以随时介入程序运行过程。[6]”因此，电子要约承诺是可归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电子签名问题。由于网络的特性，传统意义上的“纸面签字”方式对电子商务而言就很难适用。为了防止邮件在中途被他人截获并篡改，使合同文本失去真实性，同时也为了规避签名被人模仿等风险，出现了以电子签名（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的机制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新的认证方式。所谓“电子签名”是指“某人或该人的电子人出于签署合同协议或记录的意图，由该人或其电子人签署或采用的，以电子形式附于或与一份电子记录逻辑相关的电子声音、符号或者程序。[7]”
由于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巨大差异，而电子签名是否具有传统签名的同等效力决定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终结。国际社会一般通过“扩大解释”的法律途径承认符合一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名。应符合的条件一般有三方面：第一，签名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签署的事实；第二，任何其他人均不能伪造、篡改该签名；第三，如果当事人双方关于签名的真伪发生争执，能够由公正的第三方仲裁者通过验证签名来确认其真伪。
可见电子签名是否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很大程度上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只要技术能保证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再现性，法律就能认可该签名的效力。目前较成熟的技术包括生物测量法、数字签名。数字签名是通过密码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变换实现的。常见的是采用公共密钥技术的数字签名。比较合理的技术方案是建立起类似印鉴管理和登记制度的电子商务认证中心，来识别和鉴定电子文书的真实性。
在规制电子签名的问题上，美国于2000年10月1日生效的《在全球和国际贸易中的电
子签名法案》，必将推动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最近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
可见，对电子签名的规范化管理，不但要有技术上的支持，法律上的承认调整也是很必要的。
5.关于计算机故障引起的风险如何在当事人间进行分担的问题，通说认为应依网络开放程度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分析。在封闭型的网络环境下，因用户都事先签有协议才能进入该网络系统，协议规则中对此已作出了规定，当事人应当按协议进行。如果协议中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违反事先约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方的意思表示都是无效的，合同也无法成立。在开放型的网络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该网络系统。因此，如果商家或者厂家的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理应由商家或者厂家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是客户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则应由客户自己承担责任。这是符合现代合同法基本原理的。[8]
6.关于要约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及其撤回撤销问题。
新《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规定如下：“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有人认为，在电子商务中，到达主义与发信主义无区分必要[9].我认为还是有区分必要的，当网络出现技术故障导致信息发出却被堵在途中时，依到达主义，意思表示未生效，而依发信主义，则意思表示生效。
应该承认，这种到达主义的做法能使意思表示的传达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各方对其控制范围内发生的风险承担责任。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仍存在以下缺漏：
（1）有学者认为，仅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或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作为到达时间，对收件人显失公平。应在不违背“到达主义”的前提下，将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的特定系统或未指定的任何系统的时间再加上一段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作为电文的“最后到达”时间，即若收件方在电文进入系统那一刻起至“等待阅读”时间过去的那一刻止的时间段内的任意时间看到电文，则就以该时间作为电文的“到达”时间；电文的到达时间最迟不晚于“等待阅读”时间全部用完的那一刻；若在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过去之后，接收方仍未看到电文内容，则是接收方自身的疏忽，不应再予以迁就。[10]
（2）有人认为，确定要约承诺生效的到达主义只能是任意性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通过约定的方式，提前或推迟要约承诺生效时间。[11]
（3）规定不够全面，未规定“已指定了特定系统接受，但对方却没有将信息发入到此信息系统时”，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有人认为可参考《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的规定，该规定为“如果收件人为接收数据信息之目的制定了一个信息系统，收到的时间为：如果该数据信息发往一个属于收件人的但不是其指定的信息系统时，在该数据信息被收件人取回之时。”这值得借鉴。
（4）法条中所称的特定系统和收件人的系统究竟指的是什么系统？是用户所在的ISP系统还是用户本人所控制的计算机系统？这一点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12]
针对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作了如下规定：“除来源者和收件人另有约定外，一件数据信息视为在来源者的营业地发送，并视为在收件人的营业地收到。为本段之目的：（a）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营业地，营业地为与正在进行的业务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或者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业务，指主要的营业地点；（b）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点，指他们的惯常居住地。”而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可见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与《电子商务示范法》基本保持一致，但《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更加细致，在主营业地之前还有与业务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的规定。
