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例6篇

征信公司盈利模式

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

证券公司的业务和收入来源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创新,推动证券公司收入结构和业务内涵不断变化,促进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虽然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动荡,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因而也就不能否定证券公司的投资价值。

证券公司具有独特的盈利和估值模式。

盈利特征一:业绩波动中实现增长。证券业的盈利特征具有业绩波动剧烈、长期回报率高、成长速度快的特征,中国证券业类似于美国和日本1980年代前期的情形,波动特征更为明显。

盈利特征二:成长初期诱人的高盈利和长期投资价值。中国证券业不乏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优质公司。中信证券在过去10年中一直保持着盈利的记录,年度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5.97%,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44.27%,这项纪录不仅远远超出其他券商,也超越了多数上市公司。

盈利特征三:业绩分化日趋激烈。证券公司的业绩分化趋势并不因为牛市和熊市而逆转。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熊市和综合治理阶段之后,中国证券业“第一集团”的席位已重新排列。

盈利特征四:成交量与证券公司业绩密切相关。美国大型券商经纪业务对收入贡献率不足10%,但其业绩与股票交易额的变化仍密切相关,与指数的走势关联度则相对较低。原因在于股票交易额的增长表明市场活跃,促进了证券公司其他业务收入的增长,因此“靠天吃饭”是证券公司经营模式的特性,把握成交量变化所产生的经营拐点是投资证券股的关键。

2009年市场成交量不可小觑。小非解禁对成交量和券商业绩其实是利好,储蓄分流和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将为证券市场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众多小非的解禁,对市场规模的扩容和成交金额的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保守预计2009年日均股票、基金成交金额在850亿元以上,全年成交金额在21万亿元以上,如果市场活跃程度更高,则成交金额和全年业绩有望超过2008年。

新业务提升证券公司权益乘数。扩大权益乘数有助于提高券商应对熊市的能力,A股上市券商面临着权益乘数过低的难题,主要原因是资产管理、交易投资等非经纪类负债业务发展缓慢,总资产规模增长有限。融资融券、交易投资等业务的发展,不仅优化了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收入结构,更能有效提升证券公司的权益乘数。

资产管理业务是券商财务稳定器。资产管理业务与二级市场的关联度较低,对于证券公司收入结构而言,具有“财务稳定器”的作用。

直接投资业务回报丰厚。如果创业板推出、股份代办市场转型,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的回报期将大幅度缩短。目前,已有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等十余家券商获得直接投资业务资格,储备项目成熟,将使相关券商获得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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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信息质量;实证会计研究;计量角度和方法

会计以信息为主,余绪缨(1980)、葛家澍(1983)等认为会计是一个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的信息系统,并对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会计信息是否有用不仅限于信息含量,还在于会计信息质量本身的高低情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高低可以直接影响使用者的决策和利益。然而会计信息质量高低取决于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满足会计信息质量特征。FASB认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或质量的确定构成信息有用性的成分。因此,它们是在进行会计选择时所应追求的质量标志。”

现在主流的实证研究上,人们探索如何准确地从不用的角度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定量分析,以用于分析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反应、企业资源的配置和审计师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识别,如赵宇龙(1998)、李青元(2009)、夏立军(2002)。但是会计信息质量终究是一个定性描述的概念,在实证会计研究中不能直接用于定量的实证检验。如何有效地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度量并运用于实证会计研究中成为研究者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

国内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方法大部分是借鉴国外的模型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自身特殊性发展起来的,且没有一致的选取标准。本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会计信息计量角度和方法,结合相关文献对其进行了评述,旨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会计信息质量计量角度及方法

吴联生(2000)最早在国内对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需要较为详细的会计信息,以便于决策。陆正飞(2002)进一步细分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特点。研究发现, 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充分披露是我国公众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质量特征。在实证研究当中,学者们试图运用相关替代变量从以上几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度量,并用于研究。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中几种常用的计量角度和方法。

(一)应计质量

会计信息使用者最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根据收益现值模型,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企业未来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企业盈利能力取决于企业的未来盈利预期。会计盈余能够很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会计盈余和企业经营现金流量,而会计盈余中最主要的是应计质量,因此在实证会计研究中通常用应计质量替代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下面介绍三种常用的计算应计质量的模型。

1.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

自从Healy(1985)提出计算盈余管理模型以来,应计利润分离法成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主要方法。应计利润分离法将应计利润分解为被管理者操纵部分和未被管理者操纵部分,把被管理者操纵的应计利润部分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应用最广泛的就是Jones模型和Dechow 等(1995)修正的Jones模型。

Jones模型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公式如下:

