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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范文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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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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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工具，是教师授课的重要客体，高质量的教科书作用有二：既能保证学校教学环节的有序开展，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就当前情况而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
1．政治经济学课本内容陈旧，版本不一。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课本的使用来看，主要分为：自主编写课本和经济学系列课本两个种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属于前一类课本，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教科书，以《政治经济学教程》为例，则属于后一类课本。同时，对比教科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个别章节虽然顺序不同，但总体上还是沿用着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尤其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华的内容，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仅仅对重要理论进行了原始解读，而对其内容的创新理解甚少。因此，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版本不一且内容陈旧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2．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诟病———内容陈旧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课教师基本上会按照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开展教学活动，而教材实例较少，与实际联系不紧密，学生们对教学的实际作用存在困惑，教学效率大打折扣，最终形成了厌学的恶性循环。虽然，各大高校会勤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同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新版教科书与旧版相比，无非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一些简单阅读，但在实用性方面同旧版并无两样。换汤不换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
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学生学习积极性
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
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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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范文5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范文6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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