针对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合同成立地点可以自行约定，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且可能会更便利于合同的履行。但由于大型电子商务活动往往是跨国的，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电子商务还不规范，电子商务法既要鼓励交易，又要保证交易在正常秩序中进行，而且后者更重要，这不仅能避免规避法律的投机行为，保证交易秩序，而且对于电子商务在今后的发展中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有深远意义。因而，应对合同成立地点的自由选择有所限制。[13]
关于电子要约可否撤销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种认为可以采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即如果撤销要约的通知能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则要约得以撤销。
第二种意见认为将要约撤销的规则应用于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电子商务的方式如EDI传输速度极快，如要约人的计算机一旦收到电文，就可以自动发出承诺，从而使撤销要约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第三种意见认为电子要约能否撤销应视采用的电子通讯方式而定。具体说来，通过EDI等计算机自动处理信息，在收到要约的同时能自动发出承诺者，要约的撤销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其他电子通讯方式传递信息时，如通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由于这类方式需人工的介入，是否接受要约是由受要约人或其人决定后再通过电子通讯方式传递承诺通知的。电子要约送达受要约人后，到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前，存在一段受要约人处理信息的时间。这阶段，要约人有时间和机会撤销要约。在此情况下，要约得以撤销。因此，法律上仍应允许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权利。[14]我赞成第三种观点。
关于电子要约、承诺可否撤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文本的传输速度极快，在要约人发出要约指令的几秒钟内，该要约即可到达接收地点；并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交易环节，使撤回要约在现实中成为不可能，因为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说，撤回要约的通知不可能与要约同时发出或先于要约发出。同时在电子合同中，承诺一经发出，即刻通过网络进入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到达要约人，因此，在电子合同中，承诺的撤回与要约的撤回同样困难。[15]
另有学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仍存在撤回要约承诺的可能性，应赋予相对人合理的撤回权。[16]
相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比较科学，也符合我国《合同法》的法条规定。
注释：
[1]李先波：《论要约的约束力》，《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第61、62页。
[2]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电子合同：网上商务游戏规则》，《法制日报》1999年10月11日。
[4]朱宏文：《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述评》，《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5]胡惠生：《浅析香港的〈电子交易条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8]艾奇：《我国电子商务中的若干特殊法律问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7]韦燕：《美国全球和国家贸易中的电子签名法案》，《经济与法》2001年第3期。
[9][11][13]萨沙：《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相关问题的思考》，《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0][16]王国金、贺小年：《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幸红：《电子商务合同纠纷适用法律的几个主要问题》，《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电子合同法律风险范文5
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往往即使要求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这一点，在文章第三部分将进行分析，在此就不做具体阐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的救治合同失灵，保障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题上。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16条第2款也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电子合同法律风险范文6
关键词：网络团购 主体 模式 法律风险 法律性质
网络团购的健康发展对消费者、网络服务商及经营者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出现的时间尚短，在目前缺乏有效监管和约束的情况下，网络团购的投诉与纠纷也在成倍增加，相关的法律问题接踵而来。结合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来对网络团购进行法律界定显得非常必要。
网络团购各主体的概念界定
（一）网络服务商