其中,ΔREC表示第t- 1年到第t年应收账款的变化额。

2.Dechow和Dichev模型

Dechow和Dichev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应计利润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线性估计,同时当应计利润计算过程中的估计误差较小时,盈余更能代表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因此应计质量定义为营运资本应计利润变换为经营现金流量的程度,表达式为:

ΔWCi,t=α0+α1CFOi,t-1+α2CFOi,t+α3CFOi,t+1+ε

其中,ΔWCi,t表示营运资本变化, 即公司i第t-1年与第t年间(应收账款变化+存货变化-应付账款变化-应付税款变化+其它流动资产变化)/当期平均总资产;CFOi,t-1、CFOi,t、CFOi,t+1分别表示公司第t-1、t、t+1年经营现金流量与当期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3.Ball和Shiwakumar“非线性应计”模型

尽管DD模型将应计利润看成是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减少了估计误差,较好地估计了应计质量,但是DD模型没有考虑应计利润还能够及时地确认经济利得和损益。因此Ball和Shiwakumar提出了一个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的分段线性估计模型。其表达式为:

ACCi,t=α0+α1DCFOi,t+α2CFOi,t+α3DCFOi,t×CFOi,t+εi,t

其中,ACCi,t表示应计利润, 即公司i第t-1年与第t年间存货变化+应收账款变化+其他流动资产变化-应付账款变化-折旧;CFOi,t表示公司i第t年的经营现金流量, 其等于公司异常项目前利润与应计利润之差;DCFOi,t为虚变量, 且当CFOi,t为负时,DCFOi,t定义为1,否则为0。

(二)会计稳健性

稳健性要求企业的收益和损失必须及时确认,这样可以限制管理者进行过度的盈余操纵。Givoly(2001)、Ball(2005)等认为稳健性原则通过应计利润而影响公司会计盈余,因此,一定时期内累计操纵性应计利润能度量公司会计稳健性。夏立军(2003)使用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我国上市公司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其计算模型为:

(三)盈余披露质量

盈余披露质量能够衡量会计信息质量高低。Bhattacharya et al.(2003) 将盈余的透明度作为盈余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 具体包括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指标。损失规避度是对一个国家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的整体衡量。盈余激进度是上市公司推迟确认损失( 费用) 和加速确认收入的倾向, 其结果是增加应计利润。盈余平滑度是一定期间内上市公司盈余和现金流的相关程度。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中,一般使用盈余平滑度的指标。李青元(2009)计算盈余平滑度的公式如下:

(四)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会计信息披露总体质量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总体评价,可以体现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有用性。在对会计信息披露总体质量衡量上,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综合评分,一种是利用会计指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衡量。

1.综合评价法

此方法是根据权威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以具体数值代替评价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如汪炜、蒋高峰(2004)以2002 年全年的临时公告与季报数量作为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的指数(指数=临时公告数量+季报数量),指数越高说明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质量越好。曾颖、陆正飞(2006)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对信息考评结果“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分别取值为5、4、3、2,以披露总体质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了不同信息披露质量指标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得出了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股权融资成本越高的结论。

2.数学模型法

为了平衡各种信息质量特征和使信息质量指数具有可靠的替代性,李青元(2009)提出了一种简单加权百分位数赋值方法。会计信息质量指数定义为FQ, 且FQ越大, 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具体而言,将Accrqi,t等五个指标分别按大小排序并赋予其所在位次的百分位数值, 然后将所得数值相加构造一个综合得分函数, 即:

FQi,t=[D(Accrqi,t)+D(Accrqri,t)+D(ACi,t)+D(Naccrqi,t)

+D(ESi,t)]/5

其中,D(Accrqi,t)和D(Accrqri,t)是运用下文的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质量分位数;D(Naccrqi,t)是应用Ball和Shiwakumar“非线性应计”模型计算的应计质量分位数;D(ACi,t)是应用截面Jones模型计算的会计稳健性;D(ESi,t)是盈余平滑度。

二、对各种计量角度和方法的评述

在实证会计研究中,不管从哪个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计量均是从基本的应计质量模型出发,运用了计量经济学和会计理论知识对模型进行修正和重新定义。应计质量模型是从应计非付现成本(如折旧费,摊销费等)出发,考察管理者操纵性应计部分的情况,以此替代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情况。会计稳健性是指要求利得和损失必须及时确认,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就用一定时期内累计操纵性应计质量来替代,所用模型仍然是Jones模型。盈余披露质量着重考虑操控性盈余,试图从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指标对盈余管理进行全面的定量分析。在对会计信息指数的建立时一般情况是从各个角度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综合,但是在中国直接简单应用财务报告相关资料的情况也不少见,如汪炜、蒋高峰(2004),曾颖、陆正飞(2006)。会计信息质量计量的各种角度和方法都有自身的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且不同的计量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均不一样,尤其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更加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搞形而上学。下文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对会计信息质量计量角度和方法进行简单评述。

(一)应计质量

从前面分析可知,所有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和方法均是由基本的应计质量模型演化而来,应计质量模型能够很好地度量会计信息质量。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很好地揭示出企业的操控性应计盈余,一般而言是学者们研究盈余管理时的首选模型,且模型有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不同的表达式,能够满足研究的各种需要。DD模型一般用于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风险,符合现金流量折现模型,替代性较好。“非线性应计”模型是在DD模型的基础上考虑收益及时确认的前提下进行的改正,适用于截面数据分析。

尽管各种计量模型能够从各个角度对应计质量进行度量,但是任何计量模型都有自身的假设。Jones模型在使用时控制了公司经济环境变化对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但是却不能消除错误的主观猜测影响;修正的Jones模型能克服消除这一影响。此外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均有时间序列模型和截面模型;DD模型假设应计利润是经营现金流量的线性估计,符合希克斯的收入观;“非线性估计”模型假设经济利得和损失能够及时确认。这些模型都依赖于一些特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样本公司。例如是选择时间序列模型还是截面回归模型,意味着选择权衡,至于哪种模型更优,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因为时间序列模型假设样本公司的经营周期长短在估计期和事件期保持不变,而截面回归模型则假设相同行业中的样本公司具有同样的经营周期。

此外,对于各种应计质量模型的计量效度研究上,夏立军(2003)最早发现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张雁翎(2007)从数理统计角度研究了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验效力问题,认为前瞻性修正的Jones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效力最强,这与夏立军的结论是相反的。他们的研究对以后研究者选择盈余管理计算模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吕伟(2008)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对模型检测力度的影响,得到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对两种Jones模型的检定功效有着较大影响的结论。各种模型的效果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中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对各种模型的选择要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的对象,在综合比较之后选取最合理的模型。

在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中,由于证券市场建立较晚,大部分公司上市时间较短,且受到监管制度和经济环境的限制,不能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研究者来说,最好使用截面模型和面板数据进行计量。

(二)会计稳健性

由于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年度对应计项目进行灵活处理(即盈余管理),运用特定时期内的样本进行横截面的应计质量计算难免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运用会计稳健性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情况。会计稳健性度量的是一定时期内累计的应计利润,能够消除管理者进行年度调整的影响,比较客观地反映一定时期内总体应计利润状况,进而反映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建立时间较晚,且在建立初期处于探索前进阶段,市场很不成熟,缺乏标准的证券市场时间序列数据。这样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采用三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李青元,2009)来度量会计稳健性,有的甚至放弃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算而采用横截面模型(夏立军,2003)。这样得到的实证结果信度和效度均很差,其研究成果也将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时间序列数据有限性的约束将不再成立,对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计量将会愈趋成熟。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不成熟的现状,运用会计稳健性揭示企业的盈余管理将是以后实证研究的重点。

(三)盈余披露质量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陈小悦等, 2000; 陆宇建等, 2002),鉴于盈余管理的重要性,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研究时,学者们重点考察盈余披露质量。根据Bhattacharya et al.(2003)对盈余披露的划分,盈余质量包括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指标。在实证会计研究中,一般对微观主体即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研究,因此重点考察的是盈余及进度和盈余平滑度。两者的度量方法均是由应计质量法衍生而来。

在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中,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比较充分,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是以Jones模型为代表的总体应计利润法是目前国内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 多数直接使用横截面Jones模型或在此基础上稍加变动(马忠、朱栗,2008)。这样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但同时也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突破的契机。

(四)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综合评价法中利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次数代替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缺乏科学性,虽然企业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次数越多越能够反映企业披露的积极态度,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数量未必能够代表质量,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次数越多并不能代表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就越高,其信度和效度较低。运用交易所的评价虽然较为客观,且权威性较强,但是深交所的信息考评结果大多数处于合格与良好,区分度不大,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交易所的评价结果不能得到显著的实证结果。

运用数学模型能够从各个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克服了单一计量角度信度较低的局限性,能够得到较为客观的结果。在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高且数据不全的情况下,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计量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监管不够完善,公司透明度不高,会计信息质量总体状况不高。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研究者不能寄希望于高深的计量方法和数学公式,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不能仅限于应计质量模型及其发展出来的各种计量方法。研究者应该结合证券交易所、独立的评级机构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价,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和计量角度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尽可能地减少估计误差。