即网络服务提供商，是网络空间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介，支撑着网络上的信息通讯。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概念及其外延的把握有赖于对网络服务内容的认识，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分类标准。根据网络服务商所提供服务内容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和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前者是指为用户上网提供连接的经营者，后者既包括专业网站（如：提供房产交易信息的服务商），也包括综合网站（如：网易、搜狐、雅虎）。本文所研究的网络服务商范围仅限于提供网络交易内容服务的团购网站经营者（以下简称团购网站）。
（二）经营者
经营者是本文对网络商品经营者和网络服务经营者的简称。按照《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的定义，网络商品经营者是指通过网络销售商品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网络服务经营者是指通过网络提供有关经营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商品（服务）经营者在网络团购中作为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它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
（三）消费者
消费者的概念在各国法律中以及一国各部门法中的规定不尽相同。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规定消费者的定义，只是在该法的第2条中将“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界定为消费者行为。在法律的保障下，消费者有权作出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也可有权不作出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不做出一定行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本文所研究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公民个人和单位。
只有结合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来确认网络团购的主体，才能正确分析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他们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
网络团购的模式
一般来说，网络团购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消费者的采购数量较大，通过利用团体的优势比个体消费获取更多的价格优惠。而在限期之内组织到规定数量的消费者是决定网络团购交易继续进行下去的前提，如何依托网络平台将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各地消费者集合起来进行团体消费，就需要发起人。根据发起人的不同来区分，网络团购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消费者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
这是网络团购开始出现时的最初形式，指有相同购买意向的部分消费者自行组织买家，组织者作为其中的消费者通过网络（主要通过论坛发贴、新闻组等方式）吸引其他人加入，将零散的消费者集合成整体，向商品经营者主动提出大宗购买的意思，与商家议价实现交易的模式。这一种网络团购模式在实质上与普通的商品买卖没有区别，网络只是集合有相同意向的消费者的一种工具而已，买卖双方的法律关系清晰，整个过程没有本文所探讨的网络服务商的参与。这种团购模式目前所占的市场比例是很少的，因其非规范性和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各方的推广和消费者的认可。
（二）经营者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
经营者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是指商品或服务经营者变被动为主动，自愿将价格降低至比单个采购更低的水平，以低价作为促销的原则，通过网络团购信息，自行召集客户、提供样品展示、与消费者签订并履行买卖或服务合同、办理各项手续完成交易的模式。通过这一模式，经营者掌握主动权，商家既是团购的组织者，也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较好地控制团购的价格、规模，灵活把握利益。此种模式目前还占有一定的市场比例，如某些电子商务网站旗下的团购项目，如淘宝聚划算、京东商城团购、拍拍团购等。
这一种网络团购模式在团购生效后不依靠第三方介入而自行完成交易，因此网络也不过单纯是召集消费者的一种媒体工具，网络服务商并不作为法律主体介入交易。买卖双方的法律关系在实质上类似消费者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是消费者与经营者进行交易并产生合同关系。
（三）网络服务商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
这是目前网络上最为盛行的团购模式，是指专业的团购网站作为第三方提供网络交易服务平台，采用会员制的方式吸引希望参与团购的消费者，经营者通过网络平台团购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消费者在团购网站平台注册认购，交易完成后作为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实现“返利”的模式。2010年3月，在我国出现首个仿效美国Groupon的团购网站――美团网。随后，国内出现大量模仿美国Groupon行为模式的团购网站，如拉手、团宝、高朋、满座、嘀嗒等。这类团购网站参照了Groupon的做法，采用网站公布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等信息，在限期之内，团员付款，由网站发送特定的电子密码或者相关打印券等方式以供消费者与商家履行交易的行为模式。由于是模仿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的营销模式进行发展，因此又称为Groupon团购模式，这种称为Groupon模式的网络团购更是网络服务商发起组织团购最常见的模式。细看此种模式的流程，一般先是团购网站与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约定好商品或服务的名称、价格、团购人数等，然后在团购网站该信息招揽有意向的消费者；然后消费者在团购网站看到信息，愿意购买就通过注册成为会员完成下单与支付，团购成功后获取相应的电子密码或消费团购券等；最后由经营者对消费者履约，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交易完成后，团购网站从经营者处实现提成返利。归纳而言是一种多方共赢的电子商务模式，消费者、经营者、网络服务商各取所需，让资源分配得到最大优化。