三、总结与讨论

在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上,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起,很多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因此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最先出现。在盈余管理上,根据盈余管理的手段、动机和研究的需要,相应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分为应计利润法、盈余分布法和真实盈余管理。受实际数据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限制,应计质量模型仍然是实证会计研究中对会计信息质量度量的主要方法,从其他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计量依赖于应计质量模型方法,但是各种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如何,学者们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此外,由于上市公司存在错综复杂的控股关系,且很多公司具有国有背景,对于真实盈余管理很难识别。真实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较少, 研究问题零散,在计量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发展(马忠、朱栗,2008)。此后学者们开始用应计质量替代信息质量和信息风险,如郑振龙、杨伟(2009),薄仙慧、吴联生(2011)。用应计质量替代信息风险的信度问题更加值得之后的学者们去研究。

随着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厦等一大批会计造假案的发生,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如会计稳健性、盈余披露质量、会计信息质量指数等)对会计信息进行计量,但是各种计量方法均由应计质量模型发展而来。这与财务报告的披露规则有关,相应的数据较易获取,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性。但是这些替代方法的效度如何,目前在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中学者们没有进行相关的检验。随着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应计质量模型会越来越成熟,替代性将越来越好,且从其他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计量的方法将会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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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3

【关键词】管理层特征;盈余管理;截面数据

1.引言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又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在我国管理层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研究管理层特征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产生原因,提出相应意见,对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研究盈余管理的文献较多,主要是从盈余管理概念、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角度进行研究。其中William.K.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不违背GAAP(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管理层自身利益或企业利益实现最大化的行为[1]。直接研究管理层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一般是从如下角度入手,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区分、管理者薪酬契约、管理层激励角度。

Hanson和Song(2000)指出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及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降低盈余管理程度[2]。Dechow et al(1996)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个人担任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3]。

张荣武和刘文秀(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与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过度自信,而长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则更倾向于负向盈余管理[4]。从管理者薪酬契约角度,黄文伴和李延喜(2011)采用修正的截面 Jones 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程度,对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管理层年薪以及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

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他们广泛的影响力和投票权就越有可能让他们在追求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时不受控制,同时管理层也更加容易通过操纵会计盈余的方式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获得股票的收益,届时会计信息的质量将难以保证。

假设2: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报酬正相关

管理者所获得的契约报酬越高,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就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因为随着管理者报酬提高他们想全额获得报酬的愿望就会越发强烈,所以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增强。

假设3:盈余管理程度与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负相关

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缺省而使董事会承载了自我监督职能的弊端,而且适当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准确并有效降低盈余管理程度。

假设4:盈余管理程度与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负相关

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打破了企业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所受监管更少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年薪、奖金等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

假设5: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政治关联正相关

当整个资本市场呈下滑态势时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高层更愿意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使公司走出窘境,从而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即拥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更愿意进行盈余管理。

假设6: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平均年龄负相关

年长一些的高层管理者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增强,综合素质和对待事物的整体把握能力可能更加趋于成熟,所以在公司治理方面更加保守稳健,而不愿意通过盈余管理的办法粉饰公司业绩,看中短期利益。

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1年至2012年期间沪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然后,对初选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掉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传播文化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掉了下一年有配股、增发行为的公司。(3)剔除掉了全部ST及*ST上市公司。(4)剔除掉了当年新上市的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样本数为640家。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3.3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3.3.1 变量定义

本文将模型中的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定义

3.3.2 模型设计

根据上文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均与上文表述相同,α0为常数项,α1-α8为各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ξ为回归方程残差项。

4.实证过程及结果

4.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相关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章先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整体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而掌握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最低的无盈余管理现象到盈余管理程度达到55%,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是5%。

管理层持股最低的公司中管理层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最高的公司中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也仅仅是3.4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于管理层持股这种公司治理方式不太重视。管理层报酬前3名总额取自然对数最低11.85,最高16.96,上市公司管理层基于契约报酬动机,契约报酬越高,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就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股权激励中管理层所占比重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0%,平均值是1%,这种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达到最大值的公司有可能是专门针对管理层人员实施的股权激励措施。独立董事比例最低的公司也达到了33%,独立董事的存在确实能够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比例越高监督效果也就越好。二职兼任情况采用虚拟变量,二职合一赋值1否则赋值0,平均值是0.12,说明所选样本中二职兼任情况不普遍,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政治关联性情况采用虚拟变量,管理层有政治关联赋值1否则赋值0,平均值是0.5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中具有政治关联的情况占一半左右,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有较多是经过国企改制后上市的,而这样的公司管理层具有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具有政治关联对于公司发展是个有利条件。管理层平均年龄最小的41岁,最大的60岁,平均年龄50.18岁,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的年龄层次还是比较合理的。公司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最低是19.03,最高是28.41,公司年末总资产差异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司规模的大小、行业差异、经营效益、经营时间长短等因素都会对总资产产生影响。资产负债率最低5%,最高95%,平均52%说明负债融资还是我国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手段。

4.2 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

根据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逐步回归分析表

从表3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调整后的R2值为66%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程度较好。从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最终有四个变量进入模型。其中管理层报酬指标最先进入,其单独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占到了33%;加入管理层持股这个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上升到43%;再次加入一个变量独立董事比例后对模型的解释力度达到55%;模型4中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达到了66%,实证结果也验证了政治关联与公司盈余管理是正相关的关系,在全部进入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所有变量的t检验概率P值均小于0.01,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本文用截面数据分析法对管理层特征的各种因素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管理层持股比例指标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假设相同,因为管理层持股高将使管理层有动机通过操纵盈余来获得股票收益。

(2)管理层报酬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指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前文假设相反,导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公司的高薪政策足以使管理层愿意在这家公司工作下去,而不只是看中短期效应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获取短期利益。

(3)独立董事比例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正相关,这与原文假设相反,导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我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强,面对需要出具独立意见时往往会受到人情关系等方面影响较大。

(4)政治关联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假设相同,拥有政治关联的高层管理人员所在的公司在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及时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更有优势,同时此类公司高层管理者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所在公司始终披着鲜亮的外衣,所以更易发生盈余管理现象。

(5)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指标、管理层年龄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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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4

关键词:公司治理; 盈余质量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92-02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一种管理和控制工商公司的体系,规定了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我国学者李维安和李滨(2008)认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是狭义公司治理;通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或机制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广义公司治理。盈余质量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财务报告一致性和吻合程度的反映,高质量的盈余是能够真实、准确、可靠的反映上市公司真实业绩的盈余。公司治理是影响盈余质量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高治理水平带来高盈余质量,但股权结构、董事会、管理层具体治理指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为此本文从这三方面进行了归纳概括。

二、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股权结构可解释为股东性质,持股数量等指标的总称,是上市公司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例,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指标包括是否国有控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

(一)是否国有控股

是否国有控股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有两种结论。Kato和Long(2006)认为国有控股拥有政治资本和社会信任,经理人市场压力小,盈余管理动机较弱,可改善公司治理。而Djankov和Murrel(2002)认为目标冲突、复杂的委托关系和预算软约束导致国有企业有绩效劣势,盈余质量较低。游家兴和罗胜强(2008)认为政府干预行为强,控股股东的监督缺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更低。

(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学者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Hanlon等(2003)发现高管持股可以克服管理者短视行为,降低盈余管理以提高公司的长期价值。De等(2006)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票盈余回报率正相关,较高的持股比例增加了股东对公司业绩的监督和管理。与此相反,洪剑鞘和薛皓(2009)认为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控制公司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

(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国内外不同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倒U型关系。Francis(2005)等认为有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更弱,盈余质量相较更低,股权的分散性削弱了监督管理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刘洪渭和荣蓬(2010)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股东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联合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大,盈余信息含量低。张正国(2010)检验显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

三、董事会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组成的集体,其成员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产生重要影响,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表示董事会特征。

(一)董事会规模

张纯和段逆(2008)发现董事会规模及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奇数比偶数董事会公司更显著。周德友(2006)认为中小公司或民营上市公司存在强控股股东,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反向变动。于东智(2003)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13人;Basu等(2007)对中国和日本公司的研究没有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盈余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得知,学术界存在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正相关、负相关、倒U型、无关四种不同的观点。

(二)董事会会议次数

肖作平(2007)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董事们有更多的时间交换意见、设置战略和监督管理层,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与此相反, Fich和Shivdasani(2006)认为独立董事参会次数不能表明董事会成员的积极工作态度,更可能是消除隐患的补救性机制,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越多,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越低。

(三)独立董事比例

Hope等(2011)发现外部董事在全部董事中比例越高,公司财务舞弊得逞的可能性越小。王艳等(2006)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但是,Park和Hyun(2004)对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研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四、管理层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管理层是上市公司的直接管理者,大量研究表明,管理层特征对盈余质量和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管理高管持股比例、管理层报酬等指标表示管理层特征。

(一)两职合一

谢军(2007)发现管理层特征和盈余质量存在显著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李延喜等(2010)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削弱了委托关系,盈余质量与两职合一程度负相关。

(二)管理高管持股比例

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研究表明,权力强大的高管可独立设计激励组合,获取权利收益和高货币性补偿,不需迎合激励要求进行盈余管理;权力较弱的高管更关注货币性补偿,通过盈余管理虚增利润达以到薪酬考核目标。Gabrielsen等(2002)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含量存在负相关关系。黄桂田和张悦(2009)发现管理层持股对盈余的信息含量或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拐点,超过一定比例后( 25 % )公司绩效开始下降。