根据目前团购网站买卖对象的种类可以区分为两种运营方式：其一是商品实物团购的方式。这类团购主要是有形商品的交易，团购网站与经营者先进行协商，签订有关协议，通过在网站商品的图片、文字描述等方式让消费者了解团购的目标商品，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在团购网站上点击购买，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进行付款，填写邮寄的地址，通过物流公司帮助完成商品的交付。如果在规定的时间之后，消费者的数量达到团购网站要求的人数，团购成功，否则团购失败。这种运营模式下，商品经营者提供商品，消费者购买商品，团购网站一般从商品的货款中获取一定比例的差价收入作为返利。其二是电子消费券的方式。随着网络团购的发展，团购由最初涉及的商品买卖逐步扩展到餐饮、娱乐、教育等服务类领域，消费者需要到实地的经营场所接受团购的商品或服务，这种类型的团购并不能依靠传统的物流方式来完成，因此团购网站通常采用电子消费券的方式。如果团购成功，消费者在网上在线支付货款后，团购网站就会向付款的消费者提供电子消费券，消费者凭此券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网站所承诺的商品或服务。这种运营模式，团购网站从中获取收入的同时，还能得到从团购开始到实际消费之间资金沉淀的收益。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网络团购模式中的前两种与传统的商品买卖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网络服务商发起组织的团购模式，由于专业团购网站作为组织者介入到网络团购关系中，它与前两种模式对比而言，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网络团购的法律风险
（一）虚拟性带来的隐藏风险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消费者在交易前很难见到实体商品和了解服务的实际情况，也很难对目标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进行资信调查。网络团购目前还算是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且在我国还处于快速成长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团购的规范和监管还不够完善，从而使得网络团购的消费方式隐藏很多法律风险。如消费者可能遭遇诈骗、产品服务质量问题、售后服务不完善、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经营者可能遭遇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被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其商业秘密及被诈骗等风险。团购网站作为交易平台，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买卖双方介绍人的角色，它不仅直接参与交易活动，而且参与的程度非常深，也会面临信用风险。如2011年团购网站美团网与冰淇凌DQ华东地区总公司之间的团购无效事件引发的法律纠纷，充分说明网络团购中除了消费者，经营者与网络服务商也同样存在风险。
（二）消费者维权艰难
国内关于网络团购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目前主要是依照《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和《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进行指导和规范。网络团购引发的具体纠纷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网络团购是基于购买目的而临时组织的团体，消费者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团购交易成功后团体就等同解散了，一旦出现消费纠纷，往往难以再组织起来，这就给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日后的维权行动带来困难。2011年3月15日，新浪网“护航新消费――3・15消费者网购维权”调查显示，47.27%网友曾经在网络团购的过程中和商家发生过纠纷；遇到纠纷时，43.39%网友表示想维权，但是却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数据显示，消费者权益在网络团购中容易受到侵害，而权益受到损害后却无法或者难以得到相应的救济。
网络团购的法律性质
目前国内对于网络团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目前规范网络交易的主要依据。从《办法》和《规范》来看，团购网站属于其中所提的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或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办法》虽然对团购网站实名认证、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交易记录保存等方面做了主体资格规范化的规定和针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制定各方义务，但是只对网络团购领域的部分内容进行规范，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由于法律规定的缺陷，网络团购的法律性质模糊不清，网络团购涉及到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网络服务商三个主体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是纠结不清的，各主体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无法产生应有的预期，使得网络团购中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因此正确界定网络团购的法律性质，理顺网络团购的法律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发生在各主体之间的纠纷，也是完善网络团购法律制度的根本。
从网络团购的字面来看，其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依托网络；第二是消费者组成团体参与；第三是购买。如何定位网络团购的法律性质，从国内研究成果中发现，从法律的角度去界定网络团购究竟是什么行为的资料非常有限。从法律性质来看，本文认为网络团购就是消费者为了获得优惠价格或优质服务组成团体，依托互联网与销售方进行交易的民事法律行为，体现了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只有在正确认识网络团购法律性质的基础上，才能对其涉及的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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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江云等.消费者权益保护[M].法律出版社，1990
3. [美]爱德华・J.迪克.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于志刚.网络民事纠纷定性争议与学理分析[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5.应飞虎.信息、权利与交易安全：消费者保护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魏士廪.电子合同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