(三)管理层报酬

Shuto(2007)发现利用操控性应计可增加管理者薪酬,盈余质量与管理者薪酬负相关;杜征征和王伟(2010)则认为高管薪酬决定考虑了盈余的持续性,高管薪酬越高,盈余的持续性越强。同样地,Bergstresser和 Philippon (2006)发现管理者的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增加了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降低了盈余质量;而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五、公司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不足与趋势

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中,变量选取方面,治理指标选取同样是不固定的,有的学者综合考虑了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等特征衡量治理水平,但其在具体指标选取上存在差异;具体方法上,有的学者构造了治理指数与盈余质量进行回归,区分了治理水平高或低的上市公司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大部分学者直接选取治理指标的某一方面或多个指标代表治理水平,研究了各指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得出其余盈余质量的正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方面,学者意见也不统一,如有的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质量越高,而有的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此外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公司治理实证检验结果依赖于研究内容、样本时间和范围的选择及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因此,本文认为将治理水平综合衡量更适合于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学者研究单一指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对改进公司治理某一方面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将单一指标代表公司治理的全部、甚至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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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董事会特征; 盈余管理; Jones模型; 行业竞争性差异

一、引言

要解决中国企业盈余管理问题就必须根据中国企业情况进行研究。在我国,由于很多上市公司来自国有企业,行业间发展受政策等影响不同,明显存在行业竞争性差异。因此,提出对竞争性不同的行业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研究及对其进行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是有基础的。通过盈余管理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笔者已知国内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动机和手段上,而对盈余管理的产生、存在的内在动因研究尚处理论探索阶段,而对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在行业竞争性差异较大的基础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还相当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处于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顶端,在公司治理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良好公司治理的关键就是有一个运行良好的享有声誉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为核心的董事会。就会计方面而言,董事会是财务报告的监督主体。经理编制的财务报告需要经董事会审核批准后,由董事会提交给股东大会,董事会全体要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因此,董事会的好坏,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一)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

Jesen(1993)认为一个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容易发挥监控职能,而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更容易被经理层所控制。Beasley(1996)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即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加,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也增大。国内方面,孙艺峰等(2002)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是ST公司董事会治理失败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并没有设立专门职能委员会,董事的分工并不明确,董事会规模过大会出现董事间沟通、交流、协商的困难。综上所述,规模大的董事会就难以监督防范盈余管理,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1):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二)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

Beasley(1995)指出,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所占的比例显著地影响了盈余管理的发生率,独立董事越多,盈余管理发生率越低。而国内王立彦、刘军霞(2003)在对A―H股财务信息差异分析中也发现了独立非执行董事比例与A股盈余管理活动显著地负相关;刘立国、杜莹(2003)以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执行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越大,公司越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董事会的构成将会影响一个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越独立,监督效果越好,董事会中内部董事越多,董事会的监督效果越差。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2):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三)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

通常认为,董事会更经常召开董事会议可能会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使经理层依据股东利益行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董事会行为可能会相对被动,常是在公司出现问题时被迫从事较经常的会议,而并不是用于事前的改进公司治理的一项措施。也就是说,董事会议多了,可能是由于公司出了问题,而这时,董事们与经理层合谋进行盈余管理以便于解决问题的可能较容易出现,何况中国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现象还比较多。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3):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四)两职合一性与盈余管理

在国内对治理问题的众多规范论述中,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往往被认为是阻碍公司绩效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证监会也把总经理与董事长的两职分离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公司的大部分经营决策权就会归于同一人手中,不利于公司内部的民主。除了董事长之外,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无法获得公司实际的控制权,无法对董事长所作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公司董事长由于各方面的利益驱使就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4):两职合一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五)行业竞争性因素对盈余管理影响分析

陈晓、江东(2000)已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行业竞争差异性研究,刘凤委等(2007)也对薪酬契约的行业竞争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行业竞争性差异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业绩等均产生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处于不同的地域环境,行业间发展极不平衡,可能受到不同地域政策的影响等。为了考察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信息是否也存在行业竞争性因素,提出假设(H5):公司治理相关因素对盈余管理信息的影响随着行业竞争性不同而不同,即董事会特征变量与盈余管理关系存在行业竞争性的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基于行业竞争性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区分竞争性差异的行业,研究中引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①(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通过计算不同行业的HHI值,来将行业样本进行竞争性划分。HHI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在研究中常将它用于表示行业的竞争强度②。本文采用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来计算HHI指标。

当独家企业垄断时,该指数等于1,当所有企业规模相同时,该指数等于1/n,故而这一指标在1/n~1之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规模分布的不均匀度越高。理认上认为,HHI合理反映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可以大体反映行业的竞争情况,HHI越大,表示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垄断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本研究中用HHI指数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行业之间的竞争情况。通过计算整理得到2005―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的HHI指数,如表1所示。

按照美国政策实践中的一般标准为:HHI值大于0.18的为高度集中,HII值在0.10和0.18之间的为适度集中,HHI值在0.10和0.05之间的为集中度偏低,HHI值在0.05以下的为集中度过低。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发育时间不长,还不成熟,笔者将HHI划分为三个层次:HHI值大于0.15的为高度集中;HHI值在0.05和0.15之间的为适度集中;HHI值低于0.05的为集中度过低③。根据分析,将行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竞争不激烈的行业(研究中用垄断行业表示),包括B类、G类和L类企业;第二类是垄断竞争的行业,包括A类、制造业中的C3和C4类、D类、E类和F类;第三类是相对激烈竞争的行业(研究中用竞争行业表示),包括制造业中C1、C2、C5~C9类,H类和K类企业。研究中将行业进行竞争性划分只为说明竞争性差异而并非指行业就是垄断或竞争的,后面将围绕垄断、垄断竞争及竞争行业这三个分类来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8年期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同其他行业相比较特殊,故剔除掉所有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掉全部ST、*ST、S*S、SSTT及PT上市公司;剔除掉B股。考虑到取数的完整性,在具体研究时,剔除掉2006―2008年数据不完整上市公司,最终确定的样本是1 086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根据前面所述的研究假设,定义4个解释变量,如表2所示。

2.控制变量

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因素除管理层激励变量外还有很多,因此在模型中设立了控制变量,以控制其它因素的变化。

(1)公司规模(SIZE)。关于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规模大的公司可以调整报告盈余的范围比较广泛,但受到来自政府监管部门、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和关注也较多,公司运作更规范,信息较透明,从而增加了大股东实施盈余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因此相对小公司而言大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小。故提出假设(H6):假设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并取以e为底的期末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

(2)净资产收益率(ROE)。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有关上市公司发行股票、配股等的规定都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有关,通常认为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存在的盈余管理就更大。因此,本文选择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业绩的控制变量。本文提出假设(H7):假设资产收益率与盈余管理信息存在正相关关系。

(3)资产负债率(DEBT)。有关盈余管理契约动机中债务动机的研究表明,当公司面临较高的负债比率时,管理当局为减缓契约条款的限制压力,会倾向于从事盈余管理以避免财务危机。一般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则受到的契约限制越多,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因此,以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提出假设(H8):假设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

3.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模型

国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以截面的Jones模型估计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能够有效地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Dechow et al,1995;Bartov、Gul and Tsui,2000)。就国内资本市场的研究来看,使用截面的Jones模型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如魏明海(2000)对中国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的研究;曹廷求,钱先航(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王生年,白俊(2009)从股权结构、社会激励、董事会特征与监事会有效性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等。夏立军(2003)对国外主要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及其调整模型在中国股市上的使用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使用截面数据并分行业估计的Jones模型经过一定调整后能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的程度。因此,本文研究借鉴这一方法,采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量盈余管理。具体表述如下:

DAi,t=TAi,t-NDAi,t(1)

模型(1)用于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DAi,t即为计算得到的样本i在t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TAi,t为样本i在t期包括线下项目的全部应计利润;NDAi,t为计算得到的样本i在t期的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TAi,t=NPFi,t-NCFi,t(2)

模型(2)用于计算全部应计利润。其中,NPFi,t为样本i在t期的净利润;NCFi,t为样本i在t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NDAi,t/Ai,t-1=?1/Ai,t-1+?2(REVi,t-RECi,t)/Ai,t-1+?3(PPEi,t/

Ai,t-1) (3)

模型(3)用于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中,Ai,t-1为样本i在t-1期的资产总额;REVi,t是i公司第t期的业务收入与第t-1期业务收入的差额;RECi,t是i公司第t期的净应收款项与第t-1年的净应收款项的差额;PPEi,t是i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的净值;?1、?2和?3为由模型(4)计算得到的行业特征参数OLS的估计值。

TAi,t/Ai,t-1=a1/Ai,t-1+a2(REVi,t-RECi,t)/Ai,t-1+a3(PPEi,t /Ai,t-1)+?着i,t (4)

模型(4)用于估计行业特征参数。其中,a1、a2和a3为待估计的行业特征参数;?着i,t是回归估计方程的残值项。

本文的研究通过区分研究样本的行业分类,分行业采用以上模型计算研究样本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A,并对DA取绝对值,以|DA|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替代变量最终进行实证研究。

4.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模型

根据以上研究变量及控制变量的设定,本研究建立以下回归分析模型,用于假设检验:

|DA|=β0+β1NUMD+β2DULI+β3DTM+β4DUA+β5DEBT

+β6SIZE+β7ROE+?着 (5)

式中,|DA|是计算得到有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β0,β1,β2……β7为待估计的回归系数,?着为残差项。模型(5)用于检验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4。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研究董事会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取2006―2008年三个不同类别的行业值变量指标,对所获得的数据资料用SAS9.0软件进行处理,利用模型(5)对样本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整理分别如表3、表4、表5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垄断行业,董事会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均无显著影响,仅控制变量中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极其显著的。

由表4可以看出,在垄断竞争行业,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的影响极其显著,控制变量中的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极其显著的。

由表5可以看出,在竞争行业,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对盈余管理影响是显著的,控制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是极其显著的。

由表3、表4和表5可以看出,对于这三类行业只有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一样的,而资产负债率仅对垄断竞争性行业产生影响,资产规模对三类行业都不产生影响。只有垄断竞争性行业中,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即假设H1成立;在垄断竞争行业和竞争行业,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这使得假设H3在这两类行业中成立。研究还发现:在三类行业中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性变量均与盈余管理不存在关系。这也说明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的假设H2不成立;假设H4也不成立,即两职分离与盈余管理不存在正相关性。

这三个行业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差异较大,也证实了本文假设H5:公司治理相关因素对盈余管理信息的影响随行业竞争性不同而不同。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对不同竞争性行业进行样本变量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情况在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董事会特征变量在不同竞争性行业有差异。结果表明垄断竞争性行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相对于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均更高些。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对于垄断性行业,董事会特征的所有变量均与盈余管理不存在关系,说明垄断性行业由于其垄断地位的存在,公司治理对其影响不大;净资产收益率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这说明垄断性行业本身具有较高的垄断利润,当它的净资产收益率越小越有可能是进行了盈余管理。

第二,对于垄断竞争性行业,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成负相关关系,即董事会规模越大越能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成正相关关系,即董事会会议多开反而提高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原因可能是董事会行为相对被动,通常在企业出现问题时才被迫开会;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均与盈余管理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垄断性行业也会在竞争中通过对资产、负债及收益的调控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第三,对于竞争性行业,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成正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董事会行为相对被动,通常在企业出现问题时才被迫开会。

本研究是建立在分不同竞争性行业的基础上的,并且仅针对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特征变量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行业竞争性的研究还有待于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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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立彦,刘军霞.A股―H股上市公司双重财务报表价值相关性[J].经济科学,2002(6).

[8] Jones.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vol.29,pp.193-228.

[9] Bartov E.Gul F.A. and Tsui J.S. Discretionary accruals models and audit qualificat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0,76(1):27-58.

[10] Klein,April.Audit committee,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and earnings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2,33:375-400.

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6

学术研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大多属于规范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标准、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等。在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学术界主要以三种方法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一、财务舞弊

财务舞弊研究主要是以那些因违反会计准则而遭受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而进行的研究。采用财务舞弊公司为研究样本的,国外例Dechow、Sloan and Sweeney(1996)通过对美国因盈余管理而遭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处罚的公司的研究,以验证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Beasley (1996)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国内如刘立国、杜莹(2003)选取了1994~2002年6月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2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验证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

二、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某个角度来说,盈余管理可以保障企业契约的履行、向市场传递公司内部信息,因此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件好事(司可托,2000)。盈余管理虽然是管理者利用会计管制的弹性空间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的机会主义行为,但目的是为了逃避管理者的契约限制,过多的盈余管理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因此,盈余管理经常被理解为会计信息失真、利润操纵等的代名词。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可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指标,并且被实证会计研究广泛运用。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地采用:希利模型、迪安龙模型、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针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比其他模型更能有效地揭示出公司的盈余管理,其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总应计项目、收入、应付账款和固定资产用滞后的总资产进行调整,然后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将调整的总应计项目对收入、应收账款和固定资产等进行回归,财务报表质量就是总应计项目被收入、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精确表示的程度。Jennifer Francis(2002)等对Jones模型做了两点改进:首先,他们用非正常流动应计项目来估计财务报表质量;第二,将非正常应计项目(非正常流动应计项目)的绝对值,根据公司绩效进行调整(公司绩效的变量是资产回报),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财务报表质量衡量标准。Yeo、Tan and Chen(2002)运用盈余管理方法,对新加坡公司的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分解出公司会计理论中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并通过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股权结构变量的回归分析来验证股权结构是否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运用同样方法研究的还有Klein(2000),他用该种方法研究分析了审计委员会构成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结果迄今还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人隐瞒其操纵盈利的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委托人自愿让人隐瞒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研究结果当然不够理想。

三、会计盈余质量

财务报告的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是否与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相关,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时点和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在所有的会计信息中,盈余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盈余质量是指盈余信息投资者决策相关性,即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会计信息的首要任务是要强调会计盈余的质量水平,会计盈余的质量水平从一定程度和角度上反应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因而可以采用会计盈余质